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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界“海归”的机会与挑战
许德音,《21世纪经济报道》, 原题为“迟到的管理学界海归” (2007-09-13)及“海归战略的两难选择：流动性第一？” (2007-09-21)

今年8月4日，参加美国管理学会年会的几十名华人学者在学界前辈陈明哲教授的召集下齐聚费城会议中心，进行了一场题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讨论。我作为三个演讲者之一，以“海归学者的机会与挑战”为题与大家分享了心得。从2001年至2007年，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了六年，直到最近转往香港大学商学院。作为管理学界最早以市场行为方式从国外加入国内商学院，又以同样方式离开的一个普通学者，我自以为我的经验和教训或可对其他的或者潜在的“海归”们有所帮助。因此我把那篇讲话加以整理和补充，希望能引起“海归”们的思考与讨论，也为未来的“海归”们提供一些信息。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是让国内的本土学界同人，特别是院校的领导们，能够对“海归”学者这个正在逐渐扩大的群体有进一步的了解。针对这个群体，已经有太多的负面新闻和评价。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却很少有人理解和关心。我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他们在主要工作，即学术工作上的机会与挑战。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管理学界”为讨论范围。至于工商管理的其他各个学科，如金融、会计、营销等，其情形与管理学大同小异。另外，我还拿九十年代的经济学“海归”现象来做一些对比。

背景

首先是环境对比。现在活跃在国内的一些“海归”经济学家，大多在九十年代回国。经济学作为一个老学科，供大于求的矛盾早已十分突出。老学科的困境，用组织生态学理论最能说明问题：自私的个体（教授们）拼命自我复制（招收博士生），造成人口过剩。但由于学科形态老、个体数量庞大所带来的“合法性”，出生率上升的趋势无法遏止。而同时个体间的竞争使得“死亡率”居高不下，造成大批新进入者（博士毕业生）被迫离开学术界。光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就不知道一年要毕业多少学生，其中稍差一点的只能委身于大公司、大银行的研究部门，甚至到工业界去谋身。当然，反过来这也说明那些在国外取得教职的人里面，确实有一些身经百战的好手。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每年有大批赴美的中国学生选读经济学专业，使得中国毕业生寻求教职尤其困难。而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商学教育初露萌芽而又苦无经验与师资，于是“海归”经济学家们有一些成了后来国内商学院的领导。当然不仅是经济学界，九十年代或更早回国的“海归”们放弃本行的学术生涯，转而从“政”（行政甚至政治）的比比皆是。

相比之下，管理学博士毕业生在美国长期供不应求，其进入门槛对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说高于其他学科，因此在学术工作市场上缺乏“后备军”。国内外商学院的工资差别更是回国的一大障碍。这种情形造成了本该由管理学博士们唱主角的国内商学院“海归”市场，反而被经济学家们占领。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初，才在北大的特殊政策下被改变。今天的光华管理学院，已经有了一支很不错的管理学研究队伍，但是招聘的难度仍然因美国学术就业市场连年“看涨”而加大。前几年光华的张维迎、今年清华经管学院的钱颖一，都先后亲自到美国管理学会年会去面试申请者，甚至当场拍板给出工作合约，以抢占美国院校的先机。这也可见国际上管理学师资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

其次是动机的对比。作为国内学术界的后进入者，管理学“海归”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利用政策“寻租”的可能，也很难打“毅然回国”牌。他们不能指望在回国的时候，或者不久以后，就被突击提升为教授、博导，甚至是系主任、院长。这种状况，反而产生了有效的“自我选择”过程，提高了现阶段管理学“海归”队伍的“纯洁“性：他们中有很多是真正出于对研究中国企业的学术兴趣。

再次是模式的对比。过去经济学“海归”们回国，也许会得到政策上的优惠（住房、职称、子女照顾等等），但很少有“市场价值”一说。而对于商学院毕业生，讨价还价、极大化个人价值的市场交易方式是其博士训练的天然部分，所以国内商学院再难用人情之类的非市场因素来吸引他们，年薪标准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最后，时间预期的对比。过去的经济学“海归”们一般很快地本土化，一头扎入当地的工作与政治生活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再进行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因而也不再具有“可流动性”，不可能重新回到国际学术界。而现在的商学院“海归”们并不需要以长期归国为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抱着试探的心情，有意识地试图保持自己的“可流动性”，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从事有价值的、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研究工作。
机会

由于前面提到的背景变化，新“海归”们的主要机会不在仕途上，而在学术上。与经济学不同，管理学需要研究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结构与过程；真正作做好管理学研究要求对企业实际营运过程和内部环境的深入了解，而“海归”学者与国外同行相比，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管理学与经济学“海归”们在回国动机上有重大区别。从学术上讲，很难说搞“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在国内有什么特别优势；在国内观察得到的经济学现象，在国外也能观察到。但偏偏经济学家们回国成风，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

