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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林毅夫：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
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是从那以后，随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迅速统治世界，各国财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业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人。 然而，尽管是在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结构主义模式是主流的发展模式，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通常，结构主义者会建议ZF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称此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获得了初始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 从“发展思想”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这些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理想化的市场体系，这些体系在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称此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充其量也就只引起了一点争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 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社区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又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服务提供系统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该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我称其为“发展经济学2.5”.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历来看，这种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实现了动态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他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地，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没有施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遵循一种双轨渐进的方法（但是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 在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如今，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我认为，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到促使其改变，这种转化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展思想”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义立场看来很重要但并未直接导致结构变化的方面（卫生和教育）。 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我提出，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他们的禀赋）为基础，将焦点转向他们好的方面（他们的相对优势）。动态结构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孕育成功。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 如果整个国家的企业能这样做，那么该国的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禀赋结构将会改变，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动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变化，许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动者的能力。ZF需要提供足够的鼓励措施，来激励首位行动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私人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 很明显，结构改变具有创新性。发展中国家，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因此受益于自己的后发优势。基于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有可能继续保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在一代或两代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促进私营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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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三）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三）——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21）对付贫困问题的“间接流下”战略的替代做法，是有计划地干预对社会上最贫困者进行的资源再分配，从而提高他们的相对地位（达到缩小不平等的目标）。从短期来说，任何再分配政策应当也具备提高绝对收入水平的小国，除非在分配的当前影响是总产出减少，而且减少非常之大，即令在提高加权的情况下，穷人按人口平均收入仍然下降。从长期来说，穷人的收入水平，同他们在另外非再分配性战略下的情况相比，决定于总收入的增长以及穷人在其他战略下所占份额的变化。如果像一些高增长战略所表现的那样，取得高增长率的同时伴随着最贫困人民收入份额的下降，那么在实行再分配的同时可以伴随着增长率的下降，而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则不会低到高增长战略下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下。如上面所谈那样在适合于穷人需要的商品供应程度同总收入的增长之间的那种关系之下，低收入的低度增加和较高的福利水平在低增长情况下比在高增长情况下可能更为一致。已经提出了若干不同形式的再分配。（一）非渐进式的再分配。这是一种把现有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政策。收入分配而没有资产再分配（例如累进的所得税），则没有显著地取得成功。资产的再分配包括土地政策以所有权更广泛的分布或者工业产权的国有化。它还包括体制的根本改革，以使穷人得到更多的教育和保健服务、提供信贷和技术的机会。收入的再分配一般都自动地随着资产的再分配而出现。把原先被外国人掌握的资产收归国有的地方，国有化不一定在一国内导致更大的平等，但是它可能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更大平等。以国内对资产实行大量的再分配一定要同过去实行很大的决裂，因而需要并产生革命。所以，这类再分配一般不是由过去不平等的受益者所进行的。（二）渐进式再分配，或少量再分配。因为大量再分配和非少量再分配（已如上述，为根本性再分配）是一种革命性要求，它不是一般提供给现有ZF的部分建议，而且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来也没法那样实行。因此为了减轻贫困的需要，就提出了渐进式再分配。这种渐进式再分配包括对富裕者征税以便再分配给贫困者。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权长期以来的政策，对于收入分配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再分配是少量的，而一旦出现会变成大量在分配的危险时就会有效地遭到抵制。看到这种抵制是由于人们不愿意使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降低，因此最新的渐进式再分配是：（三）通过增长的再分配。这项政策包括把富裕者将增加的额外收入转给贫困者。人们建议，这种再分配的形式应当是向贫困者提供投资的资金，这样，再分配就给予他们一个永久性的收入来源而不是一种消费的暂时性增加。通过增长的再分配如长期实行的话，虽然开始时是渐进的，最终就会对收入分配和资产分配产生巨大影响。