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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陈嘉映:没有暴力支撑，洗脑会烟消云散: uohuo 2015-12-5 16:08; 导语：我们在生活中、新闻中肯定或多或少接触到“洗脑”这个概念，但很可能我们并没有思考关于“洗脑”的一些问题：“洗脑”机制如何运作？什么是支撑洗脑的关键？洗脑与教育有什么区别？陈嘉映提供了自己的思考。　　作者介绍：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文化大革命中到内蒙古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德语。1978年5月考入外哲所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陈嘉映　　洗脑：强制灌输+虚假+为洗脑者利益　　说到洗脑，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联想到像《一九八四》这类小说，这也是洗脑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一个源头。我估计大家都读过《一九八四》，没读过至少也听说过它所讲的大概内容。那是一本小说，不过由于我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离我们的现实也不是特别远，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有一个所谓 “四人帮”，他们利用宣传机器，日夜不停地给我们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仅仅灌输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为了能够洗脑成功，还必须要同时屏蔽掉其他的信息，不允许其他意见声音。　　如果有人讲了其他意见怎么办？就要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把这些讲的人抓起来，或者就干脆杀掉。1966年有一个叫做遇罗克的人，他写了一篇《出生论》，讲的是不能够因为家庭出身来确定阶级立场，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看法，但是当时它就犯忌讳了，因为它多少发出了一点点独立的声音，他就被抓起来最后被枪毙了。我提到这个是想说遇罗克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一讲到洗脑可能就会想到1984，想到文化大革命，想到遇罗克，诸如此类。 2 遇罗克　　我们现在把四人帮那一套宣传叫做洗脑，但在当时不是那么叫的，当时叫做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会想教育是教育，洗脑是洗脑，怎么能把洗脑当做教育，或者把教育当做洗脑，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大家都会同意教育不是洗脑，洗脑也不是教育。　　大致上讲到洗脑，会说它是在强制灌输某种或某套虚假观念。全面来讲，洗脑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强制灌输一套虚假的观念。这个定义里面有三个关健词，一个就是强制灌输，一个就是虚假，最后一个就是为了去洗脑者本人的利益，这三个因素贯穿在一起构成洗脑。　　虚假好像是洗脑最重要的一条，因为如果灌输的是正确的东西，即使稍微强制点，最后成功洗了脑，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我们和教育对照着谈，我们知道教育是教给你正确的东西，这是洗脑和教育的第一层区别。　　强制灌输是第二个关键，传销属于一种洗脑，建立传销的团队要给你灌输传销多么得好，然后会把你禁闭起来，把手机没收不让你自由通话。洗脑牵涉到一些强制的因素，在强制方面，洗脑看起来也和教育不同，教育是师生之间的自由交流。　　第三个因素“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以传销为例子，传销的人要给你灌输一套传销的观念，那为了谁好呢？很明显是为他本人，只要他能发展20个人，那他就赚了一笔，至于你有没有赚到，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但教育就不是这样，我们教育自家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是为了孩子好，为了学生好，这样大致就能够把洗脑跟教育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可以作为区分洗脑和教育的一个起点，之所以作为一个起点，一方面它们的确说出了一些什么，另外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些疑点，都有一些让人疑惑的地方。　　我们从强制灌输说起，洗脑是一种强制的灌输，教育是自愿自主的。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眼看上去一方面洗脑似乎第一步都是强制，另外一方面教育中似乎总包含着一些强制的因素。　　刚才讲到传销，虽然进入传销组织之后，他可能会对你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像拉壮丁一样把你拉进去，还是你自动去。比如IS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整套的松溪灌输给它的一些子民，把他们称为战士。欧洲中产阶级的子弟，几千人跑去参加IS组织，没有人进行强迫，他们自愿就跑过去了。再比如说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当时是挺重大的事件，到最后我们也没听说过圣殿教教派之内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而教育却明显牵扯到很多强制因素，很多家长让孩子弹钢琴，很少有孩子是自己高兴去弹钢琴的，大部分都是家长哄着逼着去做。　　你让孩子背唐诗宋词他不爱背，他不喜欢，以前都体罚现在不让体罚了，不让体罚你还是要有强制措施，可能到了大学稍微好一点，那种强制少一点，但是比如说上课要签名，不来上课就会扣学分，考试不及格吓唬你，广而言之这些都是强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说洗脑就是有强制，教育就是没有强制。　　讲到虚假，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就是一套虚假观念。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套2000多年的洗脑，使得成千成亿的人去信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基督教是洗脑的，那我想问为什么圣殿教集体自杀就是洗脑的结果，这些伊斯兰的圣战战士，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他们就是被洗脑呢？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不是？　　第三个方面”为谁的利益”，有一种教育确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去考量，不是为我们教育者本身的利益。现在麻烦的是有这样一种教育，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舍己救人的教育，教他舍己救人是为了他好吗？