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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2 leijy 2015-2-13 11:34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同李克强商榷 湖南： 雷建炎（ leijy26@sina.com ） 关键词 农民 李克强 城市化 共产主义 作为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以来，首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政府总理， 李克强经济学提出“ 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 1000 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 GDP 增速 ”、“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大举措 ”、“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 确定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 ”、“ 要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经营和企业吸纳就业实行税收减免，通过扩大就业创业带动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匪夷所思。 中国古代伟大经济学家管子提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 法国学者 奈克尔 指出：认识和理解的能力是一般天赋，但这种能力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发展；如果财产是平等分配的，那末每个人就会 适度地劳动，并且，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知识 ，因为每个人都剩下 一定量的时间 （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思考；但是在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财产不平等的情况下，所有那些生下来就没有财产的人， 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因为一切生存资料都掌握在占有货币或土地的那部分国民手里。 英国学者 霍吉斯金 《通俗政治经济学》中说： “ 没有 知识 ，它们（机器）就不可能发明，没有机器制造工人的灵巧和技能，它们就不可能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它们就不能在生产上使用。 当人们 把若干代人的知识继承下来 并且 大群地生活在一起 时，他们就有可能用他们的智力来 完成自然界所做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 量 ，而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 质 。 作为供养和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的固定资本，在其效率方面完全取决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就固定资本来说， 是同人民的知识和技能成比例的 。 ” 德国学者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 中国国民尤其工人、农民受教育时间之短，知识和技能水平之低，已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复兴的首要因素。 《技工短缺：敲响 ‘ 中国制造 ’ 警钟》一文对此调查得一清二楚： “ 有专家这样认为，在中国已加入WTO的今天，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促进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制造国转变，中国有望继二战期间的 ‘ 美国制造 ’ 和 70 年代的 ‘ 日本制造 ’ 后，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中心和加工中心。 ‘ 中国制造 ’ ，谁来制造？首都一家媒体曾发出这样的警示。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整体素质不高，中、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淘汰落后生产力的今天， ‘ 手推肩扛 ’ 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据统计，目前我国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 60% 左右，中级工占 35% ，高级工仅为 5% ，技术工人的技术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形，这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近 40% 的水平相差甚远。在辽宁渤海造船厂有一台先进的两吨汽锤，全厂只有一名技工会用；锦西炼化总厂 3 名铸造模型的老工人退休了，该工种由此断档——这仅是辽宁省目前高级技工短缺的一个缩影。在新疆，有近两成的企业工人根本不能胜任引进高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造的任务；在内蒙古，有近四成的企业紧缺高级技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火箭发射几次失败，主要原因不是出在显示高科技水平的发射和设计等方面，而是出在诸如焊接等技能性问题上。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先进生产线，购置了全套零配件，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却同国外厂家的原装品质量相去甚远，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技能水平存在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的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 70% ，因为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 200 亿元。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一方面是技术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却是技术学校门庭冷落。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加之人们 ‘ 望子成龙 ’ 、 ‘ 望女成凤 ’ 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少地区的技校面临窘境。在武汉， 10 所技校已关停并转，剩下的 20 所技校举步维艰；在四川，各类技工学校的生源已出现枯竭，去年该省只招收了 1 万名学生，比 1995 年锐减 4 万多人。据统计，近 5 年来，在全国高中阶段招生中，中等职业教育所占的比例下降了近 10% 。不久前，一份关于《北京市青少年职业意向和职业训练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父母和青少年希望的职业排名前几位是医生、商人、教师、电脑程序师等，对于选择当工人的数量之少甚至失去了统计学上的意义。 有关人士指出，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企业乃至社会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仕途轻工匠，重专家轻技师的倾向，对 ‘ 工人 ’ 这一崇高职业产生了冷落。而造成工人 ‘ 没出息 ’ 、 ‘ 没前途 ’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工人吃亏。工作不好找，工资待遇低，一裁员，工人首当其冲等。这种种尴尬的 ‘ 技工现象 ’ 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 《经贸导刊》 2002 年第 8 期 ） 知识就是力量！ 李克强经济学为什么舍本逐末，不将提高中国国民尤其工人、农民科学技术水平放在首位呢？ 君之所务者五：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管子） 生产与消费是辨证的对立统一。 生产本身是消费。消费本身是生产。 人类生产是为了消费即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衣、食、住、行。不是为了莫名其妙的“ 合理的 GDP 增速”、 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新型城市（镇）化发展战略……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自身脑力、体力及各种各样自然资源（原辅材料）。同时除生产出所需要的劳动产品外，还生产出不需要的废渣、废水、废气。 人类在消费食物时，生产着身体的各种细胞，维系着自身生命。同时生产出粪便及各种生活垃圾。 18 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帕奥累蒂（ 1717-1801 ）早就极力反对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认为那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消耗： “因为工业只给物质以形式，仅仅使物质发生形态变化；所以工业什么也不创造。 这不是财富的创造，相反，这无非是一种支出 ......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研究对象的，是物质的和实在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只能在农业中发生，因为只有农业才使构成财富的物质和产品的数量倍增 ...... 给厨师一定数量的豌豆，要他用来准备午餐；他好好烹调之后，将烧好的豌豆端到你桌上，但是数量同你拿去的一样；相反，把同样的豌豆交给种菜人，让他把豌豆拜托给土地，到时候，他归还给你的至少比你领去的多 3 倍。这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6-1-36 ）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 民以食为天 刻骨铭心。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民在农田、菜土、滩涂、荒山上春种秋收，安居乐业。 渔民在池塘、水库、江河湖海里养殖，衣食无忧。 他们天然是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个体经营， 在自觉自愿扩大创业就业，受到宪法及各种法律、法规严格保护。 李克强总理为什么要实施新型城市（镇）化发展战略，将狼烟四起的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提升为自由贸易区，促使每年 六七百万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呢？ 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时，李克强、李源潮等同学跟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厉以宁进行了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研究。李克强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就是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 李克强博士论文“分析了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认为中国不能从二元结构直接进入一元结构，而要经历三元结构的过渡阶段。并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结构演化的若干对策： 许多不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从二元经济结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比较困难。由于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远远低于劳动力增长率，现代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的不是现代工业部门，而是收入较低的城市传统部门。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后果会更严重。中国城市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很小，农村人口将大量进入城市传统和贫困部门。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问题显著。而不能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成为介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乡镇企业产值在 80 年代快速增长，增幅远远高于全社会产值的平均增幅，也逐渐替代了农业生产成为了农村经济中最主要的产值来源。乡镇企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践表明农民要大规模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只能通过进入农村工业部门来实现。只能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 走三元化道路是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尤其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城里人是记录于正册的居民，乡下人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直接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 劳神费力，旷日持久。 最佳途径是实施新型城市（镇）化发展战略。用经济开发区、贸易自由区去解放农民，拯救渔民，将他们提升为进城务工的市民、居民。 现在的经济学中，城外农民、渔民不是肃然起敬的衣食父母，不是须小心伺候的国家主人。他们是四肢发达的 人力资源 ，是同 水力、火力、电力 一样的廉价 劳动力 。所以，需要“ 合理的 GDP 增速”去不断生产人力资源，消费 水力、火力、电力及 廉价劳动力。 中国成为珍贵稀土矿产品廉价出口的第一 资源生产 大国。 中国还是成千上万吨形形色色废弃物进口的第一 垃圾消费 大国。 消费祖祖辈辈承传下来的良田、菜土、池塘、水库、湖泊。生产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摩天高楼。这是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新型城市（镇）化发展战略，是绝对“不能妖魔化”的中国特色——从农民、渔民手里新型城市（镇）化来的良田、菜地、池塘、水库、湖泊，政府投资成本最低时，每亩不需3.0万元人民币。招商引资，它们能不断刷新地王拍卖记录，迅速升值至30万、80万、100万、200万、250万…… 世界上，有什么比自由贸易区、新型城市（镇）化能更快 生产人力资源，消费 水力、火力、电力及廉价劳动力，更迅速产生“ 合理的 GDP 增速”，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呢？ 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尽人皆知：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出口。 《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 他们甚至是反动的 ，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个体经营和企业吸纳就业实行税收减免，通过扩大就业创业带动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 的 李克强经济学，同 消灭私有制、 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南辕北辙。 《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 “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作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 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 吗？” 天下之大圣管子强调：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 《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所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个体经营全部按行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铁路集团股份公司一样统一经营的专业股份公司。各专业股份公司股票皆每股一元，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世界银行向全社会公开出售。实现社会大众投资自由化，促进大工业生产方式普及与发展。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共产主义使资本走上市场，成为商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2015 年 2 月 12 日稿 （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 ， 真诚期待读者斧正。作者电子信箱 ： leijy26@sina.com ； 博客中国雷建炎网页 ： leijy26.blogch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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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y6631 2014-11-19 18:45
2014-11-19 10:33:49 来源 : 经济参考报作者 : 进入论坛 拉美钢铁业日前就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中国钢铁出口展开讨论，多家钢铁巨头表示，应尊重市场规律，强化自身优势，未来与中国钢铁业合作共赢。 拉美钢铁业日前就如何应对快速增长的中国钢铁出口展开讨论，多家钢铁巨头表示，应尊重市场规律，强化自身优势，未来与中国钢铁业合作共赢。 在日前召开的拉美钢铁大会上，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中心主任奥斯瓦尔多 · 罗萨莱斯提出，面对高速增长的中国钢铁出口，拉美钢铁行业不应抱怨，而是更积极地应对这一经济现象，通过升级自身产业结构，以科技和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 拉美地区应积极落实中拉双方构建的 ‘ 一个规划、三大引擎、六大领域 ’ 合作框架，通过合作促进拉美经济发展，拉动自身钢铁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 罗萨莱斯在总结时说。 拉美钢铁协会 10 月份的数据显示， 2014 年 1 月至 8 月，拉美自中国进口成品钢 540 万吨，同比增长 54 ％，其中最大进口地区为巴西、智利、 中美洲地区，分别占进口份额的 25 ％、 15 ％和 14 ％。目前中国钢材占拉美市场的 12 ％，比去年同期增长 4.5 个百分点。 巴西最大钢铁企业盖尔道集团总裁安德烈 · 盖尔道表示，中国钢铁对巴西确实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他强调巴西本国经济政策的不足加剧了这一过程。他认为，巴西不应单纯限制中国钢铁出口，而应通过加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促进钢铁需求增长。同时，巴西钢铁行业急需调整自身结构，提高劳动和生产效率。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2014 年国内钢铁产量将达到全球总量的一半，出口量超 8000 万吨已无悬念，创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目前拉美是中国成品钢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从产品结构上看，中国向拉美地区出口的主要是基础钢材。 中国钢铁在巴西最大出口企业中信泰富特钢巴西首席代表杨勇认为，拉美是中国钢铁重要的海外市场，未来前景广阔，中国应规范钢铁出口，维护市场秩序，避免内部恶意竞争造成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 目前，拉美钢铁行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问题，加之未来钢铁需求增长预期并不乐观，中国对拉美快速增长的钢铁出口一定程度上令当地企业感到紧张。 2013 年底，应巴西唯一无缝钢管厂家瓦卢雷克钢管集团要求，巴西开始对中国无缝钢管展开反倾销调查。今年 11 月，巴西宣布正式对中国无缝钢管征收反倾销税，征税标准为 908.59 美元 / 吨，期限 5 年。 对此，中印学会管理合伙人王海燕认为，如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拉美输出自己的剩余生产力，中国钢铁势必会引起当地警惕。她建议钢铁出口与其他对拉美投资结合起来，通过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钢铁出口，实现共同发展。王海燕关于中国出口的演讲在钢铁大会上受到广泛赞同，不少与会企业代表称其 “ 客观、诚恳 ” 。 阿赛洛米塔尔巴西分公司总经理本杰明 · 菲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拉美钢铁行业应尊重市场规律，未来一方面避免与中国在低价产品上正面冲突，一方面加强对客户的服务，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他说： “ 拉美企业对自己的市场和客户显然更了解，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 牛津经济研究院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巴斯克斯在大会总结中称，中国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拉美地区也不例外，未来的拉美经济发展将与中国紧密相联，他建议拉美企业认清现状，并对这一趋势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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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钢铁出口遭海外抵制 转战高端钢材或成出路
wwy6631 2014-11-17 21:36
2014 年 11 月 17 日 08:27 证券日报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据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今年 9 月份我国出口 钢材 ( 2514 , -9.00 , -0.36% )852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73.2% ； 1 月份至 9 月份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6534 万吨，同比增长 39.3% 。 　　在国内产能过剩难题迟迟未能解决的情况下，出口似乎是国内钢企在化解产能上的灵丹妙药，可现如今，所谓的灵丹妙药也不灵了，今年中国钢铁出口飙升，引来国际市场一片反对声。就在上周，印度也传出抵制中国钢铁进口之意，原因是印度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量大涨，印度考虑上调钢铁进口税，相关结果将在近期做出决定。 　　兰格钢铁网分析师张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国内钢铁行业 2014 年唯独在出口这方面的成绩算是比较出彩的，而如今海外已经开始抵制，国内众多钢企的日子将会更不好过。 ”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同时向记者表示，国内钢材出口大部分是低端产品，而由于价格优势，国内钢材出口到海外势必会砸了国外钢企的饭碗，而国外ZF为了平息众怒，提高进口关税也是情理之中， “ 未来中国钢企可以尝试出口高附加值的钢铁产品来解决这个难题 ” 。 　　出口暴涨邻居忍无可忍 　　按照中钢协估计，今年钢材出口预计突破 8000 万吨，将创有史以来最高。预计今年钢铁出口量约占全国粗钢产量的 10% ，而往年这个数字不过 2% 至 3% 。中国钢铁出口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一斑。 　　而就在这样的高速发展之下，却引发了全球贸易争端， 9 月 4 日 以来，国际上已有 8 起针对中国钢材的反倾销调查。而钢铁出口大户，如宝钢、武钢、河北钢铁、沙钢等国内大型钢企均在其中。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跃声曾表示，钢铁产品确实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近年来，我们国家一些产业呈现出行业性产能过剩的现象，钢铁也是其中之一。钢铁由于受国内市场需求不振的影响，出口就成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钢材 6543 万吨，增加了 39.3% ，出口钢材的价值是 3140 亿元，增长了 25.4% 。随着国际市场的不断复苏，以及国内消化产能过剩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钢材出口的情况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 　　今年以来国内钢材价格大幅下跌，如主要品种螺纹钢期价年内已跌 28% ，而国际市场下跌较少。据悉，前三季度钢材进口均价 1246 美元 / 吨，而出口均价 783 美元 / 吨，进出口差价扩大到 463 美元 / 吨。由此可见国内外差价的不断扩大也已经让一些国外钢企如坐针毡。 　　张琳向记者表示，中国钢铁的出口其实一直处于不被国外待见的状态，在整个钢铁行业大环境都不景气的形势下，不仅是国内钢企的日子不好过，国外很多钢企也都在垂死挣扎， “ 国外的抵制主要是国外钢铁厂发起的维权活动。本来，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一直在苦苦挣扎，处于缓慢复苏之中，这也导致当地钢材需求复苏较为乏力，影响了中国钢材对其出口。出口市场受阻，这几年，我国钢材 50% 出口到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在中国钢材的冲击下，部分东南亚钢铁企业已经停产。而 " 邻居 " 的日子不好过，他们势必想把中国钢铁的出口限制住。 ” 　　产品升级重新开拓出口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钢铁的出口目前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据普氏能源资讯向记者提供调查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份中国钢铁情绪指数环比 10 月份下跌 32.74%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出口订单预期的骤降，即从 10 月份的 70.96 点直降 38.33 点至 11 月份的 32.62 点。 　　其实中国钢企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意料之外，实属情理之中。中钢协早些时候就已经警示国内钢企，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必将带来贸易摩擦增多，从而影响产品继续出口。并且，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必将带来出口政策调整。 　　而在沈萌看来，中国钢企指望钢铁国内外差价来大量倾销低端钢铁产品的套路已经 “ 不好使 ” ，今后国内钢企那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必须要发生转变。 　　 “ 国内钢企都不愿意通过减产来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难题，因为这涉及就业以及市场份额竞争。钢材出口几乎已经成了部分钢企来化解产能过剩的救命稻草，可是我们要清楚看到的是，中国的钢材进驻国外市场，也会引发国外钢企生存危机，而国外钢铁行业也是就业大户，国外ZF为了社会的稳定，不会放任中国钢铁大幅占领本国市场，提高进口关税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 沈萌表示。 　　而在国内钢材出口受到阻击，在业内人士看来，钢企若想冲破这道城墙，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自身的产品升级， “ 形象地说，就是如果中国出口的钢材是别的国家缺少的或者没有的，国外钢铁市场还会持抵制态度吗？究其根源还是中国的钢铁产品附加值太低，仅仅依靠低端产品以及价格上的优势来抢占海外市场的策略注定不能长远 ” 。 　　沈萌向记者表示，将来中国钢企在出口上的方向势必会通过升级产品以及技术革新的方式来重振钢铁出口市场， “ 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当年也遇到过类似的抵制问题，而美国的解决方式就是实现产品技术革新，提高本国钢铁产品附加值。 ” 　　而在出口遇到抵制时，国内钢企也需要自我反省，这也逼得国内钢企进行产品的技术改革， “ 国内的钢企在产品升级问题上一直都是拖沓的节奏，总是一种 " 得过且过 " 的态度，钢价的疲软一直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而未来全球钢铁行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会给中国的钢企敲警钟，如果钢企不把生产和出口重心放在高端产品上，国内钢企势必会到处碰壁 ” 。 文章关键词： 钢铁行业 ， 出口 ， 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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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间互联和善 2014-11-16 07:38
