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黄允成、崔丕胜主编：《往事并不如烟——走出经济学黄埔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版

勇者——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左大培教授

左大培教授 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 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 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 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员，近几年担任理事。

左大培教授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曾主持和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现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比较研究”、本所的重点课题“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研究。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北京第1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 左大培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在校生主讲西方经济学课程，1998年以来则为该校在校生主讲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

左大培是那种只要你和他说上一句话就能从他的豪爽劲儿里“闻”出来东北味儿的人，说话绝对不会拐弯抹角；但是豪爽并不代表莽撞，左大培也是那种有自己想法的人，只是因为想法独特而常常成为学术争辩的“打击对象”。 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说“自己以‘左’为荣”。 今年的夏天，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而左大培则再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

学术争论

《北京晨报》：学者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

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登出的这篇关于左大培的报道立刻成为各大网站忙着转载的热门新闻，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长达3000字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 但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 回顾郎咸平事件，从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靠“七板斧”席卷国家财产开始，到8月28日网络媒体在北京召开“国有资产流失与国企改革研讨会”，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人出席声援郎咸平，大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学界处于一种无人回应的尴尬状态，《北京晨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国内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对这种尴尬的状态表示质疑。回忆起这段时间，左大培说：“我很后悔未能及时向郎咸平先生表示声援。” 左大培认为那些指责郎咸平的人的最大漏洞在于错误地引用了一些理论，“把别人的假说当成了教条。像西方的企业理论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假说，阐发这些假说的论文我认真地读过几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自己都是把这些学说当作假说来看待的，它们正确与否在西方还是很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却有人把它当作了无可质疑真理，当成了教条和定论，发展到后来就对这些理论进行歪曲。再拿着这些所谓的定论来指责郎咸平。” 对于左大培来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自己最为关注的话题。左大培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企业“改制”如何使少数人暴富》的文章来“教”那些企图在国企改革中捞点油水的人怎么致富，“我本计划今年冬天开始对那些国有资产的掠夺者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不想郎咸平先生先于我发起了讨伐。”左大培所说的算帐，指的是从理论上对那些“所谓的经济学的权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从政策，指导思想到理论上都是有错误的”；左大培说自己的算帐只能是“秋后算账”了，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事实，他所能做的就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理性梳理国企私有化的害处，用数字作为自己的佐证。 自从郎咸平事件以来，左大培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写自己的“算帐”文章上，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有三篇：《“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以及《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 学术上的争鸣必然会触动部分人的利益，处于争论中心的左大培成为某些人攻击的靶子。“我遭到了一些人的骂，还有人组织了一帮人一起在网上骂我一个人才。”最极端的，有人还骂他“比小学生的水平还低”，但是提起挨骂的事情，左大培显得很平淡。 “他们对我不作有理有据的反驳，却说一句‘水平太低’来回应。我只能把这理解为理屈词穷之下的骂人出气。这就象在法庭辩论中被人驳得无话可说之后，还要硬说一句‘你的水平太低，我不屑于和你理论’。说完这种自我安慰的话之后，他当然就可以象阿Q那样‘得胜回朝’了。” 左大培计划最近写一本书，把《企业“改制”如何使少数人暴富》这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国企改制中的种种弊病用更详细的例证和更精准的数字“一条一条地列出来”。

