＜促销费与技术革新、以及避免特里芬难题＞，为节约阅读时间，文章分简短版和完整长版
简版
举措一，扩充企业附设消费贷金融公司，且消费贷利率为0%。
举措二，增设股权投资银行间贷款交易中心。
举措三，允许非美发展中国家银行小部分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以获得用于贸易的人民币。

贷款利率由什么决定？用还原法拆解贷款去向，可以看出利率决定因素。
供需方可以博弈资金流分别向消费阶段、企业生产阶段或研发创新并购阶段，央行很难引导资金流向研发创新并购阶段，因为现有的银行间市场，主要引导资金流向企业生产阶段。
我认同另一种观点，古伊斯兰利率，古代伊斯兰规定，借贷利率为0％。这种规定，目的是防止在古代伊斯兰地区发生高利贷盘剥。我认为，伊斯兰0利率的根本原因是，古代社会技术年更新率接近于0％，所以高于0％的贷款利率，容易导致盘剥。
我的观点是，贷款利率的根本决定因素，是技术发展的进步速率和新产品扩张速率，自然利率是技术更新速率与新产品推广速率这两个因素构成的，而推广老产品所需贷款的的利率可接近于0％。
央行利率，应尽可能随自然利率而变动，央行应更多采用科技投资回报利率作为参考基数，减少现有贷款银行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现有银行贷款利率，往往是企业研发了新技术后，在推广新产品时，因扩张产能而向银行借贷时的利率。现有银行利率形成机制，很少考虑如何直接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并购。

央行可以新开辟一个股权投资银行间的贷款交易中心，技术投资方在贷款交易中心以技术研发企业的股权作为抵押物，向投资银行借入带息资金，这个利率就可以作为央行利率的新增参考基数。
央行既可以在原有银行间市场投放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流向企业扩产能阶段；央行也可以向新开辟的股权投资银行间贷款交易中

心投放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流向企业研发阶段，从而直接鼓励创新。这样，企业研发创新并购所需资金，除了从股市获得外，还可以通过大量投资银行的交易间接从央行获龋
央行可以规定，商业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和企业附设的消费贷金融公司利率均为为0％。在经济下行期间，央行应加速降低准备金率，并规定准备金率上限，央行要逼迫商业银行把吸收的存款全部贷出去而不是在银行间市场套利，如此，才会逼迫商业银行想办法或者把吸收的存款投资于研发创新并购，或者让企业附设的金融公司转贷给消费者。
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讨论如何刺激消费，也知道欧美直接发钱给消费者，既是养懒人，又是保留落后产能不利于升级产业，所以一直拿不出我国可试行方案。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央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是不可能明确知道每一个产品是否产销对口的，企业相比于政府更了解产销是否对

路。前文提出财政部门给每户住房安装第二套家电，虽然能快速应对经济衰退，但其精准性就不如企业附设消费金融公司贷销给住户。发放消费券，就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补贴消费者，其匹配度肯定不精准。央行可以试点，扩大企业附设消费贷金融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得到带息贷款，然后以0％利率转贷给消费者，由企业承担息差成本。企业的带息消费贷款，银行须全程监控以0息代发给消费者购买产品。

由此，企业承担了创新的压力，否则无法持续经营。对于想占领市场份额的企业来说，对于要降低流水线单位成本的企业来说，平价销售甚至亏损销售也是可选项。
而让消费者承担0利息的本金，其潜在的原因是，消费者又不是技术创新者，消费者无法从技术进步中获利以偿还贷款利息。除非消费者转变为投资者，将一部分消费资金存起来用于对创新企业的投资。
前几年，法院判例，准许平安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居然达到20％以上，

比课本上的黄世仁夏洛克利率低很多，但还是偏高。难以想象，20%利率可以践行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做法，既不利于资金流向创新企业，又不能鼓励消费，还激化社会矛盾。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其作用就是，加速农民起义浪潮，加快王朝覆灭步伐。

以上为简短版，以下为完整长版。

长版，以信息是否确定为判断标准来制定政策，以解决供需矛盾和促进技术革新

引言
本文前半部分总结了现有存量经济的一些经验，后半部分探讨了如何技术革新。
本文运用有科学方法论的还原法，把供需各环节细分，把技术革新细分为行业内技术革新和跨行业技术革新；有二元相对平衡法；

有组合法，把细分后的环节互相组合；有非科学的类比法，把主粮与房地产类比；有大数据统计法，把房地产历史数据用于预测其未来发展。还有非科学的联想法、主观预测法，等等。

