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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博试题(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回忆版),有两题想不起来了,欢迎补充

    经济学原理一、名词解释(共5个,30分。还有一个不记得了,抱歉)折旧流动性陷阱消费者剩余寡头垄断二、简答(30分)剩余价值的生产不在流通领域又离不开流通领域。简述巴罗——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基本思想(要点)。三、论述(40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及其在我国现阶段的表现形态评述。区域经济学一、名词解释(共5个,20分)距离成本增长极蔓延式扩散主体功能区俱乐部趋同二、简答(共2个,30分,抱歉,还有一题想不起来了)简述影响聚集机制和扩散机制形成的主要因素。三、论述(共2个,50分)如何推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t谈谈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的看法。

  • 1999-2009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经济功能定位要览

    西部大开发1999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号召,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1月19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西部地区开发工作会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展开。200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召开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绝不会动摇,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不会减弱,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会减慢。200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呈报的《西部大开发五年工作汇报》材料上作出重要指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中央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整体战略部署。要认真总结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来的经验,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抓紧建立西部开发长期稳定的资金渠道。2005年9月3日-4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力在西藏拉萨召开“十一五”西部开发规划座谈会。2006年3月18-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时强调,对于宁夏等西部地区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机遇,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把经济搞上去。2006年4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2009年10月16日,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暨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在成都开幕。温家宝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中国将把全面提高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努力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区域、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示范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域,加快构建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城市经济功能定位西安:定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陇海兰新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提出了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软件、生物技术、新材料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以航空航天、汽车、光机电、国防科技工业、石油化工、食品饮料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兰州:中国西北地区的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连接东西部地区的交通通信枢纽城市及能源物流集散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2年,“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东北振兴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资源开采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9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12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成立。2004年3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2005年5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2005年8月11日,国务院召开东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座谈会。12日,国务院召开东北地区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试点工作座谈会。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会议研究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问题。2006年6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2007年6月,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2007年11月,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2008年12月,关于调整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2009年8月1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9月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正式发布执行。33号文件是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下发执行后,国家出台的又一个指导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城市经济功能定位沈阳: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和商贸中心,是东北地区第一大城市和我国最重要重工业基地,将建成全国装备制造、东北地区商贸物流和金融三大中心,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长春: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城市,东北地区中部最大的中心城市。建设成经济实力较强,社会文明进步,科学技术先进,城市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开放型、多功能、具有北方特色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大连:立足辽宁,依托环渤海,服务东北,面向东北亚,建设成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生态环境优美和人民生活富足的宜居区,形成我国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中部崛起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出,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5年3月6日,全国政协召开国家十部委(局)参加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案协商现场办理座谈会”,中部崛起由此“破题”。2006年2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一份促进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2006年9月18日,中部六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部分中央部委负责人会聚郑州,参加“中部论坛”郑州会议。“中部崛起”的横向合作付诸行动。有关部委和中部六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部博览会也在2006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200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部署;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重大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协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政策,推动部门间沟通与交流。2008年初,编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列入了国务院的工作日程表。2008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初稿)开始下发,地方和多个部门纷纷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各个省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台编制了相关规划。城市经济功能定位太原:山西省域中心城市,以产业多元化、结构高度化、开发高效化、增长集约化、环境清洁化为方向,以环渤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为发展空间,实施双向拓展,建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生态环境良好、社会文明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工业基地、文化名城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综合性都市。郑州:建设成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商贸城市”定位,重点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五大产业。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努力把郑州建设成为先进制造业基地。武汉:提出了武汉是“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定位。重点发展以钢铁制造业、汽车及机械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产业等重型化工业及电子信息、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烟草、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印刷业等轻型工业,支撑其“工业基地”功能。在第三产业方面重点发展商贸会展业、金融业及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等现代服务业等。