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目标偏离的行为经济学解释——对近代民生公司的实证分析--产业经济学-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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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古典的企业理论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但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如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在某些时代会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偏离根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反过来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一种偏离现象，讨论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并以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公司民生公司为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关键词：意识形态 目标函数 经济决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莨??觯?杂⒐??椎钠渌??乙擦⒖滔碛辛苏庀钐厝āＴ谡庋?奶跫?拢?鞴?皆斯?究?即罅拷?氪ń?皆耸谐　５搅吮臼兰妥畛跏?旯?サ氖焙颍?ń?较呱系募讣抑饕?暮皆斯?臼牵河⒐?奶?拧⑩?停?毡镜娜涨澹?拦?慕萁?Ｕ庑┕?酒窘杓际跎虾妥式鹕系挠攀疲?约爸贫壬虾途?律系奶厝ㄅ偶泛涂刂浦泄?皆斯?荆?比÷⒍侠?蟆Ｎ蘼鄞映?淌?俊⒆试戳魍ā⒒故谴硬?诽氐愫途赫?绞嚼纯矗?庖皇逼诘拇ń?皆耸谐《冀咏?桓龉淹仿⒍鲜谐。?丫??颈ズ蚚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 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 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 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