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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之道-一个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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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之道一个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傅军序言东郭子：您所说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庄子：道是无所不在的。东郭子：您得具体一点才行。庄子：那就让它体现在蝼蚁身上吧。东郭子：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啊，怎么会如此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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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之道

一个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傅 军





序
言

东郭子：您所说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庄子：道是无所不在的。
东郭子：您得具体一点才行。
庄子：那就让它体现在蝼蚁身上吧。
东郭子：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啊，怎么会如此低下呢？
庄子：那就让它在稻田的稗草里好了。
东郭子：怎么每况愈下呢？
庄子：那就让它在残瓦碎砖里。

-- 《庄子·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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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感叹：“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地区与地区相比，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最富和最穷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1.1比1, 现在是19比1。国与国相比，今天富国瑞士和穷国莫桑比克的贫富差距是400比1。早在1817年，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给其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的信中就说：“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近200年后的今天，研究还在不断地继续，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法国哲学家、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感叹道：“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探索，是因为有迷的存在；解迷，是研究的用意所在。中国古训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无疑，这是很高的要求，很难达到，但起码可以作为学者努力的方向。《黄帝内经》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意思是说，博古必要通今，做学问，如果不探讨古今延绵演变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落入偏见，是不可取的。

人类历史自出现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兴衰更替。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毛泽东主席曾所说的“一穷二白”的国家。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700年前的中国是地球上最富最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既然常说，先行者具有优势，那么不妨再问一下，为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没能保持领先者的优势，反而被欧洲国家赶上，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在200年前开始越拉越大？这不仅体现在GDP的总量上，更体现在GDP的人均上。虽然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就为国家的复兴付出不懈的努力，为什么他们以失败告终，而只是到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才开始收敛？

今天全球都在关注，这种收敛的势头能否持续，直至中国人重返富国之列？

研究显示，在19世纪早期，中国GDP的总量大约占世界的30%，到了20世纪初，该比例迅速跌到13%，到了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甚至还不到5%。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又回升到大约15%。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以GDP总量衡量的中国经济业绩主要是由于众多的人口（目前是13.2亿）。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是世界的1/3，20世纪初是1/4，现在大约是1/5以下。然而就人均GDP而言，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以下。可见，即便是与自己的历史地位相比，中国还有相当的距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006年世界GDP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美国(13.8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和德国(3.3万亿美元)；中国(3.2万亿美元)超过英国(2.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然而，中国GDP总量后面掩盖了沿海城市与广大农村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并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当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庆祝胜利的时候，同时也必须看到的所面临挑战。这种趋势如不扭转，则意味着增加内需的良好愿望多半只能是愿望而已。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指出：“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反映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

如果说提高人均收入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人为扭曲的收入差距将雪里加霜。因为消费的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提醒过人们：牛奶倒在海里只是危机的表象，深层的原因是劳工的贫困，不论是在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上。这是逻辑推理的使然。在经验世界中，如果人们暂时看不到供应过剩的表象，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中的解释是：市场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如果还有国际市场的话。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借助他们的逻辑，可以推出什么？就中国经济的目前结构而言，如果内需不足、如果国际市场出现紧缩，中国经济势必加剧供大于求的矛盾。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目前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已从2001年的20%迅速增长到今天的4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一个教训是，虽然国际市场是存在的，但是部分是被虚拟的“财富效应”夸张了。尤其对大国而言，要想可持续发展，内需的重要性凸现。

可见，在致富的马拉松赛跑上，让中国人进入世界上富国之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跑，我们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缩小城乡差距以及理顺国内外市场。如果说，政治是利益的妥协，那么缩小城乡差别的最终出路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切实以人为本、权利制衡的制度安排。

让我们的视野暂时跳出中国，环视全球其他地区的过去和今天。11世纪的非洲和欧洲的人均GDP大约还旗鼓相当，但是之后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特别是沙哈拉以南地区，却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为什么？在中东，虽然以色列人把自己称为上帝选中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给以色列人任何石油，而是把石油都给了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自然资源极其短缺，但是它的经济依然繁荣。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排在全球的98名，但是人均GDP却是22名。为什么？

