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论文位犹如打靶子呢?枪手在打靶时的定位就是要瞄准靶心,即使打不中十环,也很有可能会打中九环或者八环,或者往坏里说打中七环或者六环或者更低。反过来,如果枪手瞄准的是六环,那么,一不小心结果就很有可能是脱靶。写经济学论文的道理也在于此。我们不是要求每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发国内顶级的《经济研究》或者都发国际顶级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但在定位上我们要瞄准最高级别的经济学期刊。孔子说过,“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孙子兵法》里也说过,“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经济研究》,即使不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内一般C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如果我们瞄准的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即使不能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就算要往下掉好几个级别,也很有可能会在国际一般SSCI期刊上发表出来。瞄准靶心的过程是提升我们的品味的过程,即使功力达不到,但也决不会走了一条“南辕北辙”或者“缘木求鱼”的歧途。张五常教授就特别强调品味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他能写出并发表很多具有原创性思想的论文的重要原因。品味问题在经济学论文写作意义上就是瞄准靶心的定位问题。好品位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好的学术潜力和学术未来,意味着更容易在发表上从低级别的期刊向高级别的期刊“升级”。为什么论文选题犹如找座位呢?同学们跑到教室去上课,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座位坐下来,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总之是要找一个别人没有坐的位子。写经济学论文也是这个道理。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座位”。如果你的选题的具体细节都已经被别人研究过了,那么你根据此选题写作的论文在经济学文献中就不会有“座位”。在文献中没有“座位”的论文,学术期刊也往往不会给你发表,特别是国际期刊对这一点的要求就更加严格。选题是必须跟文献阅读和文献积累联系在一起的,杨小凯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中国大陆的大多数经济学者在文献积累上不过关。一个选题是不是合适的选题,一方面要看这个选题本身是否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看这个选题有没有被别人做过。张五常教授多次提醒经济学研习者,论文选题是在文献阅读前面的,论文选题不是从文献堆里找出来的。你需要做的是,先找到一个选题并想好对付这个选题的具体思路,然后再去检索和阅读相关文献。如果已有的文献没有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如果已有的文献已经做了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发出一声叹息了,这声叹息的内容就是杨小凯教授所讲的“英雄相见略同”,因为你想到了已经发表论文的“英雄”所想到的东西,你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做“英雄”的潜质了。总之,经济学论文在选题上不能坐别人已经坐好了的“座位”,不能在低水平重复中做无用功。为什么论文构架犹如选兵器呢?选择合适的工具是一门大学问。我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骑着自行车永远上不了月亮,不是人不行,是工具不行。”看看中国名著中的人物使用的那些几乎量身定做的兵器吧。《西游记》里孙悟空使用的兵器是金箍棒。《水浒传》里林冲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卢俊义使用的兵器是点钢枪,李逵使用的兵器是板斧,鲁智深使用的兵器是禅杖,石宝使用的兵器是流星锤。《三国演义》里刘备使用的兵器是双股剑,张飞使用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关羽使用的兵器是青龙偃月刀。很显然,选择跟自身能力匹配的兵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自身的战斗力,正所谓“好马配好鞍,良将配宝刀”。在找好了论文的选题以后,紧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在构造框架时让思想跟工具匹配起来,也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简单的分析工具对付复杂的问题,可能会力不能逮,所谓“杀牛用杀鸡刀”是也。复杂的分析工具对付简单的问题,可能会大材小用,所谓“杀鸡用杀牛刀”是也。在这一点上做到恰如其分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正因为很难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论文的质量。但是,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实力来说,工具箱里的工具还不是很厚实,还不是很精良,甚至没有达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程度,所以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提升高级微观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三高”课程的教学水平。很明显,只有拥有更多的工具可供选择,才能让思想和工具更好地匹配。为什么论文成文犹如加调料呢?大家都知道,美食追求的是色、香、味,而在成就美食的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往往功不可没。调料种类繁多,包括咸味调料、甜味调料、酸味调料、辣味调料和鲜味调料等。选择合适的调料,那可是大厨的学问。经济学论文要求的是视角独特,论证透彻。很多经济学论文写作者选题做得不错,构架也做得很好,但就是论文整体上看起来“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病病歪歪”,问题就在于作者在如何“加调料”上没有过关。经济学论文不能仅仅是数学公式的堆砌,也不能仅仅是给出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论文需要注重自身的可读性。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甚多,专门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可能不懂微观经济学的数学公式,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也不是万事通,在作者文字写得不清晰且文字论证不透彻的情况下,论文的初审就很有可能通过不了,国外叫“deskrejection”。所以,作者在论文成文的过程中一样学会“加调料”,让自己的论文看起来“有血有肉”,读起来“有滋有味”,即使不能像精致的散文那样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但至少也要让人读起来通畅顺溜而不至于要靠猜测作者的意思才能磕磕绊绊地读下来。为什么论文修改犹如补漏子呢?一条船在出海以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船上一个很小的漏子就有可能会在茫茫大海中酿成重大祸端、使船员葬身鱼腹。