长沙:以文化交流为先导,以商贸、旅游娱乐为支柱,具楚汉遗风,融长株潭于一体的科教性国际文化交流的山水商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先进制造业基地、高科技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基地,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布局重心上突出长沙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领跑中部的长沙工业“双核”。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年1月8日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纲要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定位,是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规划纲要》明确把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赋予“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从全局出发,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要推进珠三角各市内部的城乡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提升珠三角的过程,更要注意与带动东西北统筹部署,始终把带动东西北作为重要的目标任务。当前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的“主抓手”,就是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必须坚定不移,一抓到底。三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准要有新突破,积极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把深化与港澳的紧密合作作为重中之重,同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全方位加强与泛珠、东盟、台湾等地区经贸合作。抓住机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洗牌”机会,鼓励我省企业“走出去”进行低成本扩张,积极打造自己的跨国公司。四是发展民生和社会事业要有新突破。切实防止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重产业建设轻民生改善的倾向,把发展民生和社会事业与经济工作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推进,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五是体制机制创新要有新突破。用好用活“先行先试”权,重点围绕主体功能区规划、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珠三角一体化,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更好地承担起中央赋予的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的历史重任。城市经济功能定位深圳:建设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高科技城市、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城市、区域性金融贸易和会展中心城市、美丽的海滨旅游城市、高品位的文化生态城市、国际文化信息交流中心和国际旅游城市。在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广州: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建成带动全省、辐射东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强化城市六大功能建设目标:一是经济中心;二是国际都会;三是创业之都;四是文化名城:五是生态城市;六是和谐社会。长江三角洲地区我国首个由国家组织编制的、跨行政区的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送审稿)于2006年签发有关省市征求意见。纲要对长三角地区的功能定位、区域发展总体布局框架、城镇体系发展整体思路、重点产业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协调与建设、区域内资源配置和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等都做了明确规划,明确了未来长三角四大功能定位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及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号)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提高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与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坚持和谐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率先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联合与协作,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在体制创新上先行先试,率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城市经济功能定位上海:“双中心”的战略地位,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一要建设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机构和业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二要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和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杭州特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苏州: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产学研紧密联合、各类人才聚集的技术创新基地;科技含量高、外向度高、经济效益好的现代农业基地;融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为一体、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度假基地。“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基本现代化地区。宁波:现代化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构筑宁波都市经济圈,使之成为浙江临港重化工业的核心区。无锡:国际制造业基地、国内外旅游胜地、长三角湖滨特大城市和全国生态人居名城。苏锡常都市圈中心城市,苏南的物流牛心和交通枢纽。温州:定位为民营经济的先行区,逐步发展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工业、商贸中心和港口城市。武汉城市圈2001年1月,武汉市领导提出“大武汉集团城市”。2002年初,《发展“大武汉”集团城市的构想》和《“大武汉”集团城市发展方略》两篇论文发表,两篇论文被公认为是武汉城市圈理论的奠基之作。2003年湖北省先后组织召开了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研讨会和专家座谈会,形成了《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4月7日,省政府下发《关于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建设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的“四个一体化”基本思路。2005年“中部崛起”10号文件,“武汉城市圈”被列为中部四大城市圈之首,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省政府明确提出武汉城市圈建设“四个一体化”基本思路。2005年完善为“五个一体化”。2005年11月25日,武汉城市圈农业经济协作第一次会议在汉召开。圈内9城市达成共识,将依托武汉,积极参与推进城市圈的农业发展。2007年11月,武汉市政府向省政府上报了《关于推动武汉城市圈通信市场一体化武汉鄂州或孝感等市试点工作请示》,现已开始试点。2007年12月12日,省工商局同意《武汉市工商局、鄂州市工商局关于武汉东湖开发区与湖北葛店开发区市场主体准入一体化的意见和建议》。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报请国务院同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17日上午,湖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国家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2008年8月湖北省推进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正式发文,批准洪湖成为武汉城市圈观察员。9月湖北省推进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正式发文,批准京山县成为武汉城市圈观察员。2009年2月湖北省推进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领导小组正式发文,批准广水市为武汉城市圈观察员。这是继洪湖、京山之后,武汉城市圈的第三个观察员。长株潭城市群20世纪80年代初,原省社科院副院长张萍提出长株潭经济区的构想,进行了初步试验和理论探索。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决策。1998年,编制实施交通同环、能源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五个网络规划。2000年,编制《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十五”规划》。2002年,编制实施《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着手编制《湘江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3年,省政府颁布《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开发建设保护办法》。2004年,编制实施《2004-2010年长株潭老工业基地改造规划》。2005年,省政府颁布实施《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这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编制实施《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十一五”规划》。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简称“新五同”。提出加快以长株潭为中心,以一个半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在内的“3+5”城市群建设。三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召开,制订了《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签署了《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工业、科技、环保三个合作协议。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9月29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中部地区具有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密集、本土市场潜力大等优势,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成渝经济区成渝地区地处中国西南与西北的结合部,是中国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西部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较之于西部其它地区,成渝地区社会发展基础良好,自然生态条件相对优越,具有很大的发展容量和潜力。