正文
第一部分，总结一些经验。
过往，在制定政策时，有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如商鞅变法以强国为目的，打破贵族垄断利益，给予平民军功升迁的通道；资本主义特别强调以利益未导向。
有以道德为出发点的，如儒家将忠君爱民作为评判标准，反对商人逐利；社会主义价值观里，也特别强调奉献。

当以利益作为出发点后，会激发自私的潜能，迅速强国，但也会带来严重负面后果，即往往会对别国侵略掠夺杀戮，然后因掠夺的资源不能满足自身的消耗而崩溃。


以道德为出发点后，表面上隐藏了对利益的需求，实际上会诞生大量伪君子，钱权交易贪污腐化压榨百姓都被道德的遮羞布掩盖。

所以，单一的以利益为出发点，或单一的以道德为出发点，其制定的经济政策都会带来严重负面后果。解决办法，可以时鞠强教授的二元平衡法，即在某些领域以利益为主道德为辅，而在某些领域以道德为主利益为辅，平衡对冲两种政策的负面影响。

那么，如何判断哪些领域适合利益为主道德为辅呢，而哪些领域又适合道德为主利益为辅呢？
我认为，可以尝试以信息是否确定来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矗
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供储运需信息是否确定，第二点是技术革新是否只影响本行业。

比如，主粮的需求信息是比较确定的，但供应信息因天气因素而不确定，主粮的种植会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种粮户的利润来源是供需差异而不是技术革新。所以，面对需求稳定而供应不确定且技术革新慢的产业时，国家往往会制定的政策是以仓储来保障歉收年居民不断供、以最低收购价保障丰收年种粮户不亏本，也就是国家粮库当起了中间商，抵消了民间中间商丰年压价、歉年涨价的负面作用。石油储备库、矿石储备库，等等，都是如此。这些领域，仓储国企是不能一利润为出发点的，而应以道德为出发点。但仓储国企也不能完全垄断中间商市场，因为民间中间商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会发现供需的差异信息，而仓储国企不追求利润则会忽视供需的差异信息，民间中间商与仓储国企共存则会带来平衡：民间中间商为了利润主动寻求供需差异，而仓储国企根据民间中间商掀起的价格差异来决定收储或放粮以平抑供需，这是一个二元平衡的循环。


在这个二元平衡的循环里，既体现了传统的利润出发点和道德出发点，又加入了信息是否确定这个判断标准。

铁路、水电燃气的中间供应商，因管路输送是比较确定的，具有信息确定性，所以在制定政策时也应以道德为主以利润为辅，即价格不能由企业自由浮动而应听证或核准，企业的目的是保障安全稳定的运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其职工的工资奖金应参考社会平均标准而不是以销售量为标准，多余的利润应上交国家而不是任由职工分配。而失去利润刺激的企业会失去发现供需信息的动力，为了平衡，可以加大企业信息公开力度以平抑需求，如实时更新铁路运力，如引入外部媒体监督企业内部运营。

另一些产业，如矿藏企业，也是如此。矿藏的供应是比较确定的，但对矿物的需求则有

很大不确定性。所以，大型矿藏会被垄断化，在我国和很多国家，大型矿藏会被国有化，因为垄断反而带来稳定的供应从而效率更高。

从以上看出，供储运需四个环节，只要信息是确定的，就会走向集约化垄断化甚至国家化。为了平抑供需，国家甚至会建立仓储国企。
当今中国最难的经济问题之一，是房地产问题。连芯片卡脖子和贸易战我们都能解决，但房地产价格波动幅度过大、供需过于不平衡，这说明是我们采用的房地产基本经济理论有缺陷。
我们比较主粮与房地产政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是利益为主道德为辅。土地私有制虽刺激种粮积极性，增加王朝初期的粮食供应，但中后期因土地被兼并和政府对土地粮食人头的征税政策，在供应端造成不确定性，导致粮食供应端短缺，

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
新中国建国初期完全的公有制，虽然出发点是道德为主利益为辅，但又导致大锅饭和农民积极性下降，同样会在供应端造成不确定性，导致供应端短缺。
这说明完全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制都不可行，长期来看，两种政策都会在供应端制造不确定性。

而改革开放后，实行双层结构-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才既解决了私有制导致的兼并和公有制导致的积极性下降两大难题，稳定了种粮户数量和种植面积，使得供应端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减少。后来又取消供应端税-农业税，并改善了中间商-国家粮库的收储粮政策，这样主粮的供运确定性就能匹配需求的确定性了。

