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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于建嵘: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土地纠纷 土地成农村首要问题

    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土地纠纷土地成农村首要问题于建嵘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研究。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土地争议位居“三农”问题首位课题组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该栏目共接到观众电话和声讯62446次(条),其中有关“三农”问题的为22304次(条),占总数的35.7%,居于首位。而在“三农”问题中,反映农村土地问题的电话和声讯共有15312次(条),占总数的24.5%,占“三农”问题的68.7%。课题组分析了自2003年8月以来中央某媒体近2万封观众来信,在已分类处理的4300封中,有1325封涉及农村土地争议,占已处理来信的30.8%。课题组在2004年6月15日至7月14日对720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在有效的632份问卷中,进京上访原因涉及土地问题的有463份,占有效问卷73.2%。2004年元月以来,课题组共收到172封农民控告信件,信中涉及土地问题的109封,占来信63.4%。课题组收集的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课题组在2004年3月至6月,分别到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及北京、广东、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进行了专项调查。从有关部门获悉,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3.39万件,清还农民征地补偿费欠款87.4亿元,占欠款总数的59%;全国核减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年初6741个的70%。各省市所反映的情况也说明了土地案件的严重性。地方政府和开发公司成为被告课题组从1434封有关农村土地的上访信中随机抽取837封(占总数的58%)进行了具体的定量分析。从中得知,目前有关农村土地问题争议,主要有征地和占地两大类型。属于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占总数的60.1%,其中非法征地或强行征地占总数的33.1%。课题组对当前农村土地争议中控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分析主要资料是上述的837封上告信。统计表明,目前农村土地争议较之税费争议来说,在双方当事人方面有着较大的变化:其一,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这主要是由于在强行非法征地等争议中,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村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抗争精英为主有明确的不同。其二,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被告的主体。其三,公司和开发区成为了被告方,这在农民税费争议中是没有过的。争议集中发生在沿海地区课题组调查表明,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冲突方式发生的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到了农民的土地纠纷,冲突程度变得相对激烈。知识精英的介入及影响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并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因此,每一事件均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作为抗争的农民一方,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求助。一些知识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也为了各种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影响)而深入其中。上述的837封上访信,有49封是由律师或其他法律人才撰写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精英的介入,有一些事件就会离开土地争议本身而成为政治事件。河北省唐山市2万多名移民因土地补偿款而联名罢免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一案、秦皇岛市1万多名移民也因同样的理由罢免市领导人的动议案、福建省宁德市移民以耕地被占罢免市委书记省人大代表资格一案、福建省福州市失地农民要求罢免市长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一案,都是这样的例子。这一点与农民在税费争议时很少有外力长期和有组织的介入,有着明显不同。课题组认为,相较于税费争议,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特别是随着一些地方政府公然对失地农民施以暴力行为,以及知识精英出于各种目的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具有了相当大的政治敏感性,对其可能诱发的社会冲突需要警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 把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2005年3月)

    把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树成1998年―2001年,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同步陷入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克服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7.1%―8%的增长。在此基础上,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回升到8.3%,2003年、2004年又分别上升到9.3%和9.5%(见图1)。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周期。2003年下半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次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是在学术界十分激烈的争论中进行的。实践表明,这次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已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这次宏观调控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来把握这次宏观调控的来龙去脉:①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宏观调控;②怎样进行的宏观调控;③宏观调控取得了什么成效;④还存在什么问题;⑤今后怎样做。*《经济日报》2005年3月21日,以《宏观调控不能半途而废》为题,对本文第4、5部分做了选登。本文全文将载于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一书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4―5月即将出版。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90年―2004年)一、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宏观调控2003年第1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明显加速,经济增长率猛升到9.9%;第2季度,经受住了“非典”的冲击,经济增长率为6.7%;第3、4季度,直到2004年第1季度,经济增长率又继续在9.6%、9.9%和9.8%的高位上运行。经济的高位运行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位势由前几年的7%以上、8%以下,上升到9%以上,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一上升阶段的经济推动力是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反映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也使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这主要表现为“五过”:部分行业投资的急速上升,使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由此导致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绷得过紧;投资猛增又带动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耕地大量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幅度过大;以上原因又导致食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局部性问题就可能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部分行业的过热就可能演变为整个经济的大起大落,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演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2003年下半年起,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2004年,分季度看,第1季度至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9.8%、9.6%、9.1%和9.5%。也就是由第1季度接近10%的高位,回落到第3季度的9.1%;第4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继续有所回落,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明显增长,第三产业中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增长也比较快,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回升到9.5%。全年看,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起大落。如果没有这次宏观调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就会冲出10%,形成全局过热的大起。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必须十分注意控制经济增长率的过快上升,防止经济增长率过高的“大起”,以及“大起”之后必然导致的“大落”。这次宏观调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次控速降温的宏观调控。