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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教授 2012-8-1 22:33
历史的启示：秦汉、隋唐之鉴 曾飞 　　草根网友wuchu的评论说：我倒希望有高人谈一下秦朝为什么垮得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 　　也许就是高人的草民评论员wangxiaonan回复说：我看秦的垮掉主要原因是六国复辟。秦未农民起义中好多人是旧贵族，项羽张良陈余等。苛政是一个原因，但并非农民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多数起义是跟风，比如项籍与县令熟识，暗令项羽动手，旧贵族势力很快便占了上风。项羽称霸王分封天下，也多有旧贵族衣锦还故国。其时，郡县制尚未深入人心。汉初至武帝时，数次迁徙各地豪绅至长安附近以便于监管，意在根除秦政疏漏。秦在关东无常备军，虽打败了六国拿枪的敌人，但忽视了不拿枪的敌人。他们无时不在谋划复辟昔日贵族统治，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马杀长吏纠集暴民，西向与秦争天下。旧贵族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民间拥有比秦官吏更大的话语权；加之豪右以家财相助，煽动利诱市井暴民再裹挟农民，对秦而言，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一夜之间就成了拿枪的敌人。 　　 　　wang先生所言不无道理，诸侯贵族的复辟确实是秦王国快速垮掉的重要因由。但秦王朝操之过急的变革给了复辟势力的可乘之机，这是更根本的因由。愚民们也来讨论讨论，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若水先生《历史三字经》项羽篇道是：“楚霸王，名项籍。二零九，义兵起。二零七，巨鹿战。砸破锅，凿沉船。少胜多，破釜战。楚项羽，威名建。莽项羽，入咸阳。杀子婴，烧宫房。刮民财，秦人伤。收货宝，锦还乡。都彭城，号天下。封诸侯，鸿沟划。气盖世，力拔山。裂天下，三年间。四面歌，别虞姬。刎乌江，三十一。”说的正是反秦重要势力楚霸王项羽的要害：乘势而起，搜刮民财，衣锦还乡，分封诸侯，分裂天下。如此复辟旧诸侯的贵族统治的结果是四面楚歌，自刎乌江。这就是历史的嘲弄。 　　 　　《如此强大的秦王朝因何灭亡？揭秘秦最后的15年》的文章认为：曾经如此强大的秦帝国为何在秦始皇死后仅仅三年就灭亡了呢？原因似乎很多，始皇帝在世之时，貌似强大的秦王朝的统治也并不是很稳固。六国贵族势力伺机死灰复燃，尤其是广大的南方，天高皇帝远，自由惯了的当地人对严酷的秦法秦制有很强的抵触情绪，面对秦王朝的暴政，各地的仇恨都在不断积聚着，只不过在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下，暂时掀不起太大的风浪而已。而210年的秦始皇之死，赢胡亥即位为这种仇恨的总爆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秦朝的灭亡总体上来看，可以归纳为：体制上的失败多于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的错误多于军事上的错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多于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应该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持大一统的举措还是必须的，但是要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必然要使国力面临崩溃地步。 　　显然，秦统一天下之后，急于求成，企图一步到位，用全新的郡县制取代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在变革的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过于激进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不但没能巩固新生的郡县官僚制，反而留给了六国贵族复辟的可乘之机。贵族政治活动家赵高利用窃取的权利企图恢复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制造了政变，也就直接促成了秦速亡的可悲局面。 　　 　　秦王朝的兴起开创了一个郡县官僚制的新时代，终结了诸侯分封制的旧时代。隋王朝的兴起开创了一个科举官僚制的新时代，终结了郡县官僚制的旧时代。秦隋均因其符合民众需要，符合时代变革潮流之新，所以迅猛兴起；也因其初创之新，体制不够完善，有时难敌传统之旧，所以容易反复。于是在两个不同的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都出现了新生的秦、隋迅猛崛起，随后迅速垮塌的相似局面。随其后的汉、唐接受操之过急则不符合中道哲学规律而导致挫败的教训，对旧体制采取必要的妥协，逐步取而代之的正确变革方式，不断采取符合中道的变革措施，造福民众，获得民众的支持，有步骤地清除传统旧势力，逐步建成新的社会制度。这样的历史经验，在今日中国面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官僚制度过渡到全新的大众民主制度的历史关键时期，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值得深入进行研究。本文不过是笔者粗浅的顿悟，但愿能引发人们的关注，促进深入的学术研究，以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秦汉之鉴 　　秦代之前的周代，是典型的诸侯分封制，这种政治制度维护贵族的利益。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为附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这就是所谓的封诸侯建同姓的“封建”制度。这种诸侯分封制度到了东周周平王，郑国的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把持了王朝的大政。他们利用出任王朝卿士的有利条件，常常借王命大肆扩张，使郑国成为春秋初年一个强国，号称小霸。而周平王不得不依赖郑庄公，于是发生了周郑交质的事件：“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工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噁。” （《左传》）周王朝通过分封诸侯进行统治的机制开始崩溃。此后，诸侯争霸，周王室的权力逐渐衰微，诸侯的权力日益不受约制，残酷掠夺平民，不断爆发掠夺战争，民众苦不堪言。 　　据《史记 · 秦本纪》记载，秦之祖先，帝颛顼之后。