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章当中的文献索引与注释方法(一)基本方法在文中引用文献(包括引用原文)时,不作注释(无论是脚注还是尾注),而是在引用处加一括号,括号中注明:(1)作者姓名;(2)出版年份(不注月份),包括刊物的出版年份;(3)如有必要,注明页码。几种具体情况:(1)基本方法举例:例:“这就是有人所说的‘短期行为’(李四,1989,第34页),……”。(2)不需注作者,也不需注页码:例:“…这一点张三(1990)已经有所论证。”(3)作者引用自己的文章,也需注明人名。例:“笔者曾对此做过说明(王五,1987)。”(4)正文中若直接出现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可只注出版年份及必要的页码。例一:“这就是李四在《论供给》(1988)一文中所论述的。”例二:“张三在《论需求》一文中指出:‘需求是经常变化的’(1990,第57页)。”(5)同时引用多篇文章时可在一个括号中一起注明,不同作者的文章用分号分开。例:“不少人都曾指出(张三,1987;李四,1990),……”。(6)同时引用一位作者的多篇文章时,可在一个括号内注明。例:“王五曾多次指出这一点(1987,1988a,1988b,1990)。”(二)译文与外文文献注释方法(1)引用中译本文献,文中仅注明:作者的中译名;中译本的出版年份;必要的页码。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剩’(约翰,1990,第4页)。”(2)引用外文原文文献,在文中直接注原文人名,不必翻译(人名一般只注姓)。例:“这就是有人分析过的‘短缺’(David,1985,p.55)。”(3)既有中文文献,又有外文文献,分别注中文与外文。例:“不少人就此作过论述(张三,1988;John,1989)。”二、文后参考文献编排方法(一)基本方法:每篇文献按以下顺序注明(1)作者(们)的姓名;按姓氏拼音的第一个拉丁字母排序。(2)出版年份;若同时参考同一作者同一年发表的几篇文章文献,在年份后加注字母a,b,c等。(3)文献名。(4)出版者或刊物名称;若为论文集,要注明,并注明编者。(5)第x卷,或刊物期号。(6)第xx—xx页。例:张三,1989:《论市场》,《经济研究》第8期。例:李四,1991a:《论计划》,经济出版社。例:李四,1991b:《论计划与市场》,载于王五编《计划与市场》(论文集),经济出版社,第59—69页。(二)译文文献编排方法(1)译文文献以作者的中文译名打头,再接出版年份。(2)出版年份仅注所引文献中译本的出版年份。例:“约翰,1978:……”。(3)译文文献的中文标题。(4)在文献名后可注明“中译本”。例:“约翰,1978:《论需求》,中译本,译文出版社。”(三)外文文献编排方法(1)所引文献为外文原文,不论世界上是否存在该文的中译本,都可按外文原文文献处理。(2)以作者姓名原文打头,姓名必须首字母大写;姓在前,并用逗号与后面的名隔开;名用缩写时,必须用实心点标明。(3)出版年份。(4)文献标题。每个实词应首字母大写。如果所引文献是文章,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如果是书籍,不用引号;(5)杂志名或出版社。如果是杂志,用斜体表示;如果是出版社,保持正体。(6)第x卷,或刊物期号;(7)以上各项在同一行连续排列,中间用逗号隔开。例:John,D.,1956,“OnDemand”,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Feb.,PP15-25.例:John,D.,1956,OnDemand,OxfordPress.(四)参考文献总体排序方法(1)中文文献(包括中译文献)按作者姓氏拼音第一个字母单独排序。(2)外文文献也按作者姓氏拼音第一个字母单独排序。(3)同时有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时,为整齐起见,中文文献全部排在外文文献之前。三、关于其他注释:按上述方法注释参考文献时,其他与文章内容有关的注释(如脚注),不受影响,所不同的是:在内容注释当中所涉及的文献,按正文中同样的文献注释方法加注。
转载《经济学家茶座》48辑王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育长期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希望到2020年初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因此,国家重点支持的“985高校”的建设进程也随之提速。笔者所在东南大学要求每个学科都要争先进位,因为学校的排名最终取决于各个学科的竞争力。在以工科见长的高校里,人文社会科学向来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经济学也不例外。但2009年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估结果却让学校高层有些意外:应用经济学取得了全国第18位的不俗成绩,甚至略高于学校的整体排名。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如何继续争先、怎样持续进位的压力。 我们的Dean徐康宁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学术至上的治院理念,坚信衡量学术水平最根本、甚至唯一的标准就是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发表。他提议用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来寻找经济学科在全国的位置,进一步从国际层面来探求将来的发展路径与目标。一、国内经济学权威学术刊物的发表 国内对于经济学权威刊物没有统一的认定,不同的学术机构都有自己的偏好和评价标准。根据我们的学术判断,同时参考了其他主要学术机构的规定,给出了争议可能最小的交集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代表了大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虽然经济学文章占得比重不大,但其政策性强,影响面广。相比而言,《经济研究》在理论层面代表了大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他几本期刊大多专注于微观经济、世界经济、金融学和经济政策研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尽管取样期刊的数量较少,但这无疑代表着大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考虑到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不平衡性,增加期刊种类难以确保论文的发表质量。依据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的署名单位进行简单加总,进而对国内大学经济学学术研究(不包括大学之外的学术机构,如中国社科院)水平进行排序,样本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年1月-2010年3月。鉴于本文强调论文的学术性,故排除了刊物中的小字和会议综述性文章;同时,由于最新期刊的传递和全文数据库的某些缺失问题,样本中遗漏了少量的几期杂志。所有统计上可能存在的不当之处,提前请各位同仁见谅。情况见图1:http://www.cenet.org.cn/userfiles/2010-12-29/20101229002458737.jpg对上图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对国内高校经济学学术研究水平进行如下的判断:1.第一阵营(前12名)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可能还将继续拉大与其他机构的差距。对集团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机构都是由于建国后的学科调整所形成的“世袭贵族”,学科积淀久远,并且长期得到国家扶持,贵族气息浓厚。“新晋权贵”包括: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清华的崛起毫无悬念,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加之举全国之力的资金支持,想必其志远不在此。