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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_新闻传播专业毕业论文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 基本原则 媒介生态 所谓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 当前的媒介生态研究已经几乎渗透到传播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方法论、媒介组织、信息传播与接受、受众与文化、媒介政治、媒介管理等等。因此，如果归纳和总结出一套正确、合理的媒介生态研究的原则，无疑对现在和未来的媒介生态研究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导向作用、定势作用和保证作用。我们认为，在现时代，成功而有效的媒介生态研究必须遵循和坚持以下六条原则： 一、整体优化原则 媒介生态系统具有自然的有机整体性。这一领域的特点是不仅把传播作为其研究主题，而且把注意力转向与传播有关的整个领域。[1]媒介生态学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活力、饱含生机、拥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有机整体，当然，那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的媒介生态领域。平时，媒介似乎有点散漫，甚至有点各自为政，然而一旦面临危机，它们就会立即形成具有整体特征的一座堡垒、一道长城，充满斗志和激情。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说的是不经约束的部分之和会小于整体，但也要认识到优化组合的部分也可能等于或大于整体。整体与部分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并非不可分割，只要依据分割同一性、同质性、科学性的原则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再现整体性。因此，不论是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还是从媒介管理学或传播学的角度，我们都应该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观念来研究媒介生态，强调媒介的信息传播、经营管理要与社会系统的生态需求保持协调一致、和谐融洽，既有利于人类的物质文明，也有利于人类的精神文明，使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效益达到最佳。 二、互动共进原则 万物相互关联。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媒介生态学，主张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之间和谐协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携手并进。恩格斯早就对人类征服自然雄心壮志提出过质疑：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2]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自然的许多胜利都是有代价的，并且代价往往过高，经常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观念，科学利用人媒介社会自然之间互利共生的生态关系，保持媒介生态系统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有序和动态平衡，寻求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达到各方的互惠互利、和谐共赢。 三、差异多样原则 早在2000多年以前，周太史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著名命题，指明了系统的和生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作为差异性、多样性的统一和异质差分要素的有机统一，是以异质对立要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和，和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存在的，也是在差异和对立中发展的。以他平他，相异事物的相互协调就能发展；以同裨同，相同事物的重复叠加，就会窒息生机。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是生态动态平衡的重要标志和生态合理序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丰富资源生态位、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正确对策。目前，尊重差异，提倡多样，已成为当代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 (Umberto Eco，1999) 甚至认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相互尊重与差别共存。他说，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遵循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原则，重视差异，提倡多样，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四、平衡和谐原则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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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2013博士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办法_厦门大学考研网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2013博士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办法_厦门大学考研网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2013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办法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申请-考核制”方式录取博士生招生方式面向优秀硕士毕业生，此类考生参加学院组织的综合考核，不参加学校组织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一) 报考条件：报名参加“申请-考核”方式录取博士生的人员需符合以下条件：1）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全日制（双证）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满六年（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2）报名人员需具有较好的学业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在某一领域或某些方面有特殊学术专长，或重要学术成果。3）通过“申请-考核制”的博士生，其培养方式为非在职全脱产培养。(二) 报名材料要求：1）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登记表》；2）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提交所在单位研究生院或研究生部的证明信）；3）硕士课程和本科课程成绩单（须授课单位盖章）；4）历届硕士毕业生提交学位论文和对论文特色的自我评述（800字以内），应届毕业硕士生可提供硕士期间的工作介绍、主要结果和特色的自我评述（800字以内）；5）2封与所申请学科相关的正高职称专家签字的推荐信；6）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学研究计划书（不少于2000字）；7）学习和工作经历、经验、能力、特别成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8）提供外语水平证书。（三）申请材料的审核学院收到考生的申请材料后，院系研究生招生秘书负责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初审，将符合要求的材料递交院系专家导师组审核。专家导师组对考生提供的申请材料所体现的专业基储学术背景、科研经历及成果、专家推荐情况、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等，进行认真评审并给出成绩。