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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李民琪（1969－），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 York University) 政治系博士、 助教授；朱安东（1972－），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博士、 讲师。)

引言：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 World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WAPE ) 成立于2006年。它宣布自己是一个“民间的国际性学术团体，由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或相关团体自愿结成，是开放的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社会组织”，宗旨是“传承、创新与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和研究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揭示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

年4月，该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论坛，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来自15个国家超过100多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参加，包括有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大卫‧科茨( David Kotz )、李民骐、孟捷，等。它的现任会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在会后发表宣言，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未能科学地分析经济制度，而是以各种荒谬观点来辩护和美化新自由资本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使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成为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障碍”，并号召“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起来！”。

在该论坛期间，各国学者发表了很多文章。下面刊列的文章便是其中之一。今年10月底，该学会将在日本举行题为“当代世界劳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的第二届论坛。

一、引言

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利润率决定并且影响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利润率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般特征，也是影响资本主义积累率长波与体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说：“利润率递减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可能是以提高资本有机组成（或降低产出资本比）降低利润率为特征的。马克思指出：在长期，利润率的降低将破坏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并且会使得作为一种历史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灭亡。马克思之后，许多对利润率的研究都是从理论与经验的正确性方面来评价马克思的这一假说。

我们在本文中介绍了一些我们最近的研究结果。这些结论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平均利润率的历史趋势与长期循环运动的证据。我们发现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利润率及资本积累率的变化方面，已经经历了四个长波。从这四个长波来看，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我们现在正处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长波的顶峰（或已经经历了这一顶峰）。如果过去的历史模式可以作为现在的行动指南，那么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型的资本主义长波，将会由于未来可能的重大政治与社会变革，在随后的20到25年里结束。

我们然后着手进行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矛盾和目前全球金融失衡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平衡的最终调整可以导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长波的终结。总而言之，我们讨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体制框架下，解决未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可能性也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即将到来的危机可以为另一种替代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出现铺设道路。

二、利润率测算

利润率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公式来定义和分析：

利润率（r）= Π / K = (Π / Y) / (Y / K)

Π表示利润，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存量。所以，Π / Y表示利润（在产出中的）份额，Y / K表示产出－资本比率。很明显，利润率是由利润份额与产出资本比率共同决定的。利润份额起初是反映阶级斗争状况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的。利润份额也许也反映了有效需求的水平。产出资本比率反映了（生产）能力利用率与资本存量的技术效率。

本文中，产出值是由净国内生产总值来测算的。利润的定义是产出减去工资成本和税收成本后的差值。工资成本包括所有工人的报酬与业主所得（entrepreneurial income）中的劳动收入。[注①] 税收成本包括生产税与进口税，然后减去补贴与公司所得税。资本存量是由私人部门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值（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或企业部门（business sector）固定资本净值（例如加拿大、印度、欧元区以及中国）来测算的。我们用两个不同的测算方法来表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核心世界”的平均利润率是通过计算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日本、“欧洲三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以及中国的利润率平均值而得。上述国家资本存量数额是以1990年的国际货币单位加以统计的。[ 注②]

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中平均利润率的测算包括了更多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提高而在计量方面取得进步的国家。表1和表2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平均利润率的各自测算覆盖范围。

表 1“核心世界”平均利润率计算中所涵盖的国家

表 2 “世界”平均利润率计算中所涵盖的国家

图 1列出了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世界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额。图2列出了计算“世界”平均利润率的国家在世界中所占的份额。英国、美国以及日本共占世界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份额，占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二。所有被选择来计算“世界”平均利润率的国家共占有全世界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二。

三、世界利润率长波

图3展示了“核心世界”的平均利润率，利润份额，产出资本比，以及资本积累率（实际资本量增长率）在1855-2004年的十年移动平均值（ten-year moving averages）。平均利润率呈现了部分长周期运动的相对清晰的轨迹。自19世纪中叶以来，平均利润率的变动经历了四个长波（不包括作为独立长波的二战期间）。资本积累率也呈现了部分长周期的运动，其长波与利润率长波大体相匹配。

此外，利润率和资本率积累的长波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阶段相互呼应。为反映每一个利润率长波的制度特征，我们将19世纪末的长波称为竞争资本主义长波，将20世纪初的长波称作垄断资本主义长波，将20世纪中期的长波称为大政府资本主义长波，现在的长波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长波。

