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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现实有指导性么？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的生产关系，批判剥削剩余价值，不管其用心如何，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除了批判以外有什么成功改变了现实的方案没有？到现在为止，地球上的主要国家的经济运转照样要依靠，私有制、产权激励、雇佣关系、市场定价、稀缺性分配。这不正是马克思批判的么？纯理论的价值何在，就是为了一天到晚批判敌人，咒其早死。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专门办后事的学说么？怎么马克思死了一百年还是给不出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总是研究死后的事啊？来点速效，人生有限，岁月无多，宣扬最终审判的那不是神学么。我没专门读过马克思的书，所以我说的很粗糙。不过我想说，人要活在当下，长远看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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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效用价值论的批判 贾华强
[转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效用价值论的批判贾华强作者：贾华强时间：2004-4-28【民生书院】拙作《马克思恩格斯等对效用价值论的批判》写完并贴到一些网站后，引起了一定关注和反响。我本来以为我的表达已经尽可能地通俗易懂了（我的基本理念是，经济学不走向大众而为普通人所理解，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科学的作用），但仍有网友对一些基本观点不解或误解。在我们这个充满物欲，充满浅薄、庸俗和浮躁的年代，坚持真正的科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反而需要勇气了。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我说不清楚，但幸运的是，还有自己的一统小楼尚可栖息。那么，就让我在这一方还算平静的地面上，在原稿的基础上再把有些观点展开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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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
一，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研究这玩意儿能赚钱？二，即使不赚钱，获得诺贝尔奖为了学术，貌似没有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的吧？三，上面两个都不是，那为了认清楚资产阶级虚伪本质？哦，是吗？那么中石油中海油或者大型央企参与市场经济，这个与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有什么区别？四，指导中央经济政策？貌似没听说过有那个经济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经济政策制定？越是宏观抽象的东西越含糊，回旋的余地解释的余地也就越大，反而政策不起效果。五，本人虽然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不多，但是我孤陋寡闻，没听说什么马克思计量经济学或者马克思博弈论~六，貌似裸左们高喊着马克思，自己的老婆孩子在资产阶级国家过得很自在吧！！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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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与启示
摘要：[size=11.818181991577148px]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这同一硬币的两面。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导致他们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探讨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并通过文本解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以李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学说之间所具有的广泛的共同观点。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这些共同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47257425[url=http://www.nssd.org/articles/article_detail.aspx?id=47257425][/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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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争论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并与国际接轨的三十年。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闭关锁国到加入WTO登上国际经济舞台，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向世界展现着她勃勃的生机。三十年的改革实践，无数的新问题促使经济理论不断创新，中国的经济学在理论争论和实践检验中发展前行。三十年，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市场化、国际化因素的引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体系，而在西方世界中被奉为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被我国借鉴并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尽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不争论”，但在我国理论界，以市场运行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学和以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在碰撞中产生了诸多的争论与冲突。争论的原因：两大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作为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传承新古典的分析传统，是一套相对价格理论。它通过市场运行为各种要素和产品确立一套相对价格作为其稀缺的指数来进行资源的配置。这套理论中没有也并不需要任何的总量，因为不同产品间的相对价格就足以完成资源配置的任务，况且产品是异质的也无法进行加总。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异质的劳动、资本、产出分别加总为总劳动、总资本和总产出而得到总量生产函数，但这种做法被“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悖论推翻，更加验证了西方经济学是相对价格理论而与总量并不直接相关。在西方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确定纯粹取决于技术关系而完全不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很关键，是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根本标志。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它从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是一套总量理论。它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关系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它研究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资源的配置而是揭示资本主义中阶级对立的源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而要说明这一切，只有总量关系而不是相对价格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货币来表示国民收入的核算、来进行总量的计量，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是货币量值的，这一点根本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它们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这是它们之间经常产生碰撞的根本原因。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这种碰撞显得更为激烈一些。争论的内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碰撞广泛地体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曾经出现的诸多新问题上。计划与市场之争、单一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之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争、承包制与股份制之争、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有关私营经济的争论、医疗改革的争论等等，这些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引发了理论界的探讨与争论。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领域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对于一些现实问题的考虑主要从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寻找理论的支持，然而这些理论大多不能直接拿过来指导现实，学者们就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在这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简单的分析方法也被运用。这一时期，由于在我国两大理论体系之间的对比力量相差悬殊，所以两者谈不上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争论。这一阶段的争论还集中体现在某些改革举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程，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改革开放的中后期，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和海归经济学家的增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力量在我国逐渐加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对立局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理论像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被广泛用于分析诸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改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中国经济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也在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这过程中，两大体系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它们之间就具体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更为激烈。争论的结果：改革开放进程步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三十年，实践探索引发理论的争论，而理论的争论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推动改革的实践。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作为两大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中出现的不同新问题的争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这些在争论中形成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成果使中国的理论经济学更加完善，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程。争论的启示：中国经济学的出路作为两大独立的经济学体系，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历了理论体系的交叉、碰撞、融和、冲突之后，中国经济学面临着困惑：中国经济学要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的公有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取代了承包制．．．．．这些改革成果又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什么启示？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异质的产品和劳务被货币化后变为同质进而可以进行比较和竞争，这一点不同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中不存在这样的竞争，因此没必要把异质的东西借助于货币来进行同质化。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计划经济更像是实物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以货币为基础的总量关系来描述经济活动、解析经济运行以表明竞争机制。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关系出发，继承古典分析传统，是一套总量理论。与描述技术关系和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经济学是更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从总量的角度，从货币的角度重新构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才是中国经济学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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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程恩富