在欧洲，1000年前欧洲能主宰世界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500年后，欧洲却开始拥有世界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更具体，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在历史上能先后称霸于世界？进一步，为什么土地资源相对缺乏的荷兰和英国能超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的大陆国家？相反，俄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富国的行列。即便是在所谓彼得大帝的辉煌时代（1672-1725），俄国的人均GDP也排在欧洲诸国的后面。为什么？如果你不信，看看以下的数据。俄国的天然气、煤炭储量分别占到世界的40%和50%以上，都是世界首位；俄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3，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但是，根据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按1990年购买力国际元计算，1998年西欧的人均GDP的平均数是17921元，而俄国只是3893元。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曾挖苦说：“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业绩不佳？他们找了四个原因，春、夏、秋、冬”。

在美洲，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天美国的GDP的总量接近世界的1/3，而美国人口大约是世界的5%。那么，年轻的美国又是靠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跻身于世界的最富之行列的？早在19世纪末，美国已站在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大浪的潮头，生机勃勃。数据显示，即便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时期，美国与西欧、前苏联和亚洲国家平均的人均GDP之比分别是1比0.8；1比0.3；1比0.1。如果说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子，那么我们又如果解释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还是根据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计算，177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大约是568元，美国（当时是殖民地）只是527元。可是到了1998年，墨西哥是6655元，而美国则是27331元。拉美国家的平均是5795元。

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会不厌其繁地重复“要素禀赋”，强调自然资源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优势。情况果真如此？很值得怀疑。让我们再回到亚洲。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史上日本自始至终都能紧跟富国的步伐，从来不曾被历史抛进穷国之列，相反在近代它成功地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今天日本人口只有1.27亿、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25，但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为什么？还有，据说日本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耗的资源还不到中国的1/7。显然，日本的故事使那些过于热衷拿地理或自然条件说事的人变得苍白无力。此外，即便是假设已有人类技术和制度安排没有新的突破，日本的故事也应该使中国在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时变得更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源使用的效率达到目前日本的水平。

同样在亚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地受到儒学文化的洗礼和熏染。在沉睡了很长时间后，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为什么亚洲的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能够率先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摆脱贫困，而别的国家却继续身陷于穷者更穷的泥沼？同样的天，同样的地。是发展路线的不同，或许是方向性的错误，还是两者皆有？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文化到底又起什么作用？说到文化，更费解的是，假如文化真的起那么大作用，那么它的作用为什么不是始终如一？在此，不妨比比朝鲜半岛南北30年前，30年后。文化大体相同，60年代后期南北经济还旗鼓相当。今天为什么北方的GDP大约只有南方的5%？南北之间财富的巨大鸿沟强烈地提醒大家，看来对国富国穷之谜的探索必须超越文化和地理的本身。在方法论上，幸亏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能“控制”文化变量的实证。不然，社会科学实在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不容易像许多自然科学的试验可以在实验室可控的条件下看出个是非，证实或证伪！

类似地，还有古老文明的印度。一样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印度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顿。根据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计算，150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550元，到了1950年还是619元。只是到了近年来，印度的经济才发展迅速，势头强劲，1973年人均比原先稍有提高，是852元，到了1998年则快速上升到3117元。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做如何解释？放眼全球，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虽然各国致富的路经不可否认地各有不同，有先有后，但是就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言，在国富国穷的背后，是否可以寻找出人类历史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

以上种种是本研究要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本研究的努力并不是横空出世，而只是对前人努力的一个回顾、一个总结、一个继续、一个延伸。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一个在理论框架引导下的实证探索。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也只是希望能站在前人的思想和各国经验的肩膀上，再探索性地迈出一步。与此相应，研究目的自然不在于对已有知识简单的重复和堆积，而是希望借助前人的智慧和各国的经验更系统、更深入地探讨、解释、预示我们所面临的有关发展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讨论能超越对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或仅仅是对政策层面的介绍，进而与国际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层面的交流和对话。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前者更是涉及战略的本身，而后者则更是关于战略的方向，正如在茫茫大海中航行，船只与灯塔作用是不一样的。政策是船只，理论是灯塔。

在西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试图对国富国贫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他的努力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并为朝着市场经济前行的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前进的灯塔。据说，斯密的声名随着该书问世而迅速鹊起，以致英国国会讨论法案和政府制定政策时，都常常要以《国富论》为依据。

