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真爱是理想婚姻的基础_英国文学论文
简?奥斯丁(Jane Austen)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1775-1817)，出身于英国汉普郡史蒂文顿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自小跟随父亲学习，在她父亲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优秀书籍。十几岁时就开始创作，当时只为家庭娱乐，一生共创作了六部完整的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公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她的小说主要描述了中产阶级恬静舒适的田园生活以及绅士淑女的爱情与婚姻。 在她的作品中，《傲慢与偏见》是一部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受欢迎的爱情小说。这部小说以班纳特太太几个女儿的婚姻经历为焦点，特别是以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情感体验为主线，展现了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婚姻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在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于男子，她们不能独立。因此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一个好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小说开头一句It is a truth that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must be want of a wife，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表面上指的是男人应该成家立业，实质上却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单身女人，必须要嫁给一个男人，尤其是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当依靠。它体现了当时英国妇女的实际地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是不平等的，女人在婚姻中是被动的。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是最年长的孩子，虽然出生在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但法律规定她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因为她是女人。父亲死后，财产将属于血缘关系最近的的男性亲属。由于各种限制，妇女们没有选择，如果她们想改善处境，就必须通过婚姻，尤其是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所以小说中夏洛特想要确保她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委曲求全嫁给了一个愚蠢的但富有的男人，她是当时女性的代表。简?奥斯丁有着愤世嫉俗的态度以及务实的婚姻观。在她看来，婚姻中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感情，爱情是婚姻所不可缺少的。通过这部小说，奥斯丁展示了爱的力量，爱情能跨越阶级界限，偏见和其它种种阻挠。 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描述了四对年轻人的婚姻,可分为三种类型：为了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而结婚的，如夏洛特与柯林斯;为了情欲和美貌而结婚的，如莉迪亚与威克姆;在相互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为了真爱而结婚的简和彬格莱,伊丽莎白和达西。 丽迪雅和威克姆的婚姻是建立在美貌和欲望基础之上的。丽迪雅是班纳特家最小的女儿。她继承了她母亲的美貌以及愚蠢和虚荣，她性格不稳重，不成熟，以自我中心，缺乏好的教养。虽然她只有十五岁，但满脑子想的都是谈情说爱，卖弄风骚，勾搭军官。对她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坐在军官的帐篷，情意绵绵地至少跟有六个军官卖弄风情。威克姆是一个不求上进，品德有问题的人。但他帅气的外表和伪装的魅力吸引了丽迪雅。他选择和丽迪雅私奔，不是出于爱，而是为了躲避欠下的赌债。尽管丽迪雅没有钱，也没有权力，威克姆从她那里得不到什么，但是如果在逃跑的路上有一个女人陪伴也未尝不好。最后在达西的资助下，他们最终结婚，但他们并不相爱。两人老是东迁西，寻求便宜房子住，结果总要多花不少钱。威克姆不久便情淡爱弛，莉迪亚对他少许持久一些。就此作者明确指出，建立在美貌和欲望基础之上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与丽迪雅和威克姆相比，简和彬格莱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爱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简是班纳特家的大女儿，美丽，温柔，同时相当保守的。她喜欢彬格莱先生，但她从来不表达她的感情。彬格莱先生心地善良，随和的性格使他无论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他对简一见钟情，但他缺乏自信不敢确定简是否爱他。简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因此彬格莱的妹妹不想简嫁给她的哥哥。他们的爱情受到许多障碍，但最终他们突破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从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见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是基于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基础之上的。柯林斯是班纳特先生的侄子，愚蠢且自大。因为班纳特先生没有儿子，依照法律他要继承班纳特先生的财产。柯林斯先生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一般，但他很会奉承他的赞助人凯瑟琳夫人一个富有的但非常势力傲慢的贵妇人。他不懂爱情，想要结婚是因为作为一个牧师，他想在教区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且凯瑟琳夫人也曾经建议过他应该结婚，为了取悦凯瑟琳夫人，他向伊丽莎白求婚，被拒绝之后，很快就转向夏洛特。与伊丽莎白相比，夏洛特是一个务实的女孩。她对伊丽莎白说：我只要求能有一个舒适的家。就柯林斯先生的性格，亲属关系和社会地位来看，我相信嫁给他是能够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之大，不会亚于大多数人结婚时夸耀的那样。她并不认为爱是婚姻的基础，她明白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也许她会成为一个老处女，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尽管柯林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愚蠢且无聊，但他有一小笔财产，能买得起一个房子，这是夏洛特父母无力负担的，正如说这部小说里所说的：她并不大看重男人和婚姻生活，但是嫁人却是她的一贯目标：对于受到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她长到二十七岁，从来不曾好看过，有了这个保险箱当然使她觉得无比幸运。他们结婚后夏洛特并不幸福。在第二卷第五章中，伊丽莎白来到他们家做客，她发现一旦柯林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使他妻子感到羞愧时，夏洛特都会明智地假装没有听见，她通常避免与她丈夫待在同一个房间。由此看见，他们的结合一个建立在金钱和社会地位基础之上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福的。 事实上，在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于男子，经济不独立。这是造成夏洛特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奥斯丁批判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妇女们没有未来，她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避免悲惨的命运。 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是建立在真爱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是这部小说里最幸福的一对。像其它爱情小说一样中，恋人们必须克服了重重障碍才能喜结连理，这个故事也不例外。伊丽莎白是一个聪明，可爱的，迷人的女孩。达西是一个富有，英俊的绅士，他是年轻女士心目中理想的结婚对象，但他的门第和财富使他过于骄傲，过于自负。起初，他对伊丽莎白不太在意，他说伊丽莎白举止有失体面，但渐渐地他被伊丽莎白的智慧，幽默和魅力所吸引。他爱上了她，但他看不起她的家庭，他的骄傲和威克姆的谎言导致伊丽莎白对他产生了偏见和误解。当他第一次向伊丽莎白表白时，她愤怒地拒绝他的求婚，并指责他的傲慢和无礼。之后达西认识到错误，接受了伊丽莎白的批评，对伊丽莎白和她的家人变得很有礼貌。当伊丽莎白的小妹妹同威克姆私奔后，他帮助找到他们，并给他们钱，让他们结婚从而挽救了班纳特家族以及丽迪雅的声誉。当威克姆的谎言被戳穿后，伊丽莎白意识到她对达西先生的错误偏见，她逐渐认识到，达西具有高尚的品格，是她完美的另一半。他们最终克服了所有的障碍，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 在作者的那个年代，女人在婚姻中是被动的，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低于男子，不能独立。她们渴望通过婚姻保障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但奥斯丁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会幸福。在这部小说中，伊丽莎白的家庭状况类似于夏洛特的，但伊丽莎白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以及他的财产，就连达西先生，一个年收入一万英镑的，拥有更多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的绅士第一次向她求婚，也未能打动伊丽莎白的心。这表明伊丽莎白对待婚姻的见解是如此的不同，婚姻是有关彼此之间的感情，与金钱与社会地位无关。这正凸显了作者的观点：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而不是金钱或情欲。这种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如今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部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婚姻深刻地反映出婚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同的婚姻观。简?奥斯丁在这部小说里提出了行为及道德标准，读者可以从中她精湛的语言中得到启发：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只关乎美貌和情欲的婚姻是不能持久，其结果会使人感到痛苦，使家庭成员受到影响，造成社会负担。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双方对家庭和社会具有责任心。小说中作者高度赞扬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美满婚姻，在当今社会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
谈谈霍桑小说的象征手法_美国文学论文
霍桑小说的象征手法试从人物的象征意义、森林和蛇杖的象征意义、梦境的象征意义等三个方面来解读霍桑小说的象征手法。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霍桑的创作，其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前期的新英格兰传奇部分，中期的心之寓言部分，和后期的长篇创作部分。《年轻人古德曼·布朗》即属于中期的心之寓言部分的短篇小说之一。所谓寓言，就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达到劝诫、教育或讽刺目的的一种文学样式，其特点就是假借客观景物以代表某种观点，使客观的景物成为传达意念的工具。因此在寓言这种文学样式里，就会有大量的根据借助某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的象征手法的运用。而霍桑的被人称之为心之寓言的小说，正是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表现霍桑对人性之恶、宗教之虚伪的抨击的典型。 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讲述了一个生活在17世纪末、巫术盛行时期的塞勒姆小镇中的青年古德曼·布朗的故事。小说中的布朗不顾新婚妻子的反对，执意要参加魔鬼的约会，并亲眼见证了人性丑恶。小说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虚构了魔鬼、出现幻觉的森林、突然醒来的梦境等具有深刻寓意的人或景物，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法，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寓言感。 一、人物的象征意义 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霍桑把小说里的人物分成了两大类，即生活里的好人和生活里的坏人。很显然，年轻的布朗夫妇就是典型的好人，因为古德曼在英文中是好人的意思，而布朗的妻子费丝的名字在英文中就是忠实、信仰的意思，对于妻子的忠实，布朗显然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小说里才写道：这名字对她恰如其分。正是因为有费丝这位忠实而美丽的妻子的存在，才使好小伙子布朗赶赴魔鬼约会的决心一直在动摇，他的脚步迟疑着，内心中善与恶的斗争十分激烈：天国在上，费丝在下，俺还是在对抗魔鬼，坚定不移!