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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打乱计划
凤凰天马 2015-5-30 21:06
计划会不会被打乱？？真是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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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近日计划
accumulation 2015-5-13 00:33
1.考研——数学与英语； 2.政治—形势与政策—期中论文（结合中国经济专题）； 3.裂变物理模型—最小值函数+随机游走模型； 4.中国经济专题期中考试（29号）； 5.原子核物理作业； 6.金融市场与金融理论； 7.金融衍生品——习题； 8.金融计量学期末论文； 9.天体物理期末论文—nuclear fission； 10.经济增长导论——台湾经济； 11.核物理前沿讲座——同核异能素； 12.公共经济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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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
accumulation 2015-5-11 17:35
金融深化理论的积极意义表现为： 1.发展了传统货币理论。他们认为，传统货币理论都是为那些货币金融制度高度发达的经济设计的，若“不加批判地”将其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则将是“非常有害的”。因而他们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摒弃了传统货币理论中那些不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成分，保留传统货币理论的分析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 2.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但又被长期忽略的因素，即货币金融因素，从而将长期脱节的货币理论与发展理论连接了起来，推进了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则认为货币与资本是相互补充的，所以应该减少对金融的ZF干预，让市场机制在金融中充分地发挥作用，以实现货币供给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对传统观点的成功挑战。 3.为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有限性，主张放开利率鼓励储蓄，解除对金融压制，鼓励竞争，走向金融自由化。既增加资本供给，又扩大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益，带动经济增长。 4.提出的经济自由化渐进计划。该顺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别是，该计划强调任何自由化政策都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而且自由化改革具有渐进性。ZF不能，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在放松旧的管制的同时，新的管制必须跟上金融自由化的步伐。 金融深化理论的不足之处 1.金融深化论者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认为只要大刀阔斧地实行金融体制改革，便可改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制现象，但是，他们却没有强调宏观经济稳定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 2.金融深化论者过分地强调了自力更生，而轻视引进外资的重要性。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深化的改革，即可从本国资本市场筹集到全部发展资金。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极低，即使提高利率，也难以吸收到足够的储蓄作为建设发展资金。 3.金融深化论者过分地强调取消ZF对金融体系的人为干预，并称金融深化就是金融自由化。尽管强调放弃ZF的直接干预和管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但是，这只是表明要由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而不是所谓的自由化。 4.金融深化论者没有充分展开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过程和阶段的研究。在他们的论述中，只要放开利率和汇率，资本的和外汇的短缺问题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但是，他们没有说，应该创造那些条件，然后才能放开利率和汇率。他们也没有说，利率和汇率应该哪个先放开，或者同时放开，这就难免给人留下“毕其功于一役”的印象，容易引起实践中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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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近期计划
accumulation 2015-5-7 19:54
1.东亚奇迹—中国经济专题论文作业； 2.天体物理作业； 3.核裂变物理模型—最小化、随机游走； 4.金融计量学复习； 5.金融衍生品—量子金融； 6.经济增长导论—台湾经济； 7.考研—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 8.游泳； 9.公共经济学作业； 10.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 11.核物理前沿讲座—核同核异能素； 12.原子核物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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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近日主要问题与计划
accumulation 2015-4-29 23:02
1.BSM期权定价模型的有限差分法求解—C++——算法稳定性问题、MATLAB混合编程； 2.裂变物理模型—裂变势能曲面的扩充—DBCONF函数、随机游走算法与伊藤过程； 1.形势与政策提纲； 2.原子核物理期中考试； 3.金融计量学期中考试； 4.天体物理学作业； 5.期权期货与其它衍生产品作业； 6.中国经济专题作业； 7.考研—经济学、会计学； 8.高能与射电—射电作业； 9.核裂变物理实验数据库； 10.游泳—自由泳、仰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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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近日计划
accumulation 2015-4-28 18:19
1.伊藤过程—核裂变过程的随机游走； 2.DBCONF—报错的处理—势能曲面的扩充； 3.期权定价的基本方法与数值方法—C++； 4.期权期货与其它衍生产品—复习、习题与作业； 5.金融学经典教材总结； 6.原子核物理—习题与期中复习； 7.游泳—仰泳与自由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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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近期计划
accumulation 2015-4-17 22:40
1.体育测试（4.18）：1000米、50米、立定跳远、前屈、引体向上； 2.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4.20）—导论、一般均衡理论、CAPM、风险的度量、资产的均衡定价； 3.金融衍生品第二次作业（4.21）—期货价格的确定、互换； 4.原子核物理问题（4.20）—β衰变； 5.原子核物理作业（4.21）—α衰变； 6.形势与政策ppt（4.21）—亚投行； 7.形势与政策期中论文（5.1）—提纲； 8.裂变势能曲面的扩充（4.23）—Fortran与IMSL； 9.金融计量学复习（5.12）—公式推导与结论； 10.中国经济专题作业； 11.核物理前沿讲座—核同核异能态； 12.考研数学、考研英语、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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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执行力管理格言 87/300 条
kychan 2015-4-8 09:26
执行力管理格言 87/300 条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计划” 只有在行动中，我们才会感觉到生命的悸动， 才能让生命具有价值， 才可 以得到衣食住行的保障， 才可以变得智慧、勇敢、坚毅和高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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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执行力管理格言 78/300 条
kychan 2015-4-5 13:19
执行力管理格言 78/300 条 最聪明的人设计出来的最伟大的计划， 执行的时候还是必须从小处着手， 整个计划的成败就取决于 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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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GET UP
cmz512 2015-4-2 17:55