欧美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普洱最低 欧美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 普洱最低 我国恶性肿瘤总死亡率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但云南省是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省份。 ( 普洱 ) 是云南省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地州 。这些基本资料已载入 70 年代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恶性肿瘤地图集》及《云南省恶性肿瘤分布图》。 　　普洱概览地理气候 普洱地处云贵高原西南边缘，横断山脉南段。哀牢山、无量山及怒山（余脉）三大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形成了北高南低的地势和北窄南宽的版图形状。最高点为北部无量山的猫头山（海拔 3307 米）；最低点为南部江城土卡河口（海拔 317 米），相对高差 3053 米。全市山区面积占 98.29% ，坝区面积占 1.71% 。澜沧江、李仙江、南卡江三大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由于三江纵流，形成帚状水系，有利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股暖湿气流北上，使普洱成为云贵高原唯一一个海洋性气候的地区。普洱气候宜人，冬暖夏凉，四季如春，最冷的天气在 1 月，平均气温 11.7 ℃；最热的天气在 6 月，平均气温 21.9 ℃；冬夏相差 10.2 ℃。温暖湿润的气候使普洱“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享有“天然氧吧”的美誉，成为名副其实的“春城”，是最适宜人居的地方之一。 中国癌症分布地图 据悉，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200 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 140 万﹔我国居民每死亡 5 人中，即有 1 人死於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近年来， 癌症的发病率节节升高，除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 ， 也有一些小城市癌症高发。究其原因，多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某种不良生活方式。下面是权威专家描绘的中国“癌症地图” ◎肺癌 代表地区：云南省宣威市、云南省个旧市 ◎乳腺癌 代表地区：上海市　 ◎胃癌 代表地区：辽宁省庄河市、山东省临朐县、福建省长乐市、河北省赞皇县目前，全球四成的胃癌患者都在我国。◎食管癌代表地区：河南省林州市、山西省阳泉市、阳城县、河北省磁县、涉县、赞皇县、河南省济源市、江苏省淮安市、陕西省佳县◎ 肠癌 代表地区：北京市、浙江省嘉善县、浙江省海宁市◎肝癌 代表地区：江苏省启东市、大丰 市、浙江省海宁市◎宫颈癌 代表地区：江西省靖安市、河北赤江等中西部地区◎鼻 咽癌 代表地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湖南省、江西省 ​(新中药新中医(新新中医学 商间互联 (民安天下公园 (十省巨龙经济带 (城市科学发展研究 Wuui_100@126.com 姜金 李国光 玉华 李立 陈江华 李恩 陈阳 李倩 知识产权人 受伯尔尼公约保护 转载引用请注明 希里克林心肝草能救命 以下资料来自网络 我国恶性肿瘤总死亡率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但云南省是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省份。(普洱)思茅、临沧及西双版纳等又是云南省恶性肿瘤死亡率较低的地州。这些基本资料已载入 70 年代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及《云南省恶性肿瘤分布图》。 　　为何思茅、普洱等地恶性肿瘤较少？虽然涉及因素很多，但不能不考虑到这与这些地区的土壤气候特点，以及由此而出产的特殊茶叶品种，还有广大人群长期饮用这种特殊的茶叶有关。 　　我们注意到普洱产茶地区多为褐土，该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较低。如果说普洱茶有杀伤癌细胞、抗癌细胞突变及防癌作用和有减肥降血脂的功用，那么就会令人联想到普洱茶生长地区的土壤有何特点？普洱茶的化学成分又有何特殊性？这些特殊的化学物质经饮茶进入人体后，会引起人体何种生理反应？对防病、保健、益寿等有何作用？当然，这样的联想及假设，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来加以证实 中国癌症分布地  据悉，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於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什么原因使我国癌症病人急剧增多？你可以自己看看我们身边的环境在最近几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水体被污染了，大气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食物被污染了，我们还有什么清洁的东西？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癌症病发率将出现快速增长趋势！二三十年前，我们身边有人得癌症都觉得很惊奇，但二三十年后，我们身边的癌症病人将会很常见。 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节节升高，除了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一些小城市癌症高发。究其原因，多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某种不良生活方式。下面是权威专家描绘的中国“癌症地图” 　　◎肺癌 代表地区：云南省宣威市、云南省个旧市 　　宣威人爱吃熏制的火腿，常年用敞开的燃煤炉取暧和做饭。个旧是世界最大的锡产地。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大城市肺癌高发的主要原因，烟草对呼吸环境的污染、汽车尾气、不环保的房屋装修材料……都让人们吸进了太多的致癌物质。 　　不过，肺癌可以预防：远离烟草、注意厨房的清洁通风、减少高温煎炸、装修后不要急于迁入新居、多开窗户勤通风、平时多喝水。 　　◎乳腺癌 代表地区：上海市 　　上海女士爱美，生活中少不了化妆品，这造成了雌激素的过量使用；人们越来越多迷上了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繁忙的工作让女性缺少锻炼，晨昏颠倒，压力重重……这些都是诱发乳癌的重要原因。 　　注意乳房的健康，除了多吃膳食纤维、少吃高脂肪高热量食物外，还应积极控制体重，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慎用雌激素，适龄婚育。 　　◎胃癌 代表地区：辽宁省庄河市、山东省临朐县、福建省长 乐市、河北省赞皇县 　　这些地区在烹饪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长时间食用腌制食品。腌制食品因为盐多会直接损伤胃的黏膜，而且其中所含的亚硝酸盐在胃酸和细茵作用下会转变为亚硝酸胺，更容易致癌。相比之下山东苍山则是胃癌发病率最低的地区，爱吃生大蒜是主要的原因。 　　目前，全球四成的胃癌患者都在我国。 　　◎食管癌 代表地区：河南省林州市、山西省阳泉市、阳城县、河北省磁县、涉县、赞皇县、河南省济源市、江苏省淮安市、陕西省佳县 　　这些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它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普遍喜欢吃粗糙及腌制的食物，并且普遍缺乏维生素C，此外，他们平时吃得太快、喜热食热饮，嗜烟酗酒。 　　◎肠癌 代表地区：北京市、浙江省嘉善县、浙江省海宁市 　　事实上，肠癌是个彻头彻尾的“富贵病”。想要远离肠癌，除了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少吃油炸、煎炸、腌制食品外，养成定期排便的习惯也很重要。 　　◎肝癌 代表地区：江苏省启东市、大丰市、浙江省海宁市 　　医学专家们发现肝癌的三个最重要的致病因素：病毒性肝炎、黄曲霉素、喝受污染的水以及酗酒吸烟。针对此，预防肝癌有三大方针：第一，不吃沟塘水，喝深井水或自来水；第二，防霉，不吃霉变食物；第三，接种疫苗。 　　◎宫颈癌 代表地区：江西省靖安市、河北赤江等中西部地区 　　在所有肿瘤呈，宫颈癌的病因是最为明确的，那就是人乳头状瘤病毒的感染。中西部地区宫颈癌多发可能与公厕等环境污染物、早婚早育、多产、吸烟以及个人卫生情况有关。 　　◎鼻咽癌 代表地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湖南省、江西省 　　鼻咽癌的发生依然被认为与遗传、EB病毒、环境中的致癌物等多种因素有关，少吃广州咸鱼、大头菜等含硝酸胺等致癌物质的腌制食物，可以降低发病风险。 广西每年5万人死于癌症 　　据广西医科大附属肿瘤医院的专家介绍，全国第三次居民死因调查数据显示，广西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由上世纪70年代的38。29/10万，上升到110。56/10万。目前，广西肿瘤发病率高达6万人/年，其中每年有5万多人因恶性肿瘤死亡。恶性肿瘤已由广西全部死因的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 　　广西是某些恶性肿瘤的高发地区，如肝癌、鼻咽癌，这些恶性肿瘤发病死亡率是全国同类肿瘤发病死亡平均值的1~2倍。广西肝癌病发率较高的地区有X绥和X安等县。 　　癌痛需要积极治疗 　　今年的肿瘤防治宣传主题是“规范癌痛治疗，改善生活质量”。在新发的癌症病人中，伴有痛症的有60%以上。癌痛往往令患者疼痛难忍，不少患者因此无法进食、睡眠和活动，给肿瘤病人带来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最近研究表明，有大约25%的癌痛病人伴有严重抑郁症，其中不少患者曾数次寻求自杀。 　　虽然癌痛让病人如此痛苦，但一些认识误区使不少病人不愿用药。不少病人认为，只要用上止痛药，就说明自己已进入“终末期”，拒绝药物治疗，甚至丧失继续治疗和生存的信心。还有一些病人，则害怕吃止痛药上瘾，拒绝使用，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 　　专家们说，其实，癌痛是病人的一种常见症状，尽管晚期肿瘤病人出现疼痛的比例较高，但疼痛出现还与病变侵犯部位有关，一些病人因为肿瘤长在神经丰富的部分，早期也会出现剧烈疼痛。癌痛通过积极治疗，可以得到控制，改善生活质量。 　　三成癌症是“吃”出来的 　　据专家们介绍，其实，1/3癌症的起因与饮食不当有关。一项涉及欧洲10个国家50多万人生活方式的调查证实，如果少吃水果和蔬菜，肠癌发病率偏高。而多吃米饭、谷物，以及水果、蔬菜等富含高纤维的食品，则可将患此类肿瘤的风险降低40%。大量摄入罐头、香肠等会提高患结肠癌的概率，而经常吃鱼则可保护人免受此类疾患的袭扰。 　　在食管癌高发地区，居民膳食中摄入了不同量的亚硝胺，摄入亚硝胺的量与食管癌发病率相关。高发地区居民食酸菜者较普遍，酸菜中亚硝酸盐和亚硝酸含量较多，还含有致癌化合物等。广西人爱吃的熏肉以及咸鱼、咸蛋、大头菜等食品，也是引起鼻咽癌的高危食品。还有，饮食不节制、体重超标会增加乳腺癌的几率，因为人体过多的脂肪转化为类雌激素，刺激乳腺组织增生。 　　因此专家们建议市民，要健康饮食，多吃蔬菜、水果、谷物、新鲜鱼类等有益身体健康的食物。同时，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是防癌和早期发现癌症最经济、实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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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ziz1989 2014-11-15 13:41
在全球经济社会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金融属性和能源属性凸显，审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脱离全球环境。科学审视全球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应当有三大基本结论：第一，中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时常冲击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全球粮食安全面对长期供求压力，全球需要加快建设粮食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第二，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性因素，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应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 一、科学审视中国粮食安全的全球环境 中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时常冲击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全球粮食安全面对长期供求压力，全球需要加快建设粮食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 （一）气候因素、金融资本和信息操纵因素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在短期内凸显 2006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两次大幅度波动，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其中2009年全球营养不足人口净增1.7亿，若干非洲国家出现社会动荡。2008年国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高点比2007年1月份分别上涨0.73-2倍，而2011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经突破了2008年高点水平（李先德，王士海，2012）。解析两次粮食价格高涨的起因，除了长期积累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外，加剧全球粮食格局紧张的短期因素主要是突然而来的气候变化、粮食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和美国农业部令人质疑的信息发布（实乃操控）。气候变化主要体现为粮食主产国的严重旱情（如2008年度澳大利亚、乌克兰的旱灾；2011年度美国的旱灾），在气候灾害诱因的影响下，国际投机资本乘机炒高粮食期货价格。大量资本短期进出粮食期货市场，导致粮食价格波动剧烈，全球粮食安全已经和金融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孙东升，刘合光，2010）。在全球农业领域，美国农业部是少数的“权威”信息提供者，其对大豆、玉米价格的预测，影响着2012年两大产品出现了前期暴涨后期暴跌的波动轨迹，历史总是会再次重演，和2004年的大豆故事一样，未深谙此中诡道的中国买家再一次大受损失。 （二）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约束，决定全球长期存在巨大的粮食安全压力 全球持续的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实现经济现代化、国民城市化，导致全球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旺盛。FAO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新增23亿，仅此一项就需要全球粮食供应量增加70%。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强劲增长，继而畜牧业的强劲增长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之后（FAO预测），这就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巨大。而粮食供给能否满足这么旺盛的需求，则取决于科技水平和粮食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显然全球资源约束是刚性的。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下，加强了生态系统对粮食生产服务的利用力度，导致全球24项生态系统服务中有15项出现退化或利用方式已不可持续（联合国评估结果），其中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耗尽、热带森林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已经严重约束全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翟虎渠 ，2011）。全球粮食供求难以长期平衡，粮食安全的长期压力始终悬在全球各国政府和居民头顶。 （三）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能力建设进展缓慢，不利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 预防和治理全球粮食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有效协调应对危机的政策和措施。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机制建设进展缓慢，影响了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供求状况、国际贸易角色、地缘政治利益及国家发展方针与战略重点不同，在面对全球价格急剧变动时，很难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一些国家，通过政策推动和补贴措施将大量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如美国将50%以上的玉米转化为酒精，欧盟将65%的油菜籽加工为生物燃料），完全不顾可能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隐患，甚至阻止签署有关限制粮食转化为能源的协议。一些国家，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时出台临时出口限制措施，一些国家加大临时性预防性粮食进口量，二者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矛盾。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利益，反对国际社会对商品投机活动的有效规制。为避免全球粮食危机出现，迫切需要加速构建全球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有效调控全球粮食市场与资源（李先德，王士海，2011）。 二、科学判断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性因素；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 （一）科学辨析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途径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影响，极端气候有在中国和其他主产国境内同时发生的概率，届时中国粮食国内短缺而且国际市场短缺同时发生，中国将面临最大的粮食危机；二是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传导，已有研究指出国际粮价波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传导到国内，这会拉升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影响居民生活消费；三是国际粮价暴涨抑制中国饲料粮进口，影响中国畜牧业发展，导致畜产品供给减少甚至短缺；四是全球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粮食生产所需投入品价格上涨，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农民比较利益下降，影响农民粮食生产决策；五是存在全球资本在中国境内冲击粮食产品的可能性，外资已经直接进入中国粮食收储、流通领域，以及种子、化肥等粮食生产资料领域，建立加工企业和仓储基地，并购国内大型粮食企业，他们有低价收购粮食、高价出口牟利的可能性，也有垄断油料产业或者饲料粮产业链环节（如玉米良种）的嫌疑（孙东升，刘合光，2011）。 （二）科学判断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并不会很大，中国粮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就五大影响途径分析，这些影响发生的概率很小或者影响程度确实有限。第一，发生全球大范围极端气候变化灾害的概率很小。第二，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的价格传导只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走势，但是波动不会同幅度，毕竟我国粮食储备水平比国际安全水平高出一倍，而且我国国内粮食供给比较稳定。第三，饲料粮食进口受限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但是不是威胁我国口粮安全的严重影响，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短期自适应性调整机制。第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国家给予粮食直补的情况下影响幅度有限。第五，国际资本垄断我国粮食产业的可能性很微弱，不值得过分担忧，我国目前还是国营粮食企业主导粮食流通市场格局。 （三）科学识别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粮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抑制了我国人口的过速增长，一方面避免中国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奠定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基础。中国长期坚持的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缓解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土地资源约束。中国长期坚持的高库存粮食储备政策，有效避免了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粮食危机。中国建国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有效解决了粮食的流通安全问题，确保了居民的粮食可获得性。改革开放以来，惠及全部民众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居民具备足够的收入解决家庭粮食安全问题。在这些前期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粮食生产增长贡献高达73.5%，在未来粮食投入水平很高、耕地面积有限、劳动力持续转移情况下，我国更需依靠加快科技进步。科技水平决定了未来中国在耕地面积不再增长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能否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粮食需求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决定了在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农业资源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能否得到提高，从而决定粮食产量能否得到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是决定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供给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近年来，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稳定提高，确实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积极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九连增”的历史性成就。 三、科学应对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应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内因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导因素，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必须依靠国内生产确保可以满足100%口粮需求，90%以上的全部粮食需求；全面保护耕地，守住农田，力争到2020年建设好10亿亩高标准农田，提升农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靠科技培育粮食良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扶持优势粮食产区，培育种粮大户，激励农户种粮积极性；积极倡导东方的平衡饮食模式，避免滑向欧美高蛋白、高脂肪的以动物性产品为主体的饮食模式，降低因粮食转化为动物蛋白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倡导“无浪费”的食物消费模式，推广分餐制，避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粮食浪费现象，有效解决我国粮食的浪费问题。 （二）面向国际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 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要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统筹国内外粮食市场，通过国际贸易适度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以有效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统筹利用国际国内粮食生产资源，积极实施粮食“走出去”战略，实施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在不损害东道国利益、不影响东道国粮食安全、不侵害当地农户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开拓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积极在东道国传播粮食生产技术，有效协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三）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 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一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粮食安全相关协议和制度的起草、讨论和制定，实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序治理，如建立负责任的农业投资机制、协调的粮食危机应对机制等；二要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粮食资源与市场调控机制，确保各国在粮食危机预防和应对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致：避免粮食非食用用途的过分发展；约束金融投机资本对国际粮食市场的非理性扰动；积极启动全球闲置粮食资源（主要是耕地）的再利用计划；避免使用助涨全球粮食价格的保护性贸易措施，等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刘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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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y6631 2014-11-13 22:29
