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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放和健康的心态对待西方经济学 ——评刘国光“7-15”讲话

用开放和健康的心态对待西方经济学 ——评刘国光“7-15”讲话

发布:经管之家 | 分类: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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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危害无穷——评刘国光“715讲话”读过刘国光教授的“7-15讲话”之后,想了很多问题,越来越有不吐不快之感。冲之下,草就了这篇文章。最近舆论越来越多地把矛头指向西方经济学,有些指责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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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危害无穷——评刘国光“715讲话”
读过刘国光教授的“7-15讲话”之后,想了很多问题,越来越有不吐不快之感。冲
之下,草就了这篇文章。最近舆论越来越多地把矛头指向西方经济学,有些指责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误解,和民粹主义式的冲动。希望能有更多的真正了解、研究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参加讨论这个问题,免得使这场大讨论走向错误的方向。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够了。
本文首先概述刘国光教授的观点,然后指出刘国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若干误解和歪曲,接下来分析了“反西方经济学思潮”产生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后提出作者对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建议.
一. 刘国光教授“7-15讲话”观点综述
为便于讨论,把“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即“7-15讲话”)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下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
2.中国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搞双轨制。
3.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且效率最高、迷信市场自由化,因此不适合中国。
4.西方经济学并未对中国的改革起到指导作用,相反,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国企改革、房地产等问题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二. 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刘国光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影响上升的原因是: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
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可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认为,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大行其道,一定是因为这种理论能够满足人们现实的需要。正像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回答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一样,之所以西方经济学能够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影响力上升,其根本原因还是它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设计市场机制、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如何设计税收制度、如何打破行业垄断……中国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无不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不止一代的中国人,都曾经怀着非常虔诚的愿望,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可是却常常得到失望的结果;而当我们第一次在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得知,西方经济学能够解释社会中的如此多的现象时,那种震撼是难以名状的。事实上,我们选择西方经济学,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阅读英文的文献,推导复杂的数学模型,甚至80年代初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现了争相传阅手抄本西方经济学书籍的现象?如果真的全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理论”,难道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刘国光教授是不是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商?如果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那还何必花这么大的代价舍近求远?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现在要低下头来向历史和文明远不如自己,
而且又侵略欺凌过自己的民族去学习,确实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办法?
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世界解释能力弱的原因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总结出来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吸取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代表了当时经济学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15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性和18世纪已经有了霄壤之别,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很多现象,乃至是十分重要的现象都无法解释。
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经济学也发生了多次划时代的革命性飞跃,包括刘国光教授自称擅长的“宏观经济学”也是在1930年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革命”中出现的,如果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回避这些理论成果,那么怎么能说是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
要知道,当年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是埋下头去潜心阅读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切成果,把图书馆的地面踩出了两个坑。马克思正是在广泛吸取西方经济学精华的基础上,才看出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也没有一味的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0年代的经济学革命,实际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而反观刘国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一知半解、甚至充满误解就品头论足(见本文第九部分),这种态度和马克思当年广阔的胸襟相比,差距何其大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解释今天的许多经济现象,原因主要在于:从马克思之后一代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一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不发达国家,他们没有条件研究日益复杂的经济现象,二是由于多方面的干扰,他们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化和精确化,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日益变化的现实世界上,没有大胆吸收数学、统计学、博弈论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现代经济运行纷繁复杂,现实世界需要大量的变量、数据去刻画,绝非区区几个抽象的原则能够说明白的;这才造成了150年前代表了当时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在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对此,包括刘国光教授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也是要负一份责任的。
四.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不同,不存在竞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因为没有
一种理论是万能的。经济学讲究“分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问题,解释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职责所在,马克思主义何必去争这个地盘?刘国光教授希望马克思主义包办一切代替一切解决一切,这样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揭示的是社会形态和人类历史进
程演变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前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所在。
但是,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时候。“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的原话 ,想必刘国光教授是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的是,在一个社会形态处于稳定时期的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而后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应当回答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已经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秩序批判的继承即可,何必另起炉灶?如果把目光注视于后者,等于舍本逐末。
因此,“西方经济学占领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是一个伪命题。
五.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本人就是西方人;
第二,西方经济学在长期发展中,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调控经济和调整劳资矛盾的内容,并且比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还要透彻。这部分属于常识,不多说。
六. “主流”和“支流”是辩证的
刘国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常识问题”,即,马克思
主义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支流。
我不反对这个看法,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拒绝西方经济学的理由,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或者姑且称作资本主义经济学,按这样的说法,可能还有封建主义经济学,奴隶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支流。但是,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心思研究上下五千年的事情,在给定现代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如果最能够揭示并指导这个阶段的经济现象的学科恰恰是西方经济学,那么,在这个阶段,西方经济学成为主流未尝不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什么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经济建设,什么理论就是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工厂怎样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产量,政府怎样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差距,国内的厂商怎样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自己的利益,金融机构怎样通过健全机制促进经
济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来得及研究的,都是我国当前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认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流和支流”是一对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支流可以变成主流,主流也可能变成支流,因此,西方经济学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流经济学,并不妨碍从总体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七. 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
刘国光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
那么,我们要问,判断一个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现实的标准是什么呢?