何谓现代经济学？如果说早先的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在衡量财富时狭隘地将价值等同于贵重金属和土地，那么亚当·斯密则是更在乎的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不是贵重金属的本身，这是其一。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富必须意味着国民的富裕，财富不能只在皇亲国戚的手里，这是其二。相应地，亚当·斯密认为国家财富的增长必须基于个人的理性的微观基础，即个人的动机、努力和创新，这是其三。因此，他贯穿始终地强调理性的个人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单元，市场机制是个人行为导向主要结构；二者之间的交汇即体现了理性的个人在市场中表达其欲望和需求。这些思想构成现代经济学古典部分的核心。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 McCulloch)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一书中对亚当·斯密的贡献有这样的评论：斯密是政治经济现代体系的真正创始人。即便说他给我们的不是一本完美的著作，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留给我们的已经是一本交过去问世的任何的著作包含着更多有用的真理的著作。他指出了并且铺平了一条道路，循着这条道路，以后的哲学家即有可能完成许多他没有完成的东西，改正他曾犯的错误，并作出许多新的重要发现。

到了19世纪，深受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和启示，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如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了因果关系模型的简洁性，干脆抛弃了现代经济学古典学派对历史和社会整体性的关注，进而单纯地将其研究建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经验调查之上，并用数学语言加以概念化。例如，这种研究趋向将劳动力简化为众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变量，使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样，其价值由其生产能力或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能力来衡量。在学术界，这种学派又被泛称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派至今是经济界的主流。到了20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回绕新古典主义主流并对现代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包括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他们因此也都成为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并放弃了马歇尔市场体系中信息完全的暗含假设。约瑟夫·斯蒂格利兹则进一步提出了信息的不对称，并由此为厨房点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般理论奠定了基石。罗纳德·科斯则把探寻的视角集中在交易费用上，由此他率先开启了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制度研究的大门，并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鼻祖。

沿着他们贯穿始终以个人理性为微观基础的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理论逻辑的世界里推出什么，然后再回到经验世界中加以检验？从本质上看，市场是横向的制度安排，国家/政府（包括科层的官僚体制）是纵向的制度安排，这里所指的国家/政府相对于社会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制度安排会造成机会主义的泛滥。换言之，没有政府的市场是有巨大风险的！由此可见，他们的理论发展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剩下的挑战是，借助于马歇尔偏好使用微分方程的边际主义，时时刻刻问一问罗纳德·科斯的经典问题，即从提高效率和增加福利的起点出发，纵向和横向制度安排的界线应该画在哪？显然，相对于市场，政府如何搭建以及政府如何作业对回答国富国贫的问题的重要性至关。到了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流”（Laisser faire），那是巨大的误解。这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证上都不成立。
注意，《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直到今天，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许多见解仍然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从经验世界中，重视亚当·斯密理论的国家多数以进入富国之列，相反，忽视亚当·斯密理论的国家大多属穷国之列。这是我们能初步观察到的共存现象。当然，实际的因果变量无疑地还要更复杂。起码，市场的搭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是，成熟市场经济还必须包括与之配套的法治体系，它们演变时间往往很漫长。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们还有继续调整的空间。难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不是以答案而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他那个经典的命题！更值得一提，科斯这个经典的问题长时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这本身也反映了他超群的哲学智慧。静态地看，他对人认知能力心存怀疑；动态地看，他对人类的进步充满着期待和信念。在他看来，寻找真理是个过程，而是一个终极的点。

什么是《国富论》的核心？读过《国富论》的人也许都记得，亚当·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扣针小工厂”（Pin Factory）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进行论述。借助一下马歇尔的边际主义，懂点经济学的人都会知道，“看不见的手”传达的是“成本上升”(increasing cost)和“收益递减”(decreasing return)的逻辑，而“扣针小工厂”说的是“成本下降”(decreasing cost)和“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的逻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看不见的手”和“扣针小工厂”推到逻辑的尽头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和“完全垄断”(perfect monopoly)两个极端，而这两个逻辑的极端彼此之间又不可共洽。在这一点上，估计亚当·斯密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想透彻。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看来，《国富论》中提供的答案也无法解释国富国穷的全部。它还留有空间、有待于后人作进一步的努力。要问题的问题是，连接“鱼”与“熊掌”两者可能吗？如果可能，中间的机制又是什么？进一步，什么样的机制最有利国民财富得以既迅速又可持续的发展？显然，政府必须起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既不可夸大也不可忽视。注意，即便是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国富论》的本身也没有全然忽视政府的作用。其实在“君主或联邦的支出”的章节中，斯密系统地讨论了国防支出、司法支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或设施的支出，其中还包括教育。

