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民：威廉姆森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和三大贡献-经管之家官网！

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奖后，有的学者和媒体评介说，威廉姆森是半路杀出来的黑马；也有的认为威廉姆森著作多，论文少，没有个人创建，只不过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正视听，本文将威廉姆森的主要成就分三个阶段加以介绍，相信读者会自己得出结论。

1.威廉姆森研究的早期阶段（1963-1970）
　　威廉姆森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为与市场管制，前者跟他在卡内基的学术训练有关，后者受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的影响。
　　1963年，威廉姆森分别在《经济学季刊》和《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出售费用》及《管理抉择和企业行为》，从而得以通过伯克利经济系组织的考评，与产业组织创始人贝恩（Joe Bain）等成为同事。1964年，其博士论文《抉择行为的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管理目标》由霍尔（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出版。1965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分别发表《创新和市场结构》及《企业内部行为的动态理论》，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挖去做副教授，讲授研究生的产业组织课。
　　1966年春天，威廉姆森被推荐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局长特别助理，期间（11个月）认识了不少司法界人士，特别是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律师，并接触了大量案例，对法律和市场管制有了进一步认识。196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层级控制与企业最优规模》；次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作为进入障碍的工资率》，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作为反托拉斯保护的经济：福利替换》，并顺利晋升为教授。196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配置效率和反托拉斯的局限》。1970年，霍尔出版了其第二本专著《公司控制和商业行为：组织形式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尚未成熟，和大多数年轻学者一样，不得不为职称和生活而奋斗。其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刊物和出版社档次也很知名，但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多数情况下是用现有理论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期，威廉姆森完成了生育5个孩子的任务。巧合的是，威廉姆森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生于1967年。
　　2.威廉姆森学术创作的巅峰时期（1970-1988）
　　1969年，在伯克利认识的马格利斯（Julius Margolis）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宾大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威廉姆森受邀承担博士生组织理论课的讲授任务。威廉姆森把在卡内基学到的组织理论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的本性；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解决问题的合约方法等。从此，威廉姆森的思想渐趋成熟，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框架初步形成。
　　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安排了一个专场：对市场不完善的回应。威廉姆森被邀请提交论文。他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写了《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败的思考》。随后发表在5月份的《美国经济评论》上，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1973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市场和层级组织：一些初步思考》，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分析和反托拉斯含义》的雏形。后者于1975年由美国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成为跨时代的杰作。作者通过引进交易成本，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之间正式架起了一座桥梁。
　　此后，威廉姆森于197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有关市场和层级组织的退出和呼声》；1979年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治理》；1981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组织经济学：交易成本思路》等。
　　1983年，威廉姆森受聘为耶鲁大学高登.B.提迪（Gordon B. Tweedy）法和组织经济学教授，并兼组织和管理学院院长。同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1984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治理经济学：框架和意义》，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可信的承诺：进一步的结果》。
　　1985年，威廉姆森的另一部学术名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企业、市场与关系合约》由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市场与层级组织》的姊妹篇。此书综合了威廉姆森及其他学者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学，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度成为显学，接连有科斯（1991）和诺斯（1993）两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从而奠定了威廉姆森成为国际大师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威廉姆森，思想臻于成熟，新的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毕，不仅提出并界定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学）等概念及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建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推动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如法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威廉姆森提出和使用的许多概念，如信息栓塞（information impactedness）、关系合约（relational contract）、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tic behavior）、套牢（holdup）等，既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又影响到其他学科。他的学说还是实践的产物。笔者在90年代中期初次接触威廉姆森的东西时，即为其折服，其许多理论与笔者在企业的观察完全吻合，解除了许多困惑。
　　3.威廉姆森研究的余热阶段（1988以后）
　　1988年春天，55周岁的威廉姆森回到伯克利，被聘为研究生院教授和埃德伽.F.凯瑟（Edgar F. Kaiser）商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从此，威廉姆森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战：一边享受各种接踵而至的荣耀，一边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最初几年，威廉姆森忙于编书，先后出版了产业组织教材和组织理论经典文献选编，虽然也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论文，如1990年发表于《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经济组织可替代方法的比较》，但基本上是对以前成果进行整理和反思，并不时回答来自学术界的挑战。
　　1991年后，威廉姆森重新焕发创作激情。1991年，他在《管理科学季刊》发表《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在《战略管理杂志》发表《战略、节约与经济组织》，在他亲自创办的《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发表《经济制度：自发的和有意的治理》；1992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发表《市场、层级组织与现代公司：一个展开的视角》；1993年，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发表《组织的演化科学》，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计算、信任与经济组织》，在哈斯的杂志《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组织理论》；19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治理》；1995年，在《产业与公司变革》发表《经济中的层级组织、市场与权力》。同年，威廉姆森当选为伯克利学术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通常由德高望重、廉洁奉公的学术权威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