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让人失望的，行走在森林里的布朗虽然脚步并不快，但他却一直向前，特别是听到森林里费丝的哭声，确认自己最忠实的妻子费丝也来赶赴魔鬼的约会时，他心底那最后一点对光明的坚守破灭了，他开始感到绝望，狂叫着：人世上根本没有善!罪孽不过是一个空名!来吧，魔鬼，因为这个世界都归你了!他纵声大笑，笑了许久。然后抓起拐杖又往前走，顺林中小路大步流星，不像在走，倒像在飞。……凭着凡人向恶的本能，他仍旧往前冲。 布朗这种道德感的突然坍塌正表现出17世纪的美国移民的心理特征，布朗属于清教徒第三代移民，他原本是最虔敬、生活最圣洁的新教徒。100多年前，布朗的祖先们怀着纯洁的理想来到北美陆地开疆拓土，决心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创造，把北美荒园建成他们理想的纯洁的人间乐土，并给后代们留下了道德上的楷模。作为这批拓荒者的子孙，小伙子布朗向往纯洁善良，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他对人性的纯洁善良有足够的信心，对生活怀着美好的希望，对妻子也有着深沉的爱。但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内在堕落论又使笃信加尔文教的人们对人类的道德操守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容易看到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阴暗的、残缺的、愚蠢的、罪恶的一面，从而更加坚信了原罪说的可信性。 霍桑笔下的这两个好人形象(布朗和费丝)正是代表着纯洁人类的典范，当他们的信念倒塌，纯洁的个性遭到毁灭时，其象征寓意是十分深刻的。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爱默生、梭罗和富勒等，其代表思想就是超验主义。爱默生的《论自然》和《美国哲人》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理论，直接对抗加尔文教的正统思想，他主张人类应当回归自然，强调个性独立，应当从美角度放眼自然，从自然中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从而使灵魂与自然合而成为宇宙。超验主义者所说的自然包括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自然，人类应当通过体验自然、置身于自然之中而净化灵魂，而不能依靠抽象的、压抑人性的教义来扭曲抹杀人性。这种超验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霍桑，霍桑把对超验主义的理解表现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他试图通过裸露人的内心精神来展现人性的自然性和多面性，并以此来暴露宗教的虚伪。对此，美国著名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评价道：他(霍桑)的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他擅长对黑暗的描写，在于他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描写。 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热心于赶赴魔鬼约会的并非只有布朗夫妻，而是一个很大的人群，他们大多都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有的是非常虔诚的太太，有的是翌日将在州议会上露面的人物，这些平日公众心目中的谦谦君子或淑女，却在这种含意暧昧的场所出现，和一些自甘堕落的男人、声名狼藉的女人杂合在一起，形成了好人并不回避坏人，罪人面对圣人也毫无愧怍的奇怪场景，难怪会让布朗震惊。因为这些人都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的清教徒，是在安息日里向大众布道的虔诚人物，他们在公众(包括布朗)的眼中是追求无欲无念、全身心皈依宗教的纯洁人物，现在却和魔鬼搅和在了一起，可见人的内心里隐藏着多么深刻的罪恶。这个人群的出现暴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凸显了霍桑小说中人性之恶的最基本主题。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评价的那样：霍桑是一个可爱的蓝眼睛小伙子，他对人类心灵深处的罪过一清二楚，并用巧妙的伪装加以揭露出来。 二、森林和蛇杖的象征意义 《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整个故事场景设置于森林之中，而且是深夜里的森林，这又是寓言故事的一大特征。在许多古老的寓言故事中，发生故事的场所都是森林，如《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中的许多故事，都是以森林为背景的，因此，森林成了寓言类作品的一个常用的场景和常用的象征体，在寓言里，森林早已不再是一个植被密集的可爱所在，而是一个充满黑暗、凶险、迷幻、鬼怪的地方，而《年轻人古德曼·布朗》这种充满寓言色彩的小说放置于森林这个场景中去，正是想让好小伙子布朗的这次与魔鬼的约会充满玄秘与凶险。果然，好小伙子布朗自从进入到森林里之后，森林便开始展露它的凶险，森林一直制约着布朗的行动，布朗一开始踏上了一条凄清的小路，阴森森的树木遮天蔽日，挤挤挨挨，勉强让狭窄的小径蜿蜒穿过。人刚过，枝叶又将小路封闭了起来，荒凉满目。这象征着布朗走向的是一个阴暗的所在，同时也说明布朗踏上的是一条灵魂的不归之路，黑夜笼罩下的森林给人更加深刻的罪恶感，单纯的布朗将在这种罪恶的挤压之下走上道德的反面。而当布朗看到自己纯洁的妻子也受到魔鬼的诱惑，感到纯洁的世界已被颠覆时，他身边的森林也发生了奇特的变化：树木吱吱嘎嘎，野兽嗷嗷嗥叫，印第安人哇哇呐喊。当布朗明白邪恶和力量是多么强大的时候，森林这个隐藏魔鬼的地方也显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将一切邪恶都展现了出来，使身陷其中的布朗更加疯狂，更加丧失理性。在森林风声的伴奏之下，布朗听到的唱赞美诗的歌声也变了样：这不像人声，更像幽黑荒野中的一切一齐发出的轰轰呼声，阴森可怖。在这里，森林完全成了一个罪恶的世界，正如小说中的黑色的人影(魔鬼的化身)所说的那样：整个大地就是一块罪恶的污迹，一块巨大的血迹，远远不止这些。 另外，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道具：一根弯弯曲曲的蛇杖。这根蛇杖拿在布朗的同行人的手里，这个同行人其实就是魔鬼的领路人，也是一切罪恶的怂恿者。每在关键的时候，蛇杖就可以引诱、扶持奔赴魔鬼约会的人向前行走，让他们进入罪恶的深渊中。作者在小说里多次写到这根蛇杖，并一再强调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一条酷似黑蛇的手杖，精雕细刻，活脱一条扭来扭去的大蛇。;他把手杖往她脚下一扔，到了她那儿，那东西大概就突然变成了活物，因为主人曾把它借给过埃及的魔术师。这根蛇形的手杖的原型显然来自于伊甸园里的那条引诱亚当夏娃犯下原罪的蛇，蛇形手杖的寓意就是指引人们奔向罪恶，诱惑人们犯罪，正如霍桑在《自我中心;或心底之蛇》中所写： 于是他就使自己那条实际的蛇如果他心底当真有一条蛇存在的话成了每个人致命的错误或密藏的罪孽或不安的良心的预示，并且毫不懊悔地将其蜇牙扎进最痛苦的地方。 三、梦境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的结尾处，霍桑设下了一个悬念：他让好小伙子布朗在魔鬼的受洗仪式就要实施的关口突然惊醒过来，好像从一场噩梦中猛醒过来：邪恶的化身就在这里头(指一个天然的盛满鲜血的凹坑)浸湿他的手，准备在他们额头上留下受洗的印迹，好让他们分享罪恶的秘密……‘费丝，费丝，’丈夫叫道，‘仰望天堂，抵挡邪恶!’话刚出口，就发现自己已孤单单地身处宁静的夜，正侧耳倾听风声沉甸甸地穿过森林，消失无声。就是在这一声对上帝的呼唤声中，原本嚣张的魔鬼突然消失，森林归于平静，所有的人们都退去不见。那么布朗方才经历的一切真的就是一个梦吗?霍桑在小说里并没有明白地告诉读者，这就成了他留下的又一个象征性的寓意，读者可以从霍桑的身世里去寻找答案。 霍桑出身于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世家之中，霍桑家的第一代祖先曾是一位殖民地法官，因对17世纪新英格兰贵格会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而臭名昭著，而第二代祖先与1692年塞勒姆的驱巫案有关，因而受到了严厉的诅咒，这一切都在霍桑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祖先所犯的罪行在他心中引起的罪恶感如此深重，以致他时常怀疑其家族的败落、父亲的早亡与此相关。为此，他曾经改姓，以示自己与家族祖先之区别。这一切造成了霍桑创作上的独特心理：他既相信原罪说，又不肯全面接受原罪说;既相信一代人的罪孽要延续到后代的说法，又不甘于顺从这种宿命的安排。所以，霍桑一方面认为人类有向恶的本性，一方面又力求通过道德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救赎，从而获得新生。于是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霍桑不甘心于让好小伙子布朗真正落入魔鬼之手，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尾，让道德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唤醒了沉迷在邪恶中的人，这也说明了霍桑的宗教观点：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同时也说明，人类的内心虽然存在着恶念，也同时存在着向善的力量，如果一个人能坚守内心的高尚情感的话，再可怕的魔鬼也会自动退却。 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还有许多象征手法的运用，如费丝的粉红色缎带、黑夜里怪异的圣歌、点燃的松树、森林里一块巨石形成的祭坛，都有着善与恶、美与丑的深刻寓意。正是在这一连串的象征手法中，霍桑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刻，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寓言特征更加鲜明，宗教的理念与小说的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霍桑的道德观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正如李燕乔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原罪说》所评价的那样： 文学和宗教虽然有着天壤的区别，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试图对生活中的现象和人的本质做出评判，只不过两者的方法和结论完全不同。西方现代文学所表现的人和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基督教对人和社会的描述，霍桑小说的象征手法现代作家更多地把社会的弊端归于人的天性，希望通过某种途径使人性得以净化，从而使现代人摆脱他们的困境。
-
关于劳伦斯小说中的两性观与自我意识_英美文学论文
劳伦斯对于小说创作有着自身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个生动而有机的整体，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展现人内心处最真实的一面人性。劳伦斯敏锐的感触到了社会变革给现代人心理带来的深刻激变和精神危机，他的小说中经常存在两个互相较量、互相斗争的灵魂：一个是已被社会道德秩序规训的主体意识，另一个则是潜藏于内心深处、旨在保持个体独立并不受外界力量侵犯的自我意识。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建立是解决社会问题、通向理想世界的开始，也是恢复被工业文明摧残了生机的英国乃至全人类复活的途径。劳伦斯倡导以客观积极的态度肯定自我意识的存在及其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以全新的视角来构建和审视他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理想作铺垫。 一、沉沦中的无奈 在《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莫瑞尔太太与煤矿工人莫瑞尔结婚后，少女时代的梦想被丈夫粗暴蛮横的性格以及恶劣贫困的生活环境彻底粉碎。绝望之余，两个儿子成为她生活全部的希望和精神寄托。大儿子威廉在母亲的影响下，努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而拼命挣钱，结果劳累致死，他还没来得及察觉自我意识的存在就已经被拖入死亡的深渊。而小儿子保罗则不同，除了母亲这个精神支柱外，他有自己关于生活的想法和计划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画家。在这里，我们隐隐地听见人物内心深处自我意识发出的微弱的声音，但很快就被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淹没了。劳伦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和心理剖析等方式让另一个潜伏在人物灵魂深处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来，但它始终被压抑着，屈从于主人公们强烈的社会主体意识，而我们只能看得见它隐约的身影。随着保罗迈入社会后，与外面世界不断增加的接触以及和情人纷扰不清的情感纠葛使他的自我意识渐渐地开始浮上水面。保罗深深地爱着米利安，并希望能在她身上实现肉体之爱。然而，此时保罗所体验到的并非是来自纯粹肉体之爱的欢乐，而是他所受的传统性教育规范下的行为体验。同时，米利安也没能获得应有的性爱的快感，只是把这种行为界定为对上帝之子忍辱负重的一次牺牲。事实上，两人都没能真正脱离社会主体意识的控制。而这次大胆的尝试只是两个支离破碎灵魂的撞击，因而结果只能是彼此伤害，且加速两人关系的破裂。 在《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在压抑中迷失了自我的人性，他无法得到一种和谐而完整的两性结合。在这里，劳伦斯似乎已隐约用性来作为人性自由发展的一个手段，但其力量还不足以使自我摆脱种种心理与社会的压抑而获得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 二、苏醒后的萌动 在《虹》这部小说中，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两性关系第一次成为劳伦斯的创作重点。