目前已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成渝经济区亦即城市经济区,其未来的战略定位是“五大基地一个屏障”,即能源、装备工业等产业特别是重型装备制造业、国防科工、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农牧业及深加工基地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规划中称要把四川打造成石油化工、核电设备制造、民用飞机制造等特色基地。成渝经济区未来的空间布局是“两圈、两群、四带”。两圈是指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两群是指川南城市群、川中(或川东)城市群;四带是指长江上游经济带、成(都)德(阳)绵(阳)经济带、成(都)内(江)渝经济带,以及成(都)遂(宁)渝经济带。国家“十一五”规划把成渝地区列入了重点协调发展区。2007年6月,成渝地区被批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成渝地区人口超过8000万,在中国经济区中人口最多,也是西部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区域。成渝地区拥有2座特大城市和数十座大中型城市,其中成都和重庆两市,是中国西部主要的经济增长极,都是西部地区工业重镇及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聚集地。城市经济功能定位成都:提出了“全省经济中心、我国西南地区的科技、金融、商贸中心,是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的定位,以体现现代服务业主体地位的科技、金融、商贸及旅游业,体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但为了支撑其经济中心功能,也提出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产业、医药产业、食品产业、冶金建材产业、石油化工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等第二产业的推动支撑作用。重庆:定位于“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重要的中心城市,是重庆直辖市的经济中心”。将重点发展服务业体系、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及适度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未来的拓展区重点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汽车、摩托车、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和材料加工业等,体现了核心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拓展区继续推进重化工业以支撑其区域性经济中心地位。皖江城市带安徽省1990年7月拉开沿江开发开放的序幕,正是在同年4月浦东开放开发的大背景下。“抓住机遇、开放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带动全省”成为当时安徽省的重大决策。2006年8月,《沿江城市群“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皖江城市带作为“安徽省对外开发的门户”的战略定位,要求“主动迎接长三角辐射,推进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管理体制的全面对接,成为率先接轨长三角、接轨国际的开发型经济区域。”“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简称“皖江城市带”,主要是针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示范型创新区,于2008年12月正式获国务院批准,为皖江9市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提供重要平台。皖江地区是长江经济走廊的重要地带,也是安徽省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范围共包括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巢湖、池州、宣城、滁州等9个皖江城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皖江城市带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时将有所选择,按照错位发展、补缺等原则承接转移。按照预期,示范区区域将建成为长三角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旅游休闲基地,以及中部地区最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争取成为中西部地区体制机制最优、产业集中度最高、投资强度最大、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城市经济功能定位合肥: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区域性的商贸物流中心、旅游会展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引领皖中、辐射全省、联动中部、接轨长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城市。芜湖:在安徽奋力崛起中争当排头兵,把芜湖建设成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滨江山水园林城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世纪90年代,江苏提出建设“海上苏东”,沿海进入“四沿”(沿江、沿沪宁线、沿东陇海线、沿海)生产力布局,开发的层次与力度不断升级。2004年3月《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编制启动。2006年10月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院士牵头,中国工程院、国家开发银行与江苏省政府联合开展专项研究,最终完成了《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和11个课题研究报告。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到连云港视察,对连云港的规划和发展以及沿海开发提出了明确要求。2007年4月,省委、省政府召开沿海开发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新一轮沿海开发。会后省政府批准下发了《江苏沿海开发总体规划》。2008年1月一2月《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完成,并呈送国务院。2008年8月,国家发改委会同19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赴江苏省沿海地区调研,之后与江苏省政府共同完成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编制。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江苏沿海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3小时交通圈已经成形,更有利于未来这一地区的长期发展。关中一天水经济区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将把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规划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根据《规划》,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战略定位除了“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外,还将打造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规划》提出,到2020年,关中一天水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体现在五个方面,概括起来讲就是“一个高地、四个基地”,即:形成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其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经济区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将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将大幅提高。来源:《中国城市经济》2009第11期

  • [讨论]区域经济学里用到距离的几个模型

    我是区域经济学的初学者,刚开始学没太久。我注意到距离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最近很注意这个问题,也收集了一些资料。通过整理我发现用到距离的模型有多个,我先把我知道的列出来,希望大家继续补充。1。便捷潜力指数模型这是厂商选择区位的一个方法,用来解决厂商面临多个市场时如何选址的问题。给每个可供选择的区位,计算出一个指数Pi叫做进入市场便捷潜力指数计算出该区位上每个市场销售量/距离的平方然后把计算出所有市场相加就是该区位的便捷潜力指数最后把每个可供选择的区位的便捷潜力指数相互比较,哪个最大哪个就是最优区位2。引力模型引力模型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所有有距离因素的问题都有它的影子。

  •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评析

     摘要:文章结合中国现实,对国内外学者基于区域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提出的区域差异理论作了比较与评述,分析了这些理论产生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局限。最后指出: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长期的,必然的;均衡发展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非均衡发展是以均衡发展为目的。非均衡发展的差异理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是区域经济从极端的非均衡到均衡,发散到收敛,差异到趋同的必然选择。现实的经济发展只能是通过非均衡的过程向相对均衡运动。  关键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差异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日益突出,地区发展差距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变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难题。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近年来关于区域差异问题的探讨,原因的分析,演变趋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矫正和控制差异的措施与对策,也越来越受到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而且形成了有关地区差距的多种理论学说(AnnstrongandTavr,2000)。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明显差异的现实,为构建和谐社会,调控差异,本届政府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文基于区域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理论在中国应用的过程,对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理论演变进行了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解释和面对当今的经济地区差异困窘。  1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主要理论及局限  1.1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主要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最初从马歇尔(Marshall,Alked,1890)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演绎而来,此理论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关于均衡发展理论主要有空间均衡论、低水平均衡论和大推进论。  