学院根据评审成绩从高到低和差额比例的原则来确定入围考核名单，通知入围者参加考核。（四）考核方式：1、 综合能力考核(占总成绩40%)：考核形式为笔试，包括两部分内容：（1）专业基础知识：主要考察专业相关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灵活运用能力，不指定参考书。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100分。占总成绩20%（2）英 语：采取自主命题考试方式，由相关方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命题，普查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形式不限。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100分，占总成绩20%2、综合面试(占总成绩60%)由“考核面试专家组”负责综合面试，面试时间不得少于1小时。各面试专家对考生的基础知识、综合能力和科研素质等进行综合能力评价，进行无记名打分。考生最终综合面试成绩为所有专家打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满分100分，占总成绩60%。（1）面试形式：考生PPT介绍个人基本情况、科研经历、学术成果、求学动机等，重点介绍科学研究计划；专业外语口语、听力考核；专家组提问等。（2）面试考核重点：面试主要考核申请人专业知识及逻辑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考察申请人的科研能力，所学专业以及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理解及独立的工作能力等。考察申请人对其未来发展方面的计划和考虑，对自己的科研方向的了解及在相关方向上发展的潜力等。（五）录取：录取依照总成绩由高至底依次录龋拟录取结果由“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批准、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签字后，报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批。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201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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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思考(1)_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泉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思考(1)_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济南泉群、泉城旅游、济南市区与南部山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泉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学思想的指导。本文对泉城济南的旅游资源、影响泉城济南旅游发展的因素、济南南部山区的规划保护以及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开发等题目，从生态学视角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济南 旅游 发展 生态学 我国有泉的城市不少，但唯有济南幸运地获得“泉城”的美称。泉水已经成为济南的象征和标志，承载、孕育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生命和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并赋予其灵秀的气质和旺盛的活力，直接影响着济南的生态环境质量,以至旅游业的发展也与泉水息息相关，正是兴也泉水，衰也泉水。支撑泉城的是济南泉群，它是在地质、地貌、地形、水文等复杂条件的精巧配置下，由溶隙、溶孔、溶***和溶洞构成的岩溶通道和蓄水系统，并有补给、排泄和径流条件互成体系，终极形成的一个完整、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自然生态系统又与泉城历史文化、旅游活动等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泉城旅游资源的生态学解释 根据济南市名泉保护治理办公室实地考察，济南辖区范围内有泉水733处，仅在古城区2.6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泉水136处；又据1983年的统计，济南市区有泉水144处；还有大家熟知的“济南七十二泉”，最早见于金代“名泉碑”，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其所著《齐乘》一书中，具体记载了“名泉碑”上所列举的七十二泉，其中位于济南旧城区内的有47处，分别属于趵突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和五龙潭4大泉群，其余25处则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及章丘明水镇和长清灵岩寺等地。 济南市区泉水的产生是由于济南位于鲁中山区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南依泰山，北临黄河平原，地形为南高北低，高度相差达500多米，由于地下岩层具有很多褶皱并拌有大量缝隙，形成蓄存和输送地下水的脉状地下通道，大气降水渗漏地下，顺岩层倾斜方向北流到市区，碰到岩石断层的阻截和堵挡，隔断了地下水北流的通道，使济南市区地下水位逐渐升高，水压增加，穿过岩溶裂隙在地表沉积物比较薄弱的地方涌出，形成自然涌泉。 影响泉城旅游发展因素的生态学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泉城”就是指济南市区内的4大泉群，都以为济南作为“泉城”其主要景点就是市区的4大泉群，从而导致了游客数目随4大泉群停喷与否而剧烈浮动，尤其近几年4大泉群停喷，泉城旅游遭受到致命打击。实在，真正的泉城不仅仅指有4大泉群的济南市区，还应包括济南市的南部山区等区域。所谓南部山区位于泰山北麓，相当于《济南市旅游发展规划》中确定的济南市郊南部泉水生态保护区，即济南市区南部历城区济青高速公路以南的地区，其范围为北起济青高速公路，南抵历城—泰安界，东起历城—章丘界，西至历城—长清界。而从泉城的泉脉结构来看，南部山区也是济南市区泉水的主要补给源区,是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区域。而且名闻天下的七十二泉中有20％是在南部山区，如柳泉、龙泉、琴泉、苦苣泉、鹿跑泉、水帘泉、避暑泉等，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泉深躲于山林之中。因此，有的专家以为，南部山区才是泉城真正的泉文化核心区。 南部山区间隔济南市区只有1个小时车程，近几年来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市民度假休闲旅游的目的地，每逢双休日和大假期，成群结队的济南市民到这里度假休闲。目前，当地村民和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的低水平开发和粗放式经营，实际上对南部山区资源特别是泉水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 研究表明，济南市区地下水资源主要来自南部山区上千平方公里的补给区。南部山区水源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市区地下水位的高低。南部水资源功能区对济南泉域地下水补充量每年在1．88～2．25亿立方米之间，天天在51．5～61．6万立方米之间。补水时间集中在6～9月份，其它时间为耗水季节。固然，济南市有关部分为节水保泉在该区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济南市区不断南扩，南部山区这块补给泉城地下水的区域面积逐步减少，局部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一定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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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论文摘要】生态学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之一。其基本理论观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当代与现存的主义模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由于特定的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视阈的局限性。 