劳伦斯以虹作隐喻，以两性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布兰文家族三代人的爱情及婚姻经历的描述和探索，一方面，追溯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示了19世纪后半期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意识由苏醒到确立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寻求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第一代汤姆•布兰文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受母亲的影响，汤姆渴望在女人身上找到一种属于他自己而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各种宗教、情感冲动转化而来的东西。在邂逅莉迪娅后，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自我意识在朦胧中开始一点点苏醒。然而，汤姆和莉迪娅彼此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令他们的婚姻以及对性的态度注定不过是对一去不复返的田园生活的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所以，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生活令他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安娜身上。厄秀拉是《虹》这部小说中最彻底的追求自由的叛逆女性形象，她所追求的是两性间真正的高度和谐灵与肉的完美统一。抱着对两性情感生活更高的理想和追求，她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生命的激情与心灵的归宿。在厄秀拉那里，自我意识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主导个体的行动指南。厄秀拉原本热恋军官安东•斯克里本斯基，但安东鹦鹉学舌般地贩卖资本主义国家观念的做法令厄秀拉认清安东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是非观念，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机器，最终毅然与他分手。在历尽艰辛与磨难，流产后的厄秀拉仰望苍天，开始认清了这个枯燥、脆弱和可怕的污浊社会，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彩虹照耀的内心新世界。厄秀拉通过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突破了传统的两性关系所墨守的家庭生活方式，对两性关系的追求赋予了时代新的内涵。在这部小说中，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两性关系第一次成为劳伦斯的创作重点。 劳伦斯认为，完整地自我意识在追求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有和谐的两性关系才能医治工业文明压抑下的多种病症，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因此《虹》这部小说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劳伦斯对自我意识与两性和谐的理想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追求与心灵足迹。 三、蜕变后的重生 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可以说实现了哲学理论与小说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这部小说中，对于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这对恋人来说，爱与死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他们缺乏生命活力，心灵已经枯死，只相信肉体的力量，并企图支配、控制对方，所以他们的爱只是被肉欲和死亡本能所维系的虚假的爱，终将走向毁灭。与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之间那种迷失自我意识、相互索取、相互毁灭的关系不同，伯金和厄秀拉的关系不是以哪一方的毁灭告终，而是经过双方自我意识的不断磨合，达到了两性和谐的美好境界。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伯金反对传统的观念，厌恶那种狭隘、封闭的家庭关系，反对婚姻沦为一种占有形式。厄秀拉心地善良，极其反感非人的机械性力量对生命的摧残，她赞同伯金反对精神意识压制生命本能的看法。在小说中，厄秀拉和伯金就像生活在心灵气氛中的哲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玄妙的、闪电般的交流，闪烁着对自我意识和和谐生活的向往和意趣。伯金在放弃了赫麦恩妮最后的纠结后，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与厄秀拉结合;而厄秀拉也放弃了试图对伯金情感和肉体上的全面征服，经过一段时间心灵上的相互接受和相互包容，各自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成为了精神和肉体相平衡的完整的人，并建立了自然和谐的关系，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最终，伯金与厄秀拉之间就犹如凤凰涅磐，在大破坏后得到重生。 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运用自己理想主义者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探索理想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主题。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寻求和谐完美的人际关系，并通过人自然本性的彻底解放来克服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空洞、匮乏。与人们司空见惯的占有式关系和无爱婚姻相比，这对新型的男女关系更自然和谐，更符合人性，也更有生命力。 四、结语 纵观劳伦斯的创作历程，经过《儿子与情人》充满压抑与苦痛的挣扎，《虹》失落与迷惘的探索，以及《恋爱中的女人》成熟与深入的结合，劳伦斯刻画出工业化进程下人们灵魂深处的自我意识面对异化困境所做出的痛苦挣扎，着力表现一种个人本质，不是那种老式而稳定的自我，而是另一种自我，也就是现代机械文明和工业化社会里受到压抑、趋向分裂的那种自我。劳伦斯认为令人们陷入这种境遇的根本原因是，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社会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文明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性和性爱的本能。正如劳伦斯所说的，性是人生之强大，有益和必需的刺激物，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是个体幸福生活的起点。一旦丧失性和性爱的本能，就会走入迷失自我意识的歧途，导致两性关系的不和谐，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本的结合。所以只有建立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恢复个体的完整与独立，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摆脱被异化的困境，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迎来一个理想和谐的新世界。
-
关于哈代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和时代局限性_英国文学论文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英国19 世纪后半叶的伟大作家。他先是小说家，后来又成为杰出的诗人。对其作品的评价，往往因切入点不甚相同而导致结论迥异。本文试从维多利亚时代大背景及作者生活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来解读哈代作品中的奇葩《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哈代创作生活的初期，写了许多小说。在1871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计出无奈》(Desperate Remedies)。其后，又以两年一部的速度发表了许多小说。如：《一双蓝蓝的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 )(1873)，《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卡斯特桥市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 bridge )(1886),《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以及《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在所有的作品中，《德伯家的苔丝》是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在《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他写下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同样出彩。许多同一时代及其后的诗人都指出哈代对他们的创作起了重大的影响。哈代停止小说写作的原因，便是在写作《德伯家的苔丝》及《无名的裘德》时受到了众多攻击。 《德伯家的苔丝》讲述的是，自认为是名门望族之后的杰克?德伯，为想重振门庭，将亲生女苔丝送入豪门虎口因而成为父母虚荣之梦的牺牲品的悲剧故事。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关爱弟妹，热爱生活，渴望幸福，但又屈从于父母的虚荣心，一次次失去求得真爱的机会，重新落入纨绔子弟亚雷(Alec d’Urberville)的魔掌，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 对于这部杰作，特别是其女主人公的评价，在作品初创时，曾引起社会上激烈的争议。 哈代1888 年开始创作此书，即与一家出版商签订了在报纸上分期刊载的协议。然而，当出版商发现书中的苔丝怀有私生子时，便违背了协议。其他两份杂志也由于相同的原因拒绝予以发表。只有一份杂志承诺：如果哈代愿意删除某些内容的话便同意发表，哈代自然一口回绝。尽管如此，杂志最终还是将删减版从1891 年7 月至12 月以连载刊出。在这个版本中，删除了围场堡(Chaseborough)跳舞的桥段，删除了安琪(Angel Clare)将挤奶工背过被洪水冲过的路面的篇章，更删除了Sorrow(苔丝的孩子)的降生与离世的情节。可是，当后来小说以原版面貌出现，并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为副标题发表时，众多评论家便被激怒了。报刊《星期六》(Saturday)的评论是，哈代先生……用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 Mr Hardy… … tells an unpleasant story in a very unpleasant way)。《国民报》(The Nation)将苔丝描述成一个卑劣且充满肉欲的女人(a weak and sensual woman);把安琪视作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物 (the only moral character in the novel)。不仅仅是当时的评论界，作品还激怒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他们都认为苔丝根本不能叫做一个纯洁的女人。一位激进的读者甚至焚烧了这本书，并把灰烬寄给哈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哈代痛斥了这些评论，他写道：如果事情还这样，我再也不写小说了。站在那儿任人宰割的人肯定是个傻子(Well,if this sort of things continues, no more novel writing for me.A man must be a fool to stand up to be shot at)。于是，在《德伯家的苔丝》之后，哈代只写了唯一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它发表于1895 年。那年，同时代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而被监禁。此后，哈代再无小说问世。 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在皇权支持下的地主，残酷地压榨穷苦的农民。法律极其严苛，维护的是当权者的绝对利益，备受盘剥的劳动人民辗转挣扎难以求存。除了封建势力的压榨，当时的英国又是一个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困于封建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社会。 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unders)所指出：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依然被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凝聚着，被清教徒的性主张死死控制着。清教徒运动是兴起于16 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一种新教改革运动。清教徒不承认信奉天主教(旧教)的罗马教皇，只把圣经看作是宗教真理的唯一源泉。他们深信宿命论，认为人要么注定得到上帝的救赎升入天堂，要么就被永远地投入地狱。清教徒们素衣素食，而且是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把两性关系视作禁区。当今的人们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待两性关系有多么敏感和苛求。大多数女性在入洞房时对此却一无所知。人们坚持要为大师们的雕塑穿上衣服。男女老少只能阅读删减过有关风化内容的莎士比亚著作。但与此同时，互相矛盾的却是仅在伦敦就有着80000 名以上的妓女。在那个时代，妇女是小说的主要读者，而此时的男人们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女阅读有关两性问题的书籍。 英国的清教徒初期因反对当政者曾饱受迫害，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寻求移居新大陆以避难。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渐放宽对清教徒的限制。