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宏观经济学视频讲座 龙志和
宏观经济学讲座。[主讲教师简介] 龙志和为我校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男，1954年7月出生于北京市。1982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4年至1995年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9年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年获博士学位。 龙志和教授原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工科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铁路高等院校经济学、管理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龙志和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中国经济运行实证研究，是国内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项目主持人和主研人员，完成1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在经济理论及数量经济学方面出版专著、教材6部，在国内经济学重要期刊《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奖等4项。 龙志和教授治学严谨，教学效果显著，深受学生欢迎。十多年来，先后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MBA、本科生，专科生，各类成人教育等多层次学生开设《当代经济学说》、《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前沿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企业管理理论》等多门课程，获多项优秀教学奖励。自1991年以来，龙志和教授在《管理工程》、《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点指导硕士研究生二十三名，已毕业十九名。[课程简介]《宏观经济学》系统地介绍西方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简单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消费理论、投资理论、扩大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政策、AD-AS模型、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第一章概论 本章包括本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及学习本课程需要注意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以及介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总量指标状况。第二章国民收入核算理论 本章介绍SNA体系主要总量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核算、MPS体系主要总量指标、我国思生产总值的核算，以及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章简单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 本章介绍产品市场两部门模型、三部门模型、四部门模型、乘数理论，以及产品市场均衡-IS曲线。第四章消费理论 介绍西方宏观消费理论基本思想，包括短期消费曲线与长期消费曲线、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跨时选择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以及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分析。第五章投资理论 本章介绍投资与资本、总投资与净投资、合意资本存量基本概念、利率决定投资理论、加速理论、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模型，以及住宅投资和存货投资基本知识。第六章扩大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 本章介绍了货币的概念极其分类、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LM曲线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第七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本章介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应用效果。本章还介绍了我国和西方国家财政制度和银行体系。第八章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 本章介绍了总需求曲线、古典的、凯恩斯的、新凯恩斯的、理性预期的总供给曲线、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和当代西方学者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看法。第九章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本章介绍了国际收支平衡表、汇率理论基础、国际收支平衡曲线、国际收支的失衡和调节、对外贸易政策以及介绍了国际经济组织。第十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 本章介绍了失业理论、通过膨胀理论、菲利浦斯曲线、通货膨胀的治理以及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修改：vanityfair于2003-05-2810:22:41修改本文※修改：vanityfair于2003-05-2810:55:05修改本文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1/9-1-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2/9-1-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3/9-1-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4/9-1-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5/9-1-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1/9-2-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2/9-2-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3/9-2-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2-4/9-2-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1/9-3-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2/9-3-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3/9-3-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4/9-3-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3-5/9-3-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1/9-4-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2/9-4-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4-3/9-4-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5-1/9-5-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5-2/9-5-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1/9-6-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2/9-6-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3/9-6-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6-4/9-6-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1/9-7-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2/9-7-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3/9-7-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7-4/9-7-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1/9-8-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2/9-8-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3/9-8-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8-4/9-8-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1/9-9-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2/9-9-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3/9-9-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4/9-9-4.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5/9-9-5.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9-6/9-9-6.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1/9-10-1.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2/9-10-2.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3/9-10-3.asfhttp://SCUTDE.NET/COURSES/COURSE_9/9-10-4/9-10-4.asf
-
转：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义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关系总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在过去十年中对政治和宏观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被称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这一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交叉的边缘学科的发展，宏观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政治因素对商业循环、通货膨胀、失业、增长、预算赤字、稳定政策的管理与实施。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代理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代理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代理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代理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代理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代理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发布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右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垮台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
[求助]关于宏观经济学的计算题
各位学长好，小弟最近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时遇到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希望学长们能指点一下。书上说三部门经济中总供给等于总需求，c+i+g=y=c+s+t而且s=y-c那么y=c+(y-c)+t=>y=y+t=>t=0怎么会税收等于零呢？还有课后习题计算IS曲线方程时总是用y=c+i+g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用均衡条件c+i+g=c+s+t=y计算我找了一道例题具体说明（第三版宏观十五章第三3题）已知L=0.2y,货币供給量为200亿美元，c=90亿美元+0.8yd，t=50亿美元，i=140亿美元-5r，g=50亿美元，求IS方程教学手册上的过程是：y=c+i+g=>y=90+0.8yd+140-5r+50，(yd=y-t)=>y=1200-25r理论上IS曲线上的点也就是y与r组合应该使s=i,可是在这个取得的方程中好像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可以具体取数据说明下，取y=1000=>r=8，再把求得的y与r值代回c=90亿美元+0.8yd，求出c=850，则s=y-c=150，但是再把求得的y与r值代回i=140亿美元-5r求得i=100，综上所述i
-
宏观经济学双周讨论班第二期：第一回合
时间：2005年4月1日晚地点：北京西郊某据点主题：建模方法板块一：AKGrowthModels精读/讨论文献：Lucas,RobertE.,“OntheMechanicsof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8,22(1),3–42.泛读文献：Frankel,Marvin,“TheProductionFunctioninAllocationandGrowth:ASynthesis,”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62,52,995–1022.Romer,PaulM.,“CrazyExplanationsfortheProductivitySlowdown,”inStanleyFischer,ed.,NBERMacroeconomicsAnnual1987,Cambridge,MA:MITPress,1987.Rebelo,Sergio,“Long-RunPolicyAnalysi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1991,99,500–521.Barro,RobertJ.,“GovernmentSpendinginaSimpleModelofEndogenousGrow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October1990,98,S103–S125.