【论文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意义；局限性 随着全球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和突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科学地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生态，对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只满足于人对自然的无情征服，而忽视了人类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产生了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资源浪费、能源紧张、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和生态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阿洛尔明确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菜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豪沃德·帕森斯、阿什顿、博克金和哈维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代表人物有拉比卡、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的学派；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苏俄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究竟如何认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我者王雨辰教授认为，“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探讨过生态问题，而又不以探讨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 目前，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一)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综合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因此，菜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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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试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生态学探讨了的生态危机的原因、实质以及理论方案，提出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善待自然。因此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有利于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叉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路线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论文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善待自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马克思主义浪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新理论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问题、人与自然问题以及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各种理论设想。正确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理论成果、有利于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质，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叉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路线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耍理论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的产物，经历了最初的“从红到绿”、到“红绿交融”再到深层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尽管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的理论观点各有差异．但基本的理论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危机理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特征。“过度生产”表现为以追求利润为动机。它导致技术规模越来越庞大，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生产和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专业化i而“过度消费”表现为人们只是根据消费的多少和品种的多样来作为幸福程度的标准，西方也就进入了后社会的消费时代，这样自然的承受力越来越大，受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加在一起，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而且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危机，这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 第二，异化消费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但这是一个“异化消费”。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而诱使人们在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不足的劳动而至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扩张导致“自然萎缩”和独裁主义协调导致的感情依附商品的原因。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追求商品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操纵、商品装璜的刺激下去疯狂追逐高消费的。人们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因此，不消灭“异化消费”，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劳动。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异化消费”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马克恩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应有的力度。 第三，分散化、化的稳态经济理论。针对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转变和异化消费，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开出了他们的“救世良方”，那就是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主张通过消灭异化消费、限制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建构新型的。如本·阿格尔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以便控制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以展的速度稳定下来，实行经济的零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具体来说，稳态的经济模式要求生产过程的分散化、民主化。要求分散技术、缩小工业规模，节制消费、降低生产率；同时通过和保证收人的制度重新分配财富，使每个人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叉不损害生态系统。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必要时提倡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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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城镇设计的生态学方法初探(1)_工程力学专业毕业论文