但他们一旦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新教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时，就转而开始迫害自己眼中的异教徒。清教徒用极其残酷的刑罚烧死、吊死所谓的离经叛道者。亵渎上帝的罪无可恕的人甚至被割去耳朵。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普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充满封建道德的说教。可以想象，哈代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去写有背宗教道德的清规戒律，涉及两性关系的小说。 当然，就哈代本身的家世、经历及所受的教育等各种影响说，他写出像《德伯家的苔丝》这样不为他所处时代容忍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在其故乡波克汉普顿，少年哈代曾目睹农民贫苦悲惨的生活。他们既受到自然灾害的侵扰，又遭受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压榨，生活无着，只能在层层盘剥下挣扎、呻吟。底层人民的苦难，从他著名的短篇小说《三怪客》中就可以窥知一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少年时代的哈代萌发了对受压迫的社会弱者，尤其是处于最底层的妇女的怜悯和同情。从《德伯家的苔丝》一书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及整部小说情节就可以看出他对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苔丝的赞美，及对其悲苦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他以自己这部不朽的代表作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为社会的弱者鸣不平，这对现实无疑是一种反抗。 不错，哈代出生在一个基督教氛围很浓的家庭。他的祖辈父辈两代人都曾是教会乐队的成员。少年哈代自己也经常参加教区组织的多种演出，参加过当地教会学校的学习，曾一度想献身于宗教事业，做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但是，哈代所处的又是一个西方科学与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酷爱学习的他，深受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动摇了上帝造人的思想，尼采更是宣告上帝已死，这些都促使哈代宗教信仰的失落，成为宗教上的怀疑论者。这反映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有这样两段情节：当孤立无援的苔丝，在狩猎林的黑暗中，遭受亚雷的凌辱时，作者就大声疾呼：哪儿有保护苔丝的天使?同样，当苔丝为她的生命垂危的儿子而哀求大慈大悲的上帝予以拯救时，却得不到任何回应。与苔丝医生悲惨命运相联系的主要有两个男人。其一是她所曾经爱恋的安琪。作品叙述在苔丝与安琪的新婚之夜，安琪告诉苔丝他曾与人有染，纯真的苔丝回答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并告诉安琪自己也曾被恶人强暴。没想到安琪不但不原谅苔丝，而且立即抛弃了苔丝，使她从期待新婚幸福的高峰从此跌落到爱情悲剧的深渊。作品告诉人们：这个被誉为小说中唯一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如此无情无义，是因为当时男人与女人存在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允许男性任意纵欲，却不允许女性失去贞操。其二是曾经强暴她的亚雷。对这只披着羊皮的豺狼、变色龙，哈代通过苔丝的口发出一针见血的有力控诉：你(亚雷)，还有你们那号人，在人世间拿我这样的人开心取乐，让我伤透了心，受够了罪;可你呢，作孽作够了，开心开够了，就想着变换花样，皈依宗教，准备着以后去享天国之福了，想得多美啊。最终，怀着深仇大恨的她在重遇亚雷时杀了这个恶魔而走上了绞刑架。作品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不合理社会的黑暗：善良、受凌辱的女性只能被处以极刑，下地狱;而凶恶、伪善的害人精却可以享福上天堂。这里，哈代撕下了清教徒所宣扬的伪善的伦理道德外衣。他的这种立场，对他原来信奉的宗教来说，也是一种背叛。总之，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宗教伦理道德的伪善，深切同情受压迫的苦难人民，热情赞扬善良、敢于反抗暴力的女性。这些，都是哈代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处在19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社会以及浓重宗教氛围的家庭和教育之下，不可能不给哈代的创作思想带来消极的影响。即使他后来接触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也并不都是科学的、进步的。比如他研究斯宾塞和叔本华的著作，产生了悲观主义的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在这样的学术思想、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了哈代忧郁悲观的性格。他认为，世事多艰，幸福快乐是偶然的，而痛苦忧患却是经常的。支配宇宙的是一种不知善恶、冷酷无情、没有知觉的内在意志，人是这种统治冥冥宇宙的难以捉摸力量的牺牲品。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人的命运前世就注定是悲惨的。这体现了其唯心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观点。细细研读《德伯家的苔丝》，我们可以发现哈代在现实地描写人物性格环境，正确地提示悲剧的根源的同时，又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暗示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或是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或是神意安排，不可避免。从中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消极的人们无法左右自己命运时的无助与无奈。虽然，我们不能过分苛求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作家。但是，在充分肯定其作品的积极、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唯心的宿命论、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的创作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限性，使作家在当时社会的压力下，没能继续勇敢地用他的通俗、直观的小说作武器和黑暗的社会作抗争。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自问世至今已有120 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评价。《德伯家的苔丝》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苔丝这一形象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小说出版一百多年来，一直畅销至今，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是全世界公认的文学名著中的瑰宝。
-
浅析英美文学与英语教育_英国文学论文
一、英美文学发展概貌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文学内部遵循自身规律，历经盎格鲁萨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战后英国文学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 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已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进入20世纪，美国文学日趋成熟，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战后美国文学历经50年代的新旧交替、60年代的实验主义精神浸润、70年代至世纪末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和特征。 二、英美文学批评理论概述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沿一条从内在的研究到外在的研究轨迹发展。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精神分析、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评思想和理论革新了文学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传统、典律构建、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为文学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 三、英美文学的认知功能和艺术价值 文学是对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作品隐含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 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或高雅、或通俗、或含蓄、或明快、或婉约、或粗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音乐性的语调和五光十色的语汇，回味其弦外之音。 四、英美文学研究 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就英美文学而言，可选择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理论、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对英美经典作家的研究有待深入，对现当代文学跟踪研究有待加强。 五、英美文学教学模式 目前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常常要搞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节选，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教师处理这些选段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著。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乏味、无用。 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思路： 1、读完整的作品。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只有认认真真读过莎士比亚一个剧本，学生才能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特色真正有所了解，才能说我读过莎士比亚，才能与人讨论莎士比亚，也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评论文章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学生会有所震动，有所启迪。 2、讲欣赏作品的方法。在传统的文学史课上，教师往往以满堂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其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网络、百科全书光盘等途径搜寻到这些知识。因此，英美文学课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上面。以英美小说为例，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分析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3、写阅读心得。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则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互为补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许多名家均为语言大师。学生通过阅读，受其熏陶。英美文学课程的考核不搞闭卷考试，而是撰写课程论文。 按照上述思路组织教学，英美文学课程可以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学生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终身受益无穷，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有用本领。在这过程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六、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属基础语言技能训练，教学任务繁重，四级通过率压力大。但作为英语教师，我们不应忽视英美文学这一丰富多彩的资源库。 英语教师面临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任务，英美文学是科研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大学生英语水平普遍提高，阅读能力较强，不少学校开设英美文学选修课的条件日趋成熟。 大学英语教学应增强英美文学意识，将英美文学导入英语教学，适当介绍当代英美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向有能力的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在课堂教学中，可借鉴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模式，采用各种方法，如研读短篇小说，背诵诗歌，朗读剧本、扮演角色等，使学生不仅学习英语语言，也了解英美文学，加深对英美文化的认识。 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并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加强英美文学教学，英美文学与英语教育有助于改进我国英语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
