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舞弊公司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基于非财务数据的实证研究-经管之家官网！

　摘 要：以1999-2007年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非财务数据检验了此类公司的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该样本的选择使得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更为合理，有效地改善了前人的研究中直接将标准意见认定为低质量审计所产生的谬误。在控制了审计意见的相关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此类公司的审计质量总体上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标准审计意见更容易在事务所与客户关系的前三年发生，说明在事务所与客户关系的早期审计质量更低；而在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下（与中等任期相比），既没有发现审计质量更低的证据，也没有发现审计质量显著高于中等任期下审计质量的证据。　　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事务所任期，审计质量
　　一、引言
　　审计质量一直是审计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审计质量的有效衡量无疑是该项研究的关键。DeAngelo提出的审计质量定义，为后来大量的审计质量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切入点。她认为，审计质量是由市场所评价的，审计师能够发现并报告客户公司错弊的联合概率。发现错弊的概率依赖于审计师的技术能力、审计程序和抽样程度等，报告所发现错弊的条件概率是对审计师独立性的一种衡量，本文的研究正是建立在此定义的基础之上。审计师是否能够发现并揭示财务报告中的重大错弊，最终体现在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上，因此，本文以审计意见的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与其他同类研究相比，本文有两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仅以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杨明增对审计质量实证研究做了回顾与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审计质量研究存在样本不具备同质性的问题，不满足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同时，以非标意见比率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变量的现有研究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在不具备同质性的样本下，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并不能说明审计质量的好坏。如果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的确真实、合法、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状况，那么，审计人员将会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但是，在以非标意见比率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变量、样本没有加以限制的现有研究中，所有的标准无保留意见都被视为低质量的审计结果。事实上，只有在某种前提条件下，审计意见的类型才能代表审计质量的高低。因此，为了解决此问题，本文选择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表1的审计质量矩阵能够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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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择表1的右侧部分作为研究样本。若在财务报告虚假的情况下，审计意见认为财务报告真实（标准审计意见），就说明审计质量低；反之，则说明审计质量高（非标审计意见）。我们没有选择“真实”的财务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因为那些被揭示出来涉及舞弊的财务报告可以认为是不真实的，而对于没有被揭示出舞弊的财务报告，我们无法断言其真实性。
　　第二，采用非财务指标作为研究变量。由于我们的样本是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所以可以认为原有的财务数据无法作为令人信服的佐证；同时，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料也无法将全部所需的财务数据还原为真实信息。因此，我们退而求其次，从非财务指标的视角研究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的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问题。
　　二、文献综述
　　我们将国内外有关事务所任期（或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结论分为三类。
　　（一）在长期的事务所任期下，审计质量较高（或在较短的任期下，审计质量更低）
　　Johnson等研究发现，未预期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在客户关系的早期更高，说明其审计质量更低。Geiger和Raghunandan认为，事务所更可能在客户关系的早期，在客户破产申请前签发“干净”的审计报告。Ghosh和Moon的研究表明，可操控性应计项目的绝对值和用来操纵盈余的负项目随着事务所任期的延长而减少。Myers等运用非正常应计的绝对值和流动应计项目的绝对值来代表盈余质量，发现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伴随着更高的盈余质量。Ghosh和Moon用盈余反映系数（ERC）作为投资者感知盈余质量的替代指标，发现投资者感知的盈余质量与审计师任期正相关，而且随着审计师任期的延长，报告的盈余对证券评级的影响在增大，说明投资者和投资中介认为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审计质量在提高。刘成立、王晓艳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以客户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高低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研究得出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在审计任期较短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审计质量较低。沈玉清、戚务君、曾勇以审计师对财务危机公司是否出具持续经营的查核意见以及企业的异常营运资本作为衡量审计质量良莠的代理变量，分析了中国审计师任期与会计师事务所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以异常营运资本作为分析对象时，较长的审计师任期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
　　（二）在长期的事务所任期下，审计质量较低（或在短期事务所任期下，审计质量更高）