因此,在宏观调控中,学术界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即在经济是否过热的看法上,引起十分激烈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近两年来学术界的这一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十种观点:(1)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总量过热;(2)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总量过热倾向、过热趋势或苗头;(3)认为是局部过热,宏观调控应结构性地有扩有控;(4)认为我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过热,不要轻言经济过热;(5)认为我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6)认为我国经济是正常的热,如果有市场有需要,不管多热都不能称其为过热;(7)认为我国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因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供求会自动达到均衡;(8)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不是过热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偏冷特征并没有明显改变,最终消费还没有激活;(9)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有冷有热,冷的是消费,热的是投资;(10)认为不能简单地说经济过热或不过热,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要比用过热或不过热来概括,更复杂得多。较多学者的观点是认为局部过热,或出现过热倾向、苗头。对经济形势不同判断的背后,隐含地表明对是否需要进行这次宏观调控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同看法。值得重视的是,用19世纪以萨伊为代表的古老的“市场经济供求自动均衡论”,或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供求自动均衡假定”,来解释和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后的宏观经济问题,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二、怎样进行的宏观调控2003年下半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具有很多特点。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各项主要宏观调控措施出台的时间表,就会清楚地看到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2003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11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的紧急通知》。□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4年:□2月8日,中国银监会发出《关于开展部分行业贷款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4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4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清理的重点是: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农林水利(含农村“六小”工程)、生态建设、教育(不含大学城)、卫生、科学(不含科技园区)项目不在清理范围内。□4月28日,查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决定暂停半年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4月30日,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当前部分行业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目录》。□7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10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从以上时间表可以看出,这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特点是:其一,在时机上,是一次见事快、动手早,具有预见性的主动调控。因此,其结果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一定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继续保持既平稳又较快的健康运行。其二,在切入点上,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确保粮食增产的耕地基础,抑制部分过热行业的盲目投资。其三,在节奏上,是渐进式的,由未雨绸缪、冷静观察,到温和预警、适度微调,再到适时加大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其四,在实施原则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其五,在手段上,综合运用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的情况下,经济运行中既带有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同时还带有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症施策,确保调控取得预期效果,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六,在调控中,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失时机地推进了相关的各项改革。三、宏观调控的成效这次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既没有使经济增长率冲出10%而形成全局过热的局面,也没有使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形成“硬着陆”的局面,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起大落,延长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我国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10次周期波动。在以往的9次波动中,上升阶段往往很短,大多为一二年(见表1)。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经历的4个周期来说(见表2),每次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很快地冲出10%,然后,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被动的调整,使经济增长率再较大幅度地降落下来。如1978年、1984年、1987年、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高达10%以上,分别为11.7%、15.2%、11.6%和14.2%。而每个周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即波动幅度都在6个百分点以上。这4个周期的落差分别为6.5个百分点、6.4个百分点、7.8个百分点和7.1个百分点。表1历次经济周期周期序号起止年份上升阶段的年数11953―19572年21958―19621年31963―19682年41969―19722年51973―19762年61977―19812年71982―19863年81987―19901年91991―20012年102002―2004(正在进行)3年表2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周期序号上升阶段年份下降阶段年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19777.6197811.719797.619807.819815.2219829.1198310.9198415.2198513.519868.83198711.6198811.319894.119903.8419919.2199214.2199313.5199412.6199510.519969.619978.819987.819997.120008.020017.5520028.320039.320049.5资料来源: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这次宏观调控的成效还表现在:(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特别是抑制了某些过热行业的投资迅猛增长之势。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为5.1%;2000年―2003年不断回升,分别为10.3%、13%、16.9%和27.7%;2004年为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2004年分季度看,第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达43%,上半年增长28.6%,1―3季度增长27.7%,全年为25.8%,增速呈逐步平稳回落态势。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回落65.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回落43.5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回落38.5个百分点。(2)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全年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88亿公斤,增长9%。粮食每亩单产308公斤,比上年增长6.6%。当年粮食增产量和粮食单产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3)避免了物价过度上涨。2003年、2004年,我国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物价开始略有微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分别为1.2%和3.9%。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而没有上涨的更高,是宏观调控的结果。如果没有及时的宏观调控,物价肯定会上涨的更高。2004年,从各种物价看,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食品价格上涨9.9%,其中粮食价格上涨26.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房屋销售价格上涨9.7%。(4)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这是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5)城镇就业增加。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980万人,比预期目标多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6)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全年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0%。全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扩大65亿美元。