总结主粮政策，根据信息是否确定来判断，因为土地面积比较确定，人口增长速度可以

大概预测，农业技术革新速度不是很快亩单产大概率可以预测，所以应以道德为主利益为辅作为出发点，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取消农业税、确定种粮区，等等政策都是成功的。而国家粮库的收储政策，是在中间商环节的道德为主利益为辅政策。

反观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的不确定很高，而政府的某些政策又放大了不确定性。

那么，只能在增加供应量和强化中间收储环节来出台政策了，但政策是以道德为出发点还是利益为出发点呢？
用信息是否确定来判断，首先看房地产技术革新速度。
在住房五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生命周期里，其材料技术和施工技术革新肯定是巨大的，这与主粮在一年生命周期里技术革新不会造成单产大幅波动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主粮政策。

但住户对住房的需求，其是是居住空间宽敞以及家电家具舒适方便，住户并不怎么关心建筑材料的变化，也不太关心施工技术的变化。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是建筑商关心的事。所以只要住房宽敞，经久耐用，在五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生命周期里，住户不会太在意技术革新速度。相比较而言，住户更关心家电家具的技术革新速度。类比，住房就像主粮，住房主粮是基本生活资料，必须稳定可靠的供应；家具家电就像肉蛋禽菜，可以提高生活品质，但即使供应有波动也不会使社会生乱。

其次看房地产需求端，虽然中国总人口规模基本可以预测，但各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不确定，劳动力的增速不确定，劳动者需要的住房就不确定。那么，抑制住房需求的政策就会导致房价暴涨，所以户口限制政策既不可能平抑住房需求也不可能稳定房价。
对住房的需求，可以划分为三类，租赁房、

一手房、二套房。租赁房类似粮食里的普通小麦和普通大米，一手房类似于香米，二套房则变成了具有金融属性的投资品。不同之处在于，主粮里小麦大米要避免价格巨幅波动，但租赁房租应允许自由涨落，却不允许一手房价巨幅波动。原因在于，主粮和一手房是实物型交割，持有者可以囤积居奇，但房屋租赁是服务型交割，不可能被囤积。三类住房之间，最好建立税收防火墙，缓冲互相之间的价格传递。政府主要应保障租赁房的充足供应，其次考虑供应一手房，政策以道德为主利益为辅。而二套房可以作为政府主要税源，政策以利益为主道德为辅。
最后看房地产供应端，主要看土地所有制。
因为农村集体土地必须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投放给房地产开发商，所以土地的供应端是完全垄断性国有化的。这与主粮土地所有制有相似之处，可以借鉴主粮土地所有制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房地产模式，是将高价房的利润用于建设公租房组屋，但我国也曾尝试过，均应信息不透明、官员贪腐、住户作假而失败。所以，不可能在全中国推广新加坡房地产模式。而主粮政策是在全中国几乎都成功，所以可以尝试先在一些城市试点模仿主粮政策的新房地产政策。
那么，参照主粮的成功经验，我建议房地产政策可以做一些改进。
一，国有土地公司从农村集体收购的土地，转化为房地产建筑用土地，只能是平价而不能卖高价。即土地收购价+五通一平费用+国有土地公司职工工资奖金+低税率+最高溢价10％=开发商竞拍最高价。

二，农村集体被完全征收的农民，每人可免费置换新得半套住房和半间门面。

三，住房标准尽量宽敞明亮，坚固耐用，做到五十年内坚固，几百年内修缮后也可用。


四，对住房的二次买卖征收高税收，但鼓励租赁。就像主粮的民间中间商会主动掀起价格波动一样，金融炒家会主动掀起房地产价格波动，所以要对住房的炒作征收重税，打击炒作房地产的行为，以稳定一手房价。在居民购买第二套住房前，禁止居民出售第一套住房。禁止以离婚形式分割出售第一套住房。而外来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要少征免征房屋租赁税，甚至要对租赁方补贴以鼓励外来劳动力。
有观点认为，劳动力若是买了住房，就会安心留在该城市。这种观点有一些道理，但难在房地产的建筑期是以年计量，供应速度往往跟不上劳动力快速迁入的速度，劳动力可以在一天内迁入迁出。劳动力快速迁入迁出，会影响短期房屋租赁价格。因为一手房有单独可调税率、二套房重税、租赁房低税率，税率差异巨大，这相当于在一手房套手房租赁房三者间建了防火墙，所以即使租房