时间总在早上过得最快，因为自己总是思想赖床。希望从梦中找到一点点心灵上的安慰，所以一直赖在床上，任凭时间怎么折磨我，自己还是选择那一点梦中的安慰。虽然自己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心底还是放不下，放不下。错过了自己会后悔莫及。问题一直未解决，一直留在心底。回忆当时的自己，不是都安排，计划好了吗！如果未来我心底还有你，我会去找你。原来我心底最希望的是：你可以说出和我同样情感的一句话。当问题真的到来了。。。我往往选择了回避。似乎觉得退后了，会好一点，事情会变的可以接受。结果再一次站在我的对面。感性又一次战胜了理性思考 。调好闹钟，，，坚持坚持七点起床 塑造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不是别人喜欢的人。但愿那里有我们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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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计划
supergoodmood 2015-4-1 15:28
今天是愚人节，但愿吾不做愚人，立此计划，争取16年出来，最迟推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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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chan 2015-3-26 10:44
执行力管理格言 68/300 条
评判你的下属是认真的人还是聪明的人 有一个方法： 认真的人永远在做（行动） 聪明的人永远在想（计划） Work and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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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chan 2015-3-24 15:03
任何计划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 一定会遇到障碍，一定会遇到挑战 。 如果在执行的过 程中， 还在讨论或在怀疑战略制定的是不是正确的， 那所有的计划目标都将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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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chan 2015-3-16 19:53
会议体现战略，计划定义结果，结果立即奖惩， 奖惩推动行为，行为贯彻战略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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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FORTRAN源代码计划
accumulation 2015-3-5 23:26
1.FORTRAN程序及验证码； 2.基本的差值问题与拟合问题； 3.线性代数相关—矩阵、行列式、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等； 4.常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5.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6.蒙特卡洛模拟法； 7.常用特殊函数； 8.函数的微商与积分； 9.递推与迭代； 10.快速傅里叶变换； 11.排列组合与排序； 12.函数逼近与数据拟合； 13.函数的极值与最优化； 14.数据的统计描述； 15.非线性方程与非线性方程组；
个人分类: 原子核物理|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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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chan 2015-3-5 05:31
凡是计划一定要有结果，哪怕是阶段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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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考研专业课复习几轮才靠谱
accumulation 2015-3-1 22:23
专业课很重要，这从考研所占分值比例中可看出，文科类的专业课至少是半壁江山。关于专业课的复习方法我推荐这份比较详细和合理的计划：“五轮复习法”，这一方法对于专业课备考还是比较科学，有帮助的，中公考研为您分享： 　　第一轮：把指定书目大概通读一遍，熟悉其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这部分主要是7月份之前做。在通览参考书的同时可以扩展一下知识面，这对于加深理解和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十分有帮助。 　　第二轮：把书本上的东西转化成笔记，按照书本上的结构体系把知识点一一总结。这一轮从暑假开始。在总结笔记时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一是把往年的考题在笔记中标明，二是把扩展阅读中获得的相关知识也补充到对应章节中，这样总结出来的笔记不仅是书本内容的精华版，还是试题库和知识的延伸版，这个阶段的工作做扎实了，对于以后的复习会非常有利。 　　第三轮：把笔记概括成纲目，即每章用一个简明的网络描绘出来。这其实是整理笔记框架的过程，框架整理出后对整体知识有了个宏观把握，每看到一个标题就会立刻联想出一串内容。这轮花费的时间不多，但仍然要用心，要自己动手动脑，不能简单地把书目照搬。 　　第四轮：对照整理出来的框架回归笔记。前三轮复习其实是把书本从厚到薄的过程，而后两轮则相反，是要把简化了的东西重新充实起来，看着章节的目录背框架，把框架背过之后按照框架背笔记，要仔细回忆笔记中的每一个细节，最佳的效果是在脑海里有笔记每一页的模样。这是一个十分艰难但有效的方法，背过之后会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五轮复习(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最关键的阶段正在于此，这个阶段结束后你会觉得书上的知识基本上全知道了，因此也是信心最强的时候。 　　第五轮：带着脑海里已经背过的笔记回归书本。此时，脑海里已有书本上的大体内容，这时再看书本的感觉会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会发现以往从未发现的一些细节，同时一些看法和观点也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以这种状态去迎接考试自然是胜券在握。这个阶段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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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执行力管理格言 24/300 条
kychan 2015-2-11 20:59
赢家，永远都有一个计划；输家，永远都有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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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银行就职？？？
625928915 2015-1-23 15:24
本以为进银行会很好，但看到那么多的研究生在那艰苦的熬柜员，真的也是度日如度年啊！！！ 有时候又不得不思索自己将来的规划，原计划是先优先考公务员和银行，考不上然后去会计事务所，其实自己这个研究生文凭真的很尴尬，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究竟这个文凭读出来有啥用，现在真的感觉没啥优势，倒是在就业的时候却成了一种思想包袱，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目前走一步算一步吧。 唯一的信仰不变：36行，行行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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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对教育计划体制痛心疾首为哪般？
大庆商江 2015-1-6 16:23
熊丙奇对教育计划体制痛心疾首为哪般？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在管理学中，计划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计划工作，是指根据对组织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提出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组织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案途径。其二是计划形式，是指用文字和指标等形式所表述的组织以及组织内不同部门和不同成员，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关于行动方向、内容和方式安排的管理事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教育计划体制痛心疾首。他多次发表文章诟病国家教育计划体制。请看以下约 2 万字的文章。有兴趣者可以网上搜索续补。 2008 年 10 月 23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国家计划与学校自主是什么关系？ 》 10 月 9 日 上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 1999 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 4% ，后年不超过 3% 。对此，我日前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从扩招中可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如何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因为“过去的教育改革都是由行政主导，然而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应该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仅靠行政决策，必然会因为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在推行之中出现各种问题”。随后，童大焕先生针对此文撰文认为，“高校扩招乃至中国大学的其他问题，根本上都不是行政主导下缺乏民主决策的问题，而是大学缺乏自主决策的问题。大学应该有独立面对社会、面对市场、面对内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自主决策权，而不是一切服从命令听行政指挥。