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贸战略新变化及中国应对策略-经管之家官网！

　　摘要：奥巴马政府强调将发展经贸和解决国内就业列为其工作的中心，美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也随之转型，通过采取推动以“两洋战略”为代表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打造新一代制造业革命等措施，以更好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在对华经贸战略方面，美国借助“公平贸易”，加强了对贸易制度性力量的利用，以倡导地区性自贸协定等多个手段增强美国对华出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弱化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经贸话语权。对于美国经贸战略的新变化，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应对，加强对国内产业合法权益的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应以落实“一带一路”等经贸新战略为契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话语权及应变能力。 

关键词：美国经贸战略；区域自贸协定；“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连番打击下，美国经济结构困境愈加凸显，财政走上“悬崖”边缘，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在2008-2011年间，美国有超过27个月份失业率高于9%。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正引领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成为推动国际经贸新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这一巨大变化迫使美国经贸乃至内外政策必然做出相应调整，以便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寻找到一条可继续维护美国的国际经济主导地位，以及主导国际经贸秩序新蓝图的发展途径。 
一、奥巴马时期的美国经贸战略调整方向 
在国内外经济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改变了以往美国过分聚焦于反恐、军事优先政策，将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作为其克服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制度和政策层面缺失的新增长途径，以更好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服务美国国家利益。奥巴马自上台伊始就强调重视发展美国经济，将发展经贸和解决国内就业列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其还在第二任期获胜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在今后四年内增加100万个制造业岗位，同时削减预算赤字”。美国通过经贸战略转型，不断提升经贸政策在总体国家政策中的地位，通过推动以“两洋战略”为代表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打造新一代制造业革命，其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要以TPP和TTIP两大谈判为其左右驱动轮，以贸易翻番为近中期目标，以自贸机制的高标准、全方位为旗帜，以区域贸易自由化为主导，达到实现构造全球自贸新格局的目标。 
（一）美国在经贸战略思维方面更加倾向于自由竞争主义，积极构建以“两洋”战略为特征的亚欧经济贸易板块新格局，重拾美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制度和规制的控制权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通过制定一个开放性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利用美在经贸领域的雄厚基础来主导国际经济贸易版图。美国这样做既是因为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经济福利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因为担忧区域性贸易协定导致的贸易歧视及其对国际政治稳定性的不利影响。但近年来，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国际金融危机效应的持续扩散，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已远远跟不上全球经贸形势的发展。金砖国家之间计划建立的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中日韩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的持续推进及落实，使得美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制度霸权遭遇到严重的挑战。另外，历经七年之久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也使得美国对其倡导及施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和兴趣明显降低；加之欧盟经济一体化对美离心倾向加重，以及中国在全球经贸版图中的崛起，美国在经贸战略思维方面更加倾向于自由竞争主义，并开始将其贸易利益与地缘利益相结合，推动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主要代表的跨区域、范围较广的巨型化自由贸易协定（Mega FTA）的发展，以克服美在当前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制度和政策缺陷，主导未来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 
（二）美国的对外贸易协调转向不再以地理上的毗邻为前提的新地区主义，这种新地区主义既体现了经贸方面垂直性等的分工安排，也结合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明显有意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型经济体排除在外 
美国向地区主义的经贸战略转变与安排，既体现了实现比较优势利益和培育长期优势的经济动机，也体现了降低政策协调阻力和主导新国际规则构建过程的政治经济动机。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除农业外，服务业是贸易顺差最重要的来源，对于拉动美国的就业及经济增长意义非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2012年度的美国服务贸易趋势报告中表述道：金融、电信、网络、运输和物流等基础设施服务为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提供了关键投入，是提高交换和商业效率的关键因素，对于整体经济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管理咨询、研发和测试以及设备安装和维护等专业和技术服务，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发挥美国的服务贸易优势，当前美国所参与的包括TPP和TTIP在内的地区贸易协定谈判，基本以垂直型、跨区域型为主，协议条款或谈判的重点议题也从传统的边界贸易壁垒转向边界内壁垒，更多地考虑新贸易问题和跨领域问题，具体谈判领域涉及投资政策、服务、劳工和环境问题、知识产权、海关程序、政府采购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另外，谈判中的TPP和TTIP不仅要实现全面的市场准入，更重要的是协调各国国内政策和规则，构建具有全球影响的新贸易规则。 
