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我在《财经》和《南方周末》的日子-经管之家官网！

以倡导“知识就是力量”而闻名的F．培根曾很是花了些时间研究何谓知识。他用一个比喻来阐述自己关于知识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向蚂蚁学习，因为蚂蚁只知道把原材料原封不动地往家里搬；也不应向蜘蛛学习，蜘蛛大概是个“闭门造车”的典型，它只知道从自己的肚子里向外吐丝，而不知道从外界吸收东西；我们人类应该学习的动物是蜜蜂，这个小家伙整天忙着四处采集花粉，然后还要对花粉进行加工，使之变成可口的蜜糖。
我很愿意借培根的这个比喻来形容新闻工作者。记者中也有“蚂蚁型”的，特别是在网站、通讯社和日报工作的记者，对他们来说，迅速、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为第一位的。在那里，大家比的不是加工能力，而是比谁能拿回来更多的料，谁能更早地拿回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原初意义上的 “新闻”，在新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他们如蚂蚁搬家一般，把这件事情搬到媒体上来，让公众知晓。
一个“蜜蜂型”记者也许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要采访，以期尽可能多地掌握材料；另一方面，他还要对材料进行加工，甄别其真伪，剔除噪音，使之材料条理化，并以适当的报道样式———包括文字和图像等———加工成新闻成品。
当一个“蜜蜂型”记者，写出“文质彬彬”的新闻作品来，这是我的理想。事实上，我所工作过的《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都属于这样的媒体。这本书收集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发表在这两家媒体上的。
我是1999年年初开始为《财经》杂志工作的，那也是我新闻工作经历的真正开始。———此前，我在《环球时报》做过半年上下的编辑工作。由于《环球时报》有相对固定的稿件来源，所以我觉得自己对报纸的贡献有限得只能称之为上版员。后来，我去中央电视台新闻采访部混过几个月，之所以说是“混”，是因为直到最后，我都没有摸清在那里做新闻的门路。
1999年的《财经》还没有后来让它声名鹊起的《基金黑幕》和《银广夏陷阱》，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新闻人读过它的第一期———那时还不叫《财经》，而是叫一个洋名字：MONEY———就会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好的新闻杂志。事实上，有人这么评价它：《财经》似乎刚生下来就成熟地长着胡子了。
使得这个孩子生下来就长着胡子的是胡舒立。事实上，她把《财经》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的这个孩子经过了长期的孕育：从《工人日报》到虚拟的《三联生活周刊》豪华阵容再到《中华工商时报》，从美国到中国，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社会新闻到国际新闻再到财经新闻，胡舒立见过、学过、尝试过的东西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她异常敏锐且始终保持很强的学习欲望且勤奋且坚韧，事实上，就以上品德的综合得分而言，我还没见过有超过胡舒立的人。而任何一个人，只要部分地具备了以上的品德，想不成功都很难。
和《财经》杂志一样，《南方周末》也有个出色的女领导：江艺平。
由于我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做驻站记者，故和江艺平接触的时间并不多。———2001年初，我被调往广州，主持《南方周末》经济部的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江的接触多了一点，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我又回到了北京。———以我有限的了解，江是个非常善良，凝聚力非常强的人。
不管是从新闻操作上来说，还是从经济效益而言，《财经》和《周方周末》都是典型的成功媒体。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同行这么对我说，“《财经》、《南方周末》，那是我的新闻教科书呀。”这个说法也许嫌过誉，但是就新闻成就而言，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我还不以为有别的任何媒体，包括非平面的媒体，超过了它们。
这还不是全部。《南方周末》还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以50人的采访、编辑队伍带来了超过1亿元的广告收入。《财经》去年的广告收入近2000万，而投资人在过去的四年里对它的全部投资，包括滚动部分，我估计，不会超过1500万。
《南方周末》和《财经》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以为，《南方周末》是以记者为中心的，而《财经》是以编辑为中心的。
这一方面跟出版周期有关系，一方面也和记者的成熟度有关系。
在《南方周末》，记者甚至可以在周三的中午发稿———周三的下午就开始印刷了———而在《财经》，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财经》的稿件一般是要经过编辑改写的。有的时候，这种改写简直就是另写一篇文章，而了终见诸于杂志的文字可能只有极少一部分是记者本人的。
事实上，不光如此。在《财经》，一篇文章从选题开始，到采访过程，到后来记者写稿，编辑都有介入，虽然这种介入会因文章的不同而不同。这会给人这样的感觉：《财经》很像是个新闻作坊。
这样做的好处是，《财经》的整体质量比较齐整，即使记者是个实习生。
《南方周末》走的是另外一种模式：用比较体面的待遇和清晰的新闻理想来吸引成熟的新闻人，然后给大家比较宽松的空间，使记者和编辑能够比较自由地发挥。
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千百年来，儒家的理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
宽松的内部环境，简单清晰的文化，相对单纯的人员构成，使得南方周末成为一个不错的新闻平台。遗憾的是，这一切很可能都要成为过去时。———在各位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南方周末。前几天收拾行李的时候，翻出了南方周末一年多前的一个内部电话本，大略地数了一下，总共45个编辑和记者中，已经离开南方周末的竟然有24个之多。
1988 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正流行着崔健。“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从《环球时报》到《财经》再到《南方周末》，我经历了多家在各自的领域都算得上是最为成功的新闻媒体，但是最终也没有让自己驻扎下来。“浪迹江湖白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直要流浪到“白发新”的时候。
原载：《国际金融报》 (2002年05月24日第十八版)
（陈涛，1970年1月生于陕西户县。1988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2年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199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夏天，分配至文化部机关工作。后转入媒体。先后在《环球时报》、《财经》、《南方周末》等单位工作。现在《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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