三峡库区城镇设计的生态学方法初探(1)_工程力学专业毕业论文 三峡库区传统的城镇形态，因山地、长江的特殊地理环境，既是“山城”，又是“江城”，其空间构成十分独特而美丽，人工建设融于自然，传统文化表现历史发展，建筑组合关系充分反映居民的生活习性，形成了三峡地域富于个性和特色的城镇与建筑空间形态。三峡工程的建设，使众多传统城镇面临重建，而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必然面对大量的城市设计问题。因此，从生态性、地域性、文化性等方面探讨城镇设计方法，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中，是一件十分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工作。 1、城镇整体设计 三峡地域传统城镇空间形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簇群”式的整体构成。这种整体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①建筑组群自身形成整体； ②人工建设与山地、长江的自然环境形成和谐的统一体。因此“簇群”式的城镇整体设计，是一种尊重环境，结合用地条件的生态设计方法。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新城镇设计中，将是发展与运用传统城镇设计方法，延续地方建筑文化的有效途径。 （1）一次性的城镇整体设计。 即充分参照现状用地指标状况与居民生活的需要，吸收传统城镇“簇群”式的整体构成，一次性的建构建筑群体之间有机的秩序，形成城镇的物质与景观印象。 （2）引导性的城镇整体设计。 即遵循城镇发展自然调节作用和建筑活动的再生长性，只做控制性重点设计，留出应有的空间，加以引导，达到所需空间形态。 三峡库区城镇迁建任务重，时间紧，城镇设计很难做到一步到位，因此，在城镇规划设计中，可以考虑用“人为规划”与“自然生长”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库区城镇对形态构成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有：地形、岸线、街道、重要建筑、轮廓线等，对其加以控制和把握，进行重点的设计，其它部分在人为的引导与管理下让其相对自然的生长，让居民参与设计，努力使方案更贴近当地文化和生活。 （3）结合气候和地势的城镇整体设计。 由于长江、太阳、高空气流、蒸发、山顶绿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垂直于河岸、掠过坡面、昼夜方向相反的河谷风。山地传统城镇中连绵不断，级级蔓延的梯道，不但是联系江与城的立体交通，而且是自然之道—风道。同时，跌落式的城镇空间形态满足了建筑对通风、光照的需求；另外，传统的城镇把山顶和后山作为风景区，对公园或背景山林加以保护与建设，起到了减灾防灾、丰富城镇景观、调节城镇小气候的作用。山地传统城镇中长江+梯道+城镇+山顶绿化所构筑的城镇自然空调系统，是适应地域气候特征与地理状况的城镇整体设计方法，在新城镇的规划设计中应加以继承和发展。 2、建筑设计 （1）结合地形地貌的设计。 三峡库区城镇大都建于临长江边的阶地上，用地条件复杂，地势起伏大。先民们在长期的建筑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许多结合地形地貌的建筑设计及营造方法。如筑台法、错层法、掉层法、跌落法、错跌法、悬挑法、吊脚及架空法、附崖法等。这些方法都有效地减少了对地形地貌及地层结构的破坏。 （2）传统建筑形态的继承与发展。 在长期的建筑创作与实践活动中，三峡库区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建筑形态。“跌落式建筑”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此类建筑与地形、地貌、气候、绿化等周边环境结合完美，满足了山地条件下建筑对光照、通风、能源、绿化等的要求，同时，使整个城镇富于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吊脚楼”是传统城镇对岸线处理的常见形式，它可以在常年洪水位之上，又能有效利用岸线，有利于结合地形，通风防湿，满足人们接近水面的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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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古文化的生态学观察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三峡古文化的生态学观察_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三峡考古是一项抢救中华遗产的世纪工程，如何最大限度地从考古资源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峡区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又与其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研究三峡的古文化，人地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环境考古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存背景，而且可以找到古文化兴衰的原因。这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提供一份考古遗址的环境分析数据，而是要借此重建文化发展进程和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夏鼐先生曾力主考古学与相关科学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的研究。这一呼吁在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文试图从我们参与三峡考古的实践，结合其他兄弟单位的研究成果，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三峡库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做一番非常约略的观察，希望能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启示。 古环境的观察 三峡古环境研究自世纪工程上马之初就已经开始。１９９４年，周昆叔先生对部分库区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的，注意到造成瞿塘峡东西两侧一级阶地形成早晚有别的古水文因素，并认为这曾是影响早期先民生息的重要原因，东侧的遗址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而西侧要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的明显迹象。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虽然瞿塘峡西侧也发现了时代较早的地点，但是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 朱诚等认为，人类居住面与河水面的相对高程变化反映了水位的变化，他们通过定义遗址平均离河面的高度指数并与其他地区对比，发现遗址的高度在波动中上升，并滞后海平面变化２００年。此外，他们还以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遗址数量为依据来定义文化发展指数，以此判断气温变化趋势。 此外，一些学者从考古地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区域聚落形态演变和遗址个案分析探讨了人地关系问题。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孢粉分析是古植被和古气候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在三峡的考古发掘中全面采集孢粉似乎还没有成为一种惯例，因此给长时段环境变化观察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发现，古遗址中可能由于当时局部环境的人为改造，从文化层中采集的孢粉往往较为贫乏，有可能并不反映区域性古环境的面貌和变迁。因此，孢粉资料的采集和积累应当和器物的采集一样受到充分的重视。 