-
[分享]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第八版课后习题答案
第1篇绪论与国民收入核算第1章绪论第2章国民收入核算第2篇增长、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及政策第3章增长与积累第4章增长与政策第5章总供给与总需求第6章总供给：工资、价格与失业第7章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解剖第8章政策第3篇几个重要的模型第9章收入与支出第10章货币、利息与收入第11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第12章国际联系第4篇行为的基础第13章消费与储蓄第14章投资支出第15章货币需求第16章联邦储备、货币和信用第17章金融市场第5篇重大事件、国际调整和前沿课题第18章重大事件：萧条经济学、恶性通货膨胀和赤字第19章国际调整与相互依存第20章前沿课题
-
[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趋势
ThefourthglobaleconomicriskcentersonChina,thesecondlocomotiveofthepresentandpotentialglobalexpansion.NicholasLardynotesinchapter4thatitbecamethethirdlargesttradingnationintheworldin2004,hasalreadybecomethesecondlargestimporterofawiderangeofcommoditiesfromcementtooil,andaccountedforover20percentoftheentireincreaseinworldtradeduring2000–03.China’sworldwideimpactderivesnotonlyfromitssizeandrapidgrowthbutalsofromitsopennesstotheglobaleconomy;itsratiooftradetoGDPisdoublethatofthe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orJapan,anditsratioofinwardforeigninvestmenttoGDPisevenlargerbycomparison.ItisthusofgreatglobalconsequencethatChinafacestheriskofasubstantialslowdownofitsowneconomy.Thecountrymustreininitsrecentrunawaycreditexpansionandunsustainablelevelsofinvestment,withgrowthslowingasaresult.Thenewpoliticalleadershipthattookofficeinlate2002refusedtoaddresstheproblemformorethanayear.Itfinallydidsoviaapeculiarmixofmarket-relatedpolicies,suchashigherreserverequirementsforthebanksandmodestinterestrateincreases,andtraditionalcommand-and-controldirectivessuchassectoralceilingsonincreasesinbanklending.Underthebestofcircumstances,China’sgrowthwillhavetodropforawhilefromthe9to10percentpaceofrecentyears.Whenthecountrycooleditslastexcessiveboom,after1993,therateofgrowthdeclinedforsixstraightyears(figure1.2).Atrulyhardlanding,duetothedelayinaddressingtheproblemandthehalf-measuresinitiallyadopted,couldbemuchmoreabruptandsevere.EitheroutcomewilldampengrowthinallofEastAsia(includingJapan)and,viacommoditymarketsandothertradeeffects,significantlyaffecttherestoftheworld.[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614:44:31编辑过]
-
[原创]宏观经济学面面谈04：开放经济——IS-LM-BP
对于这部分内容，我相信大家都是再熟悉不过了。一般来说，只有两种有宏观内容的考试不会考is-lm模型：水平极高的，或者是极低的。其他的所有考试，几乎必考无疑。（也许不考模型的内容，但会考你“政策”之类的，其实一样。）我想仅仅“无数次”的考试带来的真题，我也看过好些遍了吧？但对于IS—LM—BP，真的都掌握了吗？我看未必。请看下面我半年多前，愚昧的提问：问题1：有效需求理论中，为何对于宏观的生产，仍然存在C0（自发需求）？自发需求不是对于个体函数的参数吗？问题2：I被认为是r的函数，所以才有了后面的I=S的IS均衡曲线，但为何G和r无关呢？问题3：如果G和T相同，是否就可以把G从投资乘数里面去除？可是为何没有G0（自发政府费用）呢？问题4：希克斯和汉森设计了两个模型，把凯恩斯的理论数学化了，似乎过程并不复杂。那为何凯恩斯自己不这样做呢？（别说凯恩斯的数学没学好啊。）问题5：既然已经确立了两条曲线都是均衡状态，那在两条线交点上，整个社会的生产达到最优。那不同的理论，比如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假设之争啦？问题6：IS-LM模型未必是收敛的，那么所谓“政策”调节自然也不会一定能取得效果啦？在很多题目中，往往直接就说，在某种情况下，应使用哪些政策，这是否也需要条件呢？问题7：关于乘数效应，是否有一个假设就是，“当投资和政府支出增加时，乘数不变”？进一步要求存在“无限的生产空间”？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凭空多了这许多投资和政府支出，反而国民收入还增加了。问题8：IS-LM模型默认价格不变，应如何理解？是实际价格吗？但AS-AD模型肯定是变的，是否AD曲线上每一点，都暗示着IS-LM的均衡？问题9：龚刚老师的书里说，可以从AS-AD推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是能够推出来的吗？问题10：总结上面的思路，当IS-LM模型中的一个点不在两条曲线上的时候，所谓“政策”对它的影响，和它在线上的时候影响相比，是完全相同？抑或有程度上的区别？问题11：进入开放经济，BP为何其一定通过IS、LM的交点？[em04]大家不要鄙视我啊，现在我已经大部分都明白了，呵呵。[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1622:06:03编辑过]
-
宏观经济学：一个简明方法
宏观经济学：一个简明方法张国忠本文在模拟现实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上，探究宏观经济分析须遵循的方法。一、宏观经济循环总图式：E(AD)——P×Q——Y(AS)——E(AD)这是模拟现实宏观经济运转的一个基本模型。式中，AD为总需求，以买者购买商品时的货币总支出E来衡量，合并记为E(AD)。AS为产品的总供给，以生产者的产品销售总收入Y来衡量，合并记为Y(AS)。P为产品的价格，Q为产品销售量。这一图式表示的是一个循环过程。总支出E（即总需求AD）使生产和出卖产品成为必要，产品的出卖（P×Q）形成总收入Y(AS)，总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经过货币资金的安排和配置过程后，形成了总支出E(AD)，总支出又作用于生产和价格（PQ），如此循环不已。二、宏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显然，逻辑应从P×Q开始。这是因为，第一，P乘以Q的结果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的财富总值；第二，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而在P×Q中，Q与前者（就业）密切相关，而P本身就是物价水平。然而，P与Q或GDP又是如何决定的呢？P与Q是市场经济中的P与Q。P与Q是市场概念，它们是由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在萨缪尔森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中，他把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画到一个图中，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作为其后果的现实经济现象——产出、就业、价格水平等，这在逻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注重对需求方面的因素的研究，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注重对供给方面的因素的研究。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P×Q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即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了木桶的盛水量。加长短板，消除此短边制约，木桶的盛水量即可增加。现在我们分别就供求两方面来进行因素分析。三、需求方面。先看E(AD)对P×Q的影响。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它是由该社会所拥有的资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技术条件，企业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组织生产的能力等因素——决定的。