表3列出了 “核心世界” 十年平均利润率和十年平均资本积累比率的的每个长波的波峰与波谷值。两个波谷之间，竞争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长波（从1855年或者更早到1897年）持续了42年；垄断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长波（从1897年到1940年）持续了43年；二战时期和大政府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长波（从1940年到1983年）持续了43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利润率长波始于1983年，目前可能已经超过了它在1997年的波峰值。如果从（上述）历史路径来看，新自由主义时代将会在未来的20-25年（大约2025到2030年）终结。

表 3 “核心世界”的利润率与积累长波 ( 峰值与谷值， 10 年平均值 )

似乎存在一个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十年平均利润率的波峰和波谷值在这四个长波中都呈下降趋势。从竞争资本主义长波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长波，十年平均利润率的波峰值下降多达11个百分点或者说47%。

相对而言，资本积累的长波呈现了一个相对不规则的路径。竞争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长波持续了41年，或是更长时间；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长波持续了38年；二战时期和大政府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长波持续了57年。如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长波始于1991年，到现在已持续了15年之久。

先前的资本积累长波已经持续了大约40到60年。这个资本积累长波的长度和资本积累比率不仅仅取决于利润率，还取决于其它制度因素，诸如政府干预、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关系。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长波，如同垄断资本主义长波，以相对缓慢的资本积累速度为特征。如果发现现在的资本积累长波与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累长波相近的时间跨度，资本积累长波也会在未来的20到25年完结。

图4呈现了“世界”平均利润率及十年移动平均值的相关比率。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长波，也就是“世界”平均利润率早在1992年达到波峰，并且开始下降。有趣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自1992年以来，“世界” 平均资本积累比率开始提速，十年平均资本积累比率到2004年也高达4.4% 。

“核心世界”的平均产出资本比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大幅度回升。相比较而言，“世界” 平均产出资本比率在1992年以后开始下降。

四、中国与全球资本过度积累

相对于 “核心世界”平均利润率和“世界”平均利润率(即使是“世界”平均利润率的波峰出现，欧元区的经济也起着重要的贡献作用)，中国则表现出很大不同。

图5列出了中国近几年来的利润率、利润份额、产出资本比率，以及资本积累比率（1992年之前，仅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与积累率）。中国利润率在20世纪末急剧下降，现在还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积累率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21世纪初，资本积累比率远远超过了利润率。

图6呈现了一些国家在“世界”总资本量中所占的份额。中国所占的份额自1992年急剧上升，现在已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如今中国占有“世界” 总资本量中的1/3之多。因为在“世界”平均值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上升，中国将易于拉动“世界”资本积累的平均比率，并且降低“世界”的平均利润率。

中国的高资本积累率和低利润率需要做些解释。这种状况是由一些原因引起的。第一，一些财产收入被误记录为劳动收入。第二，中国的工人阶级通常有较高的储蓄率。第三，国有银行部门有效地将高储蓄转换为高水平的投资。第四，因为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持续控制，私人投资者不太容易在国外投资去获取较高的回报率，而是要接受国内的非常低的回报率。

然而，当中国继续追寻民营化和自由化之时，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第一，中国的精英和上层中产阶级试图赶上核心国家的贵族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储蓄率可能会降低。第二，由于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推进，金融部门似乎更加关注可获利的投资，而不再关注鼓励储蓄的投资。第三，当中国对跨国资本流动的控制减弱时，将迫使中国提高回报率以赶上国际上较高的回报率。第四，民营化通常会进一步提高私人企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其投资可能对盈利更加敏感。总之，资本积累率可能会对利润率更加敏感，而这又会导致未来几年资本积累率的下降。

五、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全球金融失衡

不可否认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长波一定要持续40-50年。除了过去的历史路径，我们还必须熟悉新自由主义制度出现后的结构性矛盾，并且弄清楚这些矛盾是否会导致新自由主义在未来几十年内灭亡。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失衡已有许多的讨论。在新自由主义下，如同债务人与债权人一样，工人的收入和财富被重新分配给资本家。许多国家的工薪阶层都经历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实际利率升高以及金融不稳定都削弱了生产性的投资。此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上金融资本迫使国家政府实施“负责任的政策”，使得许多政府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间，全球经济普遍表现为总需求不足，经济趋于停滞，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层出不穷（Crotty 2000；Felix 2002；Li and Zhu 2005）。

如果没有足够的强大有力的抵制力量，新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与金融不稳定的趋势将很快导致全球经济的持续不稳定，并可能进入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稳定与扩张（全球经济）的作用，并且减缓其他国家带来的全球经济紧缩的压力（Li 2004；Li and Zhu 2005）。事实上，过去的三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实质性的加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经济目前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