2014 年 11 月 13 日 00:39 上海证券报 微博 我有话说 (492 人参与 ) 收藏本文 　　 ⊙ 记者 阮晓琴 ○ 编辑 谷子 　　今年中国钢铁出口飙升，引来国际市场一片反对声。昨天，印度也传出抵制中国钢铁进口之意。 　　路透社昨天报道，因从中国进口的钢铁量大涨，印度考虑上调钢铁进口税，相关结果将在 2-3 天里做出决定。 　　出口骤增引发全球抵制 　　今年我国钢材出口量增长较快。海关总署统计显示， 9 月我国出口钢材 852 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73.2% ； 1-9 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 6534 万吨，同比增长 39.3% 。 　　按照中钢协估计，今年钢材出口预计突破 8000 万吨，将创有史以来最高。预计今年钢铁出口量约占全国粗钢产量的 10% ，而往年这个数字不过 2-3% 。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外差价。今年以来国内钢材价格大幅下跌，如主要品种螺纹钢期价年内已跌 28% ，而国际市场下跌较少。据悉，前三季度钢材进口均价 1246 美元 / 吨，而出口均价 783 美元 / 吨，进出口差价扩大到 463 美元 / 吨。 　　据悉，中国钢材出口目的地以东南亚、中东等为主，而日本、美国增量较多。 　　中国钢材出口骤增，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9 月 4 日 以来国际上已有 8 起针对中国钢材的反倾销调查。据西本新干线高级研究员邱跃成介绍，中国出口至印度的钢铁总量占比虽不大，但最近几个月出口增量翻倍，这或是印度开始抵制中国钢铁的原因。 　　宝钢、武钢、 河北钢铁 ( 2.79 , 0.11 , 4.10% ) 、沙钢等大的钢厂对印度均有大量出口。 　　一位不愿具名的钢企人士称， “ 反对的国家多了，对中国钢铁出口肯定有影响的。 ” 　　中钢协不鼓励低附加值产品出口 　　中钢协早些时候曾警示钢企，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必将带来贸易摩擦增多，从而影响产品继续出口。并且，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不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必将带来出口政策调整。 　　据了解，中国钢协正在考虑取消合金钢出口退税。中国钢协副秘书长迟京东曾表示，中国不打算大幅增加钢铁出口，若出台取消退税等出口刺激政策，明年钢铁出口可能减少。 　　目前，中国对含硼钢材征收 13% 的出口退税。因此， “ 出口钢材基本含硼。 ” 业内人士介绍。 　　出口退税政策或有变化让部分企业不敢接单。普氏能源资讯一项反映钢铁新订单情况的预测性调查数据显示， 11 月中国钢铁情绪指数环比 10 月下跌 32.74%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出口订单预期的骤降，即从 10 月份的 70.96 点直降 38.33 点至 11 月份的 32.62 点。 　　分析人士认为，若明年出口果真骤降，找不到新增需求的钢铁业或将迎来更难过的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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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gu981018 2014-11-4 22:19
高盛关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全面分析(绝对深度) 2014-08-30 沈阳帮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发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的演讲，他提到，中国股市是在一个比较窄的走廊里面震荡。估值便宜，这个是历史平均估值在11倍，现在是9倍，是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因为主要便宜在银行和地产，只有五六倍，剩下的把银行和地产拿掉就不便宜了，很多被大家看好的行业已经很贵了，所以银行地产原材料这些属于便宜。我们觉得这些行业代表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来经济的转型对于这些行业来说还会有更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即便便宜也不鼓励大家去买。哈继铭表示，现在的判断是未来五到十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基本上都是跑输发达国家的，眼前 来看欧洲的股票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哈继铭：各位老总、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宏观经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今天想讲四个内容：首先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未来这些增长动力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还想对人民币中长期的汇率变化做一个分析和展望，最后再谈一下股票市场。 过去中国几十年，每年的经济差不多都能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到底靠的是什么？我觉得说白了就是靠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改革红利，我先讲一下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怎么个情形？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建国以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出生率非常高，那个时候毛主席鼓励多生多育，生五个孩子以上是光荣母亲，但是这个政策到了1978年以后改为计划生育，变成最多只能生一个，这是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我想说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伟人制定的政策给中国经济之后几十年都带来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如果你在脑子里形成一张图形，设想一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向左倾斜的三角形，就是这边小孩子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相对比较少，这样的社会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是劳动力供应不足，尤其是相对社会总人口不足，家里五六个孩子，六七个孩子，即使夫妻两个都工作，家里的情况不是很好。这是因为劳动力供应不足，但同时也伴随着储蓄率的低下，把这几个孩子喂饱了就不错了，哪有钱用来储蓄、买房子、投股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社会缺人、缺钱就一定是贫困的。但是三十年以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这个时候又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这个左三角形就变成了一个鸭蛋形，两头小中间大，青年人中年人很多，老年人少，少年儿童更少，这个社会的劳动力供应一下子变得极其充裕，甚至于是过剩了，比如夫妻两个工作就一个孩子，那家里不仅是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余钱可以储蓄。储蓄需要寻找载体，在没有房地产(行情专区)的时候大家就把钱放在银行里，但是之后有了新的投资载体就是房地产，所以人们就一个劲地买房子。这样一个鸭蛋形的人口结构下产生了至少四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是经济增速快，因为这个国家劳动力供应相当充裕，资金价格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第二是社会储蓄率很高，我们知道老人小孩是不储蓄的，中年人是储蓄的，所以中年人占比高的话社会储蓄率就很高，资金就会过剩，资金过剩的话利率就会比较低。那个时候就看到开个场自然成百上千的工人排队给你打工，去银行很容易搞到贷款，去地方的话地方政府求着你把土地免费给你使用，所以各种要素价格的低廉就使得中国处在一个人口值钱、钱不值钱、干啥都赚钱的时代。 另外就是增长不平衡的失衡增长。这话怎么讲呢？经济增长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金推动的，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出口业、制造业的发展，廉价的资金促进了投资的发展，但是消费这架马车相对比较弱，赚了钱的人首先想的不是花钱而是怎么攒钱，因为他知道将来退休以后孩子最多只有一个，靠孩子养老是不可能的，靠国家政府也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只能靠自己，但凡能挣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存钱，那么就造成了经济增长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很强劲，但是消费很疲软，出现了一种所谓失衡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里面消费占比很低，美国私人部份的消费就占70%，中国私人部份的消费就占30%，加上政府部份的消费就勉强到50%。 第三个现象就是房价高，因为寻找投资载体的话不可能像过去把钱存在银行，利率可能比通货膨胀还低，所以大家就一个劲地买房子，不断地买房子，把房子当成自己的退休保障和退休金在买，一家或者一个人拥有数套房子的现象就在中国变得非常普遍。 第四个现象就是人民币升值，因为在这个鸭蛋形的人口结构下资金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的出口非常强劲，增速远远超过进口，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下来造成我们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因此就产生了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对外至少是升值的，因为有巨大的外汇储备。 这四个现象我们已经享受了差不多二十多年，向前看这只鸭蛋还能保持多久？我相信保持不了多久，很快这只鸭蛋就会变成一只右三角形，将来就是老人是社会当中的主力军，是最弱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社会占比是最高的。那个时候中年人就是现在说的年轻人，就是80后和90后将来变成劳动主力军，他们在人数上是少于父母辈的，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会更少，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的话就会更少，所以就要变成一只右三角形的话，劳动力供应又不足了，而老人在社会当中的占比上升以后会使得这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因为老人是负储蓄者，储蓄嘛，顾名思义就是收入减掉消费，老人没有收入，但毕竟是要消费的，所以社会当中的负储蓄多了储蓄就会下降。这一点在当年的日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日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储蓄率一度高达25%，当然比我们现在还低一点，我们是28%，就是一个家庭收入当中有28%是拿来储蓄的，那70%多是拿来消费的，但是日本现象的家庭储蓄率降到4%，我相信中国这28%早晚也会降下去。 到了右三角形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刚才说的四个现象都会出现转变。第一是经济不可能增长得那么快，因为未来劳动力供应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短缺问题，会推高劳动力的成本。第二是整个家庭的储蓄率下降、社会的资金供应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充裕，会导致资金价格的上升。第三是越来越多的人退休以后首先想的不是买房子，而是怎么卖房子，中年的时候买房不就是为了退休以后卖房套现养老吗？这就是当时买房的目的，所以将来卖房子的人比买房子的人要多，房价是要跌的。上海很多家庭至少都有三个房子，自己一个，岳父母给他一个，周围邻居一看都是三个房子，至少三个房子。第四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还会明显下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力、资金价格都上涨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都不挣钱的社会，不是说生产什么东西到外面出口就有优势，可能越南和其它的一些国家比中国更有优势。从低端的产品来说是这样，高端的话中国又很少有品牌，基本都是靠廉价的要素价格来制造产品而不是创造产品，所以将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下降。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的涌现，进口还是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将来可能是出口增速慢于进口，就是外贸出现逆差。日本现在就是逆差，日本在1990年出现人口的拐点，这条红的虚线大家可以看到，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有品牌的国家，所以之后的十到二十年出口还是比较强劲的，直到现在出现了逆差，尽管日元在大幅贬值，但日本还是逆差，可想而知，中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马上就会逆差，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品牌，而且中国人的消费，尤其是年轻人消费倾向还是比较强烈的，这样的话人民币可能是面临一个不再是像现在升值的压力，而是一个贬值的压力。 这种情形会主宰中国的许多现象，包括人口红利的兴衰。关键是这个拐点在哪？根据我们的测算，拐点就是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的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这里我想声明一点，有的朋友跟我说，你说日本人老了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是对的，但是人家资金价格并没有上升，你为什么说中国人老了资金价格也会上升？日本利率都到零了，中国利率为什么会上升呢？这里有几个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以后资金的供应、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它的政府没有要求经济依然保持7%-8%的增长，它是容忍了低增长，甚至于零增长，有的年份下还出现过负增长，但是政府并没有说不行，我还要靠基础设施投资，还要把经济保持在7%-8%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日本人在资金供应减少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也相应地减少了，利率就下来了，但是中国看来很难容忍一个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甚至于低增长都难以容忍，中国在资金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对资金的需求依然不会减少。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过去增长10%的GDP所需要的贷款增长速度还没有我们现在增长7%所需要的贷款增长速度来得快，因为现在的投资效率是在下降，过去一块钱的贷款可以带来相当大的GDP增长，现在一块钱的贷款贷不了了，因为很多行业都已经过剩了，再往里投就是互相竞争，产生不了太多的附加值。即便要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你对贷款的需求可能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候资金的供应又比过去少很多，年利率可不就得上升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过去利率是国家管制，现在放松管制利率上去了，这也是一个因素，所以各种因素都会使得将来中国的要素价格，无论是劳动力、资金还是土地等等价格都会上升，抑制经济增长，所以增速下降是必然的。 改革红利 刚才说人口红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起伏的，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现象，如果已知人口结构是唯一的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平的，就是10%，为什么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呢？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起着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改革红利。比如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一度过热，但是到了1994-1995年的时候政府开始整个治理，那个时候有很多国企被关闭，很多工人下岗，很多三角债问题、银行坏账问题暴露出来，最后政府同志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注资上市重组来为之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是一路下滑的，到了1998年以及本世纪初的时候推出了一些有助于增长的政策，比如1998年的房改，2001年的WTO，所以改革的初期当初邓小平、朱镕基基本上是做的减法，就是这种国企关闭、工人下岗都是做减法，到了1998年以后房改、WTO才是做加法。也就是说当经济投资过热以后，所谓的改革就一定意味着改革的初期是要做减法的，因为这个时候需要改革还是会制造更大的过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政府能不能真正改革的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放缓了，如果是加快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改革，目前有那么多过剩的行业，要是再加快的话只能是雪上加霜，肯定是使得一些过剩的投资更过剩。我相信两个礼拜以后召开两会，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如果目标定得过高的话市场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信号，说明你改革没有诚意。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在九十年代的一波调整之后，给之后的从1998年到2007年差不多十年左右时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到了2008年的时候外部需求一下子受到了影响，就是美国的信贷危机，之后是欧洲的债务问题等等，使得我们的外需大幅受挫，我们出口下降。这个时候政府其实应当和当时一样，应该做一些深入的改革，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用的不同的手段，主要是财政刺激，所以4万亿把这个经济从底部又拉起来了，但是拉了两年以后又不行了，现在看来是非改不行了，因为再靠这种刺激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的是过去的改革红利正在消失，而我们享受了二三十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经济将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的态势。 于是乎我们看到三中全会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国企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金融改革、税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我相信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虽然不能说很及时，可能是应该更早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晚做总比不做好。不管怎么说，即便能推这些改革的话，因为我们有些问题积累的时间过长，这个问题过大，所以经历一波向下的调整，哪怕有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改革也不是灵丹妙药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改革真正能不能落到实处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三中全会决定里面的最大亮点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灵丹妙药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您可以设想一下，2008年以前美国的所有价格也都是市场决定的，市场一直都起决定性作用，但为什么还是出现危机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市场决定的，但是也照样出现危机，1990年以前日本的市场也是起决定性作用，但还是出现问题，关键是经济太失衡了，一个失衡的经济是仅仅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经历更深层次的调整。 失衡 你说这个失衡到什么程度呢？过去大家都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内部失衡，外部失衡就是出口占比过高，现在这个比例下来了，但是内部失衡似乎愈演愈烈，表现在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里做了一个估算，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直截止到2012年，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8%，2013年的数据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我们根据前面公布的这些季度数据可以匡算出现在这一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52.5%。所谓调结构就是要把这个比例调下来，但是过去这一年没有调下来，反而是上升了。要说这个52.5%是什么概念？到底是高还是低？我们不妨做一下历史和国际的对比。中国过去最高的时候是42.8%，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现在是52.5%，日本和韩国这个比例最高的时候，日本是七十年代，韩国是九十年代，分别是40%。也就是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的这个比例都是过高，而且扩大的周期过长，这里的阴影部分过去每次上升周期伴随着下降，这个上升平均来看就是四年半的时间，但是这次从2000年到现在十三年马不停蹄，中间在2008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停顿，后来被4万亿推到了现在的高度。你可以想那么长的扩张期产生了多少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多少债务的负担？因为这些增长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还靠一些影子银行的融资手段，或者是靠卖地把这个地价推高、把这个房价推高以后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三个泡沫：产能过剩的产能泡沫、债务泡沫和房价泡沫。这种房价泡沫除了刚才说的人口因素推动之外还有政府在里面的影子，因为需要制造房价中的泡沫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个比例投资率的上升最终导致投资效益的下降，这个图显示的是一块钱投资能够带来多少GDP，2008年以前一块钱的投资能够带来三毛五，现在是五毛六，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多行业都已经是过剩了，再往里面投的话只能是互相降价，现在你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一直是通缩的。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得行业当中最弱的一些企业无法经营、出现亏损，乃至最后倒闭，之前他欠的钱无法偿还影响了金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坎儿。 那么有没有办法来纠正这种失衡？有没有办法来化解这样的风险？纠正这种失衡第一是需要决心，第二是需要时间。我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假设，比如本届政府说在它的任期内把这52.5%降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比如40%，这个合理不合理我也不敢说，因为这毕竟是人家韩国和日本当时的最高点，但我姑且假设降到40%，能用多长时间呢？不可能用一年降下来，那经济就崩溃了，我们假设是用八年的时间到2022年，就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任期大概降到40%，这样的话你必须要使得投资这驾马车跑得比消费或者出口要慢才有可能使得这个比例降下来，因为GDP就是这三驾马车的加总，投资这驾马车必须要慢于另外两驾才有可能慢于GDP。我们知道消费和出口短期内推上去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以投资增速的下降为前提实现这种经济的调整。根据我们数量上的测算，如果要实现这样的调整，今年的GDP就不应该增速超过7%，我们测算是6%左右，而且未来几年GDP的增长速度都应该有所下降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的调结构。 要说我不调可不可以？你说52.5%为什么就不能再高一点？去年你说47.8%的话也是历史最高，之后不是又上去了吗？到底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什么因素会使我想上都上不去，或者上去以后一定就出大问题呢？他们提的这种问题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过去中国几十年了，这个比例是上上下下，但是整个趋势来看上升的，为什么说现在就一定要停在这里，以后不能再往上走了？我觉得问题是问得好，但答案是有的，答案就在这里。因为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升？因为它是人口红利推动的，在这个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的年代，社会储蓄率在不断地上升，银行每年都会收到很多的存款，社会上也有很多的闲散资金，所以银行可以拿它来放贷款，闲散资金可以去投信托，等到2015年以后拐点到来中国储蓄率没那么多了，银行不可能还是像现在这样每年收到那么多存款，社会上也不会有那么多闲散资金，这个时候再想放贷，再想让一些信托产品借新还旧，你想做都做不到，没有那么多钱让你去滚动。到了那个时候，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就会发现简单的外推是比较幼稚，因为2015年就是个坎，你推不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如果现在不加以解决的话那个时候债务泡沫更大、产能过剩泡沫更大，那么就会硬着陆，就会被逼、被迫下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调结构，应该说是时不我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调结构也许还能实现软着陆，如果不调的话将来一定是硬着陆。 债务泡沫 刚才还说到债务泡沫，债务泡沫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在2008年以前整个社会的债务负担占GDP的150%，这里包括个人的、企业的和政府的，现在是230%，个人还是相对比较小的，现在占到20%多，这一块主要是按揭贷款，还有少量的汽车(行情专区)贷款，你把这一块拿掉剩下的还是200%多，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其中政府就是53%，这里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企业这一块很大，企业这一块占到150%，其中108%是银行贷款，剩下的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这一块就是绿颜色的最近几年涨得最迅猛。说到政府的债务负担好像不重，日本是200%多，美国和欧洲接近80%-100%，中国是50%，实际上是不高的，但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应该把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加到政府头上去，因为在中国能够欠钱的基本都是国营企业，在国外国营企业很少，所以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一旦出事的话政府是不可能休戚相关的，广义的政府债务应该把53%加上相当大一部分的企业债务，所以也是差不多接近150%-250%这么一个水平。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向前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老龄化的到来会使得社保基金出现一个很大的窟窿，那个时候往社保基金里面贡献钱里的人少于从社保基金里拿出钱的人，老人多了，能够工作的人少了。