童先生的观点，涉及到两方面问题，其一，高等教育扩招，是否可以由政府“计划”？其二，高等学校的自主决策，是否也需要改革行政弊端，做到科学民主？对于第一个问题，诚然，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高等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但是，因否定高等教育计划体制，就认为高等教育发展需高等学校完全市场竞争，而不需要国家的计划与调控，却有悖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国家教育计划的科学民主决策，与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统一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两个方面。比如，英国政府在 2003 年 1 月发布的《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中 , 计划通过扩大高等教育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 计划把高等教育入学率扩大到 50% ——这也被认为是英国的扩招——其中把扩大基础学位作为高等教育增长的一个途径。随后 , 政府又在 2003 年 10 月发布了《基础学位—满足高水平技能的需要》的文件 , 为基础学位的实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 并决定进一步扩大基础学位计划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 同时 , 达到扩大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目的。客观上说，高等教育的扩招，不仅牵涉到现有高等学校的规模变化，还牵涉新高等学校的设立，以及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这是宏观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而很难由学校自主办学、市场调节实现（没有政府的奖学金、助学金计划，没有政府为新招收学生投入按教育成本分摊比例应承担的培养费用，学校的自主调节将受到很大限制），必须通过政府的计划调节、立法保障、经费控制来达到发展目标。在扩招的宏观决策背景下，高等学校可以根据办学情况、政策支持、经费保障，自主选择是否扩招以及扩大怎样的办学规模。对于第二个问题，也许在童先生看来，确立高等学校市场竞争地位，由高等学校自主决策，就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但是，童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国高校内部目前也盛行行政主导的决策模式。国内高校的行政化，一方面，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过多、统得过死，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表现在高校内部，也逐渐官僚化、衙门化，学校领导不但有行政级别，而且对应学校领导，学校还有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教授无法参与学校决策，导致高校决策偏离教育与学术规律。就扩招本身而言，在扩招之初，一些高校的扩招，确实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与命令，而最近几年来一些高校的扩张，其实并非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而是来自学校的自主决策。每到招生季节，就会传出以下消息：比如，教育部发文明令高校不能进行计划外招生，教育部亮出黄牌要求一些学校减少招生规模，教育部发出预警提防招生诈骗，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在眼下的教育环境中，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紧缺，以及受学历社会的影响，一旦把招生名额的确定权全部交给大学，其结果必然是一些高校从短期办学收益出发，大幅扩大招生规模，因为对应每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收入。高校要用好办学自主权，树立自主办学公信力，恰恰在于学校管理的科学与民主。包括公办大学建立由人大代表、学校领导、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学理事会，民办大学建立由出资者、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知名校友、社会贤达组成的董事会，以代表各方利益，民主决策学校的发展战略，确保大学不偏离教育的方向，而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少数校领导，甚至是出资老板。在笔者看来，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是科学民主制定宏观战略发展规划，并出台配套政策，保障经费投入，规范、调节大学的办学行为，而大学则在分析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情况下，自主办学，倡导学术民主管理，我国高等教育才能步入良性发展。 2009 年 9 月 25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取消计划配额，才是实现高校招生均衡之道 》： 北京孩子上北大的是河南的 60 倍、浙江孩子上浙大的是江西的 30 倍、山东孩子上山大的是广东的 36 倍。 9 月 19 日 在北大举行的“高校招生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上，法学专家建议，部属院校最基本的招生方案应是按各省人口或各省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准划分它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各个地区考生平等的受教育权；其次部属院校自主招生比例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现阶段最多不应该超过总招生数的 10% 。（北京青年报 9 月 22 日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与法学者们共同关注关注部属高校的地方化问题。与上述法学专家的建议不同，我并不认为在现行的招生指标计划分配模式基础上，调整各地的招生计划指标分配，能从根本上解决部属重点院校的地方化问题。而应该推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来解决这一难题。按各省人口或各省参加高考的人数为基准划分招生指标，这一做法早在 2006 年，就有中国政法大学尝试，但此后没有其他重点大学跟进。这一做法表面上是十分公平的，但是，如果所有重点大学都这样分配招生计划，其结果必然是由于各地教育质量的不均衡，而导致新的“高考移民”——高考考生从教育质量高的地区，移到教育质量低的地区；而且，也会导致所有与地方共建的部属重点大学可能失去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在当地考生的压力下，极有可能撤去每年对重点大学的上亿资金，而转投地方大学。举例来说，如果要求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重点高校只在上海招收 30 多人（今年全国考生 1000 万，上海只有 8 万，占总考生数的 1% 不到，复旦和交大本科年招生规模为 3000 多人），比以前的招生减少 1000 余人，这会是怎样的局面？上海老百姓会同意吗？如果硬性推行这样的计划，其中肯定有大量的考生依旧选择报考上海的其它非重点高校，地方政府显然将把资金（复旦大学在 985 第一期获得地方政府每年 2 亿投入）转向投入上海大学等上海高校，资金渠道单一的重点大学，必然面临办学资源的新困境。北京、江苏、浙江、广州的重点大学都面临同样的现实问题。近年来，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一些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已从过去的超过 50% ，回落到 40% 左右，有的已接近达到教育部所规定的 30% 比例。但是，这种“遏止”，主要得益于当地生源数的减少，重点大学顺势将保持当地录取比例不变而多余的招生计划转投到中西部地区，从而降低当地招生比例。由此可见，招生计划的制定，实质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当地考生和全国考生的利益博弈。中国政法大学在全国能进行按人数分配指标的招生，与其本身在北京的招生比例不高，以及北京本地考生对其关注度不是特别高有密切关系。如果换着清华大学，把北京招生数从近 300 人减少为 30 多人，可以想见推进的难度。从重点大学的发展看，生源的多元化，不仅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服务全国的需要——全国人民的大学，不能只为地方服务；也是本身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生源的单一，会把全国重点大学降低为地方院校。因此，降低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促进在各地的招生资源均衡，是大势所趋。在笔者看来，按照指标分配方式的招生，根本上是计划招生模式（现在的各地指标不均衡，也是这种计划配额方式所致），促进所有重点大学在各地均衡招生的途径，不是可操作性不强的要求各重点大学在各地按考生人口比例分配指标——而恰恰是法学者所反对的“自主招生”。当然，他们所反对的“自主招生”，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目前 76 所高校所实行的自主招生，并没有赋予考生更充分的选择大学的权利，而是各校各自为阵举办自主招生考试，通过考试先确定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参加高考，如果在志愿填报中将该校作为第一志愿或者 A 志愿，将在录取中享受相应的录取优惠。这种自主招生无疑加大考试的考试成本，却没有增加学校间的竞争。实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不但可以加强学校间的竞争——一个考生可以同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更可以促进招生公平。依据笔者的设想，大学的自主招生应该是“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 + 自主招生”，全国各地的学生可以参加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可根据这统一测试成绩，提出申请门槛要求，再结合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价。在这样的招生体系中，全国学业水平测试保证了基本的公平，各地的申请门槛一致；而在综合评价中，考虑到现实中的地区、家庭、民族、个体差异性，可以通过地区因素、家庭因素、民族因素等指标，对不通地区、家庭、民族的申请者给予多元化评价。