设一个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既定，则E(AD)对P×Q的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当前生产是否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以怎样的状态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距自己的可能性边界较远时，E(AD)的变化主要引起Q的变化；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接近它自己的可能性边界时，E(AD)的变化主要引起P的变化。那么，E(AD)又是如何决定的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支出来源于收入，而收入又来源于生产。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述循环公式中的Y(AS)——E(AD)部分。我们以封闭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两种情况来展开公式Y(AS)——E(AD)。⑴、封闭型经济图式：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E(AD)在没有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中，厂商们的产品销售收入Y(AS)，经过初次分配后，形成居民个人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三部分。其中居民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又分别变为消费（C）和储蓄（S）两部分。若政府收入用T来表示，则初次分配的结果变为C+S+T。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I），政府收入变为政府支出(G)，C+S+T经过再分配变为C+I+G。C+I+G就是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AD），用总支出（E）来代表，在图式中为E(AD)。⑵、开放型经济图式：Y(AS)——个人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C+S+T——C+I+G+(X-M)——E(AD)在开放经济中，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AD=C+I+G+(X-M)。其中出口X是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口M是国外对本国的产品供给。在总需求中，之所以要减去M，是因为在统计本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三项购买C+I+G时，既把他们购买的本国产品算了进去，也把他们购买的国外产品算了进去，而购买国外产品是不能算作是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的，所以要把他们所购买的进口品即M扣除。这样，开放经济中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就是：AD=C+I+G+(X-M)。此外，开放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是本国国内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来自国外的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入）、流向国外的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出）等综合计算的结果。在从Y(AS)到E(AD)的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数量关系：①、储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之差，即Y-T-C，包括窖藏，银行存款，购买股票、债券、保险单等。②、I与S的关系：I=S，储蓄恰好全部转化为投资；I＜S，出现流动性滞存，或称为货币滞存、资金滞存；I＞S，利用过去的剩余储蓄或有新的货币发行。③、G与T的关系：G=T，财政收支平衡；G＜T，财政盈余；G＞T，财政赤字。④、X与M的关系：X=M，外贸收支平衡；X＜M，外贸收支赤字，贸易逆差；X＞M，外贸收支盈余，贸易顺差。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为既定时，P×Q（即一国之名义GDP）由E(AD)决定。即名义GDP=f(AD)。由于AD=C+I+G+（X-M），且C=Y-T-S，则：AD=(Y-T-S)+I+G+(X-M)其中，I、G、X的增加，使AD增加，进而使就业和名义GDP增加，为注入量；而S、T、M的增加，使AD减少，进而使就业和名义GDP减少，为漏出量。由于注入量和漏出量对于总需求，进而对于就业和GDP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成为总需求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这六个量的决定因素和决定机制，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学家们因此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如凯恩斯学派、古典学派、货币学派、制度决定学派等。实际上，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既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2003-3004年的中国经济，就受到“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困扰。从政府角度看，注入量和漏出量对就业和名义GDP的影响，决定了一国需求管理政策的内容和方式。需求管理政策是政府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就业和GDP的政策。它分为紧缩政策和扩张政策两种。紧缩政策是政府通过鼓励漏出量、抑制注入量来减小总需求的政策。扩张政策是政府通过鼓励注入量、抑制漏出量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需求管理政策的一般应用方法是：设ASF为潜在的总供给，则在AD＞ASF，出现通货膨胀时，用紧缩政策；而在AD＜ASF，出现通货紧缩、萧条和失业时，用扩张政策。四、供给方面。决定一个社会产品总供给能力的因素有二：⑴、数量因素，即资源环境条件，或者说是资源禀赋；⑵、效率因素，即资源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以区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增加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或以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率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很明显，集约的方式优于粗放的方式，因为它可以用同量的资源生产出更大的产量。决定一国或一地区资源投入产出率的因素又有二：⑴、水平因素，包括劳动力素质、物质设备的技术含量和质量、生产的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等；⑵、制度文化因素，包括在经济中实际发生作用的产权、交易、竞争、分配等规则，和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由历史和环境形成的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所有这些，都可用木桶原理来分析。举个例子。设一个社会生产中有三个部门：能源产业、原材料产业、加工业。这三个部门间有着密切联系。加工业需要原材料，加工过程需要以能源为动力，即是说，加工业需要能源产业和原材料产业的产品。能源产业的生产，需要加工业提供的设备。而原材料产业的生产，既需要加工业提供的设备，也需要能源产业提供的能源作为动力。这三个产业彼此间在产品的供求上存在着密切联系，是密切相关产业，在发展上应保持均衡，若某一个产业发展过慢，成为制约其他产业发展的短线部门，就会象木桶分析中的短板一样，制约了整个经济的产品供应能力。该经济的产品供给能力，就由这个短线部门的规模决定。中国2003-2004年的经济，就受到农业、能源、原材料等部门的“短线过短”，和汽车、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长线过长”所困扰。上面的数量因素、水平因素和制度因素之间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不仅受这三个因素整体状况的制约，而且受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制约。当其中某一个因素成为制约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木桶上的短板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一制约，就能大大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种类似“乘数扩张”的效应。如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就产生了这种“乘数扩张”效应。供给方面的分析，着重从结构、技术、制度层面来探究影响一个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水平的因素。[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1812:07:00编辑过]
-
宏观经济学一题，求助！
