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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家的思想探析_文学论文
一、描写中下层民众的意识浓烈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著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槃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槃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老舍在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也不忘这种人物的塑造，描写了一个身披袈裟、口念佛经的教徒，背地里竟然见钱眼开、强奸妇女，违背了佛家最基本的道义。还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汉奸走狗冠晓荷，以研究佛法的名义堂而皇之的为日本侵略者做尽坏事。老舍通过对这些人物心理的细致微妙刻画，成功地塑造了那些所谓虔诚信仰佛法却又亵渎佛法的伪教徒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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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的交际法教学及文化教学_文学论文
关键词：交际能力 语用能力 文化教学 摘要：交际法教学理论要求语言教学者在教学实践中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和使用功能，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上都进行相应转变。因此，在教学过程实施交际法教学，强调语用能力培养，注重文化教学很有必要。 在汉语教学中，人们对语言教学教什么，实施何种教学法，语言教学中要不要进行文化教学存在一些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三点上，一是认为汉语教学主要目的应是语言本体知识的教学(语音的准确性、词汇的扩充、语法与句型知识等)，相应采用结构主义教学法;另一点是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它的工具性，因此，语言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及语用能力为根本，并应采用交际主义教学法。本文将结合对这二个问题的讨论，探讨语言教学中，处理好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相应提出一些建议。 一、 交际能力、语言本体知识及和文化教学 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不断加深认识，提出语言是交际性工具这一功能性观点，语言教学目的、目标也随之不断修正。并明确了语言运用能力包括的内容，即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细化了语言运用能力的指标。那么交际能力包括哪些因素，它与语言知识是什么关系，它与文化教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下列五方面的内容：(1)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2)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3)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4)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5)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其中，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点语言得体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交流中，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讲出得体、恰当的话。儿童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在习得该民族的文化。所以，语言和语言的应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不仅要学习语言本体知识并进行四会技能训练，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 只强调语言形式和内部结构的结构主义教学，割裂了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及功能的联系。用这种教法教出的学生可能很会做专测语法形式、结构的试题，但必然缺乏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包括读、写的能力)，出现交际失误，最终也就达不到学习和掌握并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目的。 二、交际法教法中文化教学的体现 广义上讲，文化教学存在于语言教学的每个阶段，甚至每个单元。语言教学既然最终以语用为目的，就必然涉及语言文化的教学。真正使学生感到困难的不是如何发准音或拼写正确，而是在实际交际中如何恰当运用语言。教师在教学中只要自始至终注意结合语用、文化因素，把语言形式放到社会语用功能的背景下进行教学，就能使语言知识活起来，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用能力。这样讲，并不是要求教师在讲每一个语言项目时都把与之相关的语用功能介绍全、练习够，这是不现实的，也违反认知规律。目前我区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的弊病之一就是讲者不厌其烦，力求一次讲全、讲透。在介绍一个新语言项目时，往往以点带面，全面开花，字典搬家。学生则忙于记笔记。应试教育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更起了负面推动作用。交际法教学注重语言功能训练。具体语言形式的功能要随语境而变化，使用中相关社会因素较多，只有逐步介绍、训练，循环往复，学生才能体会到不同语境中语义的差异并逐步掌握，进而形成语言能力。目前，在教材编写中，教学内容循环出现的方式与原则也应体现在汉语教学中。 三、交际法教法中文化教学的实现的方法和原则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是深不可测的难点。日常口语交际中就存在着文化因素，各类教材也提供了大量真实的语言素材，教师可以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掘。我们提倡我区从事汉语教学的各族教师不断加强对汉语语言与文化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自身语言交际能力，进而使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文化因素的教学。文化因素存在于最简单的交际活动中，文化教学也应存在于最基本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在教学生如何向别人问候时，即使只介绍了一种形式的实际用法，只要从语用角度讲是正确的，他就传授了语用原则与文化知识;学生如果通过训练掌握了这一形式的运用，教师也就是在帮助学生逐步发展文化语用能力。尽管这种学习可能是零散、不系统的，学生却是在沿着正确的语言学习道路前进。教师自己不应该也不应要求学生学习好了语言形式再去实践，或者掌握了语用知识再去实践，而应在实践中学习、发展语用能力。交际能力的培养只能在交际中实现。 如何进行交际能力训练?方法可以多样。交际教学并不否认语言基础知识、技能的训练，并把它看成是语用能力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际法与结构主义教学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学习目标的不同。克鲁姆指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他提出了课内开展交际活动的几个环节：假设交际，指在课内围绕教学内容展开的各种操练，包括机械操练和教师讲解等;教学交际，指课堂内进行的再表达练习，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后，根据教师提供的语境开展模仿性对话或书面练习;针对性交际，指学生根据情景和语用考虑，作出反应;谈论性真实交际，指学生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谈，语言具有真实性和社会性，言语符合语用及文化规范。 克鲁姆强调交际活动存在于外语教学的每个步骤，其基本观点是：语言应作为技能培养。大量的交际活动有助于语言知识向语用能力的转化，这种从操练到真实交际的过渡与现在流行的五步教学的某些环节有明显的共同点。 综上简述，教师只要确立语用学观点，在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采用交际法教学并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引导学生利用语言材料进行各种旨在提高语用能力的训练和交际，是能实现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的。 参考文献： [1]盛炎.语言教学与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岑运强.语言学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陈潮华.试谈新疆民族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J].语言与翻译,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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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创造良好语言环境 发展幼儿语言交往能力_文学论文