[转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程恩富作者：程恩富来源：2006-05-09光明日报时间：2007-4-10【经济学茶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 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两年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仍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时过境迁,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需要了。作为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程恩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还未被充分认识,国内学界对其进行学术性、系统性的介绍和研究还不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产生为开端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受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了不同的研究特点,研究内容、具体的理论、政策和分析方法上也存在差别,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原理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对于国内外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来讲,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很大的创新空间。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也能够解释现代经济问题;其二,我们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中国人的经济智慧。我一直主张,要在科学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或者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 程恩富: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我们的国情。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可以也应当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相应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在必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主张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分析与借鉴,还有必要搞清楚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比如,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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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M·C·霍华德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929～1990（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PDF
『简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是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第二卷。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是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在第一卷中，德国和物国马克主义者的著述占统治地位，因为1929年以前，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讨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理论分析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以至于西欧和北美在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心。新的难题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马克思经济中早先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本卷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也对本卷主要涉衣的年代之前的文献进行了考察。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变越来越难以界定，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目录目录译者前言致谢导言第一篇大萧条与斯大林主义第1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大萧条1．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2．大萧条的原因3．结论第2章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1．斯大林体制2．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3．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第3章苏联生产方式1．预期2．一个蜕变的工人阶级国家?3．官僚集体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篇长期繁荣第4章“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1．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2．“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3．法兰克福学派与非经济分析的萌芽4．没有结束的繁荣，无止境的工商业第5章马克思与凯恩斯1．凯恩斯与马克思2．马克思主义者论凯恩斯：最初的回应3．凯恩斯主义者与马克思4．马克思主义者论凯恩斯：第二次和第三次思考5．结论第6章垄断资本1．引言2．《垄断资本》的起源3．介绍保罗·巴兰4．《垄断资本》5．《垄断资本》及其批评者6．评价……译者前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是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第二卷。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是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两卷本的第一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年)》出版于1989年。该卷对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直到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作了阐述。该卷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经济学遗产关系的分析入手，集中评价了恩格斯晚年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义，以及恩格斯与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围绕价值问题展开理论争论的过程及其得失。接着，对1895年到1914年间西方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关于价值理论的进一步争论，伯恩施坦、卢森堡和考茨基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以及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金融资本、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等等作了展开论述。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俄国的发展是该卷的重要论题，作者分19世纪90年代、1905—1914年和1914—1917年三个时期展开论述。该卷的最后部分，集中于1917年到1929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同样主要是在德国)的新的趋向，其中如弗里茨·斯滕伯格的新的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学理论以及亨里克·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等等。两卷本的第二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出版于1992年，主要是对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的阐述。第二卷的内容是第一卷内容的继续。因此，在本卷的“导言”中，作者就提出：“在第一卷中，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占统治地位，因为1929年以前，这两个国家实际上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讨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理论分析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以至于西欧和北美在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新的难题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马克思经济学中早先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东西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在本卷的一些章节中，我们也对本卷主要涉及的年代之前的文献进行了考察。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用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分析上的缺陷或被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可以看作是对本卷内容及其特点的最为概要也是最为精要的说明。至于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观点，作者在“导言”中作了阐述。当代西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是以“学术的”、“考据的”视角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为特点的，一般被列作西方“马克思学”范围之内。M．C．霍华德和J．E金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总体上也持这种理论倾向。因此，两位作者的许多观点，我们都是不赞成的。但同时，对这种“学术的”、“考据的”研究以及形成的理论观点，对我们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裨益的。这就是我们组织翻译本书的初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年)》是在我的主持下，主要由我指导的几位在读的或已取得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各章初稿翻译分工如下：郑吉伟：导言、第1—4章、结束语；吴雅杰：第5—8章；赵准：第9章和第16章；严冰：第10章和第11章；韩金华：第12—15章；赵雅沁：第17章、第18章。张新协助我对初稿作了校译、修订，最后由我定稿。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尽了全力，但译校的讹误之处依然难免，敬请读者们指正。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一直得到李其庆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也得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顾海良200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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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谢富胜
[转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谢富胜作者：谢富胜时间：2007-10-27【经济学茶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正常运转是其内在结构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必定是一种剥削性的关系。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微观上技术创新的方向直到宏观上国家采取的政策的形式——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资本积累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方面受到了劳资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参与塑造着劳资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根本逻辑并末改变，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却可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以一整套特定的技术、劳资关系、交换关系、国家政策和国际机构为特征。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物质生产入手，全面分析、批判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这种批评包含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一是所有制的理论，另一个是劳动过程理论。[1][2]p48正如Rowthorn所说，与仅对生产做技术分析的古典经济学或新李嘉图学派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相比，强调劳动过程是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3]p41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动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过程如何在资本的控制下，从手工工场内部的协作和分工转变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内部的机器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产生，而劳动过程的发展又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 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100多年里，劳动过程问题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没有再出现按照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来论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后续著作。