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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社会发展工作: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

    2009年12月15日22:19:36 来源:新华网新华网杭州12月15日电(记者屈凌燕)记者从12月15日在杭州召开的2009年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获悉,2010年社会发展工作将继续把“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注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筹协调”等作为总体要求。今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遭受了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外部需求明显收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效益水平大幅下降,城镇失业人员增多,农民工大量返乡,财政收入快速回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严峻形势,***审时度势、科学决策,迅速对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了调整,果断作出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决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危机爆发时期,往往民生需求更加迫切,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重视民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宏观调控与以往一大显著不同就是坚持惠民导向,把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仅从投资安排来看,今年***财政安排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其中,*******投资总规模9080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的投资2031亿元,占当年全部***投资22.4%。投入力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朱之鑫认为,改善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两者有机统一。实践证明,保增长和惠民生相结合的宏观举措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而积极作用,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完全正确和及时有效的。据介绍,保增长、惠民生一系列政策实施以来,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落实优先发展战略,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稳步推进医改,卫生事业发展明显加快;加大文化建设力度,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构筑社会安全网,社会福利和救助能力进一步加强。据悉,2010年社会发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注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筹协调,把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首要任务,以解决社会事业中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为着力点,继续加强重大民生政策的实施,加大民族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支持力度,稳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速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朱之鑫说,按照总体要求,明年要着力抓好四项重点工作:大力推进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认真做好社会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切实加强社会形势分析和重大政策研究。

  • [建议]怎样更好的建设发展经济学版

    大家好,今天来发展版看,感觉咱们这个版好象更新的内容并不太多,缺乏一些活力。个人感觉有些可惜。所以有些建议想和你交流一下,大家看是否可行?发展经济学版本来是一个内容包括很多的版面,象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吧。虽然版面的设置不至于象其他版一样,下面再设置几个小的版块,但是我想,让发展经济学版搞的有活力是每一个经常来这里的朋友都会有的想法。可是缺乏活跃的讨论气氛,只是一味的求资料,使它渐渐的变了味(个人感觉)。我想来在这里的不少人是有考区域经济学的,或者是已经是各个高校区域经济学的高才生。但是大家似乎缺少一种联系,或者是一种交流。这里本来是一个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对区域经济学或者发展经济学的初学者,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我们止步于交流的原因。有时,在论坛里,大家发表帖子求教时,似乎回复的人不多。也许是已经有人将问题说明了,但是我想还是有不少人,是在这里获得的信息与他们的期望是不相符合的。个人建议,版主和其他已经是研究生的高才生们,有意识的在这里提出些问题,引导初学者来认识和学习,不见得高人们一定要发些上了研究生才会涉及的较为高深的内容,哪怕是一些时事性的也可以引导大家探讨交流啊。当然,我并不是对现有版主工作的不满,只是希望发展经济学版越办越好,让一部分已经有学识的高人,带领更多的大家来一起提高,最后走向全民皆高的境界,不是更好吗?也许我的想法有些一相情愿,我承认我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立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初学者。在这里我曾经收获很多,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大家一起交流提高![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613:48:55编辑过]