一个火箭在发射以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各个部件,哪怕是某一个部件上的一个很小的漏子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发射失败、造成前功尽弃。中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写经济学论文也是这个道理。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作者写完了论文之后,还要不断进行修改,让“漏子”尽可能少。如果编辑在初审的时候,发现你的论文有比较大的“漏子”,那么他很可能会直接拒掉你的论文。即使侥幸通过了编辑初审这一关,匿名审稿人在发现你的论文有比较大的“漏子”以后,也会出具对你的论文非常不利的审稿报告。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会改论文的高手才是真正会写论文的高手,因为不管是在国内重要期刊还是在国际重要期刊,真正不需要修改直接就能发表的论文实在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论文都需要经过一轮或者一轮以上的修改,修改论文是发表论文的必修课。会修改论文是写作论文必须做好的最后一关,这一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球到底能不能踢进球门”。虽然我把“五步”分成了相互独立的五个步骤来写,但很显然“五步”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跟随林毅夫教授做博士后的时候,曾多次向林老师请教如何写作英文经济学论文,林老师回答的大概意思是说要符合国际化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要求,要在论证上做到清晰有力透彻,应该就是我在前面所讲的“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林老师在课堂上经常告诉我们的是,他当年在芝加哥大学这个经济学少林寺取到的最重要的真经是要有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我想勇气背后隐藏的也就是我在“第一步”里所论述的品位问题。林老师之所以能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和《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跟他的好品位是分不开的。写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就明白我把“论文定位犹如打靶子”放在“第一步”的用意之所在了。作者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选自《经济学家茶座》55辑)
较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下的经济学论文在形式、内容、技术含量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学术水平有了整体提高。这一方面是缘于社会的大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然而,经济科学研究和经济学论文的创作中也存在一些误区,值得关注。 误区一:重表述形式,轻思想内容。不少论文充满公式、图表、各种模型和假说以及对模型的各种检验,但真正触及所研究主题的核心内容却少之又少。论文的形式光鲜,但思想贫瘠;对现象陈述描述的多,作深度分析的少;提出问题的多,解决问题的少;数据和文字多,有用出彩的少。论文止于形式,内容空泛,无价值,无意义。 误区二:重学术性,轻应用性。不少论文过于强调所谓的学术价值,却轻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大量罗列文献,不作甄别梳理;堆砌各种理论,不论适宜与否;做遍各种检验,不管需要与否;设定众多假设,不论符合实际与否;还有些论文兜圈子、绕弯弯,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严谨的逻辑思辨,仅凭一个或多个模型中变量的增减、等式的变换就轻率地做出结论。研究的理论方法无法落地应用;得出的观点离奇偏执;提出的政策建议或者脱离实际、无法操作,或者满是空话套话、不着边际。 误区三:重研究过程,轻研究结论。有些作者为创作而创作,为论文而论文,忽视论文主题,信马由缰,洋洋洒洒,热衷于研究过程的描述,热衷于复杂的数学推导,热衷于数据、资料的处理、检验,而忽视对数据资料的深刻分析。更有甚者,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脱节,过程是过程,结论是结论,结论不是源于前文的数据分析,政策建议不是依据结论而出。 误区四:重定量分析,轻定性思考。现时的经济学论文大多使用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些作者将此视为一个通则,盲目追捧模型。不论需要与否,一律使用计量;无论假定条件满足与否,都要配上模型;无论数据齐全与否,都要使用方法。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容易的问题被困难化。有些论文,推崇西方经济学中的规范性研究,在没有任何实验数据和资料支撑的情况下,不作必要的定性分析,不作案例验证,仅凭纯数理的推导证明就轻松地给出结论,缺乏可信度,缺少诚信力。 所以认为这些现象是误区,是因为有些作者认为这些现象是合理的、正常的。这些作者以为,论文中有了理论、有了方法、有了国际国内的文献评述,论文的理论水平就高了;有了模型、有了检验、有了复杂的数学推理,论文的学术水平就高了;有了数据、有了定量分析,就是科学研究了,研究的结论就可靠了;研究了宏观的、全国的问题,选题的意义就重大了。 所以存在这些误区,原因是现时期经济学研究的功利性趋使。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目标不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学科的发展,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个人功利使然。因此,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的创作中,脱离火热的生活实践,脱离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避难趋易,寻捷径,图省事,从本本到本本,由数据到数据,囿于书斋,落于窠臼,想当然,拍脑袋。由此,学术界现出一种怪象:一边是四处寻觅期刊渴求发表的大量论文,一边则是渴求优质稿源刊载的大量期刊。作者抱怨发文章难,编辑抱怨找到好文章难。 跳出经济学论文创作的误区,经济学家当走出书斋,走出工作室,投入到现实生活实践,观察、了解、思考现实,将研究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上。唯有如此,才可能出大作、力作,出精品、经典。 重内容、重观点、重思想、重实践意义、重应用价值,是经济学研究当遵守的根本准则,也是经济学论文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文章发表于近日的《光明日报》上,作者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谈谈岭南学院关于经济学论文评价体系最近,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的朱富强先生写了多篇网文(见http://zhufqblog.blog.163.com),对岭南学院徐信忠院长新建立的学术刊物分级体系提出批评。徐先生与我从无交集。朱先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读过书,我当时在那里任教,因此和朱先生多少有点师生之交。朱先生毕业后赴岭南任教,著述勤奋,对我亦有所关注,我对朱先生也多有好感。当年上海财大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曾说过报考政治经济学范围各专业研究生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我听说后还认为朱先生----当时好像刚刚毕业----是个例外。不过,即使如此,我读了朱先生对徐先生的几篇批评文章后,还是觉得朱先生应当更多地躬身自问。