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而在其他诸侯国，为了强国争霸也纷纷进行变革，不过这些小变革不外是一些补救措施，以维持分封制的所谓“礼”，也就是尽力挽救贵族等级权力体制而已，与秦国的建立郡县制的根本性变革有重大的区别。诸如齐国管仲的变革。《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意思是：管仲在齐国执政任相，使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财帛，富国强兵，办事能够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人才知道礼制，衣食富足了，人才懂荣辱。君主带头遵守法度，父母兄弟妻子之间的亲属关系才会稳固。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像流水的源泉一样畅通无阻，是因为它能顺应民心。”因为道理浅显，容易实行。俗民期望的，就应当给予；俗民不满的，就应当抛弃它。也就是在维护分封制礼制的基础上，对平民做一些让步而已。正因为秦国的变革从根本上铲除了开始崩溃的诸侯分封制，解除了民怨，才能迅猛兴起。 　　秦的郡县制注重对官吏的约束。据里耶秦简的记载： 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 （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夬（决）泰守府，嘉、谷、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读里耶秦简札记》）这件文书的大意是： 秦始皇廿七年二月十五日，洞庭守礼通知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等：令规定：“凡是有传送运输的任务，必须首先派遣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等身份者。有紧急任务不能耽搁的，才能征发百姓服役。”今洞庭郡的军械装备调往关中以及巴郡、南郡、苍梧等地，运输军械装备需要的运力很大。如果需要传送运输的话，必须首先派遣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县里的践更者。在农忙期间，不得征发百姓服役。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等，要清点核查各自所负责的县里的乘城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的名簿，有能够参加传送运输军械装备的人，而县里没有派遣他们，却征发百姓服役，征发百姓服役本来可以尽量少征发一些，却没有尽量少征发一些，而多征发的，要立即向县里举报，县立即按律令治罪论处，应当坐者言将名字报到郡太守府，由太守府决断。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等要从各自所在的县里上书报告情况。卒史嘉、假卒史谷、属尉等要告诫各级吏员日日夜夜修身正行，不得有失。 　　但毕竟郡县制是新建立的制度，还不够完善，对于官吏的控制逐渐失控，从而危害百姓。张功著《秦朝郡县关系考论》的摘要指出：战国时期各国普遍以县作为基层行政机构，县在行政、经济、军事上有较强的自主权和相当大的独立性。秦统一后，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县为郡所统辖，而郡却不具备将所辖县的综合实力彻底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并取而代之的能力。究其原因，除县具有一定的经济、行政自主权并贮备有大量的武器、军备物资和战国以来形成的战斗传统外，在基层还存在着浓厚的农村公社遗存。秦朝郡对县的失控，也是国家对地方的失控，从而在起义军的冲击下导致其速亡。 　　一方面是新的郡县制还不够完善，对地方官吏的控制还不到位，失控的官吏必然扰民，最终动摇中央集权统治；一方面是诸侯残余势力乘机无孔不入地蚕食中央集权，直至诸侯旧势力的代表赵高 从内部制造了政变，胡亥篡立，破坏了秦制，胡作非为祸害百姓，逼起民变。秦二世，名胡亥，秦始皇少子。秦始皇死，赵高等伪造遗诏继位。在位3年，又被赵高逼迫自刎而死。胡亥政变得手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兄和姐妹22人及大将蒙恬、蒙毅兄弟和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以防止篡位的事泄露出去。胡亥在位期间，赵高“指鹿为马”挟持群臣，施行暴政，征调二、三百万民夫（原先并征不调民夫），续修阿房宫，驰道，骊山陵和服兵役，赋税繁重，刑罚苛暴，终于在公元前209年7月激起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死后，项羽、刘邦领导的两大势力继续反秦。这两大势力利用起义的力量推翻了胡亥赵高的秦二世王朝，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代表诸侯复辟势力的项羽与代表新生官僚势力的刘邦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结果是深得民心的刘邦集团战胜了违背民众意愿，倒行逆施，复辟诸侯分封制的项羽集团，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汉王朝并继承了秦王朝未竟的事业，继续建构郡县官僚制。 　　 　　之所以说项羽集团代表诸侯复辟势力，刘邦集团代表新生官僚势力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项羽集团的骨干多是诸侯旧部。据《项羽本纪》记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刘邦集团的骨干则多是秦官吏。刘邦为吏，为泗水亭长。萧何，沛丰人，秦时为沛主吏掾。曹参，沛人，秦时为沛狱掾。韩信为平民，南昌亭长邀韩信为门客。二是项羽集团的主要政治措施是分封诸侯。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这十八个王是：汉王刘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魏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韩成、殷王司马邛、代王赵歇、常山王张耳、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辽东王韩广、燕王臧荼、胶东王田市、齐王田都、济北王田安。其中多有六国诸侯王或其旧部。项羽借恢复传统的分封制以号令天下。刘邦集团的主要政治措施是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安抚民众。