租赁价格巨幅波动，也不会造成一手房市场的短期巨幅波动。

五，鼓励大型工厂配套建设职工宿舍。劳动力之所以会快速迁入迁出，是因为工厂用工需求变化快。我国招商引资政策宽松，对工厂的用地过于放任。可以规定工厂需配套建设一定比例职工宿舍，且职工宿舍的舒适度需符合五十年使用标准，以平抑租房需求。因各种原因不能在本厂建设职工宿舍的，可以购买其它工厂的职工宿舍。

六，开发商建设一个住宅小区时，只能有一个银行账户，且公开收支。
开发商从银行贷款和预收购房款，与需支付的材料款和工人工资，实行同一账户下的闭环管理，且受银行和预购住户共同监督，防止开发商挪用。由此，开发商的建筑成本可查可监督，资金往来可查可监督。有了这些信息，使得政府以低成本即可获得房地产市

场信息。
七，政府以收储和税收、贷款利率等手段，来应对一手房房价波动、供需不平衡，并放任租房价格波动。
若一个城市，短期内涌入大量劳动力，为了增加新屋供应，政府应要求新建工厂修建更多职工宿舍。
政府鼓励开发商多建房，并鼓励将房屋出租而非出售。
当地政府有权要求当地银行给予开发商政策性低利率贷款，当地政府可以减免开发商税费。
开发商所建房屋用于出租的，政府给予税收优惠；而开发商出售一手房的，则一线城市可以每月一次大幅上调、甚至翻数倍上调购买一手房的税收，以此稳定一手房价。
由于涌入大量人口，租金上涨，开发商也愿意改售为租赚取租金。而民营开发商赚取超高租金显然是不道德的，但不能用行政手段打压民营开发商，只能靠经济手段鼓励国有

开发商去争夺这些高租金项目（当年陈毅在上海稳定物价，也主要靠经济手段，但建国后主要靠行政手段打击私有囤积居奇行为，虽然消灭了私有制，却带来巨大经济灾难）。国有开发商因为可以从政策性银行得到更多贷款，会主动开发房地产用于出租，其所得高租金应上交国家而不是给职工发高工资奖金。民营开发商也会得到部分项目，可以允许这些民营开发商存在。待出生人口由高峰进入低谷，经济进入平稳期，一手房价进入平稳波动期，则国有开发商以道德为主可以视一手房价高低逆向操作，民间持房者以利益为主则会顺价格周期买卖房屋，二者像国有粮库与民间粮商那样互相博弈，二元平衡，从而保持一手房价格稳定。
为防止国有开发商售出一手房时没有人接盘，原则上规定，大型央企开发商只应在人口基数大的一二三线城市保留大量租赁房以待出租。
易于操作的政策在设计时，其原理应尽可能

复杂以照顾到各种可能的意外，但其在操作时却很简单，会让两个相反的元素互相博弈对冲以保持到决策者希望的平衡点上，像自动挡变速箱一样内部复杂却易于操作。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国有仓储与民营中间商，这样的设计就是原理复杂但易于操作的。新加坡组屋虽然比美国放任式房地产政策更好的运用了二元理论，但其在操作时需要查验租房户的收入，行政成本高，寻租空间大，并不是最优设计。要低行政成本的保持一手房价稳定，不能用新加坡组屋模式，而可以模仿主粮政策。

租房价则不同，因为交割的是服务，而服务的供需非常不稳定，弹性高，其价格比实物价格更难被控制，所以租房市场可以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任由价格上涨下跌，但因税收防火墙而阻止了租房房价向一手房传递。

城市涌入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以前较为常

见，但我国人口高峰已过，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期，今后可能难以出现劳动力涌入了。

若一个城市迁出大量劳动力，或房地产市场从高峰转入低谷，房屋交易极端低迷，造成烂尾楼，则当地政府和银行可以该楼所欠材料款工资作为收购底价进行收储，款项直接付给材料供应商和工人。被收储后，开发商可以在三年内继续销售该住房，三年后仍未售出的，改由政府拍卖或出租。
以上政策建议，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低（因账户被银行和预售户监督，房价、开发商建筑成本等易于被监控），政府调控手段简单易操作（贷款利率、税收、工厂配套宿舍指标），寻租空间小（收储金付给材料商和工人、而溢价归开发商）。相比于新加坡香港内地公租房、廉租房去查验住户身份收入，以上调控手段简单且不易寻租或作假。
增长的烦恼是快乐的烦恼，而下行期的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历史上王朝中期的决策者