在美国大学实行的自主招生中，评价指标包括 SAT 成绩、所在高中、高中学业成绩、发表论文、特长、推荐、家庭因素、种族因素、多元化等 16 项。根据对美国私立大学生源的分析发现，没有像州立大学那样的具体招生要求，但从各地录取的学生，比例差异并不大。这就是统一学业考试与多元评价相结合的结果。实行“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 + 自主招生”模式，既避免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的分数脆弱公平，又考虑到地方现实差异，这才是促进均衡的可行路径，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的自主权与考生的选择权，均得以体现。唯一受损的，则是计划设置者手中的权力。笔者期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放权，推动这一招生模式的尽快探索与实践。 2010 年 6 月 23 日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 熊丙奇： 留学中国需要的不是“计划”，而是“市场机制” 》：由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和华南理工大学主办的第 16 届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年会 18 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本届年会上了解到，中国教育部即将出台新的《留学中国计划》，初步确定到 2020 年，接收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将扩大到 50 万人。（中国新闻网 6 月 19 日 ） 教育部所制订的这一计划，从目标看，还是比较靠谱的。统计资料显示， 2009 年，我国已经拥有来自全世界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8 万名留学生。对比目标，未来 10 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将翻一番，每年增加的规模约 7% 。这一增长比例并不大。与内地高校扩招，教育部门想怎样扩，就怎样扩不同，增加留学生规模，主动权却是掌握在留学生一方的。你的教育质量如何、教育回报如何，这是留学生在选择留学时必须考虑的。而我国教育，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并无优势。以笔者观察，如果我国教育质量不提高，在未来 10 年实现上述看似“计划”得比较靠谱的“目标”，也可能有很大的难度。今年高考之际，有关弃考的消息，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高考报名数再次减少 65 万。有论者为我国高校应对生源减少支招，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这实在是出人意料的招数——在我国高考弃考生中，选择出国留学占相当比例，虽然说出国留学是个人的正常选择，也是教育国际化的正常现象，但是我国高校连自己的优秀学生都难留住，又怎能奢谈靠扩大留学生规模来应对生源危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我国采取优惠措施，留学生就会纷至沓来的，不仅有这些论者。此前，上海在制定教改《规划纲要》时，确定到 2020 年上海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达到 15% 左右”，这是一个几可与世界一流大学媲美的目标——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其中有一个指标是，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占在校生数的 20% ——而上海高校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 2008 年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对高校在校生人数的统计， 2008 年上海高校留学生的比例为仅 3.33%( 不算专科生 ) ，就是复旦大学，目前的留学生比例也只有 10% 不到。相较一些人士和一些地方对发展留学生教育的乐观态度，教育部还是相对谨慎的。但是，仅有谨慎的态度还不够，更应该针对我国教育的国际差距，采取相应对策。从目前来华留学生的组成看，更多是语言培训生、短期生，真正攻读学位的比例并不高，以 2009 年的数据看，来华留学生总人数 238,184 ，其中学历生 93,450 名，只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39.23% ；在学历生中，政府奖学金生达到 18,245 名。提高我国高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吸引国外留学生、提高学位留学生比例。而这绝非靠“就事论事”的加大宣传、招生力度、增加奖学金就可达到，必须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这就是推进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教育与学术质量的可靠保证。我国高中毕业生之所以越来越多地从高考中流失，不选择内地高等教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内地高校没有现代大学制度，从而没有办学自主权，在计划管理体制中没有竞争压力，也没有办学竞争活力，教育与学术研究受行政管理影响，质量持续下滑，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权益尊重不够，回报不高。这种状况不改变，怎可能吸引留学生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留学中国需要的不是“计划”，发展留学生教育，也不是追求规模，而应是“市场机制”，即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让我国高校有办学自主权，充分融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 2011 年 8 月 12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翻新”的公派留学计划不合时宜 》：据媒体报道，今年，广州市开全国先河，推出首个地方性公派留学生项目“菁英计划”，拿出 1300 多万元，首批资助 40 名学生，前往世界排名前 300 名的大学留学。日前，这些学子陆续踏上了留学之路。广州市的这一计划，虽说是地方首个，有关部门也解释不是“公派”是“资助”，给人以“创新”之感，但实质与以前的国家公派留学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说得上是新瓶装老酒，而由于国家整体经济形势、教育形势和人才形势的变化，这一“翻新”的计划，并不合时宜。有乱花钱之嫌。据媒体报道，对于这一计划，很多民众普遍关心：花纳税人的钱，公派少数精英出国值不值得？人是怎样选出来的，为什么是这 40 人入选？他们将在国外学些什么，能为祖国作出哪些贡献？学成后会如约回国吗？其实，近年来，随着自费留学的增多，国家公派留学已经逐渐减少，从人才的成长看，在留学比较困难、个人经济情况不理想、国家紧缺人才的情况下，采取国家公派的方式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在留学已经变得普遍、个人申请出国留学不再困难，且有能力支付出国留学费用的情况下，再采取公派留学的方式，就弊大于利。按照该计划，被政府资助的留学生是要自己先申请成功，再由政府资助的，既然这些留学生已经申请成功，证明他们或获对方奖学金，或自身有经济实力支付留学的费用，再由政府资助，这岂不是锦上添花，而绝非雪中送炭。而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做的是雪中送炭的事，比如帮助国内的贫困学生。而就是获得资助的学生，也很纠结。本来，留学作为个人与家庭的计划，未来完全可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家庭情况，自主做出职业选择，但现在获得资助，也就必须事先签订服务承诺。这种服务承诺在市场环境中，能否兑现有很大的变数，包括留学生自身，如果没有如期完成学业，能力和素质并不高，是不是政府部门也要按服务承诺帮助其解决工作？这一问题，将带来计划性的公派留学与市场性的就业机制的严重冲突。事实上，这是所有政府人才培养计划都存在的问题，包括免费师范生项目。我国去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下文简称《纲要》）明确指出，要“改进人才管理方式，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管理体制。改进宏观调控，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转变。”与之对应，新出台的公派留学计划，并不符合《纲要》精神，而是继续采取传统的政府管理人才的办法，这并不利于健康人才环境的构建。而且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才采取是行政评价方式，就难免让人担忧这背后有权势交易，有权有势之人搭这一政策的便车，不但出国得到资助，今后的工作也包了。在我国每年留学生规模以 20% 的速度增长，去年年规模已达 25 万的留学大潮中，面对不少“海归”变“海待”的现实，地方政府还这么积极的介入推动，是出人意料的。从政府部门的职责看，当反思国内教育的质量，为何输掉与国家高等教育的竞争，并切实推进教育改革；而如果要吸引优秀人才回国，不是采取这种计划方式，而应该是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或者针对一些紧缺岗位，推出学费代偿计划，这些基金和计划，一视同仁地给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生。这就给所有人才平等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而这正是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根本。 2011 年 10 月 31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圆梦计划”真能圆农村生公平高考之梦吗？ 》： 继清华自主招生推出面向长期学习、生活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的“自强计划”之后，人大近日公布了“圆梦计划” ，这一计划规定，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 10% ，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从自主招生推行以来，有关自主招生让农村生上名校更不公平的质疑一直不断，近一两年来，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开始在自主招生中制订专门面向农村生、贫困生的计划，清华从去年起，就推出具有这一性质的“ B 计划”。