1.1.1空间均衡论  早期区域均衡增长模型是建立在自动平衡倾向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上,索罗和斯旺(Solow.RandSwan.T,1956)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也提出了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类似理论还有格申克龙(Gershenkron,A,1952)、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M.,1986)等主张的“后发优势理论”,库兹涅茨(Kuznets,1971)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变动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巴罗(Barro,R,1992)、加罗尔(Galor,O,1996)、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X,1995)和MRV(Mankiw,D‘Romer&Weil)等主张的条件趋同理论等等。  1.1.2低水平均衡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1956)指出,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equilibnumtrap)理论。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纳克斯(Nurkse,R,1953)贫困恶性循环论也认为,不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小,由此必然形成资本形成不足,生产率也就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反过来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地形成了恶性循环。  1.1.3大推进论  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即“大推进”式投资和发展,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的不可分性,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赖宾斯坦(Leibenstein,Harvey,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1.2均衡发展理论的实施及局限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就是在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布局,均衡发展,经济建设大规模向内地推进,提出各地要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遵循“五项原则”。在平衡布局理论指导下,从而把全国经济分为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到60年代末,从战备的角度考虑,又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采取“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兼顾、发挥优势、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建设项目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特别是利用东部高比例的财政收入补贴中西部欠发达内陆地区,使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缩小。但也由此带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低水平上徘徊,发展速度缓慢,与世界的差距加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很难解决区域经济差异问题。  均衡发展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但该理论面临这样的困境:(1)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2)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2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主要理论及实施和局限  2.1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主要理论  为了对上述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产业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效应原理。因此,优先投资和发展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也是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然后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非平衡发展理论遵循了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突出了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个理论出来以后,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区域发展理论。  2.1.1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缪尔达尔(Myrdal,C,1944)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循环累积因果”(cumulativecausationmodel)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1)“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s)(或极化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2)“扩散效应”(spreadeffects),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1.2不平衡增长论  艾尔伯特·赫希曼(Hirschman,A.O,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effects)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2.1.3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1975)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j.b.boudeville)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应指出的是,最早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的“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  2.1.4中心——外围论  此理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核心——边缘”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Friedman,J.R,1966)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发达地区)和外围(落后地区)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的。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外围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相对于中心,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政府的作用和区际人口的迁移将影响要素的流向,即最终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心与外围的界限会逐步模糊最终消失。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赫尔希曼(Hirschman,A.O,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也是类似的观点。  2.1.5梯度推移和广义梯度推移理论“梯度”实际上就是差异度  背景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Vernon,Raymond,1968)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列为不同的发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由夏禹龙、冯之浚“982)提出梯度发展战略,首先让高梯度的东部掌握先进技术,逐步向梯度较低的中西部推移,缩小差距,最终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在中国的区域开发中,基本上是遵循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中科院陆大道1984年提出),特别是梯度理论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我国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都是梯度理论的应用与实践。  但是梯度理论应用过程中,也时常遭遇推移迟迟未果,如“中部凹陷”的困惑。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梯度相差过大,或是高梯度区域的积累不够,时机不成熟,或在低梯度区难以形成生产协作网络,或其它因素,实现产业转移就很困难,强行推移势必得不偿失,而且会形成梯度推移中的扩散“粘性”。所以梯度理论即便是完善的,也有应用的时机、时空、社会和客观多方面的条件制约。况且梯度推移理论本身也有缺陷,理论自身需要改进和更新,从而有国内学者提出的广义梯度理论(李具恒、李国平,2005)。广义梯度理论将影响区域开发模式的多元要素抽象为梯度,并将梯度扩展为自然要素、经济、社会、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制度等多维层面,揭示了梯度分布间的耦合关系和多元交叉互推机理,尝试进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模式的构建。实现了对梯度理论的创新。 2.1.6倒“U”型理论  威廉姆逊(J·G·Williamsonl,1965年)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区域经济领域,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先扩大”和“后缩小”)。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1999年国内学者饶会林教授发展这个观点,通过双S曲线的理论与方法,清晰地全面地反映和回答了两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机制和发展趋势,对倒U字型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理论说明。  但威廉姆逊的倒U字学说所描述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轨迹只能是众多的变化轨迹中的一种,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通意义,更不能脱离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现实和国情,作为全面解释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规律性的理论。  2.2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实施和局限  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提出了:“目字型”(张伦1992)战略;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构成的“T型”发展战略:“东部重点论”:“一个半重点论”等,并提出了生产布局的一、二、三级轴线和国土重点整治地区,把过去以内地为建设重点、过分强调平衡布局的政策,调整为以效率为重心的第一阶段发展(1978-1990),投资重点放在效益高、见效快的沿海地区,并在政策上给予大量的优惠条件。通过这些地区优先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梯度效应带动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缩小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非均衡战略的实施在取得一定实效的同时,也使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重大问题:(1)老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区之间,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拉大。