现在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6.5%，并且持续增长。美国净外债占GDP的25%（见表4）。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不是指世界霸权经济）经历如此大规模、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件。相比二战前夕，英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到GDP的4%。

表4呈现了在未来10-20年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净外债的替代性方案。如果经常项目继续赤字，美国的净外债将在2010年达到GDP的65-80%，在2025年达到GDP的100-150%。美国目前GDP达15万亿美元。如果美国名义GDP每年增长5%，到2015年，80%的GDP意味着大约18万亿美元。如果美国名义外资占GDP的80%，美国总外债将增长到36万亿美元。如果其中的1/4被其余国家作为外汇储备占有，到那时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拥有9万亿美元货币储备。

表 4
对美国经常帐户赤字与外债净值的几种预测值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假定汇率不变 )

资料来源: 取自Li and Zhu (2005), Table 7.

假设条件:

(1) 在初始年份 (2005), 美国的GDP = 1; 其余世界(ROW) GDP = 2.33; 美国的进口倾向= 0.15; 其余世进口倾向 = 0.04; 美国外债总值= 1.05.
(2) 在所有的预测中，都假定美国和其余世界的年通货膨胀率2%、美国的总的外国资产与美国的GDP的比值不变（80%）；美国的外国资产的回报率为5%；美国的外债所需的回报率为4% ( “利率均衡”时除外)。
(3) 全球化 I： 美国和其余世界的进口倾向在2015年以前都保持1990年至2003年之间的趋势不变。美国的进口倾向以每年2.5%的速度上升至2015年，此后保持该水平不变；其余世界的进口倾向以每年1.25%的速度上升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美国GDP每年增长3.3% (1993-2003平均值)；其余世界的GDP每年增长 2.5% (1993-2003平均值).
(4) 全球化 II：美国和其余世界的进口倾向都是每年上升1.25%直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关于GDP的增长率假设同“全球化I”。
(5)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和其余世界的进口倾向保持不变，关于GDP的增长率假设同“全球化I”。
(6) 美国和世界都增长缓慢：美国和其余世界的GDP每年都增长2.5%， 进口倾向保持不变。
(7) 世界经济增长加速: 美国和其余世界的GDP每年都增长3.3%， 进口倾向保持不变。
(8) 利率均衡（ Equalization）: 美国外债的回报率/利率为 5%，其他假设同“世界经济增长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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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的私人资本存量与GDP的比率是1.1，到2015年，美国总外债将是美国总私人部门非居民住户的资本存量的1.5倍，并且到2025年达2倍之多。美国可能需要出售公司资产和外国人持有的长期债券。这样的趋势怎样才能继续呢？

在以前的文章（Li and Zhu 2005）中，我们讨论了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的三个可能限制。首先是全球资产组合的多样化限制。为吸收增加的美国外债，世界各国必须允许美元资产占他们的资产组合的比例不断增长，并使得各国私人部门和中央银行与美元资产一起承担不断增加的风险。然而，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让本国货币继续实行或强或弱与美元挂钩（hard or soft pegs）的政策，将使得美元资产占它们外汇储备的比例不断增长，导致全球资产组合的多样化限制在近期不可能奏效。

第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其自身的国内因素。经常项目赤字等于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赤字之和。相对于GDP，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家庭部门和美国政府部门都必须经历不断增长的赤字，并且承担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假设公司部门有非常小的盈余）。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和债务劳务负担已增加到非常沉重的水平，并且家庭部门储蓄已急剧下跌（见图8，9，10）。表5列出了美国家庭和政府部门债务的可能结果。

Table 5 对美国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债务的几种预测

（分别占可支配收入或 GDP 的百分比）

假设条件:
(1) 在初始年份 (2005), 美国的GDP = 1; 其余世界(ROW) GDP = 2.33; 美国的进口倾向= 0.15; 其余世进口倾向 = 0.04; 个人部门可支配收入为GDP的74%; 其余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为GDP的14%; 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为GDP的12%; 个人部门赤字为GDP的3.18%; 其余部门的盈余为GDP的1%; 政府部门赤字为GDP的3.5%; 个人部门的资产受益比率为4.23; 个人部门的债务收入比率（debt-income ratio）为1.24; 政府部门的（净）债务与GDP的比率为0.45。

(2) 在所有的预测中，都假定美国和其余世界的年通货膨胀率2%; 其余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年2.5% (1993-2003的趋势值，“世界经济增长加速”的情况例外); 个人部门金融资产每年按可支配收入的8%增长(故个人部门的债务每年的增长为其可支配收入的8%与其每年的赤字之和); 为了简单起见，经常帐户赤字假定与贸易赤字相等。