  • 发展经济学的民主化

    一、引言:从傲慢到谦卑萧伯纳曾有一句名言:“即使把所有的经济学家放在一起,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想想这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其起因和过程,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错误的结论是不是太少了?确定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今天,我将尝试使你们相信: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必须扩展其研究的范围,从而能够与今天的挑战更加相关。它必须帮助决策者面对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它必须以对实证的关注为基础,这是最近出现的可喜进步,不过,却不能允许自己仅仅追求狭隘范围内的数据。它必须拓宽范围,以便能够更好地将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囊括进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预先定好的模式或蓝图,放弃预先提出的解决方案,采取探究、合作、开放的态度。二、我们是否做好了解决当今棘手问题的准备?经济学对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世界曾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经济学并不能总是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它常常错的一塌糊涂,正如我们在最近这次危机中看到的那样:错误的理念导致了错误的结果,我们至今仍在为之付出代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被授予许多配得上这个称号获奖人,但是,它也曾被授予那些热衷于数学模型人,这些人将数学模型建立在对人性夸大了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曾注意到,在物理学界,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正确,而在经济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常常是因为杰出。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时髦的投资组合理论声称,已经掌握了我们世界的不确定性。这种傲慢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变成了谦卑,而正是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按照这种理论的风险模型,一家投资银行连续几天内遭受的损失之巨大,其发生的概率为14个我们宇宙寿命的时间内才会出现一次。和帝国一样,理论也以时兴与没落相互轮替而出名。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一方面常常沉迷于社会科学的过份自信中,另一方面又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科学抱负。然而,近来它与心理学和历史的相互影响明显增多了—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发展经济学,这个专门研究如何促进发展的领域也为经济学大量地添加了自己的流行时尚。如同每个好的时装设计师一样,世界银行在设计这些时髦款式的时候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二十世纪50年代是世界银行从事重建工作和工程项目的早期年代,当时我们的经济局职责范围相对狭窄,只负责对拟议的项目进行财务可行性研究。然而该局副局长PaulPosenstein-Rodan却寻求用“大推动”理论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概念化。他的理论认为:发展有赖于同时扩大各个国内行业,因为国内行业能够产生对彼此产品的需求。此后不久,一些东亚经济体开始快速前进,而它们的发展却基于“更狭隘”的出口拉动的增长。也是在这个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发展中国家一旦得到资本并使其与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就能实现“起飞”。而前苏联则似乎通过“强迫储蓄”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可以通过外援填补“储蓄缺口”。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扩大了研究领域的范围和数量,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寻求的是增进对贫困原因的了解和加强对克服贫困的政策建议的研究,尤其侧重的是农村领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它逐渐变得更像一个发展机构而不是一家银行。1972年,HollisChenery成为世行的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因为受到SimonKuznets的影响,他组织实施了世行的第一个包含大量数据的定量研究项目。而Kuznets因其在实证基础上对增长和发展的解读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奖。二十世纪80年代,研究的侧重点已经转向了市场激励机制、实现适当的价格、能源以及宏观经济调整。80年代后期性别和环境问题出现在世行的研究日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以及艾滋病的出现成为1989年以后世行研究特别强调的领域,同时世行还首次尝试对“东亚奇迹”做出了解。贫困、不平等和腐败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题目中。2000年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有在贷款中已经多年受到冷落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样是重点的还有脆弱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家薄弱的机构使它们很容易发生冲突并且对发展构成了特别的挑战。世行的这些贡献令人印象深刻--纵然思想的圣殿常常在生活现实的袭击下坍塌,我仍然钦佩为搭建真知灼见的穹顶而做出的努力尝试。但我们仍不妨问一问:发展经济学到底把我们引向了何方?它是不是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对主导模式就已有质疑,并有感觉需要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危机使得这种需要更显迫切。过去数十年中,医疗卫生、教育和减贫方面取得了诸多进步。在1980年以后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以上,全球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将近一半。但是,成功分布的并不均衡,许多国家仍因为在克服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缺乏进步而备受挫折。千年发展目标是衡量进步的有用尺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东亚、南亚和拉丁美洲,尽管全世界将会实现到2015年时将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近来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方面的进步却仍然极度缓慢。在国家层面上的进步分布的更加不均衡,87个有数据的国家中只有45个已经实现了或者将会实现减贫的目标。这次的危机也使得其他一些影响更广泛的挑战凸显出来。就在各国逐渐复苏的时候,许多人提出了有关在他们看来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们担心最初的快速增长升会放慢,他们需要等待许多年,经受痛苦的挫折才能加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使得国家的作用成为一个问题。有效的、恰当的政府角色是什么?促成者?公平又明确的规则裁判员?授权者?投资者?所有者?还是赢家的指定者?全球化和改革带来的益处尚未惠及多数穷人。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政策处方并不完备,对制度、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简而言之就是不足以担当指导哲学。其他人则为“正统”政策欢呼,认为这些政策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了危机,并指出某些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偏离了有关金融和预算的正统训诫才使自己陷入了极度的危险。

  • 亚太权威评级机构:中国炽热的经济发展暗藏风险

    倍可亲网讯中新网12月12日电(记者周音)亚太区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今天在北京表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固然是值得鼓舞,但也必须注意,在中国炽热的经济发展中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顾国麟指出,对中国企业信用质量最大的威胁,仍然是来自制造行业的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国企业在上一个投资周期出现了不理性的投资和低价值产品过度生产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而得不到适当的控制,企业的利润将会受损,进而导致银行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贷款。  据估计,中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超过百分之十,远超过中国官方预计的百分之八。经济增幅这样大,但没有带来通胀压力,这主要反映了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在上一个投资周期积累了过剩的产能。然而,有些行业,包括钢铁、铝、房地产、汽车、电讯设备和消费品行业,由于需求强劲,供应有限,这些行业吸引了很多投资,因此,令人担心可能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如,中国房地产投资在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钢铁行业的投资在头十个月内便上升了百分之一百零九。  顾国麟强调,产能过剩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价格竞争风险提高、营运利润减少和现金流转弱。以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虽然中国电讯行业发展很快,但由于产能过剩造成电讯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东方通信也出现了营业亏损。在今年头九个月里,东方通信亏损达人民币七亿六千多万元人民币,而在去年同期,公司赚取了五百二十万元的纯利润;盈利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和过期手机存货的冲销。  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减少浪费性投资,相信中国应该能够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避免不良贷款的增加。  另外,标准普尔今天正式公布了《中国五十大企业:蓄势待发》研究报告专辑,专辑内的文章已个别收录于标准普尔的网上信用分析产品