四、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03年下半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虽已取得明显成效,但这些成效还是阶段性的。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的各种问题。从近期看,即从2005年看,有四大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从长期和深层次看,也有四大问题需要关注。从近期看的四大问题是: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5.8%,这个增速仍然偏高,特别是目前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2004年前11个月,城镇50万元以上施工项目的在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比增长30.2%;新开工项目13万多个,比2003年同期增加8846个。2004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预计达20万亿元,大约相当于目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三年的工作量。因此,投资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各地投资冲动仍然很强烈。第二,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近两年来生产资料类的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在宏观调控下,没有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上。就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间商品交易价格中的钢材价格来看(见表3),2003年7月―10月,钢材价格与上年同月比的增长率已达14%―17%;随后,2003年11月―12月,上升到20%以上;2004年1月―4月,又猛升到30%以上;2004年5月―10月,在宏观调控下,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上。钢材价格与上月环比的增长率,在2003年11月―2004年2月,曾连续高达4%―6%;在宏观调控下,2004年4月―6月,钢材价格与上月环比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随后又有所反弹。此外,在粮食价格方面,目前,粮食的供求在总量上还有一定的缺口,特别是由于粮食品种的差异、地区供求状况的差异,也有可能继续推动粮价的上涨。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原材料价格的高位波动,也有可能对我国国内的价格产生影响。总之,我们要注意成本推动型和国际传导型的通货膨胀。表3钢材价格上涨率年月钢材价格上涨率(与上年同月比,%)钢材价格上涨率(与上月环比,%)2003.0715.83.82003.0817.41.62003.0914.9–1.52003.1017.12.32003.1122.05.02003.1226.55.42004.0130.44.12004.0235.26.02004.0335.92.62004.0433.4–1.92004.0522.3–8.02004.0620.0–0.42004.0718.02.12004.0819.83.12004.0922.50.82004.1020.20.42004.1114.60.22004.128.5–0.2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第三,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2004年,粮食增产较多是因为政策好、粮价高、天帮忙、人努力等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粮食增产的基础还不牢固。2005年,无论是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量,还是粮食价格的上升、政策的扶持,都是空间有限的。特别是我国农业和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加之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要继续使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第四,谨防国际冲击。在国内经济的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特别要注意防止外部冲击的影响,特别是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美元的不断贬值,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压力。这个问题在2005年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从长期和深层次看的四大问题是:(1)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2)就业压力巨大,包括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3)产业技术水平低,结构调整任务还很艰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4)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导致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远远没有消除。由此,2005年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五、今后怎样做2005年,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上,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上,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并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在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上,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实行“双稳健”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上已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针对1992年―1993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采取了“双适度从紧”政策,即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次是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需求不足问题,由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下滑,拉动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证了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又防止了盲目放松银根,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既抑制了通货紧缩,又防止了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实践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2005年,财政政策第三次转换方向,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这是由于目前投资规模已经很大、社会资金增加较多,有必要也有条件转换财政政策的取向。货币政策则继续实行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有所不同的是,2002年、2003年,在松紧适度中,略有从松,侧重点是抑制通货紧缩;而2004年,在松紧适度中,则略有从紧,侧重点是防止通货膨胀;2005年,总体上说,侧重点仍然是防止通货膨胀,但在松紧适度中,不像2002年、2003年那样从松,也不像2004年那样从紧,而是要密切跟踪经济运行态势和物价态势的变化,及时把握好松紧力度,特别是在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就稳健的财政政策来说,主要表现为“双减”: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2005年,安排中央财政赤字3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98亿元(见表4)。1998年―2003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中央预算赤字由960亿元上升到3198亿元。2004年,中央预算赤字与上年持平。而2005年,中央预算赤字是七年来的首次下降。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最高点2.9%,下降到2005年的2%(2005年的当年价国内生产总值按比上年增长10%计算)。2005年,拟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同时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是从1998年开始发行的,当年为1000亿元,随后上升到1100亿元和1500亿元。2003年起,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减少(见表5)。表4中央预算赤字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年份中央预算赤字(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当年价)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111185480.61991181216180.81992206266380.81993205346340.61994668467591.41995664584781.11996610678850.91997560744630.81998960783451.219991797820682.220002598894682.920012598973152.7200230981051722.9200331981172522.7200431981365152.3200530001501672.0资料来源:1990年—2004年,中央预算赤字,引自历年全国人代会上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国内生产总值,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小数点后四舍五入。表5长期建设国债年份长期建设国债(亿元)199810001999110020001500200115002002150020031400200411002005800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继续发行一定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是为了保证以下需要:(1)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投入。如加大对“三农”、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的投入;(2)支持地区发展。如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3)还有一部分在建项目需要国债资金继续予以支持。