(3) 保持现状: 个人部门赤字和债务增长以保障美国GDP按每年3.3%的速度增长(1993-2003年的趋势值). 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平衡保持不变。

(4) 政府赤字拉动的增长: 政府赤字和债务增长以保障每个GDP按每年3.3%的速度增长。个人帐户平衡按每年GDP的0.5%纠正直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5) 贸易赤字保持不变: 个人帐户平衡按每年GDP的0.5%纠正直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政府部门赤字每年增加GDP的0.5%直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6) 世界经济增长加速: 其余世界经济每年增长3.3%。其他假设同“贸易赤字保持不变”。

(7) 出口拉动的增长: 出口扩张以保障美国GDP按每年3.3%的速度增长。个人帐户平衡按每年GDP的0.5%纠正直至2015年并在此后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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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趋势下，无论是美国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一定会在未来的10-20年中增长到一个不合理的水平。如果这些趋势不能持续下去，无论是美国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需要做彻底的调整。一种可能是在当前的家庭泡沫破裂之后，就会迫使美国家庭减少花销，并且增加储蓄。如果不通过强有力的扩张性政府政策来弥补，那么美国家庭为使债务收入比率减少至可以接受的水平所做的努力将导致剧烈而长久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一种日本式的持久的经济停滞。倘若美国为支持他们的需求扩张，产生了对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依赖，则美国经济衰退和停滞将会转变为全球的经济萧条。

但是，我们将不排除通过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零利率，超宽松货币政策，政府与公司资产的直接购买）与提高财政赤字的可能性，美国可以成功地在继续保持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再次暂时避免泡沫破裂（post-bubble collapse）。

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政府债务，以及净外债都将继续增长直到达到第三个界限，全球储蓄限制。最终，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通过其他国家的超额储蓄来筹集资金。相对于美国和世界的GDP，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趋于增长时，他们易于吸引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储蓄。在这个意义上，全球经济继续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实际生产开工不足。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增长有利于全球有效需求的扩张，并且不会造成直接的问题。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加速发展，其他国家的超额储蓄最终将会缩小（相对于GDP），并且将迫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趋于正常。

但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宰制下的全球经济能满负荷或者接近满负荷地运作吗？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了资产。当世界其他国家积累外汇储备时，这一储备资产变成其国内货币中增加的货币供给或其他形式的流动资产。 [注③]结果，持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导致目前全球货币供给与其他流动资产严重过剩。根据摩根士丹利全球经济学家约阿希姆.费尔斯的研究，在1995-2005年间，私人部门与GDP的比率在主要的6个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加拿大和中国）增长了25%，广义货币与GDP的比率增长了32%，狭义货币与GDP的比率增长了55%。现在，全部上述比率都达到创纪录的新高（费尔斯2005）。

在新自由主义宰制下，全球工人阶级缺乏谈判权利。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经济经济一体化进程极大地扩张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虽然，超额的货币供给与流动资金还未因此导致普通产品市场的通货膨胀。但是，它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资本市场泡沫。资本市场的泡沫刺激了投资，并使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中国经历了投资导向型增长，印度则经历了消费导向型增长。现在日本的国内投资和消费也开始以相对猛烈的速度增长。

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增长，并且全球超额货币供给与流动资产继续保持扩张态势，毋庸质疑，全球支出将会持续增长与扩大，世界经济会继续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结果，全球经济很快将会满负荷运作。这里，全球经济的满负荷运转不是以劳动量的充分就业定义的，而是以其他投入品（能源和原材料或日用品）的充分利用来定义的。

当全球经济接近全负荷地运转时，能源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将呈上涨趋势。大量流动性资产会以投机性投资的形式将商品价格极大地提升。在全球股票泡沫与房产泡沫破裂之后，大量过剩的货币将何去何从呢？不同于其他资产价格，上涨的商品价格具有实际影响。商品价格的上涨会提高机器、其他设备和构造的生产成本，于是会增加资本存量的重置成本。商品的价格提高与物质短缺，都可以迫使企业降低设备使用率。这两者都具有降低产出资本比率的作用，因此利润率也会下降。对于商品的净进口国，直接提高商品价格会导致产出减少与利润份额的下降。