Considerahouseholdwithahorizonoftwoperiodsandwhoseincomeis4000todayand8.000tomorrow.(a)Supposetherealinterestrateisr=0.03.Whatisthehousehold’swealthintermsoftoday’sconsumption?Whatisthehousehold’swealthintermsoftomorrow’sconsumption?Whatisthehousehold’spermanentincome?(b)Iftoday’sincomeunexpectedlyincreaseswith100,whatisthechangeinpermanentincomecomparedto(a)?(c)Ifincomegoesupby200permanently,whatisthechangeinpermanentincomecomparedto(a)?(d)SupposethattheutilityfunctionofthehouseholdisgivenbyU=A^0.5*B^0.5whereAistoday’sconsumptionandBistomorrow’sconsumption.Calculateoptimalconsumptiontodayandtomorrowifr=0.06,incometodayis4000,andincometomorrowis8.000.Checkthattheintertemporalbudgetconstraintholds.最好有详细的步骤，谢谢！[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016:45:19编辑过]
-
王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新挑战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面临新挑战*王诚（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内容提要：正如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面临转型的重要关口，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宏观态势分析中两个不同思路即规范性宏观分析思路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的比较，发现规范性宏观分析虽然权威和简明，但是在诊断中国宏观问题时缺乏准确性；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虽然准确全面，但是缺乏学术性提炼。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为了承担起向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思想基础这一基本任务，必需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体系。关键词：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政策Abstract:MacroeconomictheoryinChinaisfacedwithaseriouschallengethatoppositepolicysuggestionsproposedbytwomaingroupsofeconomistsbelongingtonewclassicalmacroeconomicsandpro-macro-problemanalysis.TheformergivesincorrectdiagnosestotheoverheatofChineseeconomythoughitseemssophisticatedandconcisetopolicy.Thelatercanproviderightandpracticalanalysesbutshortofsystematicandconsistency.Inordertofulfillthefundamentalgoalofbuildingathinkingbaseforthedecisionofmacroeconomicpolicy,themacroeconomictheoryinChinaneedsearchforaseriesofrealstylizedfactsinChinaandclearuptheinnerrelationshipsamongthemandconsequentlysetupabrandnewsystemofChinesemacroeconomicanalyses.KeyWords:MacroeconomicAnalysi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croeconomicPolicyJELClassification:E610,E190,B400近两年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分歧。国内对于经济热点问题的分析，总是有各方面的人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在一个处于转型和开放的经济社会中无可非议。但是对于理论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宏观经济分析而言，学术界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当前宏观态势和宏观调控政策分析中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具有学院派色彩的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看来，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没有经济过热的状况，也不需要出台特别的宏观调控措施。如果出台紧缩性的宏观措施，反而可能打击正在开始的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这是因为，从规范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来看，3～4％以内的通货膨胀率是经济中的正常现象，5％以下的失业率可以算为劳动力正常流动需要和自愿选择的“自然失业率”，9～10％的经济增长率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间里增长趋势的“潜在增长率”，与这种潜在增长率相一致的投资率可以达到40％，投资增长率可以达到25％，消费增长率可以达到15％，净出口增长率可以达到20％，以及贷款余额增长率可以达到20％，广义货币增长率可以达到20％左右。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这些正常值通常又称为“临界点”或“警戒线”，是规范宏观经济学在分析中用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或“过冷”的标准。那么，2003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处于这些经济无过热的范围之内（除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稍高以外），有些指标还显示经济有一些过冷现象。如，2003年：GDP增长率为9.1％；物价指数CPI为1.2％，PPI为2.3％，投资品价格上升2.2％；登记失业率为4.3％，新增就业859万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投资积累率43％，最终消费增长7.5％，净出口增长为－23％，进出口总额增长37.1％；贷款余额增长21.1％，广义货币增长19.6％。所以，从这些指标不能得出经济有过热症状的结论。由此可以推论，在2004年度采取控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是不恰当的。经济没有过热主要表现在，消费物价不高（除局部性的粮食和食品价格上升外），资金不紧张，劳动力不紧张，产能不紧张。另一方面，主要具有经济政策决策考虑背景或对策性分析特征的另一种宏观分析思路，则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宏观经济中已经出现“过热”，需要采取果断的宏观调控措施制止经济中过热的势头，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健康发展。这种思路判定宏观经济存在“过热”的依据是：1、某些行业的投资出现超速增长，带动全社会投资过快增长。虽然2003年的全社会投资增长26.7％，其过快的势头还不大。但是水泥投资增长121.9％，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投资增长92.9％，轿车投资增长87％。全社会投资率也从2000年的36.4％增长到2003年的42.7％。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速度最快的房地产投资（29.7％）和其次的基本建设投资（28.7％），都超过了技术更新改造投资（25.1％）。因此，正是连年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2000年以来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而更新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速度仅在10％左右），加上汽车业的大幅增长（近两年为37％左右的增长，其中轿车的增长更达到55％和85％），带动了以上原材料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作为2003年过热影响的结果，2004年一季度的全社会投资增长达43％。2、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攀升。如钢材及相关产品价格在2004年初升幅为20～30％。有色金属的价格在15％左右。原材料产品的平均价格上升为7％。物价水平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的传递，从局部过热到经济全局过热，中间需要经过一个时滞。不能等到出现了全局过热和物价总水平的大幅上升，才来着手解决局部过热和结构性过热的问题。3、某些行业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担，超过了国内资源和环境，以及国际原材料市场的承受力。2003年，中国生产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4％，但是，中国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大大超出这一比例。如中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总量的40％，原煤占31％，铁矿石占30％，钢材占27％，氧化铝占25％，原油占7.4％。中国的电力生产弹性系数，也从1998年的0.37，上升到2003年的1.8，表明中国的增长表现为高耗能的状态。