如果舍己救人受了伤，甚至生命都没有了，它的好处在哪儿呢？　　被洗脑者并不知道也不承认他在被洗脑　　再回到这三个方面，我还要谈到洗脑和教育另外一个区别，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谈到，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它跟我讲的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受教育者知道自己在受教育，他也承认自己在受教育，但是一个被洗脑的人并不知道他被洗脑，他也不承认他是被洗脑。换句话说是我说他被洗脑，这并不是他自己说的，等到他认识到他在被洗脑，那么他差不多就已经从被洗脑的状态中跳出来了，就有点像做梦的人不知道他在做梦，等到他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梦醒了。那么教育跟洗脑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洗脑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总是我们加给别人，而不是洗脑者本身得出的说法。　　所以当你在说一个人被洗脑了，那么他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映，会反驳你才被洗脑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人指责自由主义者，说你们是被自由主义学说洗脑了。一般自由主义比较反对专制，比较反对强制灌输，比较强调自由教育的，可是等他批评别人没有自由教育被洗脑的时候，这些被指责的人会对他们进行一顿责骂，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成天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被人家洗脑。这时候我们就很困惑，这两种观念互不相让，你说某一套观念提供一些道理了，但是这个道理本身也很难说它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论，甚至可以说大家都被洗脑。稍微极端点讲，其实谁不是在梦里，只不过就是做的梦不一样而已。其实专制主义是被洗脑，自由主义也是被洗脑。我们不承认自己被洗脑，但是我们后来梦醒了之后，有可能会不那么看，那么你就会看到当时我们接受的是一套虚假的观念，但是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吗，这件事是从来没有争论清楚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教育，比如说我们就教给他们这些唐诗宋词，我们就不教给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甚至下流的的诗歌，我们教给他们数学，教给他们这样的定义，而不是那样的定义。至少就部分来讲教育中明显包含着强制性，所以教育和洗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楚。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有的人为了显著区别二者而提出一种主张，教育不是老师高高在上把某些真理教给学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互相交流。　　我们要承认教育包含着强制，然后我们再去看洗脑的强制性。当然二者有明显不同，教育强制的程度与洗脑有很大区别。有一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听说这个成语的。长大后我总琢磨我觉得不明白这个成语，比如两个人身体都不太好，一个得了灰指甲，一个得了癌症，程度不同但是区别挺大的。强制程度有区别，如果区别够大，就是很大的区别。教育强制的程度随着被教育者的成长，这种强势性就不断缩减，缩减到最后，我们的确是可以设想一种平等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我们说强制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当前被强制的范围，我们要看强制以后的发展。你让学生去弹钢琴，他不想弹，你多多少少会去强迫他弹，当然他有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弹钢琴，而且几乎不可避免他就必须爱上弹钢琴。可是他长大了回过头来看，他会承认你做的是对的。即使他没有弹下去，那么等他长大了可以进行判断了，他也能够理解家长，为什么当时曾经那样急切的希望他们弹钢琴。　　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强制，但是洗脑的情况不同。我们说四人帮把我们洗脑了，当时四人帮那样做就已经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教育与洗脑强制上的区别，不能完全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来判断，而要从未来发展来判断，那时候我们往往就能更好地看到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洗脑。　　我们慢慢的成长起来之后就更容易判断，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更多，我们看到的世界更广大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了更宽的眼界。一开始就是你给我了这一首唐诗我就背，但是当我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很多诗。我就不一定要背老师选择的那首。但是如果进行一个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明确知道当时老师给我们选的诗应该还都是属于比较好的，或者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阅读的。这又是教育与洗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两者可能都有所强制，但是在强制范围之外就有所不同，教育者并不把全部注意范围都放在强制的范围里。你完成了功课，但很少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家长，在你做完了功课还是什么都不允许做。正好相反，如果一个好老师的话，你把功课做完，那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去读别的诗，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在某个程度上他受到了强制，但是由于他始终能够接触到非强制的信息，那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不会构成洗脑。　　洗脑不允许你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洗脑不仅强制要求你接受，而且不允许你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后一点是洗脑与教育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教育者比较有自信，我要求你读这首唐诗，但我不怕你去看别的诗。你去看别的诗，最终你还是觉得我选的诗不错。