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续中国的“超常增长”----------史正富《超常增长》引言-经管之家官网！

如何延续中国的“超常增长”
——史正富《超常增长》引言
过去30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奇迹”。回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这一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
智者有言，如何解释历史，就决定了你如何选择未来。因此，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回答中国发展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归因于压低消费。过往34年，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低，投资占比高。然而，中国消费规模或消费水平的增长却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约7.9%，在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中名列前茅。
有人认为这是依靠过度投资。如上所述，中国的投资率确实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其他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以资本产出比这一综合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38，近10年达到3.95。横向来看，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1965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将趋于稳定或微降。
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人口红利同样先后作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亚洲各国，观察这些国家，不难发现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何在？本书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ZF、竞争性地方ZF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ZF的战略领导力、地方ZF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ZF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ZF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当然，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辉煌的背后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ZF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而只能诉诸ZF行政改革。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ZF部门的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增长阶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仍将有效运行，但是，国际超常购买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消失殆尽。长期来看，虽然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但它们只是市场经济常态运行下的需求，对应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经济增长。如要实现前述超常增长，则需要市场体系之外的某种第三方需求。过去，它是以美元超发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今后，有什么类似的长期购买力可以替代它呢？
问题的提出实际已经预示了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下，中国的储蓄规模必然过大；另一方面，未来增长的供给方面存在着诸多约束，从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到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都需要长期巨大的资金投入。相对自然环境良好的欧美国家而言，这是打造国家基础资产所必需的“额外投资”；相对国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这是构造和谐社会必需的基础工程。可见，实现未来超常增长的关键，在于寻找到能使过度储蓄与额外投资相联结的恰当机制，从而使两方面的难题同时解决。
为此，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就不失为一种选择，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这是本书提出的关键设想。可以说，对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即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出现的投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只要运作正常，它极有可能成为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
可 以充分预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之时，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上，中国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在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它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而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贡献出中国智慧。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稳、走好！
史正富：《超长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