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张维迎发言记录-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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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夫: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好！我今天想谈的题目是中国见证改革的逻辑，我觉得在光华新年论坛10周年的时候，来讨论中国改革30周年怎么来评价与展望未来呢？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因为在座的各位，不管是站在台上讲的人或者是坐在台下听的人，都可以讲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受益者、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推动者，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在78年底刚刚开始的时候，原来我们并没有预想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因为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无非是20年翻两番，所谓20年翻两番每年的经济速度平均起来是7.2的增长速度，当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样的，7.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以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的改革，一提出来以后，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已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绩。因为从1979年到1990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9.9%。那段时间，前后12年，我们的经济已经翻了一番多了，而且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达到15.4，12年的时间我们对外贸易增加了5.6倍。那段时间农民的增长速度，年均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达到9.9%，城市里面的收入的增长速度是达到5.9%，城乡的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

这样讲起来的话，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10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是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是在缩小，可以讲说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国际经济学家普遍不看好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由于农村人口比较多，让农村人口进了城以后，生产力水平可以提高，但是中国的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有开始前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但是中国仍然很有可能会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等，这种看法在国外是相当有市场的，当时认为比较好的改革方式按照华盛顿所讲的“休克疗法”，包括价格应该一次性的全部放开推行市场化，对国有企业产权应该一致性的改革进行私有化，同时政府应该维持预算数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就是“休克疗法”的三个理论，从理论上来讲这是非常完整的，因为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市场经济，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市场经济当中，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在价格配置上面的功能，而价格配置要有这个功能的话，资源配置的这种功能的话，价格当然必须由市场上面的这种攻击跟需求来决定，就是价格必须完全自由化，才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时，价格信号要起到资源配置的功能的话，当然必须，微观的决策者必须有聚集性，来追求在市场当中的利益，也就是说必须是有有私产产权这样的企业微观的决策者才会真正的按照这个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这个价格信号要起作用的话，当然不能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等等，因为要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功能就会消失，所以政府应该维持预算的应约数，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样的“休克疗法”是由当时，可以讲说是一批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代表人我们当然都知道，根据“休克疗法”他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改革的起点时间晚一点，但是他们在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下滑，但是因为体制上面的完善应该会很快的就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他们认为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有一个所谓开始下滑，然后经济长期发展，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双轨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经济会崩溃和停滞，但是我们知道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像理论预期那样，因为东欧国家在推行了“休克疗法”以后，首先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像在俄国、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1000%，10000%，并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上面还出现了崩溃，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最近，经济才开始有增长。当然东欧的国家表现好一些，前苏联的国家表现得更差一些。

在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在东欧当中最好的应该讲是波兰，但是我们知道波兰它大型的国有企业迟迟没有私有化，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按照休克疗法所讲的三个内容来执行，另外在前苏联国家当中，乌兹别克斯坦是表现最好的，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同样对他的国有企业是没有私有化的。那么我国当时国际理论界的预期是说，中国经济要出现大的危机，但是我们在1990年以后，国民经济当中确实是像“休克疗法”当时的主张者那样认为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城乡的差距是在扩大，金融是比较脆弱的，社会当中有很多腐败的现象还有社会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环境恶化的情形也是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是以更快速的速度在发展，因为78年底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从90年一直到2007年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变成10.5%，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4倍，外贸方面年均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5.4变成了90年到2007年间每年18.8%，这一段时间对外贸易增加了是18.8倍。那么为什么在9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理论的预期却跟事实的发展是相违背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反思的一个时刻。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理论它的功能是在于解释现象，并且是在预测现象，如果根据理论所预测的现象跟我们的期望是不相符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理论它背后的因果关系找到一个切入点，来对这个现象的发展进行干预，让它产生我们比较所预期的现象。