我教给你如何做几何题，，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证，但是你证完之后，还是发现老师的方法好。教育者之所以能够让学生去接触其他信息，是因为教育本身含有这样的自信，而洗脑的人恐怕就缺乏这种自信。 2 　　无论在1984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洗脑者使用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尽可能屏蔽掉他所要灌输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信息。刚才也谈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可能是一种洗脑。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言论自由，它可能是不断在宣传哈耶克，但是反复的宣传哈耶克并不构成洗脑，只有除了哈耶克之外什么都不允许读，那才叫洗脑。考虑到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是边缘和软弱的力量，它恐怕很难禁止我们读哈耶克之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指责自由主义也是在洗脑。　　我们刚才讲到，“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日本人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两者不相上下，但是我仍然要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接近于教育，那就是他们一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仍然能够允许报纸和书籍发生不同的声音。虽然有一定限制，但是报纸可以对战争进行谴责，还也可以反对战争。而日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也会有其他信息的出现，但是他们甚至会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和机构进行摧毁、判刑甚至判死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虽然两者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跟洗脑更接近。不在于他们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周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种对信息的屏蔽在一定程度上不太复杂。怎么说不太复杂呢？有一个实验，把一只猴子装在一个封闭的铁屋子里面，然后饿它，把它饿的半懵半死。这时候突然通过一个小机关往黑屋子里送几根香蕉，但是同时这个黑屋子一小扇窗户打开了。那么这个实验的目的想测这只被关在黑屋子里挺长时间同时又饥饿的猴子会干什么，反复的实验最后证明，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跳出那个窗口向外张望。对这种比较高等的生物来讲，哪怕同时面对生存的威胁，获取信息也许是在所有需求中处于第一位的。　　获取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反例。可惜时间有限我无法细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发生过一个巨大的运动，叫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么思想改造有一个特点，一方面要灌输一套思想给你，另一方面还要把你的眼界屏蔽起来。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不少是留学回来的，哪怕不是留学回来的，一般也都见多识广。也就是说他们脑子里有别的信息，但是他们怎么也会多多少少被成功改造了呢？我觉得这是思想起源问题。这个思想改造当时的确是不叫洗脑，叫洗澡。在这样思想改造背后是实实在在地搞手段。你被改造好了，或者你做出被改造好的样子，你可能就进入某个民主党派当主席、副主席，你可能就受到国务院联欢会的邀请信，你可能就当了系主任，当了教授。你改造的不好，可能职称上吃点亏，然后国务院也不会邀请你，诸如之类的，当然这还是最温和的结果。洗脑背后有着非常鲜明的东西来赤裸裸地报复你，如果你改造不好，你还抗拒改造，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狱，如果还不够，那就是死刑。　　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手段都不会奏效　　最后都是要落实到这一点上—— 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报复，所有洗脑的手段都不会奏效。当然我并没有说思想改造就是一场暴力活动，如果是暴力活动就没什么可研究的。思想改造非常值得研究就在于，一方面或隐或显它背后始终有暴力，但是前台上演的很少有暴力，前台有好多不同的样式，我们阅读回忆录知道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参与运动，并且多多少少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这种改造。　　洗脑的复杂性在这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真诚和虚假，主动和被动并不是那么一分为二的。在这些微妙的场合，它们几乎永远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我会被威胁着去做一件事情。我讨厌你这么强迫我，可是如果条件适当的话，我也许会想办法让自己觉得：我不是被强迫的，是我自己愿意的。这帮人背后是有一套心理机制，这个机制牵扯到尊严的问题。无论如何主动去做的事比较有尊严，被胁迫是丧失尊严的。既然已经被胁迫了，如果你们让我做出我主动的样子，那么其实还是多少保留了一点尊严。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洗脑的机制，无论出场不出场，暴力扮演了最“压仓式”的作用。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暴力一旦消失，哪怕减轻，那么洗脑所得到的成果很快就会断掉，乃至就会烟消云散。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叫刀尔登的出了一本书《亦摇亦点头》，写他的读书经验。他说他小时候受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他说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读了一点其他的书，知道了一点其他的事，没费什么劲他就把那些东西都忘了。还有像斯大林，你从小就知道斯大林多么伟大，所有都是正面的信息。有一本书，吉拉斯《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那边讲了好多国家机器的宣传，这是一本年不见经传的书，我们怎么开始信吉拉斯了，为什么不信我们的机器宣传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离开了暴力，洗脑力量不是那么大。我们就把强制和真相连在一起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关于观念的争论，好像甲是一套观念，乙是一套观念，乙说甲是假的，甲说乙是假的，反正真假很混乱，怎么也弄不清楚。