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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

  • 论技术－货币－宏观经济学

    论技术－货币－宏观经济学　　　　　　　技术产生－技术普及－再产生新技术的一些社会问题和过程，在中国理论中多作是企业中的问题，到现在，在世界货币和国际竟争，各国宏观调控的目的中，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问题。在以前的手工场和机器生产中，手工场主人或企业主在得到的一种生产技术后，其收取从技术得到的相关利益时，是通过其技术生产出商品，再用商品进行交换中得到货币来完成，在相互交换中交换双方得到利益，双方利益在交换量增加中得到的利益增加，但相互交换和生产商品需要时间，于是，经济学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到全社会普及他的这一生产技术之后，这一技术中个人或集体投资的量才能肯定，是不是一定要到社会完全普及他的生产技术之后，这一技术的个人应得利益和社会利益才能肯定。　　人类社会承认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这些科学技术中有多少是自己投资，自己从这些投资中应得到多少收益，这种投资和分配中形成的社会矛盾是当今国际矛盾产生的基础。以前在马克思理论中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问题，现在是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问题，是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对各自劳动不同理解下形成的经济学问题。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经济学理论也应让生产技术的产生者或投资者，在得到发明了技术之后就能肯定其经济量值，在其技术未向社会普及时能提前收取其投资和收益。使其投资中得到较快回报，而后有资金再去进一步投资，加快人类科学技术发现。　　货币发行原理和宏观经济学原理从这些方面去考虑，首先让政府通过货币购买技术或通过发行货币投资得到技术，使其技术投资者尽量从政府手上直接得到货币和回报，而后由政府再发行货币来让技术得以较快推广，政府再从这市场交换中得到利益和回报，这也即是政府经营，在国际之中以通过世界货币来购买或发行世界货币来组织投资中得到技术，再发行世界货币来较快推广，使其投资尽量从国际市场交换中得到较快回报。在以往，货币的作用明显只是扩大市场行为，或说为提高市场景气度，使技术得到较快推广，以让生产技术的投资所得更多是由市场来肯定和给与。这种由市场来肯定和给与所需要一定的时间，使得投资和得到因时间差容易造成不公平，由此，由政府对其投资和得到先给与肯定，也即是政府购买行为去得到技术和推广技术，让国家在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下，使生产技术既容易得到也较快推广，显然，推广后整个社会也相应形成一个在此生产技术上的平台，新的生产技术就容易在这一平台上再产生，通过货币直接推广技术，让社会去普及技术，使不同国家或企业不必再形成重复投资来得到这一技术，避免浪费人力物力，在当代的供给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中，其所谓的供给，就是通过市场行为或政府行为来得到技术，即向社会供给技术。到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其所谓的有效需求，是让政府和市场行为来让技术得以较快推广的理论而已，这是货币让技术产生，技术普及的问题。　　　　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衡量出一国经济的发展能力，如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的数据是以廉价的体力劳动的成品占主要份量，即工厂机器的产品，其产品很少有先进的技术含量在其中，于是即使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有一定的数字，但是其发展能力是很弱的，其发展能力实际是在先进国家的技术推广中得到，国家的货币投资也只是在推广别国的生产技术而已，也即是在货币发行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技术的产生，这是国家的机制的问题，在美国和先进国家，货币的发行中一方面得到先进技术，一方面使技术得到很快推广，新技术就能很快地在原来的技术上产生，于是即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不见得增长多少，但其国家中新技术产生和技术积累，却使其国家的发展能力是很强的，在此，其国家在发行货币中也就得到的几重效益，得到技术和推广技术，并再产生技术，其社会的货币发行使技术产生形成着一种良性循环，显然，中国货币的发行中就很难有这一效果。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也即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货币发行中不只从国民生产总值考虑，而应从国家经济发展能力去考虑。　　　人性是自私的，一种科学技术推广，全社会形成在此生产技术上的平台时，政府或国际社会选择是让社会永远在这一生产技术平台上，或只在这一平台上缓慢发展，或让国家企业对新技术垄断封锁而不去推广，以此达到稳定的统治目的和统治利益。还是如何通过货币来完成新技术的再产生并使社会发展。货币在经济学使命上是让生产技术产生－推广－再产生的过程，以让人类能共同生存，让社会向前发展下去。　　

  • [转帖]与初学者谈论宏观经济学

    与初学者谈论宏观经济学金戈我经常在网上碰到不知道如何学习宏观经济学而苦恼的人，我很希望能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了解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点皮毛，于是一直没有写。近日来越来越感觉到宏观经济学正在遭到激烈的甚至是否定性的批评，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很有必要澄清。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把下面的文字写出来，也算是对宏观经济学的一种辩护，尽管它的力量是微弱的。　　经济学一般可以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部分，前者论述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后者论述应该如何解决经济问题（注1）。规范经济学回答"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涉及价值判断，是不能被证伪的，因而脱离了科学的界限；实证经济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这类问题，它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其终极目的是发展一种能够对观察到的和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解释和预测的"理论"或"假说"（注2），是能够被证伪的，因而是一门科学。Popper说的好："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3）。本文只在实证经济学范围内讨论宏观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又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行为人（economicagent）的个体行为以及其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注4），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整体经济，以产出、失业、通货膨胀这些大范围内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对产出、失业以及价格的变动作出经济解释（注5）。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宏观经济学就研究两件事--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在Friedman看来，实证经济学主要划分为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货币理论论述一般价格水平，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周期波动和其他波动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价格理论论述不同用途上的资源配置，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注6）。通常人们会把价格理论和微观经济学；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Friedman在《价格理论》里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事实上，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是有所交错的（注7）。　　在我看来，就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分类，无论是划分为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或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不完整的。如果划分为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则不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如划分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则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内容。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划分是将实证经济学分为三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既定制度安排下资源在不同经济个体间的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整体经济现象（即产出、失业和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变迁问题（注8）。　　经过以上对实证经济学的疏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谈论宏观经济学了。让我们从目前流行的各种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开始。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出批评；第二类是对宏观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涉及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大致可以表述为经济学都是研究个体行为的，不存在研究总量的经济学。这类批评一般来自宏观经济学的外部，是否定性的。但在我看来，这类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是研究各类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而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诸如产出、失业、通货膨胀这样的整体性的经济现象需要我们作出解释，这也正是宏观经济学存在的目的。经济学可以研究个体行为，也可以总量关系，关键是要有统一的逻辑起点或基础假设。第二类批评也是真正有意义的批评是针对宏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一个逻辑演绎过程的基础假设。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是：假设→推理→结论。假设和结论都是命题，不同的是假设是通过归纳或约定得到的，而结论是在假设的基础上演绎得到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要遵循统一的规则，要有共同的基础假设（postulate）或公理（axiom），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逻辑推理，并且得到可以被证伪的或者说可以被检验的结论性命题（注9）。价格理论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它的基础假设也就自然构成整个经济学共同的基础假设或者说逻辑起点。价格理论的基础假设可以概括为：1）由个人进行选择，其行为是稳定的；2）人都是自利的（self-interest），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局限条件下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3）资源是稀缺的（这个假设通常是隐含的，但却很重要）（注10）。这三个假设也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的基础假设。经济学由许多不同的模型构成用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注11），它们都应该有共同的基础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各自的特殊假设或局限条件，从而完成对整个模型情境（situation）（注12）的描述，逻辑演绎则在整个情境的基础上展开。这个结构我称之为经济学的逻辑结构（logicstructureofeconomics）。　　问题在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命题或是直接归纳得到的（如Phillipscurve），或是从一些和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两者不一致但大致重合）的基础假设完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演绎得到的（如IS-LM模型），因此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价格理论在逻辑起点上是完全不一致的。　　在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因缺乏微观基础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宏观经济学内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Lucas批判（Lucascritique，1976）（注13）。以Lucas为领袖的理性预期学派确实掀起了一场宏观经济学内部的革命，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的假设被引入宏观经济学，从此宏观经济学进入了“现代”。　　现代宏观经济学致力于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逻辑结构的角度说，就是将模型建立在经济学共同的基础假设也就是个人最大化选择的基础上。让我引用张五常的一段话："任何经济问题不可以从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为起点来分析。说什么宏观经济，社会福利，或什么政府策划，都一定要以个体或个人为分析单位。经济学没有以集体为起点的理论。无论观点是怎样的'宏'，不管在分析中基本的起点有没有提及，若非基于'个人'为起点的，都不是可取的经济理论。……宏观是以个人为单位加起来的。宏观与微观之别，只不过是组合的或大或小罢了"（注14）。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是Ramsey模型（无限期限模型）和Diamond模型（代际交叠模型），这两个模型都是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进而引入货币，引入不确定性和预期，构建起一个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即便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仍分为两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前者坚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解释经济波动现象，其代表人物是Lucas，Sargent，Barro等人；后者则认为存在某种对均衡的偏离才能解释波动现象，其代表人物有Blanchard，Fisher，D.Romer，Mankiw等（注15）。　　尽管存在着分歧，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是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了，宏观和微观有着共同的基础假设和逻辑起点。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1936年凯恩斯《通论》发表以来，宏观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中一块激动人心的领域，60多年来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主要议题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宏观经济学仍然存在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说如何使理论更加逼近现实，如何处理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关系等等。　　下面我希望对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如果你是孙悟空，你希望学三十六变还是七十二变？如果你想学三十六变，你就去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如DornbuschandFisher的或Mankiw的）；如果你想学七十二变，你就去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如Sargent的，BlanchardandFisher的以及Romer的）。中级和高级的教科书在气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要讲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后者则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个人最大化决策的基础上，基本抛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Romer的和BlanchardandFisher的书上都只有一个章节涉及凯恩斯主义模型，在Sargent的书上则几乎没有）。我建议想真正掌握宏观经济学的人应学好高级宏观经济学，而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之前所要具备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经济学原理（这是最重要的，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要反复思考和掌握），中级微观经济学（重点掌握消费者行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构造），中级宏观经济学（简单了解），数学（除大学时期学过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外，还要重点掌握微分方程、差分方程、欧拉方程、最优控制、动态规划等）。注1、参见Friedman，《价格理论》，ch1。2、参见Friedman，《实证经济学方法论》。3、参见Popper，《猜想与反驳》，p52。4、参见Mas_colell,WhistonandGreen，《微观经济理论》，ch1。5、参见BlanchardandFisher，《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ch1；以及DavidRomer，《高级宏观经济学》，Preface。6、同1。7、比如Friedman的《价格理论》就包含了Phillipscurve和失业这样一些很宏观的内容。8、对于制度经济学的权威描述可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三。9、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一，ch2。10、同9。11、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型用以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12、经济学的逻辑是一种情境逻辑，参见Popper，《社会科学的逻辑》，载于《通过知识获得解放》。13、Lucas，1976，econometricpolicy：acritique。13、出处同9。14、同5。

  • 宏观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对经济学家工作的描述有一个转变。在那以前，微观经济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分析以利润最大化厂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那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这样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上附加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不完全就业和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从那时开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这些模型把多种实际行为全面地纳入经济理论中。例如，“柠檬市场”分析了有不对称信息的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市场中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论文考察了在这些更加实际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薄弱，标志是一篇名为“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创造的新版宏观经济模型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但不同的是，它更强调所有的决策都是和最优化行为相一致的。为了将失业和经济波动纳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术变革。　　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方面有了进展：价格和工资决策有了清晰的微观基础。但是其中的行为假设过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种经济现象不能得到解释。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设的矛盾导致了对这些现象的否认。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释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六种现象如下：(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业者接受只比市场出清水平低一点点的工资，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论中，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完全没有作用。一旦货币供给被完全预期到，价格和工资就会相应地变化。真实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实际经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3)高失业下通货紧缩并未加剧：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导出自然失业率的菲利浦斯曲线。如果失业率低于这一自然率，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反之通货膨胀会持续减速。(4)普遍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和储蓄的数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数。这样的话私人的储蓄额应该是最优的。但是人们却常常对他们的储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没有社会保险计划的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会过少的储蓄。“强迫储蓄计划”非常流行。(5)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6)自暴自弃的低下阶层的长期存在。　　我将从我的一个最早的尝试开始，这个尝试导致了对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的发现。　　一、非对称信息　　信息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中。在一些市场中，不对称信息可以由于重复交易和声誉的存在而较为容易得到解决。在其他市场，如保险市场、借贷市场、劳动力市场中，买卖者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并不容易解决，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买到保险，小公司的贷款受到限制。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少数者”会受到统计歧视，因为人们总是被归入根据可观察的特征确定的各种类型中。借贷市场失效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声誉和重复交易克服了不对称信息的地方，这些惯例也影响了市场的结构。　　要了解不对称信息的根源，知道哪个时代正在进行的一场更加广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经济理论家们很少为刻画特殊市场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张伯仑的垄断竞争模型和琼·罗宾逊的相似的理论出现在研究生课程甚至一些高年级本科生的课程中。但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增长理论家们开始建立有特殊技术特征的模型——如边干边学等，“特殊”模型开始增加。把这些特殊因素纳入模型中并未损害原有的价格理论，但是它们播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种子。　　二、非自愿失业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失业者是那些正在寻找工作(否则他们不是失业，而是非劳动人口)但是拒绝了不能提供使他们满意的工资的工作的人，因为他们期待更高的工资。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资的工作而失业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资规定和工会讨价还价影响的人除外，他们是自愿失业者。在市场出清价格下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商业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总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样的，就业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负的供给冲击，这造成了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放弃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关于由自愿的工作决策引起的商业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经验上的困难——先于周期的辞职行为是不争的事实。　　行为经济学家并不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相反他们对此给出了自成一体的解释。20世纪70到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模型使得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有了意义。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内部力量或非对称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强烈的动机向劳动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资。这种“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所以使工作机会受到了限制。一些劳动者因此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业者。　　有许多关于同质的工人所得工资的经验研究证明了效率工资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资进入宏观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记录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间收入的广泛差别。看起来确实有“好工作”和“坏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业有了意义：失业者愿意接受但是没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厂商们会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资呢?就我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解释在经验上是最有说服力的。三个要点如下：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平(心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及对集体规范的遵循(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信息理论)。在最早的基于礼物交换理论的“社会学”版本的效率工资理论中，厂商给劳动者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则回报以对公司的忠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公平的考虑：根据心理学的平衡理论，劳动者可能会由于认为他们的工资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积极工作。集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关于礼物互惠的交换形式以及公平工资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互惠行为和集体准则对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内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现行工资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劳动者。一个暗含的假设是内部人有能力破坏公司雇用外部劳动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细致的关于伊利诺斯机动船厂的研究也许反映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机制。内部人针对外部人的串谋是许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的原因。　　另一个版本的基于非对称信息的效率工资模型把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看作是纪律工具。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资来减少员工的偷懒行为。然而当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提高了，使得失业出现。失业作为一种纪律工具起作用，因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鱿鱼的工人只有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纪律模型比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模型更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模型，虽然依赖于标准经济学分析之外的因素，却可能为非自愿失业提供了更好的总体解释。行为模型刻画了凯恩斯在“通论”前几章所强调的重点：公平以及相对工资的比较。　　三、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要被完全预期到，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没有作用。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完全预期使得理性的工资和价格确定者会以适当的比例调整名义工资，使得产出和就业不发生变化。这种新古典假设和关于货币政策的经验证据以及人们对中央银行对经济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观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影响实际经济，就像凯恩斯经济学很早就断言的一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描述为搜集信息，并把决策建立在简化的意识结构上的“直觉科学家”。依赖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对利润或效用影响很小的因素是这种心理节约机制的一个应用。在工资—价格体系中，简单法则造成了总工资(价格)水平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惰性——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轻视的“粘性价格／工资”行为。在新古典的批评中，“新古典综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于厂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对的，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包括“货币幻觉”在内的拇指法则不仅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以此原则行事带来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个有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这一结果。我们假定一些定价者遵循拇指法则，在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价格不变。我们说明遵循“拇指法则”而没有根据货币供应量变化调整价格的厂商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中相对冲击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显著的)。我们把厂商采取的粘性价格确定的拇指法则称为“近似理性”，因为它们由于偏离完全最大化行为而承受的损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关键性结论——近似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赋予货币政策显著的力量——的逻辑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都是对其价格二阶可导的，所以在最佳价格的领域内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对利润最大化定价行为的偏离带来的利润损失都是较小的——相对于偏离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离行为都是相似的话，那么真实的均衡——去除价格水平之后的货币供给——相对于完全最优化行为下的情形而言将会产生第一性的变化；真实均衡的第一性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总的需求、产出和就业的第一性的变化。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微小偏离——实际上是小而合理的偏离——反驳了认为被完全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不能影响实际收入和产出的论点。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则模型解决了Lucas的关于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很难发现货币政策和产出之间除了暂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任何联系。新的行为经济学以相当数量的近似理性行为为依据，确定了货币供应量变化同产出之间紧密的联系。　　四、菲利浦斯曲线和自然失业率　　也许菲利浦斯曲线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浦斯曲线把通货膨胀率同失业率、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因素如食物或油的价格联系起来。在这个关系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定义了货币政策的“可行性范围”，并且因此对其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线首先在英国得到估计，然后是美国和其他国家。　　菲利浦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与需求。菲利浦斯认为当需求水平高或失业低的时候，厂商的定价方针会将工资通货膨胀(根据生产力调整过的)传递到价格通货膨胀中。因此，对定价者而言，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个可接受的权衡。　　在20世纪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和爱德华·费尔普斯(1968)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们认为工人们是为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工人理应预测到通货膨胀并由此得到补偿，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在低失业的时候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又一次的，定价方针将工资通货膨胀传递给了价格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微小的假设的修改(人们为了实际的而非名义的工资讨价还价)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业—通胀权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存。有了“真实工资”讨价还价这一假定，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与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恒等式并存的价格／工资组合——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自然率”，实际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在这个失业率处相等。　　要了解为什么长期菲利浦斯曲线必然是垂直的，让我们想象一个中央银行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劳动力市场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工人们要求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工资增长额。相应的，厂商将相关成本的增长转嫁到价格中去，所以通货膨胀超出了工人们在讨价还价时所预期到的值。因此当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时，实际通货膨胀率超过了预期通货膨胀率。最后，工人们被愚弄了。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相应的还有通货膨胀都不断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预测如果中央银行尝试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话，最终将会造成不断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自然失业率才能产生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设之后，经济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怀疑这个理论在失业率很高的时候依然适用。　　我对自然率假设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适用性不是普遍的。毫无疑问，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极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据自然率假设，在整个十年中价格通货紧缩应该是持续加速的。但这并没有发生。价格下降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货紧缩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没有明显的通货紧缩，虽然失业率非常之高。这个证据说明，至少在有些时间段里，存在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自然率假设失效了。　　在最近的论文中，William　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讨了两种行为假设。这两个假设和自然率假设不同，它们使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此消彼长关系在足够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足够低的失业率下成为了可能。第一个假设是“纯凯恩斯”的：工人抵制、厂商很少实施名义工资削减；第二个假设考虑了通货膨胀预期在工资讨价还价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条件下，有相当数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足够显著的因素而纳入讨价还价的考虑当中。　　凯恩斯关于工人抵制裁减工资的假设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个假定也是和心理学理论以及证据相一致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损失或获益与一定的参照点比较来评价他们面临的环境的变化。证据表明比起获得新收入，人们更加注意避免损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与预期效用函数最大化理论不相符的现象在期望理论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们把现有工资作为一个参照点的话，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资刚性是期望理论的一个自然的应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发现人们的意识结构不仅仅是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以现实单位为基本定义，而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货币幻觉，这一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　　如果存在对名义工资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货膨胀率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就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关系。弗里德曼·费尔普斯模型中这种关系是暂时的，现实情况则是长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话)会造成显著的失业减少和产出增加。逻辑如下：不论经济处于景气或是不景气的时期，总有一些厂商的表现要比另一些厂商好。工资因此需要做出调整，以和这些不同的经济境遇相适应。在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适中的时期中，相对工资是很容易调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将工资上涨率确定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范围之内，而“幸运”的公司可以把工资上涨率确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产增长率低而不存在通货膨胀，需要减少实际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通过减少名义工资来达到效果。在关于公司面对的需求冲击的现实假设下，减少名义工资的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义工资裁减的措施使得长期失业率上升。因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在每个就业水平中决定劳动供给的真实工资都更高，与稳定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失业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逐渐下降到0而不断上升。对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资的厂商来说，这种溢出产生了超出这些公司内就业变化的总就业效应。因此，有一点低通货膨胀的好处是它“润滑了劳动力市场前进的车轮”。　　对包括了交叉冲击和不愿减低货币工资的厂商的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数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增长率下是很明显的。例如，通货膨胀永久性的从2％减少到0％，每年会造成失业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应刚才提到的对模型的模拟，用美国二战后的数据估计菲利浦斯曲线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当这个菲利浦斯曲线被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得到了和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货膨胀实际情况惊人相似的结果。而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自然率模型的模拟结果则和事实相反，它表明20世纪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货紧缩。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永久性的此消彼长关系。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低通货膨胀是不显著的，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人们会忽略掉感觉到的价格水平变化。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条件下这种对通货膨胀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显著信息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对他们的决策不重要的变量。允许由于通货膨胀高低不同而使得当前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线的经济计量估计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过去通货膨胀的系数和接近于1;在低通货膨胀时期，这个系数和则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作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会得到比低通货膨胀时期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项的系数。　　宏观行为经济学所展示的结果——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高失业和低产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央银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是危险的司机：为了避开通货膨胀的车流，他们在道路的另一端远远地行驶，使得通货膨胀率过低而失业率过高。　　五、储蓄不足　　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储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为储蓄是个人最大化行为的结果，因此在不考虑外部情况的条件下，它必定是最优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发展出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方法来增进人们对这种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使得时间不一致行为分析成为可能的关键理论创新是认识到人们可能在最大化一个和代表“真实利益”的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效用函数。一旦这一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成为了有意义的概念。要确定人们是否储蓄过多或过少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一个(跨期的)效用函数，而最大化另外一个。既有的证据潜在地表明两个概念之间有重大的区别。很高的负贴现率是解释实际的财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对于人们认为应该实行的消费—储蓄权衡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跨期贴现率是正的(虽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储蓄决策的双曲线贴现函数可以用来表现决定实际储蓄的效用函数和评价这种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双曲线函数描述了人们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标准的指数递减贴现率不同，双曲线函数假定随时间范围增加，人们用来比较相邻时间的权衡的贴现率是递减的：人们在评价需要在当时做出牺牲而在未来得到收益的选择时使用的是较高的贴现率，而同样的选择如果被推到较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进行评价时使用的是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所需要做出的牺牲被推迟的时候，人们有耐心选择那些延迟支付的行为；但是对于近期的延迟支付却显得不耐烦。因为现期消费比未来消费更显著，人们总是拖延储蓄。　　双曲线贴现可能产生两种形式的拖延行为。当人们认为在未来他们的效用函数会发生变化时，会出现“幼稚拖延”。他们错误地认为，虽然今天明摆着是这样的，但是明天会有所不同。他们没能意识到明天的自己也将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当明天到来时，它明摆着也会是这样的。幼稚拖延者错误地认为明天的自己会去储蓄(节食、锻炼、戒烟……)，虽然今天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会惊奇地发现，明天的自己也将和今天一样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为的形式是提前行动——根据O’Donoghue和Rabin(1999)的术语。提前行动者对未来的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他们对自己说：如果明天我会把今天的储蓄都花光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储蓄呢?　　Laibson用双曲线贴现作为一个储蓄行为和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费者提前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他们的估计表明微小的激励政策的变化将会大大减少提前行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正福利效应。　　除了社会保险和其他“强制”储蓄计划的流行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是退休人口消费的大量减少。实际上，退休消费的下降是不连续的。那些有更多资产和补偿收入的退休者消费的减少量要少得多。这很难被标准的指数贴现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释。　　Thaler和Benartzi(2000)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人们的拖延行为，并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试验了这一计划：雇员们被邀请参加一个储蓄计划，在其中他们可以优先选择工资增量中多少比例留为存款。和双曲线贴现(而非标准的指数模型)相一致，雇员们把现在收入中的较少部分，以及未来收入中的较大部分留为存款。在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资本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资本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视角的鼻祖。在凯恩斯的隐喻中“专业投资可能就像报纸竞争一样，在这种竞争中竞争者必须选出上百张照片中最漂亮的六个脸蛋，其选择最接近所有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竞争者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市场过于不稳定，对各种消息过于敏感。对股票市场的这种看法和有效市场模型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模型中，股票价格是根据风险水平调整过的未来预期收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活跃假定作了一个检验。他推论如果股票价格真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测值，它们的波动应该小于它们的收人的贴现值本身。Shiller的洞见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应用：好的预测应该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的数据，Shiller(1980)比较了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和趋势平滑后股息的当期贴现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结果和凯恩斯的预测是一致的：(趋势平滑后)股票价格的方差比(趋势平滑后)股息贴现值的方差大10倍。这个结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许股价和股息当期贴现值波动的检验所支持。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也可由股票真实回报率的高频率变动得到解释。但这种周期变动和大多数的标准古典经济模型不符。在这些模型中真实回报主要是由技术状态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是缓慢的。　　虽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动的检验结果，对有效市场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如根据月度数据，人们发现回报的自相关并不显著。对回报自相关假定的拒绝表明股票市场的表现近似于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而相应地，Summers(1986)在一个“狂热”模型中——有对完美市场的序列相关偏差——说明自相关检验的说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确定过度波动的存在，Shiller也检验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荣”(1999)中，他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于股市泡沫的新闻报道，并解释了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的“新经济”的思想是如何传播的。当股价上涨时，“新经济”的福音在人间传颂；个人投资者按照媒体的意愿行动，这些媒体夸大了经济基础如网络对生产力的作用。这种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许多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发生。实际上，金德尔伯格的对恐慌和狂热的描写以及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描写是“非理性繁荣”的优秀前辈。　　第二个对理性的股票市场提出质疑的实证研究是股票超额收益之谜。在过去两百年中，股票超额收益显著高于债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绝理性假设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和明天的预期边际消费效用应当是相等的。在确定的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下这个条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应当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与消费增长和股票回报的协方差的积。然而对合理的风险规避系数而言，这个积远远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进一步的证据来自于跨截面数据。与Shiller的关于伴随着向平均价格／股息率回归的过度波动的时间序列发现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数据中发现了对平均股票回报的回归：由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50家股票组成的成功的投资组合的表现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过去五年表现最差的50家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后来的表现则远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场异常现象也对有效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资本市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本身，它们对宏观经济至少在下面三个方面也有重要影响。第一，资产价值影响收人，从而相应地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既存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影响着投资，因为投资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资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资产之间的套利行为。最后，资产价值影响着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接近于破产的公司发现很难借款，从而错失有利的投资机会。　　七、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那么行为经济学也为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白人和少数的黑人之间的收人和社会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贫困率多了大约7．7％。尽管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黑人几乎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1／4。实际的情形更加严重，因为最贫困的黑人面临的远远不只是贫困问题。他们有很高的犯罪率、药物和酒精滥用率、非婚生育率，单亲(母亲)家庭和福利依赖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审或入狱。黑人女性入狱率超过了白人男性的入狱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要大1／4。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RachelKraton和我发展出了一些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察的模型以求解释美国黑人的长期不利地位。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决定。在我们的少数人贫困理论中，被剥夺了种族和阶级身份的人面临着一个Hobbesian选择。一个可能的选择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承认。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过关”。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历史决定的身份，对多数少数者来说，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流文化赞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毁灭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文化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文化在经济上和生理上对个体是不利的。　　某些贫困的身份理论的政策含义和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含义是不相同的。例如，标准的关于犯罪与惩罚的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用威慑来阻止犯罪：将犯罪成本提到足够高，就像加利福尼亚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样，可能的犯罪者就会三思而行了。但结果是监狱满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入狱的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可能抵消通过严厉的判决来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反社会文化的学校，也同样是未来犯罪的温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发生之前有相应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药物治疗，恢复计划以及提供给城市中心地区青年的公共就业机会。身份理论认为增加黑人聚居区附近的学校数量的好处是巨大的，也许我们应该在完成常规教程的老师之外配备老师，增加对和身份形成有关的学生事务的关注。　　八、结论　　如果经济学中有一个方面应该是行为主义的，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宏观经济学。互惠、公平、身份、货币幻觉、损失规避、羊群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对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这些行为条件的基础之上。　　凯恩斯的“通论”是在这个时代之前对宏观行为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凯恩斯几乎无时不在强调心理特征(比如说消费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对股票市场的观察中)带来的市场失效。经济是如狮子一般危险的，现代宏观经济学重新发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兽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充当驯兽员的角色，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