从前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跟苏联、东欧转型的比较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现有的理论它在预测转型的现象的时候，这个理论似乎是苍白无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问，为什么现有的理论在预测转型发展的时候，跟具体的实际发生的方向有差异呢？同时我们也必须利用这个时间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理论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实际的原因是由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的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都有假设的前提，暗含的假定是存在于市场当中的企业都是有晋升能力的，晋升能力的含义是什么？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应该说它可以不用靠任何外在的保护或者是股推，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面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竞争力。也就是说如果它管理好，那么这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就可以赚钱。根据这样所建设起来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企业在市场当中不赚钱的话，它得到的结论一定是它管理有问题，当然什么东西造成管理的问题呢？方面很多，可能是企业家的能力，所以要到商学院来学MBA，或者公司治理上面有问题，以及市场的竞争不充分等等，那么当然拿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作为参考系的经济学家来看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改革当中，他当然就会从这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来看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要是仔细研究，在转型中的国家实际上它有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它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他们普遍推行的都是希望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发展阶段，去建立一些当时看起来非常先进，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的发展，但是这样的一个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重工业的产业跟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主要是农业为基础的资本相当稀缺的这种结构比较起来的话，是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如果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话，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种想优先发展产业当中的企业是不能够跟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竞争，必然要亏损，如果必然要亏损，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是不会有人去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没有国家的干预之前，这些竞争体系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出现的原因。这些保护补贴就包括对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扭曲，比如说它重工业需要很多资本，而且投资的时间非常的长，但是对一个资金非常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市场来决定，利率要非常高，利率非常高的话，就没有办法投资建设周期很长的一个项目，因此就要人为的压低利率，关键的设备必须要从国外生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机器设备也非常贵，这样就人为要去扭曲它的汇率，原材料的价格的扭曲等等都是可以源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当你把利率、外汇、原材料价格等等都扭曲以后，这个经济当中必然会出现那些价格受到扭曲的，不管是利率、外汇、原材料求大于供，为了保证这些原材料会用来发展他想发展的产业，就要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这样的话市场的竞争就取消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微观的这种经营的绩效就没有参考性，因此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必须进行很多干预，这样就形成了，我把它称为计划经济时代三位一体的体制，由于发展战略的目标跟国家发展要素比较的冲突，因此在宏观的要素环境，以及微观的经营机制上都进行干预，可以讲每一种干预都形成了一种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内生的目的就是让政府有能力来配置资源，固然靠这套体系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重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必然也出现这种经营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资源的配置没有效率，这是我们看到的在改革之前，不光是在中国，还是苏联、东欧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当然需要改革，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改革比较好？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普遍认为改革的有效方式是一次性的，跳过这条鸿沟，然后把市场经济所有的体系都建立起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在苏联、东岸为什么他们推行休克疗法以后，通货膨胀率那么高，原因是原来的那些体系是赖生性的，是由于有大量的重工业当中的企业缺乏自身能力而存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解决重工业体系那些很多没有自身能力企业的问题的话，那么实际上休克疗法的三个政策建议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实际上就有一点讲的三角不可能一样，你比如说如果企业自身能力不解决的话，你如果把所有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这个企业就会破产，在竞争的市场当中活不下去，但破产的话对于这些转型中的国家来讲，有两个原因是不可接受的，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重工业的企业通常非常大，一个企业可能会雇50万、100万个人，我们知道像俄国、西伯利亚，他们一个城市是100万人，就只有一个企业，如果他破产的话，整个城市的人失业，社会就不会稳定，不仅是这样子，因为这些重工业的企业对这些国家来讲还是认为是先进的产业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石，还要继续的存在，比如以俄国来讲，今天以他的经济规模来讲，大约只有中国的1/3，但是他是世界八强之一，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势力，而是它的军事势力，军事势力是建立在原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的国家的国际地位也不允许那样的企业破产，那么这样不允许他破产的话，私有化了以后，这些私有化的企业老板，会不会自己来补贴这些企业的发展，当然是不会的，他反而会利用这个作为理由，跟过去一样要求保护补贴，实际上当他私有化以后，跟国家要保护补贴，那么它的积极性是比在国有经济的时候，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因为如果这个企业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人员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跟国家要保护补贴，但是拿到保护补贴以后他不能直接放到口袋里面，如果直接放到口袋里面是贪污，当他私有化以后，他以帮国家去发展这种不符合他比较优势，他跟国家拿得越多，放在口袋里面放得越多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保护补贴的义务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些企业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休克疗法以后，预算的情况更厉害，理论上是这么推论，90年代初我参加很多讨论，现在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讲，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书叫《苏联东欧改革的第一个10年》，在那本书当中有大量的实证的证据证明在苏联、东欧大型企业私有化以后，保护补贴是增加的，但是我们知道私有化以后，实际上政府的征税能力是下降的，保护补贴要增加，征税能力是下降，只好用印钞票的方式，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来给那些保护补贴，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渐进双轨制的改革反而比休克疗法的改革好呢？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渐进的改革方式是，第一个放权让利，让农民、工人有一部分的自主权，然后变成部分的剩余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积极性提高了，双轨的方式一方面对在计划经济时代赶超时代受到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允许农民、私营企业家、外资企业进入，它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我们经济由于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所以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对于原来赶超部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身能力的那部分，继续给以必要的补贴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会破产，所以稳定和经济快速的增加可以达到。当然这样的改革方式由于旧的计划体制的这些安排的存在，经济还是有所干预，有所扭曲的。另外也有市场安排的存在，这两种体制就会发生冲突，因此会出现现在国民经济当中看到的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的，当市场接轨越来越大的时候，一方面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第二方面，原来的扭曲越小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渐进的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要好的原因。

