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gba(0, 0, 0, 0.9)] 从城市经济学的视角看，热暴露不仅是公共卫生议题，更是“要素配置—空间结构—制度设计”三重维度上的经济效率与福利分配问题。核心逻辑是：城市热环境通过改变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的边际产出，重塑地租梯度、产业分工与社会福利，从而触发一系列可定价、可政策干预的市场失灵与再分配效应。[color=rgba(0, 0, 0, 0.9)]

劳动力要素：热暴露作为“生产率税”
城市经济学把劳动生产率视为工资与地租的决定性变量。当湿球黑球温度（WBGT）超过临界值，户外及非空调岗位的有效劳动时间呈非线性衰减，经济学用“工作能力曲线”将其量化——每升高1℃有效劳动小时可下降2%–4%。2024 年中国仅热浪导致的潜在工作小时损失就达 401 亿小时，相当于 1370 万个全职岗位，对应 2826 亿美元 GDP（占当年 1.77%）。由于低收入群体更多暴露于非空调环境，其劳动边际产出下降幅度更大，工资被“气候折价”，城市内部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放大，形成“热暴露—贫困陷阱”。
资本要素：热暴露作为“折旧加速器”
城市资本密度高，热膨胀、冷却负荷与故障率上升导致设备折旧加快、维护成本增加。世界银行模型显示，到 2050 年东亚城市因热岛效应叠加气候变化，GDP 额外损失中位值 1.4%–1.7%，极端城市可达 11%，相当于把年均资本回报率拉低 60–80 个基点。高温还会降低光伏、输电效率，抬高用电峰值，使城市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双重支出”——既要扩容冷负荷，又要升级冗余备用，直接抬高城市级平均资本成本（WACC）。
土地要素：热暴露重构“竞租曲线”
Alonso-Mills-Muth 模型中，地租随可达性与舒适度递减。热暴露把“舒适度”显性化：同样交通半径内，热岛强度低、绿化率高的地块产生“凉爽溢价”。实证研究发现，20% 屋顶+50% 路面改为高反照率材料可降温 0.8℃，为周边物业带来 12 倍于改造成本的增值。反过来，高热暴露街区出现“温差折旧”，住宅价格折扣可达 5%–7%，商业空置率升高，形成“热致衰退”片区。城市内部空间再分配表现为：资本与人口向热风险低、空调普及率高的新区或郊区迁移，旧城区税基收缩，财政-温度负反馈加剧。
产业分工：热暴露重塑“比较优势”
城市体系理论强调不同规模城市通过专业化获取集聚租。热暴露抬高了高户外劳动强度行业的边际成本，使“热敏感产业链”（建筑、仓储、物流配送）在热带/亚热带城市出现“去本地化”趋势，向气候凉爽的次一级城市或高纬度园区转移。与此同时，可数字交付、空调依赖度低的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向“凉爽节点”集聚，强化“热暴露—功能分工”的新区域不平等。

(1) 定价：建立“城市热风险税”或开发权购买制度，对高容积率、高反照率损失项目征收外部性费用，为绿色基础设施融资。(2) 分区：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引入“热预算”指标，与 FAR、绿地率并列，强制新区预留通风廊道、冷却用地。(3) 劳工：设置“高温最低工资补贴”，由财政与社保共同出资，把热暴露的超额边际成本部分转移给公共基金，既保护低收入劳动者，也倒逼企业投资遮阳、通风与空调升级。(4) 金融：推动“凉爽资产”绿色认证，降低其绿色债券利率；对高热暴露、高能耗物业提高风险权重，从资本端引导存量建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