语言是发展智力、思维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的基础，而幼儿时期则是培养语言能力的最佳时期。因此，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教师必须丰富幼儿的生活，为幼儿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达到语言能力的提高。 幼儿 语言环境 语言能力 善听 敢说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取决于语言的。可见，语言能力是各种能力的基础。而幼儿阶段是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人生掌握语言最迅速的时期，若在这个阶段打好语言基础，则对少年儿童今后的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培养和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呢? 一、创设听的环境，发展听的能力 幼儿认识世界、获得知识、与人交往都要借助语言。所以，要教幼儿会听，发展听的能力，为幼儿创设听的环境。 1.创设宽松的倾听环境 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教师应该为幼儿创设倾听的环境：在幼儿入园、离园的时候及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可为幼儿播放一些优美动听的歌曲、故事、儿歌，也可以由教师或幼儿讲故事等，如晨间锻炼时播放轻松活泼的音乐，午睡前播放温柔缓慢的音乐，用餐时播放优美动听的故事。在带领幼儿外出时，可以让幼儿注意倾听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如风声、雨声)，倾听各种动物的叫声(如蝉鸣、鸟叫声)，倾听各种交通工具的声音(如自行车清脆的铃声、汽笛声)。幼儿听后，教师引导幼儿模仿、表达，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培养良好的倾听习惯 良好的倾听习惯是提高幼儿倾听能力的重要保证。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述有趣的故事，如《落汤鸡》等，引导幼儿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学会倾听他人。还可以以游戏的方式培养幼儿的倾听能力，如小小录音机(即同伴或老师表达之后请幼儿尽量能够将他们所讲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复述，所以对幼儿的倾听有较高的要求)。教师可多利用日常生活时间，为幼儿创设听的机会，引导幼儿认真倾听、模仿，把他们带进文学意境中去。 3.会听，善听 大脑功能的开发，更多的是右脑的开发，右脑的功能是感性脑、潜意识脑、本能脑，掌管音乐美术立体感觉等，因此，老师和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孩子右脑的开发，在幼儿期如能让孩子经常学音乐、听音乐，就可以大大提高孩子的智能!让幼儿听优美的器乐和声乐;听风声，雨声，雷声;听流水声，瀑布声;听叶子的沙沙声，听动物叫声等等，并让幼儿模仿，想象出这些声音好像在说些什么，叫幼儿身临其境。 多与幼儿交谈，让幼儿互相交谈，逐渐培养幼儿认真倾听的良好习惯。如利用早晨来园时间让他们进行说话练习，不限制话题，自由选择小伙伴交谈，因此他们谈的内容很广泛：有的讲早晨来园时的情景;有的讲动画故事;有的讲新玩具，新衣服，我在与幼儿交谈中捕捉每一个闪光点，抓住时机对每个幼儿进行德育教育。比如，幼儿谈新衣服，新玩具时，我就教育幼儿尊敬大人，珍惜劳动成果，使幼儿不仅语言美，还要思想美。 二、创设说的环境，发展说的能力 发展幼儿说的能力，家庭和幼儿园要给幼儿创设说的环境，让幼儿愿说，能说，多说，在说中提高语言交往能力。 1.充分利用各种环境，激发幼儿想说的欲望 双休日家长可带孩子去公园、书店、游乐园等地，充分利用孩子们感兴趣的周围的景物，在玩的过程中教幼儿认识事物，鼓励幼儿勇于交谈，如与小朋友、售货员、管理员们进行对话。在班级依据幼儿好表扬，喜欢小礼物的特点，用鼓励的方式、互相激励的办法让幼儿产生说的欲望。对于能积极发言的幼儿及时以各种方式给予肯定，同时以点带面刺激其他幼儿也积极上台发言;针对个别性格内向的孩子，进行个别交谈，一步一步地去引导，帮助其克服心理障碍，从能站出来、能和老师或其他小朋友一起说、独立说、大方地与人交谈。 2.培养孩子敢说的能力 其实，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因此，我们通过为幼儿提供多种表现自我的机会、说的机会，来逐步消除幼儿独立表现的恐惧，增强幼儿大胆表现的欲望。如开展我来讲故事自由谈等活动，让幼儿学会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学通过自己的表现及说来传达给周围的人，与他人一起分享快乐，同时也培养幼儿倾听的习惯，提高了幼儿表达能力，树立了幼儿的自信心。 3.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让幼儿接受语言信息，让孩子会说 孩子的模仿能力和接受能力强，有时看过一两次广告后也能流利地说出广告语。因此，选择一些合适的电视节目，让幼儿欣赏对孩子的语言发展是很有益处的，特别是一些孩子较为喜爱的动画片等。还可以为孩子们选择配乐的优美的儿童诗让幼儿欣赏，时间长了，幼儿自然会跟着读;同时也可以利用录音机、电脑等电教手段，让孩子在日积月累中学习语言，接受语言，加强对孩子的语言培养。 三、有效地使用礼貌用语，培养幼儿良好的语言习惯 礼貌是人们的道德准则。一是礼貌行为，二是礼貌语言。两者合起来，才能给人一种谦逊文明、有礼落落大方的好感。因此，礼貌教育要从小抓起，教师要为幼儿创造使用礼貌用语的条件和环境，让孩子从小就会是使用礼貌用语。培养幼儿的礼貌言行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教育孩子尊敬长辈、成人。要求幼儿能用礼貌语言主动、热情大方地打招呼，称呼人，会问早，问好道别。教育孩子当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会说：请你帮我……受到帮助后会说谢谢。 教育孩子，当自己不注意影响到别人时，会主动道歉，而当别人影响到自己时，能克制谅解别人，会说没关系，不要紧。教育孩子要有良好的语言习惯，讲话时声音要大，让大家能听见;速度要适中，不快不慢;语言要准确，吐字要清楚。说话时，要看着对方，不要东张西望，漫不经心，不骂人。进行这些文明礼貌的言行规范教育时，我们应始终坚持正面教育与具体行为相结合，使孩子直观地理解礼貌用语的含义，并会正确使用。 总之，培养语言能力的方法多种多样，我们要善于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抓住他们的兴趣，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为孩子提供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多鼓励，多倾听，多交流，使他们克服胆怯心理，增强自信和勇气，让孩子不仅能够做到敢说、会说，还要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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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性_文学论文
一、孔子文学思想中的核心观点分析 《论语》是儒家学派重要的经典著作，阐述了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观点，对后代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孔子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论语》，总结出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并为政治外交服务仁是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孔子一切学说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孔子在文学思想中强调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阐述的，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孔子将道德置于与文学同等的位置，而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服务的。另外，孔子也认为，文学与道德修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说到，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文学的创作必须把道德始终放在第一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学创作应该为政治外交所服务。孔子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志向，即反映作者内在的想法，特别是政治上的愿望，因此诗歌的创作必须满足作者本人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理解诗歌，解读诗歌的重要意义所在就是要实现政治外交活动的顺利完成。 (二)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思想目的性的重要体现。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社会作用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兴就是指兴于诗，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修身的第一步必须要学诗，诗歌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将各种形象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内在的精神修养，达到培养人格修养的作用。观就是指观察，即要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去感受外在的事物，就是指诗的内容应该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群就是指将不同的人的观念结合起来，通过相互的交流切磋，以达到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提高人们的思想修为。怨就是指文学作品应该批判现实的黑暗社会，为政治服务，达到教化人的目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表述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对人的教育作用以及审美作用等。 (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一直十分强调诗乐的和谐美。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质彬彬说。文质彬彬一词主要用于形容人的精神品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貌，而质主要是指人的品质、内在的修养等，即外貌的修饰必须要与人的内在的品格相统一。在这里，孔子引申为，在文学的创作上必须达到文学创作内容与文学形式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孔子并不是将内容与形式放在同等的位置，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他认为内容应该重于形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他更加强调质的重要作用，而文应该随着质的变化而变化，与质相统一。 二、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重要启示探析 孔子许多的思想至今为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为我国物质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其文学思想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现代教育应该以德为本仁是孔子学说的灵魂，而品德与文学并重是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认为，品德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位于首要的位置。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我国教育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即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目的，可见，德育应该放在首位。德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孔子认为，德的内涵包括孝、义、忠、恕、勇、信、诚、勤、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直、中庸等多个方面。