实践才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认为:理论的作用是解释实践和指导实践,因此,评判一个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现实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象,二是是否能够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对照一下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最基本的范式是:人在给定的约束下,选择最大化自己收益的行为,从这个前提出发,研究人们的行为,进而研究如何建立合理的机制,达到特定的社会目的。
这里的约束,包括资源的约束,人们面对的自然资源、物质财富、时间等等都不是取之不竭的,约束还包括制度、法律环境等等;这些约束,在西方国家存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存在。我们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笑话,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土地、技术、人的劳动都是存在约束的;一个面包只能当一个面包吃,不能当两个,这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是一样的;
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点基本假定是:“选择最大化自己收益的行为”,也就是刘国光
教授深恶痛绝的“经济人假设”,他认为这一点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却看到,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是“经济人”的话,怎么解释他们要侵吞国有资产?如果农民不是“经济人”的话,怎么解释农业合作社里那么多人消极怠工,又怎么来解释土地承包制后马上粮食丰收?甚至,如果政府官员不是“经济人”的话,怎么来解释他们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搞腐败?
刘国光教授自己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经济学家做出“经济人假设”,并非因为他们认为人性自私就是好的,而是因为在现实中他们观察到大多数人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才在理论上作了总结。承认“人性自私”又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够有的放矢的设计一套机制,尽量避免个别人的“理性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前提架设:“人面临约束”和“最大化效用”对于中国都是成立的,对全人类都是成立的!(将来到了共产主义可能会不再成立,这是后话)。因此,至少在现阶段,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八. “中国国情特殊”不是借口
不错,任何一种国家都有特殊的国情。但是,中国国情特殊不是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借口。
当年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啊,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就不能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呢?
我认为,所谓中国国情特殊,主要特殊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面临的很多约束条件和西方国家可能不一样,包括资源、制度、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约束,这也是许多外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问题时欠缺的地方;第二个方面是,研究者的目标函数可能不一样(如果假定研究的结论和研究者的立场有关的话)。按照刘国光教授的说法,就是“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中国的经济学要为劳苦大众服务”。
这两点特殊性是否妨碍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呢?不!
第一点:约束条件不同,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实证科学,不存在任何教条,有的只是“我能做什么,做什么最有利?”这两个问题。既然中国有特殊的约束条件,那就把它纳入到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嘛。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量国有企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西方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激励理论的一般原理来解决,怎么样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的问题啊。
第二点,目标函数可能不一样,这就更简单了。资产阶级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设计一套机制去剥削工人,榨取利润,我们同样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来设计一套机制,去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啊!不能因为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方法,我们就不能用,这就好比说,强盗发明了刀,用刀去杀人(假定西方人都是强盗),我们也可以用刀来切菜啊,难道因为强盗用刀杀过人,我们就不切菜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
刘国光教授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建立新的体系 ,不错,从理论上说,
马克思主义在原有的框架下继续研究,确实也可以衍生出微观、宏观、产业组织、金融、国际经济、财政这些分支的理论,但问题是:何必呢?难道西方国家走过的路,我们还要再走一遍?
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例如市场混乱、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等,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遇到过,并且西方经济学已经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很好地解决办法,当然,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解决这些问题是为和缓和社会矛盾,逃避自己被推翻的命运,等等,但是,毕竟解决了问题啊,那么,这些办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用,为什么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用呢?