由于浙江大学合并了原杭州大学,并以老杭州大学经济系为班底组建了经济学院,同时原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也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因此,浙大还是散发着迷人的贵族气息。真正值得尊敬的应该是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以同城兄弟南京大学为例,其经济学科的家底并不殷实,直至上世纪末才获得了第一个博士点,但是十年之后南京大学已成为大陆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如以人均产出来衡量学术水平,排位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2.第二阵营(第13-22名)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前有阻力,后有追兵,面临着进一步洗牌的可能。该阵营的内部结构与前者相似:东北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为重点专业性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老牌经济学研究基地;西安交大和湖南大学分别合并了原陕西财经学院和原湖南财经学院。上海交大则借助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一度大肆扩张,但其近两年在高水平刊物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呈现逐渐疲态的态势;相反,山东大学在稳步前进。3.第三阵营(第23-30名)的实力非常接近,争先的难度很大,同样退位也非易事。笔者所在的机构也位于其中,但和专业性财经大学相比,规模偏小;毕竟,专业大学是一个整体大学。其他机构和我们具有基本相同的背景,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重庆大学。 客观地评价,上述结果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以徐康宁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方面相继发表了一批高水平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但在其他的主流研究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这也是和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差距所在。二、国际经济学权威学术期刊的发表商学科有三大国际排名: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ofTexas,Dallas)关于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StateUniversity)关于金融学的全球排名和提尔堡大学(TilburgUniversity)对全世界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排名。由于本文专注于经济学学术论文的发表,故选取提尔堡排名。该排名虽然首次发布于2010年,但已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认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甚至在主页上宣布其获得提尔堡排名第四的好消息。提尔堡排名的期刊数据库包括68本权威经济学杂志,但排名只选择了其中的36本顶尖期刊。其中大家熟知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和产业经济学杂志(JournalofIndustrialEconomics)等刊物虽然进了数据库,但仍被拒在36本源期刊之外。排名指标源自指定的36本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2004-2008),论文所属学术机构的认定是指论文发表时作者的署名单位。按照国际惯例,多位作者共同发表时可分别计入不同的署名单位,但同一学术机构的合作发表不可重复计算。最终排名是所有发表文章的简单加总,没有考虑不同杂志的影响因子(或权重)。国际排名情况详见图2:http://www.cenet.org.cn/userfiles/2010-12-29/20101229002459966.jpg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以34篇和32篇分列大陆地区的第1和第2位,厦门大学(12篇)、上海交通大学(8篇)和上海财经大学(7篇)也在快速跟进。相比而言,在国内论文发表数量位居三甲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仅得一分,在研究水平的国际化方面表现不佳,而南京大学甚至被排除在榜单之外。把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大陆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表现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超过了东京大学(29篇)、香港大学(24篇)和国立台湾大学(20篇),并且和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差距也很小,其在未来几年跻身亚洲5强将不存在太大的悬念。就顶尖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无愧为亚洲一流,其中北京大学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篇)、《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篇)、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JournalofEconomics)(1篇)上表现不俗;而清华大学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了,其中《美国经济评论》(AER)(3篇),《计量经济学》(3篇),《金融经济学杂志》(3篇)。但从总体上来看,大陆经济学整体研究水平在亚洲仍属中游:日本有六家学术机构排名亚洲前25,总计发表了128篇论文,而大陆只有三家挤身25强,发表论文总数为78篇,且绝大部分研究机构只发表了1篇论文。从世界标准来看,大陆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北京大学也没有进入前100强。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551篇)仅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了113篇,如果以60篇(78位)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门槛值,北大和清华仍需加倍努力。三、几点思考1.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是大陆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在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笔者坚信,不出三年,衡量国内第一阵营的标准将弱化国内期刊,强化国际期刊的发表,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在今年长江学者的评选中已经给出了强烈的信号,经济学科最终入选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都有很好的发表记录,包括最顶尖的《计量经济学》,学术水准比往年有了质的飞跃。