在儒家的教育思想里面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人最核心的素质应该是人的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的重要途径，学生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孔子的文学思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但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的核心主要偏重于学生智的发展，而忽视了学生德的培育，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现代教育应该为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服务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的创作的目的在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观群怨学说则更加地突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可见，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的教育也应该贯彻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宗旨。[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对于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我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应该紧紧地围绕这一需求进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现代教育应该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孔子认为，文学的创作应该反映现实，这主要体现在孔子观的学说上。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应试教育占据着主导地位，老师们都只是一味地追求学生考取高分，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我国许多学生的综合素质较低。哑巴英语现象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一些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弱，连一些基本的实验都无法独立完成。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较低，因此现代的教育必须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全面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地提高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四)现代的教育应该注重文质的结合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中国也素来重视品质与行为举止的统一。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强调了文质的重要性，认为文艺要从属于礼，要为礼所服务。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必须注重行为举止与礼貌内在修养的统一。因此在现代的教育中，除了要树立德育的理念外，也必须注重社会交往的各种行为举止的教育，使学生在交往中做到文与质的结合。孔子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外在的礼貌修养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商业交往的各种活动中。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教育却是相当薄弱，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大学某些学校开设相关的专业之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开设这类的课程，导致我国很多大学生在求职、商业社交中，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外貌修饰，使自身达到文质的协调。 三、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如何使得我国现代的教育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将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的重要课题。孔子的文学思想蕴涵着很多现代教育的理念，对我国的现代教育具有很多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全盘地吸收，一定要有选择地吸收，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改革所服务，进一步地推进我国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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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身份的汉语文学写作_语言文学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作家文学的写作主体是汉语作家，汉语作家的构成主体是汉族作家。但是，不能因此把汉语作家的文学写作简单等同于汉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构成了贯穿古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原有的民族身份意识，并不会在汉语写作中自明地呈现出来。但他们的写作意识和文学面貌必然要受到汉语文学语境的深刻影响，只有回到不同时代的汉语文学语境中，才能对其内在成因给予深入地说明和把握。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它丰富了中国汉语文学的写作空间和审美内涵，为中国本土汉语写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 关键词：汉语写作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身份意识文学语境 谈到汉语作家文学这一话题，人们有时会忽视这样一个隐含的文学事实，即这一文学的主体虽然是汉族作家，却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汉族文学。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文学的潮流涌动，这样一种文学理念也日渐流行开来：真正的‘民族文学’必然是以本民族的母语创造的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但是，这一理念会受到另一种文学事实的质疑：共同使用某一种语言写作的作家，并不一定都属于一个民族。汉语文学史至少证明，具有不同族别身份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个文学现象。 中国各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发展程度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不平衡性。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或书面语的发达程度相对有限，这决定了它们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形成原发形态的口语或民间文学，却只能借助于其他相对成熟的文学书面语实践，在继发型的意义上形成自己的作家文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多语杂呈的言说世界，汉语无疑是一种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语言。至少从先秦开始，从汉字书写的传统中形成的书面语，就已经不再是简单记事占卜的符号，而是成为了可以言说古今的一种成熟语言，从而使书写者在下笔时就已经获得了表情达意的语感。伴随秦代书同文政策的实施，汉语文言文日渐成为通行天下的雅言。这也就意味着汉语文已经不仅是汉族作家使用，而且逐渐在实际上成为多民族作家共同使用的通用书面语。 这一具有他者身份的汉语写作的历史原点虽然久远难寻，但宋元之际无疑是一个兴盛期。所以清人王士桢就明确提到：元代文章极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元代文人戴良对这一现象的成因也有专门的描述：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而西北诸国，如克烈、乃蛮、也里可温、回回、西番、天竺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话题是：在漫长的古代，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实际呈现着怎样的面貌?如果对他们流传至今的许多作品做一个浏览，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许就会挥之不去：虽然其独特的文化经验有时也会有所流露，但是他们的写作在整体上呈现的格调和意蕴与汉族文人相比，大多并没有明显的殊异。比如当代回族作家石舒清的一段话就极具代表性：皇皇一册《古代回族诗选》，辑人29位诗人的百余首诗，但一路看下来，竟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任何一首诗写到回族和回族生活。为什么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原有民族身份并没有在写作活动中浮现出来?这才是更值得我们叩问_的关键问题。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会被社会相继赋予不同的身份，但是人的身份意识，从来就不是个体自主性的产物，而是被社会期待视野塑造的形成物。正如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并不是天生的一样，这种意识同样也不会凭空在作家的写作中自明地呈现出来。民族无疑是许多时代的人们获得身份感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民族身份意识并非在任何时代都会与作家如影相随。其实，在古代汉语文学的主流世界里，并没有为这样的身份性诉求提供相应的表达空间。写与读本来就是相互呼应的话语行为。用汉语写作，就意味着写作者面对的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话语环境。无论作家有着怎样的原始身份，其在场的语境效应，特别是其中已然的主流化身份意识，都会对作家身份意识的选择构成深刻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朝代更替，不同的文学崇尚和潮流此起彼伏，但在文人群体中始终未变的主导性主体意识，其实就是士大夫的身份意识。他们原本就是汉语书面话语权的拥有者，这种根深蒂固的士子情怀同样也会深刻影响到来白异族的作家写作。留意一下相关历史就不难发现，大多数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其实原本就具有举人甚至进士的身份背景。比如从小习儒书，通诗文的古代回族作家丁鹤年更坦示出：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有一条史实更值得关注：至少在蒙元时期，士子的身份感已经暗含着一种微秒的文化意味，正如现代学者萧启庆所说，当时各族士人之群体意识，已经凌驾于族群意识之上。古代所谓的士，在古典语境中原本主要凸显的就是一种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色彩，而不是所谓民族意味。重文化而不是血统的观念在此也同样得到充分体现。所以这类他者在那些以文化主体自居的汉族文人眼里，并非是文化上的异类，而是会被相当自然地视为同道，所以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也就自然成为古人面对异族作家诗文作品时十分流行的评价眼光。 