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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熙:跨越三界 见证会计历史

来源：中国会计视野 发布时间：2012-12-30　 作者：岳旭琴 编辑：无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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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汪建熙博士是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生导师，现任中投副总经理。2012年6月13日、29日，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对汪老师进行了合计约5个小时的视频记录。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夏大慰教授、谢荣教授、汪老师学生王纪平副教授为本次口述提供了协助。有关会计口述历史详情，请点击这里，或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会计口述历史 。

他是会计界泰斗杨纪琬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股份经济及其会计问题》对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他从“联办”的财会部主协调到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初期的发展；他曾两入证监会，先后担任过首席会计师、国际部主任、副秘书长、主席助理等要职；他还曾是财政部旗下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审计部主任，为中国民间审计从无到有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第一会计师”。

与会计结缘

缘分，妙不可言。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抱怨上帝，说他一直梦想做杂货店的老板，但上帝却安排他成为一位银行的职员。上帝说，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与会计结缘，并且从学界到实务界，到政界，再到近期担任的国际机构的职务，汪建熙始终和会计有着不解之缘。回忆最初对会计专业的排斥，不知道他是否也会把与会计的结缘视为一个惊喜，或者是生命的礼物？

“当时我报人民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国际经济，第二志愿是哲学，结果没想到分到会计。当时对会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会计是什么？是账房先生吗？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电影中，账房先生不就是跟地主老财后面，戴一瓜皮帽夹一把算盘吗？将来就做这事吗？一想，这大概是人民大学最差的专业了。”

1982年大学毕业后，汪建熙到财科所读研究生。1983年初，受惠于财政部当时跟八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计划，汪建熙有幸到澳大利亚杜勒斯会计师事务所去实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审计理念和审计技术。

汪建熙高度评价这个合作计划，“从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像杨老、财政部领导的高瞻远瞩。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会有一个比较顺利的起点，使我们能够比较自然而然地恢复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和把西方的现代审计技术引进来。我觉得在这些个具体做法上也都体现了他们的深思熟虑。”这个合作计划也对汪建熙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财科所，由于汪建熙的优秀，他受到了杨纪琬教授的喜爱，作为优秀硕士生提前转入博士生的学习，成为杨纪琬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中国北方的第一位会计博士。

读博士期间，汪建熙加入了恩师杨纪琬等组建的中国财务会计咨询公司，取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审计部主任。1989年3月，又加入联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设计办公室），兼职担任财会部主协调的身份。

尽管读博期间的工作占用了汪建熙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他的博士论文直到1990年初才答辩。但正是这些实践工作经验，对他写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帮助。

汪建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股份经济及其会计问题》。那时中国的股份制经济刚刚萌芽。他在博士论文中讨论了会计准则为什么会诞生，审计为什么会诞生，提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有中国的公司法。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他还尖锐地指出，在所有制的问题上，中国进入了一个误区，把所谓国家所有制认为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度让汪建熙担心会因博士论文的“政治不正确”而拿不到学位。“这个问题在答辩时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杨老请了财科所的黄菊波老师，很资深的财务方面的专家。黄老师说，你写会计就写会计吧，为什么写这么敏感的政治问题。”

后来这篇博士论文在1990年《会计研究》第二、三期，分两期登出来，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讲会计问题，回避了体制问题。如今再去读汪建熙的博士论文，文中仍然闪烁着一个严谨而敏锐的学者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真知灼见。

从联办到证监会

汪建熙跨入金融领域应该是以联办作为起点。联办，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有人称它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摇篮”。

1988年，王波明、高西庆等一些在美国资本市场打拼的年轻人回国，希望能够创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交易所。他们的人员架构里面恰恰缺一位会计专家。