稍有不慎即把王朝带入深渊。对今天经济下行期出现的房地产问题，决策者一定要用十二分力气加以重视和解决。
陷入低谷的楼市，会出现各种让决策者难以处理的问题，问题之刁钻会激起决策者的情绪，而情绪可能影响决策者的判断。
一种情绪是，问题太难了，自保就好，困难留给其它部门去解决。
此时存量房贷利率太高，需要及时下调。贷款银行为了自身利益，会阻止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这是以利益为主而不是以道德为主的行为，作为其主管部门的央行不能护犊子，只求自保，自求管辖的贷款银行安稳。回忆国共对抗的历史，国民党军队只求自保不能形成合力被共产党各个击破。决策者需要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与其它部门协作解决问题得精神，而要克服畏畏缩缩的自保情绪。
另一种情绪是过于仇恨开发商。大量烂尾楼，会暴露开发商的贪婪、拙劣的管理能力、钱权交易时的丑恶嘴脸。任何人包括决

策者看到开发商劣迹，都觉得恶心，恶心之后，决策者可能会放弃救助烂尾楼。回忆共产党军队历史，在决策时会克制对敌人的仇恨，即使自己无辜的亲人被敌人残害，依然优待俘虏，依规改造俘虏。今天，开发商虽然犯错犯罪，但决策者依然要救助烂尾楼，保证烂尾楼尽快交付。
还有一种情绪是，把头埋进沙子，忽视淡忘房地产问题。只顾发展科技以转型中国经济，忽视房地产已经是大多数家庭的生活资料和主要资产，对困扰老百姓的房贷问题漠不关心。房地产是与主粮一样重要的生活资料，若主粮出问题，中国社会会动荡，同理，若是中国房地产陷入日本式衰退，难以保证中国社会不动荡。解决存量房与发展科技，都是决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偏颇。
这三种负面情绪，在部分决策者身上有所体现，期待决策者克服这些负面情绪。
一手房交易价下跌，会恶化居民资产负债

表，居民就会减少日常消费支出，整个社会可能陷入通缩，这就是日本失去三十年情形。所以，一手房价要像主粮价一样保持稳定，既不能快速上涨又不能快速下跌。但现在房价已经下跌了，居民已经减少消费支出了，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三点，一点是，以前虚高的房价已经快速下跌了，已经失去稳房价的第一时机，那就总结经验，以后不再犯错，不再任由一手房价巨幅波动。第二点建议是，房价下跌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居民减少消费支出，则应对政策可以是以国债弥补居民收入支出。除了原有“以旧换新”外，增补“改造加装”，用国债的钱给每户居民发放2千元消费券，主要用于集体改造下水道、改造外墙面易落瓷砖、改造旧车棚增加新车位、加装充电设备，余券用于个人消费。这样设计发券的好处是，居民为了节省更多券用于个人消费，会主动监督用于集体开支的钱是否公平合理。如果这两千元券发下去还不能带动经

济，则给每户每屋免费安装空调电视换新家具。第三点建议是免息贷款给失业青年50万元至200万元，鼓励失业青年承包三十年西部荒漠，建光伏玻璃房搞种养殖，从而带动基建、房地产、光伏风能发展。贷款也是闭环管理，账户收支受银行、材料商、工人、购电方共同监督，只能用于采购材料支付工资，不能被用于该失业青年个人超标准的消费。


八，政府土地收入来源应是二手房交易税，而不是原有的土地招拍挂溢价和一手房交易税。
国有土地公司应以道德为出发点，以稳定充足的住房供应为目的，低溢价或平价售出建筑土地。
在劳动力涌入的城市，一手房交易税是隔断房价上涨的防火墙，不能作为政府税源，反而要因税收上涨而大幅调高税率，以稳定一

手房房价。在劳动力迁出的城市，政府本来就应鼓励购房，更应减免一手房交易税。


政府可以增加消费税税目。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了完善供应链，中西部难以在短期内与东部争夺所得税增值税税源，中西部小城市除了房地产税费外基本没有工厂所得税增值税来源。
而开征消费税，并把收益方由中央政府改为地方政府，可以解决中西部缺税源这一紧迫问题。消费税税目，不要在基本生活资料上征收，主要在个人或家庭的富裕消费上征收，如旅游餐饮包装食品、化妆品、阶梯水电气价、汽油、二手房、第二辆车等等非基本生活资料。消费税税率，可以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规定范围之内微调。