有远见的学术机构,如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在4年前就开始实质性的推动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未来的3-5年将逐步进入收获期。相比而言,人大、复旦、南开和武大四大传统研究重镇在研究的国际化方面乏善可陈,但其校友网络遍布北美知名经济学研究机构,如能迎头奋进,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否则会有出局的风险。南京大学近十年来是“本土化”发展成功的典范,但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如若不能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提前出局。 2.中国元素、主流分析工具与国际同行的关注是成功实现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构件。纵观大陆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的发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基础研究和中国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可以是算法的改进,也可以是提高了研究方法或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等领域。不过,大多数研究、或者说真正引起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但成功的中国问题研究需要同时具备前面提到的三个构件:首先是中国问题;其次要在主流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最后是问题本身和研究结论对国际同行要有一定的吸引力。钱颖一(1994)在预算软约束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短缺的原因和结果,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后获得了较大影响。仔细分析,他巧妙的把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分析工具方面我们和国际同行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问题也可以找出一大堆,为什么这样的文章难以被匿名审稿人接受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提出吸引国际同行关注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找到有趣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这就需要大陆学者静下心,细细观察社会现象,并对其加以提炼与总结。同时,我们还具有特别的“优势”:大陆50岁左右的学者经历了两种体制间的转变,对中国问题有着敏锐和深刻的观察;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主流分析工具驾轻就熟,如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大批量引进海外学者是迅速提高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大学具有身份组织的典型特征:如新教员有人门门槛、教授制校和同群效应。其中,研究人员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内其他人员的研究水平。和高水平教授合作,可以更快地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也更容易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由于历史原因,大陆学术机构原有教师存量的研究水平不高,高水平的海外学者被引进来之后,很难在现有机构中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长此以往,必将葬送其学术生涯。这对新毕业博士的影响更大,几年之后,他们可能就再也没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可能了。这就是北大、清华、上财和厦大大规模引进外海学者的原因所在,特别是需要吸引在国际一流期刊上有发表记录的学者,唯有如此才可以提高引进的效率。这样做是否有歧视本土博士的嫌疑呢?其实不然,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从去年开始也在招聘优秀的国内研究人员,随着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本土博士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但就目前状况而言,北美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培养水平在总体上还是比国内好得多。当逐步有本土培养的经济学博士可以在世界前100名的学术机构获得职位时,大陆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可能就真的国际化了。 4.挤身第二阵营是东南大学经济学学科未来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不进则退,别无选择。学术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人才的争夺和培养上,如何吸引海内外优秀学者的加盟,同时创造条件提高现有存量队伍的研究水平是摆在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对学科发展要有一个前瞻性的规划,在固守现有主流研究领域的同时,要寻找交叉研究的生长点。客观上讲,在经济增长、微观金融等主流研究领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具备和一流学术机构全面竞争的实力。但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环境和公共经济领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提前布局,组织团队,提高高水平文章的发表强度和影响力,并争取在个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化方面有所突破是学科进位的关键所在。不得不承认的是,前面的路还很曲折。
重读旧文,重温已故学人浦山先生的事迹和学术品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时光荏苒,深受世界经济学界同仁尊敬的浦山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为了纪念浦山教授,世界经济学会决定设立浦山世界经济学论文奖。设立浦山世界经济学奖不但是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研究的发展;而且是为了弘扬浦山教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浦老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40年代浦寿山(即后来的浦山)博士是与克莱茵、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50年代中期,浦老重返经济理论研究。但是,他已经永远告别了西方经济理论前沿,而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研究。浦老在1972年所撰写的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发展新趋势的论文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进展。