朱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专列一“近期心愿”栏目,其心愿为“青年经济学子在对待学术上能躬身反思、不媚流行,国之幸也!吾之所为亦值矣!”在我的心目中,朱先生依然是青年经济学子,没想到朱先生已经把自己排除出青年学子了。不过,像我这样的退休之人亦常躬身自问并从中获益甚多,朱先生作为我的学生辈,多点躬身自问应当只有益处。朱先生的批评重点,似乎是徐先生新建立的分级体系否定了正式发表在许多媒体上的文章属于“公认的学术”。我只是从朱先生的批评文章中知道徐先生新体系的一枝半叶。不过,即使真如朱先生所述,朱先生的批评欠妥地方亦很多。首先,一篇文章是否属于“公认的学术”,与其是否在有刊号的媒体上“正式”发表及发表的媒体无关。如今以“工作文稿(WorkingPapers)”形式挂在网络上发表的学术文章比比皆是。我本人便用这种形式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参见www.hujingbei.net)。所以,朱先生完全不必用列举法说明某些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应当或不应当算学术。其次,如朱先生所知,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并不清晰,加上中国采取按文章学术水平计酬的分配制度,在中国就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考虑可分配的总资金有限这个因素,人们就先排除那些没有在正式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然后把正式媒体分成三六九等以确定正式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最后“按质按量”分钱,或者如朱先生所说“瓜分学院财产”。一位重视学术的人如朱先生,应当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计酬方式。然而,在我了解的范围内,朱先生并不反对这一计酬方式。朱先生反对的是徐先生所分的媒体等级,理由是它和朱先生心目中的等级差距过大。就此而言,朱先生批评的是瓜分财产的某种方式,而非瓜分本身。因此,朱先生对徐先生的批评并不具有道德优势。当然,假如把目前的瓜分或计酬方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坏”方式,我们应当做的是让它坏的程度低一点。因此,不同的媒体等级划分还是可以体现出坏的程度差别的。不过,在我看来,朱先生心目中的媒体分级可能比徐先生的更坏,更不符合朱先生对学术的追求。由于学术本身在中国的界定模糊,追求学术者如朱先生,在不得不用文章发表的媒体来评定文章学术性高低并划分媒体等级时,应当比朱先生所说的“追求功利”的徐先生更加强烈地要求把本来就是非学术性的媒体排除出分级范围,更加强烈地要求排除学术层次不高的学术性媒体或者要求把它们排在很低的等级上。但让我遗憾的是,例如,朱先生竟提出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类报纸列入分级的媒体内甚至给予很高的等级。朱先生的理由是“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上发表的文章往往是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往往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才可以发表,因而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将它们定为权威刊物。”(http://zhuf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862921720144135401844/)。这样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如毛泽东本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如《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等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的”的文章,作者本人和报纸以及公众也没有把它们视为学术文章。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常常也不是学术文章。学术造诣高的人在非学术性媒体上发表非学术性的科普、议论、时政甚至献媚文章是常见之事。当然,所有非学术性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可能偶尔发表一些学术性文章。但对朱先生这样追求学术的人来讲,如果要以发表的媒体来决定文章是否属于学术类型,首先该排除的媒体便是非学术性媒体。我不知道徐先生是否把非学术性媒体列入他的媒体分级中。仅仅从朱先生的批评看,好像徐先生没有那样做。仅就这点而言,徐先生分级坏得程度便低于朱先生的分级。朱先生希望青年学子不媚流行,我非常赞成。不过,朱先生同时应当希望他们不媚强行。朱先生写过文章赞赏哈佛学生走出曼昆(Mankiw)的经济学课即罢课。朱先生也许不大清楚的是,那些学生的罢课不会影响他们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或别的党的党籍(如果他们是党员的话),不影响他们毕业(如果他们其它方面合格的话)和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强行”的问题。但在中国,朱先生和所有追求学术的人包括学生都遇到“强行”问题。如果不是“强行”,中国学生早就走出许多人开的“政治经济学”课了;如果不是“强行”,朱先生认为应当(以及徐先生已经)列入学术媒体分级范围的许多杂志早就关门大吉了;如果不是“强行”,学术本身的界定将清楚得多,朱先生和徐先生的争论亦无从发生。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学子,流行和强行都不可媚。可就学术发展而言,流行不会阻碍学术,阻碍学术的只会是强行,因为流行施加给独立思考者的仅仅是软约束。但“强行”则是硬约束,直接用不许、不准卡死他们的笔、限制他们的追求。思考需要孤独,所以追求学术者本来就会远离流行。但思考需要空间,所以追求学术者无法逃离强行。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由于宁可忍受贫困,流行没能阻止马克思在英国写出《资本论》。但他如果留在自己的祖国,强行完全可能消除他创作《资本论》的可能性。流行没有阻碍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也没能阻止爱因斯坦探索时空关系。同样,在如今的中国,流行阻碍学术的原因只是攻读博士或在大学任教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把学术当真;即使回到“前三十年”(1949-1979年),没有流行,这些人也不会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真正阻碍中国学术的是施加在那些把学术当真的人身上的“强行”。如果没有强行,如果像150前英国那样自由出版、自由创刊、自由说出和交流思想,中国学术才有希望,中国学术的评价体系也才会真正改变,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把学术当真的学者也会有了探讨学术的广阔空间。www.hujingbei.net,“双周夜话”,2014年第3期,2014年5月20日
