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原：患不在“贫富”患在不公-经管之家官网！

如果我们服膺市场经济和建立在之上的法制社会是一个更有效率和更为合理的社会，我们就要承认，由于人们在体力、智力、勤俭程度、勇气或者纯粹是运气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竞争的累积中，最终一定会造成贫富悬殊的巨大差別，除非人们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限制自由竞争和探索(这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破坏和扭曲，最终也会导致社会进步机制的破坏和丧失)，否则贫富悬殊的结果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恐怕要接受这么一个结果。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产生贫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他还论证了这种差异是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富裕阶层率先享受到的福祉，最终会转移给贫困阶层；如果不让富裕阶层去享受这些福祉，贫困阶层自己最终也会受到损害。哈耶克的这些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背景、对中国的公众，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因为如此，也是很值得中国的公众加以思考的。建立在公平的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贫富悬殊，其结果未必都是负面的。如果要举一个社会现实的例子，我们可以举美国。美国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但美国大多数的公众都承认和相信这种差別基本上是来源于公平的自由竞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总体而言是有效率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制总体而言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美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得到社会上大多数公众和主流意识的信仰和遵从，这样，美国就仍然是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正在高速向前发展的社会，富有新科技、新文明探索力、创造力的社会。我们甚至有证据可以进一步说，同样作为工业化强国俱乐部里面的成员，美国强烈竞争的体制有可能比欧洲的那些比较均富的福利国家更为成功。欧洲的那些福利国家由于缺乏社会进步的动力陷入衰退，政府财政由于庞大的福利支出濒于崩溃，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都不得不纷纷进行改革，他们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不得不以美国模式为选项，法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法国由一流强国沦为三流国家的历史值得深思，法国在欧美国家里，国情也最与中国接近。

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标示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竟然不仅达到而且突破了联合国有关组织通常界定的红色警戒线，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忧虑痛苦的事实，但令我们忧虑痛苦的並不仅仅是贫富悬殊的事实，更令我们痛苦忧虑的是这种贫富悬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公平地造成的，就是说，不是基于公开公正公平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造成的。它不仅来源于属于严重违法犯罪的官员贪污受贿，还来源于不属犯罪的严重的体制内腐败(例如说有材料显示，公务员宴请、公务用车、公费出国三项开支竟然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17％左右，数据来源于南方周末登载的全国政协委员写的呼吁政府节约的提案。还有一个更大的数据是19％，来源是南方周末记者的报道。对比一下对作为科教兴国战略措施的教育事业的同期投资，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据。这意味着每年都有一大笔公共资产流失到了某个特定群体的口袋)，它还来源于体制造成的特定倾斜，例如某些垄断国企高管拿的高薪和某些特定行业人员拿的高薪，还来源于目前很难断定属犯罪还是不属犯罪的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官商勾结的一些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获取超市场利润的行为和有权力的官员批条子安排亲属子女情人进入公务员和待遇优厚的单位的行为等等。但一句话，都来源于特权，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基源于人们的体力、智力、勤俭程度、勇气、运气方面的差异无关。这种不公平的基于特权的财富“分配”，数据究竟有多大呢？这可能很难给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严谨准确的数据，但如果根据当前社会公众中广泛流传的民谣民谚段子，说公众凭感觉给出了很高的数率，恐怕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但这正是我们应当痛苦忧虙的。这个数率不管是不是客观真实的，但它却极度客观真实地存在于社会公众心里。这就必然给社会的和谐和平稳定发展埋下重大隐患，这就是社会上日益强烈的“仇富心理”的“合理依据”。如果社会上很大一部份财富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如果社会上有一个数目广大的，对用勤勉奋发和诚实的劳动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日益不抱公正希望的阶层，我们就无法对社会的和谐和平稳定发展寄予希望。“积薪之上，岂可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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