还有一个问题：流传至今汗牛充栋的汉语诗文，是否呈现了汉语文学完整的写作面貌?被所谓的经典阅读打磨出来的文学眼光，是否还存在着没有看见的盲点?经年累世的文献被整理传承的过程，也是一个被文化话语权力建构的过程。所以在儒家话语为主导的古典汉语世界中，很可能也会有一些时隐时现并游离于正统文化语境的文脉被相对遮蔽。比如自16世纪以后在汉语文的写作中，一批与汉族士人相对而言的回儒就开始相继涌现，其中著述颇丰的杰出者有王岱舆和刘智等人。这些具有伊斯兰与汉文化双重身份背景的写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汉语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表达空间，他们笔下发出的异趣别调，其实也丰富了中国古典话语的声音，只是这类声音远未被教外之人听到而已。由于文化认同的障碍，这类声音也许不符合中原传统士人的精神尺度和清幽儒雅的诗文品味，但这无疑也是一种汉语文的写作。在古典语境里，所谓文和文学的写作之间，原本就并没有判然有别的界线。正如朱自清所言：在中国的传统里，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言情或言道之文，只是传达着不同的文学观。比如身为回儒的刘智所写的《著书述》，又何尝不能被视为一篇颇见性情的美文。这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古典汉语文学的写作，远比我们习得的印象更丰富，传统汉族士子饱读天下之文的文化自足感，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一种文化错觉。 只有到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态才被赋予了自觉的民族性主体内涵，成为人们民族感的一个重要表达出口。作家的身份意识也发生了时代转型。夫子自道的士子情怀开始让位于感世忧国的民族情怀。民族代言者的身份意识，也逐步成为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写作主体意识。汉语文学这一时代变迁，当然有其内在文学成因。在漫长的古代，中国汉语文学空间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主要由汉语这一单一语种笼罩的世界。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学史，无疑在时间上给历代文人带来了悠久深远的文学历史感，但是在空间视野上，古人的文学观还远没有越出汉语的疆界，还散发着浓厚的以华夏为天下的传统气息。只有到了近代以降，异域他族的文学交往经验才构成中国作家现代文学意识的发生背景。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在整体上，并没有相应凸显出自觉而浓厚的民族自我意识。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此时还远未出现。当时的回族作家马宗融，虽然一度明确提出过回族文学的概念，但在当时的文学界应者了了。身为壮族作家的陆地，在1949年以前就已创作了不少汉语小说作品，但那时他本人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壮族作家。文学从来就不是完全可以超脱国事天下事的一种独白型话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写作民族意识的起伏浓淡，并不是在纯文学话语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而是中国特定的时代语境建构产物。 自古以来就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面貌和走向的多民族关系，自现代以降也相应发生了重要转型。古人眼中所谓夷夏之辨的夷，开始转换为主要来自海外的夷。引发中国危机感的主要动因，已不是所谓长城内外的汉与胡、农耕与游牧民族你来我往的冲突，而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激烈碰撞。但是伴随着现代中国四伏的危机，古人所谓夏夷有别的传统心理，同样也在一度兴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口号中投下了阴影。此时，一个主宰中国沉浮的巨大时代问题开始逼近：中国多民族成员在步入现代门槛之际，他们与中国的多元关系该如何维系?如果不同的族群，都可以我们的名义归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这个所谓的我们是谁?应如何对之进行命名?正是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中，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国家话语开始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与重塑，中华这一古老的称谓不再仅与华夏相关，也逐渐开始与多元意义上的民族这一现代概念相互勾连起来，中华民族的观念随之应运而生，并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观。也就是说，中华一体的国族认同观念开始迅速获得强大的动力，而相互有别的族别身份意识就渐次被推人边缘化地位。如果说梁启超合中国各族为一体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为此说的首倡，那么孙中山的中族共和则代表了民国时期官方化的理念，到了抗战时期，顾颉刚更进一步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急切呼唤，并强调五大民族这个名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类民族话语潮流日渐高涨的语境下，在中国少数民族最先觉醒的文化人中，同样也会听到与此相呼应的声音，比如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就在其会刊《醒回篇》中明示：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日：‘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因为作为古代王权象征的国家，自现代开始被期待为人民和民族的主权化身。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实体由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其民族归属感都只能在拥有祖国的背景下获得切实的支点。所以，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这些主流文学声音同样也会在非汉族的中国作家身上产生深切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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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语言学习中心平台的英语口语自主学习策略研究_语言文学论文
摘要：自主学习是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的主要途径，语言学习中心为大学生创建了自主学习的环境。运用自主学习理论，在分析语言学习平台下大学生自主学习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时间管理、熟悉学习中心平台、多渠道训练等英语口语自主学习策略。 关键词：语言学习中心;英语口语;自主学习 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是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培养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长期以来，从中学到大学，以教师为主体、模式单一的程式化英语应试教育，使得 哑巴英语 成为中国大学生的通病。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质量全面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通知》(教高厅[2006]4号)和《关于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通知》(教高厅[2007]3号)等文件精神，我国高校掀起了新一轮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浪潮。许多高校相继建立了语言学习中心，采用大班课堂授课+网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英语自主学习环境。那么，在语言学习中心的平台上，大学生口语自主学习的现状如何?怎样根据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现状采取相应的学习策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口语水平?这都是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英语口语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许多教师和学者有这样一个共识：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不仅使他们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要比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教更重要。所谓自主学习(self-access learning)，就是学生要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掌握自我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材料、评估学习进程和结果等一系列的技能，教师在这个学习模式中主要起辅导和促进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者Henri Holec (1981)就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应该是两个：一是帮助学生获取语言和交际技能，二是帮助他们获得自主，即学会如何独立学习。自主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中自我观念和情感因素的重要性，教师应注重培养和发展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尊重并重视学习者，把学习看作学生实现自我的一种形式，在决策过程中给予学习者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同时，教师营造并保持一种良好的课堂气氛，帮助学习者学习。 英语口语的实践性很强，需要学习者参与大量的语言实践。同时，英语口语学习中语感非常重要，而培养语感，最根本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外语学习的环境，让学生沉浸在这个环境中，在英语的大海里游泳。 语言学家S.Krashen(1983)的语言习得理论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区分了习得(acquisition)和学得(learning)。该理论认为，外语学习中习得比学得更重要，大量的有意义的输入是外语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大量输入、自然习得成为外语学习的重要原则和规律。语言的学习和掌握需要学习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地加深理解，最终内化为自己的语言。我们认为，在口语语言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学习者只有通过自主学习，从不同的渠道与途径，获取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和真实的语境，保证有意义的信息的输入量，才能从根本上真正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 二、学习中心平台下的口语自主学习现状 语言学习中心是利用先进的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语言材料，模拟真实的语言情境，实施并促进语言综合自主学习的场所。