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成长的线索之五）

M2/GDP 是经济增长模式和流动性过剩指标，其不断上升代表的以更快的信贷增长和贫富分化维持高增长不可持续。廉价货币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不良贷款，货币贬值，财富集中。阶段性的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和利益重构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中国银行业重组成本至今未覆盖，不良贷款的制度性成因仍在，逆周期形成、滞后显现和阶段性爆发特征，都使其严重后果被忽视和低估。政策剥离、外汇注资、损失挂账的方式不再适用

于未来的坏账处置，银行不会再享受二次制度红利。

历史常常重演是因为人的健忘和过于乐观。泡沫总是相似。

日美低利率时期的高信贷增长和房地产泡沫，加息周期中的泡沫破灭和不良暴露值得中国警惕，虽然中国目前的严重程度还尚未企及，且中国的政府和政策对泡沫演变具有相当的控制力，但2009 年的过度信贷已使调整期提前到来。

廉价货币不再，经济进入过渡期，过渡期将为增长模式和过度刺激的后遗症付出代价。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将主导过渡期的走向。作为博弈筹码的信贷风险，与政策依赖性很强。政策可以影响风险的时点，并从不良率和不良价格两方面影响风险的量级。

保增长还是调结构，对信贷风险有截然不同的意义。银行在下一步仍将充当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和利益重构的工具。是否通过流动性约束使地方的债务风险由隐到显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并伴随政治周期演进。

2012 年起信贷风险将开始集中暴露，新增不良贷款可能在万亿以上。银行整体风险可控，但仍会对利润产生较大影响，银行的周期性决定常态下的高拨备不足以覆盖未来损失。银行靠规模取胜的竞争策略难以在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新形势下简单重复，银行业绩已处在周期的高点，由于此前不同的信贷策略、发展战略和政府背景，银行势必出现分化。

我国的低利率周期明显要长于其他国家，利率周期对泡沫的刺破将是缓慢的，“钝刀割肉”成为最大可能的选择，居民特别是信贷风险边际上的居民而非银行成为新一轮调整的主要成本承担者，但居民承担的廉价货币的成本更多的是货币资产贬值。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承担了信贷歧视这一廉价货币的隐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