这个现象当初我们在日本也看到过，日本这条中直线显示的是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有工作能力的人社会占比急剧下降，伴随这个过程出现日本的政府债务大幅上升。1990年的时候也就是50%，现在到了200%，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退休人员没钱了怎么办？政府肯定要发债填补社保的窟窿，这条蓝线还会进一步上升。有的人提倡中国用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货币要紧，不能再松了，通货膨胀房价上涨，但是财政可以松，财政的力量很大，我觉得可能不对，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大部分企业的债实际上最终是政府要兜的，你看信托出问题政府不得兜吗？还有老龄化到来以后未来的一个很大的负担要承担。 房地产 商品消费 刚才说到债务泡沫，再来谈谈房地产，我们看到上届政府的时候对于房价的打压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这种信托产品、银行贷款控制不够严，所以就产生了债务负担、债务数量大幅上升，但是房价是也上涨，但是有个别的政策打压房价，到了新一届政府，这个房地产比较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房价去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暴涨，尤其是北上广深涨了20%。这两届政府都要求经济增长维持高速，要稳增长，过去还说保增长，所以无论是通过哪一种渠道，地方政府总要获得资金来维护经济增长，那怎么弄呢？过去就是发信托，但是现在这方面管得严了，那就卖地，要是卖地的话，想把地卖出一个高价钱，那就需要放松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从而使得房价上涨，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尤其是开发商，甚至国企也参与以高价拿地。看看过去的一年，房价暴涨的过程当中卖地的土地收入出现大幅的上扬，因为我们知道正常传统的税收收入增长现在是很弱的，低于10%，早几年的时候中国的税收增长都是20%-30%，那个时候企业情况很好，现在工资在上升，企业的盈利空间在被挤压，所以政府也收不到太多的税，发债的话又不让贷款，信托又不让多做，那就卖地，卖地的话就要给房地产开发商画一只饼，房价还在涨，可以高价拿地。这是鸡和蛋的问题，房价上涨他们是来拿地了，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形成几个泡沫同时在膨胀。 这么一个情况对我们现在投资者来说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还能做什么呢？这些泡沫的产生大家都是有一种预期，早晚还是要纠正，这种纠正显然对于原材料行业，对于房地产行业，对于金融行业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你看中国的股市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些行业，股市是非常的低迷，尤其是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板块非常低迷。接下来中国投资可能要把焦点放到消费这个领域，消费这个领域和原来的投资和出口相比，如果投资和出口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中国制造的话，消费这个领域就叫为中国制造。投资出口是Made in China，消费是Made for China，过去几年要赚钱的话应该瞄准中国人造什么就投什么，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能够赚到钱，将来可能不是这样，将来是中国人买什么你投到哪里，投到里面才能赚钱。中国人现在在买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这两个领域里面都有发展的空间。所谓的消费无非就是商品消费或者是服务消费，商品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一些品牌的产品，前几年涨得很迅猛，当然，里面有这种公款消费的成分，到了这两年公款消费打压了以后有些品牌明显地出现了负面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影响相对比较小的，比如中国的进口汽车的增长。这里看到中国汽车的增速每年还是10%左右，但是从欧洲进口的汽车增长了20%多，去年是20%多，前年更快。尤其是宝马、奔驰这些跟政府打压不打压没有关系，本来宝马奔驰也不能用作公车。当然，这些投资标的本身也是有它的投资价值，我们看到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有很多著名的公司股价跌得很惨，但是现在的欧洲经济正在复苏，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估值在很低的情况下将来上升的空间很大，而他们当中有很多跨国公司，很多产品都是卖给中国的，是迎合了为中国制造这么一个题材，比如现在生产四辆宝马就有一辆是卖给中国大陆的。我们公司两三年前就提出我们看好欧洲50指数，欧洲50是浓缩了欧洲的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他们都是估值很低，分红率很高，很多产品是卖到中国来的。 除了汽车之外，另外一个是农产品。我们看到中国的老百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饮食习惯也在出现改变，原来喝豆浆的现在很多都喝牛奶了，原来吃米饭吃面条，现在吃肉的也有很多，一斤猪肉就要消耗六斤粮食，一斤牛肉要消耗十三斤物资，中国人间接地对粮食和对农产品的需求通过畜牧业在大幅增加，使得中国自己不得不每年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来很多粮食中国自给自足甚至略有出口，现在都变成净进口国了。 如果是商品消费主要还是体现一个消费升级的话，那么服务消费就是一个量的扩张，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服务类的消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会快于商品类的消费，美国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那样。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七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类似，商品消费占比实际上依然是过高的，现在差不多达到70%左右，服务消费只有30%，发达国家则是倒过来的，发达国家是商品消费30%服务消费60%，说明我们将来上升的空间巨大。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电讯行业，美国七十年代的时候家庭支出里面的占比分别是7.8%、5%和3.2%，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二十年之后又翻了一倍。中国现在这个结构和美国七十年代很接近，相信要不了二十年我们就会翻倍。比如在医疗领域里面，美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还没有老龄化这个问题，中国有老龄化的问题。美国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环境污染会使得这个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进一步上升。这个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产生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医疗教育 这里我想展开地讲一下中国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只占GDP的7%都不到，西方国家都是在13%-14%这样的水平，翻了一倍，可以看到将来是朝着那个方向增长，其实这几年中国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在上升。电讯方面也是，就拿手机来说，中国的手机数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最多的，但是保有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是100个人80台手机，但是在发达国家100个人有超过100台手机，所以我们的基数已经很大了，但是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另外就是电商，有了手机以后只是一个硬体，这里可以通过软体带来很多商业的机会，所以现在电商的增长速度是大幅上升。比如去年从整个零售的数据来看涨了13%左右，但是通过电商的零售涨了70%。而且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和美国相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其它国家的分工是比较细的，比如Facebook只是做社交的，亚马逊是卖东西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什么都做，打的也可以，支付也可以，存款也可以，社交也可以，都有。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他们的发展空间更大。还有就是金融服务，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大一块金融服务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处女地，就是境外理财、境外投资。国内的券商很多，100多家券商，最后竞争的费用很低，国内很少有投资机构帮助投资者到境外投资理财，而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将来我觉得会更强。现在大家说买个房子以后还能涨，但是以后万一不涨了跌了呢？更多的钱肯定要找更好的方式来理财。我们看到中国银行贷款，老百姓的存款还不算企业的存款有45万亿人民币，拿出10%就是4.5万亿人民币，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现在中国的QDII就是允许中国境内投资者到境外去投资的钱也就是600亿元都不到，所以这个4.5万亿就相当于它的80倍，那是什么数字的增长？所以哪个企业能够抓住这种商机一定会受益匪浅。还有就是旅游，这个我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其实不光是在国内，远一点的美国、欧洲，近一点的台湾、澳门，一到长假都是中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他们说在悉尼不管是哪个地区的方言，中国方言骂一句马上会有同样的方言骂回来，都是你老乡。还有就是电影票，就是文化娱乐行业，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只有日本的一个零，2012年就超过它了，2013年是在2012年很大基数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大幅的上升，这几年一直是呈一个所谓的指数型态势。这个我相信是我们将来投资的机会，这样的投资机会一时半会可能还难以从股票市场上寻找到，因为我们知道股市场还是打上了旧的增长模式的烙印，原材料、银行、地产，新的行业、代表为中国制造的行业还不多，有些PE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悟到。 人民币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人民币的情况。人民币既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因素是在2015年前如果红利释放出口快于进口，外汇储备在增长，所以人民币是升值的，但是之后很有可能出现贬值。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在变化，通常来说，美国货币政策很松的时候往往使得其它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升值，倒过来的话就是贬值。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1989年到1993年的这四年中美国是减息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0.5%降到2.9%，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到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也推动那里的资产泡沫膨胀，但是1994年开始美国加息了，加息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就开始面临着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些国家当时硬顶着不贬。这是1994年这些国家的汇率基本上还是平的，不愿贬值，为什么不愿贬值？实际上还是对于改革长痛和短痛的选择，很多执政者往往是选择长痛，不愿意选择短痛。我在1998年的时候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我被从华盛顿派驻到雅加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尼的代表，到了那里之后我就问这些央行和财政局的官员，其实美国在1994年就加息了，你们已经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可以看到你们的外汇储备一个月一个月在减少，为什么你们不主动贬值？硬是顶到1997年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贬值？实际上是这样，说穿了就是总统不让贬，因为总统有很多亲戚和孩子在1994年以前借了好多外债，那个时候外面的利率很低，他们借了很多来保国内的房地产和投资，如果1994年贬值的话他们的还债负担就加重了，他们还不起，所以这种利益集团等于是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不让贬值，那等于一窝人都在船上，明明知道船有漏洞还这样呆下去，长远有没有想过？长远说明美国就加了几次息就不加了，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不加大家就都解套了，但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一加息的话很多资金就抽逃，逃回美国，把美国经济搞的互联网革命了，那个时候美国股价大涨，所以美国看到这种情况就继续加息，一直到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枯竭，汇率一落千丈。 有人说现在新兴市场的情形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那么糟糕吧，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贬值，中国竟然能顶住，现在更能够顶住，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我们，我们就会贬值吗？不会，那个时候那么惨都没贬，这个判断可能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没贬，道义上是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不好意思贬。因为在1989年一直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了很多，1989年大家还能记住的话，那个时候三块二兑一美元，到了1989年是八块七，很多亚洲国家说我们的危机就是你们中国造成的，你们偷偷在那里贬值把我们的生意都抢走了。所以到了1997年到1998年他们大幅贬值的时候中国确实是没贬，但是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今天正好倒过来，现在他们在拼命贬值，中国没贬。若干年后中国完全有理由说现在轮到我了，而且当时中国有这个底气说不贬值，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汇率政策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货币政策，你承诺汇率不贬值就代表你不用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如果你印钞票印得太多的话，你来支持经济的话那就会贬值了，所以你说不贬值实际上等于我就不用货币政策这只手，就用财政政策能够抵御金融危机。当初中国有这个底气，因为当初你看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7.7%，现在是53%，这是狭义的定义，如果是广义的定义的话当初是100%，现在是200%多。当时中国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做单手俯卧撑，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用就可以，但是今天我觉得做不了这个承诺了，我们看到财政上的情况债务负担很重，可能将来还有更多社保上的负担，今天中国就不会再做这种承诺了，我是不贬值。再说，现在大家为什么觉得人民币在升值，别的国家都在贬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最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中国希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货币，希望国际上贸易、投资乃至于外汇储备都有人民币在其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你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现在你就贬的话谁还敢要你的钱？所以在达到目标之前至少要和美元保持一定的稳定。 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其实人民币要想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国家都想让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我们作为投资者不妨可以做两种假设：一种就是两年后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一旦实现国际化，中国为什么还要让人民币一个劲升值？那不是傻吗？当初没实现国际化的时候需要这个为诱饵来把大家框进来拿人民币，之后应该贬值才对，就像美国一样，拿了很多美元之后可以贬值，可以缩水。所以从这个政策的意图上来看是不可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以后还一个劲地升值，那是不理智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最后人民币没能实现国际化，并且两年以后大家觉得人民币国际化仍然是一场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时候人民币就会反思了，干嘛现在拿那么多人民币啊？原来以为能够实现国际化，结果不能实现国际化，大家也会对人民币的投存做出调整。因为毕竟人民币的含金量是不高的，什么叫做人民币的含金量？就是一个一百块钱的人民币里面有多少硬通货在支持着它？我们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硬通货有3.8万亿，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但是中国的M2广义货币有110万亿，这二者除一下是20%都不到，这个比例是比很多国家都低的，要是到香港的话是100%，必须要有1美元才能发7.8港币，中国有1美元可以发5倍的人民币，如果在过去的问题之下就代表这个国家货币的含金量是很低的，要是现在说就是含储量很低，人家为什么还要拿人民币呢？觉得两年后自己就变得硬通货了，这20%就变成100%了，和美国一样，美国央行手里没有很多美元和澳元，但是自己手里就是硬通货，想要钱就印，但这个目的不是谁都能达到的。我的意思是，达到的话会贬值，不达到的话更要贬值，就是这么一个风险在里面。 另外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长时期地对内贬值对外升值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外汇储备量很大3.8万亿所以要对外升值，但是人民币的印钞速度比美国还快，M2体量太大110万亿，所以就感到对内贬值，几年前去超市两百块人民币大包小包拎着出来，现在你拎拎看，拎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对内贬值。 股市 这张图可以说明股票市场的很多问题。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股市相对于新兴市场股票的走势变化，向上走代表美国跑赢新兴市场，向下走代表美国跑输新兴市场。这里有什么规律可以寻找？这个是1994年，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是加息的，这个过程中美国股市跑赢经济，为什么美国要加息？因为它的经济好了才加息鼓舞，其它的国家原来在美国减息的时候吸纳了很多热钱，而且这些热钱使得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忽略了结构上的弊端，没有能够及时改革，等到美国加息把水抽走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没有穿游泳裤，之前看不出来。这段时期可以看到美国是大大跑赢新兴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有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违约等等问题都在里面，直到美国2000年IT泡沫破灭以后开始减息，减息之后又催出另外一个泡沫，就是房地产泡沫，2008年破了以后又减息做了很多次的量化宽松，这个过程中中国会代表金砖四国大大跑赢美国，但是现在开始风向又转了，又不一样了。这几年的发展使得许多新兴市场出现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等到美国加息的时候潮水褪去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想讲的是，这个拐点要么不要出现，一旦出现不是两三年就能结束的，不是像印尼人当初想的1994年加息我不贬值，我顶一年，一会儿就又风平浪静的，其实不是，这个现象一旦出现没有七年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看到，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未来的五到十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基本上都是跑输发达国家的，眼前来看欧洲的股票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们把1945年二战以后的股票市场数据一致到现在拿出来分析，如果你把它估值做一个排列的话，第一档是最便宜第十档是最贵的话欧洲股票现在处于第四档，过去也都是到过第四档，到了第四档之后第二年股票上涨的概率是94%，上涨的幅度是12%，不包括分红，就是股票价格，如果包括分红的话就是超过15%。对于其中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我们觉得它的上涨空间达到20%，它的估值水平比德国、法国更便宜，而且西班牙和希腊以及意大利相比，这几年来采取了更多改革的措施，经济付出的步伐更快。这是欧洲，如果拿美国来看，美国在第九档，第一档是最便宜的，第十档是最贵的，美国在第九档，不便宜。历史来看过去处于第九档的时候第二年上涨的概率在60%，上涨的幅度在5%左右，但是我们想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比历史平均的情况来看要更加的优越，为什么？因为当过去股票涨到第九档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了以下一些现象：第一失业率很低，经济很好，第二是工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显现出来了，第三是美联储已经加息了几次。今天我们看到股票估值虽然在第九档，失业率依然在6%，工资没有上涨压力，没有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加息我们觉得最早也要到2015年下半年。现在所处的宏观环境大大地优于过去股票处于第九档的时候，说白了，为什么说工资不涨对股票有利呢？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定是劳资双方来分割的，说明现在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复苏的成果劳动力享受不到，都让资本回报获得了，所以美国经济不怎么涨，但是股市涨得很快，中国则是倒过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半让政府税收拿去了，一半让工人拿去了，工人的工资在猛涨，留给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这部分利润率是越来越小。GDP可以涨8%，股市就不涨，所以我们都说中国经济不错，股市不行，美国股市不错，经济不怎么行，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觉得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要注意股市上的这种风险，如何来把握和利用这种风险？比如根据美国过去七十年的数据来匡算，当股票处于第九档的时候，这一年当中有下降5%的这种情形的概率达到100%，这一年中一定会有下调5%的现象，下调10%的概率也在60%。看到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想法，长期来看是要涨的，但是中间好像要找一个好的时点来买。要是放在中国的话就只能等了，等到一个好的时点就去买，但是也可能等不到，就是一个概率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这个资本市场非常发达，它有许多工具不需要你等。比如你可以卖一个做空期权，什么叫做卖一个做空期权？就是我做出一个承诺，现在股票是2000点，到了1800点我就接货，你做这个承诺，如果股市真的到了1800真要接货，但是如果不到1800点，由于你做了这个承诺，这个承诺是有价格的，现在你立马就可以拿一部分的钱，我算了一下，这个钱可能年回报率在7%，假如股票最后没有跌到1800点最后没有能够进场照样可以拿7%的回报，一旦进场了这7%是已经归你了，但是你1800点接货，第二年第三年接茬赚钱，这是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可以使得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中国的话就不可能。这是对于美国或者西方的股市，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寻找到比较合适的产品，我们投资的机会乃至于回报要比仅仅盯着中国好得多。 中国的策略倒不是一定要做空中国，我们觉得中国今年不具有方向性的变化，你说今年一定是上涨，还是一定是下降？我觉得都不太可能，中国一定是在一个比较窄的走廊里面震荡。现在大家说估值是比较便宜的，这个是历史平均估值在11倍，现在是9倍，是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因为主要便宜在银行和地产，只有五六倍，剩下的把银行和地产拿掉就不便宜了，很多被大家看好的行业已经很贵了，所以银行地产原材料这些属于便宜。我们觉得这些行业代表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来经济的转型对于这些行业来说还会有更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即便便宜也不鼓励大家去买。(来源：网易财经) 举报 微信扫一扫 获得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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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0-29 18:12