  • 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专场综述:发展经济学

    来源:网易财经 日期:2009.12.1714:34 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赵国庆教授,他的论文题目为《FDIorHumanCapital,WhichIstheEngineofChineseTechnologicalProgress:TheEmpiricalStudyofChineseHigh-TechIndustries》。作者首先指出FDI带来的技术转移与经济进步的关系并不确定,他分别列举了国内外学者做的一些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例子,并指出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FDI带来的技术外溢。作者利用面板数据,借助传统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最后作者认为FDI与人力资本对技术的进步的作用依赖于所采用的模型;比较而言,动态模型更合理。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罗知,她的论文题目是《二元经济结构与倒U型资本边际报酬曲线》。作者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即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假设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报酬应该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大量资本应该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由此作者提出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资本边际报酬问题,对中国省级的资本边际报酬做了分析。结果显示:很多省份的资本边际报酬呈现倒U型,各个省份的情况不一样,沿海地区高于其它地区。接着作者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本边际报酬可以出现倒U型的两个原因:规模报酬递增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最后作者还说明了这种曲线在对“卢卡斯之谜”的解释,对资本后发优势理论的支持等三个方面上的应用。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吴梅博士,她的论文题目是《广东工业产业知识溢出效应SUR空间经济计量分析》。她首先指出知识溢出是造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国际学术界对区域经济结构如何影响知识溢出的扩散,并推动产业发展的看法并不一致。作者简要介绍了面板数据及SUR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她采用广东省2000-2006年21个地区30个产业面板数据,使用上述模型将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对各个地区工业中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广东整体工业发展进程中,Jacobs外溢效应对区域产业发展期主导作用,MAR外溢性次之,并不存在波特外溢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现阶段应该侧重于鼓励走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战略,走多元化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发挥本地区资源、劳动力、市尝政策优惠等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全省范围内聚集程度较高的专业性产业。  第四位做报告的是来自武汉大学经管学院的代谦,他的论文题目是《Patternsoftechnologytransferandlong-rungrowth》。作者从一个小故事引出了人力资本与物化的创新的区别:人力资本的传承需要面对面,限制了传播的区域,而且要从零开始,效率很低,传承风险大;而物化的创新则具有迅速,接力性。他用不同的分析和工具得出一系列的图表,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的大致停滞状态。  第五位做报告的是来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黎德福,他做的论文题目为《能够通过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吗》。作者从稳态增长定理与资源禀赋结构的矛盾出发,考虑了投资调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的关系,提出一个与传统模型不同的修正的资本积累函数。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分析得到作者试图证明的两个问题:Uzawa稳态增长定理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作者的分析扩展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范围,认为资源禀赋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对技术进步的要求与稳态增长并不矛盾,因此中国完全可以用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两位评论人分别就本场报告作了评论。就第一篇文章评论人指出文章在中国具体行业的数据不够具体、抛开计量模型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缺乏直观的解释。就第二篇文章指出文中数据比较少,对结论支持不够;对云南等几个省的特殊性提出了疑问。对第三篇文章指出不同产业结构背后的传导机制不明确,没有考虑广东省的地区差别对结论的影响。对第四篇文章评论人指出文章没有具体的结论,没有现实意义、其中的人口因素的作用不能忽略。对第五篇文章指出了其中模型比较抽象、技术进步假设不恰当。