  • [原创]对宏观经济学的一点理解

    自学习宏观经济学以来，若算上大二时的那本初级的宏观教材，已经三年有余耳。虽不能说对现代宏观经济学有深入透彻的理解与把握，但自觉没有浪费这几年宝贵的青春，对宏观经济学还算有一点自己的认识。特别是在自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以后，于本学期又认真地听了老师对高级宏观经济学的独到讲解，更让我觉得自己对其理解大大加深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及宏观。不管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还是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当然，这三个层次的相互联系在自然科学中似乎比在社会科学中更为紧密，这一点在物理学与经济学的相对比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刚开始成为一门学科时，虽经萨缪尔森的所谓新古典综合，事实上其只不过在形式上将马歇尔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开辟的宏观经济学放在同一个名称之下。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面临着解释能力的日渐式微。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理性预期学派的领军人物Lucas以其历史学的视角与经济学的思维对传统的以凯恩斯总量关系为基础的预测模型进行了鞭策入理的批判，从而使得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转向了微观经济学所倡导的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方法对代表性行为者建模研究加总后的总量行为，以捕捉宏观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另一方面，Granger教授认为实际数据缺乏模型预测所需要的适当条件，特别是时间序列数据缺乏平稳性，其发展起来的协整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使计量经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陷入了困境，才使得其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其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就连信奉凯恩斯教义的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地寻求其假设的微观基础，从而被称其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目前这一学派的理论模型已经写入了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黑格尔说，真理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涉及到时间维度，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历史过程。史前的采集与狩猎业随着人口的增加，使得定居农业出现。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人类的欲望多样性使得交换作为改善人类福利的手段必须得到鼓励与发展，于是市集出现，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交换。一个特定的集团或者说一个群族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利益，就建立了城以抵御外来者的侵犯。大量的人在城中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换，就形成了市场，于是城市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中最显著的形式之一。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世界陷入了“黑暗时代”，教会成为了人类知识传播的主要工具。教会将古希腊与罗马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思想带到了中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出现，但是直到英国确立立宪的君主制，才标志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与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从此资本主义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得到发展。一般说来，经济学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如色偌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但真正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经济发展问题的是以斯密、李嘉图以及穆勒所开创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所称的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综合边际学派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关于最优资源配置的洞见，开辟了统治经济学至今的新古典传统，虽然目前遭到了聪明而富有智慧的对斯密的分工思想有着深入洞察的杨小凯、黄有光所开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与交易效率的范式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之中，解释了经济增长与景气循环。上面对经济史与经济学史的简单回顾只是为更好地认识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背景与参照，下面我将侧重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两个方面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最先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我认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研究。真正开创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范式的是索罗（Solow,1956）的开创性贡献。Solow模型的中心结论是：若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假定：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以及Inada条件;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以及国民储蓄率为外生变量，那么越贫穷的国家向稳态收敛的速度越快。从某种意义上，Solow模型是假定增长来解释增长，以P.Romer和Lucas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对Solow模型构成了挑战。这些模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解决了Solow模型中所谓劳动有效性即技术的内生性问题。其一，构造技术生产函数，将社会分为物质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技术主要由投入到研发部门的资本与劳动以及现有的技术水平生产出来。其二，对Solow模型中的资本的概念进行扩展，将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之中，其代表模型是AK模型。这样内生增长模型解决了人均产出的内生增长。研究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找到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原因，从而对整个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因而，经济收敛是否存在以及怎样才能发生收敛就构成了宏观经济学中研究增长问题所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一般说来，经济收敛有如下几种假设：（1）绝对收敛，即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不管其经济特征如何，在长期内会趋于收敛。（2）条件收敛假设，即当两个地区间具有相同的结构特征时，人均收入水平会趋于收敛。（3）俱乐部收敛假设，这一假设认为只有两地区具有相似的初始禀赋条件，并且具有相同的结构特征时，两地区经济才能收敛。（4）σ收敛。即两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离差减小意味着存在收敛。在实证方面，Mankiw、Romer和Weil(1992)将人力资本的概念引入了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做了经验研究，使修正后的模型比Solow模型对现实更具解释力。Baumol.Willian(1986)最早对收敛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OECD国家存在绝对收敛。Barro和Sala-I-Martin（1992）分析了美国48个州的增长，得出了条件收敛的结论。此外,包括考伦布(Coulombe,1995)、岛瑞克(Dowrick,1989)、卡丹纳斯(Cardenas,1995)等人的分析也都支持了Barro和Sala-I-Martin和Mankiw等人的结论。由此,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收敛趋势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杨小凯（1998）认为这些方法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而且其依赖的理论基础使人无法探知其中的内在机制，所以是一种技术模型而非经济模型（杨小凯,1998）。于是，杨小凯用分工与交易效率的动态演进、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解释了人类经济史上的经济增长。诺斯教授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发展了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以此解释了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总量增长与结构变迁。我觉得这些新的视角能够扩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古典经济学家不否认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但他们坚信“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能够使市场出清，并在可以接受的时间内，使失业停留在自然率水平之上。大萧条的出现打碎了政府可以只做“守夜人”的古典梦想，一个英雄人物横空出世，掀起了一场革命即凯恩斯革命，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凯恩斯研究的是经济体中的几个总量，即总需求、总供给、货币供给。凯恩斯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周期理论，另一个是反经济周期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一旦失衡即会出现经济危机。通过建立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方程来寻找导致经济总量失衡的因素，从而进一步的运用各种宏观政策来恢复总量的平衡。最终凯恩斯找到了导致总量失衡的原因，即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说明经济危机爆发。至于解决失衡的政策，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主要是：提高累进税何遗产税政策，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货膨胀政策；赤字财政政策；对外经济扩张政策。总之，凯恩斯主张用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赤字政策来干预经济，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维持社会的充分就业。继凯恩斯的总量经济学之后，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就要数芝加哥学派的宏观理论，其中包括了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等一流的经济学家。卢卡斯以其著名的卢卡斯评判而闻名。他反对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作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现代博弈论角度看，卢卡斯认为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制定政策者与受政策影响的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果。其核心结论是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只有未被预期到的政策变化才会对真实经济构成影响。卢卡斯的这些工作使他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使这个学派的工作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则是佛里德曼。与凯恩斯意图直接通过调节经济总量来实现总量平衡消除经济危机，弗里德曼的理论针对的是市场中的流通媒介——货币。弗里德曼理论的核心是现代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市场中货币的某些流通规律以及货币流通对经济活动的巨大影响作用。弗里德曼认为应该注重市场机制，强调价格机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强调通过价格制度有效传递信息。相对于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弗里德曼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企图抑制凯恩斯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削减财政赤字。很明显，不管是理性预期，还是货币主义，其核心思想都是新古典式的。在经济周期研究中，凯恩斯的“本能冲动”解释似乎也仅仅只是冲动了一下。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比较突出的是所谓的实际商业周期理论。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其开创性的贡献以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为标志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他们认为，供给面而不是需求面冲击是导致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如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冲击、能源价格上升的冲击。实际商业周期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脉相承，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通过完全竞争和市场出清实现一般均衡，因生产函数会受到随机技术冲击等实际因素的影响，从而经济会呈现出周期与波动的现象。随后的研究中，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这种基于微观基础的建模思路在货币冲击、开放经济下、劳动力市场引入弹性工资等情况下构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对现实经济所展现的特征事实做出解释。显而易见的是，上面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分析整理是粗糙与浅薄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因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学派的分析视角、语言风格、论述形式特别是对现实的图景等种种不同而变得异常复杂。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瓦尔拉斯形式主义以及在经验研究方面使用的比如考尔斯委员会方法、贝叶斯主义、校准和各种形式的时间序列方法放在一起，结果必然是一杯不管是兴趣盎然者还是不为所动者都会困惑不已的鸡尾酒。凯恩斯的“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弗里得曼的“打台球”、卢卡斯的“苹果树”、曼昆的“菜单”都让我回味无穷，萨金特的动态宏观经济学充满着数学符号着实让我头疼与迷茫，让我怀疑这些符号是否是通向真理的阶梯。宏观经济学是复杂的，但可能正因为其复杂才更有魅力。

  • 英国的宏观经济管理

    　　　　　　一、英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特点　　（一）80年代以来，始终把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受两大问题困扰：一是通货膨胀；二是失业。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两大问题时，始终将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使在对付经济萧条、促进经济复苏时也不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一是英国资本主义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并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发展的目标已转向追求稳定增长，而高通胀是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最大问题。二是过高的通胀率降低了投资收益预期，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投资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乏力，降低了英国在欧共体内的竞争能力，并威胁英镑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使之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三是通胀与失业不再是传统的此长彼消关系。特别是70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加快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成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出现了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的新情况，采取通胀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的旧思路已不再适用。这也使英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把治理通胀置于优先于解决失业问题的地位。　　英国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是靠运用以利率工具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英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高度自由化、国际化，英国中央银行不仅早已放弃了对信贷的数量控制，而且存款准备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也有限，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同时，由于英国多年来积累了高额的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在短期宏观调控中难以有大的作为，总量调控只能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目前虽然货币政策在短期宏观调控中居主要地位，但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在财政部。英国的中央银行虽然不如德国联邦银行和美联储的独立性强，但由于英国政府明确地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而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一般都能形成共识，使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得以贯彻实施。　　为抑制通货膨胀，60年代，英国曾采用控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但没有奏效。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削减公共支出的措施，使政府支出控制在不超过GDP的40％。近些年来，为平衡抑制通胀和刺激经济复苏两大政策目标，英国政府采取了调整税制结构的作法，通过提高间接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同时降低直接税，以刺激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由于英国政府长期坚持抑制通货膨胀，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货币政策为主导、财政政策相配合，辅以社会参与、公众监督、信息引导的做法，90年代以来，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内，近年来大体在3％左右。　　（二）财税体制集中度较高，注意不断优化税制，着力控制公共支出，力求实现中期的预算平衡。英国的税制是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税体制集中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部分财税收入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税收占95％。二是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支出的分配权。在财政支出中，地方支出的86％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补贴。三是税制的决策权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本无权决定设置税种、税率。　　英国政府重视不断优化税收结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税制应具备五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效益好，也就是税收对价格产生的扭曲，从而对人们最优选择的影响度最小；二是管理成本和执行成本最低；三是具有适应不同经济变化，并发挥作用的灵活性；四是能达到纵向和横向平等目标的公平性；五是政治上的可解释性，税收容易被人们理解。同时，税制和税收政策必须适应政府提高经济效率，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的目标。由此，开征新税或调整税种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英国财政由于累积赤字较大，近期内无法做到年度预算平衡，因而把财政政策目标确定为中期的预算平衡。为此，英国政府主要采取了限制支出，特别是控制公共支出的措施。同时，还采取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实施公共部门私有化、加强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审计和现金控制等措施控制财政支出。从实施的结果看，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难度也越来越大。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保险支出过多，约占财政支出的35％。英国政府近年来也想逐步减少这部分支出，缓解财政的压力，但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办法。　　（三）中央银行不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但在实施货币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贴现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发挥特殊的中介功能。商业银行是英国银行体制的基础，它包括存款银行、传统商业银行、贴现银行、投资银行、住宅银行和外国银行等。英国的银行体系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银行业务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不同的银行机构。如英国除有一般商业银行外，还有专门的清算银行和贴现银行，目前英国有8家贴现银行，主要业务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和办理票据贴现业务。英格兰银行不直接对一般商业银行发生借贷关系，而把贴现银行做为联系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间的中介，这是英国银行体系的一大特色。　　英国中央银行虽然在货币政策、利率调整上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但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货币市场，英格兰银行主要通过贴现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英国货币市场上主要的交易工具是票据。当工商企业需要资金时，可以持票据向贴现银行贴现，贴现银行一般只对那些信誉较好的商业票据给予贴现。贴现银行需要资金时，要先向存款银行拆入资金，当存款银行资金缺乏时，贴现银行可直接向英格兰银行进行再贴现或再贷款，以增加市场资金。当英格兰银行需要从市场上汲取资金时，就通过贴现银行向其它商业银行或大企业发放国债。其次，在利率货币工具的运作上，英格兰银行起重要的调控作用。基础利率的调整权在财政大臣，但市场利率的变动则由市场货币量供求决定。英格兰银行作为整个银行体系“最后贷款者”的角色来控制货币市场利率。在货币市场上，英格兰银行通过一定数量的国债的拍卖或贴现，减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间接调控市场利率。近年来，由于货币市场中衍生工具的多样化，金融控制更多地转向利率调节，靠国债运作的公开市场业务有日益弱化的趋势，而通过各种票据的贴现利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趋势增强。　　（四）劳动就业和工资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政治因素影响，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英国就业状况主要取决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就业结构随之变化。70年代，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约700万，目前下降为420万；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60——70年代主要是在医疗卫生方面，现在主要是金融信息业方面。技术密集型产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一些传统产业萎缩使一般劳动力过剩。　　英国的失业率70年代最高达到5.7％，80年代最高达到13.2％，90年代依然高达10％左右。在失业中，大量是结构性的。此外，财政支出中35％是用于社会保险，失业救济金标准比较高，也助长了一些人自愿失业。目前英国政府对缓解失业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对失业者的再就业培训，以减少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刚性；二是严格规定失业者的救济标准，对那些自愿失业者不予以救济；三是灵活的就业方式，如从事半日工作。　　英国的工资形成大体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二是雇主与工会谈判的讨价还价；三是工资的产出效率。在1979年以前工党执政期间，工会谈判在工资决定中起相当大作用。但1979年保守党上台后，工资形成的主导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通常，在组织程度高、天然垄断性强、对职工要求相对稳定的行业，工会谈判因素依然起较大的作用。而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或技术要求高的岗位，由于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素质员工求大于供，工资效率因素更加受到重视。在一些传统产业或技术要求低的岗位，由于一般劳动力供大于求，雇主在决定工资水平时处于优势地位。工资形成尽管出现了上述变化，但从本质上看，市场机制仍然是工资形成的基础性因素。　　（五）大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小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国有资本进入或退出特定产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育高度成熟的英国，企业的融资结构十分注意降低资金成本，以利于利润最大化；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方式时，也十分关注投资风险和收益。基于投资风险与收益对称和最大限度降低融资成本的要求，英国企业形成了以自有资金为主体，大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小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点。企业的自有资金通常占总资产的70％，资产负债率大体保持在20—30％左右。企业自有资金的主要形式是资本金，但只有市值在50万英磅以上的企业才允许进入股市发行股票。兼并也是大企业加速自有资本积累的一种常用方式。过去，兼并主要是为了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市场占有率，充分利用先进技术，促进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兼并后还可能使企业股票升值，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先买下被兼并企业的全部资产，使其股份升值后再卖掉这个企业。　　英国煤气公司是一个先“国有化”后又私有化的大企业。为迅速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英国把一批小煤气公司合并后实行国有化，组建成一个垄断性的英国煤气公司，形成规模经营。实行国有化后，天然气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由10％迅速提高到50％，并使英国天然气产量在欧共体国家中跃升为第二位。在英国天然气生产已具备国际竞争力后，1986年，英国政府决定将煤气公司私有化，卖掉其50亿英磅的资产，变成拥有300万股东的私人股份制企业。英国煤气公司私有化后，雇员由13万人减到5万人，经营效益提高。政府出卖股份的收入用于减少财政赤字。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国有资本进入或退出某一产业领域，主要考虑国际竞争和资本效率的需要，并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手段，这也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要求。　　　　　　二、几点启示　　（一）在当前和“九五”期间，必须坚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多次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企图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是绝对行不通的。高通货膨胀不仅不能带来持续的高增长，也不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治理通货膨胀，才能促进经济健康增长，为解决失业提供条件。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格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饿症”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很不健全，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仍然很多。从1993年到1995年，我国通货膨胀连续3年处于两位数，1995年物价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高于经济增长率近一半。因此，在“九五”期间，必须继续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的基础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为此，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搞好总需求管理。在财政上，要严格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加快建立完善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在金融上，要稳步推进改革，逐步建立起有序的货币市场，相应加大间接调控的份量，包括更好地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多种手段的选择。最近有的外国专家指出：货币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不能过急。当年美国和日本就做得太快了，出了问题。中国在新的调控手段建立起来以前，不要过早地放弃对货币的直接数量控制。这个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二）在保持经济总量大体平衡的前提下，应将重大结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内容。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结构调整可以完全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对此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因此，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在相当长时期只强调总需求的调节。二战以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出于赶超的需要，十分重视政府对结构调整的主导作用，如日本、韩国都明确制定了产业政策，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新的国际竞争需要，也提出了诸如“星球大战计划”、“尤里卡计划”等结构调整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的核心，都是力图通过政府的参与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国际竞争力。英国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国际竞争能力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英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推进调整结构方面不力有很大关系。由于财政赤字较大，加之财政支出几乎全部用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国防等公共支出，基本上不具有经济建设功能。而在金融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只能是调节总需求，很难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从我国情况来看，不仅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相当突出，而且在对外开放扩大的形势下，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任务十分紧迫。我们必须把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把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在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的基础上，保证财政必要的建设性支出，并为政策性银行开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来源，使财政投融资成为贯彻落实产业政策、推动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　　（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是间接调控为主，但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要适应本国的国情。从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管理同样是间接调控为主，但政府宏观管理机构的设置及相互关系有多种类型，如财政主导型、金融主导型、计划主导型和混合型等。财政主导型的代表是法国和英国，金融主导型的代表是德国，计划主导型的代表是韩国，混合型的代表是美国、日本等。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基于各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政府机构演变的历史沿革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是从本国国情出发作出的选择。这并不妨碍其间接调控的本质和调控的效果。如英国和德国宏观调控类型相差较大，前者是财政部制定货币政策，后者是中央银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不影响两国都能成功地治理通货膨胀。由此看来，关键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以及各项政策手段是否协调有效。我们在借鉴国外的宏观调控经验时，要注意将其本质和形式相区别开来。　　（四）逐步建立国有企业资本金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企业融资，引导国有资产合理流动。考察中我们感到，与英国相比，目前我国企业融资存在三个突出的矛盾：一是缺乏完善的资本金制度，绝大多数企业自有资本金比例过低，有些企业从一开始建立就没有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过高，债务负担沉重；二是企业外部融资方式单一，基本上是靠银行贷款；三是首先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不少是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型企业，国有大企业很少直接融资。这种情况严重制约着企业经济效益和银行金融资产质量的改善，也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育。因此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中，要抓紧建立国家对国有企业注入和企业用自有资金补充资本金的制度，新投资项目必须要有足额的资本金；积极发展票据贴现，允许有条件的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在一定限度内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促使企业短期融资方式多样化；结合企业股份制改组和重大项目建设，选择一批符合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和重点建设项目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企业融资方式多样化相适应，逐步完善金融间接调控手段，并把引导国有资产在合理流动中实现优化配置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五）转换工资形成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分配机制的合理化。改革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消费基金总体上增长过快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如何尽快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个人收入分配约束机制和调节机制，是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必须要解决的课题。英国的工资制度，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实现方式，但其某些做法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可供我们借鉴。例如，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引入竞争机制，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分配上，应建立国有资产收益与职工个人收入相互制衡的机制；在再分配环节中应更注重公平原则，运用个人收入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障统筹、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英国的某些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社会保障标准的确定，必须与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兼顾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稳定和调动在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全社会统筹的基本社会保障费用收支，纳入税收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统一管理，以利于降低管理成本，平衡保障水平。

  • 转贴]：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