观念也明确的起作用，但是观念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还有现实世界在起作用。观念再重要，它也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培育起来的经验。不同的观念、习气不只是不同，而且有些观念就是跟我们实实在在的经验没有什么联系，空空荡荡的，虚虚假假的，但是有些观念就不是那样，有些观念是实在的，它跟你的有血有肉的经验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洗脑后拿出的一套东西是那样的虚幻不实，你用暴力做后盾，你用开动的这个宣传机器灌输千千万万上亿的人，但是如果跟现实的这种体验和经验相距太远，那你灌输这些东西实在不会有什么持久的生命力。　　现在回到第三个因素，“为了谁的好处”。我们区别洗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到底谁赢得了好处。教育是为了被教育者，洗脑是为了洗脑者。如果有一套观点让我们接受，那么就使得灌输给你观点的，教给你这个观点的人得到好处。比如说你交给太太“三从四德”，一家之中，总是有礼有从，当然做主的是男人，女人应该服从，那么服从，你就在家做做饭，带个孩子，别太吭气。我在外头吃喝嫖赌。如果要是我这么来教育我的太太，那你在旁边看，就觉得这不太像教育。因为一旦她接受了你的这种教育，那么倒霉的是她，占便宜的是你。那么在家庭中，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正常，谁给你讲一套道理，似乎他还是有这道理，但是如果你细想就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这个道理，他就太赚了是吧？我肯定是倒霉透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多怀疑，在个人关系中是这样，在政治关系中也是这样。要考虑集体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政府也不容易，我们要看发展，讲一大堆道理讲得特别好。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过好日子了，我还在吃苦，这种道理不管他到底讲得好不好，打个问号。　　关于“对谁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因为没有一种绝对很客观的“好”，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受教育，你能够对某些好的东西有一个特殊的追求和好感。这种好感即使跟我们不同，甚至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这并不一定说明你是被洗脑的结果。受教育本身最后也不一定都是得到一种普遍认识。当然实际上不存在从教育中得到普遍认识，你总是会获得带有偏见的认识。如果发展到极端就会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明明是受害者，结果他会爱上迫害者。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说为了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极端，你就把教育说成是它会提供一套对所有人有效的普遍价值观。　　如果没有完全客观的“好”，那么在教育中教给学生哪一种“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当今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我们传统的社会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现在有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是反社会的东西，到现在变成不是不能接受的，甚至会变成可敬的。教育里面当然永远包含一部分，教师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和孩子教育成为一个他能够形成一个独立人格，他能够判断什么是好。当你教给他好东西的时候，也不仅仅为了让他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而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培养他形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所以教育为了孩子好，这里有一个特殊含义，不像是说天冷了我给孩子加件衣裳是对孩子好，或者孩子长大了，我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手机，这是对孩子好。但是教育为孩子好，它有一个根本的含义，就是帮助孩子自己生长，让孩子最后能够自己知道什么对他好。那么我们受了教育就不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我们就会有对自己的生活有所领会，在千万种可能的生活，我选择过一种生活。而如果不知道其他的生活，我只能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在知道其他的生活之后选择过一种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富有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好处。它富有意义可能因为它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因为我的生活能给别人带来好处。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有意义是因为你可以把这种生活献给衷爱的事业，或者献给民族国家。那么我们说爱国主义教育对谁好呢？如果他最后上杀场为国捐躯，还是为他好吗？这个“对他好”是因为教育让他形成了他的人格，让他形成了他的判断力。　　最后我做点总结，在洗脑的机制中暴力起到根本作用，没有暴力支撑虚假可能就会瓦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暴力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把反对的意见说成是洗脑的结果。当时我在文革的时候，都听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需要解放，可能今天朝鲜人民还是这么想，这些我们可以认为是洗脑的结果。我们把不同的意见说成是洗脑，它至少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坏处，因为当我们不同意某种想法，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是一种罪行。如果是错误，你就要能够想办法找出它错误在哪儿，如果是罪过，你就应该分析为什么是罪过。但是当你把这些都说成是洗脑的结果，从知性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追踪一些错误，分析一些罪过的责任，结果我们的知性生活就越来越浅薄，我们不再认真严肃的对待一些问题。那么我就希望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洗脑和教育的区别，同时我们能够把洗脑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剩下的事情留给错误和罪恶的探讨去解决。　　