  • 发展经济学60年的演进

    发展经济学60年的演进发展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综合性、边缘性的分支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如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这门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在60年的演进中也是一波三折,甚至几度险遭灭顶之灾。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公认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A.赫尔希曼就发出了“发展经济学衰落了”的哀叹;80年代中期,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D.拉尔在数落了这门学科中的“统制教条”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之后,向世人宣告:发展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及至90年代中期,又一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P.克鲁格曼也宣称:发展经济学“这个领域已不复存在”,它“已被一扫而光”。(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Economic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p.7,p.28,p.24.)发展经济学竟然被发展经济学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灭亡了!这让人感到疑惑不解。人们不禁要问:发展经济学究竟怎么了?这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不是真的“不复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涉及诸多方面。笔者拟将发展经济学60年演进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作一概述,在此基础上再来回答这个学科的有关问题。 一、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公认,40年代由P.N.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3年)和K.曼德尔鲍姆的著作《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年)是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文献。(注:Meier,G.M.,1994,FromClassicalEconomicstoDevelopmentEconomics,NewYork:St.Martin'sPress,pp.174~175.)当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过剩农业人口”、“社会分摊资本”、“货币性外在经济”和“技术性外在经济”等概念以及在几个有互补关系的工业部门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思想;曼德尔鲍姆则通过在人口稠密和经济落后的东南欧地区建立一个数量模型的尝试,分析了这类地区人口过剩、工业化不足和“大规模农村伪装失业”现象之间的关联,主张政府实行广泛干预,以刺激消费和加速资本形成。总的来看,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这些早期文献显得过于单薄,既不全面,也缺乏系统化的理论表述。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它刚刚诞生不久便跨入全面推进的繁荣时期。作为这一时期开端的标志,R.普雷维什和H.W.辛格于1950年各自在发表的论文中批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有关各国生产率相同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将在各国间分配的假设与现实不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命题,认为这种长期恶化趋势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通过保护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他们的论述被西方学者合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W.A.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是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之一,他接受了古典学派关于在“维持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将经济发展解释为伴随着扩张的资本主义部门不断从传统部门吸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的过程。同古典学派一样,刘易斯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他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旨在为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不适合的国家(如亚洲国家)设计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说明通过使用剩余劳动来创造资本和推动经济发展。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是罗森斯坦-罗丹于1957年在他1943年论文的基础上做出完整阐述的“大推进”理论。在他看来,新古典理论最薄弱之处是其投资理论,分散的个人投资不可能达到最佳资源配置;同时由于不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善(如不可能存在完善的适合所有商品的期货市场等),生产函数等因素所构成的不可分性会产生外在经济、递增收益和规模经济,导致价格机制不能给出最适度解释所要求的所有信息。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必须促成“大推进”式的工业化以达到足够大的规模,犹如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必须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一样。R.纳克斯受斯密有关“分工受市场广度的限制”命题的影响,认为要想促成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实现平衡增长,即全面投资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克服不同产品的供求弹性差异,为其他行业的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80年代初哀叹发展经济学衰落的赫尔希曼,50年代曾经因阐释不平衡增长理论而成为发展经济学舞台上的一员主将。他于1958年提出了“联系效应”概念来论证不平衡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尤其是农业及相关部门)联系效应很弱,相对而言,进口替代工业联系的需求效应较强,应优先发展这类部门。 在第一阶段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理论还有探讨长期增长问题的哈罗得—多马模型、H.B.钱纳里有关不发达国家增长受“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两缺口”理论、S.库兹涅茨对增长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分析以及对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均等趋势的“倒U曲线”的分析、G.缪尔达尔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对不平等问题的探讨、R.R.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H.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等,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演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义思路。该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分析发展问题的理论传统,在理论建构上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实行进口替代,核心是突出计划化的重要性。哈罗得—多马模型、“大推进”、“平衡增长”、“两缺口”等理论为计划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数学工具则有助于解决计划配置的技术性问题。 在同一阶段,还有一批继承新古典学派理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提出了多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如索洛模型、斯旺模型和米德模型,另一方面又同居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论战。J.瓦伊纳1952年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观点,认为至少贸易量的增长以及出口实际成本下降快于出口价格下降等有利效应也足以抵消贸易条件恶化,与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还不如把技术进步引向农业,通过提高生产率扩大出口。他还对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说提出质疑,指出可以把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看作季节变化造成的间断现象,但绝不能视为长期存在的现象。G.哈伯勒指出,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提高参与国的经济福利与收入,因而潜在地对经济发展有利。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际贸易带来的间接动态收益。他还认为,只要农业中存在改进生产方法的可能性,伪装性失业的说法就站不住脚。1959年,面对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者对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及市场失效的原因的抨击和倡导实行计划化的政策主张,H.G.约翰逊和A.C.哈伯格作了回应。H.G.约翰逊指出,在经济史上找不到完善的计划和完善的市场的例证,市场机制可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是因为不熟悉市场机制、缺乏信息等原因所致;改革特定市场,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接近理想形态。哈伯格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实施计划化引起资源配置不当的主要根源,并探讨了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以增加国民福利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的上述回应和批评,成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先声。 二、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确立了新古典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第一阶段中的结构主义政策导向助长了政策操作中轻视人力资本、忽视市场机制、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倾向。那些接受结构主义政策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但自70年代开始却面临重重困难;与此相反,那些在60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T.W.舒尔茨、B.巴拉萨、J.巴格瓦蒂、H.G.约翰逊、I.M.D.利特尔、J.A.米尔利斯、D.拉尔、A.D.克鲁格等人指出,奉行结构主义的政策导致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主要原因。“矫正价格”(gettingpricesright)是消除扭曲的主要手段。舒尔茨等人对第一阶段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倾向做了反思。首先,他们批评了过于重视物资资本的倾向。舒尔茨指出,国民产出增长一直高于物资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是解释这两者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新资本没有用在追加人力投资方面,致使人力资本无法与物资资本齐头并进,最终降低了物资资本的吸收率,成为增长的限制因素;其次,歧视农业的偏见得到了纠正。舒尔茨把歧视农业的原因解释为前一阶段盛行的“糟糕的”经济学误导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学是建立在有关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对价格激励反应迟钝,贸易条件长期恶化造成世界农产品市场长期萧条,穷国农业是增长的负担,其使命是为工业化提供大量资本等推论的基础上的。以这些推论为依据的错误政策扭曲了对农业的激励,致使农业中的经济潜力未能发挥出来;他们再度考察了进口替代和保护政策,这两者被认为是引致扭曲和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拉尔、巴拉萨等人对此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在关税等形式的高保护壁垒之下,大规模进口替代工业因低关税鼓励资本货物进口而得以扩张,并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信贷、汇率高估以及公用事业定价过低等补贴中获利,在引致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大的同时,不鼓励出口,还使相对价格不利于农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最终导致低效率,使国民经济付出高昂代价。W.M.科登等人则以“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分析并估算了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关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反出口倾向的程度,结果显示,这类国家不仅保护率水平高得惊人,而且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数。最后,对计划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了评估。其一,体现计划化具体运作的投入—产出分析所依托的是物质平衡体系,该体系忽视了相对价格变动,因而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特尔和米尔利斯则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应用社会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来评估计划化中的公共投资项目,分析被控制价格未能反映机会成本(即价格扭曲)的程度,并讨论如何对用于公共部门的国内资源实行成本适度定价等问题;其二,讨论了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低效率问题。舒尔茨和巴拉萨均认为,计划管理体制扭曲了对经济的激励,究其根源,既同信息传递有关,又同公共部门负担过重有关。