因此，除了常规思路所说的为市场提供“国防”和“安全”外，为了确保市场的良好运作，政府到底还应做什么？相应地，政府这个庞然大物到底应该如何搭建才能与市场的关系既互补又融洽。现代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关于国家起源一本名著的书名就叫《利维坦》（Leviathan），全名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利维坦”指的就是一个庞然怪物，象征着庞大的国家权力。该书为国家契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被誉为可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政治学》（Politics）相媲美，对西方现代政府的建构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霍布斯成了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齐名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对于本书来说，读者会发现，这种试探性的努力部分的是体现在书中的正文中，但是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本书系统的、有时是冗长的引用和脚注中。也许有人会不耐烦地抱怨：为何要那么多脚注？回答是，虽然本书的读者对象应该是大众，但是这更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既然是学术，它必须以诚实的名义强调人类知识的继承性。不然就很难分辨当下的努力对人类知识而言，是进了一步，退了一步，还是原地踏步？考虑到个人认知的有限性，人类思想火花和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应该是集体的传承。这个传承的过程必须是可追溯的、透明的，对知识的继承者来说必须交待得一清二楚。这样做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尊重前人的努力，谨防剽窃的企图；二是给有兴趣继续作研究的人提供路线图；三是避免在知识创造中的重复劳动，并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哪怕是一丁点的突破。记得我在哈佛大学读书写论文时，这是导师对学生立下的最基本的规矩。不讲知识的继承性、渐进性、似是而非的混沌和由此造成的比量不比质的重复累赘是学术发展的大忌。

近来，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 教授发表了《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一书，副标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富而有些国家那么穷”。该书饱满激情、视界开阔，叙述生动，从经济、文化，自然资源和历史传统等诸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细致的论述。据说该书一出版，就被读者称为继亚当·斯密的“新国富论”。无疑，兰德斯在书中的确给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浩瀚辽阔的历史画卷，颇有震撼之感。但是，注重社会科学理论的学者却不难看出，《国富国穷》注重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它并没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心命题，即一个解释国富国穷一以贯之的逻辑，可以让人们回到经验世界中去系统地进行证实或证伪。换言之，除了丰富我们对各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该书却没有提供一个能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理论。

何谓理论？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理论“即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对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它还允许人们对其在逻辑上从假设推出的假说在经验世界中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过程”。什么不是理论？亚当·斯密告诫道：“打比喻的本身不是理论，相反它是理论建设的敌人”。的确，理论的箭头指向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比喻的箭头指向往往正好相反，是从抽象到具体。可以说，学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逐步放弃研究物体或事物的具体形态，转而注重它们的抽象属性，如质量、速度、加速度；而就社会科学而言，它包括构建组织后面的制度逻辑。在科学知识的转播中，打比喻的必要性存在于人们抽象能力有限性。

科学知识如何产生？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的理性论和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论是现代科学知识产生的两大支柱。换句话说，人类的正确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不断发展的产物。知识的获得不仅要靠概念的锤炼和净化，它还逐步成熟于概念和行动相互匹配和相互完善的过程之中；不然，就会产生人们视野的短浅、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信仰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与此相关，卡尔·马克思则认为，“概念与行为的分离是社会走向异化的关键的一步”。中国古人也有近似的训条：“学有序，曰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鉴于此，本研究的出发点是理论导向的；采取的方法是实证的和开放的。所谓开放的是指，除了本研究引用的经验证据之外，还欢迎读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证据对本研究所提出的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换句话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对众多杂乱现象进行排序的开放平台！考虑到人与人不同，加上认知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个人经验很容易产生误导，因此开诚布公，把规则和口径说透明，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就变得尤其的重要。这样做的益处，一方面可以缩小了人们在研究时主观、随意、武断、误导或作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家就各国的经验证据在同一个参照系数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比较、独立的探讨，然后再反思、再提出新的问题，再比较、再探讨，去伪存真。