(2)基础产业供应不足的“瓶颈制约”与中、西部资源开发滞后的“短腿现象”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后劲。(3)对东部沿海地区投资与政策的双重倾斜,加剧了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导致过度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流通领域的混乱和地区封锁,区域经济摩擦加大,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面对这种新的区域经济问题,学术界又提出了“适度倾斜、总体协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从而有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  3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及实施  3.1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  3.1.1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近几年以来,我国的GDP每年都以9%以上速度递增,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引起世人瞩目,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胡鞍钢等学者的分析和预测,区域间差距的泰尔系数从1978年的0.031上升到2002年的0.096,如果不加以调控,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将会从1999年的0.437上升到2020年的0.474。倾斜式非均衡发展尽管使东部获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这不仅影响总体经济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为解决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问题,又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学术界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①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非均衡发展并非单纯、孤立地发展少数地区少数优势产业,而是围绕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建立一个结构紧密、相互协调而又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区域产业体系。②强调在非均衡发展基础上的全面协调。在重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只有各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人与自然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间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够实现区域经济和整个社会和谐发展。③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非均衡协调发展就是要实现非均衡发展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这种既重视效率强调非均衡发展,又重视公平强调全面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只有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自然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④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城乡间、区域间、经济社会间、人与自然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间的差异显著,矛盾凸出,要化解这些矛盾,就必须突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发展观,那种只重视增长而忽视发展,只重视局部发展而忽视全面发展,只重视短期发展而忽视持续发展,只重视非均衡发展而忽视全面协调发展,都是与社会和区域经济和谐、持续发展相悖的,与我国国情不相融的。  3.1.2动态协调发展理论  曾坤生(2000)基于现代协同理论提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理论,在现代协同论领域中,协同力是以下面的力学公式为基础的:http://58.40.126.49:2186/DRCnet.common.web/docimage.aspx?ImageID=1332653按照这一公式所揭示的规律:合力方向同两力方向一致时,合力最大。将这一力学原理引入区域经济领域,从而得出结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围绕整体目标共同发挥作用具有功能放大作用(动态协调放大原理)。  在一国整体经济系统中,如果各区域经济子系统目标不一致,或区域间没有建立协调发展的共同目标,就不能保证动态协调发展的形成和有序状态下的良性循环,而且还会使区域经济发展陷入各自为政的混沌状态。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系统,不仅有非线性作用,也会有线性作用。非线性作用导致协同放大,而协同又导致有序结构的形成。  但非线性作用并不完全是积极作用。如果发挥不好,在系统发展的一定阶段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从经济系统引力论观点看,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不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差异过于悬殊,就必然引起区域间矛盾的复杂化,造成区域摩擦,区域间的协调因子就可能被干扰因子所取代,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任何系统都是线性与非线性的统一。一个封闭的区域经济系统,其非线性的增长与发展必然是短程的;一个开放的非平衡系统,功能放大是非平衡作用的结果,但更是不断协调发展的直接结果。一个开放的差异过大的区域经济子系统,也可能面临着速度太低的增长与发展。动态协调放大原理既坚持有效利用非线性作用的积极方面,又重视限制线性作用产生的弊端。只有一个动态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形成,才会有令人满意的增长与发展。才能保持区域经济系统在非线性状态中的有序运行。  3.1.3网络(点——线——面)开发理论  陆大道(1984)最早提出的“点——轴开发理论”,后由魏后凯(1995年)等人提出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点——线——面)的“网络开发发展战略”,“点”,即各类城镇(或优势区位地区):“线”(或轴),即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也为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网及交通、通信网:“面”,即点、轴、网的吸引范围(或区域)。推崇以点带轴,以轴带面,点轴贯通,点——线——面结合的三位一体格局。从而形成“网络型开发、域面推进”的较为完备的开发系统和模式。强调提高区域各结点、域面、特别是结点与域面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和密度。  3.2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实施  为缓解地区差距,实现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先后有学者陈传康(1987年)提出的“TYIS字型”生产布局;晏学康(1987)和徐炳文(1987)的“π字型”生产布局;刘宪法(1997年)的“菱型”发展战略;张培刚(1997)提出“中心开花论”也叫中部崛起理论或厉以宁(2000年)中心辐射战略;城市圈域经济理论;魏后凯(1995年)提出的,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和“网络开发理论”等中性发展战略,及曾坤生(2000年)结合现代协同理论提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之路。  同时,我国政府在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从“九五”开始,要逐步地、积极地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作为我国今后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提出本届政府的“24字”执政方针: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五个统筹”:2004中国区域经济年会针对这“五个统筹”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交流。这都是基于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日趋严重的基本国情而采取的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方针。  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有了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第二阶段(1990-1999)发展,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和开放,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沿黄海、陇海线、沿江、沿边的“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轴线式经济格局逐步形成。以及第三阶段(1999-现在):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确立了西部大开发(1999-2003)、东北大振兴(2003-现在)、中部大崛起战略的实施。这些都为缓解东、西部差距、解决“中部凹陷”的困惑、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总结与回顾  上述理论都是基于区域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发展时段提出的地区差异理论。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长期的,必然的;均衡发展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国内各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非均衡发展是以均衡发展为目的。非均衡发展的差异理论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现实的经济发展只能是通过非均衡的过程向相对均衡运动。协调发展是经济从极端的非均衡到均衡,发散到收敛,差异到趋同的必然选择。同时指出协调发展理论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把以前的发展战略归结为效率和公平的替换战略(trade-off)。改革前的发展战略是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而20世纪80年代的战略则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冯宗宪、陈永华,1997,刘玉、刘毅,2002)。建议每一个地区应以其资源禀赋为依据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战略。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是如何同时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区差距缩小的两难选择,地区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个严重的问题。区域协调发展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松地实现。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任重而道远。虽然差异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对差异的形成因素和矫正方法也处于热烈探讨和争论中,但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已经取得的长足发展,建立起了差异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并且对实践和政策制定也发挥了显著的指导作用。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杨竹莘来源:《工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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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与评析