语言学习中心革新了教学手段，改变了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英语口语学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了解语言学习中心平台下大学生口语自主学习的现状，我们于2010年6月份对武汉地区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的大一到大四不同年级的非英语专业大学本科生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发放问卷80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781份，回收率为97.6%。调查内容涉及英语水平认知、口语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中心平台的应用等方面。 (一)英语水平的自我认知 调查发现，只有4.5%的被调查学生认为自己的英语综合水平 优秀，16.9%的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良好，38.8%的认为自己英语水平一般，而认为自己英语水平较差和很差的则分别达到了27%和12.8%。在英语各种具体应用能力上，46.7%的被调查者认为最需要提高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口语，其次是听力，所占比例为29.7%，写作和阅读分别占14.7%和9.2%。如图1所示。这说明，口语和听力已经成为制约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升的主要短板。 (二)英语口语学习的主要动机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的意愿。其中，意愿很强的占16.3%，比较强的占37.5%，而意愿很弱的只占3.2%。但是，调查同时发现，大学生对英语口语的学习兴趣并不高，完全没有兴趣的占10.9%，兴趣较小的占25.2%，兴趣很强和比较强的分别只占7.9%和20%。这说明，虽然大学生提升自身英语口语水平的愿望迫切，但对学习英语口语缺乏足够的兴趣，学习目的过于功利，自主学习的动机主要源于考试和就业的压力。 (三)英语口语的学习方法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经常使用的英语口语学习方法当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课堂与教师互动、观看英语电影与视频和参加校外口语培训班，所占比例分别为31.1%、21.5%和15.2%。而课外小组讨论和人机对话软件练习所占比例分别只占10.4%和3.1%。如图2所示。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尚未适应自主学习的环境，在口语学习方法上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课堂上与教师的互动，一些可以通过语言学习中心平台实现的自主学习方法，如课外小组讨论、人机对话软件练习等口语学习方法还未得到推广普及。 (四)语言学习中心平台的应用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建立了语言学习中心，供学生进行英语视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语言学习与训练。但许多大学生并未真正熟悉和适应这种新型的自主学习平台。调查发现，课后去学习中心次数很多的学生占12.3%，比较多的占18.3%，比较少的占26.3%，很少的占14.9%。对语言学习中心功能很熟悉的占12.5%，不太熟悉的占25%，不熟悉的占11.3%。认为语言学习中心口语学习帮助很大的只占3%，有一点帮助的占34%，没有帮助的高达45%。这说明，大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自律性都还不够，对语言学习中心的功能还不是很熟悉，语言学习中心的部分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基于学习中心的口语自主学习策略 自主学习是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的主要途径，语言学习中心为大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语言学习中心在大学生口语学习中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虽然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仍然是大学生未能掌握恰当的口语自主学习策略。为提高学习效率，在语言学习中心进行英语口语自主学习，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强化时间管理 自主学习并不等同于自由学习，它是学习者在明确学习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分配时间所进行的有规律、有计划的学习模式。大学生基于学习中心开展口语自主学习，应该强化对时间的管理，主要是：(1)了解语言学习中心不同功能区域(尤其是多媒体电脑区、视听区、讨论室、语音聊天室等)开放的时间规律以及提供的服务项目，以此作为自己安排业余口语训练时间的依据;(2)根据自己业余时间的安排，制订目标明确、切实可行、便于评估的口语学习计划;(3)协调自己口语学习与其他学习项目之间的时间冲突，统筹兼顾并妥善安排好自己学习与业余生活。 (二)熟悉语言学习中心的功能 调查发现，许多大学生对本校语言学习中心的功能并不熟悉，部分大学生甚至将语言学习中心等同于网吧和电脑机房，这使得语言学习中心在英语口语学习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基于学习中心开展口语自主学习，大学生应该做到：(1)主动了解语言学习中心的规划构成及学习功能，例如，绝大多数语言学习中心专门设置的讨论区可以用来组织英语口语小组讨论，但是平常却绝少有学生愿意加以利用，这主要源于大家对讨论区的作用不够了解。(2)主动熟悉语言学习中心多媒体电脑里面的学习材料。语言的运用体现的是一种综合能力，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互为关联，不能绝然分开。许多大学生为了练习口语而忽视对听力学习材料的利用，使得很多很好的语料资源被浪费。只有熟悉，才能用好，不同的学习材料对口语学习会有不同的帮助。 (三)持续进行评估与改进 要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必须掌握大量的日常用语，并且持之以恒地对各种不同语境下的对话主题加以刻苦练习。但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不同的大学生对不同的语言情境熟悉程度并不一样，这就需要通过评估检验机制，了解自己对各种话题的口语熟练程度，以便进行有针对性地改进训练。评估的办法可以参考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形式，邀请英语教师随机抽取样题从内容、准确度、流利度三个方面对自己的口语水平进行评估。条件允许的大学生也可以参加TSE(Test of Spoken English，即英语口语测试)，以全面了解自己的英语口语水平，便于采取恰当的方式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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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浅论_语言文学论文
藏族历史上，广大的藏族普通妇女、女奴没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她们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劳当成解脱现实苦难的唯一工具。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藏族妇女的教育问题，通过建立各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妇女扫盲、文化学习、技术培训等方式，广大藏族女性广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以骄人的业绩，成为现代化建设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解放前，文学写作对于藏族女性而言，无疑天方夜谭。经过短短的半个多世纪，藏族女性中就涌现了益西卓玛、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玛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们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发展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改写了藏族女性的历史，使得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沉默失语状态的藏族女性，不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逐渐从藏民族历史深处走来，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书写自己的历史。 只有将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于文学史的长链之中，某些传诸后代的东西才可能逐渐鲜明、清晰、固定，从而被称为文学传统。相对于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笔者曾翻阅了五套2005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较有影响并广泛使用的大学中文系各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设专门章节谈论女性文学，而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作家的教材几乎没有，甚至在当代一些女性批评家那里，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处在批评所不及的角落。处在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更是缺乏现成的、连贯的文学传统。于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以及多民族文学影响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断的文学书写过程中努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学传统，实现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身份体认。 第一位发出藏族女性声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玛，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纪实散文《山谷里的变化》，电影剧本《在遥远的牧场上》和短篇小说《美与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小说。