    二、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无论是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还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看来，西方宏观经济学这门不算十分特别的社会科学都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1．数学的泛滥。在对微观基础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关系演绎中，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家经常依靠类似于“目标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零”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对于常识的理解，不懂随机动态规划的经济学家似乎很难向同行们阐述他的思想。由于可以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简单地概括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就可以概括为一个最优控制问题。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是行为人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的形象描述。虽然这种抽象描述似乎永远不可能复制现实世界里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动机，但随着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可忽略的因素，求解最优控制问题所需要的数学工具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求解一个最优规划需要用到高等数学，然而认为人类的每个决策都需要借助于高等数学的思想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同时，丁伯根好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宏观计量经济学家们从此喜欢从抽象的计量模型中推算出未来的数字，虽然他们得出的结果甚至会遭到普通百姓的嘲笑。与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科学的预测相比，那些糟糕的经济预测似乎依然可以成为怀疑经济学科学性的理由。数学的泛滥是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所谓科学主义作怪的结果。科学主义是指一门学科中的成员，虽然表面上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未能得到科学的结果，使该学科成为科学（改：伪科学），从而科学的方法使该学科貌似科学，而在事实上却不是科学。数学的泛滥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例子，不少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家都使用数学方法，而又误用了数学方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宣称西方经济学中很大一部分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写到：“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它们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的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忽视掉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2．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伪科学一面。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观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该能够经受住实践的检验。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作为哲学基础的实证论也坚持科学必须能经受事实检验的论点。然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通过实践的检验。正是由于缺乏实践的基础，许多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论点不是由实践，而是由大牌经济学家的权威所论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学者所认可的。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实践的检验，西方学者在目前普遍的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称之为“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根据提出这一名词的西方科学史学者库恩的对这个名词的解释，它的含义是：“被一个学科的成员共同认可的信念、技术、价值等等所组成的全部整体内容。”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全部整体内容”仅仅需要学科成员的共同认可，而不需要实践检验。事实上，这里的整体内容所包含的信念、价值等范畴是不可能由实践所检验的。很显然，西方学者普遍认可的作为一种“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既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符合西方实证主义对科学这一范畴必须通过实践检验的规定。西方宏观经济学也缺乏科学所应有的内在一致性，既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抵触的说法。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相互矛盾的说法大量存在，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延续了有一百年的关于市场出清与非出清、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的争论。在科学研究中，不同学说的暂时存在是允许的，资料的积累和分析的深入最终能对正确和错误加以判断。然而，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大量的而又无法消除的理论矛盾却不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同时，科学研究的进展所取得的成果往往是累计性（改：累积性）的，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却不是如此。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新的理论往往完全排斥旧的学说，新旧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例如，在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压倒了原有的古典宏观经济学，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卢卡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主席韦林说：“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改：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也就是说，学说的流行并不取决于其内在的正确性，而是由历史条件的变迁所决定的。可见，这种随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改变其基本内容的理论体系显然很难称为真理。3．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掩饰。马克思主义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从而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也确实如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哪怕是稍有名气的西方经济学家明确提出反对的意见。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者包括宏观经济学家，对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持有尽量加以掩饰的态度，特别是在教科书中，往往以科学著作自居，很少甚至根本不谈意识形态问题。西方经济学者尽量掩饰意识形态的说法往往使初学者产生误会，误以为西方经济学只从事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这显然有悖于事实。根据一般人所接受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思想、观点、态度和情感的体系，按照这一定义，任何一个上面提到过的“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西方经济学者包括宏观经济学家之所以偏向资本主义，其原因正是他所受的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勒也是承认的。由此可见，如果有人误以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而把它全部接受下来，那么他实际上顺从了非科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便是西方学者掩盖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后果不局限于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部分属于该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为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例如，在目前，西方经济学含有的意识形态部分构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中流行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宣扬私有市场经济万能论。这种论调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安定团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能对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产生破坏和瓦解的影响。这便是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以科学的名义来掩饰意识形态的做法在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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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东东,不用介绍了吧,缺了几章,希望大家帮着补齐.Volume1,Part1,Pages3-737(1999)Editedby: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ISBN:0-444-50156-8IntroductiontotheseriesPagevKennethJ.ArrowandMichaelD.IntriligatorContentsofthehandbookPagesvii-ixPrefacetothehandbookPagesxi-xiii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Stanford,California,USAPrinceton,NewJersey,USAPart1—EmpiricalandHistoricalPerformanceChapter1BusinesscyclefluctuationsinusmacroeconomictimeseriesPages3-64JamesH.StockandMarkW.Watsonhttp://www.nber.org/papers/w6528KennedySchoolofGovernment,HarvardUniversityandtheNBER,USAWoodrowWilsonSchool,PrincetonUniversityandtheNBER,USAAbstractThischapterexaminestheempiricalrelationshipinthepostwarUnitedStatesbetweentheaggregatebusinesscycleandvariousaspectsofthemacroeconomy,suchasproduction,interestrates,prices,productivity,sectoralemployment,investment,income,andconsumption.Thisisdonebyexaminingthestrength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ggregatecycleandthecyclicalcomponentsofindividualtimeseries,whetherindividualseriesleadorlagthecycle,andwhetherindividualseriesareusefulinpredictingaggregatefluctuations.ThechapteralsoreviewssomeadditionalempiricalregularitiesintheUSeconomy,includingthePhillipscurveandsomelong-runrelationships,inparticularlongrunmoneydemand,longrunpropertiesofinterestratesandtheyieldcurve,andthelongrunpropertiesofthesharesinoutputofconsumption,investmentandgovernmentspending.Keywords:economicfluctuations;Phillipscurve;longrunmacroeconomicrelationsJELclassification:E30Chapter2Monetarypolicyshocks:Whathavewelearnedandtowhatend?Pages65-148LawrenceJ.Christiano,MartinEichenbaumandCharlesL.Evanshttp://www.nber.org/papers/w6400NorthwesternUniversity,NBERandthe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USANorthwesternUniversity,NBERandthe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USA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USAAbstractThischapterreviewsrecentresearchthatgrappleswiththequestion:Whathappensafteranexogenousshocktomonetarypolicy?Wearguethatthisquestionisinterestingbecauseitliesatthecenterofaparticularapproachtoassessingtheempiricalplausibilityofstructuraleconomicmodelsthatcanbeusedtothinkaboutsystematicchangesinmonetarypolicyinstitutionsandrules.Theliteraturehasnotyetconvergedonaparticularsetofassumptionsforidentifyingtheeffectsofanexogenousshocktomonetarypolicy.Nevertheless,thereisconsiderableagreementaboutthequalitativeeffectsofamonetarypolicyshockinthesensethatinferenceisrobustacrossalargesubsetoftheidentificationschemesthathavebeenconsideredintheliterature.Wedocumentthenatureofthisagreementasitpertainstokeyeconomicaggregates.Keywords:monetarypolicyshocks;recursivenessassumption;benchmarkanalysisChapter3Monetarypolicyregimes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historicalrecordPages149-234MichaelD.BordoandAnnaJ.Schwartz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201RutgersUniversity,NewBrunswick,andNBER,USA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NewYork,USAAbstractMonetarypolicyregimesencompasstheconstraintsorlimitsimposedbycustom,institutionsandnatureontheabilityofthemonetaryauthoritiestoinfluencetheevolutionofmacroeconomicaggregates.Thischaptersurveysthehistoricalexperienceofbothinternationalanddomestic(national)aspectsofmonetaryregimesfromthenine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Wefirstsurveytheexperienceoffourbroadinternationalmonetaryregimes:theclassicalgoldstandard1880–1914;theinterwarperiodinwhichashort-livedrestorationofthegoldstandardprevailed;thepostwarBrettonWoods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1946–1971)indirectlylinkedtogold;therecentmanagedfloatperiod(1971–1995).Wethenpresentinsomedetail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ndpolicyactionsoftheFederalReserveintheUnitedStatesasanimportantexampleofadomesticpolicyregime.ThesurveyoftheFederalReservesubdividesthedemarcatedbroadinternationalpolicyregimesintoanumberofepisodes.AsalientthemeinoursurveyisthattheconvertibilityruleorprinciplethatdominatedbothdomesticandinternationalaspectsofthemonetaryregimebeforeWorldWarIhassincedeclinedinitsrelevance.Atthesametime,policymakerswithinmajornationsplacedmoreemphasisonstabilizingtherealeconomy.Policytechniquesanddoctrinethatdevelopedunderthepre-WorldWarIconvertibleregimeprovedtobeinadequatetodealwithdomesticstabilizationgoalsintheinterwarperiod,settingthestagefortheGreatDepression.Inthepost-WorldWarIIera,thecompleteabandonmentoftheconvertibilityprinciple,anditsreplacementbythegoaloffullemployment,combinedwiththelegacyofinadequatepolicytoolsandtheoryfromtheinterwarperiod,setthestagefortheGreatInflationofthe1970s.Thelessonsfromthatexperiencehaveconvincedmonetaryauthoritiestoreemphasizethegoaloflowinflation,asitwere,committingthemselvestorule-likebehavior.Keywords:goldstandard;BrettonWoods;managedfloat;FederalReserve;domesticpolicyregime;convertibilityrule;stabilizationgoals;GreatDepression;GreatInflationofthe1970s;rules;nominalanchor;exchangeratearrangements;inflationlevel;inflationvariability;outputlevel;outputvariability;trendstationaryprocess;differencestationaryprocess;inflationpersistence;priceleveluncertainty;permanentshocks;temporaryshocksJELclassification:E42;E52Chapter4ThenewempiricsofeconomicgrowthPages235-308StevenN.DurlaufandDannyT.Quahhttp://www.nber.org/papers/w6422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andLSE,USAAbstractWeprovideanoverviewofrecentempiricalresearchonpatternsofcross-countrygrowth.Thenewempiricalregularitiesconsidereddifferfromearlierones,e.g.,thewell-knownKaldorstylizedfacts.Thenewresearchnolongermakesproductionfunctionaccountingacentralpartoftheanalysis.Instead,attentionshiftsmoredirectlytoquestionslike,Whydosomecountriesgrowfasterthanothers?Itisthischangedfocusthat,inourview,hasmotivatedgoingbeyondtheneoclassicalgrowthmodel.Keywords:classification;convergence;cross-sectionregression;distributiondynamics;endogenousgrowth;neoclassicalgrowth;regressiontree;threshold;timeseries;paneldataJELclassification:C21;C22;C23;D30;E13;O30;O41*WethanktheBritishAcademy,theESRC,theJohnD.andCatherineT.MacArthurFoundation,theNSF,andtheSantaFeInstituteforfinancialsupport.Kim-SauChung,DonaldHester,BrianKrauth,RodolfoManuelli,HashemPesaran,JohnTaylorandJonathanTempleprovidedvaluablecomments.Kim-SauChungprovidedoutstandingresearchassistance.Theword“empiric”has,inWebster'sUnabridgedDictionary,twodefinitions:first,“thatdependingupontheobservationofphenomena”;second,“anignorantandunlicensedpretender;aquack;acharlatan”.Wehavechosen,nevertheless,tousethewordinthetitleaswethinkitconveystheappropriatemeaning.Chapter5NumericalsolutionofdynamiceconomicmodelsPages311-386ManuelS.Santos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Minnesota,USAAbstractThischapterisconcernedwithnumericalsimulationofdynamiceconomicmodels.Wefocusonsomebasicalgorithmsandassesstheiraccuracyandstabilityproperties.Thisanalysisisusefulforanoptimalimplementationandtestingoftheseprocedures,aswellastoevaluatetheirperformance.Severalexamplesareprovidedinordertoillustratethefunctioningandefficiencyofthesealgorithms.Keywords:dynamiceconomicmodel;valuefunction;policyfunction;Eulerequation;numericalalgorithm;numericalsolution;approximationerrorJELclassification:C61;C63;C68*TheauthorisgratefultoJerryBona,AntonioLadrondeGuevara,KenJudd,JohnRust,JohnTaylorandJesusVigoforhelpfuldiscussionsonthistopic.SpecialthanksareduetoAdrianPeralta-Alvaforhisdevotedcomputationalassistance.Chapter6IndeterminacyandsunspotsinmacroeconomicsPages387-448JessBenhabibandRogerE.A.FarmerNewYorkUniversity,USAUCLA,USAAbstractThischaptergivesanoverviewoftherecentliteratureonindeterminacyandsunspotsinmacroeconomics.Itdiscussesofsomeoftheconceptualandthetechnicalaspectsofthisliterature,andprovidesasimpleframeworkforillustratingthemechanismsofvariousdynamicequilibriummodelsthatgiverisetoindeterminateequilibria.Theroleofexternaleffects,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creasingreturnsingeneratingindeterminacyisexploredforone-sectorandmulti-sectormodelsofrealbusinesscyclesandofeconomicgrowth.Indeterminacyisalsostudiedinmonetarymodels,aswellasinmodelswheremonetaryandfiscalpolicyareendogenousanddeterminedbyfeedbackrules.Particularattentionispaidtotheempiricalplausibilityofthesemodelsandtheirparametrizationsingeneratingindeterminateequilibria.Anoverviewofcalibratedmacroeconomicmodelswithsunspotequilibriaisgiven,andtheirsuccessesandshortcomingsinmatchingpropertiesofdataareassessed.Finallysomeissuesregardingtheselectionofequilibria,theobservableimplications,anddifficultiesofforecastingthatariseinsuchmodelsarebrieflyaddressed.Keywords:indeterminacy;multipleequilibria;sunspotsJELclassification:E00;E3;040Chapter7LearningdynamicsPages449-542GeorgeW.EvansandSeppoHonkapohjaUniversityofOregon,USAUniversityofHelsinki,USAAbstractThischapterprovidesasurveyoftherecentworkonlearninginthecontextofmacroeconomics.Learninghasseveralroles.First,itprovidesaboundedlyrationalmodelofhowrationalexpectationscanbeachieved.Secondly,learningactsasaselectiondeviceinmodelswithmultipleREE(rationalexpectationsequilibria).Third,thelearningdynamicsthemselvesmaybeofinterest.Whiletherearevariousapproachestolearninginmacroeconomics,theemphasishereisonadaptivelearningschemesinwhichagentsusestatisticaloreconometrictechniquesinself-referentialstochasticsystems.Carefulattentionisgiventolearninginmodelswithmultipleequilibria.ThemethodologicaltoolistosetuptheeconomicsystemunderlearningasaSRA(stochasticrecursivealgorithm)andtoanalyzeconvergencebythemethodofstochasticapproximationbasedonanassociateddifferentialequation.Globalstability,localstabilityandinstabilityresultsforSRAsarepresented.ForawiderangeofsolutionstoeconomicmodelsthestabilityconditionsforREEunderstatisticallearningrulesaregivenbytheexpectationalstabilityprinciple,whichistreatedasaunifyingprinciplefortheresultspresented.Bothlinearandnonlineareconomicmodelsareconsideredandintheunivariatelinearcasethefullsetofsolutionsisdiscussed.ApplicationsincludetheMuthcobwebmodel,theCaganmodelofinflation,assetpricingwithriskneutrality,theoverlappinggenerationsmodel,theseignoragemodelofinflation,modelswithincreasingsocialreturns,IS-LM-Phillipscurvemodels,theoverlappingcontractmodel,andtheRealBusinessCyclemodel.Particularattentionisgiventothelocalstabilityconditionsforconvergencewhenthereareindeterminacies,bubbles,multiplesteadystates,cyclesorsunspotsolutions.Thesurveyalsodiscussesalternativeapproachesandrecentdevelopments,includingBayesianlearning,eductiveapproaches,geneticalgorithms,heterogeneity,misspecifiedmodelsandexperimentalevidence.Keywords:expectations;learning;adaptivelearning;leastsquareslearning;educativelearning;multipleequilibria;expectationalstability;stochasticrecursivealgorithms;sunspotequilibria;cycles;multivariatemodels;MSVsolutions;stability;instability;ODEaproximation;stochasticapproximation;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dynamicexpectationsmodelsJELclassification:E32;D83;D84;C62Chapter8Microdataandgeneralequilibriummodels•REVIEWARTICLEPages543-633MartinBrowning,LarsPeterHansenandJamesJ.HeckmanInstituteofEconomics,CopenhagenUniversity,Copenhagen,DenmarkUniversityofChicago,Chicago,IL,USAUniversityofChicago,Chicago,IL,USAAbstract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sarerequiredtoevaluatepoliciesappliedatthenationallevel.Tousethesemodelstomakequantitativeforecastsrequiresknowledgeofanextensivearrayofparametervaluesfortheeconomyatlarge.Thisessaydescribestheparametersrequiredfordifferenteconomicmodels,assessesthediscordancebetweenthemacromodelsusedinpolicyevaluationandthemicroeconomicmodelsusedtogeneratetheempiricalevidence.Forconcreteness,wefocusontwogeneralequilibriummodels:thestochasticgrowthmodelextendedtoincludesomeformsofheterogeneityandtheoverlappinggenerationsmodelenrichedtoaccommodatehumancapitalformation.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models;microeconomicevidence;stochasticgrowthmodel;overlappinggenerationsmodel;calibration*WethankMarcoCagetti,JohnHeaton,JoseScheinkman,JohnTaylor,EdwardVytlacilandNoahWilliamsforcomments.HansenandHeckmangratefullyacknowledgefundingsupportby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Part3—ModelsofEconomicGrowthChapter9NeoclassicalgrowththeoryPages637-667RobertM.Solow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DepartmentofEconomics,E52-383B,Cambridge,MA02139AbstractThischapterisanexposition,ratherthanasurvey,oftheone-sectorneoclassicalgrowthmodel.Itdescribeshowthemodelisconstructedasasimplifieddescriptionoftherealsideofagrowingcapitalisteconomythathappenstobefreeoffluctuationsinaggregatedemand.Oncethatisdone,theemphasisisontheversatilityofthemodel,inthesensethatitcaneasilybeadapted,withoutmuchcomplication,toallowfortheanalysisofimportantissuesthatareexcludedfromthebasicmodel.Amongtheissuestreatedare:increasingreturnstoscale(butnottocapitalalone),humancapital,renewableandnon-renewablenaturalresources,endogenouspopulationgrowthandtechnologicalprogress.Ineachcase,thepurposeistoshowhowthemodelcanbeminimallyextendedtoallowincorporationofsomethingnew,withoutmakingtheanalysisexcessivelycomplex.Towardtheend,thereisabriefexpositionofthestandardoverlapping-generationsmodel,toshowhowitadmitsqualitativebehaviorgenerallyabsentfromtheoriginalmodel.Thechapterconcludeswithbriefmentionofsomecontinuingresearchquestionswithintheframeworkofthesimplemodel.Keywords:growth;technologicalprogress;neoclassicalmodelJELclassification:O4;E1Chapter10Explainingcross-countryincomedifferencesPages669-737EllenR.McGrattanandJamesA.Schmitz,Jr.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USAAbstractThischapterreviewstheliteraturethattriestoexplainthedisparityandvariationofGDPperworkerandGDPpercapitaacrosscountriesandacrosstime.Therearemanypotentialexplanationsforthedifferentpatternsofdevelopmentacrosscountries,includingdifferencesinluck,rawmaterials,geography,preferences,andeconomicpolicies.Wefocusondifferencesineconomicpoliciesandasktowhatextentcandifferencesinpoliciesacrosscountriesaccountfortheobservedvariabilityinincomelevelsandtheirgrowthrates.Wereviewestimatesforawiderangeofpolicyvariables.Inmanycases,themagnitudeoftheestimatesisunderdebate.Estimatesfoundbyrunningcross-sectionalgrowthregressionsaresensitivetowhichvariablesareincludedasexplanatoryvariables.Estimatesfoundusingquantitativetheorydependincriticalwaysonvaluesofparametersandmeasuresoffactorinputsforwhichthereislittleconsensus.Inthischapter,wereviewtheongoingdebatesoftheliteratureandtheprogressthathasbeenmadethusfar.Keywords:cross-countryincomedifferences;growthaccounting;growthregressions;endogenousgrowththeoryJELclassification:E62;E65;O11;O41;O47AuthorindexPagesI-1-I-32SubjectindexPagesI-33-I-49Volume1,Part2,Pages741-1228(1999)Editedby: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ISBN:0-444-50157-6IntroductiontotheseriesPagevKennethJ.ArrowandMichaelD.IntriligatorContentsofthehandbookPagesvii-ixPrefacetothehandbookPagesxi-xiii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Stanford,CaliforniaPrinceton,NewJerseyPart4—ConsumptionandInvestmentChapter11ConsumptionPages741-812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466OrazioP.AttanasioUniversityCollegeLondon,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andNBERAbstractConsumptionisthelargestcomponentofGDP.Sincethe1950s,thelifecycleandthepermanentincomemodelshaveconstitutedthemainanalyticaltoolstothestudyofconsumptionbehaviour,bothatthemicroandattheaggregatelevel.Sincethelate1970stheliteraturehasfocusedonversionsofthemodelthatincorporatethehypothesisofRationalExpectationsandarigoroustreatmentofuncertainty.Inthischapter,Isurveythemostrecentcontributionandassesswherethelifecyclemodelstands.Myreadingoftheevidenceandofrecentdevelopmentsleadsmetostresstwopoints:(i)themodelcanonlybetestedandestimatedusingaflexiblespecificationofpreferencesandindividualleveldata;(ii)itispossibletoconstructversionsofthemodelthatarenotrejectedbythedata.Oneofthemainproblemsoftheapproachusedintheliteraturetoestimatepreferencesisthelackofa‘consumptionfunction’.Achallengeforfutureresearchistousepreferenceparameterestimatestoconstructsuchfunctions.AuthorKeywords:consumption;lifecyclemodel;householdbehaviourJELclassification:E2*ApreliminarydraftofthischapterwaspresentedataconferenceattheNewYorkFed.,February27–281997,whereIreceivedusefulcommentsfrommydiscussant,ChrisCarrollandseveralparticipants.TullioJappelliprovidedmanycarefulandinsightfulcommentsforwhichIamverygrateful.IwouldliketothankMargheritaBorellaforresearchassistanceandJamesSeftonforprovidingmewiththeUKNationalAccountsData.MaterialfromtheFESmadeavailablebytheONSthroughtheESRCDataArchivehasbeenusedbypermissionoftheControllerofHMSO.NeithertheONSnortheESRCDataArchivebearanyresponsibilityfortheanalysisorinterpretationofthedatareportedhere.Chapter12AggregateinvestmentPages813-862RicardoJ.CaballeroMITandNBERhttp://www.nber.org/papers/w6264AbstractThe1990shavewitnessedarevivalineconomists'interestandhopeofexplainingaggregateandmicroeconomicinvestmentbehavior.Newtheories,bettereconometricprocedures,andmoredetailedpaneldatasetsarebehindthismovement.Muchoftheprogresshasoccurredatthelevelofmicroeconomictheoriesandevidence;however,progressinaggregationandgeneralequilibriumaspectsoftheinvestmentproblemalsohasbeensignificant.Theconceptofsunkcostsisatthecenterofmoderntheories.Theimplicationsofthesecostsforinvestmentgowellbeyondtheneoclassicalresponsetotheirreversible-technologicalfrictiontheyrepresent,fortheycanalsoleadtofirst-orderinefficiencieswheninteractingwithinformationalandcontractualproblems.AuthorKeywords:sunkcosts;irreversibleinvestment;(S,s)models;adjustmenthazard;aggregation;non-linearities;privateinformation;incompletecontracts;pent-upinvestmentJELclassification:E22;D21;D23;E32*IamgratefultoAndrewAbel,SteveBergantino,OlivierBlanchard,JasonCummins,EstherDufflo,EduardoEngel,AustanGoolsbee,LuigiGuiso,KevinHassett,GlennHubbard,JohnLeahy,KennethWest,andMichaelWoodfordformanyusefulcomments.IthanktheNSFforfinancialsupport.Chapter13InventoriesPages863-923ValerieA.RameyandKennethD.Westhttp://www.nber.org/papers/w6315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UniversityofWisconsinAbstractWereviewandinterpretrecentworkoninventories,emphasizingempiricalandbusinesscycleaspects.Webeginbydocumentingtwoempiricalregularitiesaboutinventories.Thefirstisthewell-knownonethatinventoriesmoveprocyclically.Thesecondisthatinventorymovementsarequitepersistent,evenconditionalonsales.Toconsiderexplanationsforthetwofacts,wepresentalinear-quadraticmodel.Themodelcanrationalizethetwofactsinanumberofways,buttwostylizedexplanationshavethevirtueofrelativesimplicityandsupportfromanumberofpapers.Bothassumethattherearepersistentshockstodemandforthegoodinquestion,andthatmarginalproductioncostslopesup.Thefirstexplanationassumesaswellthattherearehighlypersistentshockstothecostofproduction.Thesecondassumesthattherearestrongcostsofadjustingproductionandastrongacceleratormotive.Researchtodate,however,hasnotreachedaconsensusonwhetheroneofthesetwo,orsomethird,alternativeprovidesasatisfactoryexplanationofinventorybehavior.Wesuggestseveraldirectionsforfutureresearchthatpromisetoimproveourunderstandingofinventorybehaviorandthusofbusinesscycles.JELclassification:E22;E32*Wethank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andtheAbeFoundationforfinancialsupport;CliveGranger,DonaldHester,JamesKahn,AnilKashyap,LindaKole,SpencerKrane,ScottSchuh,MichaelWoodfordandaseminaraudienceattheUniversityofWisconsinforhelpfulcommentsanddiscussions;andJamesHuengandespeciallyStanislavAnatolyevforexcellentresearchassistance.Part5—ModelsofEconomicFluctuationsChapter14ResuscitatingrealbusinesscyclesPages927-1007RobertG.KingandSergioT.Rebelohttp://papers.nber.org/papers/W7534UniversityofVirginiaandNBERNorthwesternUniversityandNBERAbstractTheRealBusinessCycle(RBC)researchprogramhasgrownspecularlyoverthelastdecade,asitsconceptsandmethodshavediffusedintomainstreammacroeconomics.Yet,thereisincreasingskepticismthattechnologyshocksareamajorsourceofbusinessfluctuations.ThischapterexpositsthebasicRBCmodelandshowsthatitrequireslargetechnologyshockstoproducerealisticbusinesscycles.WhileSolowresidualsaresufficientlyvolatile,theseimplyfrequenttechnologicalregress.Productivitystudiespermittingunobservedfactorvariationfindmuchsmallertechnologyshocks,suggestingtheimminentdemiseofrealbusinesscycles.However,weshowthatgreaterfactorvariationalsodramaticallyamplifiesshocks:aRBCmodelwithvaryingcapitalutilizationyieldsrealisticbusinesscyclesfromsmall,nonnegativechangesintechnology.AuthorKeywords:macroeconomics;businesscyclesJELclassification:E10;E32*WebenefitedfromthecommentsoftheeditorsaswellasfromthoseofRuiAlbuquerque,RobertBarro,MarianneBaxter,SatyajitChatterjee,AubhikKhan,DanieleCoenPirani,HenrySiu,JuliaThomas,andMichelleZaharchuk.DorseyFarrprovideddetailedcommentsandexcellentresearchassistance.Supportfrom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isgratefullyacknowledged.Chapter15StaggeredpriceandwagesettinginmacroeconomicsPages1009-1050JohnB.TaylorStanfordUniversity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754AbstractThischapterreviewstheroleoftemporarypriceandwagerigiditiesinexplainingofthedynamicrelationshipbetweenmoney,realoutput,andinflation.Thekeypropertiestobeexplainedarethatmonetaryshockshavepersistent,butnotpermanent,effectsonrealoutput,andthatthecorrelationbetweencurrentoutputandinflationispositiveforleadsofinflationandnegativeforlagsofinflation.Thepaperbeginswithashortempiricalguidetoprice-andwage-settingbehaviorinmarketeconomies.Itthencomparesalternativeprice-andwage-settingtheoriesandarguesthatstaggeredcontractsmodelscontinuetoprovidethemostsatisfactorymatchwiththekeymacroeconomicfacts.Itthenexaminesthemicroeconomicfoundationsofstaggeredcontractsmodelsandreviewssomeoftheirextensionsandapplications.Researchinthisareahasbeenveryactiveinthe1990switharemarkablenumberofstudiesusing,estimating,ortestingmodelsofstaggeredpriceandwagesetting.Anewgenerationofeconometricmodelsincorporatingstaggeredpriceandwagesettingwithrationalexpectationshasbeenbuilt.Researchershavebeguntoincorporatestaggeredwageandpricesettingintorealbusinesscyclemodels.Closelinkshavebeendiscoveredbetweentheparametersofpeople'sutilityfunctionsandtheparametersofstaggeredprice-andwage-settingequations.Thereisnowadebateaboutwhetherstandardcalibrationsofutilityfunctionspreventstaggeredpricemodels,atleastthosewithfrequentpricechanges,fromexplaininglongpersistenceofrealoutput.Athemeofthepaperisthattheadventofrationalexpectationsinthe1970sledtomodelsofpriceandwagerigiditieswhichweremoreamenabletoempiricaltestingthanearliermodels,andthisisonereasonfortherecentcontroversiesanddebates.Thereismuchtobediscoveredfromthesedebatesandfromthefutureresearchtheystimulate.AuthorKeywords:staggeredpriceandwagesetting;staggeredcontractsmodel;contractmultiplier;money;monetarypolicy;monopolisticcompetition;marketclearing;expectedmarketclearing;time-dependentpricing;state-dependentpricingJELclassification:E32;E10*ThisresearchwassupportedbytheCenter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atStanfordUniversity.IwishtothankV.V.Chari,ChristopherErceg,RobertHall,EllenMcGrattan,AkilaWeerapana,andMichaelWoodfordforusefulcommentsandassistance.Chapter16ThecyclicalbehaviorofpricesandcostsPages1051-1135JulioJ.RotembergandMichaelWoodford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909HarvardBusinessSchoolPrincetonUniversityAbstractBecauseinputsarescarce,marginalcostisanincreasingfunctionofoutput.Diminishingreturns,costsofincreasingemploymentaswellastheincreasingmarginaldisutilityofworkingwhenhoursworkedandeffortriseallcontributetomakethisfunctionsteep.Withoutchangesinthisfunctionrelatingmarginalcosttooutput,aggregateoutputcanvaryifandonlyifthemarkupofpricetomarginalcost(theinverseofrealmarginalcostfortypicalfirms)varies.Wefirststudywhether,empirically,realmarginalcostdoesriseincyclicalexpansions.Averagereallaborcostisnotveryprocyclicalbut,forseveralreasons,marginallaborcostismoreprocyclicalthanaveragelaborcost.Theseincludethepresenceofoverheadlaborandadjustmentcostsaswellasdifferencesbetweenthemarginalandtheaveragewage.Thesecorrectionsresultsinprocyclicalmeasuresofrealmarginalcost.Measuresofmarginalcostsbasedonmaterialscostsandinventoriesalsoappearprocyclical.Weshowthattheseprocyclicalmovementsinmarginalcostmay,dependingonhowcostsaremodeled,accountforasubstantialfractionofcyclicaloutputmovements.Finally,wesurveymodelsofvariablemarkups.Theseincludebothmodelsofstickyprices(inwhichmarkupsvarybecausefirmscannotallcostlesslychargethemarkuptheydesire)andmodelsinwhichfirms'desiredmarkupvariesovertime.Thissetofmodelsallowsarichsetofvariablestoaffectoutputevenifthesevariablesdonotshiftthemarginalcostschedule.JELclassification:E3;D4;D3Chapter17Labor-marketfrictionsandemploymentfluctuationsPages1137-1170RobertE.Hall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501HooverInstitutionandDepartmentofEconomics,StanfordUniversity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AbstractThelabormarketoccupiescenterstageinmoderntheoriesoffluctuations.Themostimportantphenomenontoexplainandunderstandinarecessionisthesharpdeclineinemploymentandjumpinunemployment.Thischapterconsidersexplanationsbasedonfrictionsinthelabormarket.Earlierresearchwithintherealbusinesscycleparadigmconsideredfrictionlesslabormarketswherefluctuationsinthevolumeofworkeffortrepresentedsubstitutionbyhouseholdsbetweenworkinthemarketandactivitiesathome.Apreliminarysectionofthechapterdiscusseswhyfrictionlessmodelsareincomplete—theyfailtoaccountforeitherthemagnitudeorpersistenceoffluctuationsinemployment.Andthefrictionlessmodelsfailcompletelytodescribeunemployment.Theevidencesuggestsstronglythatconsiderationofunemploymentasathirduseoftimeiscriticalforarealisticmodel.Thetwoelementsofatheoryofunemploymentareamechanismforworkerstoloseorleavetheirjobsandanexplanationforthetimerequiredfromthemtofindnewjobs.Theoriesofmechanismdesignorofcontinuousre-bargainingofemploymenttermsprovidethefirst.Thetheoryofjobsearchtogetherwithefficiencywagesandrelatedissuesprovidesthesecond.Modernmacromodelsincorporatingthesefeaturescomemuchcloserthantheirpredecessorstorealisticandrigorousexplanationsofthemagnitudeandpersistenceoffluctuations.JELclassification:E24Chapter18Jobreallocation,employmentfluctuationsandunemploymentPages1171-1228DaleT.MortensenandChristopherA.PissaridesNorthwesternUniversityLondonSchoolofEconomicsAbstractThepurposeofthischapteristwofold.First,itreviewsthemodelofsearchandmatchingequilibriumandderivesthepropertiesofemploymentandunemploymentequilibrium.Second,itappliesthemodeltothestudyofemploymentfluctuationsandtotheexplanationofdifferencesinunemploymentratesinindustrializedcountries.Thesearchandmatchingmodelisbuiltontheassumptionsofatime-consumingmatchingtechnologythatdeterminestherateofjobcreationgiventheunmatchednumberofworkersandjobs;andonastochasticarrivalofidiosyncraticshocksthatdeterminestherateofjobdestructiongiventhewagecontractbetweenmatchedfirmsandworkers.Theoutcomeisamodelfortheflowofnewjobsandunemployedworkersfrominactivitytoproduction(the‘jobcreation’flow)andonefortheflowofworkersfromemploymenttounemploymentandofjobsoutofthemarket(the‘jobdestruction’flow).Steady-stateequilibriumisatthepointwherethetwoflowsareequal.ThemodelisshowntoexplainwelltheemploymentfluctuationsobservedintheUSeconomy,withinthecontextofarealbusinesscyclemodel.Itisalsoshownthatthelargedifferencesinunemploymentratesobservedinindustrializedcountriescanbeattributedtoalargeextenttodifferencesinpolicytowardsemploymentprotectionlegislation(whichincreasesthedurationofunemploymentandreducestheflowintounemployment)andthegenerosityofthewelfarestate(whichreducesjobcreation).ItisarguedthatonthewholeEuropeancountrieshavebeenmoregenerousintheirunemploymentsupportpoliciesandintheiremploymentprotectionlegislationthantheUSA.Thechapteralsosurveysotherreasonsgivenintheliteraturefortheobservedlevelsinunemployment,includingmismatchandrealinterestrates.JELclassification:J63;J64;J65;J68;E24;E32;J41*PresentedattheFederalReserveConferenceon“RecentDevelopmentsinMacroeconomicsI”,February27–28,1997,NewYork,NY.TheauthorsacknowledgefinancialsupportfromtheUS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orthwesternUniversity,andtheCentreforEconomicPerformanceattheLondonSchoolofEconomics.AuthorindexPagesI-1-I-32SubjectindexPagesI-33-I-49Volume1,Part3,Pages1231-1745(1999)Editedby: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ISBN:0-444-50158-4Introductiontotheseries•CONTENTSLISTPagevKennethJ.ArrowandMichaelD.IntriligatorContentsofthehandbookPagesvii-ixPrefacetothehandbookPagesxi-xiiiJohnB.TaylorandMichaelWoodfordStanford,CaliforniaPrinceton,NewJerseyPart6—FinancialMarketsandtheMacroeconomyChapter19Assetprices,consumption,andthebusinesscyclePages1231-1303JohnY.Campbell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485HarvardUniversityandNBER.DepartmentofEconomics,LittauerCenter,HarvardUniversity,Cambridge,MA02138,USAAbstractThischapterreviewsthebehavioroffinancialassetpricesinrelationtoconsumption.ThechapterlistssomeimportantstylizedfactsthatcharacterizeUSdata,andrelatesthemtorecentdevelopmentsinequilibriumassetpricingtheory.DatafromothercountriesareexaminedtoseewhichfeaturesoftheUSexperienceapplymoregenerally.Thechapterarguesthattomakesenseofassetmarketbehavioroneneedsamodelinwhichthemarketpriceofriskishigh,time-varying,andcorrelatedwiththestateoftheeconomy.Modelsthathavethisfeature,includingmodelswithhabitformationinutility,heterogeneousinvestors,andirrationalexpectations,arediscussed.Themainfocusisonstockreturnsandshort-termrealinterestrates,butbondreturnsarealsoconsidered.JELclassification:G12*ThischapterdrawsheavilyonJohnY.Campbell,“ConsumptionandtheStockMarket:InterpretingInternationalExperience”,SwedishEconomicPolicyReview3:251–299,Autumn1996.Iamgratefulto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forfinancialsupport,toTimChue,VassilKonstantinov,andLuisViceiraforableresearchassistance,toAndrewAbel,OlivierBlanchard,RicardoCaballero,RobertShiller,AndreiShleifer,JohnTaylor,andMichaelWoodfordforhelpfulcomments,andtoBarclaysdeZoeteWeddSecuritiesLimited,MorganStanleyCapitalInternational,DavidBarr,BjornHansson,andPaulSöderlindforprovidingdata.Chapter20HumanbehaviorandtheefficiencyofthefinancialsystemPages1305-1340RobertJ.ShillerYaleUniversityhttp://www.nber.org/papers/w6375AbstractRecentliteratureinempiricalfinanceissurveyedinitsrelationtounderlyingbehavioralprinciples,principleswhichcomeprimarilyfrompsychology,sociology,andanthropology.Thebehavioralprinciplesdiscussedare:prospecttheory,regretandcognitivedissonance,anchoring,mentalcompartments,overconfidence,over-andunder-reaction,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thedisjunctioneffect,gamblingbehaviorandspeculation,perceivedirrelevanceofhistory,magicalthinking,quasi-magicalthinking,attentionanomalies,theavailabilityheuristic,cultureandsocialcontagion,andglobalculture.Keywords:efficientmarkets;randomwalk;excessvolatility;anomaliesinfinance;stockmarket;prospecttheory;regretandcognitivedissonance;anchoring;mentalcompartments;overconfidence;overreaction;underreaction;representativenessheuristic;thedisjunctioneffect;gamblingbehaviorandspeculation;irrelevanceofhistory;magicalthinking;quasi-magicalthinking;attentionanomalies;theavailabilityheuristic;cultureandsocialcontagion;globalcultureJELclassification:G10*AnearlierversionwaspresentedataconferenceRecentDevelopmentsinMacroeconomicsatthe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February27–28,1997.TheauthorisindebtedtoRickyLamforresearchassistance,andtoMichaelKrause,VirginiaShiller,AndreiShleifer,DavidWilcox,andtheeditorsforhelpfulcomments.Thisresearchwassupportedbythe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Chapter21ThefinancialacceleratorinaquantitativebusinesscycleframeworkPages1341-1393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455BenS.Bernanke,MarkGertlerandSimonGilchristPrincetonUniversity,NewYorkUniversity,andBostonUniversityAbstractThischapterdevelopsa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thatisintendedtohelpclarifytheroleofcreditmarketfrictionsinbusinessfluctuations,frombothaqualitativeandaquantitativestandpoint.Themodelisasynthesisoftheleadingapproachesintheliterature.Inparticular,theframeworkexhibitsa“financialaccelerator”,inthatendogenousdevelopmentsincreditmarketsworktoamplifyandpropagateshockstothemacroeconomy.Inaddition,weaddseveralfeaturestothemodelthataredesignedtoenhancetheempiricalrelevance.First,weincorporatemoneyandpricestickiness,whichallowsustostudyhowcreditmarketfrictionsmayinfluencethetransmissionofmonetarypolicy.Inaddition,weallowforlagsininvestmentwhichenablesthemodeltogeneratebothhump-shapedoutputdynamicsandalead-lagrelationbetweenassetpricesandinvestment,asisconsistentwiththedata.Finally,weallowforheterogeneityamongfirmstocapturethefactthatborrowershavedifferentialaccesstocapitalmarkets.Underreasonableparametrizationsofthemodel,thefinancialacceleratorhasasignificantinfluenceonbusinesscycledynamics.Keywords:financialaccelerator;businessfluctuations;monetarypolicyJELclassification:E30;E44;E50*ThankstoMichaelWoodford,DonMorganandJohnTaylorforhelpfulcomments,andtotheNSFandC.V.StarrCenterforfinancialsupport.**Eachauthorisalsoaffiliatedwiththe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Part7—MonetaryandFiscalPolicyChapter22PoliticaleconomicsandmacroeconomicpolicyPages1397-1482TorstenPerssonandGuidoTabellinihttp://www.nber.org/papers/w6329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tudies,StockholmUniversity,S-10691Stockholm,Sweden.IGIER,BocconiUniversity,viaSalasco3/5,20136Milano,Italy.AbstractThischaptersurveystherecentliteratureonthetheoryofmacroeconomicpolicy.Westudytheeffectofvariousincentiveconstraintsonthepolicymakingprocess,suchaslackofcredibility,politicalopportunism,politicalideology,anddividedgovernment.Thesurveyisorganizedinthreeparts.PartIdealswithmonetarypolicyinasimplePhillipscurvemodel:itcoverscredibilityissues,politicalbusinesscycles,andoptimaldesignofmonetaryinstitutions.PartIIdealswithfiscalpolicyina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setup:themaintopicsherearecredibilityoftaxpolicy,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budgetdeficits.PartIIIstudieseconomicgrowthinmodelswithendogenousfiscalpolicy.Keywords:politics;monetarypolicy;fiscalpolicy;credibility;budgetdeficitsJELclassification:E5;E6;H2;H3;O1*WearegratefultoparticipantsintheHandbookconferenceatthe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toourdiscussantAdamPosenandtoRoelBeetsma,JonFaust,FrancescoLippi,KenRogoff,LarsSvenssonandJohnTaylorforhelpfulcomments.TheresearchwassupportedbyHarvardUniversity,byagrantfromtheBankofSwedenTercentenaryFoundationandbyaTMRGrantfromtheEuropeanCommission.WearegratefultoChristinaLönnbladandAlessandraStartariforeditorialassistance.Chapter23IssuesinthedesignofmonetarypolicyrulesPages1483-1530BennettT.McCallumCarnegieMellonUniversityand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016AbstractThischapterbeginswithanumberofimportantpreliminaryissuesincludingthedistinctionbetweenrulesanddiscretioninmonetarypolicy;thefeasibilityofcommittedrule-likebehaviorbyanindependentcentralbank;andoptimalcontrolvs.robustnessstrategiesforconductingresearch.Itthentakesupthechoiceamongalternativetargetvariables—withthemostprominentcontendersincludingpricelevel,nominalincome,andhybrid(inflationplusoutputgap)variables—togetherwiththeissueofgrowth-ratevs.growing-leveltargetpathspecifications.Oneconclusionisthatinflationandnominalincomegrowthtargets,butnotthehybridtarget,wouldhaveinducedfairlysimilarpolicyresponsesintheUSeconomyover1960–1995.Withregardtoinstrumentchoice,thechapterarguesthatbothnominalinterestrateandmonetarybasemeasuresarefeasible;thisdiscussionemphasizesthebasicconceptualdistinctionbetweennominalindeterminacyandsolutionmultiplicity.Accordingly,root-mean-square-errorperformancemeasuresareestimatedforinterestrateandbaseinstruments(withnominalincometarget)inthecontextofaVARmodel.Othertopicsemphasizedinthechapterincludetheoperationalityofpolicy-rulespecifications;stochasticvs.historicalsimulationprocedures;interactionsbetweenmonetaryandfiscalpolicies;andtherecently-developedfiscaltheoryofthepricelevel.JELclassification:E52;E58*TheauthorisindebtedtoPeterB.Clark,ToddClark,CharlesEvans,RobertFlood,MarvinGoodfriend,CharlesGoodhart,AndrewHaldane,RobertHetzel,LarsJonung,AllanMeltzer,EdwardNelson,ChristopherSims,LarsSvensson,JohnTaylor,JohnWhittaker,andespeciallyMichaelWoodfordforhelpfulsuggestionsandcriticisms.Chapter24InflationstabilizationandbopcrisesindevelopingcountriesPages1531-1614GuillermoA.CalvoandCarlosA.Végh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925UniversityofMarylandUCLAAbstractHighandpersistentinflationhasbeenoneofthedistinguishingmacroeconomiccharacteristicsofmanydevelopingcountriessincetheendofWorldWarII.Countriesafflictedbychronicinflation,however,havenottakentheirfatelightlyandhaveengagedinrepeatedstabilizationattempts.Moreoftenthannot,stabilizationplanshavefailed.Theendofstabilizations—particularlythosewhichrelyonapeggedexchangerate—hasofteninvolveddramaticbalance-of-paymentscrises.Asstabilizationplanscomeandgo,alargeliteraturehasdevelopedtryingtodocumentthemainempiricalregularitiesandtounderstandthekeyissuesinvolved.Thischapterundertakesacriticalreviewandevaluationoftheliteraturerelatedtoinflationstabilizationpoliciesandbalance-of-paymentscrisesindevelopingcountries.Thechapterbeginsbytryingtorationalizetheexistenceofchronicinflationinaworldofrationalagents.Itthenoffersanempiricalanalysisofthemainstylizedfactsassociatedwithstoppingchronicinflation.Itisshownthattherealeffectsofdisinflationdependonthenominalanchorwhichisused.Exchange-rate-basedstabilizationsleadtoaninitialoutputandconsumptionboom—whichisparticularlyevidentinthebehaviorofdurablegoods—realexchangerateappreciation,andcurrentaccountdeficits.Thecontractionarycoststypicallyassociatedwithdisinflationemergeonlylaterintheprogram.Incontrast,inmoney-basedstabilizations,thecontractionoccursinthebeginningoftheprogram.Thechapterthenproceedstoreviewseveralexplanationsforthesepuzzlingphenomena,emphasizingtherealeffectsoflackofcredibility,inflationinertia,andconsumptioncyclesgeneratedbydurablegoodspurchases.Thechapteralsodocumentsthefactthatmostexchange-rate-basedstabilizationsendupinbalance-of-paymentscrises.TheMexicancrisisofDecember1994broughtbacktolifesomeofthekeyquestions:Doexchange-rate-basedstabilizationssowtheseedsoftheirowndestructionbyunleashing“unsustainable”realexchangerateappreciationsandcurrentaccountdeficits?Orarecredibilityproblemsandself-fulfillingpropheciesattherootofthesecrises?Theremainderofthechapterisdevotedtoanalyzingthemainideasbehindthisunfoldingliterature.JELclassification:E52;E63;F41*WearegratefultoFrancescoDaveri,DavidGould,AmartyaLahiri,CarmenReinhart,SergioRodriguez,JorgeRoldos,JulioSantaella,JohnTaylor,AaronTornell,MartinUribe,SaraWong,MikeWoodford,CarlosZarazaga,participantsattheconferenceon“RecentDevelopmentsinMacroeconomics”,organiz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February1997),andespecially,RatnaSahayandMiguelSavastanoforinsightfulcommentsanddiscussions.Correspondingauthor.DepartmentofEconomics,UCLA,405HilgardAvenue,LosAngeles,CA90095-1477.Chapter25GovernmentdebtPages1615-1669DouglasW.ElmendorfandN.GregoryMankiwhttp://papers.nber.org/papers/W6470FederalReserveBoardHarvardUniversityandNBERAbstractThischaptersurveystheliteratureonthemacroeconomiceffectsofgovernmentdebt.Itbeginsbydiscussingthedataondebtanddeficits,includingthehistoricaltimeseries,measurementissues,andprojectionsoffuturefiscalpolicy.Thechapterthenpresentstheconventionaltheoryofgovernmentdebt,whichemphasizesaggregatedemandintheshortrunandcrowdingoutinthelongrun.Itnextexamines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debateoverthetheoryofdebtneutralitycalledRicardianequivalence.Finally,thechapterconsidersvariousnormativeperspectivesabouthowthegovernmentshoulduseitsabilitytoborrow.JELclassification:E6;H6Chapter26OptimalfiscalandmonetarypolicyPages1671-1745V.V.ChariandPatrickJ.Kehoehttp://woodrow.mpls.frb.fed.us/research/sr/sr251.htmlUniversityofMinnesotaand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UniversityofPennsylvania,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and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AbstractWeprovideanintroductiontooptimalfiscalandmonetarypolicyusingtheprimalapproachtooptimaltaxation.Weusethisapproachtoaddresshowfiscalandmonetarypolicyshouldbesetoverthelongrunandoverthebusinesscycle.Wefindfoursubstantivelessonsforpolicymaking:Capitalincometaxesshouldbehighinitiallyandthenroughlyzero;taxratesonlaborandconsumptionshouldberoughlyconstant;state-contingenttaxesonassetsshouldbeusedtoprovideinsuranceagainstadverseshocks;andmonetarypolicyshouldbeconductedsoastokeepnominalinterestratesclosetozero.Webeginbystudyingoptimaltaxationinastaticcontext.Wethendevelopageneralframeworktoanalyzeoptimalfiscalpolicy.Finally,weanalyzeoptimalmonetarypolicyinthreecommonlyusedmodelsofmoney:acash-crediteconomy,amoney-in-the-utility-functioneconomy,andashopping-timeeconomy.Keywords:primalapproach;Ramseyproblems;capitalincometaxation;Friedmanrule;taxsmoothingJELclassification:E5;E6;E52;E62;H3;H21*Theviewsexpressedhereinarethoseoftheauthorsandnotnecessarilythoseofthe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apolisortheFederalReserveSystem.AuthorindexPagesI-1-I-32SubjectindexPagesI-33-I-49

  • (转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

    主题：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时间：2006年3月4日上午9点地点：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迟福林：各位早上好，在“两会”正在召开之际，当前各方面对改革比较关注，在改革攻坚处在很关键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邀请在座的各位利用周六的一天时间就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改革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我们能够就当前的改革形势做一些客观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能够集中在座各位的一些观点、意见，争取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形成一些有参考价值、一些建议、一些观点。今天上午的会议由我来主持，上午我们做了两个单元的安排，9：00到10：30就宏观改革形势进行讨论；第二单元是做“农民土地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今天请高尚全会长就当前宏观改革形势做一个重点发言，大家欢迎。高尚全：同志们，早上好！我先抛砖引玉，谈一下对当前改革形势的看法和建议。首先讲一下对改革形势的判断。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过去有争论，现在也有争论，以后还会有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一元主体多元化，也带来思想多元化，所以各种思想就反映出来，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改革的成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有这样的局面？没有。前天找到马威同志，说天气那么冷还不戴帽子，他说帽子太多了，以前戴说是右倾主义。不要戴帽子，这样不好。对当前的形势有两个基本的判断，归纳起来，第一种判断，总体是上好的。主要有三点：一是改革形势认为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达瓦斯会议现在也在中国举行。不仅是在冬天举行会议，夏天也要举行会议，会议就在中国北京。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没有改革，有这样的进步吗？没有。二是前进中的问题、矛盾、体制性障碍确实不少。比如说贫富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公、腐败等等，产生这些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有的人认为改革不到位，有的人认为假改革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靠运动来解决呢？靠反右能解决吗？靠批判私有化然后上升到市场化，能解决问题吗？所以，中央在“十一五”建议当中强调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靠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和政府的重视，最近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会议都是解决这些问题。三是对今后的方向和重点，“十一五”建议当中讲得很清楚，提出要下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这句话讲的很好，方向很明确，所以这是一种判断。另外一种判断，认为形势早得很，为什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说国务院36条是违宪了。最近物权法某一位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现在又搁浅了，为什么搁浅了？不是物权法本身的问题，人大常委会的主任跟我讲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出现了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是搞私有化了。所以现在保护私人的汽车一样来保护是不行了。二是认为作为90年代以后选择一个破坏社会条件的道路，90年代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了；三是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以来之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之后小孩子上不起学。四是改革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因为他们希望和平演变，改革实现了和平演变，所以内应了，这些问题都有。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过去姓资姓社，现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在继续，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改写，说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所以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太多，在改革当中看新自由主义也不多，主要是实践。广东渔业也没有了，因为价格管得太死。后来价格放开了，放开后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广东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搞的，而是按照实践来搞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理论怎样评价？所以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几天总参国际战略部长熊光凯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北京饭店一起吃饭，我问他现在人家批评新自由主义，能否讲一下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个。他说新保守主义知道，他对新自由主义也说不上来。新自由主义概念都没有弄清楚就批了。外国领导说要解决新自由主义，因为是不好的，所以要批，所以新自由主义要改，这样的话，价格非乱不可。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党对它已经做了明确的结论。当然，还是出了一两奇文，一篇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批是“人民公社解体给我们的歧视，歌颂人民公社是伟大的尝试”，为什么说是伟大的尝试呢？在共同劳动中，农民思想从小农思想斗争中潜移默化地慢慢改变，通过人们公社集体的劳动来改造小农思想，所以说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尝试。第三个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外研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为什么网上对郎咸平的支持率那么高，支持率达到36%，国内的大概达不到10%，超过10%的只有两个，为什么支持率那么高？因为青年不了解。而且网上出现北大19岁的旁听生叫“周子星”坚决否定产权制度改革，他说“国有企业被一帮别有用心的披着学者话的骗子、帮派们不遗余力的仇杀、扼杀，过去面临着任人宰割的格局”。改革这样的舆论，今天在网上还有人支持，说周子星及时组织经营，政误国的理论，实现了改革的本来面貌。第四是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好象是骂人的越多越好，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黄埔批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尤其原来的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写了一篇文章，马上遭到了舆论。不能讲改革的正面，只能讲改革的错误。景伦同志在50论论坛当中讲到改革的四大缺陷，等于是承诺了错误。另外还要看到改革的这种声音，出现这种声音，我觉得不可避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改革的成绩。但是这种声音需要我们要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所以，这是我第一点讲的。第二点讲三个建议：第一，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我想过去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来看，过去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说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姓资姓社争论的时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第一讲了不要争论，我们要依靠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二是计划和市场多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样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瓶颈下来。到90年代中期，我记得“十五大”报告的时候，外研书不断往中央送，我们参加起草的同志有的担心是否听了以后就软了，认为改革不好弄了，但是江泽民同志说了，不要动摇，要有理论的勇气，所以“十五大”在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论，因为有了理论的东西。现在能否在关键时期如果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一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二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三是不利于发展；四是不利于团结。我们研究会也开了会，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态度：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不希望有争论，不希望扩大，因为扩大以后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在会上一致的意见。我今天不是要批判谁，因为确实有这种形势摆出来，这是第一条建议。第二个建议是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1.是基尼系数很高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同地区的差距，不同贫富差距成为了扩大趋势，这些扩大趋势怎样解决呢？所以中央进一步说用了缓解扩大趋势，而没有用消除扩大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消除是不可能的，扩大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范围不可避免的。现在要素很多，掌握要素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就是瓶颈主义了。所以现在要缓解，缓解主要是在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缓解，当然一次分配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2.我们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据统计，改革开放以前绝对贫困人口是二亿五千万，贫困人口当时是四亿，占四分之一，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是三千万，占了十三亿人口的十四分之一，这说明改革开放能够减少绝对贫困，而不是增加了，这个数字我相信还是比较可靠的。3.加大政府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中，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力度，我想这一条政府也是这样做的，也采取了措施。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应该留给农民，因为农村改革的难点是土地问题。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从农村来说，城市可能是下岗职工那些，他们种地无地，就业无岗，处于这样的困难。所以一是要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第二是要缩小征地的范围。第三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村的土地不是一次性买断，而是每年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就需要探索。第四要改变城乡分配的二元结构，建议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我想对于这个困难群体要加强，还有政府和社会都要支持。第三个建议，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的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帖的办法，网上有的用的是日本的名字，太随便了，不负责任。要从政策上开辟一个渠道，让大家来参与，大家来参与各种改革的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民依法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立法现在已经征求了一万多条意见，已经经过反复几次了，但因为某个教授的一封信，这件事被影响了立法的正常程序。我就先开这么一个头作为开场白，因为今天没有媒体在，所以可以放开一点，也不要去传某某讲了什么，这样对大家畅所欲言也有了一个空间。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迟福林：高尚全会长对当前改革形势和下一步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开了个头。下面请石小敏副会长做一个重点发言，大家欢迎。石小敏：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言，我想这场争论，从观察来看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争论停止不了怎么办？能不能够因势利导，把争论引导为建设性的方向上去。为什么争论起来呢？要有几个条件：一是正赶上中央高层战略包括一些方针在调整过程中。自从前两年提出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开始，而这两年对外开放继续往前走，对内逐渐的开明，有这样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是争论起来很重要的源头。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力度，我们积极的同学，毕业的那年，社会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的人总共，连前辈七老八十算起来是五六百万，现在是七千万，这个社会刷新得很厉害，网络的发展，近年来媒体的变化，我们的年轻人十年前入网的时候是网上聊天、玩游戏，现在他们开始关心公共事业，他们自身的发展、创业、就业，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光关心自我不行了，得关系他物，得关心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有一点感觉，就像现在的天气，三月份了，各种生命活动都起来了，草也长起来了，花也开了，挡不住，怎么办？怎么引导？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可能很偏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时候，一方面是重大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是风险的出现。最高层加了一句话“多年积累的问题不可回避，多少问题层层的在涌现”。仅仅像一个矿难、一个上访，次数之多，每一件事情的份量之大，是多年积累的。所以，它有一些因素，我们这场讨论是在这种种的背景下产生的，怎么引导？我想有一个面对的争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我认为很重要。国外有华盛顿共识，那是多少年前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而出的，这两年媒体在说有北京共识，看来北京共识并没有形成。前两年有点味道，所谓北京共识是对20年改革的总体肯定，现在又讨论出来了。真的共识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总结过去。未来20年，中国怎么走？这个共识现在好象还不清晰。所以，这次讨论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高主任很担忧，第一个层面是在旗帜的层面，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是新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第二个层面是在具体的改革上诸多的领域，国企改革、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诸多改革上都产生了意见的争论。第三个层面，这些改革都开始向某些最关键的环节，并且在今后三到五年当中必须集中解决，政府改革怎么办？政府方方面面的改革，一个现代政府的治理结构，一个适应未来发展的叫法治国家、责任政府、公民社会这样指向的现代政府的治理应该怎么做？现在还没有。政府多年的改革是适应经济的开放、经济的改革，基本上是单打一的进行机构改革、公务员体系，现在连公务员怎么涨工资也处在多难的境地。我想有这么三个层次，过去20几年前，打倒四人帮以后一场大争论，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大家团结起来往前走，我们现在意识形态在旗号上的创造的需求也紧迫起来。我想这三个层次的讨论，怎么引导？我想共识非常之重要，而共识说到底是和官产学媒，不但喜欢用中产阶级，也不大喜欢用经营阶层，或者叫中坚阶层，对这个国家富有责任感、终极关怀，承担着一定力量的阶层，他们能否形成公式。官产学媒，对眼下、对中期的前进方向的具体操作慢慢的，这是中国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们一个大民族在中间转型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这场争论不能很好停下来，挡也挡不下来，我们都有一个责任。通过思考，通过理论和现实的思考，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来把它深化，我想这是一个。最后，因为中国的改革方方面面都在展开，总体上来讲，我们处于一种深刻的二元结构的社会，还有城乡二元、内外二元，我们外需这块机制和体制与内需的这块机制和体制有重大的差距，还有垄断的二元，说到底还有政府和经济的二元，这些二元结构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比如像土地就带有二元性，成立国有企业的土地，最后企业不行了，可以卖掉，给职工买保险，农村农民的土地，种粮食可以，种农作物可以，但把土地卖掉给农民卖保险，这个问题就要打疑问。我们要分析现状，光靠国外的认识是不行的，光靠传统的和过去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才行。我们理论界也好，学者界也好，官员也好，这次讨论都是对我们的考量，对经济学家的一种批评，其实也是对官员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学者界的批评。迟福林：小敏提出了怎样思考当前改革的问题，昨天我看了张维迎写的文章，请张维迎接着发言。张维迎：文章匆匆忙忙写完，具体的文章内容就不讲，我提出一个概念，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我理解为四点含义，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要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我认为作为政府来讲应该整体来考虑。第二，你不能在没有可行性的环节考虑问题；第三，你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这是很容易误导了。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往过去看。高主任谈到一个意思，就是收入分配。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现在大家谈起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炒得更多的是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就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我这有资料分析，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来进行分析的话，26年当中，就平均而言，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另外，我们也发现，原来是国有企业解决的问题，城市就业人口当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牵涉到的基尼系数越高的地方。另外我们发现财政的支出目前来讲并没有用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如果各个地区政府的支出，像本地区GDP的比例，比例越高，基尼系数也越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第二，靠过去的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收入问分配的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刚才讲到2.5亿绝对贫困人口减到现在2600万贫困人口，这没有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第三，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需要更多的有效手段，不是简单的说国家财政比例增加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大家如果放眼从世界看的话，公立大学一个教授做了非常好的研究，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降低了。另外，如果我们看地区差距，实际上国外有人算过，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与地区差距相关的，就是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如果你进一步看，大部分的，比如2001、2002，有全面数据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甚至在0.3以下，0.35，都比较低，而一到全国就超过了0.4，这说明很大问题，如果每个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如果一些地方大的话，一加起来，基尼系数就很高，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是对的，我们很大分配问题就是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地区差距为什么有差异？无非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牵涉到体制改革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是这样一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要解决问题，只能是这些地方创造更好的环境才可以。第三点，我想谈一下，我们现在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讲，简单地来说，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讨论中国的问题。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政策，比如贫富差距的政策，损害到中国政府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我们有一部分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我们看一些系数，高级白领的工资年薪达到一百万，他就是一个劳动者，工薪阶层，达到了一百万，甚至更高的。普通的一个劳动者制造业一年还不到一万，相当于一百倍，而其他国家，世界深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也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怎么办？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层的压下来，另外一种办法可以把低层的抬上去。但是全球化以后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差距，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它是一个全球市场，他要拿到全球的工资，越是低技能的，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越少，因为拿的是地方的工资。中国高技能工人、高素质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这个差距是必然的。如果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技能的人压下来，人家跑了，不呆在这，因为可以移民，有很多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了法律的办法，要求不断地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不是一年一万，而是二十万，企业就垮了，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了。我想作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能移民，所以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昨天我和韩国一位教授谈话，他谈到韩国人也是这样经过三四十年，但是韩国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很多东西有困难要忍着点，意思是中国能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你们可能就完蛋了。我们韩国是经过了40年，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对收入分配和其他社会问题，关起门来还是封闭经济，封闭经济就平均主义也行，全国人民都高兴，就共同贫富，但现在共同贫富都不可能。英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英国的工会主义在国际上没办法走下去，没有日本人的话，英国的工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由于有了日本，所以改变了。所以，要提到一个高度的精神，这次改革的争论，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种环境下再讨论问题。迟福林：刚才维迎谈到从国际事业看中国改革。前些日子我在印度呆了十天，这十天我接触到一些中央部委说到农村看一看，我总的感觉，我们国内的一些宣传与印度的实际有一定的差距。印度的改革起步比中国晚了十年，而印度高层来看，印度的发展与中国相比相差15年左右，国际组织的一些代表认为至少在七到八年，我自己看可能要有个十年左右。但是中国的改革，这个差距正好和改革起步的时间是比较一致的，我就不谈了。我们谈到国际视野，春霖来谈。张春霖：如果说国际视野，刚才高主任和维迎都到减贫的问题，世界银行也做过很多研究，消除贫困最主要的手段是什么？应该说世界银行几十年有这样的共识，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主要的推动性。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推动减贫，全世界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我在几个场合利用了这个数字，国际的数字和中国的数字不太一样，因为用的是国际贫困人口的数字，每天消费一美元。按照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大概从1980年到2001年，在二十年当中中国贫困人口减少4个亿，全世界20年期间减贫一共减了3.6个亿，上次有同志说数子不对，怎么全世界3.6个亿，而中国4亿呢？因为撒哈拉的贫困人口是减低的，最后算出全世界20年期间一共减少3.6个亿，而中国减少了4个亿，相当于拉美国家和非洲贫困人口的总合。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减少的大量数据放在一起回归，最后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什么概念呢？在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话，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会加快0.24个百分点，也就是GDP增长加快1个百分点，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按概率来说，贫困人口的减少会加快0.24个百分点。所以，应该说邓小平这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仅是理论推断，而有着非常坚实的数据证明的，也是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减贫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所以，我想这是补充的或者复议刚才高主任和维迎的观点。第二，刚才谈到怎么看待这场争论。我昨天看到张曙光老师的文章，说经济学家当了冤大头，把腐败的问扣到经济学家头上，认为经济学家是罪魁祸首。讲到理性思考的四点准则啊，我还是觉得经济学家是否太书生气了一点，这场争论本身就不是学术讨论，这件事不像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反思改革，这场讨论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一种讨论，所以它本身不是按照学术利益出台的，我觉得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比如网上的情绪化的骂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言论，这种东西永远是这样的。包括发达国家的穷人也是这样的，只要是社会有贫富差距，总会有一些人使用这样的逻辑、使用这样的办法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按照这种规则来进行讨论这样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当中，经济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怎样介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或者像石小敏讲的引导这场讨论，我们不能指望媒体的评论家们隔三差五写一个评论，如果指望评论家写的评论用我们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都是言之有理、词之有据的，这也不太现实。