在70年代末浦老和世界经济学界的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后来他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浦老“述而不作”,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也大都用的是笔名。80年代以后,尽管浦老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但他依然不太愿意动笔。因而,除了浦老的老友和少数一些同他十分接近的晚辈外,学界的大多数人对浦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造诣始终不甚了了。浦老生前告诉我,熊彼特当年曾经说过,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在25岁(也许是23岁,我记不清了)之前不能创新,25岁之后就不可能创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大概是早就辉煌过的浦老在重返经济理论界之后懒于动笔的原因之一吧。浦山教授在上世纪40年就学于密西根大学,专业是经济学与数学。其后在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攻读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早在1945年就是共产党员的浦山教授回国参加“抗美援朝”。在中美停战协议的谈判和签署过程中,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浦山上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浦山教授的好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克莱因教授曾回忆道:“我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读到,朝鲜停战谈判中出现了这样一位参加者,他英语纯熟,在严肃的英语文学上训练有素,经济学知识非常广博。我马上想,这个人不是浦寿山又能是谁呢?”在朝鲜停战谈判仍在进行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派飞机把浦山教授接回北京,向他征求某重大问题的意见。后来浦山教授成为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秘书,跟随周总理参与了共和国早期的大量外交活动。当一位受过最完善的中西教育,充满报国理想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突然降临。同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精英一道,浦山的名字在那些熟悉他,对他报有极高期待的朋友中间消失了(克莱因教授曾多次同我说,浦山是他们一群人中最年轻、最优秀的一位)。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得到知道浦山这个名字的机会。在80年代的国际会议上,我常常诧异于在国内并不知名的浦山教授在国际上竟是如此知名。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和华人经济学家都曾对我说,如果浦山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一定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浦山的严于律己是全院闻名的。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浦山到美国教书。回国后数万美元收入悉数交了党费。在历次出国中,所有收入也一律上交。1985年我同浦山同志一道访问日本。一回国,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日本的收入(稿酬)全部上交没有。我告诉他,根据国务院文件,我可以保留一部分收入。他不肯相信,直到我把文件拿来念给他听,他这才作罢。90年初,他再次到美国讲学,又再次把相当部分收入上交。一直到80年代末,浦山夫妇一直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不足100百平方米的3居室单元。直到去世之前,浦老夫妇居住条件的唯一改善是由与别人合住改成自家独住,由住在第五层搬到了第三层。外交学院内的老楼没有电梯,而浦老由于腿病再也爬不动五层楼了。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想拜访浦老。浦老婉拒的方法很简单:“你爬得了五层楼吗?”浦山在1970代末复出之后,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领导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当国际金融界正在等待这位杰出的学者外交家出任世界银行中国执董的时候,浦山却悄然回到了学界。当中国刚刚开始恢复在关税与贸易组织合法地位的谈判时,浦山应邀成为外贸部“复关”谈判的顾问。198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大型国际会议时,浦山被邀请成为了他的外事顾问。在80年代我经常陪同浦老参加外事活动。浦老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幽默感和纯熟的英语,无不给见过他的外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浦老和外国对手的辩论中,浦老从来没有处过下风。你可能不能接受浦老的观点,但你找不到浦老的逻辑漏洞。即便是那些政治观点与浦老大相径庭的外国学者和官员也对浦老也尊敬有加。有一次,在同一位外宾谈话的间歇中,浦老暂时离开会场。会客室里只留下我和那位客人。这位重要国际组织的总干事望着浦老渐渐离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对我说,“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我们非常不同、浦老从来都是敬谢不敏的华人学者对浦老的评价是:这是一位真正的gentleman。每次同浦老一起参加外事活动,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集学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领导而感到自豪。这也是当年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人员的普遍感觉。在初期,我并不清楚浦老的哈佛背景,我们谈论的大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类的问题。后来一次在讨论我的一篇论文时,浦老狡黠地一笑,突然问我,“你假定收入在工资、利润完全分配干净,其理论前提是什么?”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他对那些他所称之为“垃圾”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外行。80年代中期的一天,所里讨论股票市场问题。发言者云山雾罩,听者一头雾水。听众中的浦山所长可能实在不耐烦了,于是开始发言。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关于股票市场的启蒙教育。我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第一次听到“margin”的概念。“曲高和寡”,在形式化的经济理论的掌握上,浦老同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差距太大,我们甚至不能判断这种差距到底有多大。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多次要求浦老让我拜读他的博士论文,但每次都遭到拒绝。他总是说,那些是Rubbish,不值一读。浦老去世之后,我终于有机会读到他半个多世纪前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读完论文,我才真正认识到为什么克莱因等经济学大师对年轻时代的浦山如此赞不绝口。