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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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支持中国香港特区ZF(“陈道理：占中暴力”阅读感言）: johnshopkins 2014-10-5 10:09; 各位网友：香港，是我们中国的香港，现在香港处于无政府之中，特区政府以及中央需要采取果断措施，绝不让西方的黑手得手，绝不允许中国特区脱离中国及反对中国的大本营与前沿阵地。爱国，爱港，反对占中！陈道理：“占中暴力”之恶衍生“街头暴力” 2014-10-04 08:14:12 | 来源：大公网 | !-- 作者：大公网 | /p-- 　　陈道理　　 “占中”进入第六天，所引发的社会动荡越演越烈，更形成一股强烈的社会暴戾之气。不仅仅在金钟政府总部之外，昨日在旺角街头、在铜锣湾闹市，“占中”长期占领要津引致交通瘫痪，造成两股不同意见市民的激烈对抗。如果不是香港警方的及时制止，极有可能演变成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暴力冲突。我们在谴责街头暴力、呼吁理性对话的同时，更应当谴责“占中”这种无形的暴力，正是这场违法的政治运动，在最大程度上撕裂了香港社会，其对香港造成的极端负面影响，远甚于个别的街头暴力事件，香港恐将长期陷入“占中”所造成的“暴力政治”漩涡之中。　　过去六天的形势，令所有关心爱护香港的市民感到痛心不已。“占中”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力，已经远远超过所谓的“短暂占领”，更不是“令交通瘫痪数天”如此简单，而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安宁、法治的健全、经济金融的运作、市民的和平理性心态，以及整个政府的正常运作，可以说，整个香港都陷入“占中”发生所导致的极其恶劣结果。　　以昨天在旺角街头发生一幕为例，数万名愤怒的旺角居民以及其他地区的市民，涌到“占中”所霸占的地区，要求警方立即清场，还原旺角的安宁。其间由于人数众多，而“占中”者仅有数十人，以致于反对“占中”的人士冲击“占中”者，其间更发生多起打斗事件，两方阵营都出现受伤场面，更有一名支持“占中”的人流血受伤。出现这一幕，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作出谴责，不论以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或者什么样的状态，香港市民绝不接受出现暴力冲击。我们谴责袭击者，呼吁各方以理性去面对各种纷争，因为只有理性沟通、理性对话才能解决问题，任何暴力都不可能解决根本。　　然而，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为什么香港会出现昨天旺角的数万人冲击的场面？为什么回归十七年来香港从未发生类似事件？为什么不在中环、不在金钟，而偏偏在旺角发生这样的事件？理性的思维告诉我们，事出有因，如果不是“占中”的发生，如果“占中”者能够尽量体谅其他市民的感受、如果“占中”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扰民，旺角的一幕不会以如此方式出现。这么讲绝不是替打人的暴徒开脱，更不是因为站在政治立场上去怪罪谁，而是希望各方要明白一点，只顾自己的感受，从不换转思考，只会令问题越来越恶化。　　为什么旺角会有数万名愤怒的居民？“占中”者必然会称这是政府发动的，是有组织的“反占中”行为，但任何客观观察事件的人应当清楚，这批人绝大多数是旺角的居民以及在旺角当地营生的商舖从业者。他们之所以如此愤怒，原因在于，“占中”者不顾他们的生计，连续六天的“占领”行为，不仅瘫痪了交通，更是彻底扼杀了他们的生计。众所周知，旺角舖租之贵在全港数一数二，而这几天更是难得的“十一黄金周”，许多人全年的收入一大部分要靠这几天的收入。但“占中”显而易见“断了其财路”、阻了其切实的利益。如果一、两天便算了，问题是“占中”无了期，看不到任何结束的可能。如果从对方角度去想，这是无法接受之事。　　谴责旺角的街头暴力，但公众也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香港会演变成今天的样子？二是为什么暴力正逐渐在香港成为常态？事实上，今天香港所面临的危机，一切都源自于对于普选的争论，如果各方可以本着理性态度去讨论，又怎会出现暴力冲突。然而，“占中”却是不断鼓吹以违法手段去得到胁迫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政治号召之下，人人以违法为荣，因为头上有着民主的大旗；人人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荣，因为身后有着强大的政治支持。过去一年多来的不断演进，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暴戾之气。发生问题不是去理性寻求解决方法，而是动则诉诸违法手段。没人再重视法治、没人再会去强调社会秩序，整个香港彷佛进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似乎一夜之间，法律成了虚无、道德与责任成了人人践踏的东西。试问，在这种状况之下，出现暴力冲突的现象又怎能避免？　　在昨日旺角冲突发生后，“占中”者不是去呼吁各方冷静，而是试图推卸责任，将所有问题说成是特区政府造成、是警方故意不执法。例如，“占中”秘书处发出声明，指学联、学民及和平占中表示，若果港府不立即阻止对占领运动支持者的有组织攻击行为，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将会终止。　　以中止对话作为要挟，足以见到“占中”的本来面目，如果对话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要中止？既然已经出现旺角的类以危机，“占中”难道没有责任去减缓危机？中止对话无异于令问题更加严重化，也令香港陷入更深的政治危机当中。出现这种结果，对谁有利？今天香港的种种暴力趋势，“占中”难辞其咎，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占中暴力”之恶远甚于个别的“街头暴力”，因为“占中”已经深深撕裂了香港社会，暴戾之气已经降临香港！; 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谈谈《共产党宣言》中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热度 1 leijy 2014-9-25 12:14; 谈谈《共产党宣言》中的“ 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 湖南：雷建炎（ leijy26@sina.com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暴力法律马克思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名言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刻骨铭心。可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由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中国无一人能实事求是解读它。这段名言气势磅礴：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眼中，暴力等于武力。