这项政策适合于目标丙（提高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因为它意味着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率低些，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率高些，而没有其他形式再分配中出现的收入绝对下降的任何情况。关于这一战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种必要的假定：认为这种在分配可以在不严重影响增长率的情况下发生。一旦再分配的数量并非微不足道时，就会牵涉到把高级技术商品的消费、以先进技术生产这类商品所得的额外收入转用于小规模生产活动的投资以及为穷人生产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方面去。但技术进步的偏向总是使贫困地区几乎完全被忽视。因此，把大量资源转到这个地区的政策，至少在一短时期内几乎肯定会降低常规衡量的增长率。第二个问题是，这项政策可能在政治上和早先的再分配形式同样地不现实。间接流下的政策几乎肯定失败，因为那些从高增长中受益的人们并不愿意把他们的收入转移给未受益者。通过增长的再分配政策也是同样情况。要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节制的主张会受到抵制，就像以前的再分配受到抵制一样，而且受到作为高收入阶层一部分决策人的抵制。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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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参考文献2（来自林毅夫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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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2007。7.Openness,Trade,andDevelopment:AnneO.Krueger(1997).“Trade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HowWeLearn”,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no.1(March1997):1-22.http://papers.nber.org/papers/w5896.pdfDaronAcemoglu,SimonJohnson,JamesRobinson(2002).“TheRiseofEurope:AtlanticTrade,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Growth",NBERWorkingPaperNo.w9378.http://papers.nber.org/papers/w9378.pdfD.RodrikandFranciscoRodríguez(2001).“TradePolicyandEconomicGrowth:ASkeptic''sGuidetotheCross-NationalEvidence”,MacroeconomicsAnnual2000,eds.BenBernankeandKennethS.Rogoff,MITPressforNBER,Cambridge,MA,2001.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academic.ksg/skepti1299.pdfDavidDollar,andAartKraay(2003).“Institutions,Trade,andGrowth:RevisitingtheEvidence”,WorldbankWorkingPaper.http://econ.worldbank.org/files/24986_wps3004.pdf8.FinanceandGrowth:RossLevine(2003).“FinanceandGrowth”,Mimeo.http://legacy.csom.umn.edu/WWWPages/FACULTY/RLevine/levine_handbook.pdfA.Shleifer,R.LaPorta,F.Lopez-de-Silanes,andR.Vishny(1998)."Lawand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December1998.http://post.economics.harvard.edu/faculty/shleifer/papers/lawandfinance.pdfRossLevineandThorstenBeck(2003)."LegalInstitutionsandFinancialDevelopment"Forthcoming:Handbook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http://legacy.csom.umn.edu/WWWPages/FACULTY/RLevine/legalhandbook.pdfLuigiZingalesandRaghuramG.Rajan(1998).“FinancialDependenceand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1998.http://gsbwww.uchicago.edu/fac/luigi.zingales/research/PSpapers/findepgrow.pdfLuigiZingalesandRaghuramG.Rajan(2002).“TheGreatReversals:ThePoliticsofFinancialDevelopmentinthe20thCentury”,July2002,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http://gsbwww.uchicago.edu/fac/luigi.zingales/research/PSpapers/JFE%20reversal.pdfLuigiZingalesandRaghuramG.Rajan(2001).“FinancialSystems,IndustrialStructureandGrowth”,OxfordReviewofEconomicsPolicy,2001.http://gsbwww.uchicago.edu/fac/luigi.zingales/research/PSpapers/finsystems2001.pdfR.Fisman(2004).“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tersectoralAllocation:ANewApproach”,forthcoming,JournalofFinance.http://www-1.gsb.columbia.edu/faculty/rfisman/financial_development.pdfPeterL.Rousseau(2002).”HistoricalPerspectiveson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NBERWorkingPaperNo.w9333.http://papers.nber.org/papers/w9333.pdf林毅夫，“试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草稿）。对金融课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世界银行的资料库：ALibraryforFinanceandGrowthinWorldbank,http://econ.worldbank.org/programs/finance/library/9.PoliticalandLegalDevelopment:Acemoglu,DaronandJamesRobinson(2002).“Politic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http://socrates.berkeley.edu/~jamesar/KarlaHoff,JosephE.Stiglitz(2002).“AftertheBigBang?ObstaclestotheEmergenceoftheRuleofLawinPost-CommunistSocieties”,NBERWorkingPaperNo.w9282.http://papers.nber.org/papers/w9282.pdfGerardRolandandThierryVerdier(2003).“LawEnforcementandTransition”,EuropeanEconomicReview,Vol.47,No.4,August2003.http://emlab.berkeley.edu/users/groland/pubs/lawenforce.pdfPistor,Katharina,YoramKeinan,JanKleinheisterkamp&MarkD.West(2003).”TheEvolutionofCorporateLaw:ACross-CountryComparis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Vol.23,Issue4,pp.791-871.http://www.law.columbia.edu/center_program/law_economics/wp_listing_1/wp_listing/231_240?exclusive=filemgr.download&file_id=8227&rtcontentdisposition=filename%3DWP2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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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世界需要发展经济学3.0（《新结构经济学》简介）