浅谈 中国 “ 贫寒子弟 ” 进入上流社会阶层问题 大庆 广播电视大学商江 提要：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主义追求共同 富裕 。但是缩小贫富差距需要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时间。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不能浮躁。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键词： “ 贫寒子弟 ” ； 进入； 上流社会阶层； 2007 年 12 月 4 日 ， 《中国青年报》 发表杨亮庆的文章《 打通 贫寒子弟的上升通道？》： 近 30 年来，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层。 比如 ，由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他们拥有垄断权力和话语权，甚至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干预经济运行。令人担心的是，这个阶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担心社会自下而上的流动会损害既得利益，担忧家族的地位受到冲击。所以，拼命构筑保护自己的围墙。有形的围墙是别墅的高墙电网、贵族学校的高尔夫练习场、私人会所的 保安 系统，无形的围墙是社会流动渠道被阻塞。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给所有人公平上升的机会，要让底层的人民看到，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 一位大学同窗说： “ 上流社会已经把利益分配光了，我们再努力也是为他们服务的！ ” 贫寒子弟终究面临一个瓶颈：他们永远与上流社会隔绝。能够打破阶层分割的人并不多。 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社会是不是越来越不公平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12/04/content_1980541.htm 2010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日报（白天亮 曲哲涵）《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1 ．农家子弟还能 “ 鲤鱼跃龙门 ” 吗 ？ 2 ．就业，拼能力还是拼 “ 背景 ” ？ 3 ．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 “ 中国梦 ” 。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 “ 差异 ” 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 “ 擢升 ” 。 “ 往前追三代，都是苦出身 ”—— 现在大多数的 “ 金领 ” 、 “ 白领 ” ，其实根儿都在农村。哪怕只有一个人 “ 上了一层 ” ，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情感上，他都有能力反过来关照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向上的 “ 奋斗 ” 与向下的 “ 反顾 ” ，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谐共生。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烙上 “ 穷人 ” 、 “ 富人 ” 的印记，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弱势群体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 “ 仇富 ” 、 “ 仇官 ” 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 “ 阶层固化 ” 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2011 年 1 月 21 日 ，广州日报 ( 练洪洋 ) 《媒体呼吁国考向寒门子弟倾斜 以限制权力垄断》：人类社会的平等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起点平等，一种是规则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因天生禀赋、后天教育以及出身等主客观因素，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平等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规则平等，用程序正义保障结果平等 —— 实质正义。更进一步，我们还应不为规则平等所拘，对规则平等进行矫枉过正式的暂时性修改，旨在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恰当补偿和适度倾斜，这种行为超越刻板的程序正义，为的是追求实质正义最大化，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倘若人事招考制度能够限制权力垄断性和扩张性，破除权力特殊化和等级化，废止职务终身制和世袭制，而予以寒门子弟适度的倾斜，为他们提供更多阶层升迁的机会，对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都将大有裨益，这种规则平等的牺牲才有价值。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虽难至，心往之。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768—824 ）《进学解》： “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 全国 13 亿人口，进过人民大会堂的有多少人？ 就此，我想浅谈中国 “ 贫寒子弟 ” 进入上流社会阶层问题。 一、什么叫社会、上流、阶层、精英？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 1002 页对 “ 社会 ” 的解释： ① 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 ② 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 995 页对 “ 上流 ” 的解释： ① 上游。 ② 旧社会里指社会地位高的，主要是地主官僚阶级。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 567 页对 “ 阶层 ” 的解释： ① 指在同一阶级中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 ① 指有不同阶级出身，因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 586 页对 “ 精 ” 的解释：经过提炼或挑选的。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 1370 页对 “ 英 ” 的解释：才能或智慧过人的人。 想来，所谓 “ 精英 ” 是指从 “ 才能或智慧过人的人 ” 当中提炼或挑选的人。 199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 “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 ” 课题组，着手系统调研社会阶层。 2001 年底，历时 3 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出版。在这一报告中，社科院课题组的专家们首次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并引起巨大反响。 2002 年 2 月 4 日 ，中国网《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 资源 、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 和政 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 2005 年 7 月 12 日 ，华夏时报《中国形成十大社会阶层中低层过大最上层较小》： 10 日在 成都 市召开的 “ 和谐社会成都论坛 ” 上，有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十大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关专家认为，就结构形态而言，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有所发育但还没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 “ 洋葱头 ” 型结构。国家有关部门应创 新和 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 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7 年 6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 第六条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一、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一千六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新华社 北京 2007 年 12 月 23 日电 ( 记者王宇周婷玉 ) 全国人大常委会 23 日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拟将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的减除标准从现在的 1600 元 / 月调整到 2000 元 / 月。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的有关数据测算，将工薪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 2000 元 / 月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将由目前的 50% 左右下降到 30% 左右。 二、 “ 贫寒子弟上升 ” 到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机会 杨亮庆的文章《打通贫寒子弟的上升通道》：要让底层的人民看到，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进入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我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当高级官员不是容易的。众所周知，各级官员都是有编制职数的。高级官员更是有编制职数的。中国目前最高的官员是中共 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个人兼任 3 个职务。党的十七大代表 2217 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204 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67 名；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27 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987 名，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237 名。 “ 贫寒子弟上升 ” 到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恐怕也可能终生做不到。 有论坛的帖子说，截止 2006 年底，我国（不包括 台湾 ）在编的省部级高级干部 13431 名（不包括军人编制）。其中，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 944 名，在职的副省部级干部 12487 名。在职编制的地厅（司）一级干部 97655 名（不包括军人编制）。在职正地厅（司）级 11075 名，在职的副地厅（司）级 86580 名。处级、副处级多得就更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了。 国家领导人需要政治比较成熟，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这就需要一定的年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根据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2001 年 6 月 28 日 ，新华网（翟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 中国共产党加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２０００年，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５４ . ８岁、４９ . ２岁、４３ . ４岁。 2007 年 8 月 9 日 ，新华社 ( 记者张宿堂、孙承斌、李亚杰 ) 《全国省及市、县、乡四级党委顺利完成换届》：换届后，省区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52.9 岁，比上次换届降低了 0.5 岁。 2008 年 2 月 1 日 ，新华网《地方换届 30 非中共人士任副职领导职务明显减少》：在本次省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政协换届中，一共选举产生了 31 位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 位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31 位省级人民政府省长 ( 市长、自治区主席 ) ， 239 位省级人民政府副省长 ( 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 ) ； 31 位省级政协主席， 283 位省级政协副主席。在 270 名省长 ( 市长、自治区主席 ) 和副省长 ( 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 ) 中，有 210 人为研究生学历，占 77.8% ，其中有 58 人拥有博士学位，占 21.5% 。 2008 年 3 月 28 日 ， 中国青年杂志 （作者：刘善伟）《 62 位书记省长选任昭示中央用人策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副主任祁光华，从年龄、学历、经历等几个角度总结了 62 位省 ( 自治区、直辖市 ) 党委书记、省长 ( 自治区主席、直辖市长 ) 的相关资料。从年龄层面讲，在 62 名省级党政一把手当中， 60 岁以上的有 27 人， 55 ～ 60 岁之间的有 23 人， 55 岁以下的有 12 人。从学历和经受的教育层面而言，在 62 名省级党政一把手当中， 31 人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30 人有文科教育背景， 10 人有高级职称，另有 5 人获得博士学位。祁光华这样分析数据背后的规律：省级党政一把手的知识层次越来越高，反映的是 1980 年代以来国家干部知识化趋势：全球化加速、信息社会逐渐来临，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对干部知识层次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专业技能强、具备国际视野的学者型官员也就容易得到提拔和重用。 2011 年 1 月 2 日 ，重庆晚报《重庆面向全国范围选调大学生 博士可任乡镇副职》：记者从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了解到，我市将在全国 “985” 、 “211” 高校定向选调 2011 年应届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我市基层工作。选调名额为 200 名，博士研究生可挂职担任乡镇副乡（镇）长。 2011 年 1 月 5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华裔女成奥克兰市长 105 年家族成就美国梦》： 1 月 3 日 ， 61 岁的华裔女性关丽珍，宣誓就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市长。当日清晨，该市华裔社区特意在 “ 关 ” 姓氏所属的公所举办祭祖典礼，共同庆祝这份属于华人的光荣。从曾祖父最初落脚的中国城到市长之路，关家四代人走了 105 年。 2011 年 2 月 16 日 ，新快报 ( 记者 华静言 ) 《 辽宁 24 岁女生当大学副院长 校方否认为市长千金 》：网友 “ 鬼文子 ” 找到了一份《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岗位设置实施意见 ( 文件稿 ) 》，该文件中明文说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是厅级单位，该校管理岗位设有 8 个等级，王圣淇作为副院长对应为六级的副处级。这个级别正常来说，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七八九等级别岗位上，分别工作 3 年以上，才能晋升到六级。也就是说，一般最少需工作 9 年才能达到她这个级别。但王圣淇从参加工作到被提升，还不足 3 年。 看来，高级领导干部不是由年轻人担任的职务。也不是由平常人担任的职务。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只能把党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梦想。有些人祖祖辈辈连班长都没当过，或许当不了班长，还指望他们当 “ 村长 ” 吗？有的家庭给子女灌输了与政府 “ 不合拍 ” 甚至 “ 对立 ” 的思维，还指望子女 “ 从政 ” 吗？ 2011 年 1 月 21 日 ，新华社（记者赵超）《 2010 中央国家机关新录公务员 93.2% 来自普通家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２０日表示，我国公务员考录工作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打破影响公平的多种限制，为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提供了平等机会。据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自由职业者等普通家庭的占９３．２％。 不想参加政治活动，却想享受政治待遇。不参加执政党却想有执政地位。不想为人民服务还想让人民 “ 高看一眼 ” 或者 “ 奉若神明 ” ，这可能是天方夜谭，黄粱美梦。 贫寒子弟 “ 上升 ” 到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的职位，恐怕也得 “ 猴年马月 ” 。 2 、当企业家不是容易的。 2006 年 11 月 8 日 ，中经网《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实有内资企业 300 余万户》：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实有内资企业 343.4 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户数的 41.1% 。 在中国，与高级官员并列的企业家，恐怕只能是国有企业老总了。 2005 年 12 月 22 日，中国网《全国国有工商企业为 138000 户职工达 4300 万》：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给出了全国国有企业的数量。目前国有工商企业的数量是 138000 户，职工在 4300 万左右；中央企业是 169 户，职工达 1053 万。根据现在改革的进程，每年减少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概为 4000 户到 5000 户。 2007 年 8 月 10 日 ，（工商总局办公厅统计处）《工商总局 : 全国实有企业 876.1 万户 私企破 500 万户》：截至 2007 年 6 月底，全国实有企业 876.1 万户，比上年底增加 13.2 万户，增长 1.5 ％。内资企业 327.6 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 37.4% （国有企业实有 68.2 万户，比上年底减少 3.5 万户，下降 4.8 ％，占内资企业总户数的 20.82% ）；外商投资企业 28 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 3.2% ；私营企业首次突破五百万户，达到 520.5 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 59.4 ％。个体工商户 2621.4 万户。全国内资企业注册资本（金）实有 18.4 万亿元，其中公司注册资本 12.74 万亿元；国有企业实有注册资金 4.7 万亿元；集体企业实有注册资金 0.68 万亿元；股份 合作 企业实有注册资金 0.19 万亿元；其他企业注册资金 0.09 万亿元。从注册资本（金）来看，第一产业实有 2366 亿元，比上年底增长 2.2 ％，占内资企业实有总户数的 1.3 ％；第二产业 6.5 万亿元，下降 0.1 ％，占 35.2 ％；第三产业 11.7 万亿元，增长 2.7 ％，占 63.5 ％。 众所周知，今后，想当一个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也非易事。 “ 贫寒子弟上升 ” 到国有企业老总，恐怕也可能终生做不到。 2007 年 12 月 25 日 ，北京娱乐信报 ( 记者郑江 ) 《 MBA 毕业生薪金平均涨 5 成管理型人才十分短缺》 : 万宝盛华调查显示，目前管理型人才在国际和国内都十分短缺。管理类人才在全世界紧缺岗位中排在第 9 位，而在中国国内排在第 4 位。因此 MBA 管理人才很有市场。被调查的 20% 企业表示，在国内要找个合适的高管人才很困难。同时， 80% 的被调查企业表示，高管多是外方雇员，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高管人才尤其显得凤毛麟角。 有人不想做生意，却想当老板，这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人不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却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肌体上抽血。这是忘恩负义。 3 、当学术精英不是容易的。 2007 年 12 月 7 日 《中国教育报》第 3 版发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的文章《中国需大量基层创新人才》：我有个观点：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以诺贝尔奖得主等为代表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发现是创新金字塔的塔尖，塔尖下面还有应用发明、技术创新、集成创新等。从创新人才的分布来看也是这样 —— 越是基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大；越是高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少，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从 1901 年至今，全世界也只有 770 多人次。 《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005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 130628 万人。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 6764 万人。由此可见，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6764 万人 ÷130628 万人 =5.178% 所谓 “ 精英 ” 是指从 “ 才能或智慧过人的人 ” 当中提炼或挑选的人。 2007 年 12 月 28 日 ，北京晨报《中科院增选 29 名新院士平均年龄历年最年轻》： 2007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结果昨天 (27 日 ) 揭晓，经过此次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为 710 人。 2007 年 12 月 30 日 ，新京报（记者鲍颖）《中国工程院新增 33 名院士平均年龄 60 岁历届最低》： 200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昨日公布，共选出 33 名新院士，这次增选后，工程院院士总人数达到 721 人，两院院士总人数达 1431 人。 2007 年 12 月 4 日 ，新华网（记者张建新、薛飞）《杨振宁：眼光、坚持与能力是学术研究三大要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２日在 南开大学 发表演讲时指出，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三个要素：眼光、坚持与能力。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日报《中国工程院将增选 60 名院士 品行端正是底线》：中国工程院院士每两年选举一次。 2011 年院士增选将于 2011 年 1 月 1 日 正式启动，增选名额为 60 名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经过 9 次增选，现有工程院院士 748 位，其中 80 周岁以上的资深院士 170 位。据 1999 年 —2009 年 6 次院士选举结果统计，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由 63.5 岁降至 56.2 岁，院士队伍年龄断层现象逐步消除。 “ 贫寒子弟上升 ” 到学术精英，恐怕也可能终生做不到。 有人没能力出学术成果，仅凭一张文凭就像被社会看作学术精英。这可能是狐假虎威，自欺欺人。 我从来没敢想过，让放猪的取代教书的，也从来没敢想过，让卖茶蛋的换下造原子弹的。 我不知道目前中国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由多少人组成。 我不知道目前中国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中，有多少人愿意把位置让给 “ 贫寒子弟 ” 。 我不知道目前中国有多少 “ 贫寒子弟 ” 。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占有的职位够不够 “ 贫寒子弟 ” 占用。 2006 年 7 月 17 日 ，中国青年报（实习生邢佰英）《调查显示：八成贫困生相信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有数据显示，截至 2005 年 8 月，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约 1562 万人，其中贫困大学生 405 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 26 ％。 2007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青年报 ( 郑燕峰马云云）《调查显示 : 贫困生更渴望 “ 任何时刻都要优雅从容 ” 》： 山东 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 48% 。其中一般困难学生占 25% ，困难学生占 15% ，特别困难学生占 8% 。 我不知道目前中国 “ 贫寒子弟 ” 中，有多少人觊觎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职位。 我不知道目前中国 “ 贫寒子弟 ” 怎样走上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职位，是谦让还是争夺？ 我不知道 “ 贫寒子弟 ” 走上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职位以后 , 多长时间以后把职位让给新的 “ 贫寒子弟 ”?( 让位的人们其中违法犯罪的比例是多少 ) 我不知道 “ 贫寒子弟 ” 走上 “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阶层 ” 职位以后 , 社会是否稳定，人民是否 安宁 。 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高智商、高情商和高挫折商这三个因素。我不知道 “ 贫寒子弟 ” 智商 IQ(Intelligence Quotient) 、情商 EQ(Emotion Quotient) 和挫折商 AQ （ Adversity Quotient ）是啥样。 三、社会阶层的流动是有序竞争的 2008 年 1 月 9 日 ， 黑龙江 日报第 7 版（张若渔）《加大教育投入是唯一的坦途》： “ 富 ” 不是原罪， “ 穷 ” 也不构成向同等权利人索取的筹码。 贫困不是被尊重的理由。这个贫困包括政治贫困、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贫困者只是被救助的对象。社会上对贫困者同情怜悯，而不是肃然起敬，更不会是顶礼膜拜。贫困者想摆脱贫困，必须奋斗。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并且得到合理的认可和回报。正所谓 “ 人往高处走 ” 。但是，请记住 “ 高处不胜寒 ” 。 宋代诗人、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 ( 公元 1037.1.8 ～ 1101.7.28 ，原名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 的《水调歌头》： “ 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杨亮庆的文章《打通贫寒子弟的上升通道》：应该给所有人公平上升的机会，要让底层的人民看到，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 我以为，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可能是封闭的。现在上流社会阶层的人们，原本就是来自贫寒学子。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专门给 “ 贫寒子弟 ” 另设流动通道。 “ 贫寒子弟 ” 不能高人一等，不能是特殊公民。进入上流社会阶层需要能力和水平，需要奉献。 “ 贫寒子弟 ” 进入上流社会阶层绝非轻而易举，仅靠 “ 贫寒 ” 是远远不够的。 1 、社会阶层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可以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可以把全体共产党员看做上流社会。《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全体公民都可以公平竞争嘛。 2006 年 3 月 1 日 ，新华网 ( 记者许林贵喻菲 )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到 7080 万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 1 日透露，截至 2005 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 7080 万人。他说， 2005 年全国共发展共产党员 247 万名，其中发展 35 岁以下的党员 198 万名。 2005 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达到 1767 万人。 2007 年 11 月 23 日 《中国教育报》第 1 版 ( 记者　杨晨光 ) 《向党输送新鲜血液的坚实基地》：从 2002 年到 2006 年，全国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由 16.8 万名增加到 80.8 万名，增长了近 5 倍。