暴力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恐怖主义、武装斗争、流血战争。如列宁说： “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条件和伴侣的国内战争不引起破坏也是不可能的。谁一‘逢’破坏就离开革命，离开社会主义，那他就不过是表示自己没主见，表示自己在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罢了。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的《毛泽东传》中记载：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了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 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办法。” 同“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相反，“著名经济学家”引用这段名言，目的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深圳南山区委党校何明教授的《走出千年学术迷宫》丛书序言中，有中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对《共产党宣言》的质疑： “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设想会出现暴力革命。” 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老子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识道，不足以成智者。不用道，不足以驰骋人生。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一知半解。他们将《共产党宣言》中的“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同现实生活中的军事政变、反政府武装、极端恐怖主义混为一谈，误人子弟，祸国殃民。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强调： “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的。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 1844 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维利希是 1845 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 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苦口婆心：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经常只是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还说：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 1 ）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 2 ）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共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3 ）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解释得清清楚楚：暴力是国家权力，是一种经济力量。这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恐怖主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在共产主义者的三条标准中，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革命是暴力的，同时也是民主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恐怖主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显然是暴力的，但绝不是民主的。对于维利希及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梦寐以求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丰功伟绩，恩格斯早已犹弃敝屣。 1885 年 4 月 23 日，恩格斯在致俄国学者维·伊·查苏利奇的书信中说： “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恩格斯还断言： “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灰飞烟灭，难道不是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俄为师”、“兴无灭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种种滥竽充数的无情否定及深刻讽刺吗？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法者天下之仪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管子提出法律神圣不可侵犯，治国必须严刑峻法，谁胆敢违法犯禁，死而无赦：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管子· 重令第十五》）毫无疑义，法律是暴力，而且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推翻家天下世袭独裁帝制的人民共和国，法律经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反复审议表决，经过国家元首签署公布，不是心血来潮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法律制订过程无疑是民主的、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在民主社会，法律是国王；在专制社会，国王是法律。（马克思）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是指“通过几十年的教育”，通过有理不在声高的议会辩论（斗争），通过积小胜为大胜的不断颁布法律。用马克思科学理论指导的共产党人同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丧尽天良的极端恐怖分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共产党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禁锢下，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器的批判无法代替批判的武器。推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毛泽东比蒋介石更独裁专制。