北京——在工业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是从那以后，随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迅速统治世界，各国财富急速分化。近些年，即使是在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2000年，七大工业国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型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人。 然而，尽管是在谈论亚洲的崛起，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年到2008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能够以十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是世界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结构主义模式是主流的发展模式，目标是为了改变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其与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通常，结构主义者会建议ZF采取进口替代策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称此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获得了初始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 从“发展思想”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这些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去理想化的市场体系，这些体系在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称此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充其量也就只引起了一点争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 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社区越来越关注该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项目，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又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服务提供系统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该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 我称其为“发展经济学2.5”.在北非的旧体制下，人们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是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从北非的经历来看，这种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实现了动态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他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地，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没有施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遵循一种双轨渐进的方法（但是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 在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方面，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如今，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我认为，从认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到促使其改变，这种转化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之上，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展思想”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在人道主义立场看来很重要但并未直接导致结构变化的方面（卫生和教育）。 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我提出，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他们的禀赋）为基础，将焦点转向他们好的方面（他们的相对优势）。动态结构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孕育成功。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即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企业的投资选择与该国的竞争优势相一致。 如果整个国家的企业能这样做，那么该国的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禀赋结构将会改变，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升级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首位行动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变化，许多都超出了首位行动者的能力。ZF需要提供足够的鼓励措施，来激励首位行动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私人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 很明显，结构改变具有创新性。发展中国家，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因此受益于自己的后发优势。基于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几十年里有可能继续保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在一代或两代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促进私营企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受益于后发优势。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最近的著作是《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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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四）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四）——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22）人们可以大致分为三股思潮，每股思潮都主张一种消除贫困和缩小不平等的不同战略。这三股思潮分为：价格机制派，激进派和技术派。价格机制派认为生产量少、生产率低下、不平等和失业都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价格来加以解决，价格既可以是一种信息又可以是一种刺激。有一批力量强大而经常发表议论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活动的许多失败是由于有缺陷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各国ZF对资本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太低，而且往往定量配给。鼓励过大的极差，使资本利用不足，偏袒大公司，鼓励外国公司兼并本国公司），对劳动力规定了错误的政策（太高，造成失业和设备利用不足，抑制出口），对外汇率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定值过高，抑制劳动力密集性的出口商品而鼓励成本高昂的进口替代），对公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太低，对私营企业现代化部门给予津贴）。只要各国ZF规定了正确的价格，就能在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公正方面取得成功。