“由于这些人主力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就知道资本市场其实是一个以信息披露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市场。信息披露里面其实比较核心的是财务会计系统。所以在美国，不管是从会计准则，从审计，还是从监管机构来说，财务会计信息都是信息披露的核心内容。我们发现，实际上在多数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里面并未设立首席会计师制度。而中国证监会之所以一开始就设立，是和联办核心人物受美国制度影响直接相关的。”

1989年3月，汪建熙加入联办，担任会计部主协调。

联办成立之初，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首先做推动国债发行和交易这方面的工作。1990年，联办一方面协助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另一方面在北京建立了STAQ系统（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ecurities Trading Automated Quotations System）。

1991年9月，为了学习美国的纳斯达克模式，汪建熙赴美到全美证券商协会去学习。但是后来学习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运作NASTAQ市场，而是券商监管。

汪建熙在美国学习期间，国内发生了当时引起全球关注的“8.10事件”（1992年）。这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

“深圳当时有股票发行，结果成千上万人排队购买认购证，赤日炎炎，排了三天，结果认购证被工作人员私分了，愤怒的群众就出现了骚乱，推倒了警车，点起大火。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美国的主流报纸连续三天在重要版面登中国的消息。这基本是没怎么见过的。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个事态严重，可能会导致关闭证券市场。因为实际上本来做交易所的事情一直有争议，争议还是挺大的。”

汪建熙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后来我们回来以后看到了一个文件，是国务院1992，68号文。这68号文件就是成立中国证监会的文件。所以从高层来说，还是非常有远见，或者高瞻远瞩的。市场出现了严重骚乱也没有被关掉，而且觉得应该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有效监管这个市场。这就是当时证监会成立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8.10事件，很可能还是维持着原来的格局。”

汪建熙人在美国，连续收到催他回国担任证监会首席会计师的电传。他于1992年11月底回国，到证监会走马上任。

“当时首席会计师办公室其实做了哪几个方面主要的工作？一个方面是信息披露。我当时接手这个工作，实际上有了一点基础。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中国的实践已经有了基本的信息披露模式。当时已经有了招股说明书。”

美国的信息披露系统成为当时借鉴的主要模式。汪建熙认为，要形成一个类似于像美国会计准则那样的系统，一号一号去发，而不是像中国原来传统做法那样，一个文件就是一个单独的文件。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准则就是第一号准则。

“里面的内容和格式主要有这么几个来源：一个是我前面讲过美国信息披露的系统方面的内容和格式，一个是香港,同时也参考了台湾,还有国内的版本。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我们做出来的第一号信息披露准则，实际上和美国招股书的规定是相差不大的，甚至于我们当时把美国招股书封面基本的要素都吸取了。”

第一个信息披露的准则叫“公开发行证券公司发行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从架构到内容，基本上都是汪建熙做出来的，因为那时候首席会计师办公室开始组建了，但很长时间只有汪建熙一个人。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规范的信息披露的起源。

1992和1993年，企业的股票发行与上市越来越得到推广，也出现了到境外上市。在发行上市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双重上市，就是境内已发A股再去发H股，或者已发H股再去发A股的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双方信息披露规定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作为证监会首席会计师，也作为国际部主任，汪建熙对此提出了一个处理办法，叫做“从短不从长，从多不从少，从快不从慢”，其实就是在双方信息披露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按更严格的执行。这个处理办法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业界一直遵循的规则，对于推动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或者外国企业到中国来，都起了很大作用。

1993年6月19号，内地和香港两地五方签订了第一个《证券监管合作备忘录》。1994年4月28号，跟美国证监会签了监管合作备忘录。汪建熙和美国证监会讨论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的问题。美国人不能接受中国企业的两年模拟报表。

汪建熙就此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中国人之所以要两年的模拟，并不是想欺骗投资者，因为它是实在没有办法做出两年真实的报表。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延续的，但是它一直用的是中国的会计制度。”

经过讨论，美国证监会同意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但需要把中国企业作为新设公司来对待。美国安达信两个参加会议的高级合伙人盛赞这是个“历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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