大胆假说，系统证伪，此乃为科学知识发展所应遵循的法则。用量子物理学理论之父马克斯·普兰克（Marx Plank）的话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是随着一个个葬礼的举行而发展的”。显然，普兰克的关于葬礼的比喻强调了证伪机制对于科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这不是，人类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以前，以为天鹅都是白的。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社会科学要发展，我们必须超越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感受的宣泄，跳出循环论证的陷阱，使问题的探讨上升到可证伪的理论的高度，并在尽可能大范围内用全人类的经验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人类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提高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才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英语字“university”的本身就隐含了宇宙的视野。

《国富之道》隐含了研究是试图探寻一个普适的核心逻辑。其实，这种诉求早就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即为人们看得见、现象多变的经验世界。但是老子认为，万物的具象后面却往往都有看不见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简单规律，即他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用我们的话说是核心逻辑。当然，由逻辑演绎推出的假说还必须回到经验世界中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相应地，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它即反映了这种社会科学治学有效性的理念。顺便一提，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创新！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是目前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发展的趋势所在。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观察、整理和判断浩瀚的经验数据时，不容易被短视或破碎的经验所迷失。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尤其强调理论导向的重要性。鉴于个人感官的局限性和个人经验的片面性，他的忠告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

什么是本书的中心命题？尽管本书的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科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历史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而且用来检验理论假说所引用的经验证据跨越古今中外，但是本书的中心命题（或理论假说）却十分简单，即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多少是两个制度安排完善度的函数。这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纵向的制度，我们一般称为政府；另一个是横向的制度，我们一般称为市场。必须指出，“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 即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不管是官员、企业家、员工还是消费者 -- 是两个制度安排后面一以贯之的微观基础。它同时构成理论假说证伪机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要素。作为微观基础各种形式上的延伸，它包括基于理性逻辑所设置的纵向和横向制度方面的基本特征，如非人格化的考试，权和利的制衡，人格化的激励等等。我把由此推出的解释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戏称为BMW的逻辑，即财富(wealth)W =B*M（政府bureaucracy）（市场market）。

与该逻辑相一致，从全球范围来看，决定国富国穷的因素主要是制度性的，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的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的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3）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劳动力而言，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加强企业的自生能力，这里隐含着从技术和制度学习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努力，即与经济学关于“内生增长的模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所隐含的逻辑相一致。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就像其它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一样，该中心命题是否能经得起考验，挑战并不是来自各自谈各自的感受，而是必须回到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去接受系统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时，我要请求读者的冷静和耐心，让我们回到人类历史盛衰更迭、沧桑变迁的桓久中，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用人均效率来衡量业绩，仔细地去看看哪些国家跑在前面了，在提速导致领先的过程中，那些国家又做了些什么，系统地判断一下经验证据是否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要素相关联；与此同时，再仔细地看看哪些国家又落伍了，相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要素，那些国家又哪些没做，或是做得还不够好？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代化。何谓现代化？如果我们相信制度是因，技术是果，那么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以上这些制度安排后面所隐含的逻辑的总合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只有东西互动、没有东西之分，它给已经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包括有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反之，则意味着贫穷和经济的落后。这不仅体现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之比，还是体现在东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之比，或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之比。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塑造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漫长的，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大量东方文明的要素。因此我不赞成常规思路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为分离和对立起来的视角。历史显示，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从开辟了交通道路，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然或人为的隔离都无一例外地导致了落后。例如，联合国《2003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新观点缺乏开放性是制约该地区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判断，而是全人类历史经验数据所示，隐含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环境和与国际的互动。遗传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生物的性状是自身遗传和外部环境共同导致的。

