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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增长及其效率评价——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实证研究

郑晶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三农”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强调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显然，农业能否实现持续、有效的增长，将直接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因此，在这样的宏观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评价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及其效率，这是一项古老而又常新并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拟以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素配置”为切入点，围绕要素贡献、要素报酬差异、要素市场扭曲的效率损失以及要素贫困和要素赋权四个层面来阐释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增长及其效率。 文章首先对1988-2005年间我国农业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其次，考察农业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省际和区际差异的变化轨迹，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农业生产要素报酬差异与农业GDP的关系。再次，分析了1988-2005年间因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农业产业效率损失。然后，拟以要素赋权为切入点，测评我国农村要素贫困状况，剖析要素贫困的成因，阐述要素赋权的内涵。随后，以广东为例，研究其土地资源配置的绩效。最后，详细考察了1993-2004年间广东农业TFP增长的地区差异以及各市的农业TFP构成。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1）价格、财政支农和农业税收三个分配性制度对1988-2005年间各阶段的农业增长作用显著，而且总体上制度变迁正朝着有利于农业增长的方向发展；物质投入、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在农业增长中仍是发挥主导作用，但东中西部地区依赖各自传统农业增长模式的技术进步空间趋于缩校 （2）1988-200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要素报酬差异与省际以及区际间要素流动和配置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的变化较为平稳。第二，1997年之前，全国劳动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总体上趋于增加，随后其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而2001-2005年间，又在波动中又趋于上升。第三，全国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总体上处于小幅波动中，且波动并不连续，2000年以来则呈现上升态势。第四，1988-1996年间，土地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在波动中趋于减小，而1997-2005年间的变化趋势则相反。第五，长期中，资本和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的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人均农业GDP增长率的下降，而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程度的扩大最终可能有利于人均农业GDP的增长。 （3）处于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前沿的包括北京、山东、广东、新疆等4省（市、区）；农业产业纯技术效率排序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且各地区对农业生产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程度在缩小，但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农业产业规模效率基本上高于农业产业纯技术效率但波动明显，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若能消除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在保持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可使全国农业总产出提高3%-7%。 （4）所谓要素贫困，是指既有制度安排所导致的要素供给不足和要素权益配置不当。要素贫困的成因可以从分工维度解理：一是相对于工业品而言，农产品生产的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收缩特性决定了农业的有限分工空间，进而导致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权利的天然弱势，即在分工层级结构中的天然不平等地位。二是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决定的对农民的“选择性激励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致使不平等的城乡赋权体系得以产生、维持和延续，劳动分工被锁定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从而造成农业、农村、农民在我国政治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强化了其天然的经济弱势。 （5）广东耕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是明显的非粮食化倾向和非农化态势，耕地生产率显著提高。通过计量模型考察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广东耕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值；农地转让权的完善对广东农地绩效的作用为正且在三种产权结构中影响最为显著；农地收益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亦为负值但影响并不显著。 （6）1993-2004年间，广东农业GDP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的产出效应。12年间，全省农业TFP累积增长54.70%，珠三角地区为105.28%，粤东地区为20.85%，粤西地区为66.35%，粤北地区为8.35%，珠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全省及各地区的农业TFP增长总体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