这批人确实认为：有关外国投资、跨国公司、不对口的技术，不合适的产品、发达国家的优势和不发达国家的依附、贸易比价、国际不平等，等等许多弊病，实际上是由“错觉”和错误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因为它发出了错误的信息，提供了错误的刺激。大部分人会认为“拨正价格”还不够。有人会说，要把较高的增长（和有效的增长）同较大的平等结合起来，路途是很遥远的；另外一些人会说成果是很小的；但是大家都会同意，如果要扩大由“正确的”价格政策所产生的额外出口品的市场或者得到更好的条件来改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那么还必须做其他一些事。（但是有些人认为“正确的”价格本身就能为产生或改善这些体制提供足够的刺激。）但是，“拨正价格还不够”这个说法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它本身可以意味着：这有助于消灭贫困和扩大平等，虽然，如果做好其他一些事，成果还会更大些，但是，拨正价格总比无所作为好些。另外，它可以意味着：虽然正确的价格政策同结构改革（特别是资产再分配）相结合会有助于增长和平等，但是它本身也可以使事情更糟或者干脆改变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毫无疑问，“错误的”价格政策能阻碍发展，减少就业机会，加强垄断和加深不平等。但这不等于说“正确的”政策必定能取得相反的结果。它们完全可能导致同样弊病的不同形式。我们可以假设：土地和实物资本设备很稀缺而不熟练劳动力很多。劳动力的供应比土地和资本的供应增长得快。我们容许竞争，让生产要素收入由边际生产率来决定。我们还容许劳动和资本之间可以相当程度地相互取代。那么，单位面积地租和资本实际收益将会提高而且不断升高（反映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工资率将会低下而且不断下跌（反映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大）。生产要支付很多费用才能取得土地和资本设备的稀少的资源，而只需很少费用就能取得大量求职工人的供应。工资费用低，往往会扩大就业机会和增加产量，其扩大和增加程度决定于替代弹性。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法、部门和产品将得到鼓励，而需要很多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方法、部门和产品则被抑制。外资将离开高工资、低利润的国家。高利润和低工资往往会鼓励国内储蓄，从而增加国内的资本供应。而且还能刺激发明那些使用劳动力多而节省土地和资本的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些都是很好的，也理当如此。但这些秤心如意的刺激都取决于低工资（如果劳动力比土地和资本增长得快，那么工资会不断下落）和高地租、高利息和高利润（以及它们之不断上升）。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土地和资本的分配很平等（农民拥有地产或者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虽然后者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国家如何决定工资和处理剩余，以及权力的不平等分配），那么职能的不同就没有关系，因为个人平等或家庭平等仍然存在。一个家庭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有所失，可以在财产收入方面有所得。但是如果财产（土地）分配不平等，如果资产所有权（包括受教育机会）是高度集中的，不平等的机会就会增加，即使由于相当高的替代弹性而使工资份额上升。高工资、低利息和低工资、高利息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弊病以失业的形式出现，而后者的弊病则以工资收入者与财产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形式出现。所以，“拨正价格”可以把工人阶级内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不平等转变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总之，在资产所有权集中的情况下，仅仅有正确的价格肯定是不够的，而且靠它本身可能使事情更糟。这并不意味着正确的政策同其他政策相结合不能起重要的作用。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股思潮：激进派。这一派认为重要的是把资产、权利和取得收入的机会进行再分配。只有通过这种“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改革（不论是和平地和渐进地或通过革命和迅速地）才能达到增长和平等。对这一派的一些（极端分子）成员来说，救世的路只有一条。令人厌恶和窒息的混乱必须清除，至于取代它的是什么，那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甚至对这一点仅仅提出问题，也是显露出要维护既有体制的愿望。破坏就是建设。不论是革命的改革或演变的改革，不论是平均再分配改革或渐进再分配改革，都往往失败，这是因为未能提供信息和刺激来使得现在由穷人所拥有的资产能像过去由富人所拥有的时候至少同样的增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派的一些成员犯了价格机制派的同样错误：他们把必要条件误认为足够条件。这样，他们帮助了不平等的再分配，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他们帮助了贫困的永久化，而不是消灭贫困。第三股思潮技术派。他们把解决贫困、失业、不平等和低生产率问题的办法视为如同把人送上月球一样，或者近一些说，如同发现小麦、玉米和大米的高产新品种一样。工业技术、公共保健、低价住房、节制生育、营养、对小农供应作物、城市化等，都需要脑力和研究资源的集中。技术派认为，如果不存在适当的技术解决办法（或者是这种办法还有待发明或发现，或者是刺激太弱太慢和“结构变革”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这样看是对的。全世界研究与发展资金总额中不足百分之二花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中又只有一部分花在贫困问题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人数比发达国家的人数多一倍以上。但是，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化了更大比重的研究与发展资金，如果传播和应用的必要体制和权力结构很弱，甚至根本没有的话，那也不意味着能消灭贫困。而且有组织的势力会反对那些有损于它们的措施。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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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一）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一）——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19）现在已经广泛承认，传统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数是不适合于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战略成败的唯一标准的。为什么大家这样看，在许多原因之中可以提出两点。第一，经历了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而且同时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代化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要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慢得多，而且比寻求现代化就业机会的人数增长率慢得多。第二，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往往伴之以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上许多阶层日益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在某些情况下是绝对贫困化）。国民生产总值之被“废黜”，主要是由于它未能通过一国取得成功的任何措施来达到更充分的就业和更均衡的收入分配。这两种现象——日益增加的失业和日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有联系的，情况是：收入水平低的（相对的和绝对的）主要是找不到现代化部门职业的人们，而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得利的则集中在那些就业的人们中间。公开失业的衡量数并不能满意地反映贫困问题，因为公开失业者一般日子还过得去，而真正的穷人是经不起失业的。但是，贫困也许可以给当地反映至少一部分“就业”问题，因为寻找现代化部门职业的人们为数过多的情况在完全无业者（公开失业）、部分无业者（工时不足）或生产率极低者（补充资源不足，或者因生活水平低下而造成生产率低下）身上得到反映。所以有人建议：消灭贫困和争取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至少应补充（如果不是取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一个目标。