自然资源极其缺乏的日本能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经济大国之列，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能扭转孤立主义的政策，坚持学习和吸收全世界的知识。更重要是，这种学习的过程并不必与保持传统的精华相左，更不必展开对传统拦腰砍一刀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日本一方面始终盯着跑在最前面的国家，同时也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精华。说到此，我想到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一段话。韦尔奇先生曾担任美国通用电气（GE）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在他执掌通用电气的19年中，公司一路迅跑，并因此连续3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全美最受推崇公司”评选中名列榜首。虽然他说的是企业，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他的话对我们一样具有启发。他说：“我们很快发现，公司成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学习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的竞争优势在于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以及将其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 --- 比如向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管理案例、以及出色的市场技巧学习。但必须迅速地吸收所学到的新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韦尔奇之所以被誉为“世界第一CEO”和“企业改革大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远见，即对没有坏的东西早别人一步进行修理。此所谓，“愚者谙于成事，智者察于未萌”。

我们回顾历史，放眼世界。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在细节和路径的选择上各有不同（这是战略或战术的问题，它必须根据自身在一定时空中所面临的条件而设制），但是在基本特征发展的方向上，逻辑大体是一致的，体现了同质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在国富国穷马拉松式的赛跑中，在不同的阶段，跑得慢的不便于过多地沉溺于自己，多向跑得快的看齐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然就会被淘汰出局。这也是奥运会精神给各国的启示。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必须“事实求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张謇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是中国末代状元，他风骨崚峥，才气横溢，不喜钻营，不附权贵，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提倡“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富国也不是一夜造就的。对于立志要改变现状、脱贫致富的国家而言，一个更有效的视角是把文化看作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这是因为，从短期或中期而言，人们能着手搭建的更是制度安排而不是文化。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约翰·考特（John Kotter）教授在其著名的《引领变化》(Leading Chang)一书中指出：“文化不是先到，而是后来的，即发生在新方法的实施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后面”。

必须指出的是，制度是规范人类互动的结构；我们也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动态看，制度也要创新，因为在任何一个静态的时空上，它具有限制个体选择和社会交往的倾向，使思想，商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促进社会交流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政府部门意味着权力，它的设置尤其值得警惕。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约翰·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Acton）在其《自由和权力》（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中所言：“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阿克顿勋爵的命题已被全世界各国经验所证实。对这一点不必再有争议，剩下来对各国的挑战是，设置什么样的权力制衡的体制来更有效地面对这个问题。

此时，我也想到了马克思强调理性的一段话。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类似，蜜蜂筑蜂窝的本领是人间的很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然而，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有比最灵巧的蜜蜂更高明的地方。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可见，人类成功的实践，是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在围绕本书中心命题所展开的三个方面的努力，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同时又相互作用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各国之间的比赛早已开始，比赛一直还在继续。在这类似马拉松式的从昨天跑到今天再跑向明天的赛跑中，中国曾跑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头，只是近代开始落伍了，现在正在迅速直追…..宛如拓扑数学所能展示的图景，对各国来说这场赛事还在无限地展开，直到永远。顺便一提，拓扑数学的英语单词是Topology。哈佛大学博士、已故北京大学数学教授江泽涵是第一人把拓扑学引入中国的，他译Topology为拓扑，音义兼顾，形神俱备。“拓”者，对土地之开发也，“扑”者，即可指全面覆盖，亦可暗含前途扑朔。

的确，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眼前的繁荣并不等于永恒的增长，眼前的困难也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挣扎。顺境要有目标，逆境更要有方向。远景、使命和价值观必须坚持。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说过：“铁加入灵魂就变成钢”。邓小平三起三落，支撑他的是对祖国的爱，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对改革成功的信心。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其《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中有这样的忠告：“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的悲观预言，现在该是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事”。

我们所处的21世纪的特点是什么？《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并以此为标题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也许，他的用词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世界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扁平化了。面对这种形势，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各国要想不落伍，必须更努力地超越自我；相对于他人，竞争对手其实更是自己。

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当今世界上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的顶级学者，并曾担任过美国总统里根的产业竞争委员会主席。他在在其《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写到，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有四个阶段：生产因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看来只有进入后两个阶段，国家才能达到真正富裕。