自主招生高校的这种做法，反映出自主招生制度的灵活性，也以事实表明，只有自主招生，才能更好地推进招生公平——在按计划集中录取中，高校必须按考生的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而由于农村生、贫困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相对较低，因此，在分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造成名校录取的农村生源比例逐年走低，而高校就是想“照顾”农村生和贫困生，也无能为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发挥大学教育的社会公正调节器作用，途径正是大学的自主招生，在自主招生的评价体系中，将地区教育因素和家庭教育因素作为评价指标，来自教育薄弱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将获得加分评价。然而，在清华大学和人大公布了各自的计划之后，并没有得到意料之中的好评，反而又出现了新的质疑，甚至有不少考生、家长、网友认为“三代内无大学生”的规定太雷人。这是为何？首先，政策的初衷或许不错，但给公众的感觉是制造噱头超过实际意义。拿人大的“三代内无大学生”来说，三代内没有大学生的农村家庭，不一定就是贫困家庭，倒可能是村干部、老板家庭，同样，贫困家庭，完全有可能三代之内是有大学生的。如果以此作为标准，很有可能把一些需要关照的农村生、贫困生排除在计划之外。其次，计划会不会被权势阶层钻空子？在以往的高考加分中，不时传出各种丑闻，其中就包括一些家庭为子女变更民族，以获得少数民族加分，相对变更民族来说，非转农的操作，在地方更为容易，于是，针对清华和人大的计划，会不会有当地的官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运作？这是公众十分担心的。而从自主招生高校所实行的公示制度看，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考生的信息公示极为有限，这无疑为权势交易提供了空间。真正关注农村生、贫困生的公平求学机会，并不需要有什么响亮的计划，而是要踏踏实实的行动。总体看来，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还钟情于在招生渠道、概念上做文章，比如，北大把以前的学校综合推荐，更名为校长实名推荐，大加宣传，而实质还是学校综合推荐；清华今年也采取学校综合推荐方式，而对其命名为“领军计划”；不甘落后的人大，则把这一做法，称为“校长直通车计划”。这些计划，貌似大学做了多少创新，但实质并没有变。此次清华、人大在农村生问题上动静很大，但有多少贫困生学生能得实惠，很难说。对于遭遇公众质疑的自主招生来说，目前迫切需要高校在两方面推进。其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我国高校目前探索的“多元”，主要集中在录取渠道上，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构想的高校多元录取，也指的是自主录取、择优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保送录取，这与多元评价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多元评价体系是指，设立多个评价指标，每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由此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也建立起标准清晰的评价体系。当多元评价体系建立，将教育薄弱地区、贫困家庭学生作为评价的一方面因素，远比临时推出的计划更管用，更持久。由于只关注招生渠道的“创新”，而在推进多元评价体系方面进展不大，所以近年来高校凡推出自主招生新政策，都会引发争议。其二，实行自主招生信息全公开。公开、透明，是树立自主招生公信力的不二途径，可是，近年来高校的自主招生，却一直难以做到全公开，在一些公众最为关心的评价指标、面试评价分数方面，大学总是遮遮掩掩。这给大家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中国人大招收了一名 11 岁的神童，进该校的法学院，对于舆论的质疑，人大仅以这符合自主招生的程序做回应，那么，在新推进的“圆梦计划”中，如遇对入选计划者的身份质疑，人大是否也会用同样的语调回应呢？当以“圆梦”为旗号的计划，最终却让公众的教育公平梦想破碎，这情何以堪？自主招生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也是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必然选择，而要让自主招生健康推进，必须有正确的价值理念与正确的路径。我国自主招生已进行了长达 9 年的探索，但客观而言，还在一些基本的理念上纠缠，一些做学校甚至是在错误的政绩观导向下误入歧途，这需要所有自主招生高校，以对教育发展负责的务实态度，建立起清晰的自主招生评价标准与体系，并通过自主招生扩大教育公平。 2012 年 7 月 30 日 ，《环球时报》：《 熊丙奇：应严惩“人才计划”造假者 》：最近一两年，围绕各类“人才计划”丑闻不断，以至让网友感慨，“千人计划”没出多少人才，却出了不少“老千”。比如，最近被曝光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和厦门大学“闽江学者”傅瑾就分别伪造履历和博士文凭。有舆论批评“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没有严密的审批程序。其实不然，作为政府部门设立的人才计划，在审批程序设计上没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审批程序形同虚设，严密的审批程序被审批的机构和人员全部架空了。从被曝光的“千人”造假丑闻看，要查出造假，是十分容易的，可学校当初却缺乏核查，让他们顺利通关。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分析“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背后的利益关系了。从表面上看，入选“千人”计划，成为某某学者，是学者的个体行为，但由于这些计划由政府主导，实则成为人才政绩工程。对政府来说，如果通过计划能引进大批高素质人才 ( 具体来说，就是有海外学历如名校博士学位，有海外学术头衔如教授 ) ，证明计划取得成果；对高校来说，本校有多少教授入选国家、地方人才计划，不但可以做大科研经费盘子，也表明人才队伍建设的业绩；学者本人则能拿到政府资助，获得显赫“头衔”。这样一来，政府部门、学校和学者个体，就成了“利益共同体”。由政府部门设立“人才计划”，是很容易导致弄虚造假和形式主义的，因为从本质上看，行政主导的“人才计划”，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行政评价，这将导致学术管理和评价严重行政化、功利化，高校在招聘、引进人才时过于看重人才的身份、头衔，很容易引发人才履历和文凭造假。对此，我国政府已有清醒认识，曾在 2010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但现在的问题是，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些部门还热衷于搞人才计划。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人才计划”暴露出的各种丑闻，一定要严惩其中的腐败行为。除了对当事人进行学术、行政处理之外，还有必要纳入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对其间可能存在的欺诈、侵吞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另外还应调查参与审查的机构和专家，是否“合谋造假”，并按照调查结果进行严肃处理。而最根本的还是应切实转变管理人才的传统做法，在对人才的评价中，引入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这是让学术回归常识、规范，遏制学术腐败、造假的根本途径。 ( 作者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1 月 17 日 ，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 一流学校不能靠政府主导计划出来 》：杨东平教授最近发文《我为什么批评人大附中》，引起教育界广泛关注。该文提到“人大附中如果仅仅是高中，它或许可以算是一所优秀学校。但是它同时举办初中，初中入学又是高度选拔性的，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它作为公办学校的合法性应当如何体现？ ”作为非义务教育的高中，举办义务教育的初中，确实有违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此，我赞成杨老师的意见，反对重点高中校举办初中，另外，我甚至认为非义务的高中、大学教育，也应该清理各类由政府主导的重点计划，因为政府发展教育的重点，是保障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为每所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竞争空间。有人会认为，这样不是消灭了优质教育吗？难道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都不需要好学校了吗？恰恰相反，真正优质的教育，不是靠行政计划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对于义务教育来说，满足受教育者差异化选择的，应当是私立学校，政府保障的义务教育，则注重均衡发展；而对于非义务教育来说，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在于给学校办学自主权，无论是公立和私立，应当平等竞争，每个学生获得的政府投入，应当大致一致。拿着政府的高投入，举办重点高中，以及举办重点大学，似乎可以集中优质资源，取得办学的突破，但这却破坏了教育的生态——首先，学校间的地位不平等，重点校获得国家更多投资，在办学条件上，就占有其他学校没有的优势；其次，学生获得的国家资源不同，普通学校、民办学校学生获得的国家教育资源，远少于重点学校。简言之，对学校不公平，对教师和学生也不公平。靠国家重点投入，办出的“重点校”，本身也十分“脆弱”，难以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由于学校过分依赖政府投入，因此，一旦政府投入减少，学校的一些办学措施就难以为继，这也使学校的办学被政府的财政投入左右，没有十足的底气，要看政府部门的眼色办学。相对于普通学校来说，重点校确实有值得羡慕之处，比如学校的图书资料丰富，实验设备先进，开设更多的课程，师资力量更为雄厚，可这些，不是什么特色，如果政府把钱投到其他学校，其他学校照样能做到。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经验看，非义务教育的优质学校，并不是靠政府投入“计划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的。