经济学论文应以思想为主技术为辅 经济学是人们研究经济活动的一门学问,而经济学论文则是展示经济活动中诸种问题的有效方式。从答疑解惑的角度看,经济学论文不仅需要回答现实中人们对于经济活动产生的疑问,更为重要的是在进行经济活动行为方面给予人们以深刻的思想性指导。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论文主要是出思想、出观点,而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技术则是支撑这些思想、观点的重要工具。可如今的经济学论文写作过多地重视数学模型和计量统计技术,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思想性、指导性,存在“本末倒置”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并切实加以纠偏。 造成经济学论文中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强化了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的精确数学语言表述行为,从而刺激了经济学的数学化或形式化研究进程,这一行为的代表性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二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等人用经验数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数学计量统计分析,从而证明了凯恩斯主义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是经不起实证检验的,此后通过数据分析来证明或否定某种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另外,导致这种局面的技术条件是大量软件的应用特别是统计软件包的开发应用,使得经济研究中的许多复杂数量关系通过敲电脑键盘就可以方便地获得数值解,进而加深了人们对于数学和计算技术的“迷恋”。 从现实解释力来看,经济学作为一门解释的学问,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经济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例如供给、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性质,例如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为什么会增加。传统观点认为,解释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庸俗经济学的做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作为一门致用的科学,还是作为一门解释的科学,都不能回避对经济现象以及经济现象之间的种种联系的分析。但是,对经济现象之间复杂联系的分析,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失去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必然造成经济学研究的偏向。 众所周知,对现象原因的探究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经济学研究中,对于经济活动各种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把握,最多只是浅层次的现象级因果关系认识;而对于经济现象与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之间深层次因果关系的把握和解释,才是对经济学的本质理解。对前一类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和计量方法来解释或揭示。但要揭示后一类关系,显然数学和计量方法研究就逊色不少。因为经济现象与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之间,是内在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只有通过缜密的逻辑演绎与抽象的思想综合分析,才能够深入把握。例如,价格与供给、需求的关系很容易通过数学和计量方法来描述,但是影响这些因素的人,即人(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行为动机联系无疑是复杂的,数学和计量方法目前还无法准确地刻画和解释这些关系。 可见,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对于解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揭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浅层次因果关系是有效的,甚至在不少情况下是精确的。马歇尔曾认为,数学方法有助于运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述经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简短的过程,运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有助于发现经济学真理,但是经济学研究主要还是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因此,“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直觉、想象和推理,其中最主要的是想象力”,从而使他可以探索表面现象下面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可能导致的结果。 而数学和计量方法,无法替代人们对于现象背后的一些非客观性因素的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众所周知,凯恩斯在进入经济学殿堂之前是剑桥大学数学专业的高材生,但他不十分相信数学方法和那时刚刚兴起的数理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有用性,他认为公式化和形式化难以揭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他说:“我自己对数学的兴趣是第二位的,并且是附属于我对经济学的兴趣的。” 由此可知,那些爱好用数学和统计软件包来指导我们找出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甚至笃信这种“绝对精确”估算出某个重要因变量的精确数值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人们,只能停留于精致地解释经济现象的浅层次阶段。数学和统计软件包不可能代替我们的大脑,不可能为我们创造诠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更不用说为我们构造出一套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了。至于要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果关系,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大脑思维,依靠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深刻理解和感知,依靠我们源于实践的理论理性的思想自觉。(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破除影响经济学论文思想性的机制障碍 一篇合格的经济学论文应该给人以启迪,给经济运行以解释和管理建议,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市场经济观,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应该推动经济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但近年来,国内经济管理类杂志刊发的文章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倾向,即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的技术性文章刊发较多,对于经济活动机制、作用机理分析的思想性文章相对少了。 现实中,缺乏调查研究、缺乏辩证逻辑、满足于模仿国外模型的计量分析,依据某种假设情况得出对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或解决办法,技术倾向强、思想性弱的经济学论文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数理分析多,理论、历史、社会逻辑分析少的论文,一般人看不懂,即便能够勉强看懂的文章又缺乏启发性。