美国对外经贸协调调整的意图，其实就是要在全球自贸谈判难以继续的情况下，绕开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谈判，以及“虚多实少”的APEC自由贸易进程，以在对美经济影响最大的全球贸易板块中，另起炉灶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及主导的“全方位、高标准”的欧亚区域性经贸新格局，巩固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与WTO谈判及APEC贸易进程不同的是，TPP与TTIP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单纯贸易的范畴，可以说是囊括了包括知识产权、环境、政府采购等更加全面、更加综合的区域性市场经济体系。仔细分析美国现行的全球经贸协调方向，金砖国家无一例外被“排斥”在外，可以看出，美国的新经贸战略协调特点已不再单纯从经贸利益来考量，而是增加了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确切地说是更加贴近其全球战略利益，即更加倚重盟国，以实力雄厚的盟友战略来定位画线，有意推后新兴经济体参与顺序等，以标注出美式新游戏规则，形成了美经贸战略协调新特色。 　　（三）美国经贸政策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实现最终产品或服务出口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通过推动新一代制造业革命奠定美国在未来开展全球经贸竞争的基础，最大化美国公司所完成的增加值以及推动国内就业 
奥巴马自上任以来，将发展经济和解决国内就业列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在其2013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明确提出了将通过构建由一系列制造业中心组成的网络，使美国成为下一次制造业革命的中心。当然，美国此次提出的制造业革命，并非是想要回到传统的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制造业，而是依旧利用美国在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引领一场以新一代制造技术以及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技术革新为代表的新制造业革命，以成就美国未来竞争优势的基础。随着日本加入TPP谈判，以及TIPP谈判的启动，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全球经贸战略正驶入快车道，就近中期政策目标而言，美国的经贸战略聚焦于服务美国内经济发展，尤其是近中期要以扩大美国出口为杠杆，2014年实现出口翻番，加大美国内创造就业的力度，改变美国经济低迷的困境。 
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对华经贸战略调整及重心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产业升级转型，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势头有所增加，但基于现实利益考量及当前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总体而言是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两国之间在经贸方面依然具有较为强烈的互补需要，在全球能源、气候、环境、金融领域也存在诸多的共同利益。中国物美价廉的基础制造业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活生产必需品，美国在对华投资以及先进经验技术的榜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决定了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总体呈现出的是“合作”的基调，但随着两国经贸摩擦的扩大以及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在未来的可预期时期内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冲突”方面势必将不断加深和放大。当前美国的对华经贸战略总体出现了如下几个变化： 
（一）更加注重利用制度性力量，一方面利用贸易救济规则维护美国商业利益，另一方面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此外，美还重视抢占低碳经济时代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未来两国围绕低碳及新兴产业的经贸摩擦将愈加激烈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就积极利用WTO框架相关协定及其国内法，频频对中国的钢铁、轮胎、铝材、纸业、纺织业发起调查及制裁，利用制度的便利性为其国内行业利益服务。仅在2014年年初的两个月内，美国就对中国的轮胎、橡胶等11种商品发起了“双反”调查或制裁；2015年1月，美国再度就中国轮胎、光伏产品等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商品出口体系的“点射”，迫使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市场，加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出口，用服务贸易的顺差弥补实物贸易的逆差。另外，奥巴马政府还特别重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重要对话机制对于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在推动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等方面的作用。也正是在奥巴马的力促下2009年8月1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更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一字之差，但对话的内容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从而成为继WTO后美国加强及规约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制度框架。多次对话成果显示，从“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等宏观经济问题到企业技术创新等微观经济问题”，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到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在中美这一对话框架下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选择越来越受到美国的约束，如要求中国加快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美国的外压下中国推迟了信息安全认证最终规则的公布，给予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外国供应商额外的市场准入，加快推动市场化改革等。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还特别重视对新能源等新兴战略支柱产业的贸易保护，积极对中国的风电类产品及光伏产业围追堵截。奥巴马政府对新能源等新兴战略产业的重视，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审时度势，重视在低碳经济时代抢夺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也展现出美国积极推动以高新节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制造业革命，以在新一轮的产业周期的发展中抢夺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权。应该说，美国推动的以新一代制造业为代表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发展方向，同中国当前实施的以节能减排、绿色低碳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一致，这预示着未来两国在新兴工业方面势必将存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乃至冲突与挤出关系。 