八，政府节流。缩减地市级政府税收辖区为所辖城市，而不能在所辖县收税，也就是地

市级政府有责任管理县级政府，但无权力从县级税源征税。再者，裁撤区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与区级政府合并。

纵观各国房地产市场，只要对一手房这一基本生活资料附加了各种税收属性、金融属性等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都会遭遇房价大幅波动、供需极端不平衡局面，给民众和社会带来不稳定甚至灾难。而我以上建议，希望模仿我国成功的主粮政策，用信息是否确定性来判断房地产政策应以道德为主利益为辅。

第二部分，分析技术革新与各行业的互动，以及如何促进技术更新。
如果技术革新只对行业内供需产生影响，则技术革新不会破坏行业集约化垄断化甚至国家化的趋势，企业为了利润获取更多订单增加供应，大概率会大力研发本行业的技术，然后大概率兼并同行走向垄断，垄断供应后

为了利润大概率会提价并降低研发费用，技术革新就会减缓甚至停滞。

如何走出这个死循环，让技术革新不停歇呢？有一些政策是，防止大企业兼并垄断，让企业一直竞争以保留研发投入。

我提另一个政策建议。如果把技术革新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对本行业有影响的技术革新，这类技术革新不会破坏行业集约化垄断化甚至国家化的趋势，最终技术革新会因研发费用降低而停滞；另一类，是对其它行业有影响的技术革新，获得此类技术的企业会不断向其它产业扩张，打破其它行业的供需并获得其它行业的利润。几次工业革命多是如此，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带动采矿运输工厂等其它行业，互联网几乎把其它所有行业重做了一遍。反面例子很多，垂直整合的诺基亚被智能手机鼻祖苹果公司打败，传统燃油车企垄断了几乎所有内燃机专利但在锂电

车企特斯拉面前不堪一击；日本企业是垂直整合的模范，任何行业日企尽量做到极致，但最后被拥有跨行业技术的美国企业颠覆，然后日企又在新行业搞垂直整合。日本为何没有发展出互联网大型知名企业，因为日本专精特深的企业文化不支持搞跨行业的技术研发，而互联网自身技术具有强大的跨行业特性，这与日本垂直整合的企业文化相悖。美国企业家吹嘘自己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多元化。其实，多元化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是发展了跨行业技术后可以发掘更大市场获得更高利润。
所以，国家制定鼓励技术革新的政策时，除了要出台防止行业内兼并垄断的政策，还可以出台鼓励跨行业技术革新的政策，如现有各大国都对基础科学研发投入费用，又如将来尝试企业抵扣税款时对跨行业的研发费用给予高抵扣。具体操作可以探讨，如企业投资于跨行业的研发中心时，抵扣税款幅度可以更高，又如对大企业跨行业兼并中小企业

免于审查。
传统经济观点是，企业为了利润，应该专业化，把精力聚焦于本行业，甚至是聚焦于客户的单一需求。这是非常符合科斯理论的，这样的企业效率非常高。这样做的好处是，供需信息确定，企业内功深厚利润稳定，但缺点是技术革新只在行业内部发生，技术革新缓慢甚至停滞，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企业个体的目标与社会整体的目标异化了。
而如果鼓励跨行业的技术革新，则供需的确定性就会被打破，可能会增加供应，或者有新产品新服务被开发出来，可能会带来新的需求，从而带来行业的进步以及社会整体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打破两种传统认知，一种传统是或以利润为出发点或以道德为出发点来制定经济政策，负面影响是私企垄断行业后会主动囤积居奇掀起价格波动，而国企垄断行业后则无法保证充足供应。

另一种传统认知是，只要企业投入研发费用以革新技术，本行业技术自然会不断进步。实际情况是，企业为了利润更愿意研发本行业技术以及兼并本行业的企业，垄断后压缩研发费用。
所以，可以以信息是否确定作为出发点来补充传统经济政策。一方面，在供需信息不确定的行业，增加以道德为基础的中间商如仓储国企以稳定供需，又如实时公布铁路运力信息以平抑需求。
市场经济派认为，供运需信息都不确定，可以靠市场参与者自己发现信息差，从而引导供运需走向平衡。这是具有局限性的，且不说市场参与者因为自身认知能力或条件限制而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而参与者自己也可以制造假信息，所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有极大负面作用的。
计划经济派则认为，供运需信息是可以被只要参与者即政府或国企完全掌握，从而可以忽视利润对供应者的刺激，也可以忽视需求