    摘要:对外开放是从经济特区的试验开始的;经济特区的设立是对比较优势原则的重新尊重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新肯定;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关键词:经济特区,非均衡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一、经济特区:资源配置的新方式经济特区尝试了一种通过非政府力量或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新方式,这种尝试也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相当成功的。(一)创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剖析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从开放的角度看,它起到了“窗口”作用;从改革角度看,它起到了“试验田”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看,它起了示范、辐射作用;从统一祖国的角度看,它起到了连接点作用。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战略试点,全部都集中在远离政治重镇的南方沿海地区,原因何在?结合当时的背景进行剖析,可以一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战术的预备意图。第一,将经济特区的试点都选定在南方地区,不至于因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影响了北方政治中心的稳定。此外,这几个地区和大多数的沿海地区一样,几乎没有多少工业基础,譬如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荒僻的小镇,所以在上面进行一次前所未有、不够确定的试验,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就小得多;而一旦成功,则为在其他地区推广经验提供更充分的依据——通过这种新的经济运作模式,可以在荒山辟野造城,有一定基础的老工业基地当然更可以借经腾飞。第二,固定划出一片地区,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半封闭的试验,把可能的风险控制的一定范围内。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仍然不便于大规模、大范围地借鉴西方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任何一项经济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尝试,不确定性风险很大。不论是国际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出现的动荡,还是在国内人们长期深受政治不稳定带来的切肤之痛,都警示执政党要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要把尝试性改革产生的风险控制在最小的影响范围之内。第三,广东和福建两省具有临近港、澳、台的前沿优势,容易吸引这些地区的华人资本,形成在更大范围内吸引国际资本的示范效应。因此,港澳资金一直是经济特区主要的境外客商投资来源,即使在特区出现了外资来源多元化趋势之后,港澳资金也仍然占重要地位,到1986年,特区吸收的外资中港澳资金占了90%。与港澳地区距离稍远些的厦门特区,港澳资金在其实际吸收外资总额中的比重,虽不及上述三特区,但在1988年以前也居于首位,1988年以后,由于台资投入较多,才发生位次的变化。随着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缓和,台商到厦门投资日趋活跃,1986年到1990年,累计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3.82亿美元,相当于1980至1985年总和的3倍多,其中一半以上是产品外销比例高的台资。台资在厦门的境外客商投资中已居首位,厦门特区成为开展对台经贸活动的重要基地。直到1986年以后,特区吸收外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在特区的投资增多。在深圳特区,较为明显的外资多元化发生在1986年,这一年港资的比重下降到70%,而外国投资上升到30%,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到深圳特区办企业。到1988年,就有更多的外国商人前来特区投资,仅美商在厦门特区就办了26家企业。外资来源的多元化也在珠海、汕头特区出现。到1989年底,已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汕头特区投资办厂,仅日资企业就有9家。第四,在南方的沿海地区进行特区试验,可以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效果。沿海特区建设的成功,首先起到的就是经济上的“窗口”作用,对外形成反映国内经济发展的窗口、对内突出了经济改革新动向和窥见国外经济动态的窗口。此外,大陆经济受计划体制影响的落后状态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一个障碍,这些对台、港、澳前沿地区经在济改革上的成功,可以形成大陆经济在国际社会的新形象,消除这三个地区对大陆经济落后可能产生的种种疑虑。有利于香港、澳门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平稳过渡、顺利回归,也可以更大程度地为未来统一台湾消除台方对大陆可能“蚕食”他们的经济成果的疑虑,对实现祖国统一有很好的示范效应。第五,经济特区建设既是对旧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也是对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挑战。通过经济改革打破旧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摸”得一种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是形成共识的,也是特区探索的重要使命之一。特区建设还表现为另外一种倾向,即对比较优势原则的重新尊重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新肯定。国际化的发展视角,必然要求经济特区的发展要置身于通过促进世界福利最大而增进自身利益的大背景中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这样,作为中国经济对外的“窗口”,集中反映了大陆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加工产业也因此很快开始在特区发展起来。如果说中国此后被称为“世界工厂”成立的话,五大经济特区毫无疑问是这一大工厂的几个主要工作“车间”。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本身衍生出的是一种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将循着一种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成长起步的产业非均衡演进路径,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格局也就由此开始形成。(二)经济特区的开创性意义五大经济特区的发展,自始至终解决的不仅仅是特区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且主要不是为了解决特区自身的发展问题,这正是特区在政策选择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关键所在。首先,经济特区的发展在本质上是要寻求市场化的力量,这是对旧体制下经济发展思路的最直接挑战。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在运行机制上是完全不同的,计划崇尚的是通过行政机制内在的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和社会人角色,从而促进社会角度考量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市场肯定的是微观主体天生的经济人特征,承认微观主体的私人权益及其逐利本性,因而认为应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促进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相对于各地对资金要求的饥渴,公有资本在对各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的满足上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就使得通过计划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变成了空中楼阁。更何况,历史已经验证了,通过计划配置资源难以实现有效性,在更多情况下出现的是资源浪费。经济特区的设想初衷就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也就是说,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速度。因此,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把突破资金“瓶颈”的希望寄托于市场,试图在这有限的试验边界以内,通过制定和实行特殊的、有利于市场力量发挥的政策,吸引海内外资本在此生根、发芽。这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是被认定为对公有制没有信心的表现,是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事实证明,如我们在前面所列的数据一样,通过减少行政控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微观作为,经济特区取得了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其次,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开放指向的,为中国确立全面的开放型经济导向提供了经验。经济特区原先的称呼被定位为“出口特区”,本身就说明了其发展是外向型的,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对外经济交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即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外国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引进来”的问题。而特区实践本身发展这一预想,把新的国际分工原则也给“引了进来”,因为:其一,国内产业基础薄弱,无法有效地形成对外资进驻所要求的产业配套,所以外商只能把产业的某些环节或产品生产的某些环节转移进来,由经济特区参与的紧密的国际分工由此形成;其二,外商进驻特区除了看中这里相对完全的市场化环境及其特殊政策以外,主要还是从比较利益的角度要求利用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就必然要求经济特区的产业发展是在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下融入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中去的;其三,工业化兴起对巨量资本的要求必须通过创汇加以满足,这就使得比较优势的发挥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也就更加明确地提了出来。事实上,一直到1996年提出扩大国内需求为止,我们奉行的都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再次,经济特区的产业发展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承认了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在新的背景下选择了一种新的产业非均衡发展战略。