与此同时,要认真做好财税工作。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全面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减免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增长,保证重点支出需要。全面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就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首先要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险。2003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上年末增长19.6%,增幅比上年末加快了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比上年末增长18.7%,增幅比上年末加快1.9个百分点。2004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回落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比上年末增长13.6%,增幅比上年末回落5.1个百分点。2005年,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均预期增长15%,低于2003年,略高于2004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年为2.77万亿元,比上年多增9177亿元;2004年为2.26万亿元,比上年少增5100亿元。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预期目标为2.5万亿元,比2003年低2700亿元,比2004年高2400亿元。在搞好总量调控中,要进一步改善金融调控方式,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在搞好总量调控的同时,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的力度,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需要;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切实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建设,加大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领域和企业产品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努力扩大农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继续做好助学贷款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信贷工作;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推动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不可放松的是,要继续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积极稳妥地处置各类金融隐患,严厉打击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积极扩大消费需求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由房地产及其相关的钢铁、水泥等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所带动的。2000年―200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率均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而别墅和高档公寓投资的增长率又均高于经济适用房屋投资增长率(见表6),这说明住宅投资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总体上说,房地产特别是住宅的迅速发展有其合理性,反映了我国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不可忽视的是,房地产本身的投资和需求有其特殊性。表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别墅和高档公寓投资增长率(%)经济适用房屋投资增长率(%)200010.321.551.224.1200113.127.337.010.5200216.922.839.7–1.8200327.730.322.45.6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应数据计算。(1)房地产投资的周期较长,其产业关联度很高,所带动的产业链很长。在房地产投资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原材料和电力之间,以及进一步与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煤炭、石油等矿产品之间,产生相对独立的产业循环。房地产投资的扩张,引起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的扩张;而原材料、能源、矿产品等投资和生产的扩张,又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扩张。由此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循环。这一相对独立的产业循环,很容易脱离房地产本身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而盲目过度扩张。房地产的有购买力的实际需求,是与人们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积累、一定的贷款负债能力为基础的,这就使其购买热潮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而不可能一浪紧接一浪地进行。房地产投资不仅是根据其现期需求,而且是根据其预期需求进行的。在其现期需求和预期需求中,甚至还会包含投机需求。因此,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对房地产的投资往往会在市场乐观情绪的推动下,在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下,产生偏于乐观的预期,使对房地产的需求被夸大。而一旦房地产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将导致房地产投资的剧烈波动,同时也带动各相关产业的连锁波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美国20世纪20年代房地产加上汽车的大发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大繁荣的20年代”、“富有生气的20年代”、“狂热的20年代”。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成为经济繁荣的两大支柱。就房地产建筑业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用建筑被大大削减,战后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之大,几乎达到怎么扩建也满足不了的地步。1921年,城市和乡村的新建住宅为44万9千幢,而1925年跃升了1倍,达93万7千幢,并引起了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就汽车制造业的大发展来说,1923年,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上台时曾宣称,要让每户美国家庭的锅里都有一只鸡,每家的车库里都有两辆汽车。从1921年到1929年,私用车从年产146.8万辆增加到445.5万辆,增加了2倍;商用车从年产14.8万辆增加到88.2万辆,增加了5倍。私用车的拥有量,1920年为813万辆,当时人口为10571万人,平均每13个人1辆;到1929年,私用车的拥有量达2312万辆,当时人口为12200万人,平均每5.3人1辆。20世纪20年代,也是美国消费信贷大发展的时期。消费信贷为住宅与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但预支的社会购买力产生了巨额的私人负债。随着消费者债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对住宅与汽车的购买开始下降。住宅建筑在1925年、1926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后,开始下降;汽车工业也在1927年以后急剧衰落。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衰落,成为1929―1933年大萧条的前奏曲。(2)房地产投资的产业链很长,容易受到资源供给的“瓶颈”制约。房地产投资的扩张,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还有相应的对环境的高污染。这其中有许多资源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其中某种重要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或完全无弹性时,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将难以进行。当国内资源不支撑而需要依靠进口的情况下,大量的进口将会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样会阻止国内经济增长。日本在1955―1973年近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大量依赖石油的进口。每当投资旺盛、经济增长加速时,就因大量进口而产生国际贸易收支的严重赤字。在这二十余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进口所产生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得不进行紧缩性的经济调整。在各种资源当中,特别是土地资源,涉及到农业和粮食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是难以承受的。除了各种自然资源之外,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还使用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资源。据专家估计,我国每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约有60%的资金来自银行信贷,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从银行直接得到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以及通过卖“期房”而间接得到的居民购房消费贷款。这就容易积累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仍然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是改变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状况的重要方面。在2003年下半年―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把好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2005年,要继续把好这两个闸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完善政策,从严执法。加强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加强城市规划,合理控制城市建设规模。