左氏风波 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 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就连于光远也说“经济过热”的概念不科学。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 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根本不理你，不作反应，对你进行集体封杀。”左大培说，“当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过热了’，但是他根本不提这句话是我说的。最后发展到封杀《经济学消息报》。当时《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打电话给另外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约稿，那位经济学家却很生气地回答说：‘你们这个报纸发表这种流氓文章来骂我，休想再让我为你们写稿子。已经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不要再给你们写东西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混乱的经济学》出版以后相当畅销，他们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背后也在议论这本书。但是除了汪丁丁之外，从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公开刊物上发表言论来评论这本书，就是对我进行封杀。” 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其中有上海一读者的来信《不要人格攻击——左大培文章读后感》和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数点看法》等，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当时《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争论文章中主要有三种观点：支持左大培；反对左大培；和中间路线，说经济学家也是人，是经济人，也有好恶，收入降低了也会骂娘，经济学家可以同时兼作所有者、商人、政治家，可以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经济学家可以划分为原告律师型经济学家、被告律师型经济学家和法官（陪审团）型经济学家。 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 在左大培看来，这次的郎咸平事件中经济学界一开始的集体失语，其原因就是使用了老手段：“就是封杀。秦晖写的文章就说，‘郎咸平的观点我早就提出来了，但是经济学家当时都干什么去了？’这次郎咸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这件事情炒作起来了，让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经过了两次争辩的左大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次郎咸平事件，新浪网的调查表示有90%的人支持郎咸平，但是经济学界却有很多人反对我和郎咸平的观点。这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和老百姓的要求差别之大。 在一般人看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还是有差距的。之所以左大培会常常在这些关乎老百姓利益的问题上发言，“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 左大培的父亲是山东人，14岁参加八路，后来在大连安了家，作了公安干部。20世纪60年代因为和领导的意见不同，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但是“他坚持原则。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后来有人劝他说，你签字吧，承认意思是反党，对毛主席不忠。但我父亲就是不同意，说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干嘛要承认反党呢。当时搞运动，公安系统和社会上很多人被抓，大多数人是被错抓的。我父亲就出来替他们说话，并且因此而倒霉。但是我父亲没有后悔。他对我说，人不能说假话。像现在一样，国企改革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么多的人受了伤害，我能不出来说话吗？父亲还对我说过，做错了工作会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做工作不能这么做！” 左大培很喜欢鄢烈山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愤怒？因为我们对这件事（国企改制）都有感受，不是我们自己下岗了，就是我们身边有朋友下岗了，我们都深受其害。 正因为如此，左大培会频频在“权贵私有化”问题上发言就不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了。 但是左大培也承认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中有不足的地方。“我的那篇有关统计计量的文章（指《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我承认有不足。这篇文章早该写，也确实需要人来评论，但在中国啊，大家从来不批评，总是喜欢你好我好互相吹捧，不喜欢批评。一说起批评就当成是搞人身攻击，政治问题不批评，学术问题也不互相批评。你说我们错了，可以，但是要拿出事实材料讲话。” 在国外本是常规的学术争论在中国变了味，这是左大培最不能容忍的一点：“张维迎的那篇《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和无耻之徒论战》，题目就把别人定义为无耻了，这是学术论战吗？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谁批评他，他就把谁当仇人，谁写了点有针对性的东西，就被看成是把别人否定了，把别人的成果否定了。”

左大培的“左”

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派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 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做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 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左大培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左，可是他依然“以左为荣”。 但是仔细看左大培的履历，我们却可以发现，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左大培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则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教授。哪怕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 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2002年，新华网在学者中做了一个推荐书目调查，经济学者卢周来的推荐书目是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北京第1版），他的评语是：在中国，别的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批评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大概都会问一问对方有没有资格；而左大培的批评不仅直中要害，而且恐怕会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失语”。 在这本书中，左大培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 他概括了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的三个基本的主张： 其一，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他认为，某些主流经济学者以“讲效率”为口实，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左大培强调，某些主流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抱着敌意。他们一概而论地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其实一直很可怜。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其二：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其三，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左大培称自己是：始终坚持左派的政治立场，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中的下层劳动人民……“我绝不是为了在推翻官僚的专制之后，再让摩根那样的大富翁来主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新左派观念加入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的。”

“我是个很较真的人”

从左大培的外号“左大棒”中的“大棒”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左大培的特点：喜欢和人辩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要不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 但是喜欢和人辩论并不是喜欢无缘无故的争论。“我是个很较真的人，非常认真，爱和人叫板。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对你说的有些话，我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不说出来，所以我并不是好斗，只是不轻信而已。”左大培说，他自己的观点只有20%说出来了，还有80%都没有讲给别人听，知道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他的爱人了。左大培有个习惯，别人说了什么话，他听见了，一时没想明白的就记在脑子里，等想明白了再跑去和人家讨论。有时候会把人家说得哽住了，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所以我现在好点了，看见别人不想听我就不讲了。”但是问题想多了，总有一些会表露出来。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

