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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西方文明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试图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错误，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主张的确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因而，在马克思的想像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道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具体来说，社会主义能消除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能消除资本对人的异化，——一句话，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创造资本，这样的制度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人生活得更好。资本主义的优点，社会主义都有，实际上，坚持资本主义就是在坚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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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历史使命2008-01-3104:57 来源:转自环球视野 网友评论0条浏览次数13编者按：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正确认识如下五个问题：一，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正如吴易风教授指出的，西方经济学与所有经济学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我们引进的经济学不加以明确的指导，其影响后果比外来物种的入侵更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入侵。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胡世祯教授的发言，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深刻。三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是很突出的。有些人集中攻击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企图以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和马歇尔的“四位一体公式”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思潮。四是不能低估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丁冰教授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对人们思想影响比较大的有四个方面：1、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2、积极鼓吹私有化；3、用股份制来冒充公有制；4、鼓吹与西方“全面接轨”。五是在我国，主流经济学应该是，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其它。弘扬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首次研讨会侧记赵驹王秀婷 ……………………………………………………………………………………………………………………………………………………………………………………2006年12月9～10日，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在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隆重成立并召开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历史使命”为主题的首次理论研讨会。出席论坛成立大会及首次理论研讨会的包括部分荣誉顾问、顾问及全国各地的学者、研究生500余人。这次会议是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盛会。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是为响应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伦》研究会、重庆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的帮助下，特别是在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宋涛、苏星、胡代光、卫兴华、胡钧、吴易风、刘诗白、程恩富、林岗、王振中、丁冰、丁堡骏、胡世祯、周春等教授（均为论坛荣誉顾问和顾问）的关心下，由重庆工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重庆交通大学、贵州大学、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云南大学经济学院、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商学院和区域经济研究所、贵州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系、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文理学院、重庆科技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工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等十九个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的。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的宗旨是：团结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及全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密切联系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广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和科学研究活动，充分发挥经济科学认识世界、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为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实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培养和造就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论坛”的全部活动中，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论坛的全部活动中；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化，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迷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理论的错误倾向。论坛的全部活动将认真贯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深入实际，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和现实中的重大经济问题以及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研究，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既要密切联系实际，又要在刻苦钻研上下大功夫。要坚决摒弃那种“不读马列、批判马列，不懂马列、发展马列”的恶劣风气。论坛成立大会由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主席团成员洪灏教授主持，重庆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直教授、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致欢迎词，论坛主席团成员、重庆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黄志亮教授代表论坛主席团致欢迎词，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剑鸣代表论坛组委会宣读论坛“成立文告”，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徐塞声副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丁堡骏教授代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向论坛致贺词。在两天的会议上，与会专家共同表示，成立“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在西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对论坛团结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在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充满信心。一、吴易风教授的主要观点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以《关于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从“外来生物入侵与外来意识形态入侵”入题，分析了“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提出要“总结历史教训、防止片面性、积极寻找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途径”吴教授认为，我们不但要防止全球化过程中的生物物种的入侵，更要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入侵。物种没有阶级性，西方经济学不一样，所有经济学都有阶级性，如果引进的经济学不加以明确的指导，其影响后果比外来物种更严重。发达国家自己不用新自由主义，却在发展中国家竭力推荐，事实上其真正目的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吴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可行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份，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份。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借鉴和吸收也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搬照抄；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摄取有营养的成份，而不是囫囵吞枣。而且西方经济学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东西，就必须进行严肃的和艰苦的研究，将那些可资借鉴的成份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二、胡世祯教授的主要观点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暨南大学胡世祯教授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他从“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写作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深入学习与研究《资本论》原著”四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的观点。胡教授说，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以马克思理论为内容编写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历来是不成为问题的，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逐渐作为问题提出来了。开始时是以“突破论”出现的，紧接着学术界中有些人进而集中攻击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企图以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和马歇尔的“四位一体公式”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潮。他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的人可能从未真正理解和信仰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不仅在《资本论》中，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揭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的历史进程，将经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进程。在当今世界，不仅马克思揭示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还未实现，即使他的第一阶段即初级阶段也未形成，怎么能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已“过时”了呢？关于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国际敌对势力的影响等。他提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场合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丰富、更完善。他认为由于我国学术界长期缺少对《资本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因而对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不深入，甚至错误，使前苏联教科书中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有些错误解释，在我国得到流传，甚至影响至今，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侵袭，缺少免疫力。