的确，旨在满足穷人基本需要并在适当时间之内实施这些改进措施的一套政策中，增长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不是目的。消灭贫困，平等分配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第一个目标看来关系到某些社会部门的绝对收入水平；第二个目标显然关系到穷人的相对（而不是绝对）收入水平。第二个目标可以通过降低全社会的收入途径来达到（但对平均收入以上的人们降低最多）。这里，这两个目标看来是矛盾的，因为这种战略实际上会加深最贫困人民的绝对贫困。另外一种战略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而穷人的收入提高的最少，这种战略会有助于达到第一个目标，即消灭或减少贫困，但实际上会加剧第二个目标要解决的矛盾。所以，说明修改的战略应针对这两个目标中的那一个，是很重要的。赞成任一目标的论点，都是振振有词的。一方面，绝对贫困、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下、住房条件恶劣，似乎都包括在不发达状况的主要祸害之内，因此，消除这种现象是发展所要解决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关心的是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在过于发达的社会中可能难以提出这样论点：提高平均收入水平事实上能使任何人的福利都改善那么多，可是在那些社会，人们确实强烈希望得到相对的改善，而且受惠的人确实提高了自身的福利。当然，从定义上说，相对改善不可能惠及所有的人。至少在有些人看来，平等是最重要的目的。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个人相对地位，而且关心他们所属的集团（阶级、地区或国家）的平等地位。在比较各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时，对该集团平均收入进行某种衡量是合适的。因此，在进行国际间的收入比较时，我们通常比较不同国家的按人口平均收入。现在，可能的情况是各集团间的收入更加平等而各集团内部的收入分配却比较不平等，反过来也是这样。更加特别的是，强调低收入国家内部更大平等的政策可能会扩大贫、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只在缩小国际差距的政策却往往扩大国内的差距。修改了的目标分为：目标甲：消灭贫困；目标乙：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目标丙：加权增长；目标丁：加权常规增长。为实现各项目标的各项战略。战略是用来说明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但这个名词不仅指政策而且指这些政策要完成的目标。因此，目标不同以及提出的政策不同，战略也就不同。我们将保持战略的这个含义，用目标来说明目的，用规划来说明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系列政策。我们感兴趣的是官方决策者（ZF和公务人员）的目标。我们关心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决策者。因此只有他们能影响政策。决策者的目标可以以四种方式被过去的政策所改变：第一，由于过去事态发展的结果而使他们自身的利益有了改变，他们就可能改变自己的目标。例如经过实行一个时期的贸易保护政策之后，ZF成员可能对继续实行或加紧实行保护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第二，过去政策的结果可能使他们改变目标。例如，失业和贫困的增长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应把消灭这种现象作为目标。第三，他们提出不同目标的权力可能改变，这或者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使得对政策的反对产生了变化，或者是由于出现了新技术。第四，决策者们的社会和政治组成——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由于过去规划的结果而有所改变。我们要讨论的战略分为以下几类：（1）高增长和“间接流下”；（2）激进的再分配；（3）渐进的再分配；（4）通过增长的再分配。高增长和间接流下的战略，大体说来就是五、六十年代所遵循的战略，旨在达到目标丁（具有常规加权的高增长）。这项战略并不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即：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才是紧要的；而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1）消灭贫困的任务可以留给ZF通过把增长的成果进行再分配来加以解决；或者（2）在没有任何ZF干预的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将通过间接流下的一套机制而自动地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把消灭贫困作为战略的时期中，对于消灭贫困方面的成就的不满足，说明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很清楚，不能达到（1）——增长成果的再分配——，我们也许可以有点天真地认为是ZF意志的失败。（这里“意志”包括实行一项特定政策的愿望以及真正实施那项政策，如果愿望很明显的话。两者不能完全区分，因为愿望的实现是不能脱离其贯彻实施而加以估量的。）对照来看，不能实现假设（2）就根本不是意志的问题，而是未能详细说明增长的机制，以及错误地认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时滞之后，迅速增长的效果将会广泛地至少按比例惠及所有的阶层和所有的收入水平。达不到假设（1），可能是由于相信假设（2）的有效性，即：ZF感到没有必要主动地进行再分配，因为它认为迅速增长过程中可以通过间接流下而自动消灭贫困。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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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奠基人 第一个获得威尔士奖的中国人
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博士论文奖的中国人举世公认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张培刚，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其博士论文《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A.WellsPrize）。后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这是国际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探讨农业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此书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亚洲惟一获此殊荣的人。1946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次回国，继续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培刚在华中理工大学（后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1998年，在其努力下，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点，85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农业与工业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在国内知道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人不多，在他的名字前面也只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这个头衔。但是提到张培刚的时候，许多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厉以宁说：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胡鞍刚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是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知识贡献的人。高鸿业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50年代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在老师给的参考书目中，我意外发现了有一本是中国人张培刚写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那是惟一的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这是很不寻常的。