克鲁格则认为,第一阶段中的“市场失效论”诱导人们不再信任市场而过于相信政府的能力和计划的功能,因此忽视了市场与价格激励功能;其三,计划管理体制被认为易于产生腐败,克鲁格对寻租(ren-seeking)的分析被认为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她认为,计划管理体制下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引发租金成为合法与非法寻租活动的目标,而与寻租相伴随的往往是贪污、行贿、走私及黑市等非法活动,因此浪费了大量资源,推动追加成本上升,导致福利净亏损并阻碍增长。 英国发展经济学家N.斯特恩指出,“消除对计划化的迷信”构成了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中心部分”。(注:Stern,N.,1989,TheEconomicsofDevelopment:ASurvey,inTheEconomicJournal,Vol.99,p.621.)笔者认为,这场“复兴”运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同结构主义者的论战,还在于一批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们从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对包括新古典发展理论在内的传统新古典理论所进行的修正。K.J.阿罗于1962年建构的“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将产出表达为生产经验的函数,技术进步被归结为生产中学习过程带来的绩效产生的影响。由于这个内生增长模型中由生产经验产生的信息广为传播,扮演类似于递增收益角色的技术进步以外在的形式出现。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是“复兴”的主要领域。R.科斯在他早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用交易成本的存在解释企业出现的原因,提出了权利界定和安排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和经济体系运转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D.C.诺思自60年代初以来用新古典理论研究经济史,他的结论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规模经济等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增长的关键在于包括确立产权在内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经济激励作用。70年代,A.A.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等完成了对产权结构、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证明产权结构的功能在于提供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激励。1969年张五常将交易成本用于分析亚洲地区的分成制(sharecropping),反驳了A.马歇尔有关分成制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结论,认为分成制同其他合约形式相比,能分散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并未降低配置效率。曾经在肯尼亚从事过研究的J.E.斯蒂格利茨于1974年撰文指出,分成制除上述功能外,还具有激励和监督功能。同一时期的重要进展还有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核(即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以及对国家贸易理论的修正。1970年G.阿克洛夫在他著名的《柠檬市场》论文中,论述了不发达国家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逆选择(adverseselection)的原因:优质产品无法被确认,只好按平均质量定价,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市场上盛行的是以劣充优甚至掺假等行为,结果是将诚实的销售者逐出市场。70年代后半期,斯蒂格利茨在独立完成以及同D.M.G.纽贝利等人合写的序列论文中,进一步将分成制放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中讨论,指出在不完全风险市场和不完全信息环境中分成制是一种理性选择;更有意义的是,在这类环境中,甚至竞争性市场配置也不会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市场有效率的预设缺乏说服力。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上述修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一整套推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被称为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传统或“新”新古典经济学(neo-neoclassicaleconomics)。1977年A.K.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内在规模经济引进一般均衡模型,推出了市场考虑最适度边际利润而社会考虑消费者剩余的结论。1979年克鲁格曼受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启发,证明了当内生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存在时,在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不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仍可进行贸易并可获得收益。同年,W.埃瑟尔提出了递增收益取决于世界市场规模而非国内生产规模的命题,以解释在相类似的国家之间以及行业间专业化趋于消失并出现中间产品贸易的原因。此外,新古典发展理论的重要进展还包括D.W.乔根森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使之改造成新古典模型;M.P.托达罗解释不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并存现象的“预期收入”模型;米尔利斯、斯蒂格利茨、C.J.布利斯和斯特恩等人在莱宾斯坦于1957年所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消费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以及对工资和劳动配置影响的“效率工资”假说等等。总之,第二阶段的“复兴”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新古典发展理论,并且改变了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形态,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更大发展做好了准备。 第二阶段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失去了这门学科创立初期那种激昂豪迈的势头。在滚滚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面前,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冷静反思的同时,也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I.阿德尔曼和C.T.莫里斯于1973年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经验分析,以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阿德尔曼和S.罗宾逊建立起脱胎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的模型;钱纳里于1975年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方法的完整阐述;钱纳里以及L.泰勒和E.L.巴卡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普雷维什领导的拉丁美洲结构主义团体,其主要成果有普雷维什和C.富尔塔多这一时期对中心—外围结构性相互关系的描述以及普雷维什、R.O.堪波斯、A.J.堪那维斯等人对通货膨胀的研究。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再度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展经济学再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两个流派的长期论战有助于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保持繁荣,而这个时期掀起的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思潮也构成了这个阶段该学科全面繁荣的重要内容。 在第三阶段,新古典“复兴”以来的演进势头有增无减。首先,应提到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所做的工作。B.C.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于1986年探讨了技术外在性和货币外在性,发展技术外在性存在时竞争性均衡不会是帕累托效率,而当经济存在扭曲时货币外在性则具有显著的福利效率。正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斯蒂格利茨于80年代末得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效率的一般结论:阿罗—德布鲁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借助一连串假设发现了市场效率的特例,它不仅要求完全竞争,而且要求一整套市场和完全信息,而现实经济总是受制于帕累托低效率,因为风险和信息不对称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市场不完善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政府干预的潜在作用。他不赞成克鲁格等关于“政府无效率”的观点,认为东亚的成功经验是及早放弃了计划模式,政府帮助指导和创造市场,履行各项法规,加强部门间竞争并在出口市场上提供激励,而不是替代市场。其次是对经济发展微观领域的研究。H.宾斯旺格于1989年研究了新古典和结构两个流派长期争论的有关不发达国家农民及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的反应问题,得出了农业部门短期内价格弹性低,但在长期内会增大的结论。家户行为也受到关注,斯蒂格利茨甚至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决策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一点是“理解不发达国家经济行为的关键”。(注:Stiglitz,J.E.,1998,EconomicOrganization,Information,andDevelopment,inChenery,H.andSrinivasan,T.N.(eds.),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I,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B.V.,p,105.)最早的新古典家户模型可追溯到G.S.贝克尔于1964年建构的包括生育、教育、健康和劳动力供给与消费的人力资本决策模型。1982年M.罗森茨维格与T.P.舒尔茨估算了印度男童和女童存活率的差异,得出了该差异取决于儿童预期劳动力相对收入的结论。J.R.贝尔曼和A.德奥拉利卡于1987年估算出发展中国家对卡路里的需求收入弹性接近于零。90年代初,M.B.麦克埃尔罗伊等人用博弈论分析了家庭男女性之间在资源配置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差异。J.斯特劳斯和D.托马斯于1995年从收入与营养的相关分析中得出结论:收入增长不一定能减轻营养不良的后果。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市场的研究也是第三阶段的重要成果。A.布雷夫曼和斯蒂格利茨于1982年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市场联结(interlinkingofmarkets)现象,认为在道德危机的环境中,这类联结具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效应,并将跨市场外在性有效地加以内在化。C.贝尔于1988年也从市场联结角度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的问题,指出当资源配置的重要市场(如保险和资本市场)不存在时,个人会通过现有交易方式找到跨市场的交易联结,这是人们对所缺乏的市场作出最适度反应的结果。再次是新增长理论的兴起。1986年P.罗默修正和扩展了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提出一个含有外在性、产出生产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减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证明在存在递增收益时,包含外在性的竞争性均衡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却能解释历史上的长期增长。两年之后,R.E.卢卡斯以物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其中,他对人力资本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做了区分,说明由于具有递增收益的外在效应内在化于企业和家庭之中,因而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引擎”,并用各国的初始资本水平差异来解释各国在持续增长过程中收入水平差距何以长期保持的原因。继罗默和卢卡斯之后,一场“新增长理论热”逐渐兴起,前后有几十种增长理论模型问世。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贝克尔、K.M.墨菲和R.塔穆拉于1990年提出的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关系模型,R.巴罗和X.萨拉-I-马丁于1991年完成的对各国和地区间经济增长趋同趋势的研究,阿尔温·扬于1991年用内生的“边干边学”模型对产品间外溢效应和国际贸易动态效应的分析,以及G.H.格罗斯曼和H.赫尔普曼于1991年完成的分析各部门间每种产品在质量阶梯上不均匀地随机攀升并由此对研究与开发带来利润激励的增长模型等。第四,推进了制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诺思于1981年提出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其中制度变迁的成本对收益之比是加速或延缓变迁的关键因素。O.威廉姆森一直应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研究经济组织,到80年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他提出了有限理性和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两个假定,以此来修正新古典理论行为假定,并用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等多学科方法探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的合约问题,以便在“把工商企业当作规制结构而不是当作生产函数来看待”(注:Williamson.O.E.,1985,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UniversityPress,p.5.)的前提下,说明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重要性。该领域其他重要文献还包括:M.奥尔森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或“分配联盟”旨在获取更多收入或财富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以及其他人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J.M.布坎南等人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解释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这一行为影响了资源配置的过程;R.D.托利森、G.塔洛克、S.P.马基等运用制度分析工具对寻租和人为“设租”造成资源浪费的机制做了描述;V.W.