劳伦斯小说中的两性观与自我意识分析_英美文学论文
论文摘要：崇尚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人本性的追求是劳伦斯作品的突出特点。本文通过对劳伦斯代表小说的解读，揭示出潜藏在人物灵魂深处的自我意识经过沉沦、苏醒、直至重生的蜕变历程，以进一步体现劳伦斯倡导的和谐两性观的本质以及对此进行的反思。 论文关键词：劳伦斯;两性观;自我意识 劳伦斯对于小说创作有着自身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个生动而有机的整体，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展现人内心处最真实的一面人性。劳伦斯敏锐的感触到了社会变革给现代人心理带来的深刻激变和精神危机，他的小说中经常存在两个互相较量、互相斗争的灵魂：一个是已被社会道德秩序规训的主体意识，另一个则是潜藏于内心深处、旨在保持个体独立并不受外界力量侵犯的自我意识。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建立是解决社会问题、通向理想世界的开始，也是恢复被工业文明摧残了生机的英国乃至全人类复活的途径。劳伦斯倡导以客观积极的态度肯定自我意识的存在及其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以全新的视角来构建和审视他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理想作铺垫。 一、沉沦中的无奈 在《儿子与情人》这部小说中，莫瑞尔太太与煤矿工人莫瑞尔结婚后，少女时代的梦想被丈夫粗暴蛮横的性格以及恶劣贫困的生活环境彻底粉碎。绝望之余，两个儿子成为她生活全部的希望和精神寄托。大儿子威廉在母亲的影响下，努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而拼命挣钱，结果劳累致死，他还没来得及察觉自我意识的存在就已经被拖入死亡的深渊。而小儿子保罗则不同，除了母亲这个精神支柱外，他有自己关于生活的想法和计划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画家。在这里，我们隐隐地听见人物内心深处自我意识发出的微弱的声音，但很快就被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淹没了。劳伦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和心理剖析等方式让另一个潜伏在人物灵魂深处的自我意识呈现出来，但它始终被压抑着，屈从于主人公们强烈的社会主体意识，而我们只能看得见它隐约的身影。随着保罗迈入社会后，与外面世界不断增加的接触以及和情人纷扰不清的情感纠葛使他的自我意识渐渐地开始浮上水面。保罗深深地爱着米利安，并希望能在她身上实现肉体之爱。然而，此时保罗所体验到的并非是来自纯粹肉体之爱的欢乐，而是他所受的传统性教育规范下的行为体验。同时，米利安也没能获得应有的性爱的快感，只是把这种行为界定为对上帝之子忍辱负重的一次牺牲。事实上，两人都没能真正脱离社会主体意识的控制。而这次大胆的尝试只是两个支离破碎灵魂的撞击，因而结果只能是彼此伤害，且加速两人关系的破裂。 在《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在压抑中迷失了自我的人性，他无法得到一种和谐而完整的两性结合。在这里，劳伦斯似乎已隐约用性来作为人性自由发展的一个手段，但其力量还不足以使自我摆脱种种心理与社会的压抑而获得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 二、苏醒后的萌动 在《虹》这部小说中，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两性关系第一次成为劳伦斯的创作重点。劳伦斯以虹作隐喻，以两性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布兰文家族三代人的爱情及婚姻经历的描述和探索，一方面，追溯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示了19世纪后半期社会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自我意识由苏醒到确立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寻求劳伦斯所崇尚的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第一代汤姆•布兰文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受母亲的影响，汤姆渴望在女人身上找到一种属于他自己而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各种宗教、情感冲动转化而来的东西。在邂逅莉迪娅后，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自我意识在朦胧中开始一点点苏醒。然而，汤姆和莉迪娅彼此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令他们的婚姻以及对性的态度注定不过是对一去不复返的田园生活的一曲无可奈何的挽歌。所以，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生活令他们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代安娜身上。 厄秀拉是《虹》这部小说中最彻底的追求自由的叛逆女性形象，她所追求的是两性间真正的高度和谐灵与肉的完美统一。抱着对两性情感生活更高的理想和追求，她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生命的激情与心灵的归宿。在厄秀拉那里，自我意识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主导个体的行动指南。厄秀拉原本热恋军官安东•斯克里本斯基，但安东鹦鹉学舌般地贩卖资本主义国家观念的做法令厄秀拉认清安东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是非观念，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机器，最终毅然与他分手。在历尽艰辛与磨难，流产后的厄秀拉仰望苍天，开始认清了这个枯燥、脆弱和可怕的污浊社会，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彩虹照耀的内心新世界。厄秀拉通过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突破了传统的两性关系所墨守的家庭生活方式，对两性关系的追求赋予了时代新的内涵。在这部小说中，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两性关系第一次成为劳伦斯的创作重点。 劳伦斯认为，完整地自我意识在追求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有和谐的两性关系才能医治工业文明压抑下的多种病症，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因此《虹》这部小说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劳伦斯对自我意识与两性和谐的理想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追求与心灵足迹。 三、蜕变后的重生 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可以说实现了哲学理论与小说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这部小说中，对于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这对恋人来说，爱与死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他们缺乏生命活力，心灵已经枯死，只相信肉体的力量，并企图支配、控制对方，所以他们的爱只是被肉欲和死亡本能所维系的虚假的爱，终将走向毁灭。与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之间那种迷失自我意识、相互索取、相互毁灭的关系不同，伯金和厄秀拉的关系不是以哪一方的毁灭告终，而是经过双方自我意识的不断磨合，达到了两性和谐的美好境界。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伯金反对传统的观念，厌恶那种狭隘、封闭的家庭关系，反对婚姻沦为一种占有形式。厄秀拉心地善良，极其反感非人的机械性力量对生命的摧残，她赞同伯金反对精神意识压制生命本能的看法。在小说中，厄秀拉和伯金就像生活在心灵气氛中的哲人，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玄妙的、闪电般的交流，闪烁着对自我意识和和谐生活的向往和意趣。伯金在放弃了赫麦恩妮最后的纠结后，采用一种新的方式与厄秀拉结合;而厄秀拉也放弃了试图对伯金情感和肉体上的全面征服，经过一段时间心灵上的相互接受和相互包容，各自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成为了精神和肉体相平衡的完整的人，并建立了自然和谐的关系，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最终，伯金与厄秀拉之间就犹如凤凰涅磐，在大破坏后得到重生。 在《恋爱中的女人》这部小说中，劳伦斯运用自己理想主义者的视角，进一步发展了探索理想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主题。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秩序中寻求和谐完美的人际关系，并通过人自然本性的彻底解放来克服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空洞、匮乏。与人们司空见惯的占有式关系和无爱婚姻相比，这对新型的男女关系更自然和谐，更符合人性，也更有生命力。 四、结语 纵观劳伦斯的创作历程，经过《儿子与情人》充满压抑与苦痛的挣扎，《虹》失落与迷惘的探索，以及《恋爱中的女人》成熟与深入的结合，劳伦斯刻画出工业化进程下人们灵魂深处的自我意识面对异化困境所做出的痛苦挣扎，着力表现一种个人本质，不是那种老式而稳定的自我，而是另一种自我，也就是现代机械文明和工业化社会里受到压抑、趋向分裂的那种自我。劳伦斯认为令人们陷入这种境遇的根本原因是，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社会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文明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性和性爱的本能。正如劳伦斯所说的，性是人生之强大，有益和必需的刺激物，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是个体幸福生活的起点。一旦丧失性和性爱的本能，就会走入迷失自我意识的歧途，导致两性关系的不和谐，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本的结合。所以只有建立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恢复个体的完整与独立，达到灵与肉的统一，这样人们才能真正摆脱被异化的困境，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迎来一个理想和谐的新世界。
-
简述艾米莉·狄金森自然诗的意象_英美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 狄金森 自然 自然诗 论文摘要： 本文从超验主义的自然观的角度，根据英诗韵律音步的特点，分析狄金森的自然诗Dear March Come in ，借以窥见狄金森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不事雕琢、清新质朴的反传统性的语言，以及其迂回曲折地尽显生活之美的能力。 艾米莉·狄金森被认为是19世纪美国文坛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生前只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了七首诗，她的诗作几乎全部是在她死后才得以公开发表。自然不仅净化了诗人的心灵，而且成了她创作的源泉。她从中感悟人生，写下了大量质朴清新的自然诗篇。狄金森认为，读好诗如坐春风，若醍醐灌顶（If I read a book and it makes my whole body so cold no fire ever can warm me， I know that is poetry. If I feel physically as if the top of my head were taken off， I know that is poetry.），她躬身以行，虽深居简出，终日与书籍和后院鸟虫花草为伴，亦能任凭思绪驰骋，纵横意象，吐露真情，力图挖掘人们内心的隐痛和希冀。更为可贵的是，狄金森的诗题材涉及自然、爱情、死亡和永恒，摒一切世俗之成名杂念，弃一切英诗韵律音步之传统，一扫铅华，别出机杼。因此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盛赞狄金森的诗为灵魂的风景图，更有人誉其诗上承浪漫主义余绪，下开现代主义先河"。 狄金森，这位阿姆斯特的白娥，在她鲜为人知、蔚为大观的1775首诗中，除了人们常强调的她对死亡的迷恋，对爱情的遐想，以及对永恒的寄语以外，有一部分诗是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的。由于受清教徒思想的熏陶，以及后来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狄金森寄情寓理于自然，描写的范围缩小到一所房子的界限内，来表现人与自然交融和谐后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喜悦之情。Dear MarchCome in这首诗尽显狄金森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不事雕琢、质朴清新的语言，以及其善于从一粒沙中看世界，迂回曲折地捕捉那隐藏的意境（that covered vision）的能力。 全诗采用了戏剧独白的形式。诗中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出现，似一位年轻活泼的女子在家中迎接许久未见的故人March。诗的第一句，女主人打开房门迎进来客的场景便跃然纸上。主人见到风尘仆仆而又彬彬有礼的故友，邀其进屋，脱帽掸土，猜测他必是步行赶了不少路，急切地询问他们共同的朋友（Nature）近来可好。主人将客人迫不及待地领到楼上，倾诉满腹衷肠。第二节，两人促膝尽数离别后的生活，并召唤老朋友们（Birds， Maples）共叙，其乐融融。此时有人敲门，主人猜想是April，抱怨他一年之后才再度登门。显然March和April都是主人笔下拟人化了的，他们都是春天的载体。诗歌通篇以叙述者的独白贯穿，全部运用口语，语言紧凑，产生了别样的韵律，跌宕起伏、清新活泼。 在这首诗中，March，April，Nature，Birds，Maples都带着各自的身份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眼前，正体现了狄金森不羁的想象力，以及她对大自然的偏爱，给它寄予了人的生命。在她看来，当人们欢乐时，自然是灵感的源泉，感情的寄托；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意象被随意摆在一起，竟形成一个和谐热闹的场面，寄托了通过漫长冬季的尘封，诗人像迎接故友似地等待春天迈着风尘仆仆的脚步走进她的小世界她的家、她的后园。她正是在众鸟欢歌的园子里，在她有限的创作范围下，表达大自然的热爱，极尽其极致之妙。