加快完善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专项规划和环保、技术、质量、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发展的薄弱环节。继续搞好经济运行调节,从增加供给和控制需求两个方面进一步缓解煤电油运的紧张状况。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是改变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状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首先,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同时,要实行有利于扩大消费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等新型消费方式;努力改善消费环境,尤其是加快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搞活农村流通,开拓农村市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扩大服务性消费;引导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增加即期消费。(三)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导致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而政府应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特别是政府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建立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改变盲目投资和投资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状况。从而,使各级政府不要成为推动经济过热的根源。其二,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政策规则,加强法制建设,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其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只有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市场运作水平、法律意识和对宏观调控的反应能力,政府才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改善宏观调控。2002年―2004年,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已历时3年。2005年,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预计我国经济可保持8.5%左右的增长。这就为继续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提供了有利条件。所谓“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指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要使经济增长率一年比一年高,而是指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而不致很快引起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1年3月―2001年3月,经历了长达120个月的扩张期。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看,这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历时9年(见图2中用虚线标出的圆圈部分),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只有2.1个百分点,特别是在1996年―2000年的5年间,落差仅为0.8个百分点。笔者在2002年底―2003年初,曾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轨迹及其未来趋势》,载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3年春季报图2美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91年―2004年)告》。这篇文章中所称的“新轨迹”是指1998年-2002年。这一期间,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落差仅为0.9个百分点。但笔者指出,这是在1993年后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即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中的平稳。笔者提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再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也就是说,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仍存在可以继续提升经济增长率的一定空间,比如说可不可以在8%-10%的区间平稳运行。当然,我们要记住历史上几次‘过热’的教训。”现在看来,走出一条延长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新轨迹是很有可能的。参考文献[美]菲特、里斯:《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年)》第4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余志森主编:《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轨迹及其未来趋势》,载经济蓝皮书春季号《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3年春季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2005年3月

  • 勇者——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左大培教授(原载于黄允成、崔丕胜主编:《往事并不如烟——走出经济学黄埔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本文原载于黄允成、崔丕胜主编:《往事并不如烟——走出经济学黄埔的2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版勇者——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左大培教授左大培教授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员,近几年担任理事。左大培教授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曾主持和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现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比较研究”、本所的重点课题“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研究。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北京第1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左大培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在校生主讲西方经济学课程,1998年以来则为该校在校生主讲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左大培是那种只要你和他说上一句话就能从他的豪爽劲儿里“闻”出来东北味儿的人,说话绝对不会拐弯抹角;但是豪爽并不代表莽撞,左大培也是那种有自己想法的人,只是因为想法独特而常常成为学术争辩的“打击对象”。作为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左大培说“自己以‘左’为荣”。今年的夏天,左大培的特立独行和“左”使他站在了郎咸平一边,而左大培则再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学术争论《北京晨报》:学者左大培发表书面声明: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2004年的夏天,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所谓的“郎咸平事件”了,在经过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和新闻媒体的集体质疑之后,《北京晨报》登出的这篇关于左大培的报道立刻成为各大网站忙着转载的热门新闻,这篇报道援引左大培长达3000字的书面声明中的一句关键语:“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但也就是这一句话,把左大培推到了公众的注目之下。回顾郎咸平事件,从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中靠“七板斧”席卷国家财产开始,到8月28日网络媒体在北京召开“国有资产流失与国企改革研讨会”,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人出席声援郎咸平,大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学界处于一种无人回应的尴尬状态,《北京晨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国内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对这种尴尬的状态表示质疑。回忆起这段时间,左大培说:“我很后悔未能及时向郎咸平先生表示声援。”左大培认为那些指责郎咸平的人的最大漏洞在于错误地引用了一些理论,“把别人的假说当成了教条。像西方的企业理论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假说,阐发这些假说的论文我认真地读过几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自己都是把这些学说当作假说来看待的,它们正确与否在西方还是很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却有人把它当作了无可质疑真理,当成了教条和定论,发展到后来就对这些理论进行歪曲。再拿着这些所谓的定论来指责郎咸平。”对于左大培来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自己最为关注的话题。左大培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企业“改制”如何使少数人暴富》的文章来“教”那些企图在国企改革中捞点油水的人怎么致富,“我本计划今年冬天开始对那些国有资产的掠夺者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不想郎咸平先生先于我发起了讨伐。”左大培所说的算帐,指的是从理论上对那些“所谓的经济学的权威”进行清算,因为“他们从政策,指导思想到理论上都是有错误的”;左大培说自己的算帐只能是“秋后算账”了,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事实,他所能做的就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理性梳理国企私有化的害处,用数字作为自己的佐证。