　　Casterella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下，审计质量较低。他们还发现，当任期短时（长时），审计失败更不易（更容易）发生。方军雄、洪剑峭在研究经济依赖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时，发现CPA对审计客户的服务年数可能对审计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李兆华运用博弈理论就事务所定期轮换制对解决“共谋”作假的有效性做出解释，指出我国实行事务所定期轮换的迫切性。刘启亮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即盈余管理空间）显著负相关，即随着事务所任期的延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大，审计质量越来越差（尤其是超过五年后）。罗党论、黄畅杨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自愿性变更的大环境下，以1995-2002年证券市场346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以主观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度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得出相似的结论：对于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委托关系持续时间在五年及五年以上的上市公司，随着事务所任期的增加，上市公司利用主观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加严重。杜英以来自A股证券市场的数据，检验了事务所任期和签字会计师轮换与审计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审计独立性（非标意见）随着事务所审计任期的延长而下降。
　　（三）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无显著关系
　　Johnson等的研究表明，在客户关系的后期，非预期应计项目的绝对值与事务所任期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李爽、吴溪在审计报告行为的研究中控制了审计任期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发现在针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发表意见时，审计任期越长，审计意见变通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在对账面盈利和微利公司的研究中，审计任期与审计意见没有显著关系。这也说明，审计任期与审计意见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余玉苗、李琳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审计师任期对专业胜任能力及审计独立性的影响，指出审计师任期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是多样化的。实际上，目前也缺乏有关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证据。沈玉清等在以审计师对财务危机公司是否出具持续经营的查核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被解释变量时，也没有发现审计师任期或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有关联性的证据。
　　三、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关系的两种理论观点及研究假设
　　（一）审计质量在事务所一客户关系的早期更低
　　首先，从业人员主要是从执业知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认为审计质量在事务所一客户关系的早期是最低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审计质量在提高。因为在早期，事务所对客户的经营状况、内部控制和会计政策不够熟悉；同时，新的事务所可能对客户所在行业的状况不甚了解，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的执业水平。其次，事务所出于招揽客户等目的，可能会在判断处于边界的会计问题时做出妥协，迎合客户对于审计意见的要求，故意降低审计质量。由此，假设1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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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对于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审计质量在较短的事务所任期下（3年或更短）可能会更低（与事务所任期中值4年到8年相比）。
　　（二）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会降低审计质量
　　较长的事务所任期可能会导致审计团队的自我满足，一些客户会因其聘用的事务所而获得良好的声誉——强有力的财务报告控制、准确的财务报表、正直胜任的管理层等。如果审计团队预期这一切都可以在未来得以继续的话，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投入的精力和职业怀疑就会随着任期的增加而削弱。新任事务所对于被审计单位则会持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会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被审计单位，这正是在任的事务所所缺乏的。
　　长期的客户关系可能被看作是永久性年金的来源。DeAngelo认为，现有客户向事务所提供的这种准租金，是事务所期望从未来客户关系中获得的年金形式的租金（审计费用超过成本的现值），将客户看作是永久性年金的来源可能会损害事务所的独立性。管制者和关注公司治理的群体主要考虑的也是事务所的任期对其客观性的威胁，认为审计质量在长期的事务所任期下会被损害，而在事务所—客户关系的早期，审计质量是最高的。由此，假设2被提出。
　　H2：对于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审计质量在较长（9年或更长）的事务所任期下会更低（与中等任期4年到8年相比）。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明显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但它们可能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需要同时检验审计质量与较短的事务所任期以及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之间的关系。
　　四、模型与变量解释
　　我们应用以下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财务报告舞弊公司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用审计意见类型度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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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解释变量
　　OPINION表示样本公司被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大多数研究相似，当样本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前已述及，将审计意见类型直接作为独立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的样本是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在这样的前提下，审计意见类型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加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虽然也属于无保留意见，但我国新的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2号——非标准审计报告》已明确将其划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列。Chen等、DeFond等在早期的研究中也证明，加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往往被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本文所称标准审计意见仅仅是指不附加说明段、强调事项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的无保留意见，其他的意见类型均为非标准审计意见。