目前我们仅仅掌握了三峡大宁河流域和万州地区５个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分别由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考古队采集，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检测。虽然极其有限且难窥全豹，但是我们还是想勉为其难地从这些支离破碎的环境信息、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来探讨一下三峡古文化发展的问题，并期望后续的研究能够补充和纠正我们的看法。 万州武陵镇麻柳沱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商代、东周以及明清的遗存，孢粉主要采自堆积最厚的东周地层，共发现１３个科／属。其中包括栎和松２种木本科／属；禾本科、藜科、莎草科３种草本植物；凤尾蕨、三缝孢子、铁线蕨等７种蕨类植物；以及环纹藻１种水生植物。尽管凭此难以看出气候的历时变迁，但结合扇形植硅石在地层中较高的比例判断，大致显示东周时期气候相对于近现代更加温暖湿润一些。 林家码头遗址位于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含东周至汉代的文化堆积，生土层中仅见一些河流沉积环境下的蕨类孢子，种类单调，表明属于洪水等快速沉积的产物。近河地带生长着蒿属等草本植物，山地则生长以常绿栎属为主的阔叶林。植硅石组合均是以长方形、方形、扇形、尖形、近圆形和棒形为主，显示当时为一片亚热带植被景观。 涂家坝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为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堆积的年代为商周时期。遗址的堆积环境属于河流相，沉积物粒度多以粉砂为主，有机质和孢粉含量较少。孢子花粉包括１１个类别，其中木本植物仅见松属一种，草本植物藜科一种。蕨类植物孢子８种，环纹藻１种。该遗址早期存在较丰富的植硅石和草本植物，气候暖湿，碳屑含量少。中期除了存在大量草类外，出现了竹亚科的植硅石，可能表明人类对竹的种植和利用加大。气候与早期相似，但草本植物和碳屑含量的明显增多可能与毁林开荒、扩大耕种有关。 张家湾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地处大宁河西岸一级阶地，年代为东周至汉代。该遗址可分出三个孢粉带：底部生土层中，以喜湿润的蕨类植物和木本植物为主；中部东周至汉代为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景观，草地扩张可能意味着强化开垦导致森林植被的退化；人类活动近期，植被主要由喜湿植物组成，可能反映环境恶化导致经常的洪水泛滥。 动物群的特点也可以指示环境变迁。巫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研究表明，当时生活有爪哇犀、亚洲象、虎、豹等大中型野生动物，家畜有猪、水牛、黄牛、犬。麻柳沱东周地层出土有梅花鹿、水鹿、麋鹿、苏门羚、獾、豪猪、野猪等，江里有中华鲟、龟及其他各种中小鱼类、贝类，家畜有猪和犬。据罗伦德研究，随着的增加和活动的强化，峡区的野生动物渐趋绝迹。元明时期象、犀等巨兽已迁往云南和境外，明清时期大熊猫、熊、虎等大型兽类向四周山地迁移，再后豹、野猪、猴等中型兽类大量减少和退出本区。从而最终形成以麂、灵猫、野兔、鼠等小型兽类和犬、猪、牛、羊等家畜为主的动物群。 古文化变迁的特点 周昆叔先生曾注意到瞿塘峡东西文化存在差异，本文试图进一步对该地区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存进行初步分析，结合文化生态学的原理来分析瞿塘峡东西两侧古文化在生态适应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与变迁。 从出土遗存观察，瞿塘峡西侧的古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农具和纺轮的绝对数量和百分比一直较小，表明农耕并不发达。这应当与该地段的地形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狭窄的长条形阶地上，因此居住和耕作面积非常有限，不利于发展。 另一方面，斧、锛、砍砸器为主的砍伐工具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数量一直较多，暗示砍树伐木可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砍伐工具随年递减的现象则可能暗示森林植被的退化。此外，出土的网坠数量长期一直比较稳定，表明渔猎活动十分重要。还有，到东周时期这一地区陶器普遍退化，并出现了本地铸造剑和镞等青铜武器的现象，可能指示因资源短缺或人口压力引发的广泛冲突。如麻柳沱遗址，除东周经历了一段兴盛的时期，此后再也不见昔日的繁华。 瞿塘峡以东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城背溪、大溪、屈家岭以及石家河等文化。出土生产工具中，砍伐器在半数遗址中占到７０％～８０％，总体平均也在５０％以上。此外农具所占比重也较为稳定，在２０％以上，其他种类的工具很少，尤其是网坠，几乎没有，说明农耕是本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某种人地关系的紧张。比如，中堡岛遗址的大溪文化一、二期各类工具数量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变化。大溪文化三期，各类工具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成倍增长，而各自的百分比却未发生大的变动，表明生产活动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强化。到了四期，砍伐工具的百分比从４６．２％增长到６９．９％，似乎暗示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进一步伐林开荒。同时，石球数量的增长也许暗示狩猎活动的强化。此后，该遗址的经济发展似乎一蹶不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生产工具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减少，种类也由原来的２０余种骤减至６种，暗示局部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经济衰败。之后，中堡岛再也没有像早期那样引人注目的古文化崛起。在同属大溪文化的宜昌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生产工具的变化也有类似的趋势，可能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局部的人口压力。 虽然瞿塘峡以东重要的遗址中缺乏网坠，但却有大量鱼骨出土。比如，中堡岛三次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上百个深达１米、坑口直径达２．６米的大型鱼骨坑，里面堆满鱼骨。此外，本区出土的鱼骨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而且在个体尺寸上也远远超过了瞿塘峡以西的同类发现。相反，瞿塘峡以西常见有大量的网坠，但是遗址中却罕见大量的鱼骨堆积。人骨微量元素测定显示，万州麻柳湾汉墓中的三个人生前摄入的蛋白质很少，主要以植食为主，似乎暗示当地居民似乎并不经常吃鱼，加上两地网坠与鱼骨所存在的反差现象，可能暗示瞿塘峡两侧的先民由于经济差异长期存在鱼获与农产品交易的传统。 秦汉以后，外来文化对三峡地区的影响增强。虽然峡区文化的发展已不完全受制于本地的环境条件，但是其发展进程仍然明显滞后于周边地区。比如，成都平原汉代早期的陶罐、豆、盂，铜釜、洗等器物在本地区晚期已很少见或者消失，但在三峡地区仍然非常流行。 小 结 三峡地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农耕条件都无法支持较多的人口，因此环境始终是制约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瞿塘峡东西两侧存在的文化差异显然可以从生态环境上找到原因。从史前期一直到近现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使生态环境处于持续退化之中，而古文化变迁必然也会折射出这种环境的制约和报复。 三峡古文化的发展，秦汉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秦汉以前，三峡古文化发展和聚落布局表现为一种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特点。由于空间有限，遗址利用和发展的持续时间不长。一旦人口超过土地或资源承载能力，遗址就被废弃，或出现区域性文化衰退、冲突加剧的现象。秦汉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对巴蜀采取改造政策，并大举移民，三峡地区也必然受到影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能更多依赖贸易和条件，于是聚落布局逐渐形成适于物流和的另一种格局。