自从郎咸平事件以来,左大培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写自己的“算帐”文章上,在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有三篇:《“理顺劳动关系”是掠夺之源》,《论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以及《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学术上的争鸣必然会触动部分人的利益,处于争论中心的左大培成为某些人攻击的靶子。“我遭到了一些人的骂,还有人组织了一帮人一起在网上骂我一个人才。”最极端的,有人还骂他“比小学生的水平还低”,但是提起挨骂的事情,左大培显得很平淡。“他们对我不作有理有据的反驳,却说一句‘水平太低’来回应。我只能把这理解为理屈词穷之下的骂人出气。这就象在法庭辩论中被人驳得无话可说之后,还要硬说一句‘你的水平太低,我不屑于和你理论’。说完这种自我安慰的话之后,他当然就可以象阿Q那样‘得胜回朝’了。”左大培计划最近写一本书,把《企业“改制”如何使少数人暴富》这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国企改制中的种种弊病用更详细的例证和更精准的数字“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左氏风波支持郎咸平并不是左大培第一次在经济学界搅起风波。1994年,朱镕基搞宏观经济调控,当时有一百名权威经济学家站出来,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宏观调控,包括萧灼基,厉以宁,董辅礽这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够热,宏观调控没有必要,就连于光远也说“经济过热”的概念不科学。这个时候左大培写了一篇题为《鼓吹膨胀和利益驱动——也谈经济学也要反腐败》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月的一期上,反对这一批经济学家对于宏观调控的观点。左大培认为“这一百位教授在宏观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使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他们之所以在宏观问题上发言是因为有利益的驱动。”但是文章发表之后,经济学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根本不理你,不作反应,对你进行集体封杀。”左大培说,“当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过热了’,但是他根本不提这句话是我说的。最后发展到封杀《经济学消息报》。当时《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打电话给另外一名著名经济学家约稿,那位经济学家却很生气地回答说:‘你们这个报纸发表这种流氓文章来骂我,休想再让我为你们写稿子。已经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不要再给你们写东西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混乱的经济学》出版以后相当畅销,他们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背后也在议论这本书。但是除了汪丁丁之外,从来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公开刊物上发表言论来评论这本书,就是对我进行封杀。”到1994年3月份,围绕着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争论开始升温,《经济学消息报》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场争鸣的文章,其中有上海一读者的来信《不要人格攻击——左大培文章读后感》和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数点看法》等,到1994年的4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春季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左大培又和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对通胀问题展开了争论。当时《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争论文章中主要有三种观点:支持左大培;反对左大培;和中间路线,说经济学家也是人,是经济人,也有好恶,收入降低了也会骂娘,经济学家可以同时兼作所有者、商人、政治家,可以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服务,经济学家可以划分为原告律师型经济学家、被告律师型经济学家和法官(陪审团)型经济学家。最后,在吴敬琏主编的《改革》杂志上,顾海兵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权利与经济学界的左氏风波》,把这件事情定名为“左氏风波”,这件事情随后才慢慢平复下来。在左大培看来,这次的郎咸平事件中经济学界一开始的集体失语,其原因就是使用了老手段:“就是封杀。秦晖写的文章就说,‘郎咸平的观点我早就提出来了,但是经济学家当时都干什么去了?’这次郎咸平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这件事情炒作起来了,让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经过了两次争辩的左大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次郎咸平事件,新浪网的调查表示有90%的人支持郎咸平,但是经济学界却有很多人反对我和郎咸平的观点。这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和老百姓的要求差别之大。在一般人看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还是有差距的。之所以左大培会常常在这些关乎老百姓利益的问题上发言,“是因为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左大培的父亲是山东人,14岁参加八路,后来在大连安了家,作了公安干部。20世纪60年代因为和领导的意见不同,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但是“他坚持原则。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后来有人劝他说,你签字吧,承认意思是反党,对毛主席不忠。但我父亲就是不同意,说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干嘛要承认反党呢。当时搞运动,公安系统和社会上很多人被抓,大多数人是被错抓的。我父亲就出来替他们说话,并且因此而倒霉。但是我父亲没有后悔。他对我说,人不能说假话。像现在一样,国企改革这么重要的问题,这么多的人受了伤害,我能不出来说话吗?父亲还对我说过,做错了工作会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做工作不能这么做!”左大培很喜欢鄢烈山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愤怒?因为我们对这件事(国企改制)都有感受,不是我们自己下岗了,就是我们身边有朋友下岗了,我们都深受其害。正因为如此,左大培会频频在“权贵私有化”问题上发言就不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了。但是左大培也承认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中有不足的地方。“我的那篇有关统计计量的文章(指《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我承认有不足。这篇文章早该写,也确实需要人来评论,但在中国啊,大家从来不批评,总是喜欢你好我好互相吹捧,不喜欢批评。一说起批评就当成是搞人身攻击,政治问题不批评,学术问题也不互相批评。你说我们错了,可以,但是要拿出事实材料讲话。”在国外本是常规的学术争论在中国变了味,这是左大培最不能容忍的一点:“张维迎的那篇《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和无耻之徒论战》,题目就把别人定义为无耻了,这是学术论战吗?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谁批评他,他就把谁当仇人,谁写了点有针对性的东西,就被看成是把别人否定了,把别人的成果否定了。”左大培的“左”一位笔名叫苏吴子弟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派了一个顺序:从左到右排队的话,最左边的是左大培,其次是韩德强,这两位可以说是极左派,再向右是杨帆,郎咸平大约应该位于韩德强和杨帆之间,杨帆算是中间偏左派,秦晖应该算是中间派,所以秦晖的观点为双方所引用,中间偏右是张文魁、吴敬琏,再向右就是林毅夫,其次是张维迎,其次是厉以宁,极右者当属张五常无疑。而他对左大培的印象则是:看新浪网上的左大培的照片,脑海中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左大培高扬左派大旗,这也算是一个巧合了。左大培观点鲜明、语言犀利,做为左派的扛旗人物,也算是合适人选,就是占的位置有点太偏左了一点。作为中国新“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左大培的“左”是出了名的。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左大培就被人称为“左大棒”和“左琴科夫”,左大培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左,可是他依然“以左为荣”。但是仔细看左大培的履历,我们却可以发现,左大培从一开始就研究的是最为主流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左大培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则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教授。哪怕到现在,左大培在社科院教授的课程依然是:西方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对此,左大培解释说:“我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他们那一套已经融会贯通。我之所以加入非主流经济学者们的阵营,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与他们相似。我就是要以自己作例子让人们知道,吃透了主流经济理论的人也会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2002年,新华网在学者中做了一个推荐书目调查,经济学者卢周来的推荐书目是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北京第1版),他的评语是:在中国,别的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批评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大概都会问一问对方有没有资格;而左大培的批评不仅直中要害,而且恐怕会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失语”。在这本书中,左大培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表述了所谓的"新左派经济学”的理论纲领。他概括了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的三个基本的主张:其一,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他认为,某些主流经济学者以“讲效率”为口实,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左大培强调,某些主流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抱着敌意。他们一概而论地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其实一直很可怜。