另外，左翼的意见，比如对贫富差距的控诉、对富人的控诉、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如果翻翻历史，几百年都是这样的，你翻翻十五世纪、十六世纪空想主义控诉现在社会也是一样，这是社会阶层的一个本质特征，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可能改变，不能劝着他们说学着理性的说法，讲道理、摆事实，这个事情也做不到，在这种环境下这场讨论会走到什么地步，这是我刚才想到的。迟福林：下面请李罗力同志讲。李罗力：本来我们从地处一隅，在深圳，很偏的地方，这次来想来学习一下，昨天我们早到，高主任找了一些同志座谈了一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刚才高主任和石小敏也都讲了，我谈一些体会，有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现在的这场争论，争论也好，或者社会的反弹也好，其实说到底，就是那么几个主要矛盾，我认为现在我们一定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我认为就是要解决当前民众最关心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主要解决城市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的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二个问题，就是教育改革的问题。教育改革的问题，我觉得教育的一种市场化的趋向，不能没错，但是完全搞市场化的教育改革，忽视了教育公益性的理念是错误的，是扭曲了。所以在教育中间如何解决群众的弱势群体的这些子女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公益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医疗问题，跟教育问题也是一样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农村农民问题。农民、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失地农民，对失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间怎样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二是对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财政的投入，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怎么建设起来。我认为这四个问题是争论最激烈，大家最关心，对改革批评最多的四个问题，我认为在当前应该集中精力解决，从我们的政策上，从我们的改革方案上，要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第二个观点，昨天晚上王德培讲了一些观点，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现在在北京讨论，往往没有这个声音，就是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不能妖魔化地方政府。现在北京普遍的声音是妖魔化地方政府，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引起地方政府引起的，地方政府和官商勾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勾结，侵占农民土地。大家想想中国的农村改革，先从安徽开始，小岗村，然后推向全国。中国的开放也是从地方开始，比如先从深圳作为试点，从广东珠三角推向改革。中国的主战场应该在地方，真正20年推向改革的很多措施、办法都在地方政府产生，然后中央政府予以承认、推广。我认为解决现在社会矛盾也应该依靠地方政府，这里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刚才维迎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不同的地方遇到的改革阶段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群众要解决的问题、最关心的利益也不同，中央不重视地方政府，想“一刀切”，想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出“一揽子”的方案，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可能。你在解决沿海地区问题的时候，落后地区可能因为你一刀切的政策就受到损伤。为什么中央政策很多贯不下去呢？因为不符合地方的实际，在地方不能做，做不下去。从改革的思路，解决现在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要依靠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制订大的游戏规则，把大的原则制订下来，然后给地方政府充分的事权、财权、法律制订权，然后把这些问题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地方政府有办法。你让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发挥两个积极性，现在在北京听到声音就是一个积极性，总想中央政府出台一个政策，包罗万象，解决饲料问题的一个药方，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声音，重视地方政府，一方面扭曲了，一方面纠偏，错误了要考核，每个地方政府出台本地的情况出台政策，大原则出来以后他来解决，包括法律、包括政策，把事权、财权来让来定，而现在出问题板子都打到地方政府身上。你不给他实权、财权和法律制订权。中国这么大，想一个政策就把所有问题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从地方来的，我能体会到，所以一定要发挥地方积极性。第三个观点，刚才大家都谈论到这个问题，这次讨论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看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进入网络时代，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我们整个的民意的表达，反映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形势。现在包括中央政府，包括党的机构，用传统的手段压制、控制、封杀，最可笑的，我们在深圳，广东台时不时就凤凰台给盖了，动不动就封杀，广东封杀得很厉害。用传统的办法对待新形势下的舆论非常愚笨，共产党过去夺取政权是靠民主，是反独裁、要民主，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方法，现在怎么怕民主。现在关键的问题，刚才维迎等几个人都讲到了，我们怎样应对现在新的一种社会群体表达的方式，其实高主任已经讲到了。我们用什么方式？一方面怎样开辟一个正规的让他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怎样因势利导，刚才小敏讲了。说到底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怎么样面对新形势下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来用一种正确的办法，我认为包括这场争论，我刚才很同意春霖讲的，你说理性化，你让他理性化，情绪化也好，偏激很正常，他就是要搞，我认为主要是从大的问题、根本问题解决我们面对网络化时代的争论。第四个观点，真的要成立综合改革部门。现在改革为什么扭曲，从跟上来讲，就是部门利益趋向改革，每一个部门都要改革，改革的目标都是保住自己的利益、改别人的利益。我们说到底，看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不解决，现在以部门利益为趋向的改革，改革就永远扭曲。这个部门改革了，可能就伤了另外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领域或者另外一部分相当群众的利益。所以，确实应该建立综合改革部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现在北京经常讲到的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综合改革部门，比如发改委、体改委等。还有一种办法是地方推动，现在深圳已经成立了改革办，恢复了，改革办现在是设，没有设为政局级单位，只是发改局的一个副局长，但是作为发改局的副局长作为改革办主任又是市委局长和正局长，我认为其实还可以地方成立改革，把改革办恢复起来，恢复起来以后，把地方的改革通过一个综合部门来统筹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办法，从底下再巩固上面，现在到了综合配套改革的时候了，以某一个部门来操作改革，我认为这肯定是不行的。第五个观点，政府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要靠政府改革，所以政府的改革，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觉得政府改革有几方面：一是政府公开运行的公开、透明，这在技术层面可以解决。二是要在政府的运作上增加民主参议和社会监督。靠内部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行的，怎样用一种比较好的，现在有网上的愤青式的我们不应该，但给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好形式，也能因势利导化解网上非理性的争论讨论。三是确实要解决政府改革，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法律权应该放在改革的“一揽子”考虑当中。四是要把解决社会问题纳入到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原来GDP不对了，单纯GDP，现在讲绿色GDP，科学发展观，转变生产方式，这也纳入了，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纳入到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中。迟福林：刚才罗力讲的三个问题，利益表达、利益需求讲的非常好，下面请孙立平讲。孙立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还是接着春霖的话来讲，如何看待这场争论，我非常同意他刚才的表达。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而上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我认为定位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现在我看到了这样一场争论，产生了一个表象，就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需要继续来分析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再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利益的时代，尤其像利益关系，发生公共政策冲突的时候，对应的一点可能都是对的，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比如饿的人认为吃饭最重要，渴的人认为喝水最重要，想睡觉的人认为睡觉最重要，你说这个哪一个最重要，哪个对哪个错，可能没有对错是非。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对错，但又把对错的问题和路线的问题、方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导致争论，很容易使它意识形态化。所以，要使得这样一个争论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到一个理性层面，而是更多的增添理性的色彩，我觉得需要去认识这样一个争论发生的最基本的背景和基础。当一个时代变革的时候，语言和思维也需要变化。我们的理论基础，也需要相应的理论色彩和程序来说就利益的机制，相反的归结，要使利益的问题鲜明，好象只有把它意识形态化，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形，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和这个因素有关系。第二个原因，和结构因素有关系。结构的因素，我前几天概括为这个社会越来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我觉得有点超前，我同意更多只能当成趋势来看，形成这样一种结构有它独特的原因，所以这样一种争论发生了这样一种上层和下层相当对立，而且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下层越来越民粹化，我觉得对立情绪争论可是不小的，现在上层对下层，包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不自觉的就是体制的一种态度，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的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就像一个节日一样，所以这跟结构的背景也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不在，春霖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有一点不同意，归结为老百姓，我不这么看待，我们这些精英、学者有责任，我认为弄成这样的意识形态有责任，现在左和右都有责任，如果不用左和右来分的话，左一直在讲某种程度上来说，别看荒谬的左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有合理的因素，我把它叫正当利益的荒谬式的表达，就是说你仅仅看到这种荒谬其实是不够的，表达出来的东西回到旧体制，回到市场方向等等，表达上可能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去忽视掉它背后作为基础是有政党的利益要求，或者这种东西有这种背景。但是它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结果把意识形态弄偏了。所谓的右也是如此，基于正当的某些利益形成的这种右的表达方式，它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跟你这个是反对改革，像黄普平这篇文章就很明显的表达出这一点，黄普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写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的调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在90年代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挨了那么多骂，因为时代不一样，在90年代的时候，写的是由于中国的走向，所以这篇文章使得如何走向正确的方向上去，这次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你说改革不重要，另外一边理解为你还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坚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这样一种利益的表达，你完全是不屑一顾，完全是这样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知识分子有责任，学者有责任，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化，因为老百姓没有别的语言，而知识分子本身又往往推动了意识形态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也好，精英也好，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尽量考虑理性的因素。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我认为是必要的。现在来看，看起来分歧很大，甚至人民把情绪表达起来的时候，对立很严重，其实我认为对立没这么严重，相反这种争论当中，互相的抨击当中也存在很大的共识，就是大家对现状的不满，要求社会进行变革。但是这里我想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积极推动改革者应当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应当拿到主动权，而不是说把对改革的反思与推给在意识形态上很少的一部分人将来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符合改革的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其实背后有一个结，什么结呢？我认为就是左和右的结，就是怎样来看左和右的结的问题。因为这20年的讨论，包括我们去想问题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用一个两分法去想，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我们都是这样一系列的两分法。这两分法把它重叠起来，好象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我们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昨天在讨论当中我也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简单地把这个过程回顾一下，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利和市场造成的，最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最基本的观点说不平等不是权利和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说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再分配和市场，关键是看谁是老大，老大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老二肯定是弥补不平等，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说法，就是在中国走顺了，这是在不公平新制度里面来看，第一位的和第二位的经济整合机制，市场或者再分配，作用和方向一定是相反，一个造成不平等，一个来弥补不平等，但是中国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这两个东西走到一个方向去了，就像走路走顺一样，本来胳膊和腿是两个方向，但走到一个方向了。所以，世行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平均主义国家成为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国际上很多看法，或者几十年来很多看法的一个基础，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是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现在在中国，原来人们眼中两个人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这样使得背后理论的很多假设可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合到了一起，合到一起就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或者这个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这个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有一句话，我理解的意思，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过去的领导干部的的权利是绝对的，市场情况下受到限制，所以受到利益损害。我这不完全同意，过去的权利虽然很绝对，很强，但行使的场所和范围很少，恰恰市场出现了，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的机会和场所，所以这时候，这个权力就能卖出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过去的组合又有了一个说法就有了很大问题，过去一直讲三句话，现在讲第四句话，原来第一句现在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和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句话是这种结合是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为什么？用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去作上层建筑，用右的社会政策去作老百姓。第三句话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向左转，上层建筑向右转，第四句话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往左走。简单的就是把某个集团概括为左和右，可能太简单了。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以后，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涉及到我们究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选择是什么？它也涉及到我们应当或者不应当为什么付出代价。如果这两个东西不是结合在一起，又有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不付出代价。但问题是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后，究竟是作为过度的阶段还是定型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体制，现在还不敢说。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把现在的问题可以归咎为市场，解决的用权力参与市场，解决校正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把现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就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一个对立的基础，或者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如果把这两个东西，如果现在结合起来的话，面对的问题可能不是这样，面对是什么问题？面对的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结合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一个过去大的思路、左的思路、右的思路、市场的思路、国家管制的思路可能不一样，我想左右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这个基础是有关的。第三个大问题，昨天讨论到城市和不平等的问题。城市毕竟是社会的中心，我个人有一个判断，现在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在城市当中的问题，过去由于城市当中的改革和发展本身的逻辑所造成的问题的这个阶段已经基本走到了最高点。也就是说，包括改革本身造成的问题，包括它对弱势群体的一些伤害问题都已经做到了进一步走会朝好的方向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去年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一个人和美国外交关系学院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比如十年、二十年，可能中国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向城市转移，或者城乡关系问题，在城市当中进行。这样，我们可能面临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迟福林：下面请张晓山说一下。前一段刚刚给政治局讲过课。张晓山：会议之前，小敏跟我说的是一个命题作文，就是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当然，因为原来看材料讲，2005年改革年最后变成了改革反思年，2005年整个的改革一些大的举动恐怕是乏善可陈的。但是，2005年在农村这方面的改革步伐比较大，关键的是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这个改革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关于取消农业税我个人以前也讲过，取消农业税所解决的问题没有它引发和凸显的问题多，但是这是一个好事。取消农业税，一下子把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而且摆到议事日程上来，逼着在农村和各方面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所以，现在中央讲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深化改革，“十一五”提出来的是巩固农村的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该改革，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管理体制改革。这不是我今天说的范围。但是，无论是乡镇机构的改革和县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宏观的改革、宏观经济政治和宏观改革，涉及到整个格局问题，涉及到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这方面农村的深化入改革又遇到和整个的宏观改革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下一步农村改革能否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的一个基本的前途和制约因素。我下面用十几分钟时间讲一下关于农村的土地问题。去年的改革论坛有过专门的论题，我今天不讲了。通过税费改革之后，尤其在地方财政，以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农业大省和农业集中的产区，农业税取消之后，相应的财力的使各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无论是农户、村、社、地方政府，各方面都把眼光盯着老百姓的地，改变土地应用以及借地生财，这是很多的地方困境。这些行为对农村带来很大的隐患。2005年很多的地方的农民群体的冲突部分，60%集中在土地问题，关键是征地的分剖问题、土地出让金的问题，这些造成了恶性的事件，这样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2005年引起政策关注的问题是广东省的举措，2005连11月发布了广东省使用权流转的办法，这个办法我们原来介绍过，这方面不再多说。实际上是对现行的1998年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的很多方面的突破。《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当然说，兴办的乡镇企业，村民住宅经依法使用，经济体制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等除外，土地法的管理有些东西是有一定的弹性，但是怎么理解，我们现在讲广东的出台的东西和以前的国土资源部搞的芜湖的试点等等，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民对土地的使用，使用权的实现形式做了一些探索。另外，关于土地出让金的这方面也在进行一些探索。包括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农村集体非切实用地的市场扭转问题。一号文件讲的土地出让金一部分用于农村农业土地的开发和监督，另外加快征地制度的改革，这是2006年的1号文件都讲了。文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实践中也有一些探索，包括广东的南海以及芜湖等等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有两个问题，前一段包括学界比较多的就是农地转成非农用地争夺比较多，这块的收益基本由政府和企业各方面的地方政府企业瓜分，政府作为第二部分生财。然后农村在转值用地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收益，这是比较突出的观点。包括在改革这么多年，我们有几万亿的收益，从农民那里拿去的。这部分，国土资源部的领导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归于国家不用于社会，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原则，包括提到当前国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土地收为国家所有。这里包括国家为了公共意义就是把土地收为国家所有。但是，国家社会本身是一个比较虚的，就是说增值税到底归谁？现在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包括公共利益怎么界定，公共利益背后谁是代表公共利益，这里面往往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原来我看老孙写了一篇，现在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现在属于国家和社会，最后落实到部门和集团。所谓的公共利益，我们原来讲过，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土地开发很多最后真正收益的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农民讲的很清楚，国家为了要征地，建高速公路，我们好像很低价的把土地给你们，开发之后最后给公司手里，公司拿到土地是作为公司的自己的利益。所以，农民就不干了，觉得在这方面吃亏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利益问题。所以，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名，实际上使用的是既得利益的集团之实，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冲突。这是第一。第二，增值收益。目前看到的很多这方面的观点，没有说所有的增值收益都归农民，只是在增值收益中给农民补偿，包括土地保障，没有土地给新的生产饲料和就业机会这方面谈的比较多。包括土地换社保，给失地农民生存权、发展权，这块谈的比较多。并不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给留给农民，而且留给哪一部分，不可能说把土地增值留给成交的农民，使他们暴富生活，这也不符合社会的公共原则。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和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一些观点。第三，就是集体建设用地进入一级市场，这是很多的学者呼吁的无问题。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能够进入土地市场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的收益。实际上也是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农民的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订规范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法律，这是一种学界的观点。当然，另外一种观点国土资源部讲的，应该由政府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认为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垄断，既不可能控制投放数量就不可能产生租金，就不可能有偿使用。单个农户不可能垄断土地市场，如果政府不能严格控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数量，土地势必贱买，不仅不能筹集城市建设的资金，而且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所以这是比较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垄断是为了产生租金，有偿使用，最后能够保证土地增值收益。如果不垄断的话，就会严重损害人们的利益。所以，我想，政府的垄断最后实际上垄断的收益到底归谁？这还是刚才讲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谁来代替集体？显然不是一个单个的农民进入，而是一个集体的问题。所以，涉及到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宪法讲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谁是集体，谁代表集体行使权利，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实现行使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集体，都是讲干部，温家宝讲，集体经济之所以溃败，就是集体经济沦为干部经济，谁是集体的代表，这是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有一次一个领导提出问题，就是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一个是集体转为非农业用地，还有就是农民种地的时候，这个集体的所有权怎么行使？怎么体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集体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在经济权的实现形式就是地租，就是集体向农民收地租，但是集体由农民组成，农民就是向自己收地租，或者作为集体的代表，把一部分地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没有承包费了，村里的运作靠谁？怎么搞？是不是收取地租了？有这么一个理论实践问题。这里我们考虑，因为现在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世界上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独特，或者是国有或者是私有，对集体所有怎么实现，这里设计到很多理论实践的操作问题，包括农地专为非农用地，是不是能够进入一级市场？谁来运作，我们讲很多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等等，这是一个。另外，农民自己种地的时候，这个集体的所有权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但是集体的所有权怎么体现，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关于农村土地的问题。第二，关于城市化和农民工的问题。刚才前面讲了，实际上罗力也好、老孙也好，讲到农民工的问题，讲到城市这块已经到了谷底，下面可以往上走，但是农民工尽力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各方面的热点，但是有不同的意见，典型的意见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反映的思路是城乡割裂，城市人率先现代化，农村人就地城市化，所以，有的观点认为是不是从农村做起，而是从城市做起。头二十年要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不再回去的问题，所以，建设新农村的问题的主战场在城市，先要城市是的空间改造为开放的结果，门槛降低，让农民浸得来，住得来，再来谈农民工的问题，这个新农村建设是随着城市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等等形成的。2005年出来的政策，1号文件我不多讲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原来讲注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但是有一种观点，初次分配如果扭曲比较高的话，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初次分配是劳动者原始占的份额，农民工和城市的职工，在2004年之前，差别是将近一万块钱，78年到2004年城镇职工的货币工资是765元到16204多元，原来是五千到六千元，农民工经常说二十年前自己挣多少工资，现在还是挣这么多工资，城市的工人的工资上去了，但是农民工没有涨，所以，这样考虑一下，低价的农民工给城市补了5000多亿的资本，他们可以用这部分钱补充家庭的活动。所以，有初次分配扭曲的问题。这里有几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劳动力价格扭曲，恐怕不能说，因为市场调节，工资由市场决定，这是公平。第二，我们讲到很多的欠薪、讨薪，农民工跳楼的问题，这是法律供给不足，不能说市场扭曲。因为法律不执行，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来，农民工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能干这个活，只能拿这么低的工资。第三是国际竞争力，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低工资有关，如果提高农民工的问题，势必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几方面的典型的观点。这方面相应的一些分析我认为，一是初次分配的扭曲和市场的扭曲是两回事，因为在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的原始收入包括三部分，一个是劳动者收入，福利资金和津贴补贴其他收入。根据劳动法，根据参照比例是八千，企业社会责任，劳动争议，应该说收入，比如说工资按照市场决定，但是社会的福利，包括劳动条件待遇这些方面很多都是处于被积压的状态。所以初步分配的扭曲应该从这方面理解，等于农民工没有基本的保障，如果农民工断了胳膊就回家了，回到家就成为农村的负担，吃救济等等，这样农民工一生当中最好的几年，他的光阴、智慧都在城市里用完成了渣子或者半废，回到农村成了农村的包袱，所以，初次分配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初步分配的扭曲来自于二元结构，和行政机构和干部考核机制的错误定位，这里是权力和基本的结盟，官商的结合，包括山西煤矿等等，看得很清楚。最终，社会政策把最底层的老百姓给惹了。上面的左的意识形态把精英给惹了，实际上把农民工给惹了，农民工一个是自行收入再分配，或者走入极端，有一些恶性的事件或者过激的抗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基本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农民工，所以说主战场在城市，解决农民工主战场在城市，这个观念我不赞同，因为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两块政府要做的，社会福利的问题，劳动条件的问题，这都应该是怎样来做的。但是工资的问题，还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决定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农民工从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有限供给的是哪部分，是素质比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这部分人是缺的，有一定的所谓的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岁数大一点，识字比较少，只能写名字的工人，那部分的工人很多，但是，这部分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对称，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低下，本身就在于农村没有提供一个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本身的能力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讲农村的整个的社会事业各方面的滞后。这又最终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的调整，公共事业、社会事业更多的向农村倾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农村解决，真正的使农民工本身的工资待遇提高，相应的支付在城市定居的成本，这样才是真正所说的04年43%的所谓城市化变成真正的城市化，使这部分的边缘性的亚城市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所以，主战场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应该是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和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彼此是良性的互动的关系。迟福林：下面请谢平同志讲几句。谢平：我现在忙于经商，不怎么搞学问了。我把最近的金融改革和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争论和刚才说的大的争论有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分析，有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可以分析。我感觉多少有点联系，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争论比较大。第一个争论，该不该把一部分的股权卖给外国人，听起来有点意识形态的味道。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把中行、建行，包括工商银行三家银行的10%到19%左右的股权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银监会对外国战略投资者也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我们三家行都引入了外国战略投入者，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的前提是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卖一部分股权给外国的投资者。所谓的国家长期内绝对控股，我想在十年内，甚至十年以上，会国有控股在66%以上，就是三分之二，这个概念在这，不是51%，为什么一定给战略投资者？人民银行、银监会，正方的意见是老外，尽管我们缺的不是钱，但是外国人可以带来治理结构的改善，带来新的技术，带来管理和风险控制，而且不排除外国人直接参与大银行的副行长的级别的高管，名额都让给他们，董事会有他们的董事。反方认为这么做太过分，国有银行怎么能这么做？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尤其是建行已经上市，建行上市可以看出来，这么做从经济上是划算的，尽管我卖给美洲银行10%的股份，但是，建行上市以后现在的价格已经3.7元，1块钱1股，现在已经到3.7股，虽然我没有卖，但是市值涨得不得了，如果卖的话，可以把过去的不良贷款弥补掉，我付出的成本可以弥补掉。所以，从最终的上市价格看这一步走的对的。同样的案例发生在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正因为有汇丰的引入，所以，价格比较高，已经涨到4.7元，有一段时间涨到5.2。这是第一个争论按的问题。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卖给外国人的价格是不是太低了，所谓的贱卖，这也有点意识形态的味道。我们卖给外国人，当时的情况，卖给美洲银行是每股净资产1.15倍，不到1.2，后来卖给大马西是1.18，很多人认为价格太低。他们认为IPO的价格达到了2.35元，而卖给美洲和大马西的价格折成现金绝对额是1.2元，认为这些差价被老外白白的赚去，但是，老外冒着很大的风险，事后看赚了钱，但是事先看，如果他不进来，上市的IPO价格不见得这么高。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从现在的建行、交行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来，如果当时抬价，人家跟着你抬价，也许你抬价人家就跑了，婚姻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很难掌握谁对谁错？因为美洲银行和建行谈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出的价远远高于当时花旗的价，花旗就是1块钱一股，你们建行一塌糊涂，你们就是借我们花旗1块钱1股的招牌上市，我们一分钱不多出，而美洲银行出到1.15，再往后就不出，这时候就得拍板，卖不卖？之后上市。后来我们拍卖，跟美洲银行拍板，多一分、两分没有什么意思，1.15，多到1.22，这个很少，不上市是几千万，但是上市的话，就是三、四亿，这个基数很大，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卖，这个价远远高于每股的净资产。现在有争议，认为价格低，第一，这个价格比IPO的价格低的多。第二，有一个案例，花旗招标广发，出价的非常高。花旗非常后悔，因为和建行没有谈成，而现在就剩下广发银行了，所以他们出的非常高，他们认为广发这样的银行都出这么高，你们建行才1.15元，但是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建行上市了，中行马上要上市，工商银行也马上上市，所以，行情特别好。最后把我们的烂银行的价格带下来，因为都没有了，最后一个谁多不要的就是农行，这和新农村建设有关系，最后就剩广发了。第三，外汇上市。最近有些人提出来，中行、建行、工行三大行在外国上市，为什么不在国内上市，有人认为是卖国主义，市场边缘化。我解决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我们等不起，不知道股改什么时候完成。第二就是在国内要排，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上市，而在国外没有时间要求。第三，在国际上透明度的标准、监管标准对我们的大股东来讲是有利的。因为要求越严格，保护投资者的能力就越好，对股东来讲越有利。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国内的证监会，建行这么大的行，两顿饭就搞定了，但是建行永远搞不定美洲银行，所以，我希望搞不定的来监管它。所以，国外的会计制度、国外的透明度、国外的监管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是很好的保护。这里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果，应不应该国内的股民分享，很多的经济学家说，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把中行、建行的历史包袱清理干净，然后海外上市，每股3.7元，如果每股4块钱国内也能够买，这样国内的人有能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个话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严格的从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的逻辑来看是不成的。什么叫做改革的成果？股票的改革，每个投资者买来都承担很大的风险，你怎么知道会涨或者会跌，股票本身不应该说改革的成果，本身任何的有钱的人是投资，中国居民之所以没有办法买H股，完全是因为人民币不可兑换造成的。如果可兑换，我在香港上市，中国的居民也可以随便买，所以，这是我的一种答复。另外一种答复，只要国内市场好了，随时中行、建行都可以响应，路是通的，只要证监会同意。我以前说了，中行、建行随时上，可以增发，随时都可以响应。但是，要中国的这个制度改好了。还有最后一个争论，国有银行的改革让外国人持股，到海外上市会不会影响所谓国家金融安全？这里就细分了，什么叫国家金融安全？过去肖刚在新华社的文章也进行了阐述，现在最典型的就是建行，建行李董事会有外国人，高管也有外国人，又海外上市。什么叫国家金融安全？首先是这个国家不发生像人民币货币危机和汇率危机，这些和我们H股没有问题，是中央银行的问题。还有就是自身的系统会不会崩溃，这和商业银行没有关系，和商业银行有关系的就是客户信息，从交行、建行外国人持股以后，外国人愿意看，个别部门经理能够看见，但是不见得能够上升到国家的金融安全，也够不上。因为实际上全世界的前一百的大银行都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大银行，我们还算国家控股66%以上，世界上第一大银行大股东超过5%的持股都没有，系统怎么弄，银行有自己系统的保密措施，这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并不见得特别的有关。我们提出来好象这个银行让外国人持股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安全，这个命题本身有一点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个东西大家争来争去，没有什么特别的结论。从银行改革，其他的汇率改革、利率改革，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介绍了。从国有银行来讲，工、农、中、建这次改革的争论如此之激烈，文章如此之多，和刚才的说的争论有某种联系。只不过银行的改革更技术层面一点。李曙光：我从改革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争论分析谈一些看法，我们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比较大的改革争论，可能主要是基于改革当中三个比较大的盲点：一是改革走到今天，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对于改革的定义应该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和二十多年前启动时的改革，以及进程当中这么多年的改革发生了冲突。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老百姓的心态，还是从领导者的心态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改革的战略、改革的路径，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变。改变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我认为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可以佐证其他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的经济改革走的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但是，目前社会治理的方式还是沿用以前的方式，特别是这一届中央政府，我个人感觉为什么现在成立消防队，整天处理消防栏的问题，是基于对战略改革的深层次的认识。我个人反对“十一五”规划这样的搞法。“十一五”规划，严格说还是在传统的改革思维框架下的规划，是一种政策宣言。“十一五”规划，我们搞的程序，从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到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最后“两会”讨论，全国人大通过。这样的一种程序，目前只有《宪法》能够相比。但是，“十一五”规划严格说来就是政策宣言，没有对政府的具体指标要求，据说现在是六个指标，包括降低能耗和翻两番，但是这些标准不能说是可操作性的规划。最重要的就是“十一五”规划没有用法律的角度来做，包括它的问责制。对于起草、制订、实施、完成这个规划，有没有法律的问责制和可塑性的法律机制？如果没有，费这么大的劲，发动这么多人，对地方政府影响这么大，搞这个东西最后在实践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效果。所以，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如何走向用法制化的手段来做“十一五”规划也好、治理也好，包括改革。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定的所有的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为什么这样说？传统的改革，很多人认为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中国二十八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底层的。刚才有几个发言，我觉得还不是精准，为什么不精准？可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更多的看到物质利益的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对改革前途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应该说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达上不是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的，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可能更重要的我认为是权力的贫困，主要是这几个：一是目前这样的侵权的数量。昨天有一个小会，王梦奎讲了一个数据，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去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500万倍，这是不是我们的社会不稳定也增加了500万倍？实际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的老百姓权力贫困的现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就是在表达渠道上。可以说现在有几个发达的渠道，一个是大家说的网上，二是上访的，刚才我说的数据。三是本地的抗争，甚至是演化成一定的暴力的抗争。原来中央政法委有一个定义，关于群体性的事件定义是三人以上，现在数字提高了是20人以上，去年是8万多起，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本地抗争。其实上访是以命相博、以命相抗，这样的表达的渠道是非常不畅的，下一步权力贫困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在改革的动力上，我们要建立新的维权渠道，原来我们是靠领导批示，政府的市长、省长到中央总理的批示，个案的解决权力的贫困问题，用传统的行政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可能更多的是将来如何通过一个程序正义的方式找到一个司法的渠道。这方面涉及到法院方方面面的改革，提高现在的法官的素质，还有就是专家。我认为第二个盲点是动力机制，因为权力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第三是改革领导者的盲点。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的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主导改革。我们目前的机制可以说是在一个政府的部门的权力争夺上。如果把这样一种政府部门的权力的争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不清晰，整个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际不明晰，如何引向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刚才有人讲成立综合改革部门，我们立法中大量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个人对成立综合改革部门表示赞成，但是我不认为综合改革部门就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成立新改委或者这样的机构，现在的问题不是不在于有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做这个事，反垄断法也遇到这个争论，到底是把这个机构，价格垄断在发改委，市场竞争在工商总局，公平竞争是商务部，所以，学者认为搞一个正部级的单位成立一个执法机构，但是现在很多的协调也在法制办，立法在法制办，他们也协调不了，他们也对付不了各个部门的利益，最后到总理那去，一个总理面对这么多的部门的卡位和部门权力争夺，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把改革的平台如何转移或者构建新的平台，很可能对议会机构的重视，要建立新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平台上如何引到立法机构上去。所以，下一步的走向，改革的主要的走向是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立法的平台。下一步肯定是对立法以及各个方面要争夺的。今年来看，立法上有六个大热点，一个是物权法，《物权法》在法学界也有争议的，但是不是一个形态，我个人比较反对搞《物权法》，我们反对搞《物权法》是从专业的角度，国内的民法学者大多数是从大陆法系过来的，物权比较学术化，因为他们用了大陆法系的专业术语，实际上英文版叫财团法，我们的很多的公司法、证券法都是物权法制度，搞物权法和其他的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全相配，从法理上来讲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搞财团法更适合中国的事情，这就引到意识形态，用专业的术语来否定物权法。这不仅仅是恐限权的问题，而设计到中央的高层的批示。但是，有反应了目前的立法者对目前比较大的立法缺乏政治上的统筹。我们今年涉及到物权法、反垄断法、税法、预算法、破产法和刑法法律制度的制订，如果说原来我们的立法更多的是技术形态，比如说公司法、证券法，更多的是技术性的立法，社会公众的参与是比较低的。目前这些立法，我刚才讲的七个方面的立法都涉及到公共政策和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每一步法律都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包括像反垄断法，反行政性垄断要不要加到反垄断法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改革不到位，不能归到里面去，建议把反行政性垄断去掉。但是，现在的行政权利，对于市场公平竞争，滥用行政权利对市场公平竞争的限制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没有反行政法的规定，对反垄断法就基本没有什么作用。现在的预算法就是政府部门如何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国有公共部门预算和社会的财政预算的问题，国有资产的资本运算，现在国有企业一分红利不交，留给企业发工资，这是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给本企发福利，但是大量的挪用国有资产之后和纳税的人来竞争，这是公平的，这是一个预算法和财政法的问题。