梁小民说：有一次来华讲学的一位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B.Chenery）跟我们讲，你们都以为刘易斯（W.A.Lewis）和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谭崇台说：培刚同志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学术上他是第一流的，外语他是第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张培刚先生，今年（2004年）已经91岁了。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那三十多年中，却只能放牛、种地、盖房子，这几乎使张培刚成为了一个被历史湮没的人。所幸，改革开放给了这颗被尘封多年的珍珠最后一次闪耀光芒的机会。☆ 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91岁的张培刚现在每到周末都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麦当劳，跟他特别的生活方式一样，年轻时他就创造着各种第一，并因此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毕业时学习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博士论文奖的中国人。这个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使张培刚获奖的是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写的那篇博士论文《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1941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之前，张培刚曾经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这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而详细的材料。他的老师看到他厚厚的资料时曾说，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但张培刚坚定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立下的实现民富国强的志向，决心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怎样才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于是他选择了如何使农业国走向工业化这个题目。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地方，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除了用一年的时间大量看书、摘录和做笔记、做卡片外，又用了10个月的时间写成英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1947年，论文获奖，张培刚当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张培刚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担任他公费留美考试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张伯伦（EdwardH.Chamberlim）获得，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位中国的留美学生获得了这个奖。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那位同学，正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他的两位导师布莱克（JohnD.Black）和厄谢尔（A.P.Usher）曾邀请他回哈佛大学任教，但一心想在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再次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被世界很多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列为指定参考书。我就想如何能让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们比谁家富裕，就在吃饭的时候，在门前塘岸上把饭碗里的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家的菜叶泛起的油花多，就说明谁家富裕。比的结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张培刚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好，1925年春，11岁半的他考入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武汉中学。1929年春，15岁半的张培刚作为班上最小的学生，跳过高中，直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一年级下学期。在武汉大学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张培刚考入武大预科时的报名表，而当年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1930年，张培刚顺利地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武汉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比如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刘秉麟、刘博平、陈登恪、袁昌英等等，使他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至今他仍然怀念母校的这些恩师。他也还记得1941年秋，当他进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时，正是经济系的极盛时期。教师阵容空前整齐，名家汇聚。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有：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张伯伦（EdwardH.Chamberlin）、布莱克（JohnD.Black）、汉森（A.H.Hansen）、厄谢尔（A.P.Usher）、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畅夫（WassilyW.Leontief）等等，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使他视野开拓，知识加深，受益丰厚。张培刚总结说：如果没有国内外大学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武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1946年，32岁的张培刚，已于上年冬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随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现在依然在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谭崇台教授。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全国可谓盛极一时，大有超过当时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学府南开大学之势。很多学生报考武汉大学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关于张培刚的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我自己都怀疑过去学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把张培刚推向了更深的灾难。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就在张培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切时，曾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20年前的论文中就提出来了。萨缪尔森和刘易斯在学术上如日中天之时，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只记录了7个字：文化大革命，劳动。☆ 这个有理论上的因素，更有感情上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在华中理工大学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抽屉里找出由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的，却藏了整整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稿整理出版。这本书在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在国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张培刚已经将近70岁了。