在论文中,浦山建立了一个考虑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模型,并运用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给定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可能影响。而后浦山又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分析了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克莱因正在从事把凯恩斯(博客)理论模型化的工作,而浦寿山所做的则是把熊彼特关于技术进步的一些重要概念同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相结合,建立一个更为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在这篇论文中,除内升技术进步等概念,浦寿山还讨论了集总、预期等等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不难看出,同克莱茵的工作相比,浦寿山的工作更为困难。但浦寿山取得了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成功。从浦寿山的论文中可以看出,50-60年前的浦山不但谙熟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和当时的各种最新理论成果,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萨缪尔逊所开创的静态比较分析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当年浦寿山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等等。这些数学工具,即便在今天,对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难于掌握的。为了撰写这篇序言,我最近又反复阅读了浦寿山的博士论文。坦率的说,直到现在我也未能透彻理解浦寿山博士论文的全部。我现在所能说得是,浦寿山博士论文对经济理论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在把技术创新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所给出的一个形式化的经济周期模型。在经济文献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形式化理论汗牛充栋。但是,浦氏创新-周期理论则是“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当初熊彼特对浦寿山试图把自己技术创新-经济周期思想变为一种严格的形式化理论颇不以为然。大概他不认为这种尝试会获得成功。出乎他的意料,浦寿山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于是,熊彼特竭力劝说浦寿山留下来一同发展他的理论。但是,浦寿山毅然决然地走了。当浦寿山-现在的浦山重新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年以后了。浦寿山所开创的研究路线早已被经济学家们,包括浦山自己所遗忘。这真令人扼腕。我衷心希望,经历过IT革命冲击,对经济创新的兴衰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经济波动有切肤之感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能够完成浦老未竟的研究。浦老是一位为自己的信念而生的人。他不愿意谈论自己,也不在乎人家对他有什么评价。“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我还是要说,浦老是我们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浦老在生前把一切都交给了党组织。当他身患绝症的时候,浦老的家人不得不通过种种办法为浦老筹集医疗费用。浦老去世之后,浦老夫人陈秀煐把浦老家族为浦老治病所筹措而未用完的10万人民币悉数捐给了世界经济学会,希望世界经济学会能用这些钱做些有用的事情。经过反复考虑,世界经济学会决定把这10万元作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种子”资金,希望世界经济学会会员能够学习陈老师的榜样,为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建立尽一份力。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老一辈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面对重重困难和种种诱惑不懈怠、不放弃,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为在学界树立良好的学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建立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基金的努力一定能够得到世界经济学会同仁的鼎力支持。
区域经济学论文1(2000-2007年)209篇,并附有目录:论文1目录1、“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模式与机制2、1997年以来中国副省级城市区域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3、FDI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4、FDI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5、FDI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关系_基于索洛模型的实证检验6、SWOT与区域经济战略发展研究7、SWOT在区域研究中的应用综述8、安徽区域经济差异分析_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分析9、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问题研究10、产业集群培育与区域经济竞争力分析1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区域差异性分析12、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影响13、创新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14、从GDP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15、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看我国的人口流动16、存储区域网功能的研究17、地理邻近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及其启示18、地区收入差距_剩余劳动力流动与中西部城镇化_省略_国区域发展的经验对托达罗_菲尔19、对提升邯郸为四省交界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认识和思考20、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聚类分析21、对中国区域经济条件收敛性的实证检验22、港口物流与福州市区域经济发展探究23、关于国内区域创新体系不同模式的比较与借鉴24、关于区域竞争力理论的回顾25、关于人口质量区域差异的聚类分析26、广东区域发展竞争力_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不同经济体比较27、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与对策28、国外区域创新系统具体地区的实证研究述评29、海南建省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研究30、海峡西岸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探析31、缓解发达地区省内区域经济差距的区域政策研究_以广东省为例32、灰色评估方法在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的应用33、灰色系统理论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34、基于LPSVR的区域经济发展预测算法35、基于SWOT分析的陕西区域创新能力评价36、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优势产业内涵探究37、基于层次分析的广东区域竞争力评价38、基于改进梯度系数的区域产业转移特征分析39、基于灰色关联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竞争力关系研究40、基于灰色神经网络的区域物流需求预测41、基于货运结构的区域物流发展灰色关联分析42、基于聚类和ARMA时间序列的I_O区域预取43、基于模糊判别模型的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209、资源型地区区域创新系统分析