我们面临都是非常棘手的，涉及到老百姓政府部门以及方方面面利益的事情，因为我判断下一步改革的走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把利益博弈的平台转移到立法上，每一个制度，新的立法出台，将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总的感觉可能下一步改革，包括吴敬琏教授看到金融时报采访我的文章，专门找我去说不同意我的观点，说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律学家就能治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作者、会计职业工作者，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那么，我们的改革会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不是学者治国，不是这个概念，但是可能更多的重视，包括专业人士和公务员都是有法制理念的，都是有法律技术的，这样一来，我们下一个时代更多的是走向法制的时代。迟福林：这次我去印度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有法不依相当严重，不仅是其他的法律，基本法法律的执行程度也是20%，不到30%。像这样的国家，法律执行当中最基本的法律层面到20%-30%的层面，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有请贺卫方讲一下。贺卫方：我来自高会长说的写一封公开信，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和那位哥儿们是同志，而且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我们俩搞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们在右边。如果别人坐错位置了，他们知道是让给我们，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怎么回答问题，而且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他是完全的毛泽东主义者，他一直抵制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他对邓小平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却是怀恨在心的。刚才大家谈了很多非常宏观的不同角度的问题。包括李曙光教授刚才谈到的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改革遇到一点点问题，还有背景上的因素，我自己理解有两个背景，我稍微补充一下。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刚才李曙光也谈到，单边突进带来的必然性。威尔分析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许多国家的大革命发生崩盘，不是因为不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静，不改革反而会出现暴力化的东西。所以，改革过程中，如果不是立体交叉，多条腿同时推进的话，这样的改革会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改革而社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第二方面的一个因素，涉及到改革的大方向的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左边的朋友他们旗帜鲜明，灵活执掌，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甚至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开创的立法传统，苏联都变成的今天的坚持的方向，他们可以这么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政府可能害怕这样说法，打到政府的软肋，吓得要命，马上委员长督促高级干部到他那请教到底怎么改。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线，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高尚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凡事要左三分，左比右好，左是革命，右不是革命，凡是是左好，是革命，到处可以批评人家，最后得到好处的就是这些人。贺卫方：所以，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包括十三个学者上书，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因为侵犯了自由，践踏了法律，而且有一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机构，不断的行使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中选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我们明确的清晰的表达观点是否更好的形成改革话语的形成，有些人偏向说改革错了，当然这也不见得不正当，我同意立平说的，有些人在体制类畏畏缩缩、忍辱负重的往前走，别说错话，还有一帮人不是体制的敌人，到底清晰的表达了自己，这样形成了更好的一种平衡。过去我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的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和敌人剥离开来，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所以，我想形成这样的机制。我接下来简要的讲一下法制方面的几大的问题，点到位置。第一方面是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来，说参政议政，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杨启先：这次网上报导说这次“两会”的保安人员动用了65万人。贺卫方：所以，人大的财政职能这方面的东西太多。第三方面，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第四方面是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的司法体系现在正在稳步的下降，司法的地位稳步的下降。现在周永康同志到最高法院视察工作，肖扬向周永康同志汇报工作，全世界讲法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叫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近开的是“十六”大，“十六”大政治架构很严重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越来越不独立，最近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地的强化，而不是弱化。第五方面，我们的规则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最高法院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法律受理不受理什么案件，是法律规定的，我们拒之门外。规则混乱不堪，红头文件高于法律。第六是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第七，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问题，法律的明确清晰问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总而言之，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迟福林：我们今天是内部的座谈会，讨论一些很难讨论的问题。张曙光：刚才听了好多非常好的发言，我想讲几个问题，一个是争论，刚才说的都不错，本质是利益的争论，而且这个争论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招牌，二是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就拿刚才说的“孔宪泉”对物权法提出的意见，也是高层的意思，有点像大字报的味道。可能这几个特点是需要考虑的。改革的过程很简单，以至于到现在到底形成了什么东西，我不想用别的带有某种褒贬词义的话，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美国是一个，法国是一个，韩国是一个，新加坡是一个，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中国有点像，对于德国的市场经济，我觉得形成这样的东西，刚才几个人说到了，首先与我们的选择有关的。这一点，我同意杨继承的一本书讲的话，就是《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闹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民族问题，中国把帝国主义赶跑，中国人致力于世界之林，但是毛泽东遗留的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这两个遗产，谁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改革二十多年，在坚持另一个遗产的情况下解决贫困问题。由于贫困，由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基础不牢，腰杆不硬，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到现在来看，确实贫穷落后的事情大家看到了，事实摆在这，他刚才说的是单边独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遗产现在还是在继承另一个遗产。所以，我想考虑一下，几种市场经济其实是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有四种模式结合起来。昨天有一个人在讲，陈志武讲了四个东西，几个框架，他把现在把中国放在第四种，非市场、非民主、非议会的里面，我认为不恰当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是一个非民主的、非待遇制的，但是是一个市场化。其实经济上的很多的自由度比人家好多了，现在市场的经济自由度大了很多。从这一点来说，从世界上来看，尽管市场是一个多元的，和政治上基本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世界上凡是有市场经济，不一定有政治民主，但是，有政治民主必然是市场经济。所以，从中国现在的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现在有个问题，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小米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贺卫方：所以，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张曙光：这个变化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出来。比如说广东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农民工打工断资在职，因为劳动条件、卫生条件非常差，农民工到那以后断资的问题发生相当多，所以，现在珠江三角洲从乡镇医院等等都有断资在职，而且供给的原因，基础提高的很快。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而且相应的能够给农民工提供的法律的部门，比如说番禺的打工者之家，现在仍然不让它以非盈利组织登记，以盈利组织登记，而且公安局、工商局经常到那名义是检查，实际是给我老实点。另一方面来看，今年一件事情非常清楚，中石油政府给它补100亿，以什么名义补？“819”给它一定的行政能力在里面，而且补200亿，说是由于价格的原因。刚才有人说，资源这一块补偿占用或者计价占用，占用了多少？而且这是补给外国人的。所以，政府的屁股坐在国内的业主和国外的业主之间，就偏向国外的业主，而在国内的劳工和业主之间，他就偏向国内的业主。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再讲一个问题，过去讲市场解决效率问题，政府解决公平问题。我认为市场是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因为竞争本身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寻找它最有利的实现自己的目标的途径，这是竞争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决公平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实在国外内的状态里面已经清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政府在解决公平问题，还是在加剧不公平的问题？看很多表面的现象，似乎是平民政府，似乎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说实在的，以这样的东西来解决不是这样的问题。比如现在教育里面的经费的问题，用在基础教育是5%，用在高等教育是95%，为什么用在高等教育95%？而且对学校现在来说，不要独立思考，只要听话、不惹事就可以。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大家都去追求金钱，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为什么这样？恐怕政府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点，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社会的领域，大家把领域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恐怕要再看在这两个领域之上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社会伦理公共领域，或者是自主公共领域。我们说的公共领域是强制性的国家领域，而那个领域是自主的公共领域，而这个领域，不管理论上怎么解决，理论上有分歧的，但是，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成功恐怕对于这个领域归属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想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里面这个领域的归属是和政治领域相结合的。不管西方的思想也好，还是传统的儒家社会思想也好，这个领域和那个结合在一起，社会的文化统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东西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脱离出来以后，它回归到私人的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说和资产结合起来。从唐德到“哈毕马斯”这些人说这个社会有一种公共性，我们不管分歧，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再来看，我们的社会说实在的，我们转型以后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消灭伦理的基础，整合社会的伦理基础，我们现在是在小米层面，为什么？我们这套意识形态，这套东西，说实在的连最上层都把它当做弃物在里面。当他移交权利的时候，他去说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按照宪法办事，但是当权力到手之后就完全不管这个事情。这套东西没有人，整个市场化以后，又把整个的潮流向金钱方向去，这个社会里没有这套观念，所以，我们把整个的市场转型以后，伦理公共领域的基础全部破坏。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所以，确实对中国的问题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同意刚才卫方讲的，我们把这样一套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市场已经在社会的现象的层面已经形成，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条，前面我们已经是单边独进了，后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恐怕简单的一个三权分立、简单的新闻自由能不能保证这个社会，我看值得打一个问号。我自己回过头来想，我们过去把转型过程看的太简单了，从经济领域里扣这些东西，俄国的什么东西，其实太简单了，就是把政治问题都考虑进来都不够，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迟福林：今天上午十一位同志做了发言。研究会请大家来开这个会，就是在当前比较复杂和比较的关键的改革中间阶段，就当前的改革形势以及下一步的改革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些东西，对促进改革产生一点作用。所以，很希望在今天下午的讨论基础上，我也想，对在座的各位专家来讲，更现实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推动改革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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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定于2005年7月23日——24日在北京举办“2005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现在继续开会，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我叫魏加宁。今天上午有幸请来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部门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演讲，首先我们邀请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司的副司长孟庆欣副司长给我们进行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2005年中国物价走势分析及预测》。孟庆欣：这个材料是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开上半年经济形势会的时候我的一个演讲资料，当时的题目既有价格又有城市收支。主持人给我任务就是上半年经济形势，这上面是城调总队，上面单位写的是城市调查司，最近国家统计部内部机构改革，把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名字改成城市调查司，所以我们现在接着沿用一段总队的名称，对外还是叫城市调查司。我们城调总队主要的业务有两项，一项是调查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也就是收入和消费；再有一项更重要的调查指数，就是调查价格变化情况。目前我们城市社会调查总队，编出价格指数主要有以下，生产投资领域有工业品，原材料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还有房地产价格，其中主要房屋销售。消费领域价格指数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还有一项是商品零售价格，目前各界最关心的价格指数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工业品价格，一种是消费品价格，还有一种居民消费价格。下面我分别把这几种价格变化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价格指数的增长情况向大家一一做介绍。先讲生产投资价格，第一个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6％，其中6月份上涨5.2％。作为一个企业要购进原材料动力，比如电力等等，这样要编制企业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价格指数，第二项就是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9.9％，其中6月份上涨9.7％。再会有关一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反映的是投资领域价格的变化，比如工本费、设备，再有买一些原材料还有一些备用方面的变化情况，这比去年同期上涨1.7％。第四项房屋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8.9％。第二项大的消费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上半年上涨2.3％，这里同期就是比去年上半年上涨的情况，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2.3％，其中城市上涨1.9％，农村上涨2.9％，6月份上涨的情况多一些。第三项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1％。我们再细看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情况，上半年受原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影响，整个工业品的价格继续上涨，比去年同期相比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9％，尽管上半年上涨幅度比2004年全年上涨幅度分别减少了0.5和1.5个百分点，但是总体涨幅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个统计图一个2004年比2003年上涨的图。一个是2005年比2004年上涨的图。今年上涨的幅度还是不小。再看看工业品价格，各月的变化情况，上半年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比较平稳，也就是比去年同期，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二季度比去年二季度比较平稳的，上涨5.6％，各月涨幅在5.4％－5.8％之间，二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6％，各月涨幅在5.2％－5.9％之间，整个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1％，各月涨幅在9.7％－10.7％。二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各月涨幅在9.0％－9.9％之间，右边的图是今年各月和去年相同的月份价格比较示意图。工业品价格的环比涨幅差异较大，也就是今年二月比一月，三月比二月的涨幅。从月环比价格变动看上半年各月环比价格涨幅差异较大，出厂价格购进价格涨幅均是1、2月较低，3、4月达到高点，从5月开始回落。工业品出厂价格里面还分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我们分析这两个价格的变动情况。上半年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7.7％，影响整个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约5.6个百分点。整个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主要受生产资料出厂价格上涨的影响。这里有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和去年上半年相比是持平的，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这其中如果分类看，食品类上涨了1.5％，衣着类0.7％，一般日用品类上涨2.2％，耐用消费品下降3.3％，从4月份开始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升转降，结束了自2003年12月以来低幅上涨的局面，5、6月份继续保持降势。总的来看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变动不大。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价格走势。上半年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受这个影响国内也先后调整了原油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其下降幅度远远低于上调的幅度，在这期间原油产品油出厂价格有上调也有下调，但是还是上调的幅度比较大，所以原油成品油的总体涨幅仍然很高。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原油出厂价格上涨了31.1％，比2004年全年提高10.8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大约1个百分点。成品油中的汽油出厂价格上涨17.8％，煤油上涨12.7％，柴油上涨20％。再看煤炭，煤炭市场的供需矛盾在上半年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尤其是进入第二季度，由于各地电力紧张，对电煤需求增加，同时运输能力受“限超”制约，致使煤炭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上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上涨26.1％，其中，6月份上涨25.9％，原煤出厂价格上半年上涨26.3％，其中6月份上涨26.1％。这幅度都是相当大。再看钢材，上半年为了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涨对国内的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国内钢材价格出现回落，但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上的一些大钢厂上调了钢材的出厂价格，国内钢材出厂价格也继续上涨，上半年黑色金属压延加工业比出厂价与去年同期上涨7.7％，其中比2004年低11.2个百分点。这主要分品种。再看看有色金属，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国内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1.9％，其涨幅比2004年价格上涨5.5％到18.3％之间。再看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其中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涨幅较大，分别上涨15.7％、10.4％、14.9％和12.1％，其余各类产品价格小幅度上涨。这个图是我们调查的九大类，我们分析一下工业品上涨的主要因素，一是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增大，从02年底起，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很明显，到04年已上涨到7.8％，是1996年以来上涨幅度最高的一年，也是拉动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目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仍未缓解，特别是原油、煤炭、电力、运输等供应紧张已成为制约经济运行的瓶颈，并在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第二个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美元贬值，将加大对我国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影响。05年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仍将继续走高。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资源消耗量比较大；同时国又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对国外的资源依赖性较强，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国内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国内成品油和液化气价格，并迅速在化工、运输等多个经济领域产生连锁反应，诸多行业面临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此外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与美元汇率挂钩的人民币跟随贬值，促使我国的进口成本大幅度上涨，将进一步增加国内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压力。我们国家最近对汇率制定了新的政策。分析影响工业品价格总水平的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影响04年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在05年仍将发挥作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加上2004年涨价的滞后影响，05年下半年工业品价格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上涨压力，初步估计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在5.8％左右。这是一个预计。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7％，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投资品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7％，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1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涨1.8％，二季度上涨1.7％。其中建筑安装工程价格上涨2％，涨幅回落8.5个百分点。下面看房地产价格，今年以来国家为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引导和调控，及时解决商品住房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并产生了积极作用。上半年，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查结果显示，从7月份开始我们将调查70个城市，上半年调查的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总的来看价格仍继续上涨，房屋销售价格也在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有所减小。这个表房地产价格指数目前三项，一个房屋销售、土地交易、和房屋租赁。这里同比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一季度，环比就是今年一季度比去年第四季度。35个大中城市中房屋销售价格比去年同期普遍上涨，涨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城市是，上海15.4％，杭州13.2％，青岛12.1％，成都11.6％，厦门11％。不知道跟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吻合？我们分析一下房地产价格涨幅仍然很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供需矛盾紧张，供需总量不平衡，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比方说经济适用房是老百姓需要更多的，但是往往我们这方面做得比较差，总体来看，中低档房屋供应量少，房屋供不应求，钢性需求客观存在，老百姓还是需要房子，但是他需要供应的量很小，高档的买不起。在地价、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建筑安装工程价格、金融费用都在上涨的情况下，房价的降价空间不大。因为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三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仍然不够，一些调控政策，措施仍然没有区域针对性。信息不透明，信息引导不正确，价格监管仍比较薄弱。四是企业压力增大，有降价意向，但担心市场出现混乱，不敢轻易降价。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市场惯性，下半年我们预测房地产价格仍将继续在高位运行，价格涨幅可能有所回落。预测下半年三种价格上涨的情况。讲一下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看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继续延续去年以来温和上涨的趋势，去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但是上半年涨幅是明显回落。粮食价格由涨转跌，食品价格上涨对价格总水平的上拉作用明显减弱。居住类价格明显上涨，服务项目价格涨幅平缓，价格传导效应增强，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缩小或止跌转涨；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影响明显减弱。和去年同月比今年6月份比去年6月份消费价格上涨1.6％，其中消费品上涨1.0％，服务项目上涨3.7％，扣除鲜菜、鲜果，鲜菜鲜果是时令性消费品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扣除这个和燃料的影响，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9％。就是说鲜菜鲜果和燃料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在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上涨2.3％。这是走势图2002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走势，不同的比较，蓝色的是和上年同月相比，红的是上月相比，黄的就是和上年同月相比，但是扣除鲜菜鲜果和燃料的影响。我们再分析一下构成，食品价格上涨仍然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上半年粮食、肉禽和蛋三种主要食品价格涨幅明显缩小，价格仍然是上涨的，但是上涨没有那么快了，但是鲜菜价格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一影响，从去年负向拉动转为正向拉动，去年这时候价格往下，今年是往上。今年鲜菜的价格还是走高了。这个表是集中主要食品的价格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一个今年上半年一个去年全年的。电、燃料、和自有住房房屋的房租，等居住类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涨幅有所扩大，对价格总水平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电、燃料、还有服务项目，包括教育，还有自己房子的房租，还有城市间的交通费用。上半年食品、服务和水、电、燃料加一起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2.82个百分点，占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的122.6％。2004年同期上面两个数字分别为3.91和108.6％。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继续下降，但降幅有所缩小。这是2003年以来主要工业消费品各月的价格，都是和上一年相同月份的比较。分家庭设备还有西药、还有交通工具。分析一下今年下半年影响价格的因素，投资、消费和出口仍然是从惯性较低增长，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依然高位运行，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将逐渐传导到一些消费产品，致使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缩小或止跌转涨，水电交通燃气等重大公用事业价格将进入上调密集期，我们国家往往下半年调整这些水、电、燃料、还有交通的价格。国际市场的原油、铁矿石等基础产品价格高位运行，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去年价格上涨对今年价格运行仍然有0.8个百分点的滞后影响。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价格还要上涨，加大了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刚才谈的都是使下半年消费价格继续上涨的因素，下面再分析一下下半年能够拉动价格下降的因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体现，加强对信贷投放的监管和收缩，去年8月份以后，货币供应量明显下降，新增投资特别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局面已经出现明显转变。主要工业消费品总体上仍然是供过于求，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消费品价格想上涨难度很大，因为市场供应量太充裕，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今年粮食供求状况将继续好转，粮食价格可望稳定趋降。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居民相关消费需求趋缓，建材、家庭设备用品、家具等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格局可能加剧。再一个国际贸易摩擦剧增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我们有一个预测，预计今年居民消费价格在后半年应该呈温和上涨的态势，但价格的涨幅比去年明显缩小，预计在2.5％左右。我们也有几点政策建议，一个要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稳定，保持投资合理较快增长，完善中长期投资结构。继续维持房地产业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地位和作用，保持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进一步培育和维护居民最终消费，缓解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第二个既要不失时机缓解一些重大商品和服务项目比价不合理的矛盾，也要对这些商品和项目进行调价时要充分考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能力，坚决制止重大功用服务部门谋求重大利益的行为。研究建立保障我国粮食供给，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的基本稳定。加快制定和实施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这个我们已经在做，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国际贸易的摩擦。最后认真研究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和特困人群价格补贴救济工作。谢谢大家！提问：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大家现在都看CPI指数，特别03年我国CPI主要受粮食价格上涨影响推动，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每年对八大类结构调整，包括那个权重。核心CPI在我们国家去衡量这个有没有意义？第二个我们一直计算投资率和消费率，说我们国家消费率比较低，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买房，包括升学这一块不能算个人消费率，反而算投资率，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这说法是否正确？回答：第一个想问核心指数，这确实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部门的同志提出来，我国应当建立核心指数，也就是消费领域的核心价格指数，我们在这方面一年前已经着手研究，但是这问题相当复杂，我们考察了世界发达国家的价格指数的编制情况。因为我们国情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不同，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你这个核心指数，核心是什么内容？可以说学者们说法不一，当然我们还在深入研究，因为这项研究已经摆在桌面上，不进行也是不可以的。再一个我们八大类支出，权重是不是每年调整，我们基本上五年一大调，每年一小调。第二个，个人买房的投资，比如花50万买房为什么不算消费里面算在投资，按照国际的统计惯例，当然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的研究都是这么确定的，房子的消费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算在投资品里面，不算在消费里面，我们也测算了，如果像有些专家尤其是老百姓建议的，把买房子一笔投资算到消费价格指数里，那整个的消费价格指数上下波动，没有规律的波动。再一个我买房子，比如50万房子买下来，它的消费就是今天买时候消费吗？实际不是的，我可能消费30年，也可能是消费20年。我们也试想过如果算的话怎么算，比如按30年折旧每年算进去多少，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算这数，如果做起来跟国际上比较很难操作，再一个整个局面的消费价格指数波动没法找出它的规律，再有一个也不可能设想出任何一个价格指数能综合的反映各个领域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反映价格完整的变化，只能用分类的价格指数，比如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上的，我方才不是说房地产的价格指数吗？当然还要编一些服务业价格指数，你说的问题很多学者包括网上都提出来，我们也是深入的研究这个。提问：同期的计算价格指数怎么计算的，同月，比如今年6月比去年6月很容易明白今年6月价格比去年6月价格有一个指数，同期是1到6月价格平均比吗？回答：综合六个月的平均。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平均，我们是要加权的。提问：每个月权重怎么取？回答：要扣除一些的影响，季节性的影响。提问：如果同比季节性影响应该自动剔除，为什么考虑季节性影响？回答：我们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评比，还有一个剔除影响的平均，你说的只是其中一个内容。提问：刚才说生产方面的价格指数，工业生产出厂品价格，还有燃料购进价格也好或者房地产价格也好，他们涨幅都在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只有不到2，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异，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回答：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很多的内容基本上是合同的内容，比方什么什么内容什么什么产品价格是100元，签了之后市场在变，它很难在变，所以指数走在前面，往往是市场上作用比较大的产品，所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化比较持续进入的。再有一个还有劳务费的问题，工业品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指的产品的价格，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里面包括这些原料也包括工本费，还包括一些劳务费，所以这里有一部分是类似服务、工资那套东西在里面，简单把工业品价格的变动情况跟投资的价格变动情况套在一起，忽视了其中的那些劳务费的变化。主持人：按照会议主持者的安排，下一位演讲的是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的副司长霍建国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进出口的发展战略。霍建国：各位嘉宾早上好，很高兴参加这一次论坛，并按照要求就当前国际贸易的新环境以及我国发展战略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主要还是围绕我们当前外贸进出口的一些问题。讲三方面。第一个是当前我国进出口存在的一些问题。问题里面包括现在的特点。第二个想讲将来我们外贸调整的一些思路，因为有一些问题现在都在研究之中，所以讲的东西也是供大家参考一起研讨，作为当前政策操作的一些依据。大家知道入世之后三年我们外贸连续高速增长，翻了两番，达到11547亿，在这个外贸规模下，我们今年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我们今年上半年出口还维持在33％的增长幅度，这个增长幅度应该说在今年的特殊环境下，因为前面宏观经济形势做了一些分析，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增长，它的拉动作用比前两年更突出，这一点也是当前我们外贸形势里面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今年所暴露的一些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在出口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口出现大幅度下降，因为去年是进出双双增长，出增长在38％，进增长在42％，今年进口已经回落到14％。这个回落我们分析主要受国内的一些需求影响，因为我们从国内的投资增长变化看，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已经出现了大幅回落，到今年1到6月份全国投资增长25.4％，去年年底前年年初在48％，后来回落到33、34％，所以投资一直在回落的。投资的回落对国内的需求有所减缓，需求作用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从我们进口的设备来看，现在能看出一些问题来，特别是一般贸易的进口现在是负增长，那也就是说国内很多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和设备更新，它们在下降。这是一个和当前经济相关的分析结果，应该说从我们外贸的角度可以回证回去，当前国内的需求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现在从宏观经济看目前也是宏观调控达到最佳效果的一个时期，所有的指标都处在理想范围之内，下一步要研究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企业的库存，企业的效益，以及下一步可能增长的空间在哪里？这一点在外贸上提这么一个看法。其他之所以产生出高速增长，进大幅回落，同时连带就有一个顺差急剧上升，今年上半年顺差达到400亿，超过去年同期，去年同期320亿，这巨额顺差带来一系列的反响，或者带来一些新的压力，贸易不平衡在加剧，中美中欧贸易顺差急剧上升，导致中美，中欧的贸易摩擦加剧，同时也导致地区间贸易不均衡，中美、中欧香港的巨额顺差都是600亿以上，同时我们在地区内，像韩国，东盟，还有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一些逆差，这也会给我们整个下一步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也就是贸易环境便的更加复杂，需要提高应对和调整各个地区和国家关系的能力，要不然就会四面楚歌。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是近几年来国际需求高速增长，去年全球贸易最后统计增长9％，9％是过去三年，在03年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今年有所回落，因为世界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是整个国际贸易，预计增长维持在6％，6％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而且你看主要的国际市场美欧、日本、东南亚、拉美包括北非中东，包括南亚，整个经济发展都是处于一个稳定增长也好，或者高增长也好，增长的动力依然很大，而且美欧经济增长需求虽然回落，但是需求增长的空间非常大，这就拉动了现有的进出口产品急剧扩大出口。受到国内需求不振，很多领域国内的产能又是完全出口依赖型，像彩电、洗衣机、电冰箱、DVD，有的30％，50％，甚至70％依赖出口，所以它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实际上挤占了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份额，以美国为例，今年1至4月份我们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美国纺织品市场增长的部分中国占90％，这也导致了一些矛盾，美国连续七种、六种已经设限或者正在调查的，后面还有五种，还有一种，现在一共19种。如果全部设限，已经达到在配额放开前的70％多，欧盟是两种，后来加七种，现在是十种，现在欧盟市场有些稳定，导致整个贸易环境偏紧，当然我们有时候内部自己静下来分析，尽管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在外界看来到处有反倾销，到处有各种手段对中国产品的限制，如果我们看我们贸易增长的总量和增长的速度相比，还是低于贸易发展的规模。因为测算下来一年到现在为止，24个一样的产品，去年到今年一共150多个，整个金额不超过200亿，所以贸易增长的规模远远超过它，当然这是需要引起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有人为什么说要以平常心。是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对待，但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它的贸易规模那么大，市场份额在急剧上升，贸易摩擦就会自然随之而增加，因为当年的日本，过去起步的韩国都面临过，而且到目前为止美欧的贸易摩擦也是频频发生。我们估计今年出口可能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32、3％略微有一些回落，进口在现在的水平上，下半年有一些回升，但是回升不是很大，在当前总体宏观经济形势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今年总体的贸易环境还是可以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对外贸易方面，当前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倒是我们从去年开始一直就高度重视的问题，也就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增长方式的问题，我们外贸长期高速增长，它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就是一个粗犷发展的问题，在增长当中比较收益在下降，国际贸易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我们长期依赖我们比较优势，劳动力等等优势，但是比较利益在下降，我们统计97年到现在，97年100算，现在84，在国际贸易里面也叫贸易条件，如果从这角度分析的话，我们在这种对外贸易的格局下，没有得到实际的增长。如果微观环境，企业的利益可能存在，再追究可能消费者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是目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再一个目前我们的产品基本集中在轻纺产品上，它的发展空间是有的，但是发展的后劲，可能遇到的矛盾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面的占领国际市场，现在鞋在美国市场已经占了70％，我们鞋50％依靠出口，在国际市场份额相当高，现在矛盾就是我的纺织品还有很多轻工产品，我们长期依赖这些产品扩大出口的，这些产品不仅在欧美市场遇到阻力，在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一些反响，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靠出口这些轻纺产品，我们更高档次的产品，现在高新技术产品里面，一部分附加值高一些的。现在说的手机，计算机的外围设施，这些产品的出口，大家要知道在国内基本上是加工贸易，那也就是外资控制，利润的生成大部分由外资获得的，国内配套的这部分加工和组装只是占有一部分加工费，很多在含量里面，我们调查一个企业，有的是3、有的是5，很低。这也是目前我们在结构上遇到最大的难题，我们产品结构要升级，要形成自己的品牌，要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这些东西如果不冲出去，不实现一点突破的话，我们再发展，就可能得出来的结论贸易发展的，另一个跟贫困增长有关的概念，这概念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意看到，或者叫优势陷井。如果是按照这么一个循环发展，外贸对整个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贡献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是极力创造一个通过外贸的发展，通过贸易和产业的互动，通过扩大出口来形成一部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反过来通过贸易比较利益的增长，对国民福利做出一种贡献，这是一种最佳的结构。但是现在的体制下需要不断的向前改进，具体的数字就不点了。在当前形势下，下一步发展的总体思路还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的方式，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我们过去，叫奖出限入，而且扩大出口为目的，当年属于调剂余缺，后来属于组织出口，扩大出口为了获得外汇扩大进口，我们也提过以产引进，也搞过不同形式，但是总的没有偏离，以扩大出口为主要出发点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当中强调的是比较优势。那比较优势就是轻纺，在当前情况下首先要转变观念，就是要重新认识和定位出口的作用，真正认识它在国际交换中的利益所在，要调整出来，我们觉得在现在的国情下应该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能够相结合的一套理论。因为中国现在放弃掉你的比较优势不现实，但是你现在也达不到竞争优势，现在基本上依赖比较优势，要结合它的竞争优势的理论，在一个产品发展过程当中要注意竞争力的变化，从总体上要注意结构的升级，这样的话可能通过几年的发展，会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当然确立新的贸易的模式，结合这些确立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改变过去所谓的政绩观，增长不要追求效益，要追求质量，这是外贸当前面临首要问题，发展是要发展，而且加快发展也是对的，但是发展当中也注意它的效益和质量。另一个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创新外贸管理的一些手段，现在外贸体制改革在各行业当中走得比较快的，因为有入世和国际接轨的过程，无论法制化和它的公开透明，从管理手段上还面临一些新的矛盾，我们现在进口已经没有配额，有的只是登记的，出口保留了资源性产品出口的管理近几年来，进出口矛盾比较突出，所以加大这一块协调力度，怎么样摸索出来一种该管和该放的关系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更多的产品，应该减少管理，让它回归市场，或者企业商会去协调。政府应该研究贸易的发展格局，发展趋势，提供对贸易的服务体系，或者说通过现在的，财政都是项目管理，通过中央财政的贸易促进手段，实现对贸易有效的促进，这种促进应该改变过去以门类，以前讲机电产品要鼓励扩大出口，现在看机电产品里面应该分一分，哪些真正有附加值，哪些是技术含量高的，你要支持这些，所有的政策将来支持点应该作用到支持有效率，有品牌有质量，对资源性有所考虑，这都是当前面临的，包括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对外贸易管理手段。特别在将来加强促进体系，我们叫形成一个促进体系，一个保障体系，还有一个约束的体系，有些恶性竞争还是要适当约束，特别是在促进体系上，要加大力度的。在对外贸易的应对和贸易摩擦的保障体系上要加强，要有效应对国际市场的一些摩擦，它的预警现在有，但是预警以后的操作体系有点滞后，也就是半年前感觉到某一个商品在某一个市场可能遇到麻烦的时候，你应该提前起动这些应对的措施，派团游说，你去做工作，把它早期化解掉要加强前期的应对，一旦进入贸易争端之后，要学会利用多边贸易体制解决这些争端，可以到世贸组织起诉，拿到多边的体系下解决，也可以探讨双边的解决方式，当然这是两个渠道。另一个整个的对外贸易摩擦上国内的配套工作，包括国内生产环节，包括国内的出口秩序方面，都应该予以加强，此外还应该在建立健全贸易信用体系方面下一些功夫，因为现在外贸经营权已经全面放开，这几年增长，跟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也有直接关系，因为现在增长当中，民营企业增长最快，增长率也最高，今年情况比较奇怪，国有企业增长比较好，三资企业今年也是维持较高增长，但是份额当中有所下降。在外贸信用体系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有一些不诚信企业的点名批评，以至于制裁和惩罚要加强。使得整个对外贸易形成全国有效性，在以前外贸经营权没有下放的时候，有一个登记管理过程，有一个企业的库存，信息都在里面，这要进行全国分析。在外贸信用体系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有一些不诚信企业的点名批评，以至于制裁和惩罚要加强。使得整个对外贸易形成全国有效性，在以前外贸经营权没有下放的时候，有一个登记管理过程，有一个企业的库存，信息都在里面，这要进行全国分析。所以总的看当前在外贸增长贡献作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些新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或者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且现在看来这些工作也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把这些下一步能够保证它稳定持续增长的因素解决了，可能我们才会在今后的发展当中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不断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外贸很难避免出现起和落，因为连续几年增长之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可能重新遇到风险。所以加大刚才说的这几个力度，改革的力度，贸易促进体系的建立，对贸易摩擦的应对，以及外贸信用体系的建立，此外对商会的促进，这些都非常重要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提问：礼拜四人民币升值，我想了解一下，升值2％和汇率制度的改革对今年外贸形势有什么影响，商务部对此有什么样的预估？