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一个国家的转型的过程当中，由于过去推行的战略必然在经济当中有很多干预，这些干预一方面可以达到干预所要达到干预的单方面的目标，但是必然也有很多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些干预是内生的，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变它的的话，必须从造成外生的原因着手，如果你不是从造成这些内省的制度的外省的原因着手的话，经常会出现推行的改革方式有很好的用意，就像休克疗法，但是可能让经济从次游的变成三游的四游，这是我们从苏联东欧所看到的情形。

第二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做贡献的一个机会，我前面谈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体系，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而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由于国家想去赶超，去补贴，去扶持少数产业这样的一种情形，因此在发达国家它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形可以，假定是存在市场当中的企业是有自身能力的，它的理论体系以这个作为暗含的前提来建立是合适的，可是在转型中国家，实际上我前面谈的，存在很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身能力的情形，不仅是这样，从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不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他也同样是推行这种赶超战略或者是进口替代战略，或者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违背他们比较优势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也建立了很多不存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身能力的企业，当然他们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差，同样是要进行改革，要进行转型，进行改革、转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企业缺乏自身能力这个问题给予重视的话，那么以华盛顿共识来进行的改革，发现的情形跟苏联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是一样的，用80年代、9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样是进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但是我们知道推行的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以后的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努力，但是它的经济的平均的增长速度以及经济的波动比60年代、70年代还大，也就同样是没有达到他们改革的目标的。

这样讲起来的话，由于企业没有自身能力这是一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于转型中国家普遍的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在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暗含的假设放弃掉，来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现象，它背后的企业到底有自身能力还是没有自身能力？如果没有自身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去追问，他没有自身能力的原因是什么？由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我相信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贡献，同时将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的体系，对我们下个阶段的改革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谢谢各位。