刘邦曾策略性地分封韩信等功臣为异姓王，日后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曾封自己的子弟为王，文景时期开始削减诸侯封地和权力，汉武帝进一步削藩，平七国诸侯之乱，实施“推恩令”，最终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改变成不治理地方政务的大地主，从根本上消除了分封制的残余，同时“与民休息”，争取民众的支持，渐进式地巩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据《史记 · 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凛庚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隋唐之鉴 　　此后的隋唐，重演了类似的历史过程。 　　隋代之前的两汉等朝代，是典型的中央集权郡县官僚制，这种政治制度维护大地主集团的利益。隋唐开始，中央集权科举官僚制创立，这种政治制度更多地维护了中小地主的利益。 　　《中国通史：隋唐五代时期》高度评价了隋朝：“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唐时期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开创了科举官僚制，这种政治制度维护了中小地主在内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有利于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力。隋文帝开创的“开皇之治”是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全盛期，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日本等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这个朝代是唯一让日本对中国称臣朝贡的朝代，大隋帝国与倭国(即是日本)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论者还指出，大隋疆域之辽阔宏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朝代，据《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历代之盛，极于此矣。”唐王朝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隋朝未竟的事业，逐步走向了辉煌的顶点。 　　但是隋制——科举官僚制的建立也同样经受了挫折，首先是隋朝的速亡，唐朝的多次反复，甚至是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才逐渐稳固下来的。 　　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骄奢荒淫，统治残暴。他连年大兴土木，对外不断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于是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大业七年，杨广征集大批士兵准备进攻高丽时，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率众起义，避征役者多往归附。同时在山东、河北地区起义的,有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等。九年,起义范围扩大，起义军每支发展到几万至10余万人。是年六月，隋礼部尚书杨玄感举兵反隋，进围东都洛阳；虽很快被击败，但隋统治集团的分裂，却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此后两三年间，农民起义便席卷全国。先后起义的农民军约百余支，人数达数百万。隋炀帝对起义军和一般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隋将樊子盖镇压起义军时，将汾水以北村庄全部烧光，俘虏的起义军全部被屠杀。王世充打败江南刘元进起义军时，把诱降来的三万人也全部屠杀。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迫使更多的农民起来反抗。起义军在同隋军作战中，虽屡遭挫折，但散而复集，并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大业十二年后，形成了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即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军。瓦岗军等三大支起义军，在各地其他起义军的配合下，不断歼灭和击败隋军主力，占领了河北、山东、河南及江淮等广大地区，隋王朝土崩瓦解。随着农民起义斗争的高涨，不少地方官吏豪强也乘机起兵反隋，纷纷割据一方。隋朝的旧臣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后不久，便乘虚进占长安。十四年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隋亡。 　　《隋朝“国富”，何以“民穷”？》的文章指出：国穷民困，是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而隋朝民虽困，但国不穷。隋朝统一后，通过政治、经济上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隋统一时，人口约3000万，606年时，达到4600多万。隋朝仓库之丰盈，为后来封建史家所艳称。592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积于廊庑（外）。……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资治通鉴》卷177）炀帝大业初年，巩县的洛口仓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可容粮八千石。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各有几千万匹。唐太宗说，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 · 论贡赋》）隋朝灭亡以后二十年，隋朝仓库的粮食还没有用完。但隋朝广大人民却十分贫困。由于隋文帝实行均田制时，没有把封建国家掌握的土地完全用于均田，官僚地主占地太多并不断侵占农民土地，广大农民“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隋书 · 食货志》）农民的租调负担较重。炀帝时期，许多地方要农民提前交租调，甚至“逆收十年之租”。（《旧唐书 · 李密传》）隋炀帝时，徭役、兵役尤其沉重。有时候，几项大工程和大规模远征同时并举，骚扰差不多遍及全国的民户，先后有上百万人被夺去生命。后来，丁男不够用，妇女也被逼服役，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大规模的修建和远征，不管农忙还是农闲，使农时被耽误。