九. 西方经济学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坦率的说,今天我们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由于学习了太多的西方经济学,恰恰是由于学习的太少了。
国内很多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世纪之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阶段——或者,他们根本不理解西方经济学,而只是把西方经济学简单化成“市场化”、“私有化”这些抽象的原则,作为自己胡作非为的借口——这才导致了许多政策的偏差。
就拿最近炒得火热的医疗改革为例,在“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许多西方国家,
按说应该遍地私有化了吧,但是它们却拥有大量的国有医院,政府也实施了大量的福利项目,为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服务。而我国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却采取了把医院大量推向市场的做法,还美其名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中国成为世界上医疗服务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医疗服务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求弹性小、供给诱导需求的现象,所以不宜市场化。那么请教刘国光教授,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学得太多了,还是因为只学了一点皮毛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有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配置医疗资源,提高效率呢?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不是靠灌输和自吹自擂确立的,而是凭着对现实世界的巨大解释能力和对经济建设的巨大指导能力确立的。
十.刘国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因此他的批评不得要领
恕我直言,刘国光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尽管本人
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没几年,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程度,但是仍发现刘国光教授的许多谬误:
仅举两例:
例1:刘国光教授批评说“(西方经济学)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
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
我真的不知道,刘教授有没有看过哪怕是最基本的一本《西方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西方经济学什么时候“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了,什么时候“迷信”完全信息的假设了?!那还要信息经济学干什么?这就好像是在批评一个物理学家“他迷信空气没有阻力的假设,其实这个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一个物体自由下落的时候,肯定要受到空气阻力……”。老大,人家也知道啊,何必你说!
刘国光教授提出的问题,任何一本最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课本都给出了回答: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的假设,是一个简化的模型,是一个参照系,在此基础上,一步步的放松假设:市场不完全怎么办,竞争不完全怎么办,信息不完全怎么办……这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刘国光教授怎么会视而不见呢?套用一句老话,是不是“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啊?
例2: 刘国光教授指出:“(中国经济)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
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
这一段的常识错误就更多了:首先,把“新自由主义”就当成全部西方经济学;第
二,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极力扩大社会鸿沟”,相反,“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就是一个抽象的提法,但是西方经济学对此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于如何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合理利用资源、社会保障资金如何筹集、如何使用、如何防止滥用都有详细的研究,这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第三,刘国光教授反对“市场万能论”,但是却走向了“政府万能论”,西方经济学没有“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相反,对于国家如何调控经济,如何应用利率、财政、税收等手段都有详细地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来得及研究而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再说,“官僚行政的干预”难道不存在么?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乡镇干部都可以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号为非作歹,难道对于这些现象不应该设法阻止么?
例3,刘国光教授一直到现在还顽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等同于计划,“
西方经济学”就等同于市场。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调控市场,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说过计划经济是万能的。这是中学生都已经明白的常识问题。
十一. “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是一句空话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朱必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命力在于代表多数人利益”。这话我完全同意,并且这是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一直保持生机的重要原因。
但问题是,“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具体实在的机制来保
证,如果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主观愿望,而没有掌握具体的方法,结果可能恰恰适得其反。
举一个例子,要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大家都赞成。但是怎么样来保障?是直接给农民补贴?是给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是发展教育?是实施粮食保护价,政府垄断收购?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主观愿望就可以的。我们实施的保护价政策,看起来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但是一旦有保护价,必然造成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造成供大于求,那么只有政府垄断收购,政府垄断收购的后果是,给粮食系统的“官仓鼠”们提供了中饱私囊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压级压价和黑粮贩勾结的机会,不是连朱总理都被他们骗了么?不是赔了六千亿斤去么?这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老百姓出?
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原因就是连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供求规
律都没有搞明白。如果不认真、虚心的学习西方经济学,不放下架子,去研究经济运行中的一切细节和一切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医院控制药价又是一个例子,控制药价的初衷,无疑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控制药价之后,问题就出来了:医生可以开大处方啊,怎么办,医生也要过日子,医生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啊!然后又规定,不许开大处方,可是,怎么监管?监管的了么?这些问题,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也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我们还差得远呢,不能夜郎自大!
另外,顺便说一句,西方经济学家也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现在挺流行
的“穷人的经济学”是温家宝总理最先引用的,而这句话的原作者舒尔茨不也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么?
十二. 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应归咎于西方经济学?
刘国光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影响了干部队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
刘国光教授所说的这些问题是事实,并且也确实在危害着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但是,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惹的祸”么?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只要这些干部不学西方经济学,就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和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了?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怎样来解释还有一大堆连经济学都不知道是何物,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呢?还要问一句,在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他们的政府官员比我们的某些政府官员要小心谨慎,廉洁的多呢?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维护房地产商的利益?是西方经济学教他们这么做的吗?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房地产商给了他们利益,如果要政府官员倒贴给房地产商钱的话,他们还会去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才不会那么傻呢,管你书本上写的是什么。相反,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首先假定人是自私的,那么必然会预测到,在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会出现官商勾结。如果政策制定者具有机制设计方面的知识,他就会设计出一套预防政府官员“官商勾结”,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正。“人民利益”不是一句空话,要拿得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口号谁不会喊。
刘国光教授进一步指出:“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
不错,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排斥了西方经济学,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为暴富阶层代言了么?“私有化”在这里只不过是“为暴富阶层代言”的一个借口而已。但是只要想为暴富阶层代言,不用西方经济学也可以用别的理论。
刘国光教授批评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总是和“私有化,自由化”捆绑在一起。我
实在是看不出来,难道“私有化,自由化”就是全部西方经济学么?恕我驽钝,没有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书这么说,也没有一位老师这样教过我。而我却知道,西方经济学早就开始研究市场的缺陷,任何一个刚开始学经济学原理的学生都知道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都知道市场可能带来不公平,需要政府进行收入调节,为什么刘国光教授放着这些不说,却偏偏揪着“私有化、自由化”不放呢?