2、周其仁:谢谢论坛。这场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改革开放不是突然的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陈武武教授的题目是改革开放160年，可能他要讲更长远的历史渊源，我就想讲得近一点，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给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这个地区有850人，包括当年的地委书记被查办，当年的地委专员的回忆录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是100万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央严重的反应，我看到的记录就是在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划下的第一道线，这道线没有讲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样的权利安排，因为当时的情况等不及，有这样的细致的安排，当时这个饥荒不仅仅是发生在河南的信阳。也在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包产到户，当时叫借地，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是有很多的偶然的现象了，但它背后有很多的道理，当时来不及总结。这是我所知道的，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宝安县，那一年由于各种各样的谣言，说英国女皇要怎么样，香港要开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其中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从广东62个市县全国12个省区聚集过去的，都是偷渡跑港，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分发疏散人口，据现在我看到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来，加上这里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顿，严格了出境的制度，同时也在62年就在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它把过去的体制错误，扩张到了顶点，引起了很多的人对整个问题的重新的思考。因为任何的体制下，经济会出错误，有人会说假话，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我们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优越性，但为什么我们的人们要往资产阶级的香港跑呢？这种问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层次，只要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总结，认识不到位，就有很大的问题。1978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的运动，发生了对过去体制的重新的思考，不是思想家的思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发生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个别政策比如说对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但是这一场全会和在他之前进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体制，看待制度，看待政策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讲过，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从这个层面你才会去想，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东西，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智库，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任何体制不管逻辑讲得多么的透彻，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调整，这个思想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我们来看78年我刚才讲的两个事件完全做了不同的处理，不但自留地，因为后来形势一好又开始折腾，又开始割资本主义的问题，包产到户也得到了合法的承认，其实邓小平在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让它合法起来，但是60年没有这个政治条件，要到1978年以后才有这个政治条件，逐步的从局部的包产到户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我一会儿要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划出一条权利，我这个题目叫做界定产权，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是集体的公有制，但是可以划一道权利界限，使用归你，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这个事情本本上没有讲过，但是实践做得通就要把它做下去，给它写到本本上去，这是78年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开放，开放也不是一天来的，78年的开放就我所知，也跟77年宝安第二次大规模的逃港集结人口有关，当时在广东主政的是一位席同志，他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民跑过去了，跑过去的农民的收入一两年寄回来的钱就可以在老家盖房子，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席也不能接受，但是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实事求是，仔细找当地的干部问说过去干什么？说过去就是打工，说为什么打工可以挣这么多钱，甚至今天你可以去访问罗芳村，靠香港边境，香港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是由我们这边的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但是收入相差100倍，后来我们就想能不能把门打开，你过去打工，让香港的企业开到境内来，这就是最早开放的由来，广东第一线的同志提出这个构想，向中央汇报，得到邓小平的统一，当时用的什么名字，叫加工区，自由加工区，是台湾搞过的，当时广东的报告是叫自由贸易区，邓小平听了以后说就叫特区，因为共产党在陕甘宁搞的就是特区，特区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事件历史上发生过，包产到户也好，自留地也好，农民的小自由也好，逃港也好都发生过，但是如果思想认识路线不同，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是逼出来，后来换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只要能够容纳生产线的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思想可以调过来，不要动不动就去遏制有生命力的生产形式，组织方式，全力界定形式，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很多人毅夫刚才批评了华盛顿共识，我也看到过，认为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这会事情，那个时候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大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一些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饭吃饱，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下去，而过去的教条阻碍了我们的手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调整过来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界定权利变成了一个席卷整个的国家的改革运动，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第一个层次我们的所有权全部要归国家和集体，个人在里面是什么地位？什么权益呢？不清楚，搞了好多年，问题在这个层次，改革开放找到一个方法，集体的所有权是可以通过承包和界定出去的，清清楚楚的界定到个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层次，2002年立了一部发，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不是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很多人讨论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有人喊价有人还价，喊价是一个权利，还价也是一个权利，如果我们的企业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所谓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从何而来？中国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这个层次，你要使用权还有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生活在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范畴，看不见的手开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改革文件，基本上要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制资源。