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日益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批判，认为现代工厂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虽然是有待改善的组织形式。[1]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能用抽象的一般规律描述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获得发展的，而不能将这些发展奠基于一般规律之上。“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5]p69马克思对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分析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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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在我国，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的基本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完全被西方经济理论所取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及其理论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大旗下，堂而皇之的进入了我们的各级党校和高校，逐步占据了经济学教学的主导地位，其授者“改旗易帜”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不乏其人，而其学生则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精英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作了领导；有的则进入立法机构，取得了立法发言权；还有的则在学术界叱咤风云，极力宣传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而媒体和网络也成为他们宣传利用的平台和工具。一位自称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的改革应以“市场改革”为取向，更为明确地说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为取向，但他们所宣杨的西方经济学，其实质就是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不包括西方其他经济学派。尽管如此，大部分经济学者以及理论工作者、领导干部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思辨基础。其实，经济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强烈的反映着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学和哲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一样，都对社会的思想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通过自身的理论体系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可谓泾渭分明。如此看来，提出创造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理论体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绝不简单的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造成出现这种局面的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们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先发展”的政策主张下，给了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机会，而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的，同时能够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经济理论体系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因此这就不能怨天尤人。显然，我国当前的经济理论话语权绝不在执政党手里，这是客观事实。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提出疑问，长此以往中国将走向何方。客观地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我们现实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严重的理论冲突，其核心在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制和消灭所有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主张人类劳动不必通过市场交换加以体现，这就与我国在以公民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否定市场、商品和货币关系，但传统理论又不能给出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因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其实，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上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例如红旗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和2002年再版的《市场论》一书，就在自己创建的全新的经济学范畴基础上，在继承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基本经济理论体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不仅揭示了市场发展的过去，而且预示了市场发展的未来。尽管二十年过去了，但该书的理论正确性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所证明。只可惜作者位卑言轻没能引起重视。无论如何，它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家之言，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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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意义（节选）--顾海良教授访谈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意义（节选）--顾海良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记者 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情况？ 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应该从对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涵的了解开始。在西方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90年新版）中，由阿德沃·格利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那些较为近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这一界说，大体勾划了自称为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这也是我们“结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 问：按照以上的理解，你能否给我们概述一下“较为近期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情况。 答：所谓“较为近期”，我认为，应该是指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直接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埃·曼德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强调：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基本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他们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阐释，如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包括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此外，他们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问：据我理解，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取向，无不与80年代以前已经成形的主要趋向和基本特点有着直接的联系。你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及其基本特点。 答：你的判断是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与西方自称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者自身的理论倾向，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这些学者的理论倾向作出严格的划分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是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者说三种主要的理论流派。 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政治上大多参加本国的或国际的工人阶级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团体，有的甚至是这些组织、团体的领导人和主要的理论家。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他们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坚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但是，他们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论结论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都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理论上的需要，为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寻求理论根据。如莫里斯·多布、埃内斯特·曼得尔，就是这一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 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也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原理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同时在政治上，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只在理论研究论题上有着某种联系，在组织上是毫不相关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可能参加过某一无产阶级政党或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后来就完全与之相脱离了；还有一些人至多只是通过某些“在政治上基本是边缘性的团体”，而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保持某些联系。在学术观点上，他们一般都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的推动力现已耗尽，理论上的停滞只有通过新的探讨才能加以克服，这种新的探讨既包括直接回到马克思那里，也包括直接同资产阶级理论的对抗。”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与西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比较，更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restudying）和“重新塑造”（reshaping）。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既主张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齐。 第三，“教授的”或“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最大特点在于，自认为是以“纯粹”的学者、教授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任何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或团体，没有丝毫的联系：在学术探讨上，他们也不打算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什么新的理论见解和思想基础。他们主张“赞成”（for）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反对”(against)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非科学的理解，包括剔除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已“过时”或者“被扭曲”的成份。持这种倾向的较有影响的学者及著作有：M.C.霍华德、J.E.金及他们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两卷本）；安·布鲁厄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评论性的考察》；查里斯·巴罗纳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总结和评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