先秦时期众多非常繁盛的遗址到秦汉之后几乎不见文化堆积，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的聚落和居民点在沿水路较高的阶地上出现，这种聚落布局在以后的阶段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映了古文化从本地环境适应转向外部交流的过程。 由此可见，考古研究可以比文献记载提供更直接和更详细的证据，并能作出因果的阐释。今天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要求我们对古文化变迁从动力机制上予以深入的解析，而文化生态学正是解决三峡人地关系的有效的途径。我们希望今后的工作能够超越器物研究和文化编年的窠臼，从动力机制的深度来分析和解释远古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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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1)_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1)_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分析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择其大端，结论为: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反之，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则须从文本所体现的审美敏感区追踪出其生活敏感区;而要摸清一个流派构成的内在规律及其独特性，则须全面了解其代表性成员及其代表性文本的“互文本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与文学一样都以人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借鉴生态学的视野、观念和方法，不仅颇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正日益引人注意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文学生态学的核心内涵乃是把文学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其中，文学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合成与逆向笼盖的关系;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和文学作品形态——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生成与逆向印证的关系。因而，不论是文本读解，或是主体考察，都只有将其统纳于这个系统中，才能求得较科学的结论。文学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这种彼此关联，构成了一条彼此衔接、互相吻合的生态长链，使文学生态具有复杂开阔、内涵丰富的特点，促使文学在八面来风的生态环境中强化文学主体与作品本体的生态功能，藉以提高特定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由此亦可见，文学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其它理论和方法（如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解读学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用这种研究思路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本质还原和作品意蕴的深层掘发，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正可以走一条文学生态学途径，这条途径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出发考察生态环境对创作主体——诗人、作品本体——文本、接受主体——读者的影响，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制约，意在为以文学生态学为途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方法作一个兼具实践操作意义的说明。 一 古典诗歌研究者历来将编撰诗人年谱、考证诗人生平、探究作品本事作为诗歌研究之基础和前提，这种原本不失为优良的传统曾几何时却备受现代派诟病甚至讥嘲。传统风尚固然有其拘泥不化、繁琐细碎之弊，然而，那种无视本源，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新批评”风尚，无疑也不无偏颇。“新批评”的解读理论认为:“天下的好作品都是私生子，它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它一生下来就脱离了作者而独自来到世上。” ① 如果将作为心灵载体的诗歌作品作这样的真空处理，那无异于凝滞了它原本流走的血脉、僵化了它原本蕴具的鲜活的生命力，而仅仅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供人玩赏的骨董。虽然，诗歌作品如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具有自足的审美价值;但封闭式的感知赏玩，毕竟只是诗歌学术研究徘徊于外围、悬浮于浅层的初步;把握作品的生成过程，亦即了解文学作品的原生态，无异于创设了一个触摸、体贴作者的有效空间和感受、体验作品的具体情境;只有步入其间，才能走近作者心灵、挖掘作品内蕴，从而挺进研究深度、提高研究层次。总之，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因而，研析创作主体——诗人，把握其生命的脉息和心灵的悸动，无疑是提高作品解读层次的中介。 由此看来，对主体的考察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绕不开的基础，而这场考察只有在文学生态系统中展开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因为，真正属于心灵的创造，必然取决于生态的需要，正好比花开的形态，除了取决于种子的质性之外，离不开气候、环境、土壤的影响一样。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 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若把一个诗人置于生态系统中去看其创作行为和文本意蕴，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大环境，以及受这大环境牵制的、由诗人自己和读者组成的文学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所怀有的包括审美理想在内的生态需要。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主体生态。首先是创作主体生态。它由诗人个体生态和与之相关联的群体生态以及统制一切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生态系统组构而成。概括而言，创作主体生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个人履历表、家族文学链、闺阃生物圈、乡邦文化场、交游唱和群、国家“订货单”（即国家文化政策）等。其次是接受主体生态，它由接受者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以及与之相连的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业内同仁群、师承授受链、情趣组合圈、社会关系网及信仰派系、党派团体等。如能对文学主体生态作这样深入的考察，那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就会有一个合乎事理的解说了。 为说明文本分析中主体生态考察的重要性，我们试着来解读下面这首诗——《逭鼠诗》: 鼠为穴虫总，至黠传往籍。品侪逐臭蝇，戾并含沙蜮。挟邪作奸利，如禾有蟊虫。要当屋梁伏，冀免铜丸掷。主人有闲斋，倦游事栖息。洒扫敞十弓，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修饬。不知始何年，精鼩窟其侧。卜术惭仲能，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雄长金枷国。分无凭社威，粗具搬姜力。旁舍窥余蔬，邻厨艳残 炙 。耽耽历岁时，唧唧似谋画。一夕率其群，乘予出门隙，翻腾败瓶罂，沸乱到书册，触屏类穿墉，啮帐等裂帛——只期偷太仓，扰及扬云宅!有若古语云:“室怒而市色”。朝来入书堂，什器半狼籍。周观得其由，睢盱肯缄默?贪饕本天性，爰书不汝劾!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隧攻，酷拟迎猫食;或伺用鱼斗，或烧类地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鼠若跽致词，无言对以臆:“我侪长于斯，空庑恣安适，饮水腹期满，拱穴计诚得。