作为藏族女性的第一个文学书写者，益西卓玛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经历使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她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别，只是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对母族文化的热爱，使她自然地回归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她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她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性别，而女性纤细的感受，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中逐渐受到关注。历史的机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进了当代读者的视域。央珍、梅卓、白玛娜珍、格央、完玛央金、德吉措姆等，她们在各种体裁领域遨游。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都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优势。她们步入文坛的时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知识界大量翻译和介绍域外作家作品，各种文艺思潮、哲学思潮等，这一批受到规范汉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难免受其影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过程，又有接受汉文化规范教育的经历，多元文化背景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在经历了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后，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构筑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风景线。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汉藏双语创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语写作。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呈现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别、生命等的独特理解，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她们大多选择诗和散文这两种最适宜表现女性情感的文体步入文坛，表达她们个人的情感(包括爱情)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记，传达出鲜明而又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识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识及生存状态。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女性写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无性别的神》被誉为西藏的《红楼梦》，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玛那双机敏而又仁爱的眼睛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视角，作品通过二小姐央吉卓玛和小女奴拉姆的经历和命运，把眼光投向生活于传统藏族文化氛围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现了她们既遭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压迫，又隐忍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精神束缚的历史处境。三所庄园，一个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数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叙述的藏民族的民俗与宗教教规，在作者央珍眼里都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世俗活动和宗教氛围交错置换，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猎其奇异，而是把它们升华为小说的一种艺术境界。央珍在谈及她创作的经验体会时写到: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力求阐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的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容，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著名作家、评论家韩石山评价央珍:在她的笔下，没有神鬼也没有怪异，一切都那么本色，那么和谐，不回避野蛮，不回避落后，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圣。她像是在写她的家事，有爱，有恨，这爱与恨常常是交织在一起，难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么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仅在于她能细腻从容的叙事，完成她的艺术创造，还应该归功于其女性叙事的细腻、纤柔与温馨。二小姐央吉卓玛孤独、落寞、无助、苦闷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的体验在其日常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个特定时代女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作家的个体的性别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稍后，藏族女作家梅卓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这两部长篇在历史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通过扎伊部落和沃赛部落汹涌壮阔、撼人魂魄的一些场景，再现了藏族女性身受男权文化与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的历史。《太阳部落》敏锐地对藏族民众的生存现实与文化给予关注，揭示了藏民族灵魂深处的追求。呈现了大草原上的风雨雷电，藏族部落的悲欢沉浮，权力继承与宗教仪式，边塞风光和异域情调，部落联姻与男女恋情等等，并塑造了伊扎千户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卓嘎)以及汉人章子文，老千户的独生子嘉措以及德康家族的奴隶扎西洛哲等人物群像，还原了女性生存的历史处境，展示了女人在父权制文化压制下的隐忍与无奈。桑丹、卓玛、耶喜、雪玛、香萨、阿琼，对爱情有近乎宗教的向往，但是，她们的爱情却屡屡遭遇挫折，充满了悲情意味。她们无力改变甚至反抗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怨恨与愤怒之中打发日子，承受与逃逸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如阿多和女儿朵金在面对失败的婚姻与离自己远去的丈夫时，只能用鞭打自己的结婚用品白毡，来发泄心中对丈夫的恨。梅卓一方面给我们展示了这些女性性格当中勇敢、率性、单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其在父权制文化、宗教文化压抑下的盲目、愚钝与惰性的另一面，并由此显示男性中心文化对于女性肉体与精神的强暴与征服。在这里，作家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深沉忧虑与毫不留情的鞭打，同时也流露出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的爱。作者富有女性特点的细腻的情感描写和人物刻画，成就了一种雄浑厚重的史诗风格。同时也获得了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 在格央《西藏的女儿》中，女性是永远的主角。作者以深厚的宗教文化为参照，立足藏族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在历史与现实的比对中把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经验上，描写了那些淳朴的藏族女性的宗教情怀，发掘出藏族女性精神气质中缘于宗教的独特光芒，又形象地展示了女性命运被主宰、声音被压抑的苦痛。同时，也揭示了藏族女性在阶级、宗教的掩盖下所处的失语现实。无论是传说中的女神还是普通的人间女子，无论是城镇女子还是牧区女子，都倾注了作者的女性关怀意识。在她的长篇小说《让爱慢慢永恒》里，作者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为爱情献身的藏族女子的传奇经历，凸显了藏族女性在底层生活中追求尊严与生命的高贵以及生命中的无奈与困惑，给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西藏社会的历史与风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致抒写生与死、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在细腻而详尽的书写中，使得藏族女性淹没已久的经验史、文化史、情感史和心灵史得到清晰的呈现。呼唤藏族女性人格独立和自我生命的苏醒，表现出女作家对藏民族历史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对藏族女性生命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面对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时的困惑。体现了藏族女性的精神追求和浪漫精神，显示出作家的自觉的女性意识。 白玛娜珍的诗集《心灵的天际》和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彰显了一个藏族女子的灵性和慧根。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给藏族女性写作带来新的惊喜。尽管作者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着意追寻西方女性主义，从表面上看，白玛娜珍的小说文字没有激烈的女性宣言，但是由于其作品中执着的细节描写，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以及对于女性欲望的诗意展示，对于男性主体的欲望叙事模式的颠覆，诗化的语言等等特征，使其作品女性主义特色在所难免。在《拉萨红尘》中，作者以两个年轻藏族女性的不同经历组织故事，侧重于描写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代社会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细心地描摹都市各色人物的心态，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透视西藏社会生活的变迁，揭示了金钱、物欲甚至父权文化怎样操纵了拉萨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的人生，怎样把女性打入性别与金钱异化的双重文化困境中。小说昭示了女性自我了解和自我表达的语言企图和认真实践的努力。《拉萨红尘》形象地展示了消费社会和城市的商业化急速加剧了人的异化，尤其是女性的异化，城市的挤压既为女性欲望提供了出路，又导致了女性欲望的极端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女性忧患意识和自救精神成为贯穿小说的内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玛娜珍代表了处于现代性体验和男权中心主义双边缘的藏族女性的声音，探索了现代西藏人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性的理性思考。