我在不同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中国管理学界对国际学术界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来总结中国企业过去二三十年里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将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接轨。不论中国企业的成功和失败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特殊的“中国因素”，只有用规范的方法去研究和发现，才能够有效地使得这部分知识和经验成为世界管理学知识的一部分，并作出中国学术界应有的贡献，使它取得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称的学术地位。“海归”管理学者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从一个更为自私的角度来讲，国内管理学界信息混乱，“山头”林立，“大师”遍地，固然给评估学术成就带来难度，但是反过来，这种情况也可能给管理学“海归”中的“先行者”带来很大的学术优势。一些“名师”的声誉建立在经不起推销、与国际主流文献毫无交集的伪理论体系之上。只要你付出艰苦的努力，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旗手。

我个人在光华六年得到的一个很大的满足，是参与了对中国下一代学术领袖的培养。光华的“国际博士项目”已经培养了十几位战略管理学博士生。我相信他们是国内自己培养的最顶尖的研究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活跃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管理学学术会议上。假以时日，他们会成为各自所在学术单位的领军人物。在我眼里，他们是我的同行和合作者，而不只是学生——过去我的老师也是这样看待我。这种人才资源，是在国外商学院难以得到的。
挑战

在我看来，“海归”们的最大挑战，是在学术研究上的战略选择问题。我把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及其相应的核心能力，放在一条由“国际化”到“本土化”的维度上。一个以从事学术事业为目标的“海归”学者，在时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必须作出一个两难的抉择：是让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高度接轨，完全不松懈这方面的能力训练，以保持自己的国际“可流动性”，还是从事与中国特色有关，对中国企业实践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并且培养只能适用于本土的能力。一个“政治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这两者并无矛盾，可以同时实现。但这可能是说易行难的一相情愿。

对一个“海归”来说，一个最大的顾虑是万一自己在国内不适应，还能否回到国际学术界。而要保持自己的“可流动性”，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意味着他（她）的研究课题不能够太“本土化”。就算“可流动性”不是他（她）的主要考虑，对一个高薪聘请的“海归”的期望，也会驱使他（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以海外主流学术刊物为目标的研究上。但是假如他（她）真地这样做了，第一他（她）可能会十分孤独，而且在同事中成为异端。第二，他（她）有可能让自己的研究变得与中国企业的实践毫无关系。而后一点会使得他（她）回国的目的和竞争优势受到挫败。因为要保持纯粹的可流动性，不回国最好了。回国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接近中国企业，深入了解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但想要达到了解企业的目的，又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来培养专门化的知识与能力。这中间又要冒失去“可流动性”的风险。如何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是“海归”学者面临的最大难题。

与此相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要不要遵从本土的游戏规则？以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为例，“本土规则”是申请者组织一个由博导、正教授、副教授、讲师直到博士后、博士生组成的庞大梯队。我在2002年申请项目时，对这种模式很不以为然，而且直觉如此一来，我会被“淹没”在无数个申请者中。所以最后我组成的是由我这个助教授（讲师）和一个海外博士生（后来回国成了我的同事）组成的二人团队，居然也申请成功。可见本土游戏规则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否则我们回国做什么？

要不要发表中文论文？对保持“可流动性”而言，中文论文完全起不到作用，而又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资源。但是既然身在中国，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为以中文为媒介的学术界尽一份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力争写出一两篇高质量、有影响的中文论文，发表在国内最好的期刊上，以证明自己，也为别人树立榜样（如果你是真的优秀的话）。另外，鉴于国内学术刊物的制度性缺陷，在有影响的财经报纸上介绍自己的研究，也是一个替代方案。

要不要参与非学术活动，比如行政事务、媒体采访？除了必须的院系服务之外，这些活动经常被国外的年轻学者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们占用宝贵的时间资源，影响研究工作，并且最终降低获得终身教授的机率。但对“海归”派而言，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国的动机。对于真正的学者，这方面的活动应该尽量减少 否则风光过后，自有后悔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志在于此，则又当别论。

最后，要不要和领导谈条件？我对这个问题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健康的学术人才市场，离不开讨价还价。只有国内商学院接受了对等的谈判，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国际性师资人才。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现在国内院校的价码，就应该提高到美国商学院的水平；中国自有其吸引力。但至少要接受谈判的概念。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应该和领导、同事保持一个良好而又职业化的工作关系，还是应该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加私人化的关系网络中，甚至变成院系政治的一部分？也许你会认为你的回国动机和你的个性，还有你所处的环境，已经制约了你的选择。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问一下你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价值观。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海归”的时间预期。“海归”不等于永不“上岸”。尤其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投身于一种伟大的事业，那么别让这个错误观念困扰你。要知道回国一辈子是一种奉献，回国三年五载也是一种贡献。这种经历也许能带给你很大的满足和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