http://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657887759/Image/2ESIY70WWMP7}@(M$8I3V~J.jpg[im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6)K1${4N0T[WZG`1OF8B{EN.jpg[/img]本卷所选论文之研究主题,一般被称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乃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石,绝大多数经济学命题皆出自其分析框架。公正地说,今日学者若没有认真研究过理性行为理论,他就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理性行为理论正是交换和贸易理论的基础。本卷研究和扩展的模型之所以被称为“古典模型”,含义有三:第一,就该模型的研究主题而言,其早期开拓者乃是秉承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几位学术大师:李嘉图、图伦(torrens)、穆勒、马歇尔和埃奇沃斯,他们通常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家。第二,就该模型的研究方法而言,其基本假设是充分就业经济,不同于‘’凯恩斯模型”,后者假设经济体系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第三,就该模型的学术地位而言,它们为整个经济理论确立了规范,位居经济理沦体系的核心,至今依然是现代经济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
CoaseJLE1960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CheungthenatureofthefirmCOASETRAGEDYOFTHECOMMONSDoesvoluntaryparticipationunderminetheCoaseTheorembudget-balancingincentivemechanismsthecoasetheoremsomeexperimentalteststeveng.medema0730bookLimitstoenvironmentalbondsquasi-concaveprogrammingOnTaxationandtheControlofExternalities-Comment1974theuseofstandardsandpricesfortheenvironment1971[此贴子已经被squarekiss于2008-8-2613:25:26编辑过]
附件中是2009年第九届经济学年会论文中区域经济学组的论文集,包含15篇文章:1:大中城市农地非农话过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2、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3、技术进步、生产效率与区域经济收敛4、贸易自由化、要素分布和制造业集聚5、区域产业转移中企业区域决策实证分析--以食品制造业为例6、区域协调发展的组织理论分析7、增长极与中心地--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8、长三角地区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对长三角16市的考擦9、中国城市化滞后成因极化解--一个新的分析框架10、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变--1985-200711、中国区域工业研发、产学合作与创新产出--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12、中国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1985-200713、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14、中西部技术效率低于东部吗--基于共同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15、专业化与城市规模:一个垄断竞争的单中心城乡模型
[Point=2]这是导师给的,不错
【经济学动态2013第3期】进入新世纪后,许多经济学期刊,特别是权威经济学期刊,带有数量模型的学术论文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模型的广泛应用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随之也遭致了不少诟病。这种模型泛化现象本质上是经济学学术论文中数量模型研究与应用的一种乱象,其表现多种多样。在现今学术期刊注重论文学术水平、学术规范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以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认识这一现象。经济学研究需要有认真科学的态度,经济学家需要有严谨务实的学风,经济学论文应该追踪理论前沿、引领学术方向,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具体问题,尊重客观事实、彰显科学精神。http://www.nssd.org/index.php/Index/content/PaprID/11-1057-F_2013003_I_0003
经济学究竟是思想重要还是数学模型更重要?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好的经济学论文应该与社会需求和社会实践密切相联。但是,从我国现在经济学论文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文章实际上缺乏或是没有现实基础。好多年青博士或年青教授,从小到大一直就呆在象牙塔里,可谓两耳不闻民间事,一心只为发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与实际需求有多大联系,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那些问题呢?好像不能。因此,我认为或许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已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许多博士写出来的所谓的好文章,越来越脱离实际,由于学子自己缺少社会经验,更缺少相应的洞察力,因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思想可言。算是一种悲哀了!反过来看,我们也不能小瞧那些根本不懂数学,不懂计量的经济学老先生,有时候他们的经验和社会经历给予他们更为精准的洞察力,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