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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丁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真实世界经济学(含财经时事)	ikissmm 2008-4-20	5 2427	zouxinghong 2008-4-21 10:43:00
[原创]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休闲灌水	andy220071589 2008-4-20	1 1652	siyanmei 2008-4-20 13:22:00
民族产业经济学--经济模式中的民族主义	真实世界经济学(含财经时事)	kan88 2006-10-26	1 2423	parkvej 2006-11-26 05:51:00
民族主义制约印度改革	真实世界经济学(含财经时事)	hunterxj 2006-8-24	0 1730	hunterxj 2006-8-24 11:22:00
[原创]国家利益、经济发展与民族主义	学者专栏	tsc2 2006-1-26	2 3702	tsc2 2006-2-18 1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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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改变自己的一件小事儿（亲历）: 热度 7 giresse 2015-8-28 13:46; 刚才回复了一个主题帖子，是关于改变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件事。成长都是很多事件的集合，也必然有那么一句话或一件事对于成长路径的方向具有决定性，是为蝴蝶效应。现在能想起来的对生命轨迹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多是负面的，正面的反倒没有记住什么。我并不偏激悲观，可能创伤更容易被记住吧。但是有件正面的事情记忆犹新，它虽然源自于一个略显幼稚的念头，但是的确改变了我好多。多年前在国外，路遇两个微醺的白人，相对而行。走近时，一壮小伙儿忽然对着我的肩膀故意发力撞了一下，瘦弱的我几乎摔倒。那个小伙停下来歉意地微笑了一下，摊摊手继续前行，嘴里似乎说了什么。问了同行友人，好像说是“东亚男人不够强壮”。在那一瞬间，内心被深深触动。但事实的确如此，从小我就是最瘦弱的白面书生，早就被小伙伴嘲笑、欺负过无数次。但这次不同，来自异族的鄙视，促使一个念头在那天萌发——必须要改变自己！回国之后，我开始利用任何休息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跑步、游泳、健身……还拜了一位特警出身的师傅学习散打。锻炼过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减肥还是增肌，过程都极其痛苦和枯燥。每次想偷懒时，那次国外经历都激励我咬牙坚持。其实想来这个念头的确幼稚：第一，本人是大学教师，不以体育为职业；第二，本人性格温和，不喜争执，更别提打架。但那个白人略带蔑视（或许是我敏感）的微笑和言论激发了内心的民族主义，促使我任性地在操场上奔跑，在杠铃、哑铃之间挥汗如雨……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两年之后有了效果，从跑 4 、 5 圈就力不从心到能不费力完成半程马拉松（ 1 小时 45 分钟 10 秒），体重从不足 120 斤增长到 155 斤，周围的人也开始惊叹我变壮的外形。幸运的是，命运很快也给了机会去解开心中的疙瘩。又一次国外培训，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各国学员。虽然平时都是文质彬彬，可是酒后有些人就显露出好斗的本性。尤其是美国白人学员 James M ，仗着将近 1 米 9 的身高和强壮的肌肉，爱好柔道等运动，总是借着酒劲儿找人比试摔跤，几天之内先后摔倒了数名俄罗斯、韩国、日本、蒙古学员以及他的美国同胞，也引起了部分人（尤其是东亚学员）的反感。那时他并没有在意不足 180 的我（ 176cm ）。虽然秉承着中国的古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内心却中渴望着和他的较量。终于一天酒后，他要提出要和我比试一下摔跤，我表达了热切的应战意愿，于是期盼好久的交锋就此开始。庞大的体格和粗壮的臂膀袭来，的确是令人有些心惊，但我更要对自己的锻炼成果有信心……全力拼搏后，终于把这个大家伙摔倒在地，他很惊讶，我更惊讶——孩童时期和小伙伴撕疯玩闹，我很少赢。不服输的他要和我比试俯卧撑等其他项目……他又输了。回想起来，还真暗自感谢那次国外被撞的经历，如果不是初次出国遇到的那个壮小伙儿，我恐怕斯文依旧、孱弱如初，这次培训必然会被 James 欺负得很惨。经过那次较量，几次交往之后， James 和我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一是不打不成交，二是他骨子里佩服更强的人，还毫不隐瞒地对好友说如何输给我（换成我可不会）。那些外国人很奇怪，不相信大块头会输，他解释道：“我现在相信，中国人真的会 Kong Fu ”，那些朋友恍然大悟，看着我点头：“ Oh ！ Bruce Lee ！”。后来很多YLP成员知道了这次对战结局，爱挑衅的James不是团队的No1，而是更加瘦小的中国人，东亚学员都感谢我灭了老美的威风。那时年轻的我，心里颇有些为国争光、为亚洲争气的自鸣得意。至此，心结已经彻底解开。虽然这个念头的出发点是为了幼稚地出口恶气，但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某些方面的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些年来几乎没有改变，体质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希望当年的被撞事件继续激励我努力下去，在更多的方面。; 133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insight 2015-7-17 16:06; 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字号评论邮件纠错 2015-07-16 07:42:08 来源：和讯网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新型智库的一个有益尝试。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国内好的制度，中国也很难发挥这种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政治企业家，需要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来实事求是，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周边国家从经贸上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 一带一路 ”，照理说没有问题。实践上看，中国越推动命运共同体它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在亚洲也越来越孤独，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国内部本身也要考虑。　　西方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做的刚好和这个相反，而太侧重于排他性的特点，假如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道德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这条道如果走下去中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其他国家会对中国越来越害怕。　　亚洲价值观实际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西化，是虚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没有强调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的，所以日本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日本是个失败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亚洲价值观的成功就是结合了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它也不见得一定要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政体，亚洲价值观和以前的儒家一样存在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朝代。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讲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进去，传统的儒家文化圈，这个在学术界大家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ZF，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就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在开放的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基础创新，怎么样开放状态是重要的，如果这个趋势不完整的话，封闭起来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知识共同体，无论欧盟、东盟大家都做不起来，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为美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很强，中国的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实际也很强的，中美之间，以前美苏两个知识阵营，尤其近段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有些方面过于“义和团主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为什么知识共同体很重要？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问题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归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写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两个小标题非常有意思，他说“一是到中国宣传民主，二是中国共产党要自动投降”，当时香港想着搞五十年不变，再过五十年、二十年中国自动变化香港，香港和中国自动也不用变了，是这样一个前提。　　实际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假定共产党肯定会垮掉，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这么想的，欧洲人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你要说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知识界在做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国家大家求同存异，中国这个道理讲的很透，但我们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无论普世还是亚洲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中国不能伪装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你变不成西方国家。否则世界对我们是虚无的。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认为，什么叫世界？中国在亚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欧洲人、非洲人给你做点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亚洲几十个周边国家，在亚洲搞不定的话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义和团思想一样的东西，好像经济大了，我力量强了，中国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个人分类: politics|0 个评论