　　（二）解释变量
　　SHORT和LONG是反映事务所任期的两个检验变量。我们通过观察不同事务所任期下的审计意见类型分布，发现事务所任期在3年以内时，非标审计意见数量明显低于标准意见，而在4年至8年间，这种差异不甚明显，当事务所任期达到9年及以上时，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数量开始高于标准审计意见。因此，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下，我们采用两个哑变量，将事务所任期分为短期、中期与长期，即事务所任期为3年以内（含3年）的，SHORT取值为1（不包括事务所变更的情况），否则为0；事务所任期为9年及以上的，LONG取值为1，否则为0。按照前文的假设，我们预测两个解释变量与因变量负相关。
　　（三）控制变量
　　CHANGE表示若事务所变更取值为1，否则为0。实际上，事务所变更同时意味着事务所的任期为一年，但考虑到其与审计意见类型的关系可能反映的是事务所变更事项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而非单纯的任期长短的影响，而且通常认为这是上市公司为了获得对自身更有利的审计意见而为，因此，我们在检验变量SHORT时将这种情况排除，在这里单独设置一个控制变量来反映事务所变更事项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预期其与审计意见负相关。
　　公司规模（SIZE）是被广泛采用的影响审计意见的变量（Kfishnan；Lennox；于鹏；王霞、张为国；刘勤、颜志元等）。大部分研究采用的公司规模度量变量是公司资产或销售收入，但如前所述，由于我们的样本公司是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我们选取的度量变量为非财务数据，即用公司员工的数量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莫茨、夏拉夫把经济依赖性界定为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重要负面因素。公司规模越大，其游说能力就越强，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害怕失去大客户，存在适度放松审计监督的可能性，这使得大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较小。我们预期，客户规模与审计意见类型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上期审计意见（LAOPINION）也是影响本期审计意见的重要因素（Lennox；李爽、吴溪），由于上市公司的特征具有延续性，审计意见也具有延续性，即上期得到标准意见的公司本期更有可能被出具标准意见，而上期得到非标准意见的公司本期更有可能得到非标意见。田利军、李维安、唐跃军和左晶晶的研究结果亦证明了财务状况的惯性与审计意见的连续性。因此，本文预测该指标与非标准意见正相关。
　　Chen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限与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频率正相关，这与先前基于美国股市数据的研究结果相反。Chen认为，这可能是由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所致，因为一个公司上市时间越久，就可能越难以达到规定要求的盈利目标，所以更易于卷入盈余管理，甚至进行利润操作，从而导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田利军认为，中国股市的门槛低，很多劣质公司通过业绩包装取得上市资格，但以前积累的问题会慢慢显化，所以上市时间应与非标准意见正相关。但其结论是，上市时间长短对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影响，说明即使初期上市存在“原罪”的公司，随着监管措施的不断完善，也已经“脱胎换骨”。我们在此暂且预期公司上市年数（PUBLICYEAR）与非标意见正相关。
　　DATE表示年报实际披露日期与当年资产负债表日的时距（天）。Pastena和Ronen、Givoly和Palmon、Chambers和Penman、Kross和Schroeder都发现，与预期相比，经理们总是倾向于早些公布好消息，迟些披露坏消息，这一时间规律是信息披露中最为一致的决定因素之一。李淑华对1993—1996年的年报审计意见进行研究后发现，证券市场的信息供给者存在这种心理定势。Haw等在研究了中国股市后指出，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更多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在4月的最后一周披露年报，特别是当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时。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与非标意见正相关。
　　在目前国内缺乏公认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情况下，ST／PT机制成为次优的选择。唐跃军、左晶晶以及田利军的研究表明，ST与非标意见正相关，非ST上市公司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小，说明我国股市实行的ST制度起到了信号显示的作用，不仅向投资者提示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异常状况的上市公司的市场风险，也向上市公司的审计者表明此类公司与一般上市公司相比，业绩和财务状况较差，投资风险较高，从而引起注册会计师的注意，影响他们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
　　上市公司本期被ST／PT，实际上表明上期存在财务困境，因此，我们使用下一年度是否ST／PT（NEXTSTPT）作为本期财务困境的替代变量，以控制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同时，在公司本期被ST／PT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会意识到该公司存在较大的审计风险，在审计的过程中会采取更为谨慎的审计策略，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也将增大。因此，我们同时选择当期是否ST／PT作为控制变量，并预期这两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AUDSIZE表示事务所规模。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事务所规模等特征对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审计质量有很大的影响。DeAngelo和Dye的共同结论是，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越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李春涛等用6个连续变量作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测度，证明了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吴溪考察了1997—1999年事务所规模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关系，并得出“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越强”这一结论。但原红旗、李海建没有发现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出资方式、规模大小与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本文用事务所的客户数量作为其规模的替代变量，并预期该变量与审计意见正相关。
　　鉴于国际N大的特殊性，本文在考虑事务所规模的同时，引入一个哑变量BIGN来控制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五大”或“四大”，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但我们没有对其审计质量做出预期。为了控制行业间的差异，我们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设置了行业控制变量。