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了中文，他认为，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梁小民在比较这两本书时认为：刘易斯在他的书里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刘易斯说的“工业化”就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培刚和他不一样，张培刚在书中是叫作“产业化”，也就是说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不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现在看来张培刚的观点是正确的，刘易斯的观点是片面的。后来刘易斯本人也作过反思，他说，过去他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张培刚和他写的书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在国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对此也极为遗憾，他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礼贤下士，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悲哀，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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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二）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二）——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20）高增长总是要指望（至少在开始时）增加各种水平的收入，这显然是事实，因强调国民生产总值、高额储蓄率，以及迅速的增长率是值得重视的因素，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可是也有这样的事实（这是许多国家中的情形）：在某些时候，贫困和失业的增长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发生；大部分ZF对于再分配政策的必要性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它们的政策还是主要去保护富人而敌视穷人。这表现在税收政策、公共开支、ZF管理和限制方面。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觉得似乎可以提出三种理由：第一，可能ZF缺乏有效地进行再分配的知识以及（或者）行政管理能力。确实，使农村地区穷人受益的公共开支计划，在管理上要比那些使城市上层分子收益的公共开支计划困难得多。同样地，税收制度一向是声名狼藉的，效率低下的。所以，这种论点可能有点道理，但也可能没有多大道理，因为各国ZF对于管理进口限制或投资特许等关系到保护特权分子的复杂问题时却似乎总是很有能力的。各国ZF在行政管理上的这方面弱点，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有效地执行政策的政治基础。再分配措施所反对的对象是上层分子，而掌管和执行这些措施的正是这些人；他们掌握行政机器，使之归于失败。第二，为了实现所追求的那种增长，可能非要产生不平等不可。部分地说，这就是老生产谈的刺激问题。这也是现代化技术的要求问题。现代化技术，从投入方面看，要求劳动力和原材料情况类似设计这种技术的发达经济社会的情况，即：高度熟练的人员比重很大，非技术工人的文化水平、工作效能很高和纪律观念很强。为了达到所要求的效率，工人们必须多少按照西方标准得到食、住和教育条件；他们需要有手表和自行车以便准时上班；他们的衣着必须整洁。这一切要求意味着公、私开支都必须更多地集中到现代工业的工人身上，如果他们高效能地转动的话。所以，收入（包括公共开支）的不平衡分配部分地属于使用现代化技术体系的必要条件。此外，用现代化技术生产的消费品也是为先进国家中那些消费者设计的，只适合于收入水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情况的消费者。为了产生一个销售这类商品的市场，就需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现代化技术所要求的那种高水平技术很自然地造成熟练工人短缺，所以往往加剧了这些工人的雇佣来源不足；这些工人和更高水平的工人向先进国家迁移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了他们收入的上升趋势。因此产生的不平等可以部分地视为采用现代化技术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点是任何有关迅速增长的战略所固有的，如果没有其他有效能的技术的话。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跨国公司助长了这一过程。它们的产品之所以过分复杂和精密，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是在高收入、高储蓄的工业国家里发展起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为这些国家服务的。但是这不是全部情况。寻找利润的公司应当并不难以发明价格低廉的、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并使之得到发展，以适于穷国低收入群众使用。但是跨国公司投资存在的理由是有关的公司对当地的现有对手或潜在对手要取得特殊的垄断利益或少数卖主垄断的利益。如果仿制很容易，这种利益就会很快消失，刺激也就没有了。但是，如果生产的是先进国家中跨国公司所特别掌握的复杂而常变的技术和产品的话，仿制的可能性就可以避免。所以，跨国公司的性质就决定其产品和生产方法对穷国的需要而言一定会过于复杂，从而往往加重了不平等。第三，ZF政策本身部分地决定于所遵循的战略以及发展的最终性质；政策并不是自行加到战略上去的。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们自身就是直接和间接从高增长战略和上等阶层不断上升收入中得益的权贵分子的一部分。那些政策都是自行加强的。因此，例如，保护措施使得一些利益能不断继续而且扩大，而这些利益就要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不平等往往造成一些加深不平等的政策；新富翁们取得了权力和影响，这种权力和影响于是就发挥作用来执行那些扩大他们权力和财富的政策并阻扰那些威胁他们的政策产生。ZF政策成了所遵循的战略的产物。存在着一个不断加强的循环：高增长导致采用西方技术，而西方技术往往（由于技术原因）产生不平等；那些从中得利的人们也就增加了权力并执行更多的加深不平等的政策和造成不平等的那种发展。因此，高增长政策往往不但产生不平等，而且建立起一些权力地位，使得很难依靠ZF的再分配政策来反对这些不平等，而且确有可能采用反平均主义政策。因此，假设（1）本身之无效导致了假设（2）之无效。间接流下的战略是一种追求目标丁（常规加权高增长）的战略，而结果也是旨在达到目标甲（消灭贫困），这是由于全社会提高了绝对收入，包括最贫困者的收入。这项战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到头来最贫困者在许多情况下得到的是收入增长中越来越小的部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增长战略的技术要求必然导致（至少在开始阶段）越来越大的不平等（例如绿色革命）；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战略的政治结果时产生了一个新的富有阶层，其中绝大部分重要的决策人，他们实行的政策能保持（实际上能增加）他们的权利。这项战略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不平等和收入水平是同样紧要的，它在目标丁（常规高增长）中是不允许的。不平等造成就业困难，而不是绝对贫困。在一个社会里，他人越来越富有，贫困就更为严重——至少在心理上显然更为严重，在物质上也更为严重。这样收入相等于昨日商品价格，按今天的商品来计算，日子就难过了。例如，随着社会日益富有，私人小汽车取代了公共汽车，新公共汽车取代了旧公共汽车，罐头食品和精致的包装取代了口袋，因此穷人日子更不好过了，因为他们过去消费的产品买不到了，而取代它们的复杂精致的产品构成的这种变化驳斥了这种看法（在发达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认为高增长有利于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不但对富人，而且对穷人。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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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关于“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中国还有一个“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因《南都周刊》要做他的报道，记者问我对此人怎么看，我才去检索了一下。下面是我答复《南都周刊》记者的原文。 我不清楚经济学的情况，但是此人或其弟子显然善于吹牛。他的确得过威尔士奖（DavidP.WellsPrizeinEconomics），但是那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奖金$500），根本不是什么哈佛大学最高奖、经济学大奖。