这种在思想上盲目追捧外国数据分析模型,片面理解经济活动规律,忽视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理性分析的论文,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自身经济发展态势和发展问题的理解,对国家整体经济研究造成了阻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从市场经济行为角度看,经济学论文是人们理解现实经济行为活动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然而,参与经济活动并不等于实际从事经济活动,这就需要相当多的经济行为分析者来扮演解读经济行为活动的角色,经济学论文在这一意义上将发挥重要的功能。但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学论文发表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里,经济学论文写作就成为了一种市场行为,如何最快满足市场需求才是论文写作的中心,至于论文本身的思想性,在没有成为市场需求之前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从出版单位的市场导向(即利益导向)角度看,出版单位会接纳大量广告,以广告收入维持出版单位收益,而广告的受众与学术杂志和经济管理专业杂志的读者是有差别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杂志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甚至技术性也会受到限制。加之经济利益驱使,一些杂志为收取“版面费”而发表低水平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技术化经济学论文的写作相比于思想性论文的写作,在创造程度上显然后者更为困难。一些“人情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论文的质量。 从写作行为角度看,一些作者出于评职称的要求,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在一定等级范围的杂志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写出真正思想性强、技术性适当的创新性论文谈何容易!为了完成科研任务,大多数作者会用最方便的办法写一些技术性的文章,即找一些公开发表的数据,拿来国外的一些计量模型和计量技术,直接套用或稍加改动,这样的写作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当前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当然,从我国的经济学论文作者队伍来看,50岁以下的作者中,有相当一批留学归国者,他们在国外所做的经济学研究训练,多属于技术性的,因此回国后所写的经济学论文也多为技术性较强的。所以,他们所写的和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技术性强于思想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经济学论文写作和发表的个人目的角度看,当前呈现出了一种追“名”逐“利”的风潮。追“名”,简单的说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地位,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逐“利”,则是争取稿费、奖金、评职称、完成科研任务、申请研究项目和经费等。当然,也不排除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与别人共享,为满足自己的研究兴趣看成果或观点可否得到社会承认,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及一些研究生为达到有关要求争取获得学位而不得不做的情况。 鉴于经济学论文存在的上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当适时改革相关规章制度。比如,国家可以通过重点支持一些期刊,明确期刊的学术目标定位,打造有影响力的学术传播平台,从而消减期刊因商业利益追逐所引发的对于学术传播的影响,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工作,可以说为此开了个好头。从学术期刊自身来讲,可以多进行学术交流,发挥各自特色,培养和发掘更多兼顾思想性、学术性和技术性的论文,并予以发表。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评价引导机制,即时纠偏学术评价中不合理和不适当之处,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健康茁壮成长,尽最大可能为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经济科学》编委、北京大学教授) 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促成论文思想的丰富性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究竟是探寻经济规律还是为了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数理技术只是可行方法之一。在明确了这一点的前提下,任何方法的意义都归于一点,即最终都要促成经济学科的思想性生成。 研究任何经济理论必须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实际就是在经济学的现象逐渐达到本质的过程中人们所借助的工具及途径,以及借助这些工具及途径的表现形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就在于使用这些研究方法去探索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从而解决经济社会的各种矛盾及问题。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学的科学地位问题。这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经济理论重技术、重数量的理论认识根源。 一些国内学者照搬西方模式,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趋向是与国际接轨的趋向,于是纷纷将其运用于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学位论文乃至经济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中。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当前经济学研究重数理的趋势在历史上并非是主导,古典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运用数理方法的内容就很少。直到边际学派出现,经济学研究中才大量运用数理方法。而当前西方不少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也不是单一重视数理方法,他们更多是采用嫁接法、融合法、综合法。奥哈诺、缪尔达尔及格鲁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与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 在国内,许多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反对数理化趋势,并不认为数理方法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唯一方法。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体—抽象的研究方法”与“抽象—具体的叙述方法”称为“脱衣法”和“穿衣法”。