对高丽的战争，实行全国性的大征调，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 · 杨玄感传》）灾民“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隋书 · 食货志》） 隋朝虽然富有，但ZF不开仓救济百姓。于是，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隋朝灭亡。 　　显然隋制还不够完善，是时国家虽然富裕，一些官僚（“邪臣”）和独孤皇后（“哲妇”）利用权力维护小集团的利益，策划废嫡立杨广。杨广继位之后“灭父子之道”不继父业，动摇了隋制，残酷的掠夺导致民穷；中央对官僚失控，任其扰民，民不堪其命。魏徵等著《隋史》帝纪第二高祖下曰：“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 　　公元618年，隋恭帝禅位于唐，唐国公李渊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改元武德。武德元年，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李世民继位之后，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科举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才逐步巩固了隋制——科举官僚制。唐代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吐谷浑等，使盛唐建立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政治腐败，李林甫、杨国忠等把持国政，利用权力维护少数官僚的利益，吏治失控，歹毒百姓。吏治的失控和 藩镇的兴起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的科举官僚制，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此外，破坏中央集权科举官僚制还来自其他方面。诸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就记载：“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晋，德良之孙也。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总之，唐王朝依然出现了多次政治制度的重大反复，也是在不断平息太平公主之乱、安史之乱之类反复的过程中中央集权的科举官僚制才得以逐步巩固的。 历史的启示 　　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治基础必然逐渐扩大。秦代之前的周代，是典型的诸侯分封制，这种政治制度维护贵族的利益。隋代之前的两汉等朝代，是典型的中央集权郡县官僚制，这种政治制度维护大地主集团的利益。隋唐之后的科举官僚制，维护了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贵族的人数极少，大地主的人数比起贵族是扩大了；大地主的人数还是极少，中小地主的人数比起大地主是扩大了。每一次统治基础的扩大，都增强了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使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民众得到有限的利益，社会才得以发展。相反的，原本既得利益的社会势力不愿意原有利益的丧失，必然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可能采用的任何方式进行复辟活动，特别是内部政变争夺政权。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 　　作为变革者，秦隋的变革虽然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能够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一步到位的做法不符合中道，因而民众不习惯，即所谓“百姓苦之”尚未转变成“百姓便之”就急于求成，会造成变革的群众基础不稳，复辟势力乘机反扑实现政变，秦隋速亡。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又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 ” 。 也就是比喻说，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煮小鱼那样，还没到火候切不可胡乱搅动它。煮小鱼如果不遵守小鱼柔脆的本性而急躁地胡乱搅动它，则破碎而不可收拾。治理国家，尤其是变革，如果不遵循事物的规律性和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急躁妄为，则必乱而不可收拾。因此变革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性， “曲则全，枉则直 ”，对旧的习惯作必要的妥协，分步实现变革。操之过急，企图一步到位则容易使改革者变成扰民者，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必然被复辟者趁虚而入而导致崩溃。 　　 当今的世界，社会制度正从少数人把持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的传统制度向多数人控制政治权力，共享经济利益的新体制转变。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人们应当从历史获得启示：其一，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体制向维护多数人利益的体制发展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企图阻挡历史进步的倒行逆施者必然灭亡；其二，变革应当是蛙跳式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循序推进，始终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 ———————————————————————— 赵高：据《史记·蒙恬列传》所载：“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复其官爵。”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孙，授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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