分享宫玉振：自由主义为何在后发国家遭遇“滑铁卢”？: accumulation 2015-5-31 01:44; 题记：当我们回顾19世纪德国的历史，发现自由主义在法兰克福议会上功败垂成，历史以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以三次战争的方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落下帷幕。为什么在后发国家，自由主义不过是奢谈？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孰重孰轻？本文中宫玉振老师经过对历史的条分缕析，得出结论：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地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很难凝聚起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 19世纪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自由主义的最终失败。19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运动在德意志一度取得了蓬勃发展之势，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却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理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自由主义在后发国家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境。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始于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二者的影响下，1806年普鲁士开始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1830年到1848年，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最有活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最保守的势力之外，甚至连官僚、政客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思想家，都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许多邦国也都开始了宪政改革。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则是1848年革命。500名德意志自由派代表齐集法兰克福召开法兰克福议会，制定了联邦宪法，并准备成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德意志国家。在那一刻，自由主义者离实现自己的理想，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法兰克福议会却以失败而告终。被法兰克福议会推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屑地拒绝了自由主义者送上的皇冠，议会也最终被普鲁士军队强行驱散，自由主义者四散而逃，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也就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标志。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解决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问题。自由主义是从英、法这样的国家传入德意志的。对于英、法来说，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建立宪政体制，而对于德意志来说，自由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这就是既要建立自由的政体，还要完成国家的统一；自由固然是现代政体的基础，但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自由就只是空想而不能真正落地。然而正是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其软弱无力的一面。自由主义者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自身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实力，用当时《十字架报》嘲讽的语言来说，自由主义者“没有金钱，没有土地，没有法律，没有权力，没有人民，没有士兵”，只是“被扔掉的人民主权论的破产投资者”而已。对于德意志的发展来说，1848年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德意志的历史由此走向了另外的方向。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平森有这样一段评论：“如果自由派民主主义不能实现德国统一，如果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不能实现所有德意志人的最高目标，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由派民主主义失败了。而如果统一可以靠武力，靠挥舞刀剑战斗，靠阴谋、外交手腕和战争来取得，那么，这些政治行动的手段就是正当的，因为它们实现了这个高尚的目标。” 俾斯麦基于实力的“铁血政策”便由此登场。在著名的铁血演说中，俾斯麦毫不客气地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取决于自己的力量。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可以沉湎于自由主义，但不会有人让它们发挥普鲁士的作用。……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将不是由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和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俾斯麦说到做到，以三次战争的方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容克贵族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将自己置于时代最显赫的地位。也正是在容克所取得的空前胜利中，自由主义者一步步地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容克势力心甘情愿的追随者。自由主义的喉舌《普鲁士年鉴》曾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批评者，然而当普鲁士取得了对丹麦战争的胜利后，它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不愿低估业已取得的成就，因为命运已注定我们的民族计划要由另一派人来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或者采取意思一样的另一种说法，是普鲁士国家权力的扩充。至于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而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年鉴》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果德意志需要在统一和自由之间作出抉择，它必须依据自己的历史和处境，无条件地选择前者。……无论是要走征服的道路，还是走独裁的道路，甚至在军事独裁面前，它都不应畏缩不前。它必须心甘情愿地追随专制的领袖，如果这个领袖能使德意志得到国家的完整，得到生存，得到与别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得到自己的前途的话。” 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地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很难凝聚起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目标的挤压。更重要的是，在后发国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往往首先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往往既是原则和理念，也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目标显然有更大的优先性。当自由主义无助于达成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人们就很容易接受更有助于达成目标的手段，哪怕这一手段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9世纪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宫玉振教授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副院长、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孙子兵法与战略管理、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大国国家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已在《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历史研究》、《领导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并出版有《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中国战略文化解析》等专著。先后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军事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大学出版协会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等。本文是作者为《看历史》2014年10月号撰写的专栏文章，原文标题为《自由主义的失败：理解19世纪德意志国家发展的一个视角》; 个人分类: 宏观经济学|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