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不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提出的,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人为捏造出来的,试图人为的扭曲市场规律在短期内建立起健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促进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一旦参与国际分工,试图一厢情愿地采取过去封闭条件下的这种产业发展战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无助于其他参与国利益的增加。在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下,有两点决定了产业非均衡演进的必然:一是市场化必然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微观主体在趋利动机下必然选择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切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表现为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产业;二是外国资本进入也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特区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产生的“洼地效应”,这样不论是从国际视角还是从国内市场来看都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为经济特区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外延条件。这一思路在构建全面的开放经济格局中进一步推演,则是全国各地效仿形成了加工产业蓬勃发展的壮观景象,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非均衡发展也就成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主旋律。最后,经济特区的举办是对区位优势的重新肯定,也是从宏观的视角对各地比较优势的认可,由此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格局逐渐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思路强调的是服从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体现出公平的思想,着重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强调均衡式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加强了对内定工业经济的扶持和发展。但是,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各地不同的比较优势,闲置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造成了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无效率,造就了一批低效率、高成本的工业企业,还形成了内地资源丰富地区产生了“坐吃山空”的消极心态。由此,内地不少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而经济却一直是最为落后,这种状况一直到今天都未能有效扭转。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在于,面向太平洋、毗邻港澳台的优势最容易接近国际市场,容易在空间上实现与国际分工的顺利接轨;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港口优势,在资源约束愈加严重的国际背景下,可以更低的成本采取大量进口资源、大量出口产品的“大进大出”的战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过去的强调缩小各地经济差距的均衡战略转向了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有利条件率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战略,并且在“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下,这一战略得以合理推进,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格局也由此逐渐形成。可见,由于经济特区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已远远超过了它自身的发展。经济特区的发展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制度、资本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瓶颈”问题,更是作为“试验田”挑起了担当改革先锋的重任,推动了此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挑战了旧体制的“软肋”;彻底改变了封闭的经济理念,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明确了中国经济的开放指向;在开放的视角下承认了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促进产业的非均衡轨道上得以快速演进;而对区位优势的重新肯定,更是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均衡重新走向了非均衡,实现了资源在空间配置效率上的极大提升。最核心的一点,可以说是特区建设以事实的依据证明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极大鼓舞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为深度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二、特区的“泛化”:全面对外开放空间的形成(一)特区经验的推广经济特区最显眼的地方莫过于其所在的高速发展轨道,成为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排头兵”。“排头兵”角色的形成,在于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思路,营造了一个独有的市场经济“小气候”,承认了微观市场主体在这里的合理存在和公平竞争。明确、坚定的开放取向鼓励外来资本的持续进入,这带来的不仅是对资金“瓶颈”的缓解,更是引进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帮助国人以开放的视角不断解放被禁锢了的思想,促使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居民个体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在新的市场规则中努力作为。此外,我们在前面关于特区选择的战略剖析中说到,经济特区之所以在南方沿海的这些地区设立,是对其比较优势(包括区位优势)的重新肯定,这潜在的涵义提出了一种新思路:各地经济的发展不能撇开自身的实际特点,要从实际出发,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寻找自己正确的经济发展定位。这也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另外一种阐释,自身比较优势较大的地区可以、也应该先发展起来,而更大范围的东南沿海地区显然在区位、对外联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与经济特区的共性,完全可以参照特区经验作为第二梯队先发展起来。更进一步地,则有沿江地区、沿边地区乃至全国上下,都可以效仿找准自己的发展地位和开放的适当方式,特区独有的发展经验因此就得以顺利“泛化”、推广,全面的开放空间也就开始演进形成了。在全国关于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仍然无法跳出计划思维的情况下,经济特区取得了一种超越大氛围的市场发展试验,因而隐性地为特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特别的条件,这就是经济特区最“特”之处。那么,其他地区要学习经济特区的经验,最大的呼声当然也就在于要求计划体制和过多行政管制的松绑,为通过市场力量促进增量改革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当然,计划体制在大范围的松懈,以及在全国更大范围公平、有效的市场机制的成功构建,也就意味着特区的政策优势、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的丧失,这不得不引起各个特区关注制度变化条件下的长远发展问题,经济特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就由此提出。(二)对外开放空间的逐步推进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好地担当起了作为改革的“试验田”的角色,为加强国内外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作用,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和中共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话的时候指出:“除现有的特区外,还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很快,多层次、全面的对外开放开始梯度推进,扩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点——线——面——边”的多层次开放格局。以经济特区为“领头羊”的开放“点”,由沿海城市形成的开放“线”及扩大范围后的开放“带”,由沿海开放区构成的三个开放“面”,由沿长江主要城市形成的开放“脉”,由边境主要城市形成的开放“边”,以及内地除拉萨外的所有省份同时形成的全面开放,构成了一个有点、线、带、边、脉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梯度推进的全面对外开放空间格局。(三)全面开放的实绩评价对外开放在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对外开放把中国纳入了国际分工的范畴,也是构建新的产业结构体系的主渠道。第三,对外开放使得沿海地区率先起飞,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全面对外开放空间格局的形成,促使了在全国范围内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包括打破外贸体制的垄断局面、加强外贸体制的市场调节、建立外贸宏观调控体系、推行外贸承包经营体制等诸多方面,并且参照国际贸易惯例促进对外贸易体制的宏观改革,促使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拢,一些具体的经济管理方法和手段也逐渐向国际惯例靠拢。三、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概貌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正是承认了市场的力量,并且通过对外开放的办法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进人了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增长轨道。(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均衡到非均衡的转变在旧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中,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新中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一直到1979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实行以开发内地为中心的开发布局模式。通过这种均衡战略,加速了内地的经济成长,建立起一批初具规模和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与沿海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这种均衡战略是在计划行政的手段下推行的,扭曲了以效率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机制,事实上也没有达到使内地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效应与沿海地区“均衡”的目的。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产业转移也由此又将兴起新一轮高潮。