者的贪婪和浪费等道德缺陷。完全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
而以信息是否确定作为标准，来判断供运需三环节的企业应该以利润为出发点还是以道德为出发点，判断其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是参考社会平均工资或是以销售量为导向上不封顶，这样可以平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
另一方面，除了供运需信息这个子集外，技术革新是信息不确定性集合的另一个主要子集。针对企业为了利润更愿意研发本行业专业技术而不愿意搞垮行业技术研发，可以出台鼓励跨行业技术研发的经济政策，如在税收中更大幅度减免抵扣跨行业研发费用，或鼓励跨行业兼并。

如何判断一个产业的技术革新走到了哪个阶段，是否还应该继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本产业搞研发，还是将研发重心转移到其它产业呢？

例如基础物理学已经停滞了好几十年，国家是否应继续投资搞对撞机呢？假如没有杨振宁这样的华人反对，我国怎么才能不被欧美忽悠去建大型对撞机呢？
我提一个判断依据，还是依据信息是否确定这个原理来判断，即统计过往的产业巅峰，用过往数据来判断。比如，当先进国家七八成的学生都掌握了基础物理学知识，则此时就是基础物理学的巅峰（插句题外话，在我看来，如今初高中把物理学作为主科而把生物学脑科学作为副科，就如同现代人努力专研斧头铁犁等古代农具却不学驾驶拖拉机挖掘机一般，纯粹是浪费学生精力）。
又比如从我国房地产历史数据可以看出，周期约为7年，而住房拥有率达到六七成就是行业巅峰。它国汽车产业大概率也有周期，可以根据历史大数据来预测我国汽车产业趋势。虽然，这些预测并不一定准确，也可能错失在本行业的投资机会。美国的各产业比例与历史数据严重背离，金融行业、律师行

业占比畸高，这是个新现象，是会引领世界发展金融业律师业呢，还是会反噬美国经济呢，还有待观察。
有些悲哀的是，最后一家制造业跨行业大型企业通用电气，败就败在无法整合跨行业的内部子公司。最终通用靠分拆子公司而获得重生。

跨行业投资的风险极大，本身就违背科斯对企业存在必要性的总结。从股市对盈利企业或创新但不盈利企业的不同市盈率估值，也可以看出，科斯对企业的定义还不完善。创新但不盈利企业，往往会获得更高的市盈率估值。科斯的旧理论就是需要被打破，为了社会整体的发展，必须鼓励跨行业的技术革新。
可能，大型企业跨行业并购小型技术企业后，将小企业的技术用于本产业，或者将小企业孵化成熟再溢价售出，是两种可选的跨行业技术投资方式。
衡量企业的标准，除了科斯所说内部效率大于外部效率，即以净利润衡量企业，更应以客户增长率和客户复购率来衡量。

在此，还要谈一个对创新有很大影响的因素，贷款成本即利率高低。
债务的本质是什么，债务与资本有何不同？

资本和债务都是劳动形成的财富，资本是由现有劳动累积的、用于将来调动社会资源的财富，债务是出借方相信借入方未来劳动能偿还的、借入方用于将来调动社会资源的财富。
那贷款利率由什么决定？用还原法拆解贷款去向，可以看出利率决定因素。
有很多理论认为，贷款利率，由资金供需方博弈形成。我也部分同意这种观点，但我还认为，供需方可以操纵资金流分别向消费阶段、企业生产阶段或研发创新并购阶段，所以这种理论会导致，资金流向太随意。央行很难引导资金流向研发创新并购阶段，因为现有的银行间市场，主要引导资金流向企业生产阶段。
我更认同另一种观点，古伊斯兰利率，古代伊斯兰规定，借贷利率为0％。这种规定，目的是防止在古代伊斯兰地区发生高利贷盘剥。我认为，伊斯兰0利率的根本原因是，古代社会技术年更新率接近于0％，所以高

于0％的贷款利率，容易导致盘剥。
我的观点是，贷款利率的根本决定因素，是技术发展的进步速率和新产品扩张速率，自然利率是技术更新速率与新产品推广速率这两个因素构成的，而推广老产品所需贷款的的利率可接近于0％。
央行利率，应尽可能随自然利率而变动，央行应更多采用科技投资回报利率作为参考基数，减少现有贷款银行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现有银行贷款利率，往往是企业研发了新技术后，在推广新产品时，因扩张产能而向银行借贷时的利率。现有银行利率形成机制，很少考虑如何直接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并购。