拉坦讨论诱致性变迁,林毅夫区分并探讨了诱致性和强制性两种制度变迁。最后是对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长期以来,这类问题属于资源或人口经济学以及生态与环境等技术科学研究的范围。1989年K.-G.马勒提出了“帕累托可持续性”(Paretosustainability)定义,就此将流行了多年的非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围。1992年T.帕那约托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引起了广泛讨论。1995年P.达斯古帕塔和马勒合写的论文提出了“环境资源基数”、“当地公用地”和“全球公用地”等概念,论述了制度、环境资源基数同贫困的关系,认为包含市场失效在内的制度失效和政策失效导致环境恶化,而贫困本身是环境恶化的原因,同时又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第二阶段中新古典学派对结构主义思路的激烈抨击迫使结构主义者重构其理论构架。从80年代开始,一批冠之以“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思路(以区别于第一阶段结构主义思路)的文献重又出现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这些保持着结构主义传统的文献涉及对微观经济制度的探讨,对发展过程的宏观分析,对历史过程作出结构主义解释等。作为对新古典学派攻击结构主义思路缺乏微观基础的回应,P.巴丹等人转而侧重研究“那些往往被看作是结构约束的一个给定部分的制度,”(注:Bardhan,P.K.,1984,Land,Labor,andRuralPoverty:EssaysinDevelopmeruEconomics,OxfordUniversityPress,p.5.)力图辅以制度分析来加固结构主义思想的微观基础。巴丹等人也对市场联结、分成制等作了分析,但结论却迥然不同。巴丹声称,包括“新”新古典主义者在内,仍然只注意改进配置效率的制度,而不发达国家那些权且称为“制度”的安排则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征,同概念化的“市场不完全”相去甚远。这类安排中主导方居于支配地位,另一方被迫依附之,由此强化了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甚至使“非最大化追求者能长期存在下去。”(注:Bardhan,P.K.andUdry,C.,1999,DevelopmentEconomics,OxfordUniversityPress,p.3.)D.雷伊则指出,市场缺乏或功能不完全带来了两个特征:一个是“创造了广泛的外在性”,另一个是“在许多发展的难题中,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起着重要作用”。(注:Ray,D.,1998,DevelopmentEconom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p.4~5.)泰勒于1983年用数学工具建立起结构主义宏观模型,以表明“结构主义思想也能严密地表达出来。”(注:Taylor,L.,1983,StructuralistMacroeconomics:ApplicableModelsfortheThirdWorld,NewYork:BasicBooks,Inc.,p.4.)他建构的系列宏观模型旨在回答“嵌入宏观理论中的制度结构及其内在因果关系,”(注:Taylor,L.,1991,IncomeDistribution,Inflation,andGrowth:LecturesonStructuralistMacroeconomic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p.13.)并“体现第三世界广泛存在的功能性配置特征”。(注:Taylor,L.,1991,IncomeDistribution,Inflation,andGrowth:LecturesonStructuralistMacroeconomic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p.7.)钱纳里于1988年阐述了作为“结构主义研究纲领”的两个基本点:第一,探讨以需求、贸易、生产、就业作为发展中心特征的全面结构转变过程;第二,描述该过程中各主要部分的关联。他认为,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除了将经济划分为抽象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个部门外,从不重视部门分析,而后者主张“部门是重要的”(sectorsmatter)。(注:Chenery,H.,"IntroductiontoPart2",inChenery,H.andSrinivasan,T.(eds.),1988,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Vol.I.,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B.V.,pp.199~200.)巴卡于1990年致力于将“两缺口”扩展为含有“财政约束”的“三缺口”模型,以分析高债务国家的政策调节问题。莫里斯和阿德尔曼于1988年描述了23个国家和地区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结构转变特征,探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成功发展或结构转变未完成甚至失败的原因,认为对动态经济变迁施加的效应无论正负都有助于诱使制度转变,而各国制度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增长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潮逐渐渗入发展经济学。S.罗森、贝克尔、杨小凯、J.博兰、黄有光等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表述古典经济学中的发展思想。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建立的“分工演进增长模型”颇具代表性。他们把分工的演进视为增长的,分工演进扩大了市场容量,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内生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机构。这一批学者打出了“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NewClassicalDevelopmentEconomics)的旗号,试图重新阐述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而不是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亦即使“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将“发展经济学招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中”。(注:Sachs,J.andYang,X.K.,2000,DevelopmentEconmics:InframarginalAnalysisversusMarginalAnalysis,Blackwell,p.18.) 四、简要的结论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60年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简单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头绪纷繁但又有序可循的全面推进过程。笔者认为,诸多因素对这门学科的演进施加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思路的长期论战使发展经济学领域不断产生新的兴奋点。早期新古典思路注意讨论给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时往往夸大以激励—反应、要素流动和替代高弹性等机制为依据的市场调节作用,把现实中的所有扭曲和不完全解释为对均衡模型的偏离。结构思路关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刚性、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性,说明了结构、技术、制度及行为等刚性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作用难以实现的原因。事实上,长期论战已促成了两种思路之间相互靠拢的趋向。“新”新古典理论向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思路则完成了加强其微观理论的工作,现今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已不限于用一种思路分析发展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还存在着一种激进主义思路。由于该思路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而且未形成主流,故在本文中未作讨论;第二,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得益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其实质在于修正和完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制度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与代理理论、博弈论、厂商理论以及交易成本、道德危机、“逆选择”、“搭便车”等概念的引入,不仅使新古典基本理论大为改观,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发展问题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再拘泥于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和扭曲偏离均衡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扭曲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工具实现“次优”最佳状态,以后又进一步推出了在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完全的环境中,即使存在市场竞争也不会是帕累托效率的结论。有趣的是,当新古典学者重新审视早期阶段发展经济学时,却同结构主义者殊途同归:“大推进”、“平衡增长”等命题被新古典主义者视为“在理论上仍然有效”,这些命题“实际上确认了竞争性市场均衡中被忽略了的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尔,1992,《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上海三联书店,第122页。)第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挑战为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公认的事实,即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远远滞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最典型的实例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这种状况激励着西方经济学界许多一流学者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其中包括舒尔茨等1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人)和一大批在发展中国家长大、在发达国家受到当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森、巴格瓦蒂、巴丹等。这些经济学精英们选择市场不完全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些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并试图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新增长理论被认为是受东亚成功经验激励而成功地作出的“理论化”总结。此外,某些从不发达国家得出的结论也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有所启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被用于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得出了与发展中国家近似的结果;又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则被视为吸收了拉丁美洲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成果。 反观60年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所见到的情景并不是整个学科领域的衰落,而是学科内部不同流派的此伏彼起。正是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激荡中,新观点不断涌现,旧观点被重新讨论。这种学科兴盛的情景恰好说明发展经济学仍处于繁荣时期。那么,为什么这门学科一再被宣告衰亡了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对“衰亡”理解的歧义问题。赫尔希曼在1980年以发展经济学“突然沉寂下来”,“新观点难以出现”,所以“该领域不足以再生”为理由,宣告了发展经济学的衰亡;拉尔于1983年针对第一阶段结构主义思路主张政府直接控制和中央集权计划的“统制教条”,宣称“发展经济学的消亡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兴旺发达”;(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Economic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p.7,p.28,p.24.)克鲁格曼于1995年断言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已被挤出主流经济学”的原因,在于它的“非数学化风格”,亦即早期阶段的结构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未能将其直观的见解转变为可以用作一门经久不衰的学科之核心内容的条理清晰的模型”。(注:Stiglitz,J.E.,1993,Commenton"TowardaCounter——CounterrevolutioninDevelopmentTheory",byKrugman,ProceedingsoftheWorldBankAnnu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1992,Washington,D.C.,TheWorldBank,p.41.) 应当指出,赫尔希曼、拉尔、克鲁格曼等三位学者在阐释发展经济学衰亡这个论题时都有定义过窄的问题,显然,他们所说的发展经济学仅仅指第一阶段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果将他们所指的发展经济学涵盖面扩大一些,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则结论一定会迥然不同。赫尔希曼的论文发表时,结构主义者正忙于重铸其微观理论并酝酿东山再起,这时,几种理论思路已经汇集于经济学舞台上,但好戏尚未开场。如果再静观一段时间,等到好戏出台,可能就不会有他的“衰落”之说了。拉尔的本意是希望赞同“经济统制教条”的发展经济学尽早“寿终正寝”,但时至今日,他恐怕不会力主赞同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经济学也一道“消亡”吧?至于克鲁格曼,他把经济理论是否被模型化作为判断这种理论是否具备存在理由的惟一标准,他无疑是走过了头。斯蒂格利茨指出,建立模型“至多也只是对某些逻辑关系作出检测,以及对某些观点的前后一致性进行检测”,但人们完全可以作出“有关某一现象但几乎不能证明任何东西的模型”。(注:Krugman,P.,1995,Development,Geography,andEconomicTheory,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p.7,p.28,p.24.)当然,这里讨论的问题涉及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经济学数学形式化倾向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已在本文的论域之外,非本文所应论及。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教授

