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成鲜明中国色彩符号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经管之家官网！

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中国的巨大变化完全是一个奇迹，他们喜欢用“中国速度”、“中国模式”、“中国神话”来形容中国经济的成就。这些外国人虽然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知道“中国制造”，知道“人民币”，知道中国有“13亿”人的巨大市场。这些带着鲜明的中国色彩的符号，不仅影响着这些外国人的生活，更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6天的时间，来为你介绍6个中国符号，它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历程，它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制造”。
　　（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竟有25件。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
　　萨拉•邦焦：“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到处都是。”
　　萨拉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于是她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
　　萨拉•邦焦尔尼：“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识别产地和标价，购物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萨拉没有想到，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段生活历险，后来被她写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萨拉•邦焦尔尼：“经过一年的实验，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生活已经与中国（中国制造）密切相关。”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间爆发了惊人的生产能力：目前，中国制造业中已有近200类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中国制造业的增速也连续20年居全球之首。更有预测认为：在2009年，中国将占有全球制造业11.783万亿美元增加值的17%，超过美国所占有的16%，而这一改变，将终结美国在制造业领域长达100多年的龙头老大地位，也将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位置，重新回归到1840年之前。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中国靠我们的这样一个现有的资源，靠我们现有的优势形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中心，或者叫世界工厂。”
　　（1949年）
　　然而上溯到60年前，在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作者杰克.贝尔登眼中，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老百姓把火柴叫洋火、铁钉叫洋钉，脸盆叫洋盆、纱线叫洋纱、自行车叫洋车，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工业品，在当时的中国却不能生产，要靠进口。对于建国初期落后的中国工业，毛泽东当时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平：“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发达国家、先进国家相差100年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样的焦虑中，中国开始奋起直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着手制定。
　　李平：“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就是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第一座试制飞机的沈阳飞机制造厂、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应运而生。
　　正当中国的工业基础初步奠定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浩劫，使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破坏殆尽，工业企业的各项核算指标全面大幅下降。当时，一位日本记者来到重庆炼钢厂，采访中他深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落后，两台100多年前从英国引进的蒸气式轧钢机，居然还在使用，这位日本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平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矿山和港口，西方国家先进的制造业让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非常感慨。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而这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低增长、高失业、通货膨胀等困难，在经济萧条的境况下，海外资金将目光投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汽车公司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商谈重型汽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美方代表团团长，汤姆斯•墨菲，突然打断了中方代表技术引进的发言，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合资。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他叫我把我的钱包拿出来，他也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桌上，什么叫合资啊，就是我们两个把钱放在一起，拿这个钱去经营这个企业，要赚钱我们共同赚，要赔钱我们共同赔，就是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再简单得说，就是我们两人‘结婚了’，我们成立一个家庭，一个共同的家庭，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你不了解中国情况，你这个瞎闹，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大资本家，我跟你结什么婚啊。”
　　美方提出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当时在中方代表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事后，他们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汇报。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份中央领导批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小平同志就讲了，合资也可以搞嘛，这是我看到，他最早的一个批示，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这是思想一个突然的解放。”
　　合资经营的思路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合资打开了局面，在轰鸣的炮声中，方圆2.14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在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中，广东省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希望中央给点权，在邻近香港、澳门的珠海和汕头建立出口工业区。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小平同志原话就是，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后不久，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相继成为特区，允许外国厂商、华侨、港澳商人投资办厂，然而，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来说，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更不了解国际市场。能拿出来与外资合作的，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这种条件下“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的普遍形态。1978年，“三来一补”最早出现在东莞，这个当时GDP只有6.亿元的农业小县由此拉开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幕，如今，东莞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名城，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深圳到东莞的高速路堵车，那么全球的电脑内存就会涨价。”
　　新闻联播主持人：“东莞创了两亿外汇。”
　　“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不仅为中国换回了数量惊人的外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外方合作，让中国人见识了先进的制造工艺、发现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这个钱其实并不难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己开厂，兴办制造业的浪潮也从珠三角地区向北推进，在中国长三角这个叫义乌的小县城，出现了一个摊棚市场，有1000多户摊贩在摆摊设点，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在家里搞家庭工厂，前店后厂的模式，标志着中国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款式新颖，价格低廉，供应充足，品种齐全，义乌迅速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这里出售的中国制造，遍布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
　　李平：“我们在做的大部分在OEM（贴牌生产），那么真正的盈利高的环节，我们非常地弱。”
　　为什么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个问题成了当时许多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心结。1990年，TCL在珠三角已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电视机生产企业，李东升第一次参加美国国际电子展时，遭遇的却是巨大的挫折感。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我们占了一个很小的摊位，3米乘3米就9个平方，当时在展会我看到国外的大企业让我非常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