而稍后的《复活的度母》不但延续了《拉萨红尘》浓厚的女性色彩，其中不断叙写的女性幻想，个人话语性质，甚至空间的梦幻化，对传统的小说章法结构的颠覆，使《复活的度母》在主题、叙述风格、写作技巧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讲述藏族女性个体心灵史的作品。小说以琼芨白姆的母亲、琼芨白姆、女儿茜洛卓玛三代女性的生命和经历的链条来构架故事结构，建立了以女性为自然生命形态的叙述模式，女性不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主体性存在。小说的女性系谱，不仅有助于表现女性的真实存在状态，也可看作作家反抗父权制的策略设计，尤其是女儿茜洛卓玛的一系列举动，充满了非理性的意味，她的思想与举止有力地阐释了女性主义者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反映了时代变迁和藏族女性心灵的蜕变:琼芨白姆母亲在场的缺席、琼芨白姆的委屈隐忍、女儿茜洛卓玛的激情张扬，清晰地呈现了新一代藏族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灵魂诉求。笔者无意于把西方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作家，但是就其创作的现实情形而言，小说以其独特的女性叙事向传统的男权叙事结构挑战，把散文的韵致和诗的意境贯通在故事叙写之中，在行云流水般的抒写中展示了鲜明的女性写作特色以及女性作家对于民族文化和女性生存境况的深沉思考，彰显了藏族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自觉与民族身份认同，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反思与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对宗教、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写已经自觉挣脱主流话语强大的吸附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使民族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指出:尽管没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与男性的创作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有其自成一体的传统。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在题材、主题、形象、文体、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日益彰显。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女性标准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女性面临不同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有和其他女人不同的经验。历史上，藏族女性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还有民族、阶级、宗教等方面因素。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汉语文学，大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描写本民族女性的艰辛和困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同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经历的女性的个体经验。正如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一再申述的观点，在多元化的时代，反映个体存在的作品虽然显得很小，但它如果升华到一种人类精神状态的层面，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它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东西。把藏族女性鲜明的个性和多样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女性特有的声音构建母性系谱，显现民族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被民族传统道德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所遮蔽压抑的藏族女性生存历史，证明了藏族女作家叙述历史的欲望与可能性。正是在藏族女性作家特有的历史视域的观照下，一个个久经遗忘的藏族女性，从历史的废墟里走出来，带着曾经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经验，向读者展示了奇异沉重而凄美的藏民族历史风景。另一方面，由于藏族女作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文学相遇，她们的写作在一种特定文化语境即藏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经典文学传统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碰撞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其间充满着不同习俗、不同信念，乃至不同文化的冲突，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男性中心话语，还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思索，她们的写作既蕴含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体现了藏文化的特质。她们的汉语书写，在完成了其女性身份认同的同时，侧重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和追寻，对人类共同生存意义的关注和表达。展示了藏族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欣喜和承受民族传统文化危机带来的精神蜕变和痛楚，反思并力图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反省日益广泛的现代性危机等等。形成了日益绚丽多姿的藏族女性写作的风景线，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藏族女性汉语写作美学意义上的自立，也彰显了藏族女性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 或许，本文所涉及的藏族女性作家并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她们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特色甚至还有潜意识层面的女性经验，从其汉语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写作在叙事方式、写作心理、情感表现、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等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与女性主义观点的衔接和女性身份、民族身份的双重认同。虽然其中大多数女作家女性主义文化态度往往是不自觉的、内敛和有节制的，但是其作品含蕴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容讳言，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写作仍然缺乏一种鲜明的颠覆性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自觉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气候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期望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藏族女性作家能以手写心，以文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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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非语言交际与文化信息的传递_语言文学论文
论文摘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除了要懂得语音、语法、词汇等基础语言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文字字面以外的蕴含了许多文化因素的非语言交际手段。从而就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等几方面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起的交际障碍来阐述文化在非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意义。 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与种类 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的结合，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Samovar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有关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有很多。根据Samovar的观点，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是人为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非语言交际涉及文化、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运用范围广泛，其语义也很复杂。非语言行为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含义，孤立地理解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 关于非语言交际的涵盖范围，其分类方法有很多。胡文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非语言行为大致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以及人体部分动作所提供的交际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而环境语则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等。前两类可称为非语言行为，而后两类则指非语言手段。 二、非语言交际与文化 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是密不可分的。许多非语言行为都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的非语言交际的形成和效果往往都是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文化和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行为都是代代相传和后天习得的，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某一社会共同的习惯。