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种类比西方经济学更丰富,多角度地揭示了经济规律,并且注重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还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同时,他们批评了西方经济学及当前的经济研究中运用假设前提法及数理模型法是为了使经济理论更为科学的观点,并认为证明经济理论科学性的关键在于是不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而方法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及途径,不能代表理论是否具有正确性,数理研究方法运用尤其如此;经济现象纷繁复杂,不同问题的解决只能用不同的方法,数理方法只是经济研究中众多方法的一种,不能替代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 通常来说,经济学研究方法被用于两种相反的研究途径。一是用来表明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用来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不否定西方学界运用数理技术等所谓“科学方法”形成的科学,但也不能否定不运用数理技术等“非科学方法”形成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认识的科学。试想,为人类造福几千年的医学、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等,由于数理技术运用不多甚至完全不运用的学科难道不是科学吗?如果不是,那么世界上仅仅存在只用数理技术形成的科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否运用数理技术,只要是通过合理的方法得到正确认识的学科体系,都应该视为科学。 以上述为基础,可以看出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与其科学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科学”不论是否通过科学或非科学的方法获得,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识必然要通过思想,特别是正确的思想表现出来,从而才能最终表现出思想性。无论何种方法都应该反映或促使经济学思想性的形成。正确使用方法,才可以正确形成科学,否则只会破坏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的思想性。 为此,我认为,经济学方法与经济学的思想性之关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能代替或等同于经济学的思想性,可以用其表达及促成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此同时,经济学的思想性也是由多种经济学方法来表达及促成的。这是因为:其一,经济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思想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经济学的方法是探究经济现象的途径与手段,经济学的思想则是该学科要表达的经济概念、范畴、原则、原理、结论等认识方面的内容。其二,经济学的思想性必须要靠一定的方法来促成及表达。例如,通过抽象法形成经济学的概念;通过数学法、归纳法、推演法等形成经济学的结论;通过逻辑方法确立经济学的原则;通过综合法形成经济学的原理;等等。其三,由于经济现象关系复杂,经济学思想层出不穷,任何方法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得到运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任何一种经济学的方法,都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解决特定的经济学问题,形成特定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说,丰富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多种经济学方法来形成,反过来也可以说,多种经济学方法才能促成或形成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实证经济学论文怎么写一、整体写作 之所以叫“整体”是因为写经济学论文必须有通盘考虑,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即使技术含量很高也难以发表。本文主要讨论发表型论文(非学位论文),并且仅以实证研究为例。本段的重点是写作,故而所有技术工作全部列入前奏部分。 1.前奏 实证的文章首先要有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是扯淡。所以,先把数据处理好。处理数据分两个基本步骤,第一为数据清理;第二为数据计算。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应当如何处理数据,但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做好Identification。技巧是,要么你借用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由理论模型到计量模型。这样ID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果是自己构建计量模型,那么ID的工作要自己严格按照统计和计量要求做,对模型的假设前提与限制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国内的实证文章,包括刊发在《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顶级”期刊的,普遍存在ID不清的问题。 2.研究问题 假设所有模型构建、数据分析、稳健性检验都完成了,这个时候你要动笔写论文。在这个阶段,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搞清楚自己在研究什么问题!!! 其实,确认研究问题应该在处理数据之前,否则你很难想象连问题都不知道,你如何处理庞大的原始数据。我之所以把数据处理放在确定问题之前,主要是基于现实的情况。如果我们确认了问题,但数据处理的结果不支持我们的预设问题,那么结果可能前功尽弃。所以,很多实证文章都是先做试验后确定论题的。 但是,一旦有了结果,你就必须严格界定自己的研究问题。第一,你要用简洁但准确的经济学规范用语表达自己的问题。第二,注意表述中问题的导向性,确保读者看到问题不会疑惑。第三,确认这个问题是新问题!!! 3.方法论 当你有了实证结果又确认了自己的研究问题是不是就万事俱备了呢?不,至少,在这个阶段,你还不能动笔写论文。 你必须要明白,论文的成功不仅仅依靠“完美”的实证结果!!!任何实证结果都是大厨做出的菜,一位厨艺高超的师傅可以用普通原料烹制出美味佳肴。所以,“完美”的结果有时候只能蒙外行,却不能欺骗审稿人。这里,我强调逻辑推理与阐述问题时的语言流畅性。不要小看这两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叙事结构去组织文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章的档次。 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论,但在这里应该大致上趋同。被普遍接受的方法无外乎是“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述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突出你的贡献”。在论文主体部分,应当注意,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必须严格按照逻辑顺序,要有写“小说”的心态,做好铺垫,突出重点,善于总结。时时刻刻注意论文的走向,并且确保读者(甚至是外行)可以通过你的引导轻松抓住文章的重点要点(即使他们未必理解所有经济学术语和计量方法)。 