（二）利用“公平贸易”手段，人民币汇率、劳工环境等一系列组合拳，通过将经济问题复杂化、政治化、安全化，以掩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致使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扩大、频率越来越高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困扰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问题。从美方的统计来看，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且所占比重巨大；另外，尽管2008年中国对美顺差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大大下降，但在美国逆差总额中所占比重却有所上升。2014年9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创下单月历史新高，金额高达356亿美元，约占当月美国总贸易赤字的80%以上。可以看出，高额的对华贸易逆差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根源，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振制造业的发展目标中，工作重心即集中在贸易平衡、增加出口和恢复制造业竞争力三方面；在奥巴马201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其也明确表态要与中国展开经济、科技竞争，鼓励美国企业加快创新脚步；在奥巴马2015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其以服务于美国制造业主的姿态表示，美国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管理人员都希望能够与中国竞争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要求美国会授予其贸易促进权，以保护美国工人推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协议。在实际操作上，奥巴马打出了“公平贸易”的口号，一方面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等市场，以促进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出口弥补逆差，另一方面利用所谓劳工及环境标准、人民币汇率、国内安全等一系列手段，以更加隐蔽的贸易保护方式来缩减对华贸易逆差。如在2013年3月奥巴马签署的旨在结束财政窘况的《2013年合并与进一步持续拨款法案》，增加了美政府限购中国IT产品的歧视性条款。相关条款以所谓中国企业及其旗下子公司制造和组装的产品可能存在安全威胁为由，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司法部、商务及金融等政府部门在采购中国企业生产的IT设备和软件时，需要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合作进行安全审查和风险评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势必将在实物贸易领域“不断找中国的麻烦”，以迫使中国调整电信、金融等为代表的服务贸易政策，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将进一步加剧。 　　（三）经贸政策更加重视同国家整体战略的相互配合，通过推进TPP等区域化自贸协定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弱化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不断累积的地位和话语权 
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经贸舞台上开始活跃，并同东南亚、中亚、非洲、拉美、欧洲等重要战略地区积极建立经贸关系，提出了颇有成效的经贸发展方略，影响力不断扩大。针对中国在全球经贸领域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势头，美国也进行了战略调整，先后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增加与非洲战略接触，推动美欧贸易重构的TIPP谈判等，意图借助经贸、外交、政治等“巧实力”，以在同不断崛起的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竞争中“扳回一局”。在奥巴马2015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其明确表态中国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认为中国正大力发展贸易，提出了美国应通过新的强大的贸易协议参与竞争等对华经贸策略。奥巴马意指的强大的贸易协议，无非就是美国现阶段在亚太区域自贸安排中力推的TPP谈判。另外，奥巴马还在此次的国情咨文中提到美国“不应该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称如果不尽快通过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协议，这一地区的贸易规则可能就会由中国来制定，“这将陷美国的工人和企业于不利之地”。另外，美国主导的TPP谈判所呈现出的“排斥”中国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倾向，还体现出美国对于新兴市场之间的政策协调的重视。美国通过借助TPP谈判等与新兴市场进行经贸政策协调，能够避免在多边经贸框架下过于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可以更加容易地实现美国国内规则向新兴市场的直接延伸，这不仅有助于放大美国的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美国从既定优势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其一直倡导的“竞争性自由化”政策的延续，美国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新规则来约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市场行为，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三、中国应对美国经贸战略调整的综合经贸对策 
（一）中国应在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大局的情况下，积极应对美方在经贸领域的保护主义势头，通过建立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及加强政府引导，积极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加强对国内产业合法权益的支持和保护 
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具共同利益和发展潜力的方面，两国的经贸往来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是防止中美关系翻船的“压舱石”，中美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导致两国经贸关系出现重大事故的责任。在这一背景下，针对美方当下以“公平贸易”为借口滥用贸易救济手段的情况，中国应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首先是进一步提升政府产业指导职能，一方面加强贸易争端预警能力，引导产业结构积极调整，优化商品出口结构；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协调配合能力，积极为国内企业海外应诉保驾护航。其次，还应重视培育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大力培养高水平的国际贸易争端人才，从财税等方面支持发展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经贸法务专业机构。再次，还应加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以民间力量为主、政府引导为辅，提高国内企业的集体应诉能力。另外，中国也应加强在对美经贸争端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加强对WTO贸易救济措施的研究和利用，一方面积极对国内弱势行业施予合法的保护，另一方面以未雨绸缪的姿态迫使美方谨慎利用贸易救济措施。与此同时，还应敦促美方放宽高新技术对华出口管制，积极利用美当前重视扩大出口的心态，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平台加强与美方政府及行业间的沟通与协调，敦促美方提出放宽出口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局部和边缘有步骤地打开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闸门。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中国应在立足国内、立足实际的基础上，积极参考国外经验及WTO标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大改革及调整力度，主动、谨慎、渐次缩小同国际标准之间的差距，以争取到较为公平宽松的国际经贸环境。 