事实上，由政府确定“重点校”的做法，就是典型的行政干预教育，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重点”评审、评估之名，把行政指标下达给学校，要求学校围绕这些指标办学；另一方面，学校办学的重点，不是潜心提高办学质量，而是眼睛朝上，只要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把学校列为“重点”，就可使学校跃升一个层次——这被认为是学校办学的重大政绩，误导学校的办学方向。政府在非义务教育的发展中，主要应该起的作用包括，首先，监督各类学校依法办学，防止学校出现侵犯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其次，一视同仁地给所有学校的贫困学生提供求学帮助；再次，按学生人头，并结合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对学校进行拨款，分摊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成本，确保非义务学历教育的公益属性；最后，给所有学校、教师平等申请各类项目的机会。真正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一流学校，不但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而且，由于具有较强的财政独立性，而使学校有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这样的学校，就是获得政府的投入，也会想办法开拓办学资源，其中最基本的做法是，利用学校的教育声誉、人才培养质量，获得社会、校友的捐赠，再以这些捐赠投入教育教学。这才是优质学校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这一角度看，如果人大附中不是一所公办学校，而是私立学校，其办出现在的水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所公办学校，依靠政府的重点投入、特殊政策办学，这比的不是办学实力，而是政府投入程度，如果这样的办学模式受到追捧，政府的教育投入就会被少数重点校瓜分，我国将很难形成教育多元发展的局面，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学术人才计划就应排除行政官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近日推出校内“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投入近 2000 万元资金培养高水平学者。该计划提出一条特别要求：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该校党委书记张中华表示，这是学校继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之后，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中国青年报 11 月 28 日 ）让学者在“官学”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不能既当官，又谋求学术利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此举，有助于改变“权力通吃”的学术格局——近年来，一些高校的行政岗位十分吃香，原因在于行政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一名行政领导，虽然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可是却可以获得更多学术课题、更多的学术成果和更高的学术头衔，这严重败坏学术风气。但要让这一举措，起到实际的效果，还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学术管理机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此前已经实行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改革，这也被称为“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但从学校内部的学术决策机制看，这一改革，还是表面上的，没有触及实质。一个事实上，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不是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在校内并不独立运行，也没有最高学术决策权，因此这被质疑为摆设。在这种情况，校长、院长的退出，只是让摆设进一步成为摆设。真正的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应当是校长等行政岗位人员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做职业化的校长。如果大学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要说入选“文澜学者”计划，不能担任处级行政岗位，所有学校处级行政岗位领导，都应该不再一边做官、一边做研究。另外，从学术决策角度分析，大学开展学术研究，是不宜推出什么“计划”的。近年来，我国从政府到学校，都喜欢推出各种“人才计划”，有研究者发现，我国大学以山水命名的“学者计划”多达 38 个，“文澜学者”虽不以山水命名，但性质其实一样，是带有很强行政色彩的人才计划，一方面，学校行政通过这一计划，要求学者们要达到学校制订的学术行政指标；另一方面，入选计划者可以获得各种优待，使学者的竞争并不平等。我国大学要推进去行政化，就必须清理这类行政性质的人才计划，全力在大学里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在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时，实行同行评价，而非行政评价；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不在行政部门而在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当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能在这一计划中，限制入选者的身份，也是值得鼓励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其他的人才计划，是不是也朝这方面努力，如果其他的人才计划，并不限定入选者的身份，那么，这一校内人才计划所做的限定，影响也就有限。比如，我国的 973 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在入选要求中明确提到入选者要确保 70% 的精力用到科研上，可查看入选结果，入选首席科学家的有不少校长、副校长——日理万机的他们，怎可能把 70% 时间用到科研上？对此，是否可以明确规定，担任大学校长、副校长者不得入选？这也是和我国近年来倡导的校长职业化吻合的，有几个新任大学校长在上任时就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再比如，“长江学者”计划，是否也明确要求入选者不得再从事行政工作？据笔者所知，这一计划在最初实施时，是有这一要求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这一要求，就逐渐“淡忘”了。 【注：有的学术人才当了官员。有的官员就是学术人才。】 2012 年 12 月 14 日 ，《羊城晚报》《 熊丙奇：联考变异源于“计划思维”未变 》：高校自主招生三大联考日前公布了 2013 年的方案，与去年相比，考试科目大幅减少和三大联考安排在同一天是最大的变化。三大联考的考试科目都变为两门，文科为语文和数学，理科为数学和物理。考试时间安排在 3 月 2 日 。这一消息随即引来诸多质疑，包括科目的变化，是否会带来考生的不公平？为何三大联考的考试内容相差无几，其个性、特点何在？三大联考“大撞车”，这不是逼迫学生“三选一”吗？等等。自主招生联考走到这一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教改的思路，即仍以“计划思维”主导本该进行社会化、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的改革，结果导致改革走调变形。自主招生联考，是针对高校各自为政的自主招生笔试推出的，其用意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扩大学生的机会———参加一次联考，就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这一改革符合扩大学生选择权的价值取向，包括推出多个联考，也可促进考试间的竞争，提高考试评价质量以及为学校选拔学生提供多元的选择。但是，从自主招生联考推出起，社会的质疑就一直不断，诸如考试科目太多，成为了“小高考”，学生不堪重负；联考学校搞对抗，变为集团圈地“抢生源”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偏离了本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联考本应是社会化考试，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变为了联考与学校绑定，同时联考试题还是由原来的教育考试部门命题。如此一来，联考就缺乏竞争以及服务学生的意识。其次，联考本应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可在现实中却走向反面，联考的时间冲突不说，参加同一个联考，申请的学校被限定为 2 到 3 所，学生的选择空间相比以前各校各自为政举行笔试，反而小了许多。按照 2013 年的政策，考生只能选择三大联考的一个参加，从而最多只能申请 3 所学校。推进自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探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必须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包括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十分明确，就是“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然而，在推进改革时，教育部门和学校，却是将不扩大（甚至限制）学生选择权，作为一条基本准则。这是自主招生异化的根源所在。其实，如今所谓的自主招生，不过是高考录取优惠，无法撼动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学生的选择权没有丝毫增加，纵然获得多校的自主招生资格，但只能选择其一进行志愿填报。作为自主招生的一环，联考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也就难以摆脱变异的命运。针对三大联考放在同一天，有关学校就解释，这是为学生减负，以便让学生早做选择。这简直贻笑大方。国外一名考生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而我国大学却连考试机会都限制学生，两相对比，这是多大的差距。早在联考推出之初，笔者就曾呼吁，为让自主招生健康有序，教育部门对于联考，应该一边放权，一边规范联考秩序。所谓放权，是推进联考变为社会化考试，促进联考间竞争，以此提高考试评价质量；所谓规范，是防止联考恶性竞争，维护学生的权益，比如规定联考不能放在一天，要错开考试时间，给予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等。