4、由各地政府所主导和推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地方政府以“开发区热”和“形象工程热”圈占大量农村耕地后，一是上马了许多低技术、小规模、高污染的水泥厂、铝厂、煤窑和钢铁厂等，造成社会成本高昂的企业低成本扩张；二是上马那些无投资资金或长期拖欠资金的政府工程项目，导致大规模工程款拖欠所引起的民营企业倒闭和农民工就业无工资收入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三是造成了大量失地、失业、失生活保障的“三无”农民（有估计圈地造成的三无农民已达2000万人以上）。5、由于部分行业和地方建设项目引起的经济过热，导致全国性的煤、电力、石油、运力普遍紧张的局面。6、中国目前的工业化阶段，大体处于重化工业发展为主的工业化中期。依据发达国家历史的经验，工业化中期是容易发生经济过热和周期性大波动的时期。因此，对于经济中的过热现象或苗头，我们需要特别提高警惕。二、宏观经济分析中产生分歧的原因正如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规范性分析也主要是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视角和分析基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即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被认为是综合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这是因为，宏观经济可分为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大的方面，宏观经济问题就主要表现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否处于均衡状态。按照AD－AS模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总供求处于平衡状态，就会出现物价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调控通胀和通缩的波动，以熨平经济波动为主要目标。不过，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或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需要有一个滞后期。往往在总供求失衡一年左右，才会反映在一般物价水平上。此外，由市场物价波动引起的强制性调整，会给整体经济带来过高的调整成本。因此，为了实现在短期内（一年以内）调控宏观经济不平衡的目标，还需要观察和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本身。在总需求方面，通常说的是四驾马车，即民间消费、民间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新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把政府支出分解为3项，因此总需求就反映在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这三个指标上。总供给方面，通常进行的是总产值和增加值的分析，最短期的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指标，较长期的有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指标。还有总供给的生产要素分析，包括：劳动力就业和失业的总量和结构指标，工资总量和结构变化指标；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以及各种利率变化指标；证券市场交易量及证券价格波动的指标；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总量和结构以及它们的价格变动的指标；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及其租金或价格变动的指标；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税收方面的指标；企业的创业及其成功的总规模以及利润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指标；国外或境外生产要素输入及其价格变化的指标等等。在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中一般认为（或假定）：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和资源禀赋，充分就业取决于劳动力在市场上的自主选择，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收入分配通过边际生产率的调整和财富增长可以最终解决，产业结构或地区经济结构内部的失衡问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市场流动加以解决。因此，通货膨胀成为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解决的唯一重要问题或主要问题。宏观经济中是否存在经济“过热”或“过冷”，主要是由一般物价指数（包括CPI、PPI和GDP平减指数）来测量的。无疑，这种宏观经济的诊断方法，为宏观调控带来了极大方便。这就像医生为病人诊断是否“发烧”或“发冷”一样，只要一量体温是否处于36.6度的临界点，就可决定是否给病人服“退烧”或“升温”药。另一种宏观分析思路，我把它称为“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顾名思义，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是直接从国民经济中的宏观问题出发的，通过对宏观问题严重程度的感受和思考，提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在分析工具、分析视角和分析基点上都不同于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首先，这种宏观分析思路的分析工具，不是现有的AD－AS模型、IS－LM模型等总量模型和总量概念，而是现实问题的个案分析、因果分析、对策分析和经济生活及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其次，这种宏观分析的视角，不是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假定和纯市场交易过程和信号，而是从决策者或问题分析者的角度感觉到经济中发生了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全局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运用各种理论（包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经济周期分析、社会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进行产生规模、原因、机制、涉及面、效应等方面的分析。再次，这种宏观分析的基点，不是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体系和不动点定理，而是全面、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系。所以，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出发点与规范性宏观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两种分析的过程及结果也就有很大的差异。三、对两种宏观分析思路的评价新古典的宏观经济观念，曾经受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尽管凯恩斯在理论体系上，基本上是属于新古典体系，即经过非均衡分析修改的新古典理论体系）。凯恩斯以市场经济中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的假说，论证市场行为的自动调整不能达到资源充分使用（即充分就业）的宏观均衡状态。因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介入。凯恩斯学派还通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构造和宏观经济关键性参数的计算，把宏观经济学变成为可以直接指导政府政策的理论。即为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凯恩斯学派以大规模国民经济数据的输入和计算机处理来预测未来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动趋势。这种宏观经济预测的方式，甚至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性组织所普遍采用。对此，以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适应性预期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从抽样调查数据的检验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否定了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假说。他们提出，从现代社会人们的理性行为来看，消费决定于人们的长期收入趋势及其预期变化（而不是像凯恩斯所断言的人们总是在增多的收入中拿更少的部分消费），投资决定于人们对于盈利机会信息的充分研究和预测（而不是像凯恩斯所言投资者总是在投资增多时产生莫名其妙的危机感），而现代信用和电子支付制度使人们已经不需要储备过多的流动性（而不是如凯恩斯所断言的人们因为市场不确定性而宁愿持有货币不愿支出）。他们认为，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社会的信息来充分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理性预期因素，能够更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因此，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负责，同时，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也显得不合时宜。对于凯恩斯学派以统计数据和宏观模型来解释和预测宏观经济的做法，卢卡斯提出，这些国民经济数据本身已经包含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干预因素，从而不能代表市场经济客观运行的结果。