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相奸固妄动，见怒亦量窄。曾闻千金弩，轻发良可惜。即令五技穷，岂复一钱值?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推情更应恕，薰逐无乃刻!”俯思迪尔笑，挥手罢诃责。移我绳穿床，收我韦编《易》，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舍肉尚有余，庭虚任跳掷。舞门毋我猜，裹珠勿报德。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请学梁简文，留尘看行迹。 此诗文字极其晦涩，即便不说字字有来历，至少也是句句有出处。典故如此之多，出处如此之广，作者创作动因安在?目的指向若何?对于文本内涵，又该作何理解?可以说，如果脱离任何可供参照的创作背景而全凭“直觉感悟”（结构、完形、接受诸理论都以直觉感悟为前提），则难免只留下一个印象:文字游戏而已!或“鼠”患而已!或此“鼠”即彼“鼠”，与《诗经》里的“硕鼠”并无二致，只是一“黠”一“硕”之别罢了。至于“鼠”是实指还是象征，则就言人人殊了。而如若象征，象征谁何?更是智者仁者。因为不同的人眼里的鼠是可以不一样的。若将这首诗完全按“新批评”派那样作真空处理，那么，上面一连串问题的确会无由解决。在这里，如若我们试着为《逭鼠诗》的解读添注一个作者，并为之作一番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那么，原先直觉感悟所得的印象就会大为改观。 此诗作者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彭兆荪，诗写于嘉庆六年（1801）的江南。其时正是大部分江南士人为前此波赓浪叠的文字狱案震怖得心魂未定、噤口结舌、钻入故纸堆之际。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时空，颇具个性化特征的主体与这特定的时空相遭遇，碰撞出了特定的诗情，为我们解读此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参考信息。 作为诗人的彭兆荪瓣香杜诗之沉郁顿挫，其总体诗风与老杜亦颇相类。他讲究比兴寄托，强调“毋无为而作”，因而绝不屑于将诗歌作为游戏的技艺、炫耀的工具。这种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谟觞馆诗集》卷六《寒夜题沈钦韩诗卷》七首之三中说得很明白:“古人咏史诗，一一皆有托。今人咏史诗，纷纷乃无著。徒抱炫学心，聊博时流愕。……令皆入歌诗，毋乃弹词若。欲探风骚原，先须体裁度。 一言以蔽之，毋无为而作。”在上题之五中彭兆荪曾自谓年轻时诗作“所嫌好奇博，不复勤簸扬。墨 渖 恣淋漓，心曲转微茫。”但《逭鼠诗》作于他“迷途返康庄”之后的晚年，自是“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的。“吊诡其辞”，以怪异荒诞的形式，寓丰富深刻的内容，并以此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② 的效果，这是彭兆荪常用的艺术手法。这种特点在《逭鼠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豁。 诗写鼠与人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冲突的媒介是人的财产横遭鼠之破坏。这冲突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有着深层的意味。 先来看看诗中的“鼠”。“鼠为穴虫总”，而作者要说的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北地的风鼠（精鼩），它戴金环枷（“雄长金枷国”），与一般的鼠面目不同。而且它也不具备一般的鼠通常有的用须髭尾毛制笔的作用（“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即这鼠与风雅翰墨毫不相干。它没有什么本事（“粗具搬姜力”、“即令五技穷”），但凭社而贵（“分无凭社威”），昼潜夜出（“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尽干些含沙射影（“戾并含沙蜮”）、见人乱咬（“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颠倒黑白（“如盲昧黑白”）的勾当。再来看冲突的另一方“主人”。这是一个倦游幽隐的士人（“倦游事栖息”），日常以读书著述为事（“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整饬”），自以为胸怀坦荡，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纠纷之中（“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然而老鼠却破坏了他的家园。他很想来一番张汤磔鼠式的报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但最后却宽容作罢（“俯思尔笑，挥手罢诃责”），携着儒家典谟（“收我韦编《易》”），另觅乐土（“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希望以淡出的姿态免灾避祸（“舞门勿我猜”），并以自己的宽容（“裹珠勿报德”）来赢得老鼠的痛悔和自新（“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至于冲突的原因，则此“鼠”已说得很清楚，是因“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 至此，我们已不难感受到，诗中所写实为与“鼠辈”有着相似行为方式的人对于知识者、文化人的骚扰与迫害。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诗情信息，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禁书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 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 ③ 。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专制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二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 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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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论文摘要：佩珀是20世纪90年代生态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佩珀从唯物主义出发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明确提出了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而是在于人类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制度。 论文关键词：戴维．佩珀；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求，把财富逐渐地积累起来以获得更多的资本，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家是不会追求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实行利润挂帅的原则，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生产，甚至利用虚假广告来刺激消费者购买不必要的产品，在这一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不断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持续地吞噬它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从而导致资源耗竭，造成了的破坏。可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当前的生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从而导致”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使得其发展不可能是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所以，它企图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来缓和矛盾，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建造高污染、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甚至把污染物直接倾倒到这些国家，污染那里肥沃的土地、洁净的空气，从而来转移和缓解生态矛盾。