-
古代文学论文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_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东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惠洪《冷斋夜话》)。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讽谕诗按诗体原分为两部分：古调诗五言和新乐府杂言，被作者本人分别编入《白氏文集》的卷一、二和卷三、四(1)。讽谕诗被作者视同谏章，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卷四五)，其直接言说对象为君主和整个官僚阶层，由作者赋予了这样严肃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上当然不可能十分随意;除了体现作者的言责和思想外，还必须能够体现合于作者词臣身份的远高于一般水平的文学修养，在文采上至少不能输于其他文人诗作或章奏表状，此外还要合于官场交际和政治话语的规范 (2)。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政治和文学效果。 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3)。《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 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情况的统计结果： 五言古诗，共122篇2894句。使用典故或引用经典完整思想的，为177例;其中《左传》9例，《论语》9例，《庄子》5例，《战国策》5例，《礼记》15例，《史记》32例，《汉书》16例，《晋书》7例(其他略)。下面给出《左传》的用例： 《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着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 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贺雨》：遂下罪己诏。(庄十一：禹汤罪己。)慈和与俭恭。(昭二十八：慈和遍服曰顺。)已责宽三农。(成二：乃大户，已责。)皇天与后土。(僖十五：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读张籍古乐府》：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僖二十四：言，身之文也。)《凶宅》：一兴八百年。(宣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题海图屏风》：鲸鲵得其便。(宣十二：取其鲸鲵而封之。)《月灯阁避暑》：无如出尘嚣。(昭三：湫隘嚣尘。)《哭刘敦质》：如何天不吊。(哀十六：旻天不吊。)《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闵二：内宠并后。)奸邪得藉手。(襄十一：苟有以藉手。)《折剑头》：疑是斩鲸鲵。(宣十二：取其鲸鲵而封之。)《感鹤》：委质小池内。(僖二十三：策名委质。)《悲哉行》：身不擐戎衣。(成十三：文公躬擐甲胄。)《紫藤》：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昭元：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采地黄者》：持以易糇粮。(宣十一：具糇粮。)《薛中丞》：再使秉王度。(昭十二：思我王度。)《夏旱》：悯然望岁者。(昭三十二：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丘中有一士》：每选隙地居。(哀十二：宋郑之间有隙地焉。)《寄隐者》：当国握枢务。(襄十九：郑人使子展当国。)《大水》：自觅锥刀利。(昭六：锥刀之末，将尽争之。)《续古诗十首》：昼居不逾阈。(僖二十二：见兄弟不逾阈。)不察心无瑕。(闵元：心苟无瑕。)上有和鸣雁。(庄二十二：和鸣锵锵。)《重赋》：浚我以求宠。(襄二十四：谓子浚我以生乎?)《不致仕》：年高须告老。(襄七：晋韩献子告老。)《买花》：上张幄幕庇。(昭十：私具幄幕。)《赠友五首》：由兹六气顺。(昭元：天有六气。)待君佐邦柄。(哀十七：国子实执齐柄。)待君秉利权。(襄二十三：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宽猛政不一。(昭二十：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读史五首》：祸患如棼丝。(隐四：犹治丝而棼之也。)明则有刑辟。(昭六：不为刑辟。)《和思归乐》：获戾自东洛。(昭三：唯惧获戾。)《和阳城驿》：誓心除国蠹。(襄二十二：国之蠹也。)决死犯天威。(僖九：天威不违颜咫尺。)《答桐花》：受君封植力。(昭二：宿敢不封殖此树。)《反鲍明远白头吟》：各有能不能。(成五：且人各有能有不能。)《青冢》：一掬沙培?。(襄二十四：部娄无松柏。)同侪倾宠幸。(僖二十三：晋郑同侪。)
-
分析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_古代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一、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西晋初期，南有东吴，北有戎狄，与晋相攻伐，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士人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他们渴望能以自己的才华抓住机遇，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建安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消失殆尽，对西晋士人的思想仍然有着或隐或现的影响，晋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显身手，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强烈的功名意识。左思在《咏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摘，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胃士，畴昔览《攘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晒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征讨东吴。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热血沸腾，他决心投笔从戎，在统一东吴的大业中建功立业。为此，他主动请缨。在诗歌中，左思用自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文武兼备的爱国志士的形象。他发奋攻读，才华横溢，当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毅然投笔从戎。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可说是诗人此时心声的真实写照，显示出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闲居赋》中亦写道: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比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随着东吴的灭亡，西晋社会初步实现统一与稳定，出现了短暂的太康繁荣。晋初的繁荣和统一之势，刺激了士人的盛世梦想，士阶层普遍表现出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态度代表了晋初士人对建立功业的希冀，他们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为，得到社会的承认。 晋初士人不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预就自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而且他身体力行，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杜预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晋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为追求立功的一种手段。太康时期，是魏晋之际少有的中兴之世。短暂的统一局面，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当时社会上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间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给某些文人带来幻想，认为富强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时代即将重现，这使他们有兴趣从事文学创作，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升平社会的歌颂，对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学作为表现自己才华、以求仕进的晋身之阶。史载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称咏，为之延誉。如成公绥出身寒门，无仕进之机，张华每见其文，叹服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进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陈筹等，也是因才华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晋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与立功结合在一起。 二、儒家思想在造就晋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创作心态的同时，对文学创作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美刺诗教传统的继承 《毛诗序》中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提出美刺原则，这是典型的儒家诗教理论。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汉末建安直至正始以来，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诗教传统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法则，但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晋初文人继承了儒家美刺诗教传统。武帝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西晋的统一也改变了分裂时期的凋敝景象，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中兴局面。社会的安定与统一激发了文人的盛世梦想，从而为之摇旗呐喊。挚虞作《太康颂》，张载作《平吴颂》《檬祀赋》《剑阁铭》为晋室张皇声势。《檬祀赋》作于咸宁年间，着力铺写檬祀池水的壮观，写出了它激通渠、承长川，仰承河汉、吐纳云雾的气势，这不仅是作家才华的展示，更表现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幅图画中出现的玉辈天子，是一种有意味的代表与象征，因为时遨游、镜清流、可逍遥、以忘忧，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颂德，乃能于恰到好处的歌功颂德之外，融人主体的理想情怀，很巧妙地表现出了西晋武帝之初，社会稳定繁荣，熙然而乐的社会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间的《剑阁铭》，极力描述剑阁形势的险要，总结历史教训，歌颂国家统一，为晋室张扬声威:世浊则逆，道清斯顿。闭由往汉，开自有晋，兴实由德，险亦难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正因为这篇铭文的主旨在于歌颂西晋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睐，遣使镌刻于剑阁山崖。晋初还出现了大量应制而作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晋荤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绘出一幅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荣的画面，反映了西晋王朝建立之初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西晋社会的理想，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晋初士人的心声。潘岳也作《藉田赋》热情歌颂晋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赞美一个历经百年浩劫而建立起来的新兴王朝，通篇洋溢着对这个新兴王朝的信心与热情。 在晋初短暂的繁荣稳定的局势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蕴含的社会隐忧:趋利忘义、耽于逸乐、纵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论》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世风: 然弃本要末之徒，恋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耀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途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缓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勿V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弩蓦思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君子务能，小人伐枝，风颓于上，俗弊于下。 