因此，这样的解释和预测所形成的宏观经济结论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卢卡斯批评”。这样，通过对凯恩斯理论的否定，理性预期学派又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拉回到新古典的道路上来。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的行为基础上，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总是等于潜在增长，因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要利用这种潜在增长机会来获得利润。如果有失业，那也是经济人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自愿选择的结果。唯一值得进行宏观调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不均衡，通过市场价格的一般波动调节也可以解决，而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往往是外部冲击（如三十年代银行大危机和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和政府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形成纳什非最优均衡）。至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认为不能从各种统计数据及其计量分析中去寻找，而应当从具有理性预期特征的“宏观个体”的行为反应中去寻找。理性预期学派证实，通过这种“宏观个体”分析得到的宏观经济结论和预测，在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情况时，比凯恩斯学派分析得到的结论和预测更加准确有效。不过，如果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是越少越好，财政政策上要做到财政预算平衡无赤字，货币政策上做到货币增长率长期稳定不变的“单一规则”。这些观点，如果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是否要按照这些新古典观点走，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也需要提高警惕。在一定意义上，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优点，可以弥补新古典宏观经济分析的缺点。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的思路，从宏观政策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任务所提出的要求，对产生一定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机制和体制进行探讨和分析，刚好弥补了规范性宏观分析的从西方经济学既有的概念和定理出发，根据一般均衡经济体系的要求，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诊断和宏观政策建议。所以说，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思路，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然而，在进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时，我们需要注意防止另一种不好的经济研究习惯或偏向，即对经济学进行“散文式研究”。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数千年的文化和学术思想，许多都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散文的优点是可以随意挥洒作者的思想、灵感和联想。好的散文可以给读者以开拓思路和创造意境的启迪。但是，从关于经济理论的认清现实和指导政策的要求来看，散文式的研究方式或理论表述方式就存在明显的缺陷。散文式研究的这方面缺陷表现为，（1）通常不使用严格界定的概念，概念定义的随意性较强，甚至一个人使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定义；（2）论述的问题不集中，一篇文章不是集中论述清楚一个主题，而是可能涉及几个方面的主题，从而产生焦点分散和模糊不清的后果；（3）论述的内容缺乏一个严密和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来把握，没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字模型或观念模型；（4）通常不追溯在该论题上前人的代表性观点有哪些，不强调自己在该论题上的特有贡献之处何在，从而没有形成在学术上自动积累的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常常造成学术研究上“重复劳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效果；（5）大量的思考没有抽象和上升为具有典型性的事实、具有代表性的概念和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定理，甚至没有进行这种抽象的系统性努力。因此，虽然论述中可能不乏真知灼见的创意和一针见血的剖析，但往往被淹没在大量无关紧要的分散论述之中。四、关于宏观经济分析走出困境的思考关于中国经济中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存在，并且在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于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一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结合起来。经济学是求真之学，经济学也是致用之学。然而，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效用、需求、供给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之下说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纯粹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还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新古典经济学从创始人马歇尔开始，就抛开了那些能够深刻揭示市场经济的本质，但是却难以加入到简单均衡分析之中的古典经济学的活力因素（包括分工理论、创新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理论等），把经济学变成为既不能正确认识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又不能将经济学原理直接运用于经济工作和政策的“沉闷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于试图以买卖均衡关系来界定一切市场经济关系。并且假定，买卖中的双方是公平和对等的，买卖使交易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增进。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中的关系远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买卖也往往不是公平对等和信息对称的；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纠纷远远超出了买卖关系；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包含了人权、社会稳定和荣誉关系；证券市场的交易也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产权市场的交易也绝不是买卖关系一词能概括的；国际贸易中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并且，买卖关系或交换关系并不是自我生成和发展的。真正推进交换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分工的扩展。如果说要肯定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上的特殊价值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说明了：在一个高度纯粹的假设的交换环境中，对等的交易双方的行为变化如何引起交易价格和交易数量的变化。因此，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现实问题直接作出解释的努力常常会产生谬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如此，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经济生活现实因素通过太多的假定给一一舍弃掉了，剩下的是建立在纯粹买卖关系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于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提出的关于宏观经济现实的分析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意见，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都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更加不可能适用于如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复杂程度大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是有必要的，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就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中国不少经济学家在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发现，要将所学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分析非常困难。