央行可以新开辟一个股权投资银行间的贷款交易中心，技术投资方在贷款交易中心以技术研发企业的股权作为抵押物，向投资银行借入带息资金，这个利率就可以作为央行利率的新增参考基数。

央行既可以在原有银行间市场投放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流向企业扩产能阶段；央行也可以向新开辟的股权投资银行间贷款交易中心投放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流向企业研发阶段，从而直接鼓励创新。这样，企业研发创新并购所需资金，除了从股市获得外，还可以通过大量投资银行的交易间接从央行获龋
央行可以规定，商业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和企业附设的消费贷金融公司利率均为为0％。在经济下行期间，央行应加速降低准备金率，并规定准备金率上限，央行要逼迫商业银行把吸收的存款全部贷出去而不是在银行间市场套利，如此，才会逼迫商业银行想办法或者把吸收的存款投资于研发创新并购，或者让企业附设的金融公司转贷给消费者。
这几年，国内经济学界一直讨论如何刺激消费，也知道欧美直接发钱给消费者，既是养懒人，又是保留落后产能不利于升级产业，所以一直拿不出我国可试行方案。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央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是不可能明确知道每一个产品是否产销对口的，企业相比于政府更了解产销是否对路。前文提出财政部门给每户住房安装第二套家电，虽然能快速应对经济衰退，但其精准性就不如企业附设消费金融公司贷销给住户。央行可以试点，扩大企业附设消费贷金融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得到带息贷款，然后以0％利率转贷给消费者，由企业承担息差成本。企业的带息消费贷款，银行须全程监控以0息代发给消费者购买产品。

由此，企业承担了创新的压力，否则无法持续经营。对于想占领市场份额的企业来说，对于要降低流水线单位成本的企业来说，平价销售甚至亏损销售也是可选项。
而让消费者承担0利息的本金，其潜在的原因是，消费者又不是技术创新者，消费者无法从技术进步中获利以偿还贷款利息。除非消费者转变为投资者，将一部分消费资金存

起来用于对创新企业的投资。
前几年，法院判例，准许平安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居然达到20％以上，

比课本上的黄世仁夏洛克利率低很多，但还是偏高。难以想象，20%利率可以践行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做法，既不利于资金流向创新企业，又不能鼓励消费，还激化社会矛盾。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其作用就是，加速农民起义浪潮，加快王朝覆灭步伐。
随着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不等速发展，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的占比也会变化，人民币也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即美元短时间快速崩溃，则国际经济会面临比2008年和1929年更严重危机。
未雨绸缪，可以为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设计几种方案。我也构想了一种方案。
我们先看看现在美元结算方案的弊端，即美

元潮汐给非美国家的冲击太大，而美联储与华尔街金融资本又利用美元潮汐来收割非美国家。
为什么会发生美元潮汐的冲击呢？
因为发钞行央行是有阶梯式的给商业银行发
钞，第一阶梯的银行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央行发行的货币，其利率还很低，然后第一阶梯的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并加利率后转贷给第二阶梯的银行或企业，第二阶梯的银行加利率后转贷给第三阶梯的银行、企业或消费者。
这就像水龙头从金字塔上洒水。
美联储这个水龙头洒水，首先是摩根大通等股东性银行当日日得到低利率美元，其次过一段时间美国国内银行、企业或消费者得利，然后等几个月甚至一年后国外企业通过贸易得到高利率美元。非美国家，既不能第一时间得到美元，还要承担较高的利率成本。这种正反馈，就对非美国家形成潮汐冲击。
将来，如果人民币必须为国际贸易承担结算

责任，则可以设计一种方案，裁弯取直，让国外商业银行直接从中国央行获得人民币，而无须通过贸易赚取人民币。
具体操作上，类似于对外国游客单方面面签，中国央行在现有银行间市场和新设立的股权投资银行间市场，允许国外符合条件的银行参与部分受限交易。这些符合条件的国外银行，其受限的条件应严格管控，如交易规模。其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规模大小，主要参考中国与该国贸易规模大校并且，这些国外银行及贸易商，承担汇率变化的风险。
让外国银行部分参与中国国内银行间市场以换得人民币用于贸易的这种设计，与现有的中国与外国货币互换协议，可以互为补充。这种新设计，主要是减少中国央行的行政干预，降低中国央行的汇率风险，而让外国银行通过市场交易来承担汇率风险或赚取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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