目前，全国大学生党员总数已近 208.2 万名。 2007 年 12 月 24 日 ，光明日报 ( 记者王庆环 )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高校党建工作》：在 北京大学 ，一组关于学生党员的数字令人振奋，据统计，该校近三年来，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增长 24.7% ，入党申请人数增长 30% ，本科生党员比例由 11% 增加到 14.3% ，研究生党员比例达到 34% 。 2008 年 7 月 1 日 ，新华社（记者李亚杰、魏武）《全国党员总数 7415.3 万名》：截至 2007 年底，全国党员总数 7415.3 万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 2400.8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32.4% 。 “ 贫寒子弟上升 ” 不是无条件的。 “ 贫寒子弟 ” 不是进入上流社会阶层的充要条件。不是执政党的党员，怎么成为执政党的干部？怎么成为高级干部？ 2 、社会阶层的流动是有序的。如果公民要加入某个政党，那要履行组织程序。如果共产党员想当中央委员或者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那要经过民主选举程序。如果公民想当国家公务员，那要依法办理公务员录用手续。如果公民要当企业家，请先从普通员工做起。如果公民要当学术精英，那要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在高等教育人口中出类拔萃。 2008 年 5 月 28 日 ，光明日报（记者朱振国李玉兰）《变独木桥为立交桥》： 2007 年进入大学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达到 55.2% ，这是 2003 年高考录取农村生源首次与城镇生源持平以来达到的一个新高度。 2007 年 11 月 24 日 ，华夏时报（记者李爱明）《全国工商联脱胎换骨领导班子中企业家超半数》：全国工商联新一届领导机构成员还普遍拥有高学历的特点。 13 位 “ 老板副主席 ” 中，有 12 位是大学以上学历，其中 8 位是研究生学历；而执委会中，几乎半数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有 46 名博士执委，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 95% ； 143 名常委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98% 。 2007 年 12 月 25 日 ，北京晨报（记者王 大鹏 ）《 505 人当选杰出社会科学家》：昨天，《 2007 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揭晓，公布了 “2007( 首届 ) 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 ” 入选名单。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入选 “ 杰出社会科学家 ” 的学者人数最多，有 157 人，位居全国首位。而按毕业院校计算，北京大学校友入选人数最多，有 78 人，位居全国高校首位，中国人民大学和 复旦大学 以 61 人和 37 人的校友数量紧随其后，分列二三位。 有些职位需要论资排辈，要等 “ 换届 ” 或者 “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 。 “ 贫寒子弟上升 ” 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突飞猛进。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自暴自弃。 3 、社会阶层的流动是竞争的。目前，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阶层的流动是竞争的。众所周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靠竞争获得现在的地位。现在处于上流社会的人们，地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拱手相让的。努力，有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换句话说，不努力，别人不可能请你进入上流社会。努力，也不能保证你进入上流社会。竞争是相当残酷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进入上流社会阶层需要奋斗。保持上流社会阶层地位还需要奋斗。不能坐享其成，也不能一劳永逸。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阶层都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公平竞争的。 “ 贫寒子弟上升 ” 不可能随心所欲。 应当指出，执政党没有堵塞 “ 贫寒子弟 ” 上升的通道。因为执政需要人才。党和政府以人为本，采取有效措施，使全体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使 “ 贫寒子弟 ” 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竞争各种社会角色。 2007 年 9 月 13 日 ，人民日报 ( 记者袁新文 )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每年经费 500 亿元》： 2007 年 9 月 12 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周济介绍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有关情况时指出 , 新的资助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今后每年用于助学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到 500 亿元，受助学生约 2000 万人，其中包括 400 万大学生和 1600 万中职学生。新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将使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 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阶层内涵比较深，外延比较窄，期望值比较高，不适合作为 “ 贫寒子弟 ” 的追求目标。 不要说 “ 贫寒子弟 ” 进入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阶层。即便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想在《中国青年报》报眼上或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篇稿件，也非易事。《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上升到社长、总编辑也非易事。 “ 贫寒子弟上升 ” 到《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恐怕是遥远的梦想。《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恐怕也进入不了高级官员、企业家、学术精英构成的上流社会阶层。《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会把自己的位置让给 “ 贫寒学子 ” 吗？ “ 贫寒学子 ” 能胜任记者、编辑工作吗？记者、编辑的岗位是随便转让的吗？ 公元 290 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字正度）即位，是为晋惠帝 (259 年出生， 306 年逝世于 长安 ) 。晋惠帝时，有一年，全国各地发生大饥荒，许多老百姓离乡背井，逃荒要饭，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有人向晋惠帝司马衷报告说，老百姓没有米饭吃。晋惠帝司马衷竟说： “ 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 ” 晋惠帝司马衷被评为 “ 最白痴的皇帝 ” 。 2007 年 12 月 4 日 ，中新网《蒋树声：高校扩招应把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今天下午做客新华网，谈 “ 教育公 平和 高校发展 ” 。蒋树声指出，现在社会上很多地方都有急功近利和浮躁的风气，这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风气必然会侵蚀校园。 2007 年 12 月 26 日 ，光明日报（周龙）《教育当培养朴素的生活观》：心理学认为，攀比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表现在个人刻意将自己在智力、能力、生活条件等方面与别人进行比较并希望超越别人。但攀比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有适度和过分之别。 2004 年 9 月 17 日 ，华夏时报（记者邢译天姜艳艳）《中产阶层将成中国经济发展助推器》：据测算，本世纪初的 10 年到 20 年间，将是中国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预计到 2005 年，中国将有 13 ％的城市家庭步入中产阶层，到 2010 年这个比例将达到 25 ％，即 2005 年将有 2450 万户达到中产阶层家庭， 2010 年将有 5700 万户。从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来看，相应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 7300 万人和 1.7 亿人。 2007 年 12 月 11 日 ，国际金融报（记者卫容之实习生汪宁）《一项调查显示： 2016 年中国中产阶层将增至 1 亿户》：日前，汇丰发布的一项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的中产阶层正日益壮大， 2006 年内地中产阶层约为 3500 万户，到 2016 年该数字将增至 1 亿户。 2010 年 6 月 28 日 ，解放日报《千名高考状元没有顶尖人才过度热炒捧杀学子》：此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1977 年至 2008 年 32 年间的 1000 余位高考 “ 状元 ” 中，没发现一位是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些优秀考生在学习上的天分，让他们在大学、乃至今后的工作中发光发热，成为建设祖国的 “ 行业状元 ” ，理应成为各方深思的课题。 我愚以为， “ 贫寒子弟 ” 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当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在进入中产阶层之前，不要好高骛远，急于进入上流社会阶层。某些笔杆子也不要用 “ 贫寒子弟 ” 进入上流社会阶层作诱饵，吊胃口。 “ 贫寒子弟 ” 应当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 贫寒子弟 ” 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1872 年 3 月 18 日 ，卡尔 · 亨利希 • 马克思 (1818 — 1883) 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曾写道，在科学上没有 平坦 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认为， “ 贫寒子弟 ” 应当把革命导师的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2007 年 12 月 14 日 ， 重庆 日报《薄熙来：青年人成才一要聪明二要勤奋三要忠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2007 年 12 月 13 日 出席共青团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说，青年成才一要聪明二要勤奋三要忠诚。 我认为， “ 贫寒子弟 ” 可以把薄熙来的深刻体会与自己的成长联系起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综上所述，任何社会都有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但是缩小贫富差距需要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时间。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不能浮躁。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动员 “ 贫寒子弟 ” 进入上流社会阶层的人，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效果。不可以想当然。 参考资料： 2011 年 1 月 8 日 ，羊城晚报（古风 整理）《白岩松在江西财大演讲：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2010 年 12 月 18 日 下午，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 。白岩松说，生活就是这样，只有做好了迎接平淡的准备，才有可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辉煌；如果认为生活都该是辉煌的，那就注定平凡。 很多人在说，现在年轻人不容易。你说，哪一代人的青春容易？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2011 年 1 月 13 日 ，中国青年报 《学者称中国亟待开放农民工步入中间阶层的通道 》：新年伊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就有关 “ 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转变 ” 的尖锐话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多年的经验教训、进而上溯清帝逊位以来的百年历史，证明了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渐进的过程，采取骤然变化、超常规改变的方式，社会地位结构短时间变了，长时间又复原了。而在社会按照常规运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对于法治、法规大体认同的条件下，社会地位的变化，是社会各阶层在制度体系内博弈的结果。今日中国，参与博弈的因素有：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权力的作用、金钱的作用、单位的作用、关系的作用、平民的抗争（如信访等），以及包括网络呼声在内的舆论作用等等。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阶层自身的力量，这包括各个阶层的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在社会按常规运行的博弈中，制度安排对结果最为关键。如果制度安排含有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倾斜，博弈结果也往往会有这种倾向。公正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原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当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地位变迁的结果，总会是有人上升了，有人下降了。但是，正常的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 “ 没有机会的群体 ” 。 此文发表在《揣摩中国教育 — 商江教育论文续集》（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发行，统一书号为： 978-7-80247-166-5/G.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197 号）第 336 页 --- 第 350 页责任编辑：蔡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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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4-10-19 10:49
中国科研受政治影响大：资源不均 腐败多发 2014-10-16 23:35:46 2014-10-16 17,480 人参与讨论 来源 网易 近年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学术研究成果井喷，北京已经成为全世界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城市（按研究者所在城市统计）。这似乎表明中国将超越美国等西方国家，跻身全球科技领导者。然而，瑞典经济学家、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安德森近期的研究报告指出，欧美国家并不担心中国科技的崛起，原因是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科研还是由个别城市所主导，尤其是北京，这将成为中国科研进步的阻碍。 与美国拥有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分散的科技中心不同，中国只有北京一个科技中心。数据显示，从1996到1998年，位居全球科研排行榜的第一的城市是伦敦，其次是东京和旧金山，北京尚未进入科研城市TOP12。而到了2010年，北京已经以100835篇SCI论文居全球科研城市之首，超越了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然而，除北京外，中国其他城市无一进入排行榜前十，而美国则有三个城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进入了前十。 这表明，在中国，是政治而非市场对科技中心的布局和资源分配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在由市场决定的科技发展模式中，人们更期待每个城市都能有科研成果，更重视彼此间的连通性和面对面的知识交流。但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10年，尽管中国各城市的科研力量均有增长，但北京依然以压倒性优势成为全国科技城市的领头羊。2008年到2010年，北京的科研成果产量是上海的2倍多，是南京的4倍和深圳的30倍。 安德森在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科研成果更像是ZF发号施令投入生产的产品，科学研究的政治因素远远超过科研本身。然而，在发号施令立项之后，对于项目如何规范运行、资金如何规范使用、项目成果如何评价等，学术机构和行政部门都缺乏监管。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频发的学术腐败案成为了一种必然。据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投入科研经费1万亿元左右，而用于科研项目本身的仅占40%，更多的科研经费流失在了项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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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天冠帝 2014-10-16 13:29
中国当代易学大师求前大师的人生哲理名言 ◆ 相遇是种缘分，相处是种责任。 ◇ 不做太阳发热 , 就做星星闪光 ! ◆ 恩泽天下修正果，服务中华结善缘。 ◇ 把智慧发扬光大，让文明遍洒中华！ ◆ 感恩社会，赐福未来；珍惜生活，扮靓人生！ ◇ 个人价值展现自我 , 社会价值承载众生。 ◆ 身在中国，不能忠国，就会终国！ ◇ 高处不胜寒 , 美丽在平凡。 ◆ 一旦养成习惯，从此很难改变。 ◇ 奴隶不努力，努力不奴隶；人不努力即为奴。 ◆ 如果你无法改变别人 , 那么就要尝试着去改变自己。 ◇ 人穷有志气 , 人富有慈心 , 优秀在乐观 , 美丽在心间。 ◆ 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机遇 , 每一次改变都是一种进步 ! 每一次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 ◇ 要想堵住对方的嘴巴，最好的方法就是赞美对方。 ◆ 保持神秘可以增加吸引力，保持魅力可以增加注意力。 ◇ 处事学会感恩，出门遍地黄金。 ◆ 人间若有大爱，幸福无处不在！ ◇ 由于你的出现使我坚强，由于我的出现使你伟大！ ◆ 幸福是修来的，而不是求来的。 ◆ 掩饰弱点是虚伪，克服弱点是自信。 ◇ 做人要有虚心，做事切莫心虚。 ◆ 光说不做是吹牛，说到做到是能力。 ◇ 人一旦失去目标，人生就会失去希望。 ◆ 只有抓住重点，才能发现精彩。 ◇ 无论任何事物，一旦距离人越近，越容易给人带来伤害。 ◆ 只要心情好，处处有财宝；要是心情坏，注定要失败。 ◇ 智者利用资源，庸者浪费资源。 ◆ 自信的人创造财富，自卑的人制造痛苦。 ◇ 富人追求精神财富，穷人追求物质财富。 ◆ 节省时间可以创造财富，节省金钱只能浪费时间。 ◇ 富人让时间为自己创造财富，时间在穷人面前只是多余。 ◇ 人要有慈心，切莫有私心。（自私自利的人永远都不会交往到真正的朋友。） ◆ 爱情就像电池，有能量的可以为你带来光明，没能量的只能给你带来黑暗。。。 ◇ 对于十件事情只完成九件事情的人来说，注定此人一生一事无成。 ◇ 别人嫉妒你是因为你与他之间的距离太近，羡慕你是因为你与他之间的距离太远。 ◆ 面对背地里诋毁嫉妒、攻击自己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亏欠自己或愧对自己，与此同时、不断努力超越对方，使自己与对方之间拉大距离就可以了。 ◇ 人生如梦，何必当真。在生活当中，如果对身边的事物看得太真就会影响自己的视线；如果把事物看得太重就会让自己产生压力或受到伤害。 ◆ 乐观的人如同太阳 , 走到哪里都能带来光明、温暖 ; 悲观的人就像乌云 , 飘到何方伴随的总是寒冷、黑暗。 ◇ 不要把人生或个人感情完全寄托到某一个人身上，那样做会很危险的，此事如同高楼大厦，多一个支撑点就少一次倒塌的危险；能够解渴的并非只有水，能够充饥的也并非只有馒头，代替它们的物品还有很多很多，只要用心寻找就能缓解燃眉之急。。。 ◆ 如果从一个地方摔倒了，就要学会从另一个地方站起来。（从哪里摔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在某些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 遇到困难坎坷，每个人要学会看开它，看开了为 “ 升 ” ，看不开为 “ 井 ” ，每一条路都会被自己堵得死死地， “ 井 ” 为坑，所以就会深陷其中。 ◇ 找准对方的优点，等待时机你会打败他（她），把握对方的缺点，抓住时机你一定能打败他（她）。在生活当中，如果每个人太依赖自身的优点，有时候他（她）的优点反而成为自己致命的弱点。 ◆ 若想打败对方，必须接近对方，而不是疏远对方。 ◇ 小对手要从外部打击它，大对手要从内部瓦解它。 ◆ 若想减少摩擦，必需增加弹性；如果硬碰硬也可以，除非你有能力突破它或者改变它。 ◇ 在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时，只要退一步考虑或站在对方立场上看待问题，那么双方就不会继续僵持，也不再会有对立面。 ◆ 对于不了解自己心思的那种人，请不要对他（她）浪费口舌。 ◇ 刻意作贱自己是最愚蠢、最无能行为。 ◆ 发泄是某种欲望的变相满足。 ◇ 经常有怨气怨言并不断地抱怨埋怨的同时，是在变相的原谅自己。 ◆ 嫉妒他人的同时，也是在变相地贬低自己。 ◇ 在生命面前，每个人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 在寂寞面前，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弱者。 ◇ 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这其中包括亲戚、朋友、家人和自己。 ◆ 作为一个被污染的社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加重它的污染程度，而是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减少、释稀污染源，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努力净化社会，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生活在一个安心舒适卫生的环境中，否则将会面临任何人都无法适应、无法生存的地步。。。 ◇ 求助于算命的人缺乏的是一种判断能力。 ” 穷人算命，富人烧香。 “ 为什么热衷于算命、倾心（迷恋）于算命的都是一帮穷人呢？关键在于穷人一没有野心，二缺乏（没有）自信；他们不敢突破现有的框架及生活模式，只想逃避、置身屈服于安逸之中，不想改变它、不敢改变它，支配他们命运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们的人生之旅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与困境，由于不能自省自悟，所以看不到希望、光明；若想觉醒脱离困境，他们必需求助于明人明师，而不是庸人巫师。 ◆ 人们在无依无靠悲观无助、失去目标希望的情况下，才最容易做出很傻、很愚蠢的事情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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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天冠帝 2014-10-16 13:04
中国最好的起名大师系列名单
中国最好的起名大师系列名单 中国最专业的起名大师：颜廷利 　　颜廷利，汉族，现年 40 岁，中国共产党员，法名求前大师　山东济南人士 , 自幼潜心研究周易风水学二十余载 , 擅长起名、拆字、起名测字设计等，最近两年苦心独创望图 ( 旺途 ) 设计技术，一生倡导一个 “ 诚 ” 字，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讲诚心、经商要讲诚信， “ 诚 ” 字拆字寓意就是：诚实守信，一言为定 ! 正因如此他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声誉越来越大，他留下的足迹最多的地方有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各个省市，为很多著名企业及达官贵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关荣誉称号： “ 中国最有名风水大师 ” 、 “ 中国易学大师 ” 、 “ 中国著名风水大师 ” 、 “ 中国权威风水大师 ” 等 ; 相关著作有《现代易经发展史》、《当代易经论述》、《建筑风水学考究》、《拆字预测心理学》等。 中国最好的起名大师：李居明 　　李居明把周易和密宗相结合，李居明先生曾用传统中国的堪舆飞星秘技为美国考古学家寻找恐龙，于 2002 年成功发掘世界上首只海龙化石。李居明先生弘扬密宗佛学，被封为李居士，对于密宗和周易的结合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风水的社会化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最权威的起名大师：邵伟华 　　邵伟华是享誉国际著名的预测学家，湖北鄂州市人，从事过工、农、商、兵、当过干部，后落根于易学、相学、四柱、建筑风水、破译人类基因密码等学科的研究。 1987 年起，分别出席了国际和全国的《周易》学术研讨会，并在国内外发表多篇论文，有的论文获得奖杯和国际一等奖。 中国最著名的起名大师： 董易奇 2014 中国风水大师排名第五，必定就是董易奇先生！董易奇先生是民俗文化专家，世界华人周易协会秘书长，也是南方电视台 TVS-2 《地产杂志》风水栏目主持人、南方电视台卫星频道《建筑物语》栏目主讲人，中国电视风水讲座第一人。董易奇先生在风水界是相当有名望的！ 中国最有名的起名大师：覃柄淋 从事易学文化研究多年，以逆向思维思考问题为契机，悟到了易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瑰宝，指导人生的必读哲典，在起名策划中，结合心理学、传播学、三才五格、四柱八字、数理、命理、品牌策划传播、现代审美艺术等多项学科，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和实际操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起名特点是让姓名既符合易学命理又不失现代艺术美化。 覃柄淋老师一惯以严谨、细致、认真、诚实、守信的原则做为人生导向，在易学界广受赞誉与好评，在社会上尤为受到崇敬和爱戴；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蜂拥而至登门采访，《腾讯网》、《新浪网》、《网易网》、《搜狐网》、《新华网》、《中国广播网》、《中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央视网》、《中国网》、《千龙网》、《中国都市网》、《中国日报》、《东南快报》、《羊城晚报》、《北京日报》、《中国企业报》、《京华时报》、《湖南日报》、《国际在线》、《中国企业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华南网》、《黑龙江新闻网》、《太原新闻网》、《中国周易新闻网》、《中国社会新闻社》、《中国建筑网》、《华夏民权网》等国内 200 多家媒体及网站对覃柄淋先生之事迹及研究成果进行全方位报道。 中国最专业的起名大师：刘大钧 刘大钧，山东邹平人， 1943 年 1 月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中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多年从事易学研究，尤精于象数易学研究，对易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并形成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的易学研究路数。出版《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等。 中国最优秀的起名大师：麦玲玲 麦玲玲于 1987 年收听风水专家林真的电台节目，继而向他学艺。 1992 年大专毕业后任职秘书，后到吴伯仲律师行当律师文员，并兼职算命。 1996 年起转型为全职风水师，客户包括证券行及大型地产公司。麦玲玲同时为各报章杂志撰写风水命理专栏，也曾到不同的电视台及电台主持玄学节目，近年还间中亦在电影中客串演出。 中国最棒的起名大师：徐梅山 徐梅山，中国易经研究会会长，著名易学理论与实践专家，著名姓名学专家，著名风水专家，乾坤风水创始人，以风水绝学名扬东南亚。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姬派奇门遁甲正宗传人，中国易经研究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最厉害的起名大师：唐明邦 其生平事迹载于《世界名人录》（美国）、《东方之子》（海外版）、《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中国画报》社出版）、《华夏英杰》、《中国当代杰出共产党人》等辞书。学术论著有《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邵雍评传》（附《陈抟评传》）、《易学与长江文化》（合著）、《李时珍评传》、《本草纲目导读》；主编《周易评注》、《周易纵横录》、《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参加编写《易学基础教程》（朱伯昆主编）、《易学与管理》（余敦康主编）、《中国哲学史》（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萧萐父、李德永主编）、《中国哲学史纲要》（萧萐父、李锦全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 在国内、美国、香港、台湾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约 200 万字，如《周易与 21 世纪》、《周易象数与古代科学》、《太极思维方式与东方管理原则》、《老子与道教》、《道教炼丹术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宗教的永恒魅力在于净化人的心灵》、《以佛解易，援儒证佛 —— 读〈周易禅解〉》等。 其传略被收录《中国风水家辞典》（高占全主编）、《中国易学家辞典》（高占全主编）。 中国最牛的起名大师：秦阳明 秦阳明，北京人，出生于易经世家，国际著名堪舆学家、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院河北分院副院长、中国易经理事会常务会长、中国周易文化传承人、皇极风水派 28 代传人、中国易经文化研究院天津办事处主任、清华大学国学 （易经学） 特邀讲师。 1988 年开始学习易学文化。 1997 年师从台湾 “ 岩峰 ” 道长，为台湾皇极风水派第 28 代传人。 2013 年 8 月 24 日成为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院河北分院副院长 。 2013 年 5 月荣获中国邮政邮票美丽中国代言人 。 2014 年 3 月 1 日出版《秦阳明 2014 马年运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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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缸1123 2014-10-16 11:56