以致改革开放早期的许多中国学者陷入迷惘。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根本不适合进行宏观总量分析，也不需要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另一些人则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将中国的经济运行改造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一种纯市场经济，从而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未来实施创造出一个适合的对象或受体。当然，现实经济问题总是很复杂的，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总是面临多种可能的选择，而在选择时除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其他如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等。宏观经济理论没有必要去试图取代其他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对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和政策作出解释。不过，宏观经济理论至少需要具备为宏观经济政策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思考提供思想基础的能力。这一点，从学术分工来看，似乎应当是宏观经济理论所必须承担和不可推卸的基本任务。如果宏观调控的决策者虽然具备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但碰到宏观调控决策的问题时仍然是必须凭借自己的直觉或依靠其他方面的理论，那么可以说，这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失职”的，这种“宏观经济学”还可能在经济生活和政策实施中产生误导。由于现行宏观经济理论基础的不牢固，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划界在哪里，国内的宏观经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致上看，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可以作如下划分。一是最狭义派，即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是进行短期的总供求均衡及其波动方面的分析；二是狭义派，即分析对象是短期的总供求均衡波动加上经济增长分析；三是广义派，认为宏观分析的范围是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体制分析；四是最广义派，即认为国民经济中任何具有普遍性（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重大问题）、紧要性（如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危机等）、整体性（涉及整个体制和机制的重大问题）、全局性（从局部发生而可能或已经影响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和战略性（如增长优先战略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都属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一种国内有代表性的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坚持最狭义的宏观分析观点。主张“回到凯恩斯最早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狭义的’定义，即集中研究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失衡和经济波动问题”。其理由，一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所必须涉及的对象，是不同的，如宏观经济学涉及到潜在总供给和国家竞争力，但是却不能以它们为研究对象。二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而短期不变化的因素如银行坏帐和国企问题就不是宏观分析的对象。三是，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是消除经济波动和使总供求相一致，因此宏观经济理论不应该分析制度问题、微观基础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而应该是在这些分析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来进行宏观分析。而公共选择、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则应该是在宏观经济分析完成之后再来进行分析[1]。可以看出，这样做的用心是良苦的，主要是为了实现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接轨，而将宏观经济问题中可以与纯粹交易关系及简单均衡关系相对应的那一部分非现实的关系抽出来，进行不顾或者排除现实前提和政策后果的纯“宏观理论”分析。可以预期，这样的宏观理论分析对于人们认识宏观经济真相和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帮助，是大可存疑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正式创始人凯恩斯，尽管有很强的政策感觉，也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并且，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短期轻长期、重总量轻结构、重波动轻发展、重态势轻基础、重对策轻机制等方面的特征，但是，他并没有跳出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没有把这些宏观经济学特征当作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他甚至把仅仅关注短期问题当作经济生活的固有属性和人性的弱点。因此，凯恩斯给宏观经济学的题词是，“INTHELONG－RUNWEALLDIE.”（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不存在了）。然而，他的“潇洒”，尽管暂时回避和掩盖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但却给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的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后患。与宏观经济分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选择。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是政府为了使宏观调控有效达到调控目标而使用的政策手段和调节方式。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看来，宏观调控中可能使用的工具无非是这样一些：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货币政策，人力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样引起国内宏观经济分析争论的，是中国政府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这些工具中除了西方经济中使用的常规性工具以外，还包括非常规性的工具。中国使用的宏观调控工具是：1、行政性政策工具：投资项目清理和项目审批权调节政策（例如，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企业经营审批和监管政策（例如，大幅度缩小政府对企业的市场经营范围的审批限制，同时扩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违规的企业的审批限制和行政监管）；资源支配权限政策（例如，严格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政策执行松紧度检查政策（例如，中央政府派出巡视小组或检查小组，对各地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人事处理政策（例如，对于不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或执行不力的各级官员，实行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处理）；2、产业和区域性政策工具：限制和停止产业上马政策（例如，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准入标准发展国内的产业）；鼓励产业加速发展政策（例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加快电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积极缓解煤电油运产业与需求的矛盾）；限制过度城市化建设政策（例如，限制各级城市的开发区、广场、地标工程、地铁、办公楼等方面建设）；保护和鼓励农业和农村区域发展的政策（例如，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等，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限制耕地的建设性使用，进一步改革乡镇机构，为农民工清欠工资，在农村启动社会保障网络）；3、常规性政策工具：财政支出政策（例如，扩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转移支付，扩大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税收政策（例如，加大污染税费的征收力度，逐年取消农业税）；货币政策（例如，人民银行在去年8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以收紧其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但扩大支持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就业和再就业政策（例如，提高对青年人的培训力度，开展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严格对劳动力市场上违规行为的监管，强化对再就业困难的40－50人员的扶助）；汇率政策（例如，实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关于中国宏观调控中使用的这些政策工具，规范性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问题感受性分析自然提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前者认为，既然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就应当在宏观调控中使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规范的宏观政策工具，不应当使用非常规性特别是行政性的调控工具。