解读三大联考公布的 2013 年方案，可以看到在放权和规范秩序这两方面，并没有做好，该放权的不放权，而是用行政力量干涉———本来，联考的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应该由联考组织者决定；该监管规范的不加以规范秩序，而是进一步限制考生的选择。按照这一治理走向，联考的前途堪忧，自主招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教育改革不愿放权，或借“规范”之名，反而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限制受教育者的权益，教改就会偏离初衷。 2013 年 5 月 31 日 ，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熊丙奇：必须打破计划制度框架 》：我国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统一高考，而是集中录取制度——— 学校结合考生的分数、志愿，依次投档录取，每个考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种录取制度，不但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还把高考分数作为几乎唯一的录取标准，导致应试教育很大的不公平。自主招生的实质，就是建立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针对我国自主招生出现的乱象，我国教育部门和自主招生学校，应该反思其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我国是在计划制度框架之下推进教育市场机制改革，这就让自主招生不伦不类。我希望推进真正的高考改革。而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改革，必须打破计划制度框架，推进考试社会化。 2013 年 8 月 7 日 ，腾讯网“熊丙奇博客”《 熊丙奇：从学生病休年限看大学计划管理体制 》：四年前，珠海籍学生吴志伟意气风发步入北大校园，随后却因重病休学在家治疗 , 病愈后超过教育部 ( 微博 ) “保留一年入学资格”的期限申请复学被拒；今年他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中山大学。 ( 广州日报 8 月 2 日 ) 小吴的精神令人感动，而其精神也对照出现今大学管理制度的僵化，没有应有的大学精神，在大学实行完全学分制的今天，还对病休学生提出复学的年限限制，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一规定究竟从何而来？笔者查阅了 2005 年由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该规定并没有规定因病休学者“保留一年入学资格”，其第二十三条指出，“学生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应当休学者，由学校批准，可以休学。休学次数和期限由学校规定。”再查阅北京大学 2007 年发布的《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该细则第三条规定，“新生在健康复查中，发现患有疾病不宜在校学习者，经北京大学校医院（以下简称校医院）或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下同）诊断确认，通过治疗在一年内可以达到入学体检标准的，准予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学生待遇。”很显然，这是根据北大的规定而不是教育部的规定。当然，北大的规定与教育部的规定并不抵触，因为教育部把设定年限的权力交给了大学。按照北大的规定，从 2009 年就饱受病魔折磨的小吴，在病愈准备复学时，确实远远超过了“保留一年入学资格”的期限—— 2009 年 12 月，刚进入北大 3 个月的小吴，被查出“肺结核”，不得不离开办理休学手续回到珠海治病，然而，祸不单行，在刚刚治好结核病后， 2010 年 4 月 1 日 ，吴志伟却又被查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坚强的小吴在接受一次肺部手术、一次骨髓移植手术、多次艰难的化疗后，身体慢慢恢复，到 2011 年才提出复学申请。——可是，这一规定，本身就有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学籍计划管理的结果，已经与大学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以及受教育者的多元选择不适应，也显得极不近人情。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实行学年制学籍管理，学生的教学、生活、求职，都按学年进行安排，在学年制管理中，大部分学生将按部就班地接受学校的教学、生活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大学是要限制学生的休学和休学年限的——哪怕是因病休学——因为这“打乱”了学校的计划，包括复读学生的编班、课程衔接、宿舍安排、就业计划等，都将调整。而受计划管理思维的影响，社会舆论也普遍对学校的限制规定，表示理解，对于病休“保留一年入学资格”，基本没有质疑。但学校的计划管理，已经不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我国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就宣称实行学分制教学和管理，这意味着大学不再按学年制进行学籍管理，学生求学年限从之前固定的本科四年（大部分本科专业），开始变得有弹性，有的学校明确确定为 3 到 6 年。在学分制教育管理中，学校其实把教育的选择权（所学课程、求学时间等）交给学生，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学业发展状况、职业发展规划和身体健康状况，选择求学的时间，只要累积学分达到毕业的要求，就可从学校毕业。而对应学分制，学校要改变传统的计划思维，一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给学生选择，另一方面则要改变僵化的管理模式，实行人性化管理。拿美国大学来说，由于学校实行学分制，休学对于大学和学生来说十分平常，甚至有学生休学 10 年再回学校读书。而要做到这一点，学校必须建立全面服务学生的课程体系、学生管理与服务系统。可是，我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包括学籍管理规定却没有随学分制改革而调整，这直接导致学分制在我国大学变异为学年学分制——北京大学早在 2002 年就宣布不再实行学年学分制——学校还是基于原来的学年方式管理学生，而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学生想创业休学、体验社会休学或者调整自我休学，鲜有可能，而就是因病休学，也有明确的休学年限限制。从本质上说，这些限制，某种程度说，违反了《教育法》，该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因身体健康状况而限制公民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合法的。——在国外，这些休学已被称为“间隔年”，成为学生成长的一种方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思维的转变，很多类似的以前得到社会认可的大学规定，将会遭遇质疑。大学必须对此高度重视。客观上说，教育部门已经把确定休学次数和休学年限的权力交给了大学，大学完全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一自主权，给学生求学更自由的选择空间。而北大居然把病休复读的期限限制在一年（其他大学也都是如此），表明我国大学的管理，还停留在计划思维，学校在教育管理中并没有重视学生的权益，这反映学校管理缺乏人文关怀，而从更深层次说，北大的治校者缺乏教育家治校的理念，没有充分地用好学校已有的自主权，重新构建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体系。为此，期待大学能从维护学生权益出发，从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实行人性化管理出发，重新思考原有的学生管理规定，推进学校教育改革。 2013 年 11 月 1 日 ， 海外网《熊丙奇：“行政计划”能催生诺贝尔奖吗？》：据报道，中国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日前正式发布，这标志着定位于国内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的国家级人才工程的全面实施。“万人计划”分三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 100 个“杰出人才”名额面向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学者。有人称，奥运金牌能以举国方式获得，诺奖为何不可？姑且不论举国体制夺奥运的利弊得失，单看把该做法移植到学界就不符合学术规律。学术不是竞技，它需要解放学者的学术思想，这仅靠计划是无法达到的，必须要有学术自治的空间。以行政计划的方式来培育诺奖人才是极为功利的，这只会培育出“功利学术”，与诺奖渐行渐远。首先，按照现有方案，列入计划的学者将获颁国家荣誉证书，这就意味着入选学者还没开展学术研究就已获得学术声誉，此举是在激励学者继续努力，还是助长他们的惰性？其次，行政设立计划要学者、学术机构去申请，各类行政评审也会随之而来，这将严重影响学术的独立性。第三，列入计划的学者将拥有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学术权利，这并不利于学术的平等竞争，反而会伤害其他学者的积极性，甚至会让一些青年学者失去学术理想。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少数几个“杰出人才”如何去冲击诺奖？政府部门以计划的方式表示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是学术人才的成长，还是学术研究，都有其本身的规律，欲速则不达。我国迄今未获得诺贝尔科技类奖项，国人有必要反思现行的教育和学术体制。从世界范围来看，获得诺奖者都没有把获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其研究完全出于学术兴趣。只有把学术还原为简单的“从兴趣出发”，我国学术才能创新，才会有拔尖人才“冒出来”。在笔者看来，现有的学术土壤亟待改进，应让学术重归学术。我国的学术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力量介入学术管理，主导学术资源配置；行政指标量化评价学者，导致学界急功近利；学术异化为课题学术、计划学术、经费学术、论文学术和成果学术。要想改变这种学术氛围，必须转变行政计划方式，不然，只会加剧学术的行政化以及学界的官僚之风。（ 熊丙奇，教育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 【海外网小编有什么资格“认定” 熊丙奇为“教育学者”？ 