在非语言交际中，有关文化的表达方式异常丰富，以至于文化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非语言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语言方面的因素。Birdwistell认为，没有一种表现行为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上的遗传或天生的。因此，通过非语言方式表达的一些情感都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Samovar认为，通过了解某一文化的非语言表现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探寻人们的举止态度;通过非语言行为模式可以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对非语言行为的研究可以排除狭隘的文化优越感。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更为严重，因为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由此可见，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破译信息是显而易见的。 1.体态语中的文化差异 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与动作，它是用以同外界交流感情的全身或部分身体的反射性或非反射性动作。它包括身体语言、手势语、态势语和体语等。体态语和有声语言一样，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在体触行为方面，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得尤为突出。不少美国学者将英美文化列为非体触文化。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非常敏感，人们不才惯相互拥挤，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在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尤其是同性之间如拉手、勾肩搭背等行为都被视为禁忌。而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近距离体触并不属于异常现象，人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亲密、温暖的表现，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性朋友之间的体触都被认为是非常正常、完全可以接受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2.副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副语言又称伴随语言，它一般指伴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副语言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对沉默的不同态度。Hall曾把沉默作为他划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东亚文化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属于高语境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信息往往是通过手势、对空间的利用甚至沉默来传递的，因此对信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语言行为以外的语境。在中英交往中，英语国家的人对中国人经常采取的沉默态度很不习惯。西方有的学者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甚至认为东方人的沉默态度是对交际对方的蔑视或侮辱。而中国人却很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具有丰富的含义。恰到如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 3.客体语中的文化差异 客体语言指人工用品，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衣饰、家具等。这些物品具备双重功能:实用性与交际性。以交际角度来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东西方文化对嗅觉信息的感受也不一样。中国人适应人身体的自然气味，中国人很少习惯使用香水;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这种人体的自然气味是很难接受的。因而无论男女都注重对身体气味的掩饰，都习惯每天使用香水。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注意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身体气味，即身体气味的文化差异，不能从本民族的喜好出发去厌恶、反感外族文化的生活习惯。 4.环境语中的文化差异 环境语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环境指的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信号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能展示文化特性。 Hall在其《无声的语言》中对不同文化对于空间、领地、近体距离等的不同认识作了详尽研究。他认为，人的空间观念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人们的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其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和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也不同。在中国，人们比较能够容忍拥挤;而在英美国家，一旦公共场合出现拥挤，人们会马上尽量回避，因为他无法适应过近的近体距离与体触。西方人的领地观念明显强于东方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无形的领域被侵犯，就会马上采取各种反应进行维护。领地观念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是对待隐私的不同态度。英美文化中的人十分重视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是他们与中国人交往时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冲突之一。东西方文化对待时间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西方人具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性，他们非常注重守时，并十分珍惜时间。 三、结语 从以上阐述不难看出，在非语言交际中文化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性，必然会导致交际中的误解与障碍，最终导致交际失败。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文化差异是真正理解非语言交际行为的前提，它有助于消除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冲击，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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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美的呼唤_文学论文
人性美的呼唤 ——读《边城》 【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原始民风在中国文坛上闪现出光辉夺目的奇异色彩。人性是沈从文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一个概念。而在众多作品中，尤以《边城》最能突出完美的人性。作品寄托了沈从文对于现代都市受到现代文明侵袭、人性逐渐丧失这一现象的深深痛惜，作者在小说中歌颂美好是为了呼唤人性的回归。 【关键词】边城 人性 回归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天才而又多产的杰出作家。在现代作家群中，我们很难再发现一位像沈从文这样对生命之美有着如此执著的追求，对生命之爱有着如此热情的歌唱的作家。在沈从文的小说里，人性美被置于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沈从文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独有的美学系统。而《边城》是这个审美要求的最佳模式。《边城》是沈从文创作于1943年的优秀中篇小说，它是“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它以清新、朴实的语言，描写了湘西一带美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和淳厚质朴的民风民俗，展现了一个未被现代生产、现代生活冲击的社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世界，赞颂了普通劳动人民伟大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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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词风_文学论文
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词风 北宋苏轼是继柳永之后的著名词人，然而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青年时期参加进士考试，获第二名，雄心勃勃，要求变法；中年时期出任杭州、密州等地方官，主张温和改革，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担任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中老年时期返京任翰林学士等职，因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再次出任杭州、扬州等地方官；晚年时期被贬惠州、儋州等地，生活十分艰苦。苏轼这起伏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深入到各阶层，创作了许多文学著作，在当时享有盛名：“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是浪漫主义词人，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革新解放精神和浪漫主义情调进行研究，而对苏轼的现实主义词风进行系统论述的则为少见。本文就苏轼的人生哲学对其现实主义词风作初步探讨。 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普列汉诺夫说：“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到当代最主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的降低” 。民族斗争是宋代主要的社会问题，在词史上，苏轼较早把民族矛盾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题材，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