后者则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带有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特点，在政策工具方面不能简单按照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去做。使用不同政策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面对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仅仅使用常规性的政策工具显然达不到目的。这段时间的宏观调控实践也证明，中国使用包括行政性政策工具在内的多重调控工具的方式是有效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采用首先是服从于宏观调控所要实现的目标。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需是最广义的，即凡是涉及普遍性、紧要性、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宏观经济问题，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从中国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不难看到，有效的宏观调控不能不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各个主要方面，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管不了的事让市场自发解决。这显然是一种基于旧发展观的认识。新发展观不仅是口号，而是赋予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更大的责任。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涉及面比较广，其潜在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不在于多方位宏观调控可能会扼杀市场行为者的创造性，而是在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本身是否具有健全的出台机制和实施机制。这个问题没解决好，就是最狭义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能对市场形成巨大干扰。而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机制和实施机制问题的行动（如强化法治国家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较广泛的宏观调控政策只会带来越来越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与较广泛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相适应的宏观政策工具的范围，只能同样是比较广泛的。其次，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采用还取决于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就是，具体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应当视能够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目标而定。正如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我们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使用一套既定的宏观调控工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最大化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中国的宏观调控工具也需要有所变化。此外，使用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还需要注意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采取可能的弥补手段。这是因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总量和结构、波动与发展、对策与机制、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的协调问题。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思想基础的基本目标，也为了引导宏观经济理论的学生和感兴趣者正确认识宏观经济现实这一更高目标，我们需要改变宏观分析的视角，引入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概念，如案例综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分工、创新、工作团队、信息对称性、经济文化行为、权力制衡、体制冲突、政治经济周期等。同时，抛弃那些具有误导性的分析工具和概念，如单纯经济人假定、市场完善性假定、静态比较优势、纯市场交易、霍夫曼系数规律、效率优先规律、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规律等。以最广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思路，寻找宏观经济中真正具有典型化的事实，分析这些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影响，进而重新梳理中国宏观经济关系，建立中国宏观经济概念体系，重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参考文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货币政策乎？财政政策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价及建议》，《经济研究》第10期。樊纲，2001：《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问题》，《经济研究》第6期。黄达，2004：《人民币的风云际会：挑战与机遇》，《经济研究》第7期。李霆，1990：《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与区域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林毅夫，2001：《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刘树成，2004：《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经济研究》第3期。刘迎秋，1998：《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经济研究》第1期。聂丹，1999：《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钱颍一，2002：《理解现代经济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集。王诚，2003：《创新与完善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特区理论与实践》第1期。袁志刚、何樟勇，2004：《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7期。张曙光，2002：《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赵磊，2004：《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动态》第7期。朱绍文、陈实，1988：《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对我国经济适用吗？》，《经济研究》第4期。Drazen,A.,2000,PoliticalEconomyinMacroeconom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本文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社科院重大课题（B类）“就业优先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研究”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核心就业扩展与中国就业模式转型”（批准号03AJL005）所提供的资助。[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