如果世界经济的满负荷地运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如何处理他们数万亿的美元资产呢？中央银行将不再为刺激出口扩张而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措施。相反，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迫利用其巨额外汇储备（通过国内货币增值）来缓和由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如果世界经济的满负荷地运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如何处理他们数万亿的美元资产呢？中央银行将不再为刺激出口扩张而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措施。相反，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迫利用其巨额外汇储备（通过国内货币增值）来缓和由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如果全球过剩的货币供给和流动资产，通过推动全球经济满负荷地运转来制造商品的物质短缺，并且通过催生大量的投机资本来寻找投资机会，那么这将会导致席卷全球的商品泡沫。很容易想象：中央银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将导致泡沫从美元到商品的普遍蔓延。

在那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将不得不面对这一严肃的选择。要么各国中央银行放纵本国货币与美元一起崩溃，要么本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听任美元自生自灭。

六、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无止境的利润追诼与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历史体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依靠各种各样廉价经济的矿物燃料的充分供给进行扩张的。

但是，更多确凿的证据表明：全球石油、天然气产量在这十年之内可能达到顶峰，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急剧下降（Campbell 2005）。以现在的枯竭比例（rate of depletion）来看，煤是相对充足的。但是，如果用煤来替代石油和天然气，它将以更高的速率枯竭。煤也可以加剧全球暖化与其他环境问题（Vaux 2005）。核能需要巨额的资本投资和长期的建设工期。对于原子能工业废料问题至今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以及其他的可再生能源都不可以足量供给，以满足我们当前的能源需求（更别提未来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带来的更大需求）（Trainer 2005; McCluney 2005）。

过去，资本主义在几次大危机之后，多次成功地重组自己并且幸免于难。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未来的20年结束，资本主义能够在不放弃它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再次重组自己吗？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未来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成功地重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发展持续高度资本积累的新制度框架，还必须提供有效及时的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案。

为解决全球能源危机与其他紧迫的全球环境问题，有必要稳定并逐步削减全球能源消费和其他资源消费水平，使其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现行的全球分配方式也需要从根本上变革。但是，在无止境的积累与持续增加的不平等基础之上运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另一方面，另一种替代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必须能够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经济和社会，并且努力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在这点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低水平的资本消耗下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以及最近古巴开展生态农业的成功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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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Campbell, Colin J. 2005. The Assessment and Importance of Oil Depletion. In Andrew McKillop with Sheila Newman (eds.). The Final Energy Crisis, pp. 29-55.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Crotty, James. 2000. Trading State-Led Prosperity for Market-Led Stagnation: from the Golden Age to Global Neo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Published Study 7. Website: http://www.umass.edu/peri.

[3]Felix, David. 2001. Why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Should Be Curbed, and How It Could Be Don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Conference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November 2001.

[4]Fels, Joachim. 2005. Global: Is Global Excess Liquidity Drying Up? The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November 8, 2005.

[5]Levins, Richard. 2005. How Cuba Is Going Ecological.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6(3): 7-25, September.

[6]Li, Minqi. 2004. After Neoliberalism: Empire, Social Democracy, or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55(8), January.

[7]Li, Minqi, Feng Xiao, and Andong Zhu. 2006. Long Waves and Historical Trend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Long-Term Movement of the Profit Rate in UK, US, and Japan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Revise and Resubmit.

[8]Li, Minqi and Andong Zhu. 2005. Neoliberalism, Global Imbalances, and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Website: http://www.umass.edu/peri.

[9]McCluney, Ross. 2005. Renewable Energy Limits. In Andrew McKillop with Sheila Newman (eds.). The Final Energy Crisis, pp. 153-175.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10]Trainer, Ted. 2005. Renewable Energy: What Are the Limits? Website: http://www.arts.unsw.edu.au/tsw/#What_about_renewable_energy_sources.

[11]Vaux, Gregson. 2005. A Projection of Future Coal Demand Given Diminishing Oil Supplies. In Andrew McKillop with Sheila Newman (eds.). The Final Energy Crisis, pp. 274-278.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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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①] 本文中，我们假设80%的业主所得算作劳动收入，而剩余的20%算作利润与资本收入。

[注②] 有关英国、美国与日本的数据来源与构成的具体讨论，参见Li, Xiao, and Zhu (2006)。加拿大 、印度、德国、意大利、法国与中国的数据来源于《加拿大历史统计》，《加拿大国家帐目》，《印度经济统计年鉴》，《OECD经济观察》，《中国国家统计年鉴》。

[注③] 例如，如果中央银行封存储备积累，货币供给不必然以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增加。但是封存外汇储备的行动使得政府从私人部门拥有的资产增加。

[注④] 关于古巴的环境项目与生态农业， 参见 Levin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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