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当代中国的哲学贫困，何以可能？（戴明朝）-经管之家官网！

——关于如何有效管理文化形成时代共识的初步设想　　当代中国价值迷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耗散社会经济建设动力的最主要因素，也是社会普遍处于物质化、泛娱乐化和浮躁无根状态的本源性原因。
　　当前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理清先进文化、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内在关联。质而言之，先进是指文化的价值属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保持与时俱进；创新是指文化的动力属性，文化作为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必须保持创生更新；和谐是指文化的整合属性，文化作为国民精神家园必须统合差异达到统合共生。先进文化内涵着文化的创新与和谐；创新是文化保持先进性的基本动力，和谐是文化创新需要达致的品质属性。
　　一、尊重文化逻辑消除习惯弊病
　　1、“工程思维”极度张扬。
　　当前“政绩工程”的影响十分恶劣，具体到文化建设领域主要就表现为文化建设“工程化”。“工程化”往往导致急功近利、长官意志与消弭个性。文化建设是慢工出细活、讲究艺术灵感的非常私人化的创造，在一个社会偏于浮躁的总体背景下，文化艺术对其主体也即创作者、承担者内在要求更高。相应的，对文化管理、文化领导的要求也提高了，需要尊重文化的自发创造、宽容文化的探索与失败。
　　2、忽视文化基本规律。
　　忽视文化发展规律造成的最为直接的表象就是文化建设“活动化”。纵观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声势浩大且此起彼伏。但是文化建设主要是内涵建设、精神涵育、气质培养，活动只能在文化建设中占有很小的一席之地。尊重文化的规律，内在地要求**文化职能的转变：**在文化事业上的作用和功能应该体现为创造宽松的环境、提供制度的保障、提供文化建设的预算，引导文化产业发展、规范扶持文化事业。
　　3、文化与经济关系扭曲，文化成为经济的附庸
　　这些年来，我们对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得认识有失偏颇，甚至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许多地方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么理解为经济建设可以取代文化建设，要么以为经济建设好了，文化建设会自然而然地获得相应的成就；更具毁灭性的认识误区表现为，把获得经济利益当作文化建设的目标，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表述。这些年来，举凡文化名称、文化大市，往往把文化开发、文化建设当作摇钱树。我们不否认，文化确实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但是，文化的文化功能才是其基本底色。从经济出发来开发文化、建设文化，大部分情况下造成的是对文化资源的竭泽而渔、对文化本性的毁灭性破坏。文化的经济功能只能是文化建设的副产品而不能当作出发点和建设目标。
　　4、主流文化面临窘境，对新现象新问题解释乏力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中与政治、法律更远的部分，当然具有意识形态的一般属性；但是，无疑也具有更多的自我特性。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映射，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互动关联。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长期以来，我们过于重视文化与政治的同一性；忽视了文化与政治的异质性。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表现为社会建设不发达，利益诉求分化不明显、公共领域不发达），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同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化认同曾经创造了文化的许多奇迹，尤其文化在动员社会、组织社会和激发创造性方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公共领域的需要和公民社会的建构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文化建设就应该顺应变化，在完善文化与政治的同一性的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文化与政治的异质性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凸显文化的公共性、永恒性、超越性，恰恰对于建设公共文化伦理、建设民族的文化历史感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种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时，有时总是显得缺乏解释的张力，没有发挥出其主流价值观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被迫缺席，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加强文化的自治性建设，柔化（不是放弃）文化肩负的政治功能、从文化的逻辑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张力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建设信仰体系 引导生活评价
　　文化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在转型社会和转型时代重建价值信仰系统和生活评价系统，两者必须统一在百姓的具体的生活过程中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价值信仰系统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独属于自己的文化显示信号系统。它可以描述为信仰、信念、信服、信从、信任和自信。重塑、完善价值信仰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是总的原则应该寻求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信仰、党员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思想信仰与广大知识分子对学术真理、理性良知的价值信仰和广大国民对真善美的朴素信仰以及民间传统的草根信仰之间的有效整合。当代中国的价值迷失和信仰危机主要不是指中国人没有价值追求、没有精神信仰，而是价值信仰体系的错乱。善男信女甚至许多高级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说明其有信仰需求，只是没有获得正面的建构。因此，简单地说信仰危机是不够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和分析。
　　生活评价系统包涵两个维度的基本含义：一是社会总体对生活追求的评价和倡导；二是个体对自我生活品质、生活追求的理想、规划和评价。社会评价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评价的生成和传播。社会评价尤其是媒体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往往简单化为金钱、权力、豪宅、美女、靓车等非常物质化的符号系统；自然而然，个体的生活评价很自然也往往简化为房子、车子等非常物质性的描述。当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和驳杂，不利于社会理性的培育，更不利于和谐文化的建构。
　　价值信仰体系的建立不能仅仅从外部灌输和舆论引导获得建构的合法性，而应该寻求在民族文化传统和百姓日常生活获得价值体系重建的自生性和必然性。当前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仍然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其与当代国民的日常生存的罅隙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还有被脸谱化、揶揄化的危险。