  •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四大突破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可持续发展面临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也是资源消费的高峰期。未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将会更大。一方面,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原本就十分脆弱,近年来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已经相当高昂,如果不能进一步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整体环境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经济体制不完善制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当前,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但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集中表现在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下,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开支不足;土地、环境等资源价格失真,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区域间发展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如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得不到合理调整,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舆情沟通渠道不畅通,社会领域各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不健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势必干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其中那些不利因素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如: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国际市场上能源、粮食和矿产品价格的波动,这些都会对国内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使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相应波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适应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十分健全。

  • [转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就一定文明和民主?民众就一定富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就一定文明和民主?民众就一定富裕?我们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社会并不一定越文明越民主。众所周知,就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经济总量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总量。日本虽然国家不大,但是经济发达水平,仅次于美国。但是美国的经济犯罪率也是排名世界前列,贫富差距也排名世界前列。如此发达的美国,今天仍然有大量的穷人存在。然而我们在看看北欧的许多小国家,如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如瑞士,德国和法国等。虽然他们国家很小,绝对的经济总量远远小于美国,富豪的富裕程度也不如美国,人均收入也不如美国,但是他们的人均福利远远高于美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生活都有可靠的足够的保证。经济犯罪是全球最低的,人的文明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再看看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以及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发展比较过去几十年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和增长,但是经济犯罪也比过去有了大幅的增加,社会的道德和文明却大幅的下降。虽然部分富豪的财产收入进入了世界前列,但是穷人的总数却大幅的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社会、民众和国家有利的,积极的正面的发展方向。如社会不断文明,犯罪率下降,民众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和住房]增加,国家整体实力增加。另外一个是负面的,消极的,破坏性的发展。如经济犯罪率提高,道德文明下降,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福利下降,生活压力加大,自然环境破坏加大,物价大幅上涨。因此只有正面的经济发展才能带来社会文明和民主的发展,带来民众富裕生活。

