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学人如此功利-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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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1.文化传统对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传统的儒者特别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知识和理论是不能脱离实践的，人类应该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例如，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就写道：“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地，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试图行动。……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另一方面，与儒家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唯理主义却凸显了方法意识和理性意识，从而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和隔绝开来进行观察；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每一个学科都集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并以某一特定的假设出发来观察同一现象。例如，人的行为本来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学科却完全可以基于不同的行为假设来进行分析、预测；当然，这种分析不仅在西方盛行，也已经完全被移植到中国的学术之中。例如，金岳霖同样写道：“现代人的求知不仅有分工，还有一种训练有素的超脱法或外化法。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要研究者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培养他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使这种感情盖过他可能发生的其他有关研究的感情。人显然不能摆脱自己的感情，连科学家也很难办到，但是他如果经过训练，学会让自己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研究中的其他感情，纳就已经获得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那种超脱法了。这样做，哲学家就或多或少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者，但是并不传道”。
正因如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发展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其原本强调的是一个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以满足自己的效用；但是，当这种假设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领域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之后，就变成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奉行自利的行为方式。而且，经济人的基本内涵还进一步地演变为：任何人只要一有就可能实行机会主义，否则就是不理性的；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抢在他人负我之前先负他人，颇有点曹操的哲学观：“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其实，也正是基于这种行为机理，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主流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得出了“囚徒困境”的一般规律；不过，正因为西方社会中理性的真理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因而集于个体理性互动的非合作博弈理论就无法解释社会中基本面是合作的事实。宾默尔甚至把纳什均衡和囚徒困境称为一场学术灾难，因为纳什把自利作为其推论的前提，使许多人误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真实刻画；相反，宾默尔在其最新的学术巨著《自然正义论》中，试图把道德偏好和正义偏好引入博弈过程，从而开创了博弈论研究的新纪元。
当然，正因为西方社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传统，理性的真理和经验的真理是脱节的，理论往往是建立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在理论上基于经济人假设，并由此推理出一系列的结论，但是，这往往与现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实，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也常常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其行为也往往与经济人格格不入，而他们之所以分析经济人行为下的社会现象，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为设立相应的制度以缓和可能的危害提供思路；而且，有证据就显示，尽管美国人对人性善良的看法不如中国和日本等国，但相互之间信任度却很高，并更认为他们自己是诚实公正的。
相反，中国社会却有知行合一的传统，理论是为指导实践服务的，它必须能够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经济人模型仅仅是西方社会的学者进行逻辑推导的一个并非现实的前提假设，但移植到中国后却成了人们的行为法则，或者为自身机会主义行为辩护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那些“主流”学者的鼓吹下，学子们已经根本意识不到诸如经济人等西方理论的使用范围，忘却了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抽象，而硬要将之应用到实践之中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了当前经济学界中功利主义取向日益膨胀：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利欲横流，乃至形成了一种《新约.启示录》中描述了世纪末的景象。

2.社会制度对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一般道理：大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集体如果失去了人们的认同，人们觉得自己无法影响这个集体的发展，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会觉得自己被疏远了；此时，个体也就不再把这个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当成自己的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因而也就不再关心它，而是转而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走向极端的自我放任主义。例如，我们知道，早期希腊人的自身利益与其城邦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城邦内是民主的，公民的言论得到尊重和重视，因而希腊人原来非常热衷于城邦的行政管理等活动；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被占领，希腊人本身成了被征服者，从而也就失去了影响城邦事务的话语权，公民的责任心逐渐降低为单纯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对城邦的忠诚也夕阳西下，人们开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由于就出现了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等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观。