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爱财吝音，虽贵且富，然翁抠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王戎爱财，后人或以为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钱却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因此成公绥写有《钱神论》，其中写道: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垫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计能否。宾客辅凑，门常如市。谚言曰:‘钱无耳，何可周使?’岂虚也哉!世人对钱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随着对金钱崇拜而来的是奢侈享乐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韵父子，食必尽四方珍镬;任恺一食万钱，犹曰无下著处;王济以人乳饮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恺争富，更是人所周知。张华《轻薄篇》就对西晋初年王公贵族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进行了讽谏。该诗继承了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学传统，诗歌开头以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货财亦丰奢总结了当时轻薄浮华的世风，继而，作者围绕放逸浮华铺排开来，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截取宴饮、歌舞的欢宴场面展现贵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绝缨尚不尤，安能复顾他。流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在对奢糜的生活场面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后，诗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蹬跄。促促朝露期，荣乐邃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谤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在这纵情声色的生活背后，却有着人生苦短、岁月易逝的悲伤，因此张华提出了礼防且切磋的讽谏，要用礼防，即以儒家伦理道德进行约束。 (二)达则兼济天下的创作主题 积极人世与博施济众是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士人从来都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傅玄、张华是西晋士人中少有的正统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贫，家道中落，青年时又避难河内，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这使他对社会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对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诗》《炎旱》等诗描写了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全诗浸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晋之际真实而悲惨的现实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聂，不识故与新与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及王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样使人触目惊心，既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字里行间又包含着诗人对身处惨境的百姓的无限同情。傅玄还有为数众多的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如《董桃行·历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边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写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运: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几乎写完了身为女性的种种不幸。傅玄身为一个处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却能为妇女这一弱势群体鸣不平，表现出他博施济众、兼济天下的仁者胸怀。 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深受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熏染。从张华一生行径看，无论在武帝朝，还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现出积极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谋划策，力主用兵，平吴大捷，张华功不可没;惠帝朝尽忠匡辅，弥缝补胭，虽当阁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纵观张华的一生，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始终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与这种积极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时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迈之气。其《壮士篇》《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都抒发了作者的风云之气，《上已篇》中表达了一种珍惜时光、及时努力的思想。在《壮士篇》中，张华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荡，回薄不知穷。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苑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弯。慷慨成素霓，啸托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哩四戎。灌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该诗继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诗中壮士形象抒发了追求功名的热望和建功立业的豪情。 儒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晋初的社会现实，使潜藏在士人心中的用世思想也蓬勃起来。潘岳是比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尘而拜为人不耻，故史传说他性轻躁，趋势利，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现。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无太大劣迹，反而是一位富有才华和进取精神，但因不谙沉稳练达的处世之道而长期沉沦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阳令期间，勤于政绩;任尚书度支郎时，与挚虞反复讨论古尺今用问题;还曾上《九品议》，反对争竞之弊。潘岳在《家风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认，潘岳的进取精神主要是谋求个人功名，但同时也包含着谋求王朝兴盛的一面。在《河阳县作诗二首》中诗人描写了河阳县的美好景色与生活:长啸归东山，拥来褥时苗。幽谷茂纤葛，峻严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但诗人仍胸怀强烈的责任感: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劲。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福谦在纯约，害盈由矜骄。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岂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业。性格闲静儒雅的张载，在咸宁、太康年间，受时代精神的感召，也有过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现。其《榷论》开篇便曰: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易由致之哉?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饰，显示出强烈的功名心。接着征引史事，列举大量因遇其时而立功扬名的事例，说明一种常见的社会历史现象: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这篇政论写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现出欲立功有为、获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这正是晋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综上所述，儒学在西晋的地位虽不如两汉时期那样达到鼎盛，并受到玄学冲击，但儒学亦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据显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经世治国的精神品格，对晋初士人和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简述唐代咏史诗折射的开明意识_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关键词：唐代 咏史诗 开明意识 摘 要：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诗歌中无论是对儒家孔子的非议、对起义领袖的赞美，还是对个性女性的理解肯定，无不体现出创作群体的开明意识，闪烁着迷人的时代色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诗人在对历史题材的吟咏中，敢于非议儒家孔子，敢于歌颂起义领袖，敢于理解和肯定个性女性，体现出卓尔不群的胆识气度和开明意识。 一、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而绝不迷信 唐代实行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够广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响而不迂执一端。在唐代即使非议孔子，批评儒家经典，统治者也绝不过问。历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指责孔子在删定六经时，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态度尖锐。{1}李商隐理直气壮地为不师孔氏的元结辩护：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贤圣相随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贤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韩愈在《原道》中，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继承人自居，大声呼吁排斥扫荡佛老异端。但是他在《读墨子》一文中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显然和孟子斥墨子为禽兽的立场大相径庭。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时代空气中受到多种思想深浅不同的影响，他们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因而能够不拘儒家旧说，独自发抒见解。 唐代文人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绝不迷信的态度，在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反映出来。他们对孔子有时极为尊敬，有时又语含嘲讽。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写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样，为端正文坛风尚做出贡献，对孔子真是不胜仰慕之至。而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俨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舆自比。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闻名，他在诗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称。但他在愤激之时，曾大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在醉酒之后，借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诗句，发泄心中的牢骚不平。李颀《杂兴》诗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用新异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舆相提并论。诗人认为周公、接舆两人虽然语默迥异，但在任运遂性上却是一致的。 在吟咏孔子的诗歌中，诗人们往往侧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时的坎坷遭遇。