毛泽东成为“毛主席万岁”后，坚持“兴无灭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又拖进“镇压反革命”、“反右”、“反右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场又一场浩劫。不仅中国老百姓与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没有人权保障，就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又接二连三成为“动乱分子”，什么党章党纪，统统橡皮图章。现在，时常听到有人抱怨“政令不出中南海。” 这令人耳目一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进步，是中华民族睡狮终于苏醒的“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经历毛泽东时代“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时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浩劫，中南海政令伟大、光荣、正确，“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万丈光芒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华民族对勾心斗角，朝秦暮楚的中南海政令大失所望，无法继续“做党的驯服工具”。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皆一脉相承，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必须通过民主选举。政府官员是人民勤务员，必须依法办事。《管子·牧民第一》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 作为共产党人、领导者，你们应该最有知识，最有远见。对于面临的社会问题，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建议，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这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你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建议横挑鼻子竖挑眼，尽量发表各种反对意见。通过这样集思广益，权衡利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表决你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建议。没有表决通过的方案、建议，就放弃。表决通过了的就成了法律，所有人都得服从、执行。全国万众一心。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 ” 中南海离人民大会堂仅仅一街之隔。将中南海政令先送往人民大会堂，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集思广益。这样于人于己，于党于国，皆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不为？ “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恩格斯）古人说得好：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天下有道，令出于天子。天下无道，令出于诸侯。 2014 年9 月9 日稿（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斧正。作者电子信箱： leijy26@sina.com ；博客中国雷建炎网页： leijy26.blogchina.com ）; 11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农夫山泉：已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报道新闻暴力事件持续发酵: wxfwolf 2013-11-4 21:11; 人民网北京11月4日电据农夫山泉官方微博消息，今天上午10时，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虚假报道。今年4月开始，《京华时报》连续多天刊文报道《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对此，农夫山泉今日再度发表声明称，将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报道。　　以下为声明全文：　　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76篇虚假新闻　　今天上午8时30分，农夫山泉派员上京举报《京华时报》虚假报道。　　京华时报在2013年4月10日至5月7日间有预谋、有组织地持续28天连续发表67个版面、76篇负面报道，其中头版12篇，二版11篇，三版7篇;整版或者双整版报道30篇。如此规模的对一家企业的批评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　　一、“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没有事实依据　　京华时报仅凭农夫山泉产品标签标示了标准号DB33/383，就导出农夫山泉只执行DB33/383，进而得出“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事实上，农夫山泉的产品必须同时执行国家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9298-2003及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383，根本不存在执行标准低于GB5749自来水标准的情况　　二、京华时报捏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反复报道，混淆视听。　　(1)捏造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意见。　　国家卫生计生委4月18日新闻通稿中从未讲过农夫山泉应当停用地方标准或浙江地方标准早应废止。从该通稿中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京华时报多次假借国家卫生计生委之口，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卫生计生委：国家标准既出、地方标准废止”，并称卫计委和浙江卫生厅均予以明示称，农夫山泉应停用地方标准。　　(2)捏造浙江省卫生厅的意见。　　浙江省卫生厅4月20日情况说明中从未说过该标准本身应自行废止，也得不出浙江省地方标准应当废止的结论。京华时报却在报道中多次强调，浙江省卫生厅声明瓶装水浙江标准应自行废止，农夫山泉执行的是一个违法无效的标准，明显属于捏造事实。　　三、京华时报具有主观恶意　　第一，京华时报在刊登“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之前，从未就标准不如自来水的问题采访过农夫山泉。在持续28天的报道过程中，仅在4月11日发过一个采访题纲，农夫山泉也通过官方微博进行了公开回复。此后26天中，京华时报再未联系过农夫山泉。　　第二，农夫山泉在瓶身显著位置标注了产品生产许可QS证(QS证是产品进行生产的准生证)。依据QS证审查细则，执行GB19298是取得QS证的必备要件。