  • 发展经济学教辅资料

    发展经济学[分享]钟甫宁的一份研究报告《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财富的关系》-杜能《中国农户储蓄行为》中英文版1980-200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2008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专题课件6篇陆大道关于区域与城市化的论文ACompaniontoUrbanEconomics阿玛蒂亚.森的两本经典著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论文集-共22篇产业经济学基本内容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经济学)二元经济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文献(2)发展宏观经济学(中文第二版)发展经济学讲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石敏俊)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发展经济学经典英文文献发展经济学课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展与转型(林毅夫马歇尔讲座)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林毅夫各国农业概况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经典论文关于农民收入的一组文章(周其仁)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林毅夫)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PDF版本的林毅夫《经济学(季刊)》13篇合集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林毅夫-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美国农业经济2000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经典图书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杨宏儒《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_大都市形成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收入分配的经典论文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威廉•恩道尔的《粮食危机》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电子书)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超经典!移民和经济发展专题(1223更新)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的实证分析.pdf最新的两篇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经典综述

  • 【转贴】2006年经济发展趋势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发布会,向全国媒体发布2006年经济蓝皮书、社会蓝皮书以及经济信息绿皮书的相关成果。  在发布会上,有关人员介绍了2006年经济发展趋势:  1、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未变,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投资高增长具有必然性,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政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需求强劲,市场化趋势明显,企业活力增强。国际化,2006年WTO过渡期结束,消费结构升级,住房、汽车、教育消费较快。  2、国际环境机遇大于挑战。世界经济总体稳定,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和2005年持平。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加快,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出现转移趋势,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加大,各国与我国合作的意愿增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石油价格高、贸易保护主义。自然灾害如禽流感等。  3、经济增长展望。投资略有下降,房地产稳中趋降、土地管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利润增速减慢、银行贷款谨慎(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消费稳中趋旺。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城镇居民收入加快(所得税、公务员工资),进出口顺差减少。汇率升值、纺织品出口限制。  4、物价稳定,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提高、制造业产能过剩、产业工人工资上涨幅度不大,工业消费品价格不会上升,国际石油价格不会像2004-2005年那样大涨,预计在60美元/桶左右。粮食价格稳定,理顺资源产品价格(石油、煤炭、水、电等)会推升价格,服务业产品价格会继续小幅上涨。  5、主要指标预测:GDP:8.5-9%;CPI:2-3%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3%;进出口增长20%,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M2增长17%;新增贷款2.5-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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