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其二: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其三,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左大培称自己是:始终坚持左派的政治立场,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保持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中的下层劳动人民……“我绝不是为了在推翻官僚的专制之后,再让摩根那样的大富翁来主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新左派观念加入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的。”“我是个很较真的人”从左大培的外号“左大棒”中的“大棒”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左大培的特点:喜欢和人辩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早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参加游行、开会、写大字报、辩论。在与对立派的辩论中我可是一把好手。1967年2月,我曾在大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把一个大学生驳得哑口无言,那时我才15岁。他辩论不过我,气得只好威胁要揍我。还有一次开会,有个女同志要和我辩论,当时李杨(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就对她说,你要不和左大培辩,你辩不过他”但是喜欢和人辩论并不是喜欢无缘无故的争论。“我是个很较真的人,非常认真,爱和人叫板。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对你说的有些话,我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不说出来,所以我并不是好斗,只是不轻信而已。”左大培说,他自己的观点只有20%说出来了,还有80%都没有讲给别人听,知道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他的爱人了。左大培有个习惯,别人说了什么话,他听见了,一时没想明白的就记在脑子里,等想明白了再跑去和人家讨论。有时候会把人家说得哽住了,讲得“别人都不爱听了,所以我现在好点了,看见别人不想听我就不讲了。”但是问题想多了,总有一些会表露出来。左大培宣称他自己就像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随时都会在某个问题上让自己的思想“爆发”,并给对立面造成灭顶之灾。从差点做官到经商从简历上可以看出来左大培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是在左大培进入社科院学习之前,他还有过经商的经历,并差点走上仕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左大培才读完初一。1971年他到部队去当兵,刚刚到部队去的时候他只有初一的文化水平。不安于现状的左大培开始自己学习初高中的数理化知识,哪怕是站岗的时候也会思想“开小差”,在那冥思苦想几何题的证明。当兵五年,他靠自学看完了当时刚刚编译出版《资本论》的第一、二卷,这段当兵生涯被左大培喻为“我的大学”。当时的部队里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少,而什么都喜欢琢磨一下的左大培成了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还是学毛选的代表,领导觉得我有文化,就想重点培养我,将来提拔我做青年干部。”因为觉得在军队里呆着“没什么意思”,想体验工厂里的生活,左大培选择了复员。左大培的选择让领导们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平常要求要转业的都是那些嫌军队里日子过得苦的人,而左大培当时在单位里可是个吃苦耐劳的模范。最后左大培转业来到工厂,他想,“到工厂里能观察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不到工厂里看看,我们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我想到工厂去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部队当兵时,左大培通过参加黑龙江省图书馆的讲座而认识了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熊映梧帮助他拓宽了眼界,等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左大培发现自己最想搞的还是经济学理论。“我去过农村、工厂和军队,情况我都看了,我想以后就应该要好好搞理论了。”参加完高考之后,左大培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西方的通货膨胀。这篇论文中说,1973-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然表面上已经过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也在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要通货膨胀还在持续,经济衰退就没有真正结束。当时左大培还谈不出来他这种直觉的理由,也没有充分的论据,只是从他所能看到的《参考消息》上转载的资料中思考得出了这么一个模糊的认识。多年后他深入学习了卢卡斯和弗里德曼的宏观经济理论,才明白这就是按货币主义的思路才发展起不久的新宏观经济理论对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的解释。在大学发录取通知书之前,他把自己的这篇不成熟的论文分别寄给了辽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得到了这两所大学的回信。等到左大培考上辽宁大学,他才知道当时给他回信的是辽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宋则行,他在回信中鼓励左大培继续深入研究,并欢迎他到辽宁大学读书,系统学习经济学;而北京大学的回信则说,1977年北京大学不在辽宁招收经济专业的学生,欢迎左大培下一年报考北大。后来左大培听说,这封回信是挺有名的老师洪君彦写的。“所以我现在对‘不安份的青年’很客气。现在有很多青年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喜欢看点书就写些东西,前几天还有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看看他写的经济学文章。有些学经济学出身的人就说他们是山沟子里的马列主义,对他们看不上。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人,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左大培把专业一栏的每一个空格都填上了经济专业。那一年北大没有在辽宁招经济专业大学生,他的第一志愿便填写了辽宁大学。后来辽宁大学经济系的副主任感慨地对他说:我就欣赏左大培,他的所有志愿都报的是经济,不是随便考上哪个专业都行。他是热爱经济专业的,盯准了经济。左大培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就在那个时候,左大培作了一次成功的商人,“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商实践,做了一次投机倒把”。当时左大培是班里的生活委员,班里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同专业的另一个班的人年龄比较大,有经验,集体做书签在学校里卖,以便筹点钱办晚会。“当时我就很有压力,要给集体活动弄点钱。但是作起来不容易,而我又不愿意花时间。这书签作出来需要花时间,然后还得同学轮班到外面卖,每个书签才挣2,3分钱;而我们班的人都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没人愿意花时间去卖书签,我就想怎么办能挣钱快,不花时间。”左大培后来发现,班里有同学的老家是金县,是全国著名的苹果产地。那是1980年,经济改革才刚刚开始,苹果的销售价格还是由国家规定的,私人作买卖才刚刚合法化。按照国家的规定,苹果的统一批发价格是一毛多一斤,市场零售价则是三毛钱一斤。而班里金县同学老家的生产大队在沈阳又有销售货栈。左大培发现了这个市场的空档,便开始组织同学倒卖苹果。他先是做好了“市场调查”,搞清了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想以每斤两角多钱的价格整筐地大量买进便宜苹果;再让金县的同学和老家驻沈阳的货栈负责人说好:先拉走苹果,第二天再付货款;随后左大培找到在工厂时认识的当汽车司机的同事帮忙,公车私用拉苹果,讲妥了用一筐苹果做私人劳务报酬;最后他组织全班的同学把苹果从货栈中运回来,以两毛多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学校的老师们,并且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一场倒卖下来,左大培挣来了200多元的班费,而那时候他虽然是带工资上学的“富豪学生”,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8元。这个活动搞得皆大喜欢,学校的老师直夸奖他们班能干,因为他们买到便宜的苹果了;本班同学们也高兴,因为他们没耽误学习时间,只是扛了回苹果,却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办晚会的经费。“但是我从这次卖苹果的经历里发现,在那样的体制下钱是很好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价格双轨制’的看法。在双轨制下面,你只要认识人,比方认识村里的人,你就可以拿到能卖高价的货,认识司机——当时长途运输还没有开始,司机开的是公家的车帮你运东西,你就有了关系。再就是要有空子,现在市场不会有这么大的空子,但是当时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大伙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钱是最好挣的。”80年代有一场关于双轨制的辩论,张维迎等人认为应当实行价格双轨制,而吴敬琏等人则反对。左大培的态度是“折衷但偏向吴敬琏”,因为他发现中国改革的第一波发财的人挣的就是双轨制下的钱,在双轨制下,大家为了拉关系以得到“双轨”价差的好处,会争着送礼给掌实权的人,而这样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在社科院作研究是我梦寐以求的”左大培说自己是从16岁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那时候是1968年,文革的时候。当时他每天都听见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类的话,于是就开始思索:“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当时还有很多人在私下里说,“没钱是不行的,经济决定一切”。现实的情况的确是:老百姓顿顿吃咸菜,“被打倒的走资派”罗瑞卿等,吃的可能还是四菜一汤。“我当时就想,理想和现实有矛盾,矛盾在哪?”最后左大培发现,必须从理论上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开始自学经济学。他找来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却发现这些书很难读懂,只好一本一本地慢慢翻。文革时期信息闭塞,但是左大培却从《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一些关于经济的新闻,他开始自己琢磨一些经济现象。《人民日报》曾经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出了问题,美元陷入了危机,左大培就开始思考什么是货币金融危机,这也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开端。69年之后左大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辽宁盘锦。