】 2014 年 7 月 4 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熊丙奇：高校转型，应自主选择而非计划推动 》：从学术型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历史悠久的名校也可能将面临这一转型。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做出上述表态。葛道凯称，如果 211 、 985 高校符合转型条件，愿意转型，也将进行转型。至于条件，即符合技术技能培养要求的特点。（南方都市报 6 月 27 日 ）在笔者看来，不论是 985 高校、 211 院校，还是地方高校“转型”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技术人才，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在自主办学中形成自身的定位，而不应该由行政安排、部署哪些院校进行转型。我国高校定位不清晰、学校千校一面、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根源在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是行政治校。早在教育部门提出我国将实行分类高考改革——将高考分为学术型高考和技能型时，笔者就曾提出，针对分类高考，不能由政府要求某些高校采用技能型高考录取学生，而应该由高校自主认可哪一类高考，有的高校可只认可技能型高考，或只认可学术型高考，有的高校则可根据学校的不同学科、专业，既认可技能型高考，又认可学术型高考。这样，学校将逐渐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出学校的个性和特色，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从单一模式走向多元，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像地方本科院校，本应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可不少地方本科院校不安于本分，总想办成综合性院校，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向研究型院校看齐。而有一部分 985 高校、 211 院校，是当初为了跻身 985 、 211 而对地方本科院校进行的“重组”，这些学校，依据其办学传统与办学条件，其实也应该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但却把实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作为学校定位，导致这些学校虽有 985 、 211 之名，但却没有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另外，就是在一校之内，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也应该有所不同，不应只一个模式。在我国，学校与学校之间，几乎没有多大的人才培养模式差异，就更不用说学校内部的学科、专业了。在国外的综合性一流大学，其实也有职业教育的部分。如，类似于 MBA 、 MPA 这样的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相当部分是职业教育（在学期间，只要求完成相应课程学分，并不要撰写、发表学术论文，有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时长仅一年到一年半）。但在我国，一段时间内，综合性院校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教育，都以学术人才培养为目标，结果事与愿违。近年来，我国高校开始调整研究生的培养结构。可以看出，国家已经意识到研究生培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对于研究生培养结构的调整，仍存在一个严重问题：用行政计划方式推动，而不是由学校自主进行调整。行政计划推动确实具有高效率，近年来高校的专硕招生在逐年递增，可是，专硕的培养并没有形成特色，由于在师资、课程、培养模式方面，高校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整准备，因此专硕给受教育者的感受是，除了名称不同（一个是学硕、一个是专硕）、学制不同（一个是 3 年，一个是两年）、学费不同（专硕比学硕贵得多，且专硕生通常没有奖助学金）、地位不同之外（专硕地位比学硕低），其他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在考研中，专硕只是学硕的“备胎”。这和发展中职几乎一模一样，国家当年也部署到 2010 年中职和普高的招生规模达到 1 ∶ 1 ，结果在 2008 年就提前实现目标，可中职的办学质量、社会吸引力又是如何呢？按照目前推进本科院校转型的战略，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有三个 1 ∶ 1 ——中职和普高 1 ∶ 1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 1 ∶ 1 （甚至更大比例），专硕和学硕 1 ∶ 1 ，从规模上看，职业教育一点不输于普通教育。这样就能形成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共同发展的健康环境吗？这取决于职业教育的地位能否真正得到提升，职业学校能否办出高质量、特色。不论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还是 985 高校、 211 院校转型职业教育，都必须改变政府主导、行政部署、学校被动转型的方式，政府应该致力于消除导致职业教育不平等的制度规定，要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学校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通过学校师生参与论证，进行自主转型。把自主权交给学校，政府部门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一轮转型战略才会获得成功。 2014 年 7 月 17 日 ，博才网（来源网络）《 熊丙奇 空椅子 警醒教育计划体制 》：我们一直在说，要把学生从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和学会创造，可是，如果面对学业，学生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他们怎么能解放出来媒体调查称，在杭州几所排名非常靠前的高中，无论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每学期开学，一些班级都会空出部分椅子，这些椅子上坐的学生基本是出国留学了。一边是学生挤破脑袋都想进的优质高中，一边却是读到一半就空出来的椅子，有人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为“空椅子”现象。“空椅子”现象，让一些人对优质高中资源的“浪费”感到可惜，甚至发出质疑，既然要选择中途离开，为何当初占据这些高中的名额。其实，这种思路的存在，恰是“空椅子”现象出现的根源，而那些发出质疑者，也根本没有意识到，选择教育和学校是一个受教育者最基本的权利。这些从优质高中“逃离”的学生，去向无疑是国外高中、高校，而像他们这样的，在全国各地的重点高中都存在。这些学生“逃离”的理由很简单，不与中国高考和中国大学玩了。我国高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统一考试、按计划集中录取”，这决定每个学生要成为高考的成功者，不管对某门高考科目感不感兴趣，都必须学习，且这次考试发挥失利，就将影响终身。简单地说，这就是教育的计划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学生无权选择考试 ( 只有高考一途 ) ，无权选择学校 ( 不能拿着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 ) ，无权中途选择学校 ( 没有自由转学制度 ) 。如果想要选择，就得到体制之外。这同样存在于中考和高中教学。这种计划体制，把学生纳入一个成才模式，按一个标准进行评价。与此同时，也让学校办学缺乏活力。由于学校实行一次集中招生、学籍实行计划管理，因此，当一个学生离开学校之后，学校的教育资源就将闲置，这就出现了“空椅子”现象。可换在国外高中和大学，这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实行申请上学制度，在求学中学生可以自由转学，学校和学生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市场竞争关系，走了学生，学校还可接受自由转学而来的学生。这是一种让学校办学充满压力、充满竞争，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机制。我们一直在说，要把学生从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和学会创造，可是，如果面对学业，学生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他们怎么能解放出来？他们的个性和兴趣怎样得到发展？国外教育从中学时就开始的自由选课制，在升学时推进的自由申请制，在学校管理中实行的自由转学制，给学生个性发展自由的选择空间，这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高中课堂“空椅子”的存在，提醒我国的教育，不能再持续目前这种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了。否则，将在与国际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一些教育管理者并不为之所动，因为即便每年有近 30 万学生留学，但是，这对于 700 多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近 200 万高复生来说还是少数，而且，他们还把问题导向所谓的资源闲置，包括一些大学，就认为学生录取之后放弃报到，是不诚信。我国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充分重视每个受教育者的选择权，这是教育的出路所在。 读完以上文章可以看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教育计划体制痛心疾首。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众所周知，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不能依赖市场竞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教育事业管理不能迷信市场调节，不能否定计划的作用。更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内容约 2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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