自18世纪工业化革命以来，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等一批国家和地区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从全球范围内看，目前大约有10亿人口生活在富裕的国家，享受现代化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先有后，也一定还会增加，这是全球各国之间互动的必然。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既是一种国际竞争，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新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和开放30年后的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正在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一步怎么走？更为重要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站在哪里？面临的风险是什么？进一步前进的方向是何？无疑，立足本国，展望世界，探讨世界各国兴衰更替的内在规律、贫穷富裕的深层逻辑，不但会给中国、还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带来有益的借鉴和启迪，从而有助于人们看准前进的方向并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路线，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也为了明天、明天的明天，希望这种探索会引发更多更深更远的战略思考。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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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总体组织框架很简单，共三大部分，有序地围绕着我戏称为BMW的逻辑框架展开，即财富(wealth)W =B*M（政府bureaucracy）（市场market）的中心假说。

第一部分是理论篇，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实证篇。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讨论什么是科学理论、提出本研究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以及对该理论假说进行初步实证。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促进财富增长的国家或政府这个纵向制度安排的所需的要件，包括录取人才所必须的非人格化的考试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制衡制度。作为实证篇的继续，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涉及市场这个横向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该制度安排的要件，包括人格化的激励、产权的保护、专利和反垄断，以及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大学在国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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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从动手开始写作到初稿完成，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很多情况下是没日没夜的半年；但是与此相关的阅读、思索、考察、交流、切磋、构思过程却要长的多得多。

早在2000年，美国密执根大学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制度与投资：中国改革时代的外国直接投资》（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Era of Reforms），这本专著是基于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看过那本书的人也许会发现，与眼下的这本书相比，尽管两者涉及的主题有所不同，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一个是国富国穷，但是用来解释看来似乎复杂的现象后面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即强调制度的作用；而且两者都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上本书还运用了数学模型对制度因素进行了系统的、严格的论证。的确，制度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激励，从长远看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良好的制度可以提高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激励人们更努力工作，从而促进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最终走向富裕，相反，就会陷于贫困。因此，从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上说，可以说这本书是上本书的延续，只是实证拉大了时空、加深了历史的纵深，研究的视野阔展到了全球。

为此，我首先要再次感谢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指导过我写博士论文的老师：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理查德·科夫斯（Richard Caves），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er），德瓦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瑞·孚能（Ray Vernon），还有诺贝尔经济奖得、制度学派代表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尽管诺斯不在哈佛大学任教，但是他却给我亲自写信并寄来了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文献。这些横跨政治和经济学科、以及注重理论和国别特点的教授的组合，迫使我在写博士论文时，视野不得不在关心区域或国别特点的同时，探寻不同现象背后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但最终是宛如雨后天晴的乐趣。贝茨教授尤其强调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为了尽大范围地检验理论，他的实验地是选在了远离美国主流文化的非洲，足显他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用意和努力。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去年珀金斯教授在北京访问期间还与我讨论我的研究，继续鼓励我不但要从小议题入手，还要敢问大的问题，要把看似小的逻辑在大范围内检验。珀金斯教授著有《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研究从明朝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长程的研究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他们育人、治学的理念和风范，回想起来令人肃然起敬。

2003年初，我第一次受《世界经济论坛》的邀请前往达沃斯参加年会，我的任务除了要在一场分会中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外，更具挑战的是还要在一场题为“全球经济”的全会中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全球经济”由英国《金融时报》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主持，与我同台发言和回答问题的有曾任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的劳拉·泰森(Laura Tyson)教授，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前财政副部长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以及美国保险集团(AIG)副董事长、前以色列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教授杰克布·弗兰克尔(Jacob Frankel)。可以想象，如此的议题和人员组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听众使我从那时开始就不得不以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和解释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受益良多，在此我深表谢意。

本书的部分研究曾先后两次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中交流。对此我要特别感谢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他邀请我参加由他主持的注重“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课题组，包括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研讨会。这些场合使我有机会进一步与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进行交流。与斯蒂格利茨教授关于垄断和专利制度方面的讨论尤其使我受益非浅。类似地，我还要感谢雅思本学会(Aspen Institute Italia)主席、意大利前副总理朱利奥·特莱蒙蒂(Giulio Tremonti)教授。在过去的5年来他每年都邀请我参加由雅思本学会组织的“着装随意、不讲等级、朋友之间”的国际会议，使我有机会与世界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术、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包括总统在内的领军人物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和各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学术方面代表都是全球知名的，包括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艾尔伯特·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儒学研究大家杜维明教授，耶鲁大学政治和管理学教授约瑟夫·拉巴龙巴腊（Joseph LaPalombara），英国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教授约翰·依特威尔勋爵（Lord John Eatwell）。特别一提，在去年参会期间，与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提姆·亚当斯（Tim Adams）关于美国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的交谈使我对书中相关议题的讨论有了更好的把握。