　　五、样本与统计描述
　　（一）样本数据来源
　　舞弊公司初始样本来自于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通过对年度、违规类型和违规事件涉及的公告进行选择，并剔除金融类公司后，我们得到1999—2007年间348个涉及年报舞弊的公司一年度观察值。剔除本期审计意见、任期数据缺失（通常是由于事务所数据缺失所致）、员工人数缺失和上期审计意见数据缺失后，最终的样本包括319个公司—年度观察值。模型变量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或是通过相应的计算得到。事务所任期数据根据每年执行审计的事务所进行手工计算处理，并考虑了事务所合并及名称变化情况，该情况由笔者根据网络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查询加以整理而得。进行合并的事务所在合并之前视为不同所，合并前与合并后的事务所视为同所连续计算，事务所名称改变仍视为同所连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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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最终样本中，我们剔除了上期审计意见缺失的数据，这些观察值实际上是因为初次审计而导致缺乏上期审计意见，因此，我们在后面的敏感性分析中将这些观察值重新加回，同时放弃了上期审计意见这个控制变量。
　　（二）样本描述
　　表4列示了1999—2007年财务报告舞弊公司样本的行业构成，制造业占半数以上，这是因为我们的上市公司样本总体集中于制造业，因此，表4仅是提供了舞弊公司样本的构成情况，而不能说明哪个行业的公司更容易舞弊。其他较多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行业依次是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及信息技术业。表5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舞弊公司分年度行业构成信息，从每一年度来看，除了制造业仍占半数以上外，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及信息技术业相对而言也是比例较高的行业。同时，表5还提供了舞弊公司样本的年度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在1999—2007年间，样本量最大的是2003年，而2006年与2007年样本量明显较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舞弊发现与报出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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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与单变量分析
　　表6列示了回归模型中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这些后来被发现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当年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比例为43%，不足半数，虽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据所代表的审计质量的高低，但是，从个人主观的角度来讲，这个结果似乎不太令人满意。在这些公司中，有近1／3的公司当年的事务所任期在3年以内，6%的公司事务所任期较长，另有1／5的公司当年发生了事务所变更。此外，财务报告的平均报出天数为102天，中值为106天，均符合规定的年报报出时限，上四分位数（118天）也在规定范围之内，但最长的报出时间有8个月之久。另外，有10%的公司当年被ST或PT，20%的公司在下一年度被ST或PT；28%的公司上一年度被出具了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在这些公司中，仅有6%的公司选择了国际N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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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为分样本变量描述和单变量差异分析结果，在319例财务报告舞弊中，有136例在舞弊当年被事务所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183例被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两个子样本来自的样本总体在是否发生事务所变更、公司规模及是否选择了国际N大进行审计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所选择的事务所规模稍有差异，而在其他变量方面却有显著不同。与被出具了非标准意见的舞弊公司相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当年事务所任期较短的比例更高，而事务所任期较长的公司更少；同时，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上市年数及财务报告披露的迟滞天数都明显长于另一类样本公司，ST/PT机制所体现出来的风险也显著更高。此外，前期的审计意见对后期亦具有显著的连带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单变量分析的结果，而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还有待于多元分析的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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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关性检验
　　与其他多元回归一样，logistic回归也对多重共线性敏感，在多重共线性程度较高时，系数标准误的估计将产生偏差。表8提供的自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可以用于多重共线性的诊断。由于不同的相关系数所度量的变量类型不同，因此，我们在相关性检验中，定距变量之间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类变量之间采用Kendall相关系数，其他为Spearman相关系数。表8显示，自变量间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426，而绝大多数相关系数在0.2以下。根据Hanushek和Jackson的蒙特卡罗（Monte Carlo）模型试验，当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提高时，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将会急剧增加。但是，这种趋势在相关程度小于0.50时，问题尚不严重，而且只是涉及到的变量的标准误有所提高，而模型中其他无关变量的标准误并不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并不足以影响后面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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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实证分析结果
　　（一）主检验逻辑回归结果