4.提纲与计划 在解决了数据、论题、方法论之后,你可以开始制定计划。这种计划不是国内写的那种空而无物的标题式提纲,必须在每一个段落明确写作目的,明确所用模型(或其他方法)的假设与限制,明确写作的要点。 完成计划初稿后,不要动笔。两天之后修改计划。再两天之后交给其他人修改。一周之后自己再修改,与导师(或者其他有经验的同行)商议定稿。 5.写作与发表 接下来,按照提纲扩充论文,具体步骤将在下一段中详细展开。论文完成之后,不要立刻修改。等两周,等自己把一些固有想法淡忘之后再复读论文进行第一次修稿。将第二稿给同事修改,返回后再次修改。这个过程中可以举行seminar或者workshop,一定要得到反馈意见。梳理和总结意见,进行第三(N)稿的写作。 严格地说,在大修改之后,应该再次做presentation以确认修改是成功有效的。 隔一段日子,对论文重新进行修改,定稿。一般论文从初稿写作完成到投递刊物应该有3-6个月。投递之后,如果通过初审那么一般会要求作者再次修改(一次就刊发的稿子很少很少),那么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修改与等待了。二、细节与步骤 一般实证论文分为:“摘要、引言、理论框架、实证部分、总结”五大部分,其中实证部分可以分为“数据描述、实证模型、实证结果、稳健性检验”。 最后写作摘要和引言,这是惯例。一般应该先写作理论框架,随后可以确定ID的方法,然后解释模型的设定和数据情况,最后报告结果与稳健性结论。 这些问题一般国内谈得比较多,也不需要太多的赘述。我想着重谈谈引言部分。 引言部分应该包括(按顺序):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方法选择、结果报告、文章结构安排 1、要提出问题,并且解释问题的重要性。 2、告诉读者现存文献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有什么局限,你的研究有何种贡献。 3、介绍方法,阐述清楚自己的研究思路。 4、简单明了地把结果或者结论告诉读者,如果他们有兴趣会认真去看论文的主体部分,否则。。。 5、例行公事,要把后文的结构安排预告 不要在论文中单独出现文献综述部分,除非是学位论文写作,不然没有必要。第一,没有人去看文献回顾,对于外行来说这就是天书,对内行而言这些都是废话。文献回顾的价值是突出自己研究的贡献,告诉读者你做了哪些前人没有做的工作。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国内所谓顶级期刊的论文引言,有一些真的写得非常烂,根本不符合基本的写作规范,也达不到引言的作用。首先,读者不关心过于“宏观”的事情(比如,彩旗迎风、锣鼓齐鸣,xxxx发表讲话),这种政治性高调在论文中没有意义。其次,读者不关心学派之争,不要去批评某些和你不属于一个流派的作者。最后,读者关心论文的方法和结果,但很多作者在引言里只字不提。三、尾声 实证性文章的结果是报告参数,但其实这些参数的具体值并不重要。这话也许很矛盾,既然我们的工作是围绕着参数进行的,为什么具体值又不要紧呢? 第一,这些参数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它们不是圆周率的pai值,也不是物理中的g值。就算你计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又能如何呢? 第二,参数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问题或者现象。从这个角度说,解读比数字本身重要。 第三,由于国别(或者地区)差异,很多参数并不具备普遍性,也很难真正解释世界。不能夸大参数的作用,这一点国内研究做得非常不好。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无限夸大参数估计的力量,使得很多人迷失了方向。小小的总结: 从结构看,摘要和引言最要紧。因为审稿人不看内容,单凭这两部分就可以拒搞。 从内容看,数据描述和模型设定最重要。因为这部分往往是错误最集中的地方。
《生活中的经济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和吉蒂·贝克尔的经典之作。提起经济学,不少人总会将其与枯燥、深奥划上等号。其实,就像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大街上女孩子裙子的长短来分辨经济景气程度一样,生活中的不少事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又是另外一番风景。生活中有很多的经济学知识。我每天回家,都要在一个车站起点站候车,总能看见一个卖报的老伯,时常在他那买份报纸,也就熟络起来。一天晚上回家,卖报老伯也搭上了这部公车,正好坐在笔者身边,便和他闲聊起来,健谈的老伯谈起了在车站卖报纸的经历。原来,老伯前几年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便打算卖报赚点钱。经过挑选,发现这个车站的人流量大,可是附近已经有了两个报摊。老伯脑筋一转,就决定不设摊,直接在等车的人群和车厢中卖。为此,他先和车站管理员套起了近乎,每天给车站办公室送几份报纸,逮着机会就诉诉苦。结果,管理员一心软,主动提出让他到车站来卖报纸。当然,那几份报纸老伯都不会忘记送。卖了一段时间后,老伯发现:等车的人中一般男青年喜欢买报纸、有重大新闻时报纸卖得特别好。于是,他开始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体育类报纸;每天叫卖报纸时,也不再喊什么“晨报、晚报、足球报要吗?”而是根据新闻事件来叫:“中国足球队兵败如山倒、刘翔火拼周杰伦等等。”果然,这一招十分见效,不少原先没打算买的人都纷纷解囊。我们不妨尝试用经济的语言来解读以上的做法,那就是:和车站管理员套近乎、送报纸——制定公关策略,公共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不设摊,在等车人群和车厢中卖报——差异化营销,进行渠道创新,变店铺销售为直销;改变叫卖方式——通过销售数据和产品分析,实现自己独有的销售方式——这正是目前国内营销界炒得红火的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独特的销售主张的英文简写)概念。最后,老伯还说,他打算进些畅销的杂志,改变目前只卖报纸的局面。对此的经济解读可以是:产品线延伸,实现产品的多元化。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有很多的例子。为读书无用,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就是大学生就业难。现在大学收费这么高,动不动就要农民几十年的收入,教育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市场过程,没有多少人有能力为了“兴趣”或“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奢侈的理由去读书。对教育机构来说,它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对学生及其家长来说,他们追求的则是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就是毕业以后的好工作和高收入。如果无法就业,则相当于买了一台不会制冷的冰箱,效用等于零,又不能退货和保修,那当然就是“无用”。现在我要追问的是: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8%,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美国的35%了,为什么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就业难呢?在我看来,关键在于,由于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失误,中国在全球的产业分工中被锁定在了一个低端加工业的位置,需要的仅仅是一些受过中等教育的蓝领工人(有大学生顿悟:“读太多书没用,初中就够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白领工作岗位提供给大学生。排斥大学生的机制是这样发生作用的:为了尽快提高精英阶层的消费水平,中国的消费品产业往往采取了直接从国外进口生产线的方式,结果使中国自身的装备工业(即生产线的设计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技术)由于失去了市场而在整体上陷入困境,大量国企破产倒闭,大量的白领工作岗位也因此丧失。理解了这些原因,我们就能够明白读书究竟为什么会“无用”了;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他们“不能转变观念”,为什么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可耻言论了;我们也能够明白教育部门在专业设置、扩招与否上大做文章对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了其实,经济学也是平易近人的。