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云：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已经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情绪。高适在《鲁西至东平》中写道：问津见鲁叟，怀古伤家丘。寥落千载后，空传褒圣侯。对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际，寄寓了深沉的感慨。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送薛九被馋去鲁》)慨叹孔子才高而不被赏识。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借孔子的壮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愤。卢仝仲尼鲁司寇，出走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叹孔子为群小所妒，都语含伤感和激愤。 唐代文人对孔子采取了一种开明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当作超凡脱俗的神来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贤者，因而他们敢于对其有所褒贬，有所同情。这正显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 二、对起义领袖敢于肯定和赞美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列入世家和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见解，达到了后代正统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唐代文人继承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进步观点，在诗歌中对陈胜进行了肯定和颂扬。韦楚老《祖龙行》以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起义军势如破竹的巨大声威。胡曾《咏史·陈涉》云：秦法烦苛霸业隳，一夫攘臂万夫随。王侯无种英雄志，燕雀喧喧安得知?则完全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诗人巧妙地把陈涉的两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融入诗中，充分肯定了陈胜的胆识和功绩。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其悲壮人生引起了唐代文人的广泛关注。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写道：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用豪纵遒劲的笔调刻画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于季子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胡曾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则在同情其失败命运的同时，歌颂他死得磊落壮烈，不失英雄本色。 唐代文人不仅歌颂古代的起义领袖，而且对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进行了赞美。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有一首凭吊李密的诗，诗中写道：亿昔大业时，群雄角奔走。伊人何电迈，独立风尘首。传檄举敖仓，拥兵屯洛口。连营一百万，六合如何有。方项终比肩，乱隋将假手。力争固难恃，骄战何能久?若使学萧曹，功名当不朽。诗人用赞叹的笔调描绘出李密在中原逐鹿的隋末起义浪潮中，连营百万、威震天下的英武形象，痛惜其恃勇骄战、雄图中夭的命运，完全可以和司马迁描写陈胜、项羽的气概相媲美。唐代诗人在诗歌中提到隋末起义军时，往往以群雄英雄称之。如杜甫《行次昭陵》云：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重经昭陵》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这种称呼在当时整个文坛都很盛行。李百药《皇德颂》写道：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为鱼。杜光庭《虬髯客传》中叙述李靖之话时也提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唐代诗人敢于歌颂起义领袖，和唐朝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据《通鉴·贞观七年》记载：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 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心乎?’唐太宗称起义领袖为一时英雄，从而更好地团结了各路义军的臣僚。可见唐朝的君王虽然对隋末起义的镇压毫不留情，但在言论上却对起义领袖有所宽容，并不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以诗人也就能够大胆地对起义者寄予同情和肯定。 三、对个性女子寄予同情和理解 唐代诗人在女性问题上，也反映出一种开明解放的观点。汉代卓文君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与之私奔，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自由恋爱故事。当唐代诗人凭吊古迹，缅想历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之挥毫咏叹。卢照邻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相如琴台》)采用寓人于景的表现手法，李贺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咏怀二首》之二)则直接再现人物活动，都展现了一幅甜蜜恩爱的生活画面。杜甫寓居成都时，也留下了美丽动人的诗篇：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诗人一开始就指出相如晚年因病闲居茂陵时，仍然挚爱着卓文君，则此前的恩爱更不待言说，可见他对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的传闻是不以为然的。酒肆、琴台的遗迹，又使人联想起相如文君当年大胆潇洒、充满情趣的生活。而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闪现在野花蔓草之中，更引人进入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遐想境界。归凤求凰出自司马相如的《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相如正是凭借此曲表达对文君的执著爱情。诗人引用这一典故，表明了自己对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解和肯定，并流露出不见古人的惆怅。唐代诗人热情歌咏相如文君的爱情，正反映出他们蔑视束缚、热爱自由、追求幸福的洒脱生活态度。 徐陵《玉台新咏》收录古辞《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乐府广题》记载：苏小小，钱塘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苏小小虽然沦落风尘，但却是个品貌出众而又多情多义的才女，不幸在十九岁时就悄然离世，后人遵其遗愿，埋香于西泠桥畔。唐代多位诗人感其身世，挥毫作诗。温庭筠称她是水中莲子怀芳心(《苏小小歌》)，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子，比喻其灵魂的纯洁。张祜中擘庭前枣，教郎见赤心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题苏小小墓》)，一方面赞美其爱情的坚贞，另一方面同情其悲凉的命运。李贺《苏小小墓》尤为著名，诗云：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诗人根据古乐府的内容，结合墓地的景物，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鬼魂形象，创造出凄迷空灵的艺术境界，并对她的痴情和不幸表示了深沉的慨叹。唐代许多诗人都与风尘女子有过交往{2}，在咏叹苏小小的诗歌中，正反映出他们对这些女子的理解和同情，这与一味视其为玩物的腐朽意识显然有着天壤之别。白居易《杨柳枝词》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更是把苏小小当作美的化身来歌咏。 唐代诗人不仅关注历史上诸多奇女子的命运，而且对本朝的知名女性进行了歌咏。吕温有首写上官婉儿的诗：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昭容书楼歌》)上官婉儿是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自幼聪慧多才。据《唐诗纪事·卷三》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风。可见当时的婉儿俨然是一位宫廷诗坛的盟主。吕温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才华，而且赞美了她蔑视男尊女卑纲常的气概。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的胆识和气度。 在唐代历史上，杨贵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运，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声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杨国忠、宠幸藩将安禄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由繁盛转向衰落。杜甫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对杨贵妃的针砭是较为明显的。他在《北征》一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把杨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将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妃说成是皇帝的圣明决断。但中唐以来，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虽然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而误国误民的行为不乏嘲讽和批判，但是却把玄宗和杨妃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晚唐诗人则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唐玄宗。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当年七夕之际，玄宗和杨妃曾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发誓要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可是当遇到六军不发的时候，玄宗为保全自己，竟下令赐死杨妃，此时玄宗虚伪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在结尾之处，诗人做出鲜明的对比：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宠妃，而普通百姓的卢家却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对玄宗的谴责溢于言表。有些诗歌则直言为杨妃鸣冤叫屈。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高骈《马嵬驿》)为杨妃放出一团冤气。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用反问语气，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聩好色，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重观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诗人借玄宗之口，大胆为杨妃翻案。黄滔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娥眉(《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开元即事》)，都否定杨妃是祸国元凶，为其平反昭雪。可见祸国殃民最大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所谓的女色亡国论是站不住脚的。徐夤的《马嵬》诗，对杨妃同情之外更有赞美：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反衬杨妃。在危急关头，杨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以此报答玄宗对自己的恩宠。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解读，把杨妃塑造成一个勇于为爱情承担责任的女性。在诗人眼中，杨贵妃虽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对朝政干预并不多。{3}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是历史悲剧的替罪羊，爱情悲剧的牺牲品。与历史上盛行的红颜祸水论相比，唐代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很多。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在开明解放的意识引导下，创作群体眼界开阔，勇于创新，显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为唐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作者简介：杨民，文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 {1}[唐]刘知己.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丁放、袁行霈.杨氏兄妹与盛唐诗坛[J].文学评论，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