我所知道的金融业走过了一年弯路，现在还是痛心不已，花点时间把这些写出来，告诫后来者，在我去年毕业求职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否则我也不会走弯路。 　　入了这个行业有一年了，想找其它行业工作没有经验，并不容易，边在证券公司上班边转行，我对金融业看穿了，死也要转出去。 　　我大学学的是行政管理，二本一大学，大学名气我从来不关心，反正我自己在大学里非常勤奋，学了很多东西。对本专业没什么兴趣，在大三时接触到郎咸平的视频，对金融就非常感兴趣，大四时花了一年时间学金融方面的知识，尤其对投资银行感兴趣，看过《幸福来敲门》与《华尔街》等资本市场电影，更是对这个行业充满期待，热血沸腾，觉得证券、资本方面的知识是很实用性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诚信的背后》描述的那样，轻而易举赚上个几百万。毕业后直奔上海，因为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证券公司、银行、投资类公司众多。 　　先来讲讲期货公司，中大期货上海营业部呆过一个月，这家公司算是有名，整个营业部就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几个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分析师，这个分析师是上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曾经遇到一个上海财大的硕士生来应聘分析师职位，他说他应该不会是做销售的吧，我是财大的硕士呢，我笑说，算了吧，你跟人家教授能比吗？写分析文章就让那教授兼职一下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你。另一类就全是跑业务的。这些所谓投资顾问的人的工资是多少？大家猜猜，答案是——零！中大期货是一家国企，要成为其正式员工，要完成他们制定的标准，就是要开发出多大的资产量的客户来，这个标准非常之难，而且要考上期货从业证。整个上海营业部主体都是跑业务的，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长大约28岁左右，一般是证券公司淘汰过来的人任职，工资2500加提成，对于一个28岁的人而言，这个工资低到可耻的地步了。在我呆的一个月里，我们小组不断有人突然不来“上班”了，每天营业部都在招人，骗一些人进来，在51JOB上天天发广告，跟保险公司的做法差不多，这就是期货公司！这就是那个跟指数合约，大豆、黄金、铜打交道的高深的金融公司！我说这么低的工资连民工都不愿做，结果有一天真的来了一个头发蓬乱，衣服上有白石灰污迹的农民工。我看了，觉得好恶心，本来还呆在这里是为了学习期货知识，当即收拾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外汇公司，跟日元、美元、欧元价格变动的高深金融公司，并且还可以做美国期货、美股，这种能做美精铜、恒指、美大豆、标普指数的公司，到目前为止，全中国也不到3家。然而又是分为两类人，公司只有2个分析师，其余全是销售，以打电话为主，每天200个，指标非常高，压力巨大。 　　每手，不论是外汇业务还是美期业务，给我们业务员的收入是5元钱左右，底薪是1500，就是说要开发到10个以上客户，并且每天交易一手，你的收入才可以达到3千以上，期货、外汇的交易比证券频繁得多，双向交易，短线的人一天可交易上百手，当初我就是听到面试经理跟我这么讲，怦然心动。哪知道公司代理的期货软件不太好用，而且懂行的客户都找到香港的一些公司，网上信息是透明的，收的手续费越来越低，最后算了一笔账，开发出一个客户，给我的收入才只有3 块钱不到。头3个月未开发出一个客户，我毕业不久，性格以前较内向，不怎么会说话，经理给我的压力极大，扬言对我零底薪，等我开到户后再发薪，我天天紧张到极点。。。到了今年的4月份，终于出成绩了，结果经理给我们的指标又提高，没有完成2个指标，工资不给发，还要扣钱，压力实在太大，这是一个完全讲究销售的行业，对销售技巧特别讲究，打电话打到口干。我算着，以目前不成熟的美期市场，完成10个客户很有难度，到完成那日，月薪3000以上，恐怕早已饿死了，撑不到那一天。 　 到了5月份，上海世博开始了，变得非常漂亮。我接到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的面试，可谓走到了金融界销售职位的顶峰，有哪家公司比花旗还响？外汇公司就不做了，面试地点位于上海卢湾新天地，去那里面试才知道上海外国人最集中的地方原来在此，那儿是上海外资银行私人银行部的集中地，不光是花旗，恒生、大华、澳新、东亚全部都在。这又是一个销售职位，试用期一个月，每周开发出2个8万元以上的客户，让其买花旗银行理财产品，这种理财产品是结构化票据，一部分是固定收益，一部分挂钩有风险的衍生品，对客户少讲有风险的衍生品部分。 估计面试经理觉得我对外国衍生品懂得比较多，懂美国期货、外汇的人在上海也不多。怎么开展客户呢？到花旗银行门口，到一些高档社区布展，底薪2200，做得3千以上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第一天到上海图书馆去布展，询问的人了了无几。我做了一个周，实在觉得不靠谱，这种工作跟商场门口拉客的小姐有何区别？我觉得做不下来，主动辞职了。本来我是奔着金融业实用的知识，资本运作技巧而来，怎么只能当个销售的命？为什么不能当分析师，虽然工资低点，但是稳定，没压力，不象销售，收入不稳，压力太大，有时根本赚不到钱。但是金融业就是这样，全部都是销售职位，主管类，分析师类要极高的学历，就跟中大期货的情况一模一样，分析师？做梦吧，复旦硕士也不算什么，博士才有资格！ 　　6月份，我去了苏州，面试一些制造业公司，但由于完全没有制造业经验，面试了很多公司，都是回去等通知，最后屁都没有一个，一个月都没找到工作。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到上海，又做证券公司了。我这种人，简历往金融行业一投，面试电话立马响个不停，从渣打银行到国信证券，想想我在苏州，根本无人问津，只可惜这些金融公司全是叫我去跑业务的，悲哀！渣打银行是叫我做房产抵押贷款，怎么开展业务呢？每天打电话，发帖，扫楼，做业务的还能有什么渠道？有好方法效率高的手段用得着找你吗？我听那面试经理讲这些话，心里就一阵阵发凉，这些外资银行底薪表面上很高，业绩出不来，又是被扣钱的命，最终被它们毫不留情的裁掉，还批评是你能力不行。请问上海做房屋抵押贷款的银行与非银行有几多？连房产中介那种小门面都能做，你还能从中挖到多少份额？蛋糕就只有那么一点点，你要怎么努力？由于国信证券、招商证券等证券公司比渣打银行要早录取我，想想自己虽然懂证券，还没进过证券公司工作过呢，看XX证券公司经理对我如此礼遇，如此看重，我也不好推却，决定去这家公司上班了，其实心里头早已对这种销售职位没兴趣，金融业的销售全是骗人的，根本赚不了钱！进来只为混时间，边发简历，边钻研制造业，只要被制造业公司录用，我立马走人。这家证券公司说起来也算是如雷贯耳的公司，一般小的证券公司叫我去面试，我都不想去，只选择国信与这家，国企的银河与国泰君安由于渠道不够好，也推掉了。可以这么讲，我上班的这家证券公司，是上海发展最好最有前途的一家，傍上这样的品牌，开展业务也会容易些，收入也不会差吧。 　　ZS渠道确实优秀，可惜它们招聘太多的人，连证券从业职格都没有的人也雇用了。每个客户经理都有固定的渠道，而且可以交叉销售很多产品，比如ZS银行信用卡，ZS银行理财产品，而且还能销售ZS期货，我对期货非常精通，不断如此，还能销售ZS基金，及一系列集中理财计划，这么多理财产品，随便哪一个都能致富，真是非常吸引人。想想一些小的证券公司，就是把你招进来后，放鸭子了，没有银行网点，没有超市或者企业网点让你进驻。就丢一句，你给我每月开四个户来，不管是什么手段，底薪是1500，开不出来就有可能被炒掉。还是那句话，做业务的无非就是扫楼，发贴，布展，效率之低，业务开展之难可想而知。好的证券公司象ZS证券可以在ZS银行网点常驻，ZS证券内部的一些高层人士事先跟ZS银行甚至其它银行都已沟通好（注意，进驻是要花钱的，每天要给银行或者其它网点200元钱左右），然后让我们这些客户经理们进驻，这样开展业务确实效率大大提高，6月份有的小组达到70几个，总经理高兴不已。可是问题来了，ZS证券使用人海战术，上百位销售人员，拉出这么好的成绩，平均到每个客户经理本人能赚到钱吗？我们的证券交易每手硬性成本是万三左右，这是给上海证券所的专用席位费、税费、手续费。目前上海竞争激烈，很多证券公司开到万分之四了，就是说某客户经理某天运气好拉到一个10万块钱的“大客户”了，只收他万四，证券公司就只赚了10块钱。那么这个客户经理呢？按ZS证券的薪酬制度是16%的提成，即：100000X1%%X16%=1.6元，证券不象外汇、期货那样一天可以来回多次交易，它一天只能交易一两次，就是说，该客户经理从这个“大客户”身上一天约赚1.6X2=3.2元，开发出10个这样的大客户，资产达到100万，假设这10个客户每天都交易，每天的收入约增加了3.2X10=32元，月收入达到了多少？大家猜猜，这是一个很艰难地，拉到了 100万资产的客户经理哦，1500+3.2X10X30=2460元。大笔的利润给证券公司赚去了，客户经理只赚20%，客户经理赚得越多，证券公司就 5倍于他增长，我只想说一句话，不能是期货公司、外汇公司、还是证券公司、银行，做的人最辛苦，最不赚钱，开这些公司的人最赚钱。难怪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年年净利润所有行业排名第一，高管天价薪水。 我们营业部加上实习生（没有从业资格证）总人数大约有上百人，平时在营业部里看不出这么多人。每天大家都直奔各自的进驻网点，不去营业部的，只有周一时周五时开会或培训时，各小组长就通知下面的客户经理，才会聚集在一起，同为公司员工，但不同小组的人互相都不认识。那每天我们在网点也就是我们上班地点都干些什么呢？就是期待能开一个户，站在银行门口或里面，来一个人就问她（他）是否想开证券账户。ZS证券的渠道可以说上海最好的，加上名气大，开户效率最高，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对这行渐失兴趣，不断有人流失。小组长是做过十年左右的，有一次大家连续三天未开成户，问起我们的未来规划说，这种工作是不断积累的，至少前半年日子不好过，达到客户资产200万以上工资可达到5000左右，并不容易，运气的成分很大。大家都沉默，我知道他们一定想着跳槽，一定想着以ZS证券为跳板跳进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因为外资银行底薪更高，福利更好，要赚就赚上上万。我心里当然也是想着跳槽，不过是跳出这个行业，什么花旗、汇丰、XX证券，跟服装店、商场门口拉客小姐一样的工作，去你妈的！！ 　　大家一定会想，我难道不能不做销售职位，不能做一点有技术含量、工资又高的职位吗？大家都这么想，以XX证券为例，证券公司营业部就是专门搞拉客业务的，营业部内除了几个后台、前台人员，全部都出去拉客户，再没有其它任何业务功能，ZS证券只有一个研发部门位于深圳，也有分析师，也有发行承销、辅导上市等业务功能，但需求量极小，金融业不需要那么多分析师，需要分析师可以请某大学教授兼职一下就行，分析师工资是稳定的，没有上涨空间。分析师至少要有三年工作经验，取得投资咨询资格，证券公司必须这么做，可是分析师或者理财师如果你没有客户资产，你给谁理财？难道让客户经理辛苦拉来的客户资产给你分析，给你理财？当然不可能！！花旗银行的理财师是不需要资格的，有总行分析师给出建议，分布给下面的理财师，它们的理财师就等于拉客户的，你只有拉到客户了，然后才能给客户理财。那银行呢？大家一听就心弛神往的银行呢？银行的职位分为二类，业务类跟前台、后台类，什么风控、稽核岗位需要的人极少，一般人非名牌根本进不去，业务类才是利润中心，银行没有业务收入何来钱撑来的门面，那些美女前台？大家往往只看到银行的豪华装修、舒适环境、美女前台，却忘了这些都是银行的成本，不是为银行赚钱的人，你去存款是支持银行吗？银行还要贴钱给你利息咧，你去贷款才是支持银行！！银行是靠放贷款赚钱的，是靠卖理财产品或收取手续费赚钱的。这些业务人员天天跑在外头，根本不在银行呆。房屋抵押贷款专员就是寻找合格的有房屋作抵押的贷款对象，一句话，不好找，想贷款借钱的人很多，可是大多条件不合格。 　　销售的本质 　　金融行业的主体是做销售的，这一点我已经亲自体验过了，有谁不信这个理，也可以把我的路线重走一遍，直到进入上海金融界的顶峰，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或者渣打银行房屋贷款部。在这一年里，我见到过非常强大的销售人，原来我一个较内向的人也变成一个销售人。本来做销售并不是我的初衷，但是确实找不到其它职位，不做也得做。销售不是一个附属性东西，不是说我懂金融知识，然后销售是附属性的存在。你要做好，销售就成了一门专业技能，你要专门去研究它，专门花时间磨练这个技能，就象你掌握一门专业一样。而且销售根本不是大学教材上学的什么5P营销理论，那全是骗人的东西。销售必须是在应用当中一点点练出来，书上学不出来。 　　说话的能力，做销售人关键是要会说，表达一定要清晰、响亮，普通话说得标准，把你的推销辞能灌到客户耳朵中，光这一步就有很多人做不到，很多人说话声音闷暗，不响亮，这是要专门练习的。第二步是要达到会说的层次，它必须是在第一步说话表达不成问题的基础上，会说就是要会打招呼，会说好听的话，让客户听着舒服的话，会开玩笑，会鼓励别人，会职场礼仪，会喝酒，表情、笑貌、语气、举止体现出销售的老练出来。平时性格内向，把说话仅理解为传达信息的人就根本找不到，这一步是用脑说话。第三步是销售人的信念与对销售的理解，这一步可看看乔吉拉德的传记，必须销售成功的信念，把销售当作一个事业，竭尽全力不它做好，如果别的销售付出100%的努力，你就得付出300%的努力。到了这一步，基本上走火入魔了，拥有了销售之神的信念，不成功才怪。但到这一步，销售本身远远超过产品，变得就更传销差不多了。钱确实赚了很多钱，可是为社会又做了什么呢？只是在供过于求的形势下，让其它的销售没得混，个人拿到蛋糕的大份额罢了，何曾把这个蛋糕做大过？ 投资银行与分析师 　　记得大学时，看到这样一个报道，说中国最缺的是保险行业的精算师，精算师要用到最为复杂的数理金融知识，非常难考。现在看来真是笑话，保险公司是所有公司中最面目丑陋的一个，臭名昭著，传销大王。保险公司中1万个人才需要1个精算师，精算师是国家明文规定保险公司必须要有的，所以说，象精算师、分析师这样的金融人才需求量极少，主要业务仍然是拉客户。 　　证券公司是有投资银行业务与分析师，中国的银行由于是商业银行，没有混业化，是没有的。大家注意，每家银行，每家证券公司能做什么业务在注册时是明文规定的，不能越权超限，证券公司营业部只能做经纪业务，不能做投资银行。银行营业部只能做存贷款业务，同是中国银行，上海卢湾区的某中国银行可以做外币兑换，宝山区的某营业部可能就不行，它会告诉你本营业部没这个权限。花旗银行在美国很牛，能做投资银行与PE、VC业务，在中国就只能做存贷款业务，再分出一个新公司，位于卢湾区，可以卖理财产品。不要听着外资银行如雷贯耳，到中国来受到各种限制，是没有爪牙的老虎，只不过看着中国未来的大市场，来中国摆个门面、混个脸熟罢了（前公司美国经理语），如果你要办理境外汇款业务，我行并不比中资银行便捷，建议你到中资银行办理（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客服人员语）。投资银行是什么东西？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校生不要再象我当年那样，崇拜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投资银行跟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投资银行业务说白了，就是辅导一家未上市公司上市，然后包销它的股票，一上市就脱手，赚取其中差价，香港、美国可以一上市就脱手，但中国不行，有一年半的锁定期。所以国际投行都喜欢把中国公司弄到香港、美国上市，因为变现快。投资银行业务=辅导上市+发行承销，只要注册资本达到4亿元的证券公司都可以做这个业务。国信、银河、申银万国、国泰君安、ZS都是大的券商，都可以做，都可以叫做投资银行。但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的投资银行没有美国的投资银行那么牛X？美国的投资银行如高盛、美林、雷曼兄弟多么牛X，全世界人听了都要为之一振，全世界青年学子听了都热血沸腾，憧憬不已。象郎咸平那样，整天把华尔街，把高盛挂在嘴边，把华尔街说得多神秘、神通广大，好象能掌控全世界经济走势。反观中国的银河、国泰君安就是一个拉客的传销团队，其很多职员在为温饱问题而发愁，这也能叫投资银行，莫玷污了投资银行的大名哦！ 　　 我没去过美国，不知道高盛、摩根斯坦利在美国是怎么做业务的，就我知道，高盛也有期货部门、证券部门，也关心经纪业务，只要有经纪业务，就跟中国一个样，就是拉客的，什么客户经理、投资顾问，全是幌子。因为拉别人来做证券、期货，自己收取手续费，就象开网吧的人一样，自己不玩，坐享其成，这是最没有风险、最舒服的赚钱方式。还有，大家不要被郎咸平和《诚信的背后》给忽悠了，投资银行业务竞争也非常激烈，也没那么神秘，只要在这个行业呆上一二年，什么资本运作、内幕交易都看得出来。最重要的是，保荐人与分析师在中国根本没那么高薪，就象微软的研发人员一样，属于研发职位，微软的研发工程师同样月入上万呢！我在外汇公司的分析师的薪水是3500，持AFP证书，有业绩指标，无提成。还不如做销售的，一名2年的老销售，月入超万。上海不是华尔街，至少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几乎所有证券公司职员都以做分析师、投资银行业务为奋斗目标，目前只有一个渠道，就是三年经验满后，考上保荐人考试与投资分析考试。我毕业才一年，3年内是接触不了这个业务的了。我不知道真做了保荐人或者分析师情况又是如何，是否真如想象中美好？不知道的事我先不说。 　　中国的上市公司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垃圾公司一大堆，没有退出机制，业绩不行也要死撑，跟美国股市完全两码事。上市=圈钱，骗股民的钱，然后转移资产，还美其名曰资本运作大师、华尔街圈钱之道、内幕交易，这些伎俩顶多骗些外行人，内行人以这个为业，还能不知道？去你MD华尔街，这些伎俩谁不会玩！做客户经理的人每天还劝民众去买这样的股票，心中无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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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0-14 11:16
刍议中国缺少大师的主要原因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 商江 2010年4月2日,羊城晚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记者 夏杨》《“钱学森之问”引发时代之问：如何才能出大师？》：为何钱学森先生说“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就是说为何生长大师的土壤如此贫瘠？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我们带着这个问号采访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汤一介是国学泰斗汤用彤先生的后人，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作为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世纪风云变幻的亲历者，汤一介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很有见地。汤一介：我觉得人文学科要产生大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他要有浓厚的国学基础，他必须对中国自身文化有深刻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二是他必须对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学术潮流有广泛的知识和自己的思考；三是他必须非常关注学术自身，而不是把学术作为其它的工具，比方说作为政治的、赚钱的工具。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 我不想和别人争论人文学科要产生大师必须有三个条件。 我只说关于中国缺少大师的主要原因。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相对落后。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科学教育发展“先天不足”。 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落后 有文章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站世界概况栏目发表了2008年各国最新的GDP数据，前15名如下：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美国2008年GDP14.33万亿美元，继续居世界首位。由于美国GDP总量比第2名日本、第3名中国、第4名德国的总和还多1.4万多亿美元，表明美国的领先优势未来二三十年内不可动摇。如果没有大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应该在30年的时候即2040年GDP总量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过按照人均论，此时中国人均产值也只是美国的1/5，日本的1/2。要实现人均总量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需要用50年赶上日本，即中国GDP总量要是日本的6倍数，要用100年赶上美国，即中国GDP总量要是美国的5倍。 由于经济落后，国家提供的科技教育经费有限。 二、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 有文章说，据媒体报道，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印度、哥伦比亚、巴西 等发展中国家都超过4%。 2009年12月1日,新京报(记者郭少峰)《全国教育经费去年投入占GDP比例16年最高》：虽然去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仍未达到4%，但3.48%的比例仍是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不过仍有四个省份预算内教育拨款未达到《教育法》规定。日前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了《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去年全国教育经费为14500.74亿元，比上年增长19.37%。去年GDP为30067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8%，比上年的3.22%增加了0.26个百分点。这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连续第三年增长，但仍未达到4%的比例。公告显示，15个省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比例下降最大的是宁夏。 2010年2月22日，南方周末《教育部：今年促进实现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教育部官方网站日前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教育部在今年的年度工作要点中表示，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曾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时隔十多年，这一目标仍没有实现。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但也只占GDP的3.48%。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规定，“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最后一年。2009年5月22日，在香港教育学院举办的首届亚洲地区教育大学校长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在演讲中提到，2011年，中国教育财政投入将达到GDP的4%，这是高层权威人士首次公开中国实现 4%目标的具体时间表。 三、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2006年10月10日，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全国科技条件财务工作会议有关材料的通知》（国科发财字〔2006〕408号）：附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刘燕华《提高条件财务工作的支撑保障能力 促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水平还不高。2004年我国研发经费25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8%；全国从事研究开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4%和日本的8%。2004年全国RD占GDP比重仅为1.23%，低于世界1.4％的平均水平。此外，在科技经费管理中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存在着部分科技经费使用效率不高、使用不规范的现象。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司长王伟中贯彻落实《规划纲要》 开创条件财务工作新局面:“十五”期间，全国RD经费从2001年的1042.5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966.6亿元，年均增长23.56%，2004年全国RD/GDP的比例达到1.23%，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十五”期间，我国科技投入虽然有了较快的增长，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投入水平还不高。2004年我国研发经费25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8%；全国从事研究开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韩国的14%和日本的8%。1995年中央《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2000年RD占GDP比重达到1.5%，这一目标至今仍未实现，2004年RD占GDP比重仅为1.23%，甚至低于世界1.4％的平均水平。 2009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占GDP1.49%》：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达到3710亿元，比上年增加707亿元，增长23.5%，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49%，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2114亿元，比上年增加425亿元，增长25.2%，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25%，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科研经费不足，中国的科研发展战略只能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科研的范围和高度自然受到限制。 