　　从表9主检验的回归结果来看，代表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总体情况的似然比卡方值为146.700，统计显著，说明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解释变量的全体与Logit 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代表回归模型解释力的测度指标Nagelkerk eR2达到0.495，说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个判断模型拟合优度的统计量Hosmer-Lemeshow的指标值为6.835，得到的概率值为0.555，所以我们不能拒绝关于模型拟合数据很好的零假设。换句话说，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即该回归模型能较好地反映舞弊公司的审计意见情况。从表9中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总体预测准确性达到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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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SHOR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示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在事务所与客户关系的早期（相对于中期）更易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报告（p＝0.004），说明审计质量更低，这一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H1.变量LONG的系数为正，表示在长期的（相对于中期）客户关系下，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更易获得非标准的审计报告，但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0.372），不能支持假设H2.当年发生事务所变更的公司更易获得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这种关系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客户规模和事务所规模对舞弊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前提下，事务所没有因客户规模不同而出具不同的审计意见，这可能是因为大公司治理结构虽然优于小公司，但大公司的审计风险、审计成本和诉讼成本会更高，从而淡化了客户规模的优势；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国际大所对于审计意见具有正向的影响，即国际大所更易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但也可能是因为舞弊公司样本中有较少的公司选择了国际大所进行审计，因而这种正向关系并不显著。从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公司的上市时间越长，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高，审计质量就越低，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及前人的研究相反，但该结论的显著性较弱。此外，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倾向于较晚披露财务报告，这进一步支持了信息披露中最为一致的结论。作为企业风险信号的ST／PT对事务所起到了风险预警作用，当期的ST／PT状况使得事务所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客户更易获得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而下一期的ST／PT说明企业本期处于财务困境，对此，事务所亦做出了合理的反应。最后，该模型再次证明了审计意见的延续性。
　　（二）敏感性分析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以下四项敏感性分析：一是由于舞弊发现及报告存在时滞性，2006、2007年的舞弊样本不能很好地体现总体的特征，所以我们在检验时删除了这两个年度的观察值；二是剔除了样本量小于10个观察值的行业（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三是在主检验的样本中，由国际“四大”或“五大”审计的公司只占6%，所以我们剔除了这些公司的观察值，仅检验由国内事务所实施审计的舞弊公司；四是将初次审计的13个观察值加回。表10报告了敏感性分析的主要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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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项敏感性分析中，检验变量SHORT均在原有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与主检验相同，说明较长的事务所任期仍然与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的关联。在剔除了国际大所的样本后，事务所变更仅在0.1的水平下与因变量相关，而上市年数在1999年-2005年的样本中显著性更为明显，但另外三项敏感性分析在此变量上不再体现为弱的显著关系。其他控制变量的结论均与主检验相同。
　　七、结论与局限性
　　本文以证监会、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现并揭示的1999—2007年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检验了事务所任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该样本的选择使得用非标准意见的发生率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更为合理，有效地改善了前人研究中直接将标准意见认定为低质量审计所产生的谬误。同时，由于样本具有特殊性，我们的全部变量均采用非财务指标。检验结果表明，从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的总体比例来看，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总体上并不乐观。与中等的事务所任期相比，在较短的事务所任期下，事务所对于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更易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即在事务所与客户关系的前期，审计质量显著更低。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审计的技术水平来看，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与中等任期相比，在事务所与客户关系的早期，审计师发现错弊的能力较低；二是事务所出于某种目的，主观上向客户妥协，在报告发现的错弊时，做出有违独立性的选择。但是，在长期的事务所任期下（与中等任期相比），我们既没有发现审计质量更低的证据，也没有发现审计质量显著高于中等任期下审计质量的证据。这说明与中等任期相比，事务所并没有违背独立性的原则而降低审计质量。四项敏感性分析均支持了主检验的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未报出涉及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舞弊行为，同时，舞弊的发现也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我们的样本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舞弊公司。由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一些变量因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而被放弃，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检验的效果。此外，我们选用的变量均为非财务指标，无法比较某些变量在对影响因素的替代效果上是比财务指标更好还是更差。

作者：温州大学 王健姝 陈汉文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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