回答：这是刚发生的，目前我们也在对它进行具体的测算，因为早期的时候曾经测算过，在当前的对外贸易格局和对外贸易增长的状态下，我们人民币升值在5％以内应该说是可以承受的，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压力，虽然国际市场需求比较旺，出口动力比较强，但是成本上升也很快，各种原材料成本上升也很快，也面临一些压力，今年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必须要兼顾我国外贸的进出口。现在2％我觉得兼顾最好的，因为再高很可能对出口产生一个严重的影响，今年的宏观经济出口下来对整体经济要产生连带反映。二没有一个大的影响，进口有利，出口困难一些，越是大单子可能损失越大，几百万美元就没有多少，如果上亿的合同对企业还是有一些影响，所以总的来说2％应该说影响不大。它可以消化掉的。提问：请问一下关于出口基地的问题，前一阵子有消息，商务部选择报道十个城市作为汽车产品的出口基地，进行出口退税方面的扶持，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回答：我得回去问一下跟机电司联系一下，有的话也可能他们在研究，但是我没有听说，如果有我想应该可以听说吧。提问：商务部正式的报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回答：这我确实不知道，汽车整个出口现在刚刚起步，我个人讲要不要建立汽车出口基地，我倒觉得还有待于研究，但是汽车的零部件现在出口势头很好，我觉得中国有可能起步的也是汽车零部件的出口将来大幅度上升，汽车可能紧随气候的，下一步有几个大潜力的产品，汽车零部件是一个。现在国际跨国采购中中国汽车零部件比例也在上升，所以零部件作为一个重点的出口产品，努努力，将来有可能从产业结构，从附加值上看还是有希望的。提问：刚才您提到人民币升值5％我国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有一个问题，您觉得在三个月之内达到5％还是半年达到5％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速度？回答：这个我很难预测三个月还是半年，过去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对不同价位的升值区间都做过测算我们得出结论是5％幅度对外贸发展有影响，但是可以承受，如果超过这个，说白了也就是负增长和正增长的问题，维持2％的水平还是可以的，至于5％没有这个说法，测算当中用的5％，实际当中没有这种说法。主持人：让我们对霍司长精彩的演讲和答疑表示感谢。下面有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经济师祝宝良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2005年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调整。祝宝良：各位来宾早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高层论坛。按照论坛的要求讲一下今年以来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的情况。相对经济的发展，特别投资和进出口来说，我们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这种情况下今年消费没有太多的悬念。我还是按照这个要求把今年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首先我想从经济领域上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说消费没有什么悬念，我们中国的消费增长，为什么上午有人问消费率这么低，我们零售额增长速度每年都是12、13的样子，按照国外看法这是很高的。从宏观经济的理论上来说怎么判断我们当前消费需求是什么样的。第一个简单讲一下，当期的消费与当期的收入的关系。我们把最近这几年做了一些适当的分析，如果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一块钱，大概拿0.72元做消费，如果农民的话，拿0.85元进行消费，看到农民的消费倾向比城镇消费倾向高一些。第二个特点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消费需求跟当期的需求关系不密切，跟持久的收入比较密切，跟预期收入增长比较密切，我们根据平均三年的收入增长，如果持久性收入每年增长1％，那么城镇居民跟农村居民消费增长0.83和0.85左右，除了持久性收入以外的我们叫临时性的收入，对城镇居民作用比较大，对农村影响比较小。农村预期收入突然增加了，但是消费没有很快的增长，这样我会把其中一部分消费，很大一部分不消费了。第三个特点是收入分配，我们进行计量分析的时候发现，消费差距越大居民消费越低，这可能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在农村表现更加严重。我们从这数据上可以看出来，这是2003年、2004年城镇居民分组消费倾向，城镇居民低收入阶层基本上消费了，高收入层基本上70％的消费。第四个这两年利率调整，对居民的消费有什么影响？利率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反过来中国财富效应很小的。第五个消费信贷对消费的影响，这两年对中国消费结构升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2002年以来我们消费结构还是以交通、通讯和住宅为主，公民的消费信贷作用非常大的。第六个在消费结构里面到底是什么变化，我们也用了一些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在收入增长以后在不同领域是怎么消费分配的。如果城乡居民每年增加1％，用在食品上在农村0.8不到，城镇只有0.4，大部分钱在意外保险，交通运输，文教娱乐用品里。城镇里面住宅很高，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但是对居住房的投资可能增长1.5％，这样消费结构不断向交通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在升级，这也反映出来2004年以来，为什么我们住房，汽车、通信，还有旅游文化教育势头增长比较快，我们也说带来新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从理论上来说，对最近这几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它的一些特点做了介绍，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么一个态势，我们说我们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会变的，即使在收入缓慢的情况下但是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我们总结这么几年来消费的特点。按照这样一个特点简单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消费需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2003年以来特别2004年以来，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后，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农村方面发展非常快，比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生产粮食进行支付，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也进行补贴，还有一个是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上开始进行两包一免，这些政策2004年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第二个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也很快，98年到04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加8.6％，比GDP增长稍微高一些，GDP是8.2％，相对来说城镇局面可支配收入增长不错的。由于04年农民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增长6.8％，今年上半年农民的人均支付比较快，这样今年以来消费增长速度在升温，上半年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评定同比增长13.2％，实际增长12％，消费增长在这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二个由于农民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快，农村居民生产消费起来了。我们计算了一下消费增长的贡献，数字算出来，由于与实际统计的数据差别比较大的，200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收入贡献率45个百分点，从进出口上看，去年是负增长，今年是正拉动。再看看消费结构的变化，刚才说由于统计的原因对消费统计方面比较滞后，我们看到今年公布的数据看，上半年在零售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务，通讯增长20％，再一个石油和汽车类也比较快的，由于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把1－5月份的数据拿来，从统计上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务当中，占零售额1/4，也可以看出消费结构的变化，在限额以上增长17.6％，但是在这里面食品增长15.7％，略有下降，有一个特点纺织品增长比较快的，原因是城镇居民特别农村居民增长比较快，对纺织品需求比较快的，再一个汽车建筑类增长都比较快。再看看国家统计局八大类的消费结构出来，03年、04年，这两年当中，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变化不太大，医疗保健，食品都提高了。这是从2004年看，从今年1到5月份同期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也发生一些变化，食品价格的需求在下降，刚才讲了，纺织行业略有上升的，家用电器没有太大的变化，医疗、通信这些都在上升，教育这一块什么问题。去年教育整治教育乱收费有很大作用，居住类变化不太大，这个我们居住跟实际上的住房还是两个概念，这地方居住系指房租，自己租用房子的房租。加上水、电、煤、气，房子里面需要的，这跟住房还是两个概念。这情况下居住类的价格保持平稳增长的，这两年水电费，还有燃气的费用价格上涨。看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我们也看到了，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由于商品价格上涨了，恩格尔系数突然提高了。下半年我们消费增长会怎么判断呢？我个人觉得一个今年消费增长还是要保持比较快的趋势，特别农村居民消费比较高。城镇居民这两年收入水平保持跟GDP增长同步的水平。第二个刚才也说了新一届领导比较关注民生，特别对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有退休人员的基本工资，每年都在根据情况不断上涨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应该说在发生变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八十年代初的计划生育以来，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家庭，这辈人跟父辈有很大差别，基本上是贷款消费。他没有钱，也通过消费信贷的变化，提前消费住房、汽车。这种形式非常类似于六十年代当时美国的情况的婴儿潮。我们在中国这一族起了一个名字叫“月光族”，是指每个月都把钱花光了。这也有很多置疑，还有人讲你们是城市的“负翁”，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确实带来消费观念的根本改变。由于这些原因今年消费增长不会慢。下半年速度还会保持比较快的需求。第二个农民消费将继续稳步增长。另外一个汽车的消费由平稳转向小步回升，2002年2003年汽车消费处在爆发性的增长，当年增长54％和65％，百户汽车家庭拥有量也大幅度增长，每百户拥有2.2辆汽车。但是2004年汽车消费增长比较平稳为15.2％，为什么2004年在2002、2003爆发式2004有所减慢，为什么04年底到今年汽车市场增长缓慢呢？第一个原因汽车的价格长时间没有任何规则老降价，老百姓预期还要降，第二个原因石油的价格上涨。真正说跟老百姓收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两个原因导致汽车的消费由去年下半年到今年1到4月份增长比较缓慢。但是近来又出现变化了。由于大家需要买汽车，经济型的轿车增长比较快，汽车销售增长7倍，汽车下一步增长还是比较快速增长的需求，但是2002，2003年来高增长速度不太容易。我们认为汽车回暖可能是今年比较大的趋势。另外讲到通信，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有110户，农村大约34户，我觉得较天和移动通信还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通信在未来几年还是支撑消费升级很重要的原因。从住房来看大家上午也讲到，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是说目前消费，由于房价的增长，买房卖房人在关注这个问题，都持币待购，但是整个住房销售增长比较稳定的，但是刚才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消费里面居住类和住房统计不是一个概念，如果住房需求越快，反映居住类的房屋可能变小了，个人住房多了以后不断租房子，这样房租在减少，这样两边是互相叠加的过程。我们看住房里面也说了把它列为投资的没有在消费需求里面出现。从这个分析来看包括对中国消费需求长期分析来看，我个人觉得，特别人均GDP达到1千美元以后，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下一步通信、汽车、住房，还有教育旅游医疗为主的消费升级的趋势不会改变的，只要消费需求和收入水平保持稳定的增长，消费结构升级肯定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第四个方面我们也跟国际方面做了一些比较，在人均1千美元的时候，周边的几个国家，韩国、泰国、印尼，和菲律宾，消费率为77％。我们分析17个国家人均1千到3千美元之间，食品比重下降9个百分点，在这期间交通通讯居住的比重在上升的。我们比较中发现，教育、旅游、还有医疗会出现一些变化，这跟各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比较差的国家，教育跟医疗比重也在迅速上涨，但是医疗保障比较高的，这比较稳定了。但是在1千到3千美元过程当中，满足住跟行的比重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快速上涨的。下一个我们在消费需求到底应该是怎么的变化呢？今年以来消费需求是增长的这趋势不会变，但是我们跟国际消费比较发现，我们估计了跟我们文化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也基于世界上大部分拉美非洲的国家。在这情况下下一步我个人觉得目前消费增长保持比较稳定的态势，但是消费率比较低，根本原因还是居民消费水平相对经济幅度来说还是偏低的，只要按影响消费的绝对收入水平和支出性收入水平来说，下一步在如何扩大消费方面做很大的工作。第一个不断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越是低层居民消费率越高。第二个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目前很大的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不是过度市场化的问题。由于我们中国劳动力市场，我个人觉得确实有一些过度市场化了，老百姓收入水平工作收入相对偏低的，有人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劳动力市场，在一个餐馆打工，不管在哪个城市，基本上包吃包住，500块钱，我个人认为由于现在劳动力市场过渡市场化了，使得我们工资水平在我们经济增长里面占的份额比较小的，下一个模式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主要工作一个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第二个建立一些社会保障的体系。再一个公务员工资要适当增加，一旦提高公务员工资，可能相应国有企业工资水平也会增加。第三个关于税收的问题，使得中低阶层收入有比较快的增长。再一个完善消费信贷，提高信用消费比重。对刚才提到新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他们消费观念应该是我们将来的消费倾向。第四个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现在提出新农村运动，在农村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自来水，电力的设施，促进农村家用电器的消费。第五方面要整顿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提供放心安全的市场环境。第六方面促进消费便利化，保证无障碍的退货，还有银行卡消费便利化，刺激我们消费的增加，谢谢大家！主持人：感谢祝宝良先生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的副司长束克欣先生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集约与节约用地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束克欣：各位代表上午好，我应邀介绍一下国土管理的有关原则，特别土地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一些作用。我今天讲的内容材料发给大家，因为时间关系讲一些理论问题。从03年初以来按，中央政府一直把土地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进行应用，并且经过两年时间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通过清理整顿我们感觉到我们土地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也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国家现在大家统一的看法就是，不发展没有出路，大家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如何发展，如何把紧缺的土地资源利用好，就在我们这样一块土地上怎么样更好做好文章，这个问题非常突出，需要我们更好的研究。当前我认为在国土利用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粗放利用，因为我们土地资源少，不可能大量占用农地来满足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需要节约用地，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失控，节度失衡，城市的存量土地粗放利用比较严重。从90年到04年这几年来看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由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将近3.4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扩展的速度是很惊人的，与我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相关指标不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城市粗放利用，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布局松散，疏密失调，集聚性比较差，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大家可能在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大的城市里面看到的楼挨着楼比较密集一些，我们一些中小城市，大家走一走看看，有一些地方非常分散。我经常把深圳和香港做一个对比，这两个城市属于同一个地区，香港发展了100多年，基本上集中在香港本岛尖沙嘴这一带，这一带集聚区大概200平方公里，我们深圳特区327平方公里，不到20几年的时候，我不是说深圳不好，深圳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没有非议深圳的发展问题，只是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讲，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些指标来看我们没办法跟香港比。那就说明我们在土地利用上，利用的效率远远不如人家。第二个表现了城市的宽马路，大广场太多，空间利用率比较低，我们现在城市一个比着一个建宽马路，试图解决交通困难的问题，但是适得其反，没有哪一个城市因为修了宽马路把交通问题解决了。比较典型的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将来有没有七环、八环我不知道，北京的交通解决如何大家体会比较深。其实修宽马路来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正好是与它的理论是相驳的。修宽马路正好是把车流量向一块集中，再加上修环路，我们要走出这个圈子必须要经过几个关卡，比如二环西直门桥，积水潭桥，安定门桥，德胜门桥等等，其他地方出不去，所以解决交通理论上也是一个问题，修宽马路上下行，大家不可能都在上面转圈，总是有一个目的地，你要进来我要出去，互相并线互相干扰，没有一辆车能跑得痛快，因为修宽马路并不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反而占地很多，如果把宽马路一条路变成四条路，你看看畅通情况如何？我们现在把很多的空间都浪费了，修了很多的大广场，我们有一些县级市的大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我们有的城市的一个区建设的广场比天安门广场也不小，所以这样一些空间白白浪费了，尤其我们土地资源这样紧缺，大家又要发展，又要用地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方面我们城市的圈大院子，自成体系，设施封闭公共服务性差这种现象比较多，我们有的地方有的城市认为，圈大院子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从规划上尽管是历史形成的应该从规划上如何逐步解决这个问题，留有余地。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解决的，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们新建的一些地方，总该不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也是自成体系，特别房地产开发建的几十万、上百万平米的小区也搞出一个封闭式的，这样对城市交通也带来拥堵的问题，很多设施都是自成体系，向社会开放程度不够，因为你建一套，我也建一套，这样重复建设的设施，在土地利用来讲也是不集约的。第四方面住宅需求不适当，户型面积过大，严重超前消费，这个问题刚才我在下面跟一个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们国家现在住房的需求很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住房需求欲望都高，这个问题中央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些调控，措施是起到作用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真正意义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我认为必须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要调整我们住房政策，第二个是要建立利益机制。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现在的住房政策是要中低收入的家庭都要去买房，而且是买新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文件发下去要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建经济适用房。中低收入怎么来的，按照统计的固定，社会成员家庭收入划分五个等分，也就是高收入，高中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五个等分，我们定位中低收入家庭都要求买房买新房，也就是80％家庭都要买房而且买新房，这样的需求从户型套数来讲就是大范围的让大家买房，引导大家买房需求量肯定很大的。按说应该是高收入买房，高中收入一部分买房，大部分应该租房，连房租都支付不起的低收入的是社保问题，政府要兜底的，政府把中低收入都兜底到买房的程度上，我们财力不允许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做的，有产权房的美国68％，欧洲30－55％之间，我们国家已经到81％左右，我们经济水平和美国比和欧洲怎么比？我们产权自有率达到81％左右。所以住房政策上导致我们住房需求欲望太大，也就是说消费过渡。同时这样一个情况下户型面积很大，2、300平米，3、400平米别墅等等太多，所以把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也提前消费了，所以在住宅问题上，也是严重超前消费，这是指城市的土地粗放利用表现。二个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匹配性很差。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交通运输等等这样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当中，我举两个例子，京津塘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饱和，同时我们还有京哈，京沈高速路，这两条路好像车流量不大。北京和天津至今还有铁路，就在这样一些运输不太饱和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酝酿再修两条高速路，再架高速铁路，还有机场，我们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基础设施到底怎么样建更合理？这是一个规划布局问题。各个部门自己搞自己的，自成体系，互相不匹配不协调，我们长江从南京下游走，差不多是一公里就有一个港口，大家都吃不饱，吞吐能力都很大，都吃不饱。类似这样的情况，搞这些建设都是需要用地，那么我们在设计能力建设规模都很大，但是实际需求没有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浪费，提前消费，本来土地资源就紧张的情况，更加剧了这种紧张的状态。在土地利用的粗放表现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开发区的问题上也要认真进行总结，开发区总量数量太多，规划面积也太大，闲置土地很多，经过两年清理整顿，我们全国清理统计上来的各类开发区6866个，规划用地面积3.86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现有城市加上建设镇的建设用地面积还要大，这样的数字如果把这些土地都用了，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这样一个框算，如果把开发区规划用地3.86万平方公里10％的土地作为起步区，搞基础设施建设，一平方公里大约需要1.5个亿人民币，10％的面积搞好基础设施就要6、7千个亿投资。但是我们开发区并不是效益都很好的，投资者也是有限的，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开发区，凑了几千万搞基础设施，我看基本上打水漂了，几年没有引进项目，几千万的投资，引进一个个体户养鱼场，这样情况不止一个开发区，有一个开发区，引了一个砖瓦窑厂，还有把行政机关搬到开发区里面，这叫什么开发区？所以开发区搞基础设施的投资进去以后，没有投资项目，既浪费了土地资源，也使融资来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回拢没有希望，我们对金融安全都成了威胁。同时这些地方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不到位，引起社会的矛盾，大家经常看到现在上访的农民很多，大部分为征地款不到位补偿不足的问题上访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在土地利用上，在我们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第四方面在农村建设用地方面，粗放利用也非常严重，农村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发达的地区建了很多很漂亮的住宅，但是要从整体上看并不漂亮，环境也不好，这就缺少规划，很分散，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这里分析几个主要原因，一是认为各类的规划缺乏统筹协调，在规划编制时调整范围不统一，从全国情况看，交通水利、城市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旅游规划等，许多专项规划基本上脱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搞各的，严重背离土地资源的供给能力。第二个原因是各个产业技术标准设计规范基本上参照原苏联的标准，对中国的土地国情考虑不够，占地指标土地普遍偏大，这样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我们新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要求。第三个原因就是土地市场运行的政策机制还不够健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作用没得到很好的发挥，节约的利益机制还没有建立，土地收益人的权益不明确还不够具体，受利益冲动多占地、占好地的现象普遍存在。第四个方面是管理体制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后果必然是现在的这种状态。土地的粗放利用已经对国家社会经济等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潜在巨大威胁，在许多方面已经影响当地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现实问题。因此节约与集约用地已经刻不容缓，我们既要发展又不能占很多的耕地，那么我们怎么办？节约集约用地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怎样走好节约集约用地这条路？我谈这样几点意见。一个要以国土利用规划为基础，统筹协调各项专项规范。我们要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比如日本、欧洲、都是在搞综合开发规划，空间规划这样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国家也应该以国土利用规划为基础，我们现在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国土利用为调控的主体，整合与土地利用相关的规划，要强化区域、产业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土地利用空间控制作用。为什么要这样的呢？我们所有的各项规划最后实施都要落到土地上，现在管公路搞公路的规划，管铁路搞铁路的规划，管城市搞城市的规划，大家都在征地，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在一起，到底怎么样布局合理，所以从规划层面来看应该做好协调性的工作。现在如果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国务院和省这样一级政府应该有国土利用规划委员会这样一个政府机构负责这件事，但是现在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权利都在各级相关部门，是很难把这些统到一起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过渡，应该成立规划协调领导小组来统筹协调这个问题是有可能的。第二个要完善建设用地指标的标准，加强建设用地指标的管理，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解决，要节约用地首先要从规划和设计这个环节抓起。当一项工程，一个城市规划经济技术指标设计的一些规范，不做调整仍然沿用原苏联粗放式的指标，我们节约用地无从谈起的。所以涉及到方方面面都有。上海宝钢在国内钢铁企业当中是比较先进的一个钢铁企业，但是就它的占地面积与国际上同等规模的钢铁企业相比多用了30％多的土地，可见潜力很大，这个潜力怎么弄，源头环节在规划和设计环节，也就是设计方方面面的，各项设计中都有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请相关的设计单位要修改这个指标。第三要建立完善集约利用土地的利益机制。关于这个利益机制，现在我们有关部门已经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一个是要改革征地制度，我们建国以来都是走征用土地这样一个途径，到底征地好还是买地购地好，我看这个都需要，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价格多少，大家感觉征地要便宜，买地方要贵，将来发展的趋势，下一步要实施的，价格上没什么区别，区别只是给与不给的问题，征地带有强制性的，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买地可以给，可以不给。但是征地和买地的价格都是一致的。因此这项政策现在正在抓紧研究，要解决这个矛盾。大家不要试图从征地这条路就感觉便宜些这不可能。第二个方面是应该改革一些与土地相关的一些税制，要进行改革。去年国务院28号文件里面已经提出这个要求，这个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对土地使用者、建设用地使用者要征税。我们现在是不征税的，大家占多少地花钱征的也好，买的出让也好，买了以后建完了没有负担了，将来还要纳税，这样的话就要求你在买地的时候就要考虑我将来能不能负担起这个税，负责不起就少买一点或者不买。也就是说在土地保有环节上要课税，要这样一个经济利益机制，来约束我们多占地，占好地的现象。第三要建立土地收益基金制度。在国务院的文件里也都有要求，现在也都在研究这个事。现在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大量的出让国有土地换取出让金搞城市建设，这种冲动，在很多城市是比较严重的。建立土地收益基金制度，就是要把来自土地方面的收益，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作为基金，这个基金在本届政府里面不能使用，要留给后任政府使用。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抑制本届政府大量卖地行为的发生，同时也是解决城市发展的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第四要完善土地产权制度，我们现在的土地产权制度还是不够清晰、不够具体、不够明确的。法律规定是两种所有制，一个是国家所有一个农民集体所有，这从表面上看是明确的，但是实际上不明确的，我们所有的城市土地现在都是国有土地，每个单位都在实际控制，别人想动也动不了。但是究竟使用者的权力表现在哪些方面也不具体也不明确，所以使用法律手段也难以使用，我要保护这块土地，保护使用者的权益也不知道在哪些方面保护。所以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些权利更加细化以后，每个土地使用者都会据理力争，保护好本身的利益，维护合法的权益。我们现在在讨论《物权法》，这稿子我看过几次了，我认为《物权法》起草人思路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应该在《物权法》里得到体现，但是现在看到《物权法》的稿子重复《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的一些名词，是对这些土地在市场流动当中的程序做了规定，并没有涉及到权利表现在哪些方面？所以是不是起草这些法律的指导思想，思路上不大一样。利益机制方面还有很多我想在座的各位同仁可能想得比我更多更深刻一些，当前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些方面，有关部门都在研究这些问题。第四个途径要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土地的基础重要，市场机制不健全不利于我们节约用地，我们土地市场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解决了有偿使用的问题，土地资源不像过去通过行政划拨拿走就可以用了，现在要支付出让金。但是支付出让金的问题距离我们整个土地市场体系，距离还是相当大的。因为这里面土地的市场体系还不是一个孤立的，和相关领域的政策是配套的，比如刚才讲的税收问题，这就与财税政策有关系，我们投资搞房地产开发，与金融政策有关系，等等这一些很密切。我们讲到土地的财产权问题，我们与法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讲到土地市场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流转这个程序上相关政府部门，怎么样进行管理？这就与我们的管理体制有关系，那么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很多不适应、不协调的地方。特别是管理机制，管理体制不适应，所以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我们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我们土地市场的一些信息，目前也没达到满足市场需要的程度，作为一个城市，对于土地供应主要两大块信息还不够，一个房地产开发方面的土地供应信息，和土地开发程度的信息都不够；第二块是对工业制造业这一块的发展土地供应情况信息不充分。所以在这方面，在市场建设这个方面，要体现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市场体系，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现在我们正在做，有的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比如土地市场网，我们有一个中国土地市场网，这个网站是早两年就开始在建，可以有一部分的城市提供了一些信息，但是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信息不够。今天讲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前面第一步没讲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走节约集约用地这条路，从我们的土地国情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依靠占用大量的农地来搞发展，那么怎么办？我们就要走节约用地的路子，这是我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这样走。大家可能有的想现在房地产当中我们对别墅建设不供应土地，对高尔夫球场不供应土地，这是为什么？并不是说别墅不好，高尔夫球场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搞发展，土地资源太紧张，我们既要吃饭又要搞发展，把这些占用土地太多的项目要放一放，先不要搞这用地量大的，我们集中力量集中资源搞我们的制造业，搞我们必须要搞的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大家可能也去过很多地方，国外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等国家，我看城市里面别墅是多数，高楼大厦是少数，但是到我们国家就不行了，我们的地都被占用了，我们吃饭不能解决，所以中央考虑这些问题，从宏观调控保障我们土地资源，要让土地资源保障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必须有舍有取，舍什么就是占用土地资源多的要舍，节约集约用地的我们要鼓励。所以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宏观调控土地方面调控怎么调控，解决什么问题，我今天主要从这角度探讨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魏加宁：今天前面几位专家讲的都非常好，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这里谈一点关于宏观调控的一点思考，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从对策思考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最近有一些单位或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模型测算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势有一些担心，担心趋缓或者偏冷。我个人来讲并不担心偏冷，我担心偏冷了之后会怎么样？因为从投资消费或外贸出口来看，其实投资这一块主控权恰恰在政府手利，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旦出现了偏冷以后，政府会不会重新刚刚压出去又拖上来，把别人的手压住，只允许自己的手做，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个人的建议，现在应该给政府减点压，给宏观调控减点压。给政府减压的目的，给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让政府给市场减压，让宏观调控给市场调节留下一点空间和时间，同时让宏观调控归位。当前大家对宏观调控的过渡关注有可能一方面导致政府频繁的出手或者过快的出手，一会儿向下压，一会儿向上拖，压迫了市场的调节。另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注重短期问题，容易忽视中远期战略问题，就变成一个救火队，我个人认为一些小的火可以自生自灭的。再一个宏观调控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总量经济控制，不要赋予宏观调控过多的职能，不要让宏观调控不堪重负。不要让宏观调控做它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熨平经济周期，比如说包括环保。比如熨平经济周期，我个人感觉戴高帽子，容易导致政府在高压之下决策出错，甚至把属于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自然现象，比如合理区间内的正常波动视为政策失误，或者政府政策驾驭能力不强。再一个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钥匙，将环境保护、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职能也纳入宏观调控名下，短期有助于眼前一时的宏观调控，但是长期看会弱化宏观调控，使社会监管职能永远达不到目标，所以个人看至少现阶段政府的行政性调控应当采取更多市场化的手段替代行政性手段。同时增加市场化手段的灵活性。为什么呢？去年时候提过，行政性调控具有不可预测，不可计算和不可选择，以及不够灵活这样一些劣势，相对市场手段而言，你没有办法预测什么时候出台什么样的行政措施，这个市场是很能预测到的，比如去年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很多专家学者都没有预料到最后由政治局开会，什么时候开这个会定宏观调控，大家没法预测的。再一个不可计算，宏观调控行政性的调控力度有多大？我作为投资者才有利可图我是算不出来的。再一个不可选择的，一旦行政性调控决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不许进，所以是不可选择的。再一个不够灵活，如果市场化手段，上月把利率调上去了，这一月看投资不好了，又调下来，行政行业是不能这样的，将来投资者就无所适从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行政性调控手段尽量少用。再有它只适合单向的调控，比如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往下压的措施不可的时候进行调控，如果市场比较微妙的时候，或者不确定性比较强的时候，所以当前形势下尽量用一些市场化的手段替代行政性的调控，同时市场化的手段应该更加灵活更加积极。我们现在应该做一件事情应该对宏观调控进行一些反思，这是我想讲第二个方面。所以现在大家人人都在谈论宏观调控，但是人们心目中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在概念上也好，认识上实际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存在一些误区，首先从现实争论来看，大家都在讲宏观调控的时候，有人讲宏观调控讲的是总量控制，有的人讲宏观调控是讲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也有人讲宏观调控讲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甚至有人讲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大家讲宏观经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再有宏观调控原来是短期政策，现在有人主张长期化，从总量控制的扩展到了其他的一些领域，所以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的，宏观调控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宏观调控按我们的理解，它的词根应该说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后来到了中国演变为宏观调节，我们这个部在八十年代叫宏观调节部，后来变成宏观调控，演变成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后来变成熨平经济周期。经过一连串的演变以后，宏观调控变成无时无处、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与宏观经济政策原来有关之意越来越远，概念上的混淆导致很多无谓的争论，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容易导致一些政策上的失误。日本在八十年代大家都知道在广场协议以后，就开始了日元大幅度升值，为了应对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后在形成泡沫经济以后，导致了长期经济停滞以后甚至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经济学者总结的时候提出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当初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之初，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扩大内需的措施。这本来无可厚非的，但是实践过程中，由于人们要结构调整，调整结构本来是一个长期性的政策，结果在实践过程中弄混了，和短期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混在一起，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日元升值到泡沫经济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把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搞混了，这说明这个政策概念的理解很重要的。第二点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于需求的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从而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雷斯克顿表示，他们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趋势本身波动，由于趋势本身的波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消费者对技术调整的最佳反映就是经济波动本身说明是合理的，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因此按这个理论出发，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周期波动本身是正常的，不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也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更不能由宏观经济政策熨平，不仅不能熨平，相反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反而加剧这个经济的波动。从这个理论来看，我们现在要探讨中国为什么需要宏观调控？因为我们在转轨时期，之所以要加强宏观调控，主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不够健全，主要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由于我们不得不用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天生就存在制度性缺陷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控干预，发育之中的机制尚不健全的看不见的手，这也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意义所在，也是它的难点所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的理由，首先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市场缺失，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不得已选择。我们现在经济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比如刚才前面的专家提到的，经济适用住房，房地产领域的问题，很多问题确实需要政府出面解决。但是要先把问题弄清楚，问题出在哪儿，因为市场的问题还是本身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前面专家讲的很明确的，比如政府搞一个经济适用住房来，把经济适用住房设计200多平米，北京的一些经济适用住房看了以后，几年前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过，经济适用住房设计220平米，后来有报道有230平米的，这是让老百姓住吗？本身这个领域是政府干预造成的，首先要明确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这是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探讨宏观调控。第三个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不灵，所以我们试图用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探讨一下宏观调控。老子讲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圣人我们理解就是政府，而且应该是好政府，圣人只是创造条件使万物自化，所谓无为之治。老子还讲另外一种政府叫治者，不遵守道德的政府，这种治者自己亲历亲为直接推动万物的转化变化，是有为，有为的结果往往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所以老子厌恶治者的，老子说要政治方以奇用兵以无为治天下。我好静而明自正，所以无为我这里理解不是什么都不做，是要顺从经济规律，而且老子比较强调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明白这个道是不是讲的市场经济规律讲的价格规律。行为做事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去妨碍经济发展，人之道要为民服务而不与民争利，我们想当前的形势下政府宏观调控更多应该多一些老子无为的精神，只有无为才能做到无不为，才能真正搞好宏观调控。第四个角度我们想从经济运行的结果来进行一些反思。有学者指出我们宏观调控水平确实相当高了，03年GDP9.5，根据统计局后来调整的数据是9.5。04年是9.5，05年上半年还是9.5。我们看来把经济周期熨的非常平，已经几乎成一条直线了，这水平够高的，甚至这条直线从79年到现在20几年的平均水平9.4相差无几，好像把我前面说的一些理论都否定了。本来西方经济学认为波动是难免的，只要正常的范围内，我们都把它熨平了。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下，我们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我们浪费了多少资源？损失了多少效率，付出了多大代价？往上托的时候，发国债，上国债项目，报批的时候匆匆忙忙也没有来得及论证到底有没有效率。往下压的时候，把项目砍下去，甚至有一些已经贷款的项目追诉，每一次宏观调控要形成很多半拉子工程，这样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相当大的。更令人深思，一方面各级各地的地方政府，整天忙着招商引资、跑项目，促进出口创汇，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攀比GDP等等。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干什么？整天忙着宏观调控，调控的对象是谁，主要是各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很忙，大家做了半天功，几乎相互抵消，做了很多无用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真正属于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公共服务又没有到位，大家虽然都很忙但是老百姓仍然不满意，上学贵，看病难的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可见搞好宏观调控，转变各级政府的政府职能是当务之急。第三部分谈一点看法，当前这种形势下应该干什么，这是在几次有关部门的专家座谈会议上最近都在讲这个事情，我认为现在应当抓住改革的战术机遇期，加快推进改革。宏观调控去年就提了，宏观调控最终要找出路还是要从改革中寻找出路。即使人们现在担心的问题，将来会不会投资下滑的问题，会不会经济偏冷的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再一个国务院把今年定为改革年，但是许多改革措施亟待落实和加强协调。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抓住当前紧绷宏观调控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机，物价稍微稳定的战术机遇期，要推进机制建设和体制改革，关于改革我们主张这么几个领域是不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加快对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包括土地的市场的问题，现在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实际上我们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被人为的控制住了，而且被压低了。利率由中央银行在控制，长期被压低，现在应该加快它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土地市场，刚才前面专家提到了，被各级政府控制，实际控制权在地方政府手里，而且没有市场化，使得失地的农民没有得到应该有关的收入，土地价格被压低。再一个劳动力市场，由于我们社保种种原因没有跟上，还有欠薪，实际上劳动力价格也是被压低了，前面专家提到如果我们民工能够有一些收入它的消费倾向会更高的，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要加速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再一个充分利用当前所谓的宽货币紧信贷的形势。现在是什么情况，整个金融市场一方面，从直接融资来看，由于股票市场为了解决股权分治问题，股票市场融资部门暂时停止下来。另外由于银行在改制上市，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银行这边也出现惜贷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受到阻碍和限制。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未来经济走势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主观上的紧缩是一些客观条件本身造成的紧缩。所以这方面现在对经济影响值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张应该利用这种形势加强对债券市场的发展，这样一方面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同时我们也主张试行地方债，这几年一直研究我们地方债的问题，现在各级地方政府，为什么通过土地融资，甚至拖欠民工的工资也好拖欠工程款也好，各种拖欠，形成大量隐性风险，实际上地方政府没有正规融资渠道，甚至从银行借钱也不很不规范的，隐藏很大金融风险，我们主张抓住这种时机是不是大力发展债务市场，包括允许地方政府有条件进行一些试点，这样可以把社会上闲散资金用起来。其实一方面银行信贷比较紧，但是我们现在存在大量的闲置资金，除了银行没有贷出去的资金以外，我们保险有一大块资金是用不出去，再一个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此外还有很多民间闲散资金都用不起来。所以我们想如果把债券市场搞活，这样可以缓解现在资金紧张的状况。再有一点我们主张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因为去年提得比较多就不展开了。这里面我想特别提到一点要注意统筹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做功互相抵消的状况。第四个概念是应当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改革，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再有汇率改革，汇率改革这稿子原来写的时候又删掉了。为什么删掉，这之前和媒体一再讲，越是希望汇率动，越不要炒作它，这是一年多来我们一直是这个态度，正好这一次汇率调整了，所以我在这儿想多说几句，首先认为调整的时机非常好，除了国内国际的条件之外，很重要的我们说的，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恰恰是推进改革的好时机，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替代行政性调控好的时机。再有参考一揽子货币，一揽子货币才是真正相对稳定的货币，不会盯住一个货币，你要受到这个国家经济变化的影响。再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价格应当是浮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再有一点初次升值的幅度十分有限，所以对中国经济冲击不会很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前面已经提到的，这种形势下汇率变动，货值升值的形势下要特别注意提到日本的故事，本来有一个很大的文件，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了，日本的泡沫经济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要搞清楚大国崛起和泡沫经济的关系，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大国在上升的时候都出现了泡沫经济现象，包括美国二十年代的股市投机，包括日本泡沫经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日本舆论一边倒，从经济大国要成为政治大国，还要成为知识大国，日本当时舆论整个一边倒。