第三个层次，在中国社会当中，界定了创业权，很多人说创业不就是赚钱吗？听起来不好听，可是市场经济赚钱你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过去高喊口号就是对人民的需要不闻不问，生产凭计划，看上级的命令，不是看人民的需要，创业权是要对人民有反应，你不做反应赚不到钱，这一条东西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我们从各个阶层人看到了新型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个改革，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这是1980年广东的一个农民看到市场这么缺鱼，又有水，组织起来养鱼，供应市场，立刻就劈天盖地，资本主义，剥削，这个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干预了《人民日报》讨论这件事，邓小平干预了瓜子事件，芜湖的人民今天是很自豪的，说《邓选》里面三次出现芜湖，就是傻子瓜子，那个人我做过调查的，文化程度很低，脾气很坏，急了就踢工人，踢工人不可以，但是组织企业可以，你看我们改革开放就把这个界定清楚了，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柳传志可以搞PC，这是创业权的结果，他是计算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只能按照国家方法的科研基金做科研题目，改革开放使他变成了国内最大的PC的供应的商。马化腾是年轻人吧！把全国的QQ好几亿人搞进去了，这个事情过去多少年就是认为不可以，犯了天条，然后还有马云，还有温州企业家，是通过重新界定创业权才有市场定基，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

第四个层次就是各种来路的权利可以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可以在市场的基础上组织工厂，斯大林时候的工厂是绝对排斥市场的，我们今天的股份制是以市场为基础来组织公司，不同权利放到一起，怎么互相保护利益，怎么互相不侵犯利益，怎么组织更大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第四个层次，就是不断的重新界定权利，从僵化的教条当中走出来，从实际出发，至于这个权利界定到哪一步，再往哪一步界定，继续实践，先试再做再讨论再炒，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长久生活依存的一个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个没有关系，不同人就是有不同认识的，人就是有不同认识的一种动物，但是有一点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胡胡的大公有制之间使中国的经济势力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由于有四个曾经的权利界定，中国今天的主要特征还不光光是高速增长，是开放情况下的高速增长，我们过去也是高速增长，计划时代苏联的数字也是很离谱的，问题你不开放，你不知道那个质量是什么，开放你没那么容易造假，出口商品对方海关要检查，中国今天高速增长不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的高速增长，是放在世界舞台上来看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很多解释，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劳动力便宜是一个要素，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要素要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高度增长，真正的经验是，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样我们廉价劳动力才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能在世界上占有更大的份额，当然这一场重新界定产权，就像刚才林毅夫讲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里面问题严重了先动不动，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的权利的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如果看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是有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公地，排放有好处，排放的代价是大家去承担，所以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来界定，来界定得清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当中已经提出来，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这个东西是一个社会当中最难对付的一个资源，任何一个社会要独立国防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这个合法的暴力怎么能够在轨道上运行呢？怎么能够不出圈呢？怎么能够不被滥用呢？怎么能够不再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循规蹈矩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所知道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同样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杨小凯临去世之前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读了他很多临死之前的那些文章、笔记、讲话，中心就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这个调查做得比较多，看来看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就是这个问题有特别大的难度，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说一些人写一部法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是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特别是吴敬琏老师都讲到了这个层次，茅于轼老师讲到了这个层次，我相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任务，中国要致力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行的，但是国家强大，尤其像今天财政力量这么好，政府部门你想要他不骄傲都很困难，因为成绩就是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强制力量在我们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规范走上轨道，这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要共同努力来探索的。

最后我想说，30年告诉我们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经济学是在第二位理论当中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学习前辈当中对这个过程当中做出贡献的一些优秀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我们上午的三位经济学家，我们老师那一倍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香港的一些教授，他们都从科学的角度阐释现象，界定道理，把基本的经济规律来做探索，我想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难题等着，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饥荒，中国虽然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重新发生59到61年那样的大饥荒的可能性是几乎等于零的，因为今天的制度是不可逆的消除了发生那种事件的体制基础。同时国际竞争呢，中国在国际当中的表现，你要看GDP的增长，要看总量的增长，国际上现在比得过我们的没有几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继续改从我所知道的知识来说，继续改收益会非常大，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的界定变成普遍的权利的界定，变成尽最大的可能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要扩大经济自由，据我所知对经济增长还可以发生革命性的影响，会把中国比较可靠的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但是动力在什么地方？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朋友要面对的问题。谢谢各位。