（二）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规则化、制度化，加强两国在经贸领域制度建设；以开放的视野和透明的策略，邀请美国等西方先进企业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及经济发展战略，以此打消美方战略担忧，将中国的“经济蛋糕”做大做强 
当前中美在经贸领域互动的主要制度性支柱体现在WTO框架，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方面，两国在相互依赖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制度性规则和机制建设严重缺失。奥巴马曾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力争5年内出口翻番的计划，中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这表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不缺乏机遇。因此两国政府需要着眼于经贸关系未来的前景和潜力，以积极的姿态发展出更多制度性对话及交流机制，一方面及时理顺、缓和两国间日益复杂的经贸摩擦，另一方面引导双边经贸合作向机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另外，在当前的国际经贸格局中，战略开放往往带来更多的经济效应。中国在积极规划落实小城镇发展战略、建设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加大绿色工业转型的过程中，在积极推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周边及地区经贸往来与合作中，都离不开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的支持，因此应以积极的姿态邀请美国等西方先进企业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以更加透明开放的姿态打消美国的战略担忧，以创造出更加稳定的经贸环境。 
（三）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调整经贸及产业战略为契机，以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新战略为导向，通过积极发挥政府和民间两只手，为中资企业的“走出去”营造出更加强大的国家后盾及战略环境，全面打造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及贸易基地，增强中资企业在国外的运营能力 
中国目前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高达4万多亿美元，但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现状及运营能力却远远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中国海外投资，成为了一个重要历史任务。一是要在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支持发展类似美国高盛、摩根等具备高水平的投行机构，以及毕马威、德勤、标普等具备国际视野的法务、审计及信息服务专业机构，以助力中国的海外投资效应，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变成市场进步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积极发挥政府及专业机构的引导、服务能力，全面提高中资企业的海外营运能力，引导企业有秩序、有目标、有规划地“走出去”。具体来看，一方面应引导当前出现产能过剩或已不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行业对外进行产能转移，另一方面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如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及成套装备建设能力，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互联网通信行业积极向外扩大市场提供战略支持，支持相关产业成功参与海外竞争。三是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也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请进来”政策，特别是要对美欧日等国的环保、绿色、智能产业及技术进一步开放市场，让他们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倒逼国内企业重视科技进步及产业升级。 　　（四）对于美国积极推动的地区自贸谈判，一方面应积极评估、客观应对，并以此为契机缩小中国同发达国家在贸易标准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应按照党中央既有部署，积极推进周边自贸谈判进程，积极落实“一带一路”等国家经贸新战略，以多个手段、多种准备的姿态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话语权及应变能力，未雨绸缪应对美国经贸战略，乃至全球经贸形势的变化 
客观来看，美国推动的以TPP、TTIP为代表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圈，建成后势必将对中国等非成员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并使当前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竞争转移的恶性循环。但也应认识到，由于美国的经贸战略调整受到国内政治体制较大的影响，如2014年美国行政部门极力寻求国会授予的贸易促进授权（TPA）受到了拖延，没有这个授权就意味着美国贸易代表在国外达成的任何谈判最后都有可能遭到国会的质疑甚至是否定。另外，随着TPP谈判的深入，其成员也在增多，但现实是美国拉拢的国家越多，就越是有可能谈不拢，因为目前TPP的谈判方经济发展水平不等，经济模式也迥然有异，特别是日本在农产品贸易保护等方面立场较为强硬，因此TPP可谓前景难料，但也不排除美日等国做出较大让步以启动相关经济合作协定的可能性。因此，中国一方面应加强研究及跟进，毕竟TPP等高水平贸易自由化谈判已有成为当前全球主流经贸合作框架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于TPP目前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现状也不必过于恐慌，毕竟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美日等国在主观上有意将中国等排除在外，中国之所以无法融入该谈判，更多体现出的是贸易标准方面的不同以致在客观上产生的排斥效应。中国应以此为契机，积极贯彻“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基调，进一步探索加大对外开放的模式，积极缩小与当前国际贸易标准之间的差异和距离。待时机成熟，中国也可以庞大的国内市场寻求加入TPP谈判，毕竟对于美国的制度霸权，参与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分享信息，才可能将自己的意见变成未来的规则。 
当前对于中国来说，更紧迫、更现实、更优先的任务是按照党中央业已制定出的经贸外交战略方针，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新战略的全面铺开，以中韩、中澳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结束为契机，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如可更积极地将自由贸易的橄榄枝伸进拉美地区，加强与拉美部分国家的自贸区谈判，并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速推进与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进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更加深入的区域经济整合，乃至实质性启动亚太自贸区谈判，进而构筑出以中国为核心，由点到线到面的互联互通且具备较高自贸水平的周边自由贸易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坚实的基础增加应对美国乃至全球经贸战略变化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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