我还要感谢约翰·寇茨沃斯(John Coatsworth）、霍华德·戴卫斯爵士（Sir Howard Davies）、威廉·欧威廉爵士（Sir William Ehrman）、侯赫·多明戈斯（Jorge I. Domínguez）和科里斯多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与他们做朋友并进行交流，加深了我对拉丁美洲、英国历史、资本市场和大学理念等议题的理解。寇茨沃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拉丁美洲事务的经济史学教授。他也注重制度对拉美经济的影响。去年他在访问北京期间特别与我讨论了彼此的研究，并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制度和经济落后”的演讲。拉美是我原来不太熟悉的地区，与他的交谈使我对该地区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威廉·欧威廉爵士是英国驻华大使。我在阅读有关英国的文献时，他及时地给我送来了相关的书籍，大大地减少了我研究的搜索成本。戴卫斯爵士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他曾是英国金融监管局局长，近些年来也担任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每次来北京，有空都会顺便访问我，并用英国人特有的幽默与我谈论相关的研究。他关于资本市场丰富的专业知识无疑加深了我对资本市场在大国崛起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多明戈斯是哈佛大学的副教务长、政治学教授；斯通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非营利组织豪瑟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与这些学者的交流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样的理念才能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些都部分地体现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

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商学院，现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任教的黄亚生教授是我长期的朋友。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毕业于哈佛学院的中国本科生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做得最出色的学者之一。与他的交谈，或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虽然也许外行听起来像漫无边际的调侃，常常提醒人们逻辑的惊人缜密也可以与幽默不相矛盾，并时而不经意会在认识论或本体论层面放出光彩。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证伪对于理论发展的必要，他对我研究的评论以及他所推荐的书都对我很有帮助和启发。我要特别对他表示感谢。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还得益于朋友和同事许许多多的切磋和讨论以及他们给我的诸多的反馈和帮助。在此我特别要感谢王波明和李宏。他们自始至终关心我的研究，阅读我的写作。多年来他们不仅与我慷慨地分享时间和知识、交流思想、坦陈观点和认识，还穿针引线、搭建平台让我与更多相关的人员进行不同形式的务虚、切磋和研讨。或是分享研究成果，或是提供书籍文章，或是参与务虚讨论、或是批评和争论，或是提出问题，或是指出漏洞，以下的人都对我的研究都有不同的贡献：林毅夫、钱颖一、景军、丁学良、王辑思、吕晓波、葛明、朱德淼、廖凯原、陈启宗、王军、何迪、秦晖、田溯宁、路风、朱天彪、潘伟、张千帆、张俊妮、万鹏飞、刘志、朱朗瑞、徐湘林、徐步。在此我一并致谢。当然不必说，文责自负。

我还要特别感谢赵婷、黄琪轩和叶静。赵婷多年来担任我的行政助理。黄琪轩和叶静是两位在读博士研究生，先后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他们电脑技术娴熟，查询资料速度惊人，工作效率给人以深刻印象。黄琪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期间还给我寄来了相关的文献。叶静则无数次地替我奔波在办公室与图书馆之间，帮助我借来相关的书籍。她还整理了不少统计数据并根据要求计算和绘制了书中不少图表。他们各自井井有条、高效的助理工作使我在繁多的庶务中得以挤出时间将研究和写作进行下去。

最后我要感谢我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过的学生和学员，包括历届参加北京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联合举办的“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的国内和国际的官员。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一乐也。”他们在课堂上的讨论和提问为我提供了诸多启示，让我真切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句古训的含义。他们的批评、建议和勉励使我在探索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在这些年的教学中逐步得以修正、归类、充实、深化和完善，最后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理论假说来解释国富国贫，其中包含了对多学科相关理论前沿的回顾和柔和，并力图贯穿古今，在全球范围内对该理论假说可信性进行系统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

我谨把这本书献给他们，并期待再和他们一起展开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抛砖引玉，学无止境，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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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国富之道-一个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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