3、钱颖一:今年是2008年，今年是一整年的时间使我们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一起来评价这30周年，同时来展望未来的30周年，今天我就从一个角度，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的经济。

我想没有一张图能像这张图这样，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在过去的30年发生了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里我用经济史学家的数据，他估算一些，有的是猜测的过去历史上的数据，大致勾画了过去1千年中国人均GDP按1900年购买力评价的不变价格来算，我们从这个图里就说明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中国过去1千年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这样快速的增长，当然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是有两个拐点，一个是1950年以后有一个，当然最低的是59、60、61年期间的饥荒，刚才都提到了，但是最重要的拐点是1978年，所以我想这个是历史上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30年后我们进行思考，我在这里是想从国际比较的这个角度来做三个观察，并且最后做一个粗浅的对外来的判断。

第一个观察，刚才的图向我们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喜，也非常引以为自豪，特别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在过去人们并不认为中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的情况下，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作为一个需要冷静的分析数据和观察事实的人来说，我们在这里也想说明的是，我的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并不是独一无二，它的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其实要得到这个结论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比如如果我们跟世界上其他的转轨国家做比较的话，我们举出波兰和俄罗斯两个典型的东欧国家，我们的结论当然就是中国会很特殊，中国的增长你看是遥遥领先，尽管俄罗斯和波兰也都在衰退之后，在过去的若干年有了明显的起色，但还是不及中国的增长，这个里面我们也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国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似乎是很特殊的。下面的这一张图让我们感觉到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个图我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另外在这三个部分之外我加了越南，从这一组图你会发现，实际上这四个地区大致的形态是很类似的，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中国不同的地区或者说越南与刚才看到的与东欧国家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点不同是中国和越南都处于东亚，地理上的不同。第二个不同是这两个国家与东欧国家发展阶段上的不同，这两个国家都属于在改革初期是低收入国家，而东欧的国家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也许这两个因素或许能够起到一些解释作用，但是也不这么简单，比如说我们拿世界上在过去30、40年发展最快的一组国家或地区拿来对比的话，当然他们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这个图上我们如果从1978年开始，把这个增长的图画上的话，这里面有韩国、台湾、日本也有中国，中国这边有两条线，我们不追究它的具体东西，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我们对GDP上下的一个范围，上可能不会超过上面这条红线，下可能不会低于下面的这条红线，因为对它的估计总是有不同的争论，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是增长最快的，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数据。

但是经济学家当然需要稍微想得仔细一点，不能被简单的一个图或者统计数据拿来，像报纸上一样的把它列出来，把图画出来，就能够相信里面的一些结论，因为往往有的时候会被误导，事实上在这里面确实有值得关注的地方，什么关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视角，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1978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他们在发展的起点上是不同的，而且他们的人均的收入和发展的阶段也是不同的。当然在计量经济学上我们可以通过变量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图上不能，很简单的办法，如果我们日本以1950年为原点，而台湾以1958年为原点，韩国1962年为原点，中国1978年为原点，当然这个调整主要是想说明人均收入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各个国家不一样，需要有所控制，只是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练习，我们就会发现，还是同样的刚才的数据，只是把原点重新调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很令人振奋，也引以为自豪，但是在这一组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什么特殊，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是的，不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非常的令人振奋，但是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进一步讲，不仅中国的增长速度至今为止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而且它的直接因素也非常的与东亚的国家和其他的地区相似，我这里讲的直接因素就是经济学家在计算或者说在估算增长的时候用的方法，我在这里想重提一本书，《94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当然这本书后来在东亚危机的时候被认为是可能写错了，但是10年以后再来看一看，其实并没有错，这些东亚的国家照样创造了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增长，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受了97、98年的危机，但是那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现在仍然是非常健康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8个高经济增长国家，在这本书里面并没有包括中国，这就更有意思，因为这些国家的增长在前，而当时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直接因素是宏观的稳定，也就是物价的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重视基础教育，我今天讲的直接因素，直接因素的背后还有改革开放制度变化，那是下面一层的因素。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单子，我们现在任何人都会承认，中国的情况是一致的，中国也是维持了一个宏观的比较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整体而言在过去30年的物价的稳定，非常高的储蓄，在过去几年超过了东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非常高的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我们至今仍然在享用人口红利，重视基础教育，尽管我们的高等教育可能不能同印度的一些学校相比，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同其他的东亚国家相当的相同。