不论是从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还是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来看,沿海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都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基地,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如果中国要进入东亚经济发展的第三梯队,就必须利用沿海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人文优势和经济优势,通过外来产业输入来加快起飞期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和原则开始发生改变,邓小平提出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要承认不平衡”。而实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政策则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的,通过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开放带将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我国的东西部关系问题,振兴全国经济。(二)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按照沿海和内地的区域划分,开始了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变,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开始布局。“六五”计划提出,沿海地区要发挥科研力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优势,调整产品结构,逐步缓和能源、交通紧张状况,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其他内陆地区要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的发展来支援沿海地区,对现有机械工业进行调整、改组和配套,提供工业日用品自给水平;同时还着重提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区经济技术协作。计划按照各地要发挥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很明确地提出了沿海地区要利用有利条件先发展起来,并且沿海地区利用走在对外开放前列的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和工业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发展中心开始逐渐东移。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七五”计划,指出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七五”期间以至90年代,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的建设重点放在中部、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相互促进。这更明确地提出了东部沿海地区可以作为“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并且注意到了东、中、西要协调发展的问题,努力促进分工协调、增加总体利益,避免非均衡作为一种发展路径选择产生过分区域不平衡问题。1986年到1990年期间,几乎所有沿海省份的投资份额都有所提高,投资份额前6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全部都是沿海省份。由于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上的先行和国家在投资商的倾斜,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沿海地区获得了大大高于全国平均速度的发展。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八五”计划,指出要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与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朝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发展,以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显然,“八五”计划更加强调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但是这也并不改变非均衡发展的思路,在统筹的前提下依然明确要分工、要展其长、要互补,也更加注重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的一致性问题。容易注意到的是,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对外开放空间的演进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三)非均衡区域经济格局的简要评价均衡和非均衡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两种理念,虽然存在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发展实践中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应当从资源稀缺的角度去承认经济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并且按照非均衡的思路去探寻经济发展的主渠道。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产业发展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上都是如此。事实上,这种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战略及其政策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比较成功的效应:一是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原有基础、区位优势、人文优势和政策优势,以“排头兵”的姿态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1980-1994年15年间,东、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之比变为1.26:1.027:1,东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1/4以上。到1996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7.97%,而中部和西部分别占27.99%和14.04%。这种表面上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布局,是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实际上把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新的体制下发挥了出来。二是非均衡的区域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同时,东部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聚集了我国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加上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建设了一批重工业基地、基础工业基地和军工生产基地,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无疑具有比较优势。相反,东部地区大都是自然资源贫乏,但是区位优势突出、人文优势明显,有利于聚集国内外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具有比较优势。非均衡的区域政策承认了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并且加以发挥,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从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关联产业的发展,作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三是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对中西部的示范效应与激励效应,也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的辐射效应,不仅在于其现实的产出增加和由此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更在于其通过开放式的市场化道路中探索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种种经验,这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一基本经验的传播,产生的不仅是要素按照效率导向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合理流动,也同样促进了在更小范围内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意识,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要素市场的完善。总而言之,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其起步阶段应该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心放在发达地区,通过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影响并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使有限的投入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的社会效益。因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是有理论根据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马太效应”,东部地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依赖的中西部资源制约了中西部地区有效地形成内生的增长机制。因而如何利用东部已有的优势,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持续增长的动力,改善中、西部居民的贫困状态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适当、合理、科学的解决,就可能演变成一种绝对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导致区域经济的恶性循环。作者:郑有国吴少波来源:《亚太经济》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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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7年年会在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  10月31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7年年会开幕式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光四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  据悉,此次大会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会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会议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院林凌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安虎森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必定教授等专家学者作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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