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学术界中，之所以人们只关心个人的发财致富而不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之所以与权势者相勾结而不是对现实持批判的精神，之所以会形成功利主义盛行，金钱拜物教甚嚣尘上的局面，并形成维护权势者利益的保守主义；这也与当前的政治制度有关，这种现象也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认同的纽带被割裂了，社会出了问题。这点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大凡专制和****时期，犬儒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比较盛行，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如以西晋“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黄老玄谈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借古喻今，中国之所以会形成为权势者辩护的主流学说，学术之所以会扭曲到如此状态，之所以会形成对这种扭曲状态“万马齐喑”的熟视无睹的局面，也就在于当前的一系列社会和学术的制度为某些特定的人和团体所主导，以致它并不是关注真正的学术探索，而是利益的瓜分以及由此衍生的形式主义；在这种巨大势力的支配下，即使那些本来抱着求知抱负进入学术界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因而尽管他们对这种学术不认同，但也不得不改变自己而随大流以换取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功利主义倾向尤其强烈，这与传统伦理的瓦解和新伦理还没有形成有关。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圣贤治国，而所谓圣贤就是既有高超的才干又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愿意为国家、社会、大众服务，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即使后来帝王僭取了圣贤的地位，但毕竟他们从小要接受圣贤经典和伦理的教育，把圣贤之说视为判断行为是非的标准。因此，尽管中国社会一直缺乏对上位者的监督，并由此出现了两千年的专制制度，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古代的当权者本身毕竟对一直所受的圣贤道德心存敬畏，从而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
然而，很不幸的是，当前的当权者本身却经受了长期的经济人熏陶，特别是那些经济、法律等ZF职能部门的人员都是接受现代经济人的思维训练，那些对人类社会发展毫无所知而被送到高校进修培训的官僚更是直接接受感受那些本身就极具功利心态的“学者”的指引；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就不再感受了道德的制约，而是一切遵循经济人的行为标准。结果，中国的传统学术精神已经在日益枯萎，但是，传统中国强调的实用主义的取向却日益旺盛；特别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教导，我们现在教育出来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典型的经济人。事实上，由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在社会商业、经济以及管理岗位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也越来越无序；而且，由于功利主义的感染效应，当前整个国民越来越经济人化了。
3.学术界经济人行为之批判
启功先生说，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爱因斯坦也指出，像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等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实际上，目前的学生“真正”是遵循他们老师的“学”和“行”，因为那些所谓的主流学者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只要有“钱图”，什么活动都竭力参加，什么课题都要接，什么话都敢讲，什么样的文章都能写。君不见，就是那些半瓶子醋的人往往凭借几篇照葫芦画瓢的论文，而在公众的眼里却成为他那个学科最为知名的代表，往往被赋予非常高的社会荣誉；而这些所谓“名家”一旦获得了可资利用的声誉之后，就开始混入社会各界：到处讲演、拿出场费、充当机构顾问、成为独立董事乃至与社会利益集团结合而成为其代言人。其中，一些清醒的“名家”也知道自己的这一套混不长久，因而趁声誉还没有崩溃之前赶快转行，或者进入官场开始仕途生涯，或者下海经商办公司，中国国情——“学而优则仕（商）”——嘛！而那些依然自以为是的人则依旧占据着讲席，希望继续原先学、商、仕结合的道路，结果却往往被那些最终清醒过来的大众所唾弃。
当然，绝大多数的这些“名家”都是“聪明”的，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主流经济学仅仅是西方学者基于本土行为的一个文字游戏，自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搞一些模仿性学术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况且自己似乎又确实不可能从中获得真正的认知；特别是，他们大多又不可能像德国、日本人那样“傻”，明知不可为而非要凭借一股“牛劲”而为之，于是当然会在尽快获得敲门砖以后便溜之大吉。季羡林就指出，中国人和德国人相比是聪明可及，而愚不可及；也就是邹恒甫指出的，中国人缺乏扎扎实实的笨的做学问的精神，在国内大肆推行经济学改革教育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大多如此。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学人毫无顾忌地宣扬和实践着经济人行为，但显然，他们把这种“经济人”的精明真正用错了地方；事实上，学术界本来应该是“君子固穷”的地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理所当然应该是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群体，而不应仅仅是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行动的机会主义者。费希特就强调，“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负担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
特别是，作为真正的学者就必须言行如一，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哲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倡导者更应该以这种方式生存，苏格拉底本人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作为肩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却不能遵循经济人的言行合一，因为这种经济人本质上没有社会性，从而必然缺乏社会责任。实际上，如同李普塞特指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人的缺陷，从而从制度方面对之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提防或修正。也正是出于对当前横流的氛围的反思以及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认识，笔者强调，学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梳理前人的思想和著作，从而不断地增进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由此思考现实社会，努力挖掘社会所存在的不和谐之处而努力探求改进的途径，或者将自己所获得的认识传授给后来者。
其实，尽管社会大众往往痛恨和责备那些奸商“以武致财”、“富而不仁”，但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社会真正的癌症在于各级官员和教师学者身上，究其原因在于，商人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它行为本质就是尽可能地寻利，尽管其中也可能产生众多的不法或不道德行为；但是，这些恰恰需要通过公共制度的建设来进行制约，而这却是各级官员和学者的责职。正因为官员和学者的活动根本上是属于公共领域，因而当前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他们的责职丧失有关：一方面，各级官员是公共制度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关注弱势利益是他们的天职，但是，当今的官僚却与这些奸商们勾结在一起，在其位不谋其事，不尽其职；另一方面，教师和学者本身是社会制度缺陷的发现者、批判者以及对不法、不道德行为的监督者，但是，如今他们却蜕变为私利的追逐者，与权、钱紧密集合在一起，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基本责任。( 觉得这篇文章挺好的,就抄过来了,希望大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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