京华时报主笔记者胡笑红是全国最早采访QS证的专家级记者之一，却其对上述情况视而不见，设计出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的荒谬结论。　　第三，京华时报明知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北京市桶装水销售行业协会等单位不具备任何执法权，其发表意见也不具任何行政约束力，却借上述单位之口连续数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一系列针对农夫山泉的不实言论，对农夫山泉实行舆论暴力。　　为此，我们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举报信和相关证据材料，希望总局可以彻查此事; 个人分类: 经济时评|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暴力疯子相关社交平台: hdkongyun 2013-4-30 14:26; 为了更好的催进交流，暴力疯子公布了自己的一些社交平台，请关注我！暴力疯子微博： http://weibo.com/fukeseovip 暴力疯子博客： http://blog.sina.com.cn/fukeseovip 暴力疯子小站： http://zhan.renren.com/fukeseovip 暴力疯子微刊： http://kan.weibo.com/kan/3571748122330088 暴力疯子形象照; 0 个评论

分享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巧取豪夺: 杨依山 2013-1-26 09:19; 从发生的各种征地事件，还有出现的房妹、房叔和房祖宗们，还有那些没有发现的一批人。可以看出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其实是一种掠夺制度。让被征地农民的财富和普通老百姓的财富被一些拥有权力的人，通过看似合法，甚至巧取豪夺和非法的暴力手段转移到自己手里。有些财富则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国外。; 个人分类: 农地产权制度探讨|10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埃及人火炬沙菲克总部作为表决触发暴力: boxun888 2012-5-29 14:29; 示威者愤怒的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最后总理为国家的总统选举决胜纵火（星期一），他的竞选总部，强调分裂国家的历史性投票结果。，国家通讯社报道，艾哈迈德·沙菲克被视为穆巴拉克的统治的象征，在竞选办公室被纵火后，一群示威者闯入和破坏的处所。消防官员证实，大火已经熄灭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数千名示威者参加在埃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在第一轮的结果 - 沙菲克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在该领域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间的运行。困扰爆发时活动家说，身份不明的袭击者袭击了一个这样的抗议在开罗的塔利尔广场。岩石被抛出的场景，让人联想起其他暴力痉挛，在从军事统治，这是由于与总统选举结束混乱的过渡。4月6日运动，其中一个组的带头反对穆巴拉克2011年起义，说其页面上的塔利尔抗议已被未知的打手的攻击。分析家曾预测，1沙菲克穆尔西运行，可能会引发故障，导致投票箱斗争之间的一个基于过去60年来的军事独裁的象征，它有压迫的伊斯兰运动之一。结果深感失望，2011年1月25日，走上街头，煽动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维权运动。他们看到改变他们的希望为更多的代表，其他候选人。塔里尔广场，其中的数字增长到深夜的候选人之一，哈立德·阿里，加入了抗议。革命！！我们将完成进军！高呼大约2000名示威者，他们通过他们的方式的中心开罗，从短距离塔里尔广场，起义，推翻穆巴拉克的摇篮。穆尔西和沙菲克虽然有相当大的选区，结果留下了许多埃及人，既不赞成与过去专制的象征和一个伊斯兰组织，引起一些深层次的猜疑之间的痛苦选择。穆尔西超过24.3％的选票，投票，由沙菲克其次23.3％。投票率为46％，根据周一公布的正式结果。约有一半的第一轮投票的候选人在中间的地面某处 - 从左派第三-放置20.4％，中度伊斯兰·阿卜杜勒·穆奈姆17.2％，和前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穆萨，10.9％。兄弟或都没有，马哈茂德·魔门，一个19岁的学生说，调用这个词用来指穆巴拉克政府中担任的政客们在埃及的政治俚语。他赞成我们希望的人表示平方米，补充说：魔门，高举的沙菲克图片与黑色的X脸上涂抹，因为他在开罗游行的一部分。另一位示威者，一名19岁的奥马尔自己的学生，说票已被操纵，引发争议索赔一个旁观者的一个参数。亚历山大对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和塞德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开罗沿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城市爆发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在亚历山德里亚，大约2000名抗议者游行穿过城市，撕毁沙菲克和穆尔西选举他们沿着途中遇到的海报。和穆萨提出投诉，有关的投票中，所有这些都是由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拒绝。纠纷增加的积怨将军从穆巴拉克街头起义时，被迫于2011年2月11日，他向民主过渡已经混乱和经常流血。前兄弟会成员说，我拒绝这些结果，不承认他们声称，票已经买了候选人的代表被拒绝进入投票站，在计数。穆萨说，问号挂在表决。有违规行为，但这不应该改变我们的头脑，对民主和选择我们的总统的必要性。穆斯林兄弟会试图鼓起了一个联盟，以帮助穆尔西对沙菲克，要求穆巴拉克榜样。接近的比赛已经设置了两个竞争者扰支持，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这是试图绘制成一个广泛阵线的候选人落选的其他政治力量，以防止反革命沙菲克胜利。超正统沙拉菲伊斯兰党努尔曾表示，它将现在又回到穆尔西，在第一轮后与壁板。党在议会中的第二大集团后，兄弟的自由与公正党。伊斯兰抵抗运动之外，它可能被证明为组更难找到盟友。世俗派政党已变得可疑的兄弟，指责它的耗电，并把对权力的追求比原则 - 它拒绝收费。一个兄弟，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他说，伊斯兰组织的FJP党准备了一个选项菜单，其副作用试探对手的团体和政界人士。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一个五人的咨询委员会建议总统，总理或副总统的职位分配和内阁职位分配给其他方和提供起草一份妥协计划的法律和装配任务新宪法。沙菲克也在寻求更广泛的支持，甚至冒充起义，推翻穆巴拉克的保护者。沙菲克的支持者看到他的人对安全和打击损害经济观看抗议。的穆尔西上诉到埃及人相信伊斯兰教徒是最有资格为改革腐败的国家，本文来源：3311555.com; 2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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