所以基本的因素也很类似，举一个例子像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这个是讨论很多的话题，当然我们现在讨论总是从规范的角度，认为它是不是太高了？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到，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确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有趣的是这么高的投资并没有带来资本回报的下降，在最近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做的一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最底下的红线是资本的回报率，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并没有下降的趋势，甚至还略有上升，当然这个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我们在这里从宏观的角度讲，我们也是支持了中国的增长，尽管很多经济家批评，是不是效率低，但是在这个节段他确实是维持了相当高的增长，并且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投资回报率是下降的，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察，我们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如果采用一种比较合适的国际视角，我们也发现里面有并不特殊的一面。

第二个观察，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在目前来看仍然相当的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也不，但是我想说的另一句话是，就是如果我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种制度的不健全或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程度大致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尽管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更好，希望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里面也有它的一般性。

下面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法治指标，是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的法治指标，你可以看到中国是40.6分，满分是100分，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比分我们并不感到满意，也许这个比分也可能就反映了我们现在大致的一个情况，比我们好的有墨西哥、巴西、印度，比我们差的有俄罗斯、秘鲁、乌克兰等。第二个就是腐败的感受指标，这个指标当然最清廉的是芬兰，像新加坡、香港等等，但是中国是排到第71，在100多个国家当中也是排得比较靠后。像墨西哥、泰国这些都在中国之前，像土耳其、罗马尼亚、俄罗斯在中国之后，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当然这个也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的现实，也是我们感到中国在廉政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三个指标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基尼系数指标，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基尼系数，无论在农村，农村之内还是城市之内还是总的都是有上升，而且程度还很大，如果只看中国自己的情况来讲，我们希望是能够收入更加平等，我们希望的是腐败更加少，我们希望法治更加健全，我想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然想问一下，跟我们所有的，我们周围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不是特殊呢？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这个图用的是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当然最近世界银行要有所调整，会把这个数字有所减少，但是大致的排序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定性地来讲，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均GDP，这里写的是5800美元，6000美元，可能修改以后会是4000多美元，但是仍然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巨大进步是从当时跟肯尼亚差不多的水平，低收入的国家现在变成了低中等收入的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具体的表现是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这也是基本上刻画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如果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有趣的现象，首先我们法治的指标与人均的GDP，确实我们发现大致是有这样的相关，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因果关系，只知道越发达的国家，法治程度越好，越落后的国家法治程度越低，中国基本上在回归线的稍微偏下一点点。腐败的指标与人均GDP，这比较巧合，正好在回归线上面，大致也是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的水平。基尼系数与人均GDP，库兹涅茨的方式，当经济发展的时候，在这个里面是略在曲线的上面一点点，这三个图象的表示，是的，中国是有很多我们制度不健全，对社会的问题非常的关注，而且越来越关注，我想也是非常对的，不过里面如果有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规律的话，那么这几个图像我们至少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告诉我们，大致是与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只是说是对准备的描述，我觉得描述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评论家，经常会抓住中间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可能是对的，腐败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政治的问题，非常快的提出一个结论，中国将崩溃，至少向我们说明，中国并不是这么特殊，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第三个观察，中国取得的至今为止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具体有很多很多的路径上的具体的做法，但是在我看来也是通过很多的研究，我觉得其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的基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想是有道理的，前面两项就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当然这里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很复杂的具体的形式，但是我想根本的规律要我自己的理解的话，应该就是这三条。