简论犯罪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与反思【论文摘要】广州市少教所某犯罪青少年个案为例,采用契合点、引爆点与扩散式介入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先后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及增权理论进行实践方面的介入,再对实践过程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进行反思,试图说明犯罪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介入需要以人为本,不仅要提供直接服务,也要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最终实现助人自助。一、案例概述 (一)案例来源 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简称少教所)所始建于1986年4月,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专门收容教育16周岁以下收容教养人员和18周岁以下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的场所。本案例选自专为帮扶解教青少年而设立的公益社会工作项目——“展翅计划”。“展翅计划”是由广州市少教所、广州市少年宫和廖冰兄人文基金会三方合作的专业矫正社会工作项目,旨在探索一条协助解教少年成功回归社会的道路,总结成功案例,最终推广至各帮教部门机构,把刑释解教人员的回归工作重心由政府部门转移至社会力量。 广州市已于2009年全面铺开社区矫正,这项任务主要由各街镇的司法所承担。由于政府工作的开展把工作重心放在街道社区中,以广州市少教所的情况为例,所内接受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中,超过75%的是来自外地农村及其他落后地区,广州本地区的未成年犯所占比例并不大。他们解教以后也会选择留在广州地区或附近,但由于自身户籍原因并不属于当地基层街道的管理范围,对他们的社区矫正工作无从展开。其次,政府方面的帮教大多停留在技能培训和工作介绍上。解教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和社会能力才是他重新融入社会的关键,政府的帮教工作在这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协助这些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在接受专业的社会工作矫正后重新融入社会,是一项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意义的任务。 (二)案主基本情况 案主:男,15岁,文化程度为小学五年级。8岁前与父母同住,后被父母抛弃,由姨妈抚养,11岁时被人拐卖给养父母,与养父母共同生活两年后又遭遗弃,13岁随同伴到深圳、广州等地流浪。后因“抢夺”进入少教所,一年后解教,在所内表现良好,入所前无工作经验。案主解教后由“展翅计划”继续跟进帮教,笔者负责跟进该个案。 案主出所后首先面临的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笔者尝试链接各方资源,由街道提供“中途宿舍”解决了住宿问题,由基金会提供每天10元,为期一个月的临时补贴,共同协助案主渡过这段时期。案主在出所后三个月内换过六份工作。其中第一份工是由基金会协助联系某工厂工作,但三天后笔者接到工厂负责人来电,称其在前一天晚上带着一些随身的东西离开了工厂没再回去,同事发觉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遗失,笔者也无法联系到案主。一段时间后案主主动联系笔者,并陈述在此期间先后做过洗头工、发广告、收购旧手机等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送外卖。 二、案例分析与介入 (一)介入方法 1.契合点及其运用。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调查统计,青少年在刑释或解教后三年内重新违法犯罪率为34.6%,个别地区超过40%,而且青少年重新犯罪呈现出由一般犯罪到严重犯罪,由犯单一罪到犯数种罪行的趋势,犯罪青少年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将背负更大的机会成本。种种情况促使更多有责任感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契合到一起,希望能够为这些曾今“迷途的羔羊”做一些事情,帮助他们也帮助社会减轻压力。从解教青少年的需求出发,笔者与该项目负责人一起,链接了广州市少教所、广州市少年宫、廖冰兄人文基金会、成长动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志愿者、街道社区以及其他合作方的资源,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个人,都在为为满足解教青少年的需求,协助其回归社会的过程中找到了合作的“契合点”,在“展翅计划”这个项目的平台上共同为犯罪青少年提供服务。 2.扩散式介入法——由引爆点扩散到其他介入点。“引爆点”这个词最先被广泛应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被用来描述美国东北部旧城区的白人突然纷纷迁往郊区的现象。社会学家们发现,当迁入某一居民区的黑人比例达到一个特定的点——20%时,整个社区就会被“引爆”,仍然居住在这一社区的白人们会立即迁离。引爆点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像沸点和临界点。在本案例中,案主已刑释离开少教所,即少教所不再负责解决其日常的吃饭与住宿问题,随着离开少教所,案主与所内的朋友及教官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松动。案主出所后,衣食不保、居无定所,缺乏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加上有犯罪前科并且没有身份证,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如何在案主的过去经历和现在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一个“引爆点”来介入,这是社工需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运用契合点、引爆点与扩散式介入法对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案主出所后面临的最紧迫的需求便是生存的需求,在满足案主生存需求的过程中社工需要链接各方的资源,各个功能部门也因此联系到一起,社工“一触”,大家“即发”,从而更好地为解教青少年提供服务。笔者将这个切入点——“生存的需求”称作“引爆点”,将引爆点扩散到其他方面后开始我们的介入,不再单纯的分为个案、小组、社区、政策四个层面介入,而是通过结合案主自身的需要与案主所处的现实环境,制定介入方案,为案主提供整合的社会工作服务。
小女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生,想研究农业,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现在开题在即,求高人指点
[论文写作规范]如何写实证经济学论文(三)
怎么发表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