不错,在我国的改革中,确实有人打着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旗号,用“私
有化是灵丹妙药”之类的理论来为自己巧取豪夺做理论依据。这里,西方经济学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只要他有条件、有机会巧取豪夺,不拿西方经济学为借口,他也会找别的借口。这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胡作非为,难道能把他们的罪过算到马克思主义头上么?!
而之所以这种借口能够行得通,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只是皮毛。正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知识在我国不普及,他们这些人才能够用听起来漂亮的理论蒙蔽住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人人(至少是政策制定者)具有基本的现代经济学知识,这样才能够真正识别并对付那些把西方经济学当幌子的人。
十三. 不能用本身就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刘国光教授的讲话,看起来是处处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但实际上却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为通篇讲话没有一句是在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逻辑清晰的回答西方经济学的缺陷在哪里。恰恰相反,这种“先扣帽子,再打棍子的“红卫兵式”讲话,只会给人们造成马克思主义是僵化、保守的错误印象,只会严重地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形象。
刘国光教授还处处拉上党中央给自己垫背,口口声声“中央要注意这个,要注意那个”,可是,刘国光教授自己不对照一下,党的三条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那一条他做到了?
刘国光教授的讲话,处处高举“马克思主义”,处处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可是刘国光教授在批评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一点都不实事求是,处处是断章取义,混淆黑白;
——马克思主义最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刘国光教授把我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古脑儿全部推到西方经济学头上,丝毫不分析其中具体的过程和机制;
——马克思主义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刘国光教授从来不看到西方经济学在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中的巨大作用,反而处处否定、歪曲;
——马克思主义最讲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刘国光教授无视150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西方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还把100多年前的、已经被西方国家本身抛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拿出来批判;
——马克思主义最讲事物的普遍联系,刘国光教授却处处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丝毫不顾两者在历史上的深刻渊源;
——马克思主义最讲群众观点,刘国光教授却认为人民群众都是傻子,认为人民群众都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只有他自己最清醒,恶意抹煞包括本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把西方经济学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艰苦努力,而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是英雄;
——马克思主义最讲理论的逻辑性,刘国光教授的文章却逻辑混乱,不会说理,只会扣大帽子;
——马克思是一位襟怀宽广的伟人,他如饥似渴的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刘国光教授却用如此保守和封闭的眼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马克思从来没有要求别人“把我的理论当作主流”,马克思主义是靠自身的理论力量赢得的地位,而刘国光教授不去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多研究点现实问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却时时处处这样要求别人,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天有灵,岂能感到安宁!
十四. 正确借鉴前苏联的教训
刘国光教授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并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这种危险确实存在,我也和刘国光教授一样,不希望看到我们党和国家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是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本身认为,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条件。西方国家的分化和渗透固然对苏联解体起了导火索的作用,但是其根本原因还是“民心向背”。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下台的时候,两千万苏共党员竟然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抵制;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时候,全苏联两亿国民也没有出现任何抵制,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那么,苏共失去人民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两点:第一,经济建设长期在错误的方针下进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第二,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这里特别需要注意:苏联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并非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搞“新思维”,而是自斯大林时期就有了苗头,从勃烈日涅夫之后就愈演愈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而斯大林和勃烈日涅夫的年代,苏联人民可是连“西方经济学”听都没听过啊。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中国共产党要赢得民心,进一步巩
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通过领导经济建设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赢得人民的拥护,用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赢得人民的拥护。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难道非要像前苏联那样,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刘国光教授才高兴么?何况,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还要问一句,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缺陷,就算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到哪位领导人对经济学家的话言听计从。可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来腐蚀苏联领导人的时候,能够轻易的一下就得手?特别是,杰弗里-萨克斯之辈给戈尔巴乔夫开的全盘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药方,本身就是书生论政,哪怕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体系来说,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们会无条件的接受,最终葬送了苏联的前途?