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是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放权让利是形式，承包是形式，产权是重要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也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样最后它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今天上午以及刚才的各位在演讲中非常强调产权，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最后它是体现在把激励搞对上，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在改革中，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今天上午也提到地方政府等等，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也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把激励搞对应该说在中国体现的非常的清晰。

根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这里面也是实现它有不同的方式，比如中国采取了双轨制，那么看上去它好像离标准的市场不太一样，但是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也发现，在边界上确实是起到了有效的或者说有限的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市场，培育市场，但是市场的作用仍然是不变的，特别是在这里面像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等，每一个市场发展的成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有世界上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之一，不能不说是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的根本规律之三就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在有些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速度甚至超过对内的改革，当然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现象和原因值得研究，比如说我们如果比较中国对外开放，最右边的一个是衡量自由贸易的程度，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中国是与最快速的像美国或者其他的最开放的国家最接近的，其他的大致都是与中国的，大概在中间位置，这也反映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和GDP之比，现在这两个加起来与GDP之比，尽管我们通常所说占GDP比例，其实这不对的，他不是占GDP比例，因为分子分母不是一个量高，现在大概在66甚至到70之间，可能香港、新加坡可能是200%，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小国，大国的比例自然是小的，省和省之间的贸易不计入国际贸易之间。美国进出口总量与GDP之比是美国是25，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之中，也许开放的力度是比改革还要大。

下面的三个观察其实都是一个信息，我们通常会觉得，我们增长很快，这是引以为自豪的，同时我们也会觉得问题很多，也引起我们的忧虑，也会说我们很复杂，中国的改革里面过程很复杂，但是我觉得不能说全部，但是大多数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我们应该以此为开始来想中国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特殊，它会有特殊的，但是并不是通常想的这些因素。

最后我想做一个判断，也可能是猜测，过去的30年中国的成绩是在30年前没有预测到，我想说的今后的30年将比过去的30年可能有更丰富多彩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就是似乎将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当然在过去的30年当中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我说的这个不确定性是基于三个基本的主线上，我们可以想像未来30年的情况，第一是在发展这条主线上，过去的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未来的30年国家，将从低中等收入将要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第二个是改革，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从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基于法治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是开放，中国经济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的经济，这三个中的任何一点，我们都会想到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发展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多数人数将成为城市居民，而不再是农村人口，意味着多数人口将成为中等收入者，这是中国希望在2020年十七大希望达到的目标，而这有大量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间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

第二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至少同步，所有这些都说，但是今天上午的讨论，经济学家对一些倒退停滞的迹象表示了忧虑，对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表示了担忧，所有这些都是在向我们示意，难度相当之大，特别是最近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我们空前的繁荣让我们所有的官员、企业家，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同时也会为进一步的改革，是否有进一步的动力我们也感到忧虑。最后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协调推进？这都将是在议事日程上。

第三，我想这一条恐怕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条，或者说更没有先例可寻的一条，就是全球经济当中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这是美国之后的第一粒崛起中的开放大国，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开放的，他们谈不上大国，前苏联是一个大国但谈不上开放，那么在100年前美国超过英国以后，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家，也是开放的大国以后，中国将是第一粒正在崛起的开放大国，在后面可能还有印度，而且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的GDP总量是有可能超过美国，即使是按照市场规律，只要假定，如果未来的3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每年超过美国的5个百分点，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率每年是2个百分点，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如何能够达到新的平衡？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题目。如果说特殊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或者对自己的影响和对全球的影响，将是下一个30年中非常巨大的挑战，也是在座的很多同学们将亲自接受考验的挑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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