　　因此必须弥合主流意识形态和百姓日用价值观、生活观的分野，实现社会各阶层对共有价值体系在生活意义上的共享共建。
　　三、深化规律认识提高建设能力
　　1、要深化对文化自系统独立性的认识。
　　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文化是有其独立性的。其独立性表现为，文化确实与一定的历史时代、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甚至地理环境相适应，但是它往往比这些因素具有更绵长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穿越历史，一直影响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孔子和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风化，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日常生活都已经消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他们的思想依然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2、要深化对文化功能的认识。
　　文化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酒足饭饱的消遣，不是歌舞升平的点缀，也不是政通人和的华丽包装。文化是一种植根于国民生活方式中的精神力量、精神气质、精神追求。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灵魂，文明体系的大脑。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都应是文化的崛起。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个体鲜明个性气质的表征，是其在民族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卓然独立的标志，是个体与他人相互区别最有个性的信号显示。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从简单浅层上看，文化资源可以开发为旅游观光资源，也即文化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从深刻的意义上说，适宜于现代化的文化对经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精神动力、智力资源和价值观念的功能；相反，有碍于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对于经济建设具有相当的阻碍作用。关乎前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激发、促进和推动做了极富洞见的阐释。戴维？蓝德斯则举日本为例，认为“要认真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关乎后者，美国前国际开发署官员、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劳伦斯？哈里森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着作《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中，对文化阻碍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过非常深入细致的阐述。
　　3、深化文化与民族精神、生活方式关联的认识。
　　文化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外在于民族精神传统的附着物，不是可以随意增删的点缀品，也不是如同电脑芯片一样可以随意内置的信息条码。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的。文化阐释大师格尔兹指出，“我们坚信，不被特定地区的风俗改变的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也永远不曾存在过。”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化对于文化与生活方式、与民族精神传统、与具体生活着的人的相关性的认识。
　　4、深化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关联的认识。
　　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由此可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联之深。首先，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当前面临着一系列的深层矛盾，必须通过化解文化建设的深层矛盾来得到切实解决。其次，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只有基建于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建得牢，建得稳。再次，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借助文化力量比单纯借助政治力量会获得更加切实的基础和更加持久的效用。
　　四、创新管理思路激发文化活力
　　1、优化文化干部匹配，创新文化管理方式、内涵和效益考评机制。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说，放弃文化的主导权、放任文化的自生自灭是一种失职；那么，窒息文化的活力、扼杀文化的创造力同样是一种失职。
　　宣传系统和文化系统肩负着文化建设领导职责，因此就要求在宣传系统和文化系统领导干部配置上选择尊重文化规律有文化意识的人士。文化管理远比市场、政治的管理更为复杂，一个不懂文化规律、没有文化意识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必然过度依赖“工程”思维、硬件“思维”。
　　文化管理的效益评价机制必须实现以人为本，不是仅仅从活动、项目、新闻报道、汇报材料和硬件设施；而要从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城市精神和乡风民意来进行考核。
　　2、优化舆论对文化精神的导向和型塑作用。
　　主流媒体在重大事件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方面不能消极被动的迎合社会与市场的庸俗需求，而是必须担当起对民族和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作用，应该理解并倡导科学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应该树立和宣扬富有伦理责任的社会人物和生活方式。对市场效率的宣扬必须与对市场机制负面消解功能的理性批判结合起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传统智慧的发掘结合起来；对西方制度效率的宣扬和西方制度的制约性因素与失灵实效的剖析结合起来。
　　3、充分发挥国家教育、科研院所的文化原创和文化引导功能，夯实文化建设的基础。
　　文化建设必须要找准穴位，看清基础。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在当代中国必须成为文化建设的真正基础。文化建设是否建得牢、建得稳，首先要看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是否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要发挥文化基础的作用，首先必须尊重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性、能动性，必须给科研人员松绑。过度的量化考核已经使得科研人员不堪其扰，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过度的考核在深层价值上意味着对科研人员的不信任。文化建设需要的是信任、尊重和宽容。因此，改变对教育机构、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已经势在必行。有专家提出可以改“事先拨款、事中监督、不断考核”为“事先借贷、同行评估、事后核销”的考核机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信任、尊重定会使制度走向良性循环；相反，无论制度如何缜密，不信任、不尊重、不宽容只会使制度越来越走向最初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