从差点做官到经商

从简历上可以看出来左大培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是在左大培进入社科院学习之前，他还有过经商的经历，并差点走上仕途。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左大培才读完初一。1971年他到部队去当兵，刚刚到部队去的时候他只有初一的文化水平。不安于现状的左大培开始自己学习初高中的数理化知识，哪怕是站岗的时候也会思想“开小差”，在那冥思苦想几何题的证明。当兵五年，他靠自学看完了当时刚刚编译出版《资本论》的第一、二卷，这段当兵生涯被左大培喻为“我的大学”。 当时的部队里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少，而什么都喜欢琢磨一下的左大培成了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还是学毛选的代表，领导觉得我有文化，就想重点培养我，将来提拔我做青年干部。” 因为觉得在军队里呆着“没什么意思”，想体验工厂里的生活，左大培选择了复员。左大培的选择让领导们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平常要求要转业的都是那些嫌军队里日子过得苦的人，而左大培当时在单位里可是个吃苦耐劳的模范。 最后左大培转业来到工厂，他想，“到工厂里能观察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不到工厂里看看，我们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我想到工厂去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部队当兵时，左大培通过参加黑龙江省图书馆的讲座而认识了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熊映梧帮助他拓宽了眼界，等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左大培发现自己最想搞的还是经济学理论。“我去过农村、工厂和军队，情况我都看了，我想以后就应该要好好搞理论了。” 参加完高考之后，左大培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西方的通货膨胀。这篇论文中说，1973-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然表面上已经过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要通货膨胀还在持续，经济衰退就没有真正结束。当时左大培还谈不出来他这种直觉的理由，也没有充分的论据，只是从他所能看到的《参考消息》上转载的资料中思考得出了这么一个模糊的认识。多年后他深入学习了卢卡斯和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理论，才明白这就是按货币主义的思路才发展起不久的新宏观经济理论对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的解释。 在大学发录取通知书之前，他把自己的这篇不成熟的论文分别寄给了辽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得到了这两所大学的回信。等到左大培考上辽宁大学，他才知道当时给他回信的是辽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宋则行，他在回信中鼓励左大培继续深入研究，并欢迎他到辽宁大学读书，系统学习经济学；而北京大学的回信则说，1977年北京大学不在辽宁招收经济专业的学生，欢迎左大培下一年报考北大。后来左大培听说，这封回信是挺有名的老师洪君彦写的。 “所以我现在对‘不安份的青年’很客气。现在有很多青年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喜欢看点书就写些东西，前几天还有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看看他写的经济学文章。有些学经济学出身的人就说他们是山沟子里的马列主义，对他们看不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人，能体会他们的心情。” 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左大培把专业一栏的每一个空格都填上了经济专业。那一年北大没有在辽宁招经济专业大学生，他的第一志愿便填写了辽宁大学。后来辽宁大学经济系的副主任感慨地对他说：我就欣赏左大培，他的所有志愿都报的是经济，不是随便考上哪个专业都行。他是热爱经济专业的，盯准了经济。 左大培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在那个时候，左大培作了一次成功的商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商实践，做了一次投机倒把”。当时左大培是班里的生活委员，班里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同专业的另一个班的人年龄比较大，有经验，集体做书签在学校里卖，以便筹点钱办晚会。“当时我就很有压力，要给集体活动弄点钱。但是作起来不容易，而我又不愿意花时间。这书签作出来需要花时间，然后还得同学轮班到外面卖，每个书签才挣2，3分钱；而我们班的人都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卖书签，我就想怎么办能挣钱快，不花时间。” 左大培后来发现，班里有同学的老家是金县，是全国著名的苹果产地。那是1980年，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苹果的销售价格还是由国家规定的，私人作买卖才刚刚合法化。按照国家的规定，苹果的统一批发价格是一毛多一斤，市场零售价则是三毛钱一斤。而班里金县同学老家的生产大队在沈阳又有销售货栈。左大培发现了这个市场的空档，便开始组织同学倒卖苹果。他先是做好了“市场调查”，搞清了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想以每斤两角多钱的价格整筐地大量买进便宜苹果；再让金县的同学和老家驻沈阳的货栈负责人说好：先拉走苹果，第二天再付货款；随后左大培找到在工厂时认识的当汽车司机的同事帮忙，公车私用拉苹果，讲妥了用一筐苹果做私人劳务报酬；最后他组织全班的同学把苹果从货栈中运回来，以两毛多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学校的老师们，并且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一场倒卖下来，左大培挣来了200多元的班费，而那时候他虽然是带工资上学的“富豪学生”，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8元。这个活动搞得皆大喜欢，学校的老师直夸奖他们班能干，因为他们买到便宜的苹果了；本班同学们也高兴，因为他们没耽误学习时间，只是扛了回苹果，却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办晚会的经费。“但是我从这次卖苹果的经历里发现，在那样的体制下钱是很好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价格双轨制’的看法。在双轨制下面，你只要认识人，比方认识村里的人，你就可以拿到能卖高价的货，认识司机——当时长途运输还没有开始，司机开的是公家的车帮你运东西，你就有了关系。再就是要有空子，现在市场不会有这么大的空子，但是当时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大伙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钱是最好挣的。” 80年代有一场关于双轨制的辩论，张维迎等人认为应当实行价格双轨制，而吴敬琏等人则反对。左大培的态度是“折衷但偏向吴敬琏”，因为他发现中国改革的第一波发财的人挣的就是双轨制下的钱，在双轨制下，大家为了拉关系以得到“双轨”价差的好处，会争着送礼给掌实权的人，而这样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