这些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中，在众多的报刊和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三、王振中研究员的主要观点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王振中研究员以《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为题，就“转型经济研究中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和“ZF参与经济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转型经济研究中三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一是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当前在国内外的转型经济研究中，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的，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二是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转型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改革方向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来源于“指导思想差异”。这种主要差异并不体现为是实行“存量改革”还是实行“增量改革”，最主要的差异特征在于是否“全盘西化”，是否全盘接受“休克疗法”。三是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问题，既不应忽视对原苏东转型国家“转型衰退”教训的研究，也不应忽视对拉美国家“改革衰退”教训的研究。他认为ZF在经济中的作用重大，要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ZF参与经济问题：一是关于ZF人员在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二是可以用国家支出率这样一个指标，即ZF支出占一国GDP的比重，三是ZF支出的结构反映了ZF参与经济的力度。四、丁冰教授的主要观点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首都经贸大学丁冰教授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为题作了学术报告，他认为，要分析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首先要清楚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来源，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并非一切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都是新自由主义。关于新自由主义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世界观；二是积极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三是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用股份制来冒充公有制；四是在借口“经济全球化”的幌子下，鼓吹与西方“全面接轨”。五、丁堡骏教授的主要观点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荣誉顾问、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长春税务学院副院长丁堡骏教授以《转型问题的马尔科夫过程解法之迷途》为题作了报告，他向大家介绍了森岛通夫的马尔科夫过程解法，并对他的解法进行批评，从而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些观点和态度。他说，森岛通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对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成果妄加评论，奉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放弃劳动价值论，这是源于他在劳动价值论价值范畴认识上出现了对价值概念的认识和价值计量上的斯蒂德曼错误。它的解法中至少有五方面应该受到批评：一是他没有找到研究转形问题的基本路径，二是对再生产平衡方程式还是价值平均化方程式未分清楚，三是错误地将价值向量看作是虚构的、无阶段的“简单商品生产”经济的长期均衡价格，四是其对生产价格向量的求解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命题，五是他对两个相等关系的证明也是牵强附会的。丁教授也指出，从以上对森岛通夫解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斯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二是重视数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运用数学方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泛数学化；三是判断一个经济学家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根本的是要看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看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同情心”。六、其他与会者的主要观点在会上，来自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的代表也纷纷发言，他们的主要观点有：论坛主席团成员、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杨继瑞教授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理论体系。如《资本论》中的土地学说与社会主义土地问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抽象的，而社会主义的土地问题是纷繁复杂的；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所处的时代比较单纯而后者更加多样化；前者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进行研究，而后者是在不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当前所指地租、地价与马克思所指完全不同，马克思讲的地租是基于所有权的，是我们现在讲的地价；关于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方面也是不同的。他指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都是正确的，应该坚持。论坛主席团成员、云南大学洪华喜教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方面可能不适合了，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但有些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看思维方式，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坛主席团成员、贵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龚晓莺教授认为，目前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象，出现了泛西方经济学的情况，如：用西方经济学全部代替政治经济学，在教学计划中取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从事西方经济学的队伍年轻化、高学历化，而政治经济学学者老龄化，正在萎缩，信仰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惟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现实问题片面运用西方经济学等。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在本科、研究生教学中增加马克思主义课时，不能盲目跟风，还应注重培养马克思主义学者，把中青年中已经有这方面信仰的人引入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此外，还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列入重点课程。论坛主席团成员、贵州财经学院杨代玖教授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这是由《资本论》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的利益所决定的。我国的主流经济学不能是西方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对立的，其研究方法、目的、意义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主流经济学，但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认为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教程建设，编一本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论坛主席团成员、西南大学夏子贵教授认为，中国的高校应该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中国高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教学地位。同时还应注意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理论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结果，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起到重要指导作用。论坛联络委员会成员、重庆交通大学陈建国认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经济学是困惑我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现象值得警惕，现在许多高校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为公共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列为专业核心课，课时比例悬殊，精品课程少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考研经济类专业有的只考西方经济学，而且经济学大有数学化趋势，表现在一是用大量数学模型，二是用数学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因此，我们应当比较两者，重新定位，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要坚持生产关系主线，而不应从生产要素分析。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重庆工商大学杨军副教授指出，现在一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抵触情绪，这里一方面原因是我们的学生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和改革发展；另一方面”原因就是老师没有讲好，学生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高深、抽象，而西方经济学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时，改革开放的成果应更好地体现杜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让全体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有利于让学生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主席团成员、重庆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黄志亮教授在发言中表示，要建好西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这个平台，要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要勇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高峰。论坛主席团成员洪灏教授和论坛联络委员会秘书长雷菁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摘自2007年第17辑《海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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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刘国光批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
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来源日期：2005-9-9本站发布时间：200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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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发布】资本周转与“钱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作者：刘志国刘吉恒出处：《经济学家》2014年第9期摘要：2013年我国所发生的“钱荒”实质上是一次轻微的货币危机。这种危机不能仅仅以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管理不善来解释。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当一个社会大量投资于一些周期较长的行业，由于持续追加货币资本而没有资本回流必然发生货币危机。铁路等周期较长的行业的投资带来了货币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为防范危机，应当按社会的客观需要确定合适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同时，通过管理和创新，缩短周转期间，抑制产能过剩。关键词：“钱荒”资本周转货币资本读者链接：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662772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