这是当年其获奖的报道，和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Jaszi： FacultyAwardsTwo$500EconomicsPrizesNOWRITERATTRIBUTED Published:Thursday,April17,1947 GeorgeJasziandPei-KangChang,whoreceivedPh.D.sin1946,eachwona$500DavidP.WellsPrizeinEconomicsyesterdayforathesisinthefield. Jaszi'sprize-winningthesisdiscussedthesubjectof"TheconceptofNationalIncomeandNationalProductwithSpecialReferencetoGovernmentTransactions,"whileChangwroteon"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 Ordinarilyonlyoneprizeof$500isgiveneachyear,butawardingoftwoprizesbecamepossiblebecausenothesismeritingaprizewaspresentedin1945-46. 像下面这篇由同济大学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撰写的文章《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85岁当博导》说什么哈佛大学系主任去竞争该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全是胡扯。（原文给读者的印象是陈岱孙和哈佛系主任竞争，才没得奖。系主任当然不可能去竞争只给学生的奖。） ＝＝＝＝＝＝＝＝＝＝ 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A.WellsPrize)。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Samuelson)。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仑。“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1/164410498024.shtml ＝＝＝＝＝＝＝＝＝＝＝ 国外有一门“新发展经济学”，但是和张培刚没有关系。Google"newdevelopmenteconomics"，有189,000结果，但是google"newdevelopmenteconomics""Pei-KangChang"，结果是0。说明介绍“新发展经济学”的国外文章没有一个提到此人。 至于说他是“发展经济学之父”，google一下"Pei-kangChang""DevelopmentEconomics"就知道了。除了国内的网页，以及一些图书馆和网上书店收录其著作的网页，有谁提他？ 谁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呢？Google一下"fatherofdevelopmenteconomics"可知，ArthurLewis（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通常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在国外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还有这些人： PaulRosenstein-Rodan FriedrichList WilliamPetty PeterBaur 没人提张培刚。附：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010-01-31南都周刊 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的时候，另外一位获奖人不久后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当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更多的认可，主流却是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理论与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机构开始开始反思发展理论。首届张培刚奖得主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例证。 张培刚也曾经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他认真地盯着记者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20年吧。” 窗外的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记者握别。 出门前，记者终于决定问出最后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或许这刺痛了老人的内心。 “张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平和的笑容。(XYS20100131)◇◇新语丝(www.xys.org)(xys4.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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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张培刚简介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张培刚，男，湖北省红安县人。1913年7月10日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张培刚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他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部学习，随后又在该校文理学院研究生部经济系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主要著作有：《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英文稿，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春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中译本1984年首次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新发展经济学》（主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增订扩大版；《张培刚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他1945在年美国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的获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由于张培刚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接着由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闭关锁国，使他在35岁之后的30年这一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离开了学术，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已故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语，2000年）但不管怎样，他的博士论文在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初期发出了炫目的亮光，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因此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他在发展经济学上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的一生确充满坎坷和曲折。在建国后他抱着一腔热情为国效力。但并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虽然在怀疑和批斗中受了很大的折磨和委屈，但他仍然坦然面对。在人生的晚期才被发现他卓越的才能。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相信他一定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先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意义！对于他这样一位大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崇敬，不管是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他曾今说过的一句话我深深地记着“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这句话太精辟了！作为中国的下一代我们应永远记着大师。我们更应该学习大师在经济学上的研究精神，学习和发展新的经济理论。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