佩珀批评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都是生态帝国主义国家，其作法同l6—17世纪贩卖黑奴，18--19世纪对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掠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佩珀指出：”环境质量是与物质财富的丰裕或贫乏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的一些新建的绿色生态区只是这样一些特权地区，有毒废气比较少，土壤和树木保护得比较好”。他借用了皮特·格伦纳韦在小说《厨师、贼、妻子和他的情人》中的如下比喻来说明这种不平等的特权：一个优雅的超乎寻常的饭店的精美外观，背后却是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发达国家所谓的生态保护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被污染的基础之上的，佩珀对发达国家这种贼喊捉贼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通过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 三、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异化消费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异化消费。异化消费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来的，因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已经不足维持生命和生活需要这么简单了，而是存在很多虚假消费，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资本的不断积累，利用虚假广告等极力歪曲人的需要。因此，佩珀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提供源源不断的奢侈品和宣传手段引导无产阶级消费。”在资本主义消除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使无产阶级也投入到这种虚假消费的观念里，由于这种异化消费，使生态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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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浅析戴维·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论证了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构建了未来生态主义社会的蓝图，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戴维·佩珀；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 戴维·佩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受其职业的影响，佩珀一直积极关注人类生态问题。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具有重要地位。 一、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如何解释环境问题?对于一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人性自身的贪婪?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佩珀从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 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由于资本家的生产围绕着剩余价值和利润而展开，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一切代价来进行生产和销售。而当竞争加剧时，平均利润就会下降，资本家为了确保其企业的利润，就会扩大生产促进销量，包括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本不需要的一些“需求”。而生产的扩大强化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激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所以，佩珀认为，人类不是一种污染物，人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或其他野蛮性。如果人类表现出这样的行为，那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者原罪所致，现行的社会制度是更为可能的原因。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倾向：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成本外在化，即资本主义国家把环境恢复所需要的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用佩珀自己的话说：“‘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并且，在佩珀看来，资本主义的成本外在化倾向势必导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生态掠夺，从而出现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把那些高污染产业甚至把垃圾也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破坏了那里洁净的空气，肥沃的土地。佩珀借用了皮特·格伦纳韦在《厨师、贼、妻子和他的情人》中的如下比喻来说明这种现象：一个优雅的超乎寻常的饭店的精美的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 佩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诊断抓住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他的理论深刻说明了，对于当前世界范围的环境恶化，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负主要责任。 (二)佩珀指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 佩珀不仅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而且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革命战略。佩珀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因此，要保护环境、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实施制度的变革。他说：“要采取激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是可能发生的，而且是不断的发生并且总是有可能出现的。另外，生态社会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目的是促进‘实践应用’，人类借以形成他们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普遍行动。” 佩珀的革命战略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阶级斗争仍然具有强大的变革力量。他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的作用。他在生态运动的经验时指出，工人运动必定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关键力量，要重新发现工人运动在这方面的潜力，重新恢复它作为环境运动的特征，并说这些已经在比如工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回归土地运动中得到了历史性证实。他还指出，虽然，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常常受到质疑，但是，在环境污染中，经受最直接最严重危害的便是工人阶级，他们具有一定的潜在的“生态意识”和“革命意识”，是值得信赖和可以依靠的。所以，从本质上看，工人运动就是一种环境的抗议运动。他还指出，在西方，很少有其他的运动能够对人们的环境质量和生活产生如此的影响。这样，工人运动就可能在变革中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