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要求并呼吁政府以全知全能型监管者的角色管控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到头来还是会难免从“命令与控制”转变为“命令与失控”。
2016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及节后,劳动强度最高的人恐怕是诸多医疗事件的刷屏者。这些事件的网络发酵,将诸多原属个人性的医患纠纷,短时间内转化为网络群体性问责事件。出于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极度不满,尤其是对普遍盛行的过度医疗甚至是欺诈医疗行为的不满,公众找到了集体性宣泄的三大出口:一是近年来饱受网民诟病的垄断性搜索服务巨擘,一是盛名不佳的民营医疗投资集团,一是本应有崇高声誉的三甲公立医院。
公众不满的集体性宣泄浪潮很快冲击到政府,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批评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与以往政府问责方面多有迟疑不决的情形相反,这一次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反应可谓迅疾。5月2日,假期尚未结束,政府相关部门就着手组织联合调查组进驻相关涉事机构。9日晚,调查结果公布,涉事机构以及涉事人员受到惩罚,有些人员还涉嫌犯罪,将接受司法机关的刑事调查。
诸多医疗事件的快速发酵,凸显了中国医疗服务监管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问题。这其中,除了笔者已经详加讨论的监管主体的问题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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