答案是,长期固步自封,长期排斥西方经济学,造成对西方经济学不了解,是主要原因。正因为长期以来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所不能的,西方经济学是一无是处的,所以一旦当国门打开,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人发现现实世界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正是由于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神化和教条化,使得人们一旦看到现实和书本不一致时,会很容易有“上当了”的感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全盘相信走向全盘否定;相应的,长期以来排斥、丑化西方经济学,使得人们没有条件全面了解西方经济学,这就导致当人们看到西方经济学还有用,哪怕只是“还有那么一点用”的时候,就会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西方经济学上。这才是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用西方经济学——哪怕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边角料——来“腐蚀”苏联领导人的时候,苏联领导人对此没有一点抵抗力的原因。(本段吸取了中央党校黄町苇教授《苏共亡党
十年祭》的观点)
所以,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下台,原因在于长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封闭化,长期拒绝吸收西方社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导致当经济改革出现新的问题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又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会病急乱投医,慌不择路,把西方经济学里的边角料当成西方经济学的全部,把全盘私有化、全盘市场化等西方国家自己都已经认为过时的理论奉为圭臬,结果才导致了经济的混乱和停滞。
设想一下,如果前苏联的领导人,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哪怕是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们也不会盲目的听从萨克斯等人的建议,贸然实行休克疗法。因为西方经济学早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了,早就开始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如何结合起来,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了强调“政府应当干预市场”的基本理念之外,对于政府为什么要干预、怎样干预、怎样保证政府的干预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仔细地进行研究。如果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经济学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又怎么会像刘国光教授说的那样“上当”?
因此,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研究、为我所用。
十五. “反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
要批判盲目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思潮,就需要认真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长期以来对西方经济学的歪曲;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把西方经济学说得一团漆黑,这种思想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大的市场。
梁小民教授回忆过一个例子: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开篇举了大炮和黄油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例子。当时,翻译的中文版《经济学》后面跟了一句评价:“资产阶级学者故意把这种简单的道理用复杂的数学图形表达出来,是为了混淆人们的视线,掩盖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本质”。
现在,我们再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过付之一笑。可是回过头去想想,为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付出了多大代价?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下台?不就是因为不懂得“要大炮就没有黄油”这个简单的道理么?
第二个原因,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积累的社会矛盾亟待解决。在我国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等严重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为这些问题“讨个说法”,于是,西方经济学就成了替罪羊。这里实在是打错了板子,前面已经分析过,不再细说。
第三个原因是我的推测,如果误度了君子之腹,先行请罪。
这一点刘国光教授没有明说,但是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反马克思主义者掌握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领导权,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往往是连‘学派’的地位都不给!经济与管理专业,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不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试题,经济管理类刊物不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文章,歧视、讽刺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随意攻击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即使面向非经济学专业学生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原理》课程,也是因为中央规定而不敢取消,但课时尽量压缩,尽量上大班课,排课的顺序自然在后。”
我想请问朱副教授,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真正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考虑,还是为自己争取地盘?针对“随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您为什么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回击呢,反而是在这里大叫委屈?当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来维护他们的理论的么?如果“排课的顺序自然在后”,您为什么不动脑筋把课讲的生动充实一些,来吸引学生呢?那又怎么来解释大学里西方经济学的课都排在晚上最后两节,而且是500多人的大班上,课堂里还座无虚席呢?
再问朱副教授一句,本来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难道您自己没有一份责任么?党中央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您花了多少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指导作用?又得出了什么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结论?拿出像样的研究成果了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您会得不到承认呢?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马克思主义当年在受到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能够广为传播,而今天,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宪法的国家,却出现这样的状况,难道是所谓的领导的责任么?你们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己又不应该反思一下么?
十六. 关于学术批评的态度
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
第一,对任何理论的批评应当以了解为前提。像刘国光教授那样,对西方经济学不甚了解却大加指责的情况,是应当避免的;
第二,任何学术批评应当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像刘国光教授那样,只说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情况,是应当避免的;
第三,任何批评应当本着有利于学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而不应该借机发泄私愤。像朱必祥副教授那样借学术批评的手段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是不厚道的;
第四,西方经济学当然可以批评,但是要避免这一场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异化为某些人排斥异己的工具。无数血淋淋的历史证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道德问题混同起来,最终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危害无穷。
结语 迎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
温家宝总理说:“社会主义是大海,可以容纳百川。我们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自己。”
一代代胸怀祖国的经济学人,正在像总理说的那样,努力的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关注中国的民生,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传统还很脆弱,我们不能再经受无谓的内耗;
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
(转自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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