到了农村以后,发现这里可以思考的经济问题更多了!在文革的时候,社员要多挣公分就会被称为修正主义,革命青年要多记了公分就会被批为私心膨胀,“当时我就觉得很矛盾,通过记工分刺激大家劳动对不对?”下乡两年对于左大培来说是一个增加经验的过程,他发现理想主义的东西在农村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对改革开放承包责任制这一套很赞成,农业就是这么一个领域,就适合一家一户种庄稼。”在经历了下乡、当兵和做工人之后,左大培在大学里走上了搞理论研究的道路。为了能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大学毕业之后他又毫不犹豫地考了研究生,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能考进社科院,他就有机会在社科院安心地搞学术。而能进社科院,自己在家里搞研究“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1988年,左大培拿到了博士学位,如愿以偿地留在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经济理论。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他又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德国从事访问研究。左大培对德国经济学家著作的研究始于本科时期,因为学校允许修第二外语,左大培就想:要么不学,要学就学好,学有用的。当时他正在研究《资本论》,为了能看懂马克思的原文他选择了自学德文。左大培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主要论述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的经济思想。瓦尔特·欧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人物,德国“弗赖堡学派”的领袖。左大培的博士论文题为《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而他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赴德国从事的博士后访问研究,最后的成果是用德文写就的,其中以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论述了中国的经济波动。他以自己的多年研究为基础,将瓦尔特·欧肯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基础》译成中文,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个中译本。在左大培即将从德国回国时,欧肯的女儿邀他到她家中去商谈欧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在欧肯的家中,欧肯的外孙向左大培请教了欧肯与米塞斯的学术辩论问题。“我当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我对弗赖堡学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欧肯的家人也要向我请教的程度。”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1988年拿到博士,左大培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学习。古人说十年寒窗苦读,苦读之后也就是金榜题名之时。但是对于左大培来说,名与利的东西并不重要,他把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不想下海,也不热衷于挣钱。而这种不急不躁、潜心为学的学者不正是现在过于浮躁的学术界最为需要的么。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联系电话

    各位朋友,不知有无社会科学院就读或就职的,想打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的联系电话,近期,该基地出了一份《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单位想联系购买事宜,不知道如何接洽。如有信息,非常感谢,奉上论坛币300,聊表谢意!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导师代表 孙宪忠

    尊敬的社科院党组副书记李慎明副院长尊敬的社科院李扬副院长尊敬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刘迎秋院长、黄晓勇书记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喜日子,也是一个收获的日子。当我看见在座的每一位同学,脸上所洋溢着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笑容时,我也被深深地感染。在此,我真诚地祝福你们,祝贺你们,经过艰辛的学术之路的跋涉,最后达到一个相对的理论高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位管理条例,博士是一个学科方面的专家,硕士是一个专业或者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家。当各位同学从这个校门离开的时候,你们已经成为了一名术业有专攻的专家了。可以说,这个定位是很高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研究生院经过多方面努力,把你们从最初的莘莘学子,或者说略带青葱的青年学子培养成为了专家。作为参与其中的老师,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满意!我本人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的一名老校友,所以说,我既是大家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师兄。刚才,黄晓勇书记提到,今天对我们研究生院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由我们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总数已经突破一万人次。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一万人的其中之一,而我可以说是其中之二,因为我的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都是在研究生院度过的,因此,我对研究生院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在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作为老师,我也有一些自己体会和想法。社科院研究生院与其他大学相比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这个不同是我们对于国家、社会、民族的大事,不管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对于全局的发展形势有着更多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我看来会对时事产生更全面、更广泛的关注和认识。因此学习的知识也会更加丰富一些,对社会的了解也会更加多一些。在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对学生常常这样讲,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国际专业,但对它的研究要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中国问题,现实问题和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学生在与老师一起做课题、做研究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好的锻炼。换句话说,你们在研究生院的学习经历对你们今后的学习和发展至关重要,是非常好的学术训练。今天,同学们就要离开学校,作为一颗汲取了丰厚学术营养的种子即将播撒到祖国各地广阔的社会田野中去。就像刚才发言的同学所提到的,你们不会忘记园丁们辛勤培育的功劳。然而作为园丁之一,我也想在这里给你们说一句抱歉的话,你们中的许多同学在入学之际都是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但是经过几年的专业训练以后,一些同学变得比较沉稳,显得比较庄重,这个过程究竟是一种得还是一种失呢?此时此刻,看着你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或许你们认为这样的改变是一种得。但在我看来,我们是不是也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呢,比如说你们的勇气、或者你们的执着。经过专业化的开发和挖掘,你们一些本来天性化的,独特的思想枝桠被砍削掉了。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作为老师,我向你们表示道歉。今天看见你们这么多同学即将离校,我特别想给大家每一个人都赠送一份礼物,可惜人数太多,送不过来。但是,我想送给大家五个字,就是:老师相信你。当同学们离开学校的时候,你们就步入了社会,你们的脚下是现实的此岸,你们的理想还在彼岸。现实的一道道沟沟坎坎横亘眼前,虽然大家已经获得了学位,但现实在理论的面前化成了一条很难逾越的河流,这条河流中间有急流,有浅滩,当然也不乏惊涛骇浪。你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必须要跨过这条河,在过河的时候,你们所学的知识还远远不够,需要你们不断学习,勤于思考去探索出过河的方法。这段时间是各个高校的毕业季,在离校之际,许多老师为自己的学生送上劝诫:有的是大气庄重,有的是深沉稳健,有的是诙谐幽默,不一而足。其要义就是教导学生要谨言慎行,在保持一些正气的同时,要学乖一些,要学会听领导的话等等,要学生褪去稚拙,变得更加老实本分。事实上,这种做法,我是不主张的。我相信,同学们能够在跨越现实的艰难险阻时,用自己的知识和骨气、去克服重重困难,跨过激流险滩,度过惊涛骇浪,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在此过程中,你们最需要保存的还是那份做人的天真,那种作为人所与生俱来的本分。更重要的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在今后人生的过程中间,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还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尽管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比较强大,很多地区也比较富裕,但是,更多人民的物质生活还亟待提高,国家也还有很多未尽人意的地方,这都是你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同学们不勇于改变现实、发展国家,而仅仅只做一个谨言慎行的人,那么我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培养可谓徒劳无功。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只懂得谨言慎行的人不能被称为人才,甚至都不需要到我们研究生院来深造学习,中学毕业已经足够。要成为国家的人才,就必须解放思想,就必须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外来的阻碍、欺侮、甚至是对抗,所以我再一次把这句话送给你们,就是:老师相信你!相信我们的同学们有知识,有勇气,有能力,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最终从现实的此岸克服一切困难到达光明的、成就的彼岸。同学们大胆地往前走吧,你们的荣耀、国家的荣耀正在等待着你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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