“在社科院作研究是我梦寐以求的”

左大培说自己是从16岁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那时候是1968年，文革的时候。当时他每天都听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类的话，于是就开始思索：“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当时还有很多人在私下里说，“没钱是不行的，经济决定一切”。现实的情况的确是：老百姓顿顿吃咸菜，“被打倒的走资派”罗瑞卿等，吃的可能还是四菜一汤。“我当时就想，理想和现实有矛盾，矛盾在哪？” 最后左大培发现，必须从理论上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开始自学经济学。他找来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却发现这些书很难读懂，只好一本一本地慢慢翻。 文革时期信息闭塞，但是左大培却从《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些关于经济的新闻，他开始自己琢磨一些经济现象。《人民日报》曾经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出了问题，美元陷入了危机，左大培就开始思考什么是货币金融危机，这也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开端。 69年之后左大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辽宁盘锦。到了农村以后，发现这里可以思考的经济问题更多了！在文革的时候，社员要多挣公分就会被称为修正主义，革命青年要多记了公分就会被批为私心膨胀，“当时我就觉得很矛盾，通过记工分刺激大家劳动对不对？” 下乡两年对于左大培来说是一个增加经验的过程，他发现理想主义的东西在农村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对改革开放承包责任制这一套很赞成，农业就是这么一个领域，就适合一家一户种庄稼。” 在经历了下乡、当兵和做工人之后，左大培在大学里走上了搞理论研究的道路。为了能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大学毕业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考了研究生，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能考进社科院，他就有机会在社科院安心地搞学术。而能进社科院，自己在家里搞研究“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 1988年，左大培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愿以偿地留在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经济理论。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他又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德国从事访问研究。 左大培对德国经济学家著作的研究始于本科时期，因为学校允许修第二外语，左大培就想：要么不学，要学就学好，学有用的。当时他正在研究《资本论》，为了能看懂马克思的原文他选择了自学德文。 左大培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主要论述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的经济思想。瓦尔特·欧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德国“弗赖堡学派”的领袖。左大培的博士论文题为《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而他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赴德国从事的博士后访问研究，最后的成果是用德文写就的，其中以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论述了中国的经济波动。他以自己的多年研究为基础，将瓦尔特·欧肯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基础》译成中文，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个中译本。 在左大培即将从德国回国时，欧肯的女儿邀他到她家中去商谈欧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在欧肯的家中，欧肯的外孙向左大培请教了欧肯与米塞斯的学术辩论问题。“我当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我对弗赖堡学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欧肯的家人也要向我请教的程度。” 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1988年拿到博士，左大培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学习。古人说十年寒窗苦读，苦读之后也就是金榜题名之时。但是对于左大培来说，名与利的东西并不重要，他把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不想下海，也不热衷于挣钱。而这种不急不躁、潜心为学的学者不正是现在过于浮躁的学术界最为需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