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泰国这些国家舆论也是觉得形势非常好，这种时候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头脑发热，因为泡沫经济很重要的作用是预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日本泡沫经济是什么预期，大家一个心理预期，一个是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之前高速增长，突然来了石油危机以后对大家冲击非常大，人们对危机本身有恐怖心理，危机感过强。紧接着日元一升值以后，大家头脑开始发热，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这样大家认为什么？当时舆论说，日本有独一无二的团队精神，所以我的股票价格只可能涨不可能跌，另外日本国土狭小，我的人口这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的地价只可能涨不可能跌，这舆论在当时日本完全被大家接受的。还有什么预期，前面有石油危机以后大家对危机很担心，总希望经济警惕的时间越长越好，当时媒体每天报道什么？数景气第几个月了，能不能成为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景气，人们对景气出现偏离实际的预期，所以我们觉得越是国家地位上升的时候，越是升值的时候，越是经济好的时候，越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再一个扩大内需不等于扩大总需求，日本在应对日元升值的时候，提出扩大内需的国策，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这都是正确的，当时有一个《前川报告书》，《后前川报告书》都是讲怎么扩大内需的，把扩大内需理解为扩大总需求，当时日本实行双休的政策，一方面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长期低利率，由于物价的稳定，所以他的中央银行没有及时调整金融政策，一般商品物价稳定由于升值，所以进口增加，压低了物价，而那边的资产价格猛涨，房地产也好股票价格也好都是两三年翻一番。所以央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当时日本中央银行的行长来都讲过这次教训，央行不能关注一般商品价，一定要关注资产价。另外一个教训是放松银根不等于放松监管，但是他同时把银行的监管也放松了，在同一个政府指导思想控制之下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主张中国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要分离很重要的原因。比如92年我们银根开始放松，我们的银行监管也放松了，而在收缩银根的时候，同步把监管也收缩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四个启示就是，放松管制不等于放松监管。日本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当初它泡沫经济形成的时候一个背景，推行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在放松管制的过程中，很多日本人理解，放松管制就是放松监管，所以很多违法违规的贷款也贷了，而且大量的贷款实际上都是涌向了房地产，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流向房地产贷款每年增长20％，直接过去的，还有间接过去的，银行把钱给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绕到房地产，大约房地产融资3/4是来自银行贷款。当时监管根本没有跟上。后来事后日本的学者总结的时候发现，他们误解了放松管制，美国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处罚的力度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监管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翻了一番，日本当时在泡沫经济的时候，银行监管的人员只有100多人，而真正有经验的不够十几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再有一个教训需要引起注意的就是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稳定的关系。这是维护金融稳定，不等于维护每一个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当金融机构经营不善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维持它，继续经营下去，这是要值得讨论的。所以我想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特别要研究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其他一些国家走过的弯路，避免重蹈覆辙，时间关系不展开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主持人：今天上午一些部门的专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一些分析，特别对物价走势，还有进出口的情况以及消费需求的变化做了一些分析，包括土地的问题都做了很好的发言，我们今天上午的演讲到这里为止！主持人：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副所长做《利率市场化与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的演讲，大家欢迎。巴曙松：非常感谢我们论坛组织者的邀请就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谈一点看法，2004年10月份中国长期管理的贷款利率上限取消，所以实际上存在一个法律意义上上限，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民间融资贷款利率也不能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否则有视为高利贷，这实际上给我们银行在运用利率杠杆进行风险定价有一定的空间，这对近期或未来中国银行市场有非常大的改观，或者是一个改观的动力和影响因素。我们经常有一个担忧，尽管我们说中国银行业经过股份制改革之后，中行、建行、工行，不良资产在帐面上有比较大的降低，同时也建立了内部完善的体制，成效还是很明显，大家还是担心会不会出现新的不良资产，我个人的担忧，目前利率定价能力没有大的提高，不良资产出现的可能性还是不容低估的，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的分布来看，如果时间序列来看，考虑到1998年剥离1万4千亿，加上去年到今年核销和注资的处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并不是均衡分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每一年。如果按照100％不是每年5％，而是非常密集的集中形成在几个经济的非常显著的转折时期，92、93年，97、98年，目前可能在05年中国经济平稳的回落，显现出来转折的趋势，使我们产生了类似的担忧，金融学上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表现我们目前的利率管制，银行在利率波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不可能不出现不良资产。大家算整个银行业净利差，是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所有资产类别和收益率，以及所有负债的类别和成本加全计算，这是衡量一个国家银行定价能力最关系的能力，中国在2.5到2.8的样子，扣除维持这个机构运转的成本在1－1.2个点，如果股份制银行，人力资本相对比较高，可能高达1.5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银行实际中间可以容忍银行企业出现违约的概率在1％左右。中国还有一个糟糕的税收营业税，大概要侵蚀掉银行利润0.2个点，所以可以问一下在座金融行业的负责人员，作为一个银行的行长或高级管理层，在目前风险的分布情况下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有没有足够的机遇、运气把你银行的违约率控制在1％，或者1％之下？我在银行工作过，我觉得很困难的，所以一旦我们企业违约率高于1％，那就超出了银行的预期的违约率的承受水平，就有可能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所以利率在整个未来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形成规模和可能性里面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而且不同金融机构特别银行定价能力又起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放开利率限制之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一年期的贷款，按照10月29号的利率政策，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5.58％，四倍也就是22.3％，扣除运营的成本扣除中间可能出现的利差，在新的体制下，银行可以容忍的贷款违约率和风险是18％左右，20％左右。跟原来1％的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这是两方面的挑战，一个挑战是我们原来的银行只能容忍1％以下违约率，这意味着原来银行必须非常高度的谨慎，只能做违约率低于1％的企业。原来的银行对于经济风险波动，反应能力和承载能力非常弱小，在原来管制条件下，中国经济波动不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不良资产累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利差结构决定的。所以只给四大银行注资，从利率波动来讲，因为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给所有银行一样的，所有银行都有承受这个政策的风险，现在允许上浮取消之后，最大挑战定价能力，最终反映净利差水平，也代表你可容忍违约水平。我看到昨天论坛上几个学者的演讲，都提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非常大的波动性，很多政策不确定性，这样使得在中国的银行面临着机会，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经常说进入2005年可能出现经济历史发展上非常重要的标志事件，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两年超过9％，第三年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都是两位数。05年可能突破这个记录，到目前的趋势来看，05年保持9％左右增长，物价一位数可能性非常大的，整个经济波动的幅度有所减缓。但是整个经济周期波动和缩减的时期里面，我们可能在这一轮经济扩张时期，巨额投放的银行贷款，我们对它担心是非常明显的，2003年全年信贷计划1万8千亿，03年上半年就投放1.78万亿，全年投放远远超过这水平。接近5万亿的银行贷款，加上今年上半年投放的1万多亿，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在经济的回落的时期里面，我们银行能保证快速扩张里面出现不良资产低于一定的幅度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给监管部门同志谈的时候就说希望学者多呼吁一下，强调一下中国银行体系的净利差过低，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平稳发展，也不利于拓展风险违约率更高的中小企业贷款的业务。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议主办方让我讲这么一个小的题目。如果利率浮动之后一个重大的演变就是，银行从原来讲究规模的竞争，转向风险定价方面的竞争，因为从原来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存在微观意义上的银行家，因为对银行来说经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存款，贷款，就可以了。我在基层当过两年行长，西方美国的银行家，曾经有一个外号933，9点上班，3点下班赚三个点的利差。所有的银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只有比规模，谁的规模大，谁厉害，谁的规模大，谁盈利水平也就相应的大。现在开始转向风险定价的相应竞争，这一点差异非常大，这一点我们银行实际上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竞争的准备。我曾经在2004年10月份在一些银行调研，我说你们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取消了，你们内部怎么授权的呢？他们说省行可以上下浮动一倍或者三倍，到了总行可以四倍，支行多少多少倍，完全靠行政级别，这根本上还是违背了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行政级别导向，而是风险导向。授权唯一依据是风险，唯一的参考应该是客户，这个行业特定的风险评级，而不应该按照特定的机构授权。我们做一个简要的架构图表可以看到，在利率定价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工作，我们看到利率定级基本的运作框架，这是本人在香港工作期间正在做的一个咨询项目，给银行提供的大概制度工作框架，银行内部怎么给一笔贷款定价的？上面衡量的是风险，损失的可能性，下面是收益。风险有不同的评价方面，通常采用主观的评价模型，也有04年推出巴塞尔新资本内部的模型，这可以测算出，根据历史的违约数据库，测算出违约的概率，POD，可以容忍是20％范围之内吗？同时根据历史收回的数据，测算出如果违约测算出损失。另外贷款授信的暴露，相应测算出可以预见的损失和不可预见的损失，形成授信风险值，这操作起来非常复杂，我们工作时候发现，我们银行，包括国内的银行很多是这样做的，在审批阶段，事后管理都是电子运转，一旦出现不良，变成暗件封存起来，实际上这一部分最有价格的，这反映出你此前判断，反映了重大的信息，那之前我们在深圳雇了七十多个人把累积很多年违约的数据补录到银行数据系统里面，以便我们测算过往五年十年这个行业违约率的变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银行，今天上午还跟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贷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做一个交流，口号提得很类似，风险管理从事后转向事前，从定性转向定量，怎么样从事后到事前，定性到定量呢？总有一个数据的参照，比如北京的餐馆，到银行贷款的话，银行没有进行贷款之前就会测算过往的五年，十年二十年里面，这个行业在银行贷款违约的记录和波动的幅度什么样的？这贷款的客户在特定的行业什么位置，给信用的评级什么样子？如果出现损失，银行可能承担的损失多少？加上银行可能支付资金的成本，相应的给它定价是不是能够弥补他的成本，所以一笔贷款没有出现问题之前，已经有了足够的风险准备，所以有可能保持风险控制在事前而不是口号。利息界定方面，主要是利息和由此带来的收入，成本是资金价格和内部资金转移的成本。然后加上管理部门可预计成本的分配可以计算出这笔业务的盈利。刚才上面结算出授信的风险值和盈利得出风险资本的平衡回报率。这个回报率进一步推出贷款的定价。这需要庞大数据支持的计算过程，包括可预见损失和不可预见损失的计算。所以银行作为一个周期非常敏感性的行业在严格利率管制条件下，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行业。所以要考虑利率浮动的环境，实际上可以看到从85年到2003年期限，美国银行业经历从管制利率到市场化利率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这种竞争，随着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和定价能力的提高，股本回报水平和资本回报水平有一个非常明显上升的。银行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得不加强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所以可以向回报比较高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贷款，银行通过加强新的信贷管理技术，风险新的风险。所以通常的办法认为中国利率的市场化带来利润的收窄，和利差的收窄，从国际经验来看，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原来利差管得过于狭隘，所以使得中国特定环境下，利率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定价能力强的银行，可能突出他的竞争的优势和定价的能力。从通常的风险管理流程来说，大概包括首先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确定可以接受的风险偏好，可以承受的风险的容忍度，我这个银行到底做什么样风险状况客户，可以容忍的违约率多少，我需要的股本回报是多少？这由于管制，使得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以前专家建议成立一批中小金融机构，因为中小企业没人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联系，除了都有中小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类似性，因为同样的利率管制和同样利差情况下，中小金融机构，会向更加狂热的向中小企业贷款。我们在浙江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调查，它可以比当地的国有银行还要集中，这中间有一个风险管理策略的问题，现在波动幅度加大以后，不同银行不同定位提供了可能。接下来是授信的政策，首先是客户的管理，转向到单笔交易的管理，包括风险的评估，贷款审批，贷款的管理，监控和评估，以及问题贷款的管理。整个银行层面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组合的管理，包括你这个银行投放产业的组合，违约率的分布，这些组合的分析和组合的监控。在贷款定价制度具体的运作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制度操作，贷款定价等于可预见的损失，等于违约率和LGD，以及到期日，再加上资本回报，每一笔业务必然消耗一定的资本，一定的资本回报和股本回报必须包含覆盖在贷款的定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主要大银行的联报，国内没有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国际好银行年报也是一个好的教材。同时要考虑贷款资金的成本，经营的成本，以及基于市场的因素。而一个良好的贷款评级系统和评级体系对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银行有比较好的定价能力，你会以比较好的竞争价格留住优秀的客户，同时把一些盈利能力低或者定价不匹配的客户推到其他的银行，所以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可以吸纳良好的客户和拒绝不良的客户，识别能力比较差的银行就面临相反的状况，它会吸纳和留住不良的客户，而排斥挤走一些优秀的客户。在具体的经济资本分配方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致分布的框架，要考虑新业务的资本和总体的经济资本和监管性资本，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状况。在贷款具体定价的操作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大概在银行界通常认为一个银行的风险定价可以分几个水平，第一个水平，审批、监控、定价没有中央化，各自为政，本身意味着内部决策高度分散化，高度依赖主观，同一个案例不同的人判断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情绪状况下会不一样，这使得很难保持贷款评价的一致性。也没有量化的指标限制风险，如果判断出现错误，或者贷款情况转换，唯一被动的措施就是核销。也没有将拨备核销与资本的约束分解到业务部门，所以感觉今年1－6月份贷款明显放缓，6月份贷款回收，有一些季节性因素，但是基调性的，宽货币紧信贷这格局没有变化，非常重要的原因资本约束，因为我们国家银行资本两年上三个百分点，非常大的难度。银行本能压缩信贷。问了很多国有银行省际行的行长，都没有感觉到。注重的是净收入。第二个阶段很多银行开始通过贷款评级来分辨银行不同的风险程度，这个评级非常简单但也是一个评级，有依靠主观的，有依靠基本的数量工具，没有真正用来授信的审批、定价和确定拨备。要鉴定这么一个风险级别的客户给的贷款权限，哪一级别的管理人员可以给，如果分成五级的话，可能一级客户的贷款权限一个亿，到三级可能就10万了，因为背后决策性因素是违约率。所以国内银行依靠金额分辨权限，在银行专业性的机构意义并不大，对省行授权一个亿，这意义没有任何价格，你这1个亿贷什么风险级别的客户，有什么风险经验的专业人士进行发放和判断，这个专业人士过往发放违约率什么水平，第二阶段测算业务部门的盈利能力，赚不赚钱，这时候考虑ROA和净收入，资本依然没有分配到业务层面。第三个水准就是经营目标开始转变，强调股本收益率最大化，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开始有全行ROE的水平，以ROE作为业务部门的考核和激励约束依据。目前实际上停留在总行层面没有有效分解到各分行和分支机构。另外比较缺乏RAROC技术手段，客户和产品的利润率中没有考虑风险调整的因素。比如信用卡行业非常盈利，赚钱非常多，信用卡部门会讲今年的盈利是多少多少，我们今年开拓某个领域的客户所以盈利是多少多少，但是没有考虑这个领域带来潜在的客户的风险。比如大家认为电力行业非常好，大量的投资，恨不得所有的银行贷款给电力、公路。实际上电力通过业内的看法，2005年基本平衡，2006年供过于求，这些贷款面临周期波动的风险，这个风险没有考虑和调节到利润考核里面。第三水准要求法定资本要求分配资本到业务层面，目前国内没有银行做到第三个层面，建设银行做到第二个层面。贷款定价完全由业务部门决定，这时候对整个风险控制唯一的制衡机制是有强大授权的独立信贷管理部门。整个制度分成独立的向董事会报告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不能批准贷款，只能对业务部门提交的贷款做出否决或不否决的判断，然后交给相应的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可以决定发放还是不发放。因为他觉得资金量不够，市场竞争状况不好。这时候唯一的权限是提请复议一次，这时候直接批准，拿着违规的技术含量非常低，事后一检查很快查出谁的责任。第四个阶段的水平，就是贷款的评级增加，因为一个风险管理系统必须对整个风险质量变化非常敏感，通常现在评级，原来三个级别的，后来分五级贷款分类，现在很多银行开始进一步的细分，九级、十二级，这使得每一个贷款分级非常细致，贷款质量轻微变动都可以统计到资产质量的变化里面来，我们可能说原来什么叫不良资产，三级、四级、五级的叫不良资产，现在可以跟踪到非常细致的变化，第七级有3％转移第八级了，这有一个转移的监测部门，可以测算客户产品业务各层面的UL即RAROC的。评级过程部分尝试由量化模型。第五阶段开始尝试组合管理，现在广大银行已经尝试有一个组合管理部，最典型的集团案例，为了降低整个组合的系统贡献，我可能要求一个具体的单笔交易的接受风险相对较高的业务，拒绝风险相对较低的业务。组合的引入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国内的银行业对行业的分布，组合的监测基本上没有开展。第六方面在国际范围来看贷款的评级更为细致，15到20级，银行可以更加细致分辨借款人风险的水平，贷款组合的管理框架逐步向投资组合管理模式靠近，银行可以设置总体组合损失波动性限额，单笔交易的限制。第七个水准，随着贷款市场流动性提高，扩大贷款证券化部门，从组织架构上将组合管理部门正式独立，同时用盯市方法取代传统的贷款会计记帐方法。这么一个动态的评估能够耿准确反映银行的价值和收益的变化。再一点组合管理人员要在完全自动化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管理，将实时暴露数据市场价格与圈套评级定级和风险监测分析工具进行结合。这可能对银行信贷管理部门的培训讲这个可以更细致一些，今天在我们宏观的分析上讲这么一个细致的利率风险和贷款的风险定价可能显得过于技术化了一点，讲义可能更详细，后面还有非常尊重的著名学者，陈淮已经坐第一排了。陈淮教授提问：刚才不断提到银行盈利能力降低，巴博士的演讲是不是暗示着利率要提高？第二个问题最近两天人民币升值，很多媒体报道1200多亿人民币蒸发了，你同意这种认识吗？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按揭贷款中，因为很多老百姓提前还贷，银行要扣违约金，你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吗？回答：第一个我们要区分，作为货币政策的利率变量基本利率的变化，和银行针对不同风险状况的客户相互定价利率浮动的差异，可能未来面临整个基准利率没有什么变化，对于不同的贷款客户，我们的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利率事实上有比较大的上升，这也是最近一年多来，我们利率政策有意引导的重要政策效果，因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如果基准利率很高，货币市场回报也比较高，这对于我们稳定货币不利的。如果资金成本非常便宜，相当于投资的热情始终是有，这样把重任转向了，通过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适当紧缩的配比信贷，让银行对不同的贷款客户进行差异化更大的利率定价，所以可以最好的，说南美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吃饭得先买单，因为吃完饭后价格可能就变了。所以以后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同一个房地产项目，过两三天上一个楼层给他的贷款利率都不一样，这也是利率政策有意营造的一个目标。如果资金成本非常便宜，相当于投资的热情始终是有，这样把重任转向了，通过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和适当紧缩的配比信贷，让银行对不同的贷款客户进行差异化更大的利率定价，所以可以最好的，说南美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吃饭得先买单，因为吃完饭后价格可能就变了。所以以后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同一个房地产项目，过两三天上一个楼层给他的贷款利率都不一样，这也是利率政策有意营造的一个目标。第二个问题蒸发1200亿不知道怎么测算，可能外汇储备，外汇存款，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计算，我们有很多外债，有很多外汇贷款，从整个国家财富的计算来看，未必有那么庞大的数字。但是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本土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必然有大量的金融资源集中到中央政府，这时候可能表现外汇储备，如果表现外汇储备必然形成庞大的货币错配，本土的储蓄不能很好应用，就形成多余的外汇储备，只好用成外币，就用到境外市场，美元、欧元，汇率的波动就形成错配风险带来的损失，如果只有财务计策上的意义，实际上可以整个反映和折射出本土的金融市场严重发展滞后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管理水平比较高的银行来说，实际上在管理利率风险的时候，其中定价包括一个提前还贷的风险，就是在利率下滑周期里面，有一部分客户提前还贷，所以不存在惯例不惯例，只要提前还贷就要收费。目前收费意味着银行在利率定价和利率管理方面的能力低下，他在定价里认为没有包含在里面，所以我认为要收费，这也无可厚非，这逐渐形成差异化，有一部分有管理提前还贷利率风险的，一个优秀银行是都能管理这个风险，并且在资产负债表里平衡掉的，银行管不了只能收费，就会有一部分银行说我能管我不收费，他就会吸引一部分好的客户，把一部分坏的客户推到不能管理的银行，所以希望差异化的竞争展开，刚才也做了一个简短图表就说明这个意思。提问：我们知道利率汇率都是资金价格的表现，我们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在进行汇率的调整也迈出坚实的一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应该有一个互相配合的过程，日本八十年代汇率的升值也是伴随低利率的实行导致整个房地产，股市的泡沫，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国家市场利率和汇率改革的过程中，两个政策应该如何配合，使我们国家保持稳定的增长？回答：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7月21号两个重大的举措，中国的货币政策市场化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动作，基本上开始转向浮动和市场化，未来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现在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他们之间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关系，必须有一个非常连续完整的收益率曲线才能对汇率的波动，它的升值和贬值的压力做一个监测，刚才提到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近期在跟日本的金融机构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金融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这次决策里面做参考。日本为什么出现泡沫经济？就是在升值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选择的时期85年的时候，日本内需处于收缩时期，所以内需收缩时期里面必须要大规模的刺激内需，因为升值导致外需减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内需没有相应跟上，经济收缩非常厉害，这时候必然要刺激内需，刺激内需导致货币的投放比较多。教训在于选择内需不足被动升值。他们头一天答记者问说没事，第二天回来说按照既定的套路要升值了。第二个错误就不在日本，到88年内需已经刺激起来的时候，很不幸美国货币政策开始大幅度放松，不断降息，美国不断加强货币的投放，所以日本被动的选择只能跟随，为了维持日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能保持利差过高，所以第一阶段的错误在于日本的被动调整，因为反复说汇率主动调整比被动调整好。第二阶段的错误在于必须要高度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利率走势，这一次时机选择值得肯定一点就是这地方，美元处于升息周期，已经参考借鉴了日本的教训。现在目前非常值得隐忧的地方，中国内需在平稳回落时期，问题关键就是要扩大内需，因为今年一季度，外需对GDP的带动估计在50％以上，上半年外需带动46％，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贸易摩擦，同时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开战，违背了小平同志外贸领域收敛的方式。我们对消费寄于厚望，对财政甚至导致出口部门的闲置资源的转移和扶持寄于厚望，对于原来因为管制导致投资不足或短缺的服务部门垄断部门的放在管制寄于厚望。整个经济增长多快取决最短的木板，这一侧最短木板是煤电油运，这也受到严格的计划管制，管制产生短缺是经济学的一个定律，要逐步放松它的准入。因为汇率意味着，汇率本身是一个国家货币和另一个国家货币的相对价格，也是贸易合非贸易的相对价格，中国人民币适度的升值，如果原来低估有利于出口部门，汇率的适度升高有利于非贸易部门，有利于本土部门，由此导致原来投资不足，但是严格管制部门，盈利空间会加大，这时候应该加大这些领域准入的管制，比如医院，把没病的人折腾成有病的医院，教育、道路、基础设施这些方面的利润空间必须要扩大，伴随着准入的放宽。这就是回答日本教训的案例方面解读。主持人：谢谢巴曙松先生精彩的演讲！接下来请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淮先生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陈淮先生刚才实际上已经进入角色了，这时候从提问变成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陈淮：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我接着巴先生的现在的医生越来越像杀手，卖药越来越像医生的话来讲。我为什么要给他提问，因为他到处讲房地产。这几天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媒体，我们一些媒体人民币升值热炒不知道哪个专家说的1200多亿人民币蒸发了，如果准备买自己人自己生产的产品这推断是成立的，但是中国外汇储备不是买中国自己市场的产品，假定美国市场的价格不变，一个美元该买多少东西还买多少东西。第二个问题关于讨论提前还贷，老百姓按揭贷款是不是公平，研究房地产问题的时候，记者老问这问题，特让我失望，如果我们采取的是给老百姓一个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的选择的话，固定利率条件下收取违约金才是公平的，我买房子的时候浮动利率的情况，升或者降咱们俩都不知道，这风险是公平平等的，如果不然，干脆约定固定利率，如果利率涨了银行认吃亏，跌了贷款者认吃亏。这很公平，没有给老百姓提供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选择的情况下这是第一个不公平。第二个如同巴博士讲到的，中国处在低利率水平的状况下，而且是历史上一个最低阶段上，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人们按揭贷款不是流动资金贷款，周转三个月或者半年，一般15年20年或者更长，在这一周期内显而易见，未来利润上涨的可能性99％，利率下降可能性是1％，这时候约定浮动利率，而且提前还贷还要收违约金，利率上涨也是受风险，提前还贷也是我承担风险，总之消费者承担风险，银行给老百姓一个非常不公正的条约，我们银行家到现在没有说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媒体对这问题讨论的时候也没说到点子上。因为大家拿到我的发言提纲，我就不重新演讲一遍，我们就房地产市场有这么几个方面，宏观调控收到相当明显的效果，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得到了遏制，房地产市场混乱状况，投机炒作虚假合同，过渡的虚假宣传得到很好的纠正。而且各地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中低档住房，以及提供经济适用房这样的政策上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是第一条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是明显和有效。第二条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问题明显。投机性冲动仍然存在，住房结构是高中低档结构，供给结构中满足普通老百姓需求供给不充分，供给需求的效果远没达到预期的目标，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盘活土地的任务非常沉重，国土资源部提出有40万亩土地批出去了，但是开发商说可供开发土地非常少，有一部分土地，由于种种原因，批出去了1/3。由于前期批复不规范导致的纠纷，政府答应的承诺无法履行，还有1/3有些开发商存地，可能存地更有利，还有中小开发商拿到地没有力量开发这原因没有解决好。另外现在房价中不稳定因素还存在，导致一些房价过高过快上涨，有一些前期投机炒作房价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的问题还存在。房地产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第三个问题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两个坚定不移，明确无误的说，继续坚定不移地把中央对房地产业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落到实处，不会半途而废。第二个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健康发展。第四个方面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是我们解决中低收入者阶层住房最重要的方面，这并不是光靠市场和房价的调控能解决的，我们需要通过贴息，贴租，廉租房，公积金等多方面的体系来完善。当前在住房保障体系中，刚刚说的政策都有了。连完善和规范程度比有很远的差距。经济适用房很的专家提出，很多老百姓，普通市民对这一政策寄于很高希望，很多专家提出这政策中存在很多操作的缺陷。当前房地产市场预期过程中并不像一些人警告的那样，已经处在危机的边缘，我认为这话夸大其词了，如同巴博士讲到金融问题提到，现在外资加速流入，是在蠢蠢欲动大规模的努力企图进入，一些人说中国的房地产外资大规模退出，实际上他们代表的那个群体正在大规模进入，据我了解很多开发商已经不再向市场主动零售，外国的基金正努力说服一些大的开发商，建好房子以后整个卖给我，我给你做批发商，这是当前的一个新的动向。我们如果在座下面还有机会提问。如果你打算问，现在市场比较箫条，开发商资金链会断裂，现在就告诉你，就我个人的认识恐怕不会有所谓的救市的政策，如果开发商经不住宏观调控和其他供求关系变化的考验，在市场面前趋于败势，就只好自己解决。我不认为有帮助开发商把房子卖出去的政策。我们不鼓励超出合理限度买大房子，因为中国的土地和能源供给不能满足不能支持这样一个消费标准。尽管巴博士说要适当的辅助扩大消费需求。价格一定有涨有跌，有的楼盘涨有的楼盘跌，有的今天涨，有的明天跌，有的今年跌，可能五年后也不高于现在的位置。我所做的预测就是这些，谢谢！巴曙松：我想问一下在升值起动之后，就会产生一个预期，原来坚信汇率不升值，转向趋于升值，一般升值起动以后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升值预期，可能导致前一段时间打下去的泡沫是不是又会重新抬头了，我们建设部门怎么应对？回答：不要夸大金融这方面的力量。因为汇率和利率变化导致日本房地产泡沫是假命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八十年代日本资本出现大量过剩，城市化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完成了，关西、关东地区的重工业形成了，新干线建完了，基础设施趋于完善，钢铁成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时候出现大量的资本过剩，这种情况下金融变化才会对实物资产产生影响。中国什么情况？我在日本专门研究过两年问题，我们远没到资本过剩的阶段，中国城市化如果完成了，我们不会有那么多老百姓高叫买不到房子，基础设施完成了，不会争论北京到上海究竟采用轮轨还是磁浮技术，我们汽车市场要发达，不应该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竞争，而应该看到国产汽车的竞争，确实承认中国出现一定的相对过剩，目前银行存在8万亿的存差，也就是说一方面有相当多的地区领域迫切需要资本投入，把钱、货币转化为资本，另外一般方面金融系统的低效率和市场低效率不能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导致了人们所说房地产有泡沫还是没有泡沫，简单归结利率的高低汇率的变化是不对的。当前人民币升值2％是什么影响，我们可以说这2％是很高明的调整，前期一定少量的并不存在炒作，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进入中国房地产业，甚至几千美金，这说法没有根据的，我做过确切数字分析，只有少部分投机资本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但是2％的影响是让他们难受的增值，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确实实现了，另一方面2％的高度又使它无法套现退出，退出以后交了交易成本和资金转移的成本还会亏本，不退不知道下一步怎样？这一步是一个比较高明的变化，使这些资本进退两难。但是有一个部分去年就存在，去年老百姓大约1百亿美金个人外汇的结汇，外汇对中国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不是短期结余，是和家庭的重大项目联系在一起，比如孩子出口旅游，或者前几年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预期规避风险，现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被升值预期取代了，老百姓不管出国旅游还是孩子出国念书，不需要自己保存一部分外汇，在升值预期下中国居民在境内存的一部分外汇有可能加速转变为房地产投入，购买房子。因为我刚才说，原来存外汇和家庭的重大用途联系在一块的，原来重大用途不存在了，新的重大用途很可能和住房联系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对住房需求有一定的压力，至于巴博士说的人们买涨不买落，国外资金一旦看到人民币启动升值的阀门，加速涌入中国的冲动肯定存在的，但是能不能涌进来，我个人认为我们到现在为止金融管制系统还是有效的。少量的也许有合法通过借外债的方式，通过晚购早支的方式，并不构成中国房地产根本性的威胁，除非开放资本外汇自由流动。提问：我请教一个问题，对房地产市场全国市场局部市场关系如何处理，建设部一个测算，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5％，每年1千万人口进入城市，我也是长期看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对于短期的调整，以及局部市场的调整您怎么看的？同时对上海房地产市场比较关心，您认为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国际上有一些可以参照的例子做对比研究，以及认为一年之后，上年房地产市场会达到什么样的调控效果？回答：这个问题好大，我们说从长期看20、30年之后中国房地产价格合现在比应该趋于上升的，不要把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等同一个事，不要把局部和全国市场等同一个事。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在前期市场不健康因素在局部市场比较集中，其他市场有没有？也有，但并不等于全国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我们清楚看到，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住房短缺危机。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盖房子盖城市的速度是过去工业化史上200年从未有的奇迹，但是我们还远没有满足需求，还需要一个长期努力过程才能达到，在我给大会提供书面材料中讲到，宏观调控和长远战略共同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全包含的逻辑关系；第二个让大多数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房子；第三个达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20到30年。不是今天就让大多数老百姓都买得起房子，办不到的事。第三个问题对上海市场，和巴博士问的问题联系起来就有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希望记者们报道的视角钻研一下，如果上海市场的房价，国外投资者有一个拿它和香港、东京以及亚洲其他城市，世界同类型城市相比较的话，由于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标注的价格实际上和国外货币相比变得贵了，假定说，为了简便起见，上海房价和香港房价是1：2或1：3，现在1.2：2，或1.3：3。这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上海房价是降还是升，各位一定有这个水平，我不回答了，谢谢！提问：刚才您说到两个坚定不移，现在也有一种担忧，如果我们对房地产进行调控的话，会不会阻碍房地产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般的观点看起来，两者的回旋余地可能是比较小的，作为专家能不能放大一下看看里面回旋余地有多大，可能性怎样的？回答：你说的担忧是谁？很抱歉我们很清楚回答了，前期媒体谁和房地产业站在一起，我想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房地产业本身的发展前景不用怀疑。老百姓改善住房条件非常迫切，城市中一部分住房非常困难，农村向城市转移方兴未艾，这几个趋势不去重复。第二个中国老百姓收入不断增长，在未来20年是世界上人均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学道理可以证明，在这个新增收入部分的主要指向，房地产应该是主要选择，收入增长10％，可能对房地产需求可能增长20－30％，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业或国民经济GDP带来的影响，一个的确需要盖很多房子，但是在短期内一下子盖这么多房子煤电油运，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城乡之间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关系等很多矛盾不能够及时理顺，我们政策准备物质准备都不充分，比如城市还需要向外扩张150平方公里，但是没有那么大力量解决150平方公里的农民安置问题，我们还不能够扩张这么多。我们在建国时候盖的房子，值得留下的不多，我们必须大规模拆迁，但是现在承受不了这么大拆迁的代价，我们还得一步一步的做，所以要对总规模进行调控，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一个问题是，我刚才刻意没有讲到投资规模仍然偏大，并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盖房子，而是我们国民经济现有发展阶段承受不了这么大。假如你们家需要一个大房子，今年就买可能你家承受不了这么大风险。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再进一步说，我们盖这么多房子是不是没有足够多的货币资金支持这个产业发展？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金融市场以及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房地产市场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市场。资本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应该明白你投入的是高风险的市场，另外投入这个领域的社会资金量比较充分的并不短缺，我们银行有数万亿的投到房地产领域里，因为银行追求安全性流动性的货币供应者。比如银行12亿贷款资源最大多少比重投入房地产业是安全的，把更多资产投入高风险领域就不是银行了，房地产业需要的资金应该更多通过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以及发行项目债券或其他市场化方式，多样化的经营品质凑集资金，这些品种目前还不充分，这也是为什么一调控，很多中小地产商立刻感觉资金链的紧张，销售周期的延长，马上就说我可能活不下去的问题所在。就像很多小伙子是一个生机勃勃、进取型、开创型小伙子非常好社会需要你，但是我们家闺女嫁给你，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风险，你可以另谋对象。谢谢！主持人：接下来是今天下午本次论坛最后一个演讲，是中国联合钢铁网首席顾问，周国成先生就2005年上半年钢铁行业运行状况分析，周先生演讲之后还有国研网董事长李明先生的致词。现在欢迎周国成先生给大家演讲。周国成：我演讲讲一下2005年上半年钢铁行业的运行状况，以及对下半年钢铁行业的发展趋势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中国钢铁业近几年发展很快，引起世界各界的关注。特别01年到04年中国钢铁工业进入高速的发展期。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20％以上。特别03年达到2亿吨，今年可能突破3亿吨，两年增加1亿吨产量，钢铁高速发展带动铁矿石的需求。去年进口铁矿石2.08亿吨，一年增加了6千万吨。把海运市场也拉动起来了，中国钢铁的发展对世界来讲影响很大的。01年到04年高速发展，但是支持高速发展的动力不一样，01－03是由于国内需求的旺盛，拉动了钢材的高速增长。01－03年尽管钢铁行业高速发展还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每年进口大量的钢材。04年钢铁行业高速发展的动力不是国内需求的拉动，04年国家宏观调控对钢铁需求显著下降，04年粗钢消费量下降比03年增加4.7％，01年粗钢产量22％，02年20.8％，03年25.7％，04年下降15个百分点，而且市场价格稳定，那关键在于04年出口钢材大量增加，进口钢材显著减少。04年进口钢材2930万吨，出口1423万吨，我们按照钢来核算等于04年进口钢材3503万吨，出口钢相当于2120万吨。整个粗钢产量增加5046万吨，相当国内钢产量增加5千多万吨，45％用于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只有55％增量满足国内行业的需求。05年钢铁行业又面临新的环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时期，05年的消费，大幅度下降，但是上半年大家看到增长速度还是加快，而且创历史新高。上半年粗钢增长率28.3％，生铁23％左右。而且日产钢水平逐月提高。另外05年钢产量增加年产500万吨钢的15家企业产量增长22％，占全国比重43.4％，下降2个百分点。十大钢企业里面，增长最高的山东莱钢，增加了74％。江苏沙钢比去年同期增加58.7％，济钢增加39.2％，唐钢增加36.5％，包钢增加32％，首钢增加30％，这几大钢厂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部分省市来看是河北、江苏、山东这几个省增幅都超过30％，山东省出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50％，说明这些省市超高速增长。在所有钢品种里面，有一个特点，增长最多的就是板带材，占钢材总增量的48.6％，大家看几个品种，都是热轧卷、冷轧卷，增幅相当高相当大。这是钢材的增长情况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下面谈一下今年进出口的状况。从总量来看，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比进口同比是减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海关都有数据，上半年累积进口钢材1322万吨，同比减少485万吨，下降26.8％，但是把整个从去年四季度放一个区段上看，中国的钢材从去年四季度进口大幅度减少，去年四季度进口钢材537万吨，今年一季度597万吨，二季度725万吨，如果说今年同期跟去年同期比是下降的，但是发展趋势来看有增加的趋势。从这图上我们从进口的蓝线可以看到。出口也是，出口继续增加的，但是增长的速度是减缓的，给大家列了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日均出口量，因为各月天数不一样。大家看到逐渐减少的趋势，3月份7.12，4月份6.89，5月份6.83，出口增速减缓。另外钢坯的出口呈下降趋势，另外从钢铁行业来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料供应紧张局面明显缓解价格普遍回落。钢铁原料资源大幅增加，供应紧张局面缓解，特别铁矿石，去年每年增幅13％到16％，今年达到26.5％，铁矿石进口1.3亿吨。资源供给大幅度增加，紧张得到缓解。另外钢铁原料价格普遍回落，从印度进口4月初90美元现在6月底降到60美元。国内铁矿石也在下降。到6月20为止，巴西到中国的航线每次18.5美元，比年初下降18美元。今年上半年钢材消费增长明显减缓，供给大于需求。刚才讲了消费减缓，钢材主要消费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全国来讲今年1－5月份比去年回落8.4个百分点，另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明显低于全国的26.4％，这里面北京固定资产投资率1－5月份为11.4％，上海9.4％，这些地区是消费钢材主要地区。另外房地产投资我们关注施工面积需要大量的建筑钢材，一年全国建筑钢材占钢材产量资源总量20％，房地产业投资今年1－5月份比上年增长率下降3.6百分点，施工面积下降3.3百分点，住宅下降5.6个百分点。汽车今年1－5月份是4％，04年增长率是28.2％，回落24个百分点。民用质船舶，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房间空调器，都是消耗板材的。这些需求都是有下降的。另外上半年钢材市场有一个显著特点，钢材价格大幅振荡，幅度之大时间之短为历年少见的。上海市场为例，1月初螺纹钢3400，3月份达到3800，6月末达到2870。涨400，降930。特别6月末和7月初，三天变化幅度相当大。这是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在市场显著的特点。钢材价格所以这么跌宕起伏主要原因供给大于需求，另外宏观调控政策对钢铁的影响，4月至6月集中出台，使钢铁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另外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另外钢铁企业二月份以后，大幅度提高钢材价格，超出市场承受能力。然后4、5月份又开始降低出厂价格，频繁调价，每月，每旬定价每旬调价频繁变动，造成钢材价格的起伏。另外1到5月份钢铁企业产值和收入增加但是利润下滑。另外谈谈下半年钢铁运行趋势的几点意见。新半年有这么几个看法，或者说下半年的运行趋势的几种可能。一个新增产能集中释放，供给大于需求的居民进一步加剧。01年到04年累积完成投资4393亿元比八五和九五总合还要多502亿，这种投资形成的产能将在05年开始集中释放，阶段性的产能过剩已成定局。另外热轧板卷产量将大幅度增加，如沙钢1700，莱钢1450，本钢1880热连轧机组集中投产，增加产能930万吨。第二点粗钢产量大于粗钢消费，大幅增加出口可以缓解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如果1到6月份粗钢日产水平估计全年粗钢产量3.324亿吨，如果今年与04年粗钢消费一样，实际今年消费肯定低于10％，按10％计算，产量大于消费1710万吨。04年是28663万吨，在这基础上增加10％。要比3.32亿吨还要小，产量大于消费1710万吨，这1710万吨钢往哪儿放？如果你要想做到平衡，必须要增加出口钢材钢坯，而且出口幅度要大于上半年，把出口大于进口。另外估计全年进口钢材不会超过2500万吨，出口钢材大于2千万吨。第三点，钢材钢坯出口大幅增加存在变数，要想做到供需平衡，存在很大变数，一个世界钢材需求增幅下降，库存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限产措施，防止价格深度下跌，如果你在过去出口抢占国外市场他已经减产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另外人民币升值2％，出口压力肯定要增加，另外钢坯取消出口退税，因此总结这些条件出口又受阻。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市场平稳运行关键就是钢铁企业能否压缩产量，减少供给、稳定销售价格，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下半年整个钢材价格走势，一个是供求关系在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市场运行态势的变化，我个人估计三季度的价格整体水平还有小幅波动，四季度有望平稳运行。人民币升值，虽然从国外购进的原料成本有所降低，但价格大幅下降，钢铁企业的利润会减少。另外钢铁企业利润将向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企业转移，向生产板材的企业转移。利润的格局要变声一些变化。总的看法就是，2001年到2004年中国钢铁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但是2004年是一个转折年，出口大幅度增加，进口的减少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新的突破，维持钢铁企业，支持高速发展。2005年中国钢铁工业进入调整期，所以用调整年的开始，如果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认真贯彻、严格执行钢铁产业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布局调整，特别是要淘汰落后产业，可能为2007年以后中国钢铁行业新一轮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钢铁行业是周期性的行业，特征很明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提问：铁矿石全年进口量做一个介绍，去年2.08亿吨今年全年铁矿石进口量预测，年初预测2.48亿吨。另外汇率的调整，对进口铁矿石有什么影响？回答：中国铁矿石含铁量37％左右，国外一般60％多，所以中国必须大量进口，03年进口1.48亿吨，04年2.08亿吨，增加6千万吨，铁矿石需求多少，看含铁量，生铁产量多少，今年估计3.15亿吨左右，每一吨生铁需要铁矿石1.6吨成品矿，倒推过来，把中国原料产量2吨算一吨成品矿，折合下来平衡，中国今年进口铁矿石2.4亿吨，因为原矿产量高速增长。也就是2吨顶1吨进口矿。也就是2吨顶1吨进口矿。另外中国铁矿石港口库存量，5月底港口存量3700万吨。6月底3650万吨。因此铁矿石我认为2.4亿吨，上半年进口1.3亿吨，下半年可能进口1亿吨左右。还有人民币升值，中国铬矿进口锰矿进口，人民币升值2％，进口会降低一些成本。提问：有人估计明年铁矿石价格可能下降，对明年中国铁矿石进口的价格是怎么展望的，明年铁矿石进口量有没有预测？回答：明年铁矿石进口量到年底今年实际产量是多少？而且铁矿石的价格国际上有一个规矩，每年2月份开始，跟进口商谈判，跟日本跟中国谈判，一家定下来了，大家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很难说，中国明年需要多少，看增长情况。看明年中国生铁需要多少？肯定不会每年6千万吨增长，04比03年多进口6千万吨矿石，今年最多也就是3千万吨矿石。主持人：谢谢周先生，非常遗憾告诉大家，本来请这一次论坛的承办单位国研网董事长李明先生做一个闭幕词，由于李明先生在飞机上，来不及赶到现场了，所以我们闭幕词就不能请李明先生讲了。这一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办的，由国研网国研大讲堂承办的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全部日程已经结束了，两天来有20位专家学者和政府的宏观部门的官员在这里做了精彩的演讲，他们涉及的题目也非常广泛，回答了很多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和产业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大家肯定收益也不小，而且特别到会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我想在这里代表论坛的主办和承办单位，代表论坛组委会，向所有到会的来宾代表和记者表示感谢！现在我宣布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非常顺利的结束了，谢谢大家！搜狐财经为您直播的2005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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