四、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存在以下明显差距 由于科技教育经费长期不足，制约了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2009年9月8日, 新华网 (记者刘奕湛) 《社科院：最大限度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中国社会科学院8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存在以下明显差距：首先，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美国该指标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比我国高出5年左右。其次，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也有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该指标为12.3年，而2000年美国已达到14.7年。再次，发达国家教育处于长期稳步提高的过程，中国则出现大起和大落。美国分队列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平缓，且随时间呈稳步增长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队列间起伏较大，且各队列随时间递增幅度差异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主要差距产生于12岁至14岁年龄学生在学率的陡然下降。为适应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国教育发展应该从结构和效率入手，在争取实现更大资源投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成为我国教育发展关键。 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是制约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 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相对落后，是导致中国高端人才（大师）缺乏的重要原因。 如今，人们嘲笑晋惠帝司马衷愚蠢糊涂，有故事可讲。 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把情况报告给晋惠帝司马衷（259－306），但晋惠帝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报告的人听了，哭笑不得，灾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来肉粥呢？ 人们在嘲笑晋惠帝司马衷愚蠢糊涂的时候，是否会想到，愚蠢糊涂的人不止惠帝司马衷一人。 中国为什么缺少大师？？ 《晋书•惠贾皇后传》说贾南凤是“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眉后有疵”，“性酷虐”，“暴戾”，“荒淫放恣”。让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又丑又黑又矮、眉后还有一疤痕的泼悍之妇。 贾南凤还是一“醋罐子”，凭借其父贾充的势力当上太子妃后，居然让司马衷对其专宠，其他嫔妃少有机会与司马衷亲近。 贾南凤“少子”，不是无子，“其他嫔妃少有机会与司马衷亲近”，不是没有接近机会。晋惠帝司马衷或许有后代遗传至今。 问题的实质是：有人企图以“大师”问题为借口，提出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纲领性目标。这些人的目的昭然若揭。“去行政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党和政府对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领导（控制），蛊惑人心，用“教授治校”的方式与执政党争夺领导权。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科研单位的负责人不应当随声附和。不要中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圈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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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14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出炉
Yokai 2014-10-13 22:53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通过论文征集共收到中英文投稿700余篇，其中优秀论文数量众多。 为保证年会最佳的学术交流，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经济学者对年会投稿文章进行了集中评审，共选出中文235篇、英文58篇优秀论文参会。 今年年会拟按惯例组织女经济学者专题、国防专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专题，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专题，微观家庭金融行为专题等。 以下为2014年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名单，公布表单中的作者信息为投稿系统直接导出（英文文章信息从邮箱所投稿件中摘录），若有需要更正之处，请您务必于10月28日之前将需要更正的个人信息、论文题目，所属领域发信致 mail2cenet@aliyun.com 。 注：第14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将于2014年12月13日－14日在深圳北京大学大学汇丰商学院召开，届时还将举办经济学年会人才招聘专场和经济学图书展。敬请关注年会官方网站-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www.cenet.org.cn)的最新消息。 中文入选文章 稿件领域 论文题目 作者 单位 产业组织理论 固定成本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分布 王磊,夏纪军,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产业组织理论 自然垄断的测度模型及其应用——以中国重化工业为例 陈林,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产业组织理论 消费者理性预期与企业的动态研发策略分析 张剑虎,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产业组织理论 政策性负担、规制俘获与食品安全 龚强,雷丽衡,袁燕, 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产业组织理论 自然灾害、社会信任与产业集群 阮建青,张晓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发展经济学 收入差距与炫耀性消费 周广肃,樊纲,马光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展经济学 跳出“腐败陷阱”：与经济效率激励相容的反腐败改革 叶静怡,赵奎,方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距离、知识溢出与创新——基于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叶静怡,林佳,姜蕴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孙晓华,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中国GDP统计数据可信吗：来自外太空的证据 陈丰龙,徐康宁,刘修岩, 东南大学 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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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为例的经验分析 陈力朋,刘华,徐建斌,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公共经济学 经济集聚、税收竞争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 邓明, 厦门大学财政系 公共经济学 优质义务教育的支付意愿： 基于住宅租售比的实证估计 张牧扬,石薇,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经济学 中国增值税与营业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演变的分析 田志伟,胡怡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共经济学 村庄直接民主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职嘉男,陈前恒,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经济学 公共支出政策如何影响社会信任：中国的微观经验 陈思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公共经济学 保障性住房建设困境与土地财政——对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谭锐,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管理经济学 吃喝腐败、寻租与政府补贴 申宇,陈震, 复旦大学 管理经济学 中国财产保险公司效率研究：新的方法和假说检验 孙祁祥,边文龙,王向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国际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员工收入？ 徐建炜,戴觅,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学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省级出口竞争力 沈国兵,张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贸易网络地位、自主研发能力与高端制造业技术扩散 ——基于复杂网络的研究 孙天阳,许和连,吴钢,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学 国外最终需求对我国碳排放诱发效应及SDA分解 肖皓,陈娅妮,汪寿阳,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学 企业家精神的国际溢出——来自FDI渠道的证据 刘鹏程,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国际经济学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基于全球生产分工的视角 谭人友,葛顺奇,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国际经济学 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改变了贸易利益？ 李宏艳, 天津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学 对冲、金融约束与出口汇率弹性 赵仲匡,李殊琦,杨汝岱,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学 南－北国际分割生产效应的模型分析 杨永华, 云南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学 人民币汇率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来自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 黄滕,金雪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三元边际 杨连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出口经验、路径依赖与企业出口的地理广化 陈勇兵,李梦珊,赵羊,李冬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经济学 多产品进口企业、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生产率 陈勇兵,赵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行为经济学 群体分类能否解决公共合作的囚徒困境难题?——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连洪泉,周业安,陈叶烽,叶航,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学 利益冲突下时间不一致性政策的理论建模及应用 路继业, 东北财经大学 宏观经济学 逻辑平滑转移机制、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与不确定性：基于逆序构建的NLRE模型的实证研究 郭凯,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宏观经济学 财政政策、异质性企业与中国城镇居民就业 郭长林,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 中国减排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最优碳排放量研究 程时雄,柳剑平, 湖北大学 宏观经济学 金融抑制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发展战略的视角 张建武,王茜,林志帆,赵秋运,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学 劳动力成本上升、资产泡沫与中国经济波动 郭念枝,村瀬英彰, 闽江学院公共经济学与金融学系 宏观经济学 结构变迁中市场与政府的贡献水平测度——基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晶,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学 债务视角下的经济危机 龚刚,徐文舸,杨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 中国罕见灾难冲击与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及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贝叶斯DSGE模型 袁靖, 厦门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统计学院 宏观经济学 公众预期对房价及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 许志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学 什么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 黎德福,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宏观经济学 房价预期、房屋资产与中国居民消费 ——基于总体和调研数据的证据 万晓莉, 西南财经大学 宏观经济学 房价波动对我国不同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张笑, 西南民族大学 宏观经济学 中国土地政策与经济波动 何怡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 存款利率开放、经济结构调整与货币政策转型 李宏瑾,洪浩,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宏观经济学 央行沟通、实际干预与货币政策效果的频域异质性 林建浩,赵文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金融学 政策差异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影响 梁巧慧,胡金焱,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股权集中与信贷约束 ——来自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陈兴,成福玲,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绩效：来自公司治理的影响 茹璟,薛娇娇,Ting Ren, 北大汇丰商学院 金融学 投资效率、公司治理和高管变更 岑维,童娜琼,王京,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金融学 “政商旋转门”—独立董事政治联系、 政府补贴和企业经济社会效益 童娜琼,岑维,沈若琳,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金融学 新基金进入的竞争效应研究 冯旭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晋升激励、考核机制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 俞鸿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 融资流动性与系统性风险——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 吴卫星,蒋涛,吴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及应用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学 银行能够实施有效监督吗？——基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研究 张光利,刘轶,戚俊峰,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金融学 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非线性调整 潜力,胡援成, 华东交通大学 金融学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借款价格的影响：趋势、效率和政策含义 钱雪松,杜立,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人民币安全溢价测算：2004-2012 范小云,郭步超,袁梦怡, 南开大学金融系 金融学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分析 王璐清,何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道德风险与银行再融资选择： 为何资产证券化可以作为一种激励工具？ 刘航,王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金融学 地区政治能量、地方IPO热潮与公司业绩逆转 蔡庆丰,张浩,郭俊峰,郝凯, 厦门大学金融系 金融学 生产潜力、市场择时、外国竞争与企业并购——基于中国企业国内并购与跨境并购的比较研究 何彦林,刘莉亚,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学 早年灾害经历与金融风险态度异质性 黄枫,孙世龙,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金融学 同城VC可以更好地监督企业开展创新投入吗？ ——来自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徐晓萍,张顺晨,敬静,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 金融学 企业创业板上市前为何引入私募股权投资者 ——基于发行成本及核准上市之间权衡的视角 张子炜,李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金融学 询价阶段机构投资者报价策略实证分析 胡志强,姜雨杉,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非线性相依结构、时变系统性风险测度与后验分析 王锦阳,刘锡良,杜在超,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吗？——基于持股模式和两类治理成本的经验证据 尹筑嘉,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张小茜, 浙江大学 金融学 中国信贷供给周期的实际效果：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证据 王义中,陈丽芳,宋敏,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 担保公司与中小企业贷款—银行视角下的合谋还是合作？ 马松,潘珊,贾春新, 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深改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金融学 中小企业主政治背景对担保费率及银行贷款条件的影响分析 马松,潘珊,姚长辉, 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深改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金融学 企业自主研发、IPO折价与创新能力的信号效应——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徐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官员变更与资本市场发展 罗党论,佘国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金融学 我国要素市场发展差异、企业性质与异地并购绩效 姚益龙,刘巨松,刘冬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金融学 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刘培森,尹希果,李后建, 重庆大学 经济史 战争的遗产： 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力资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李楠,林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 经济史 历史冲击与发展： 太平天国战争对经济发展长期影响 李楠,林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 经济学教育 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 刘瑞明,赵仁杰,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高校扩招如何影响教育溢价？ 马光荣,纪洋,徐建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 叶静怡,杨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我国遗产继承与财产不平等分析 吴珊珊,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彭嫦燕,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水平与趋势：基于多种方法的测度 潘春阳,吴柏均,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政府干预、投资品相对价格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蔓华,赖艳,赵秋运, 华南师范大学 劳动、人口经济学 融资约束、企业储蓄和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发现 赵秋运,魏下海,马晶,林志帆,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王春超,张呈磊,周先波　　, 暨南大学 劳动、人口经济学 自我雇佣有利于农村外出劳动力市民化吗？—来自RUMiCI2009的证据 宁光杰,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劳动、人口经济学 动态死亡率模糊性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 汪丽萍,朱文革, 上海财经大学 劳动、人口经济学 外出务工，心理健康及自选择性--基于反事实分布的分析 傅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高校扩招降低了大学教育回报率了吗 蔡海静,马汴京,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子女性别和父母幸福感 刘国恩,陆方文,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 劳动、人口经济学 计划生育损害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么？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人的城镇化”：文化距离与社会融合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农业经济学 要素丰裕度、技术进步偏向性与中国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王林辉,袁礼,国胜铁,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经济学 农地流转、土地规模与农户信贷约束——来自江苏的经验证据 黄惠春,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农业经济学 关税减让、汇率升值与农户福利——价格传导视角 张腾飞,朱晶,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学 “一家两制”：对农户模型理论的拓展 于泽洋,周立,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农业经济学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及贷款可得性研究 余新平,熊德平,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农业经济学 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玉米种植户为例 张崇尚,吕开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业经济学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的影响因素：一个理论框架及其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肖卫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经济学 资源禀赋、结构差异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决定 乔长涛,王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区域经济学 集聚经济是工资差距的来源吗？——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吴晓怡,邵军,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从外太空看中国省区经济趋同 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区域经济学 城市规模、中间产品与异质厂商生产率 赵曜,柯善咨,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区域经济学 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结构与企业自主创新强度 张望,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李飞跃,张冬,刘明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经系 区域经济学 边界效应、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壁垒 何雄浪, 西南民族大学 区域经济学 价格差异、市场分割与中国省际边界效应 —基于断点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 黄新飞,陈珊珊, 世界经济研究 中国出口增长实现以质取胜了吗？ 刘瑶, 东北财经大学 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Bootstrap LM-Error检验研究 任通先,龙志和,陈青青,林光平,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 住宅投资、要素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半参数非线性空间计量分析 吴玉鸣, 微观经济学 距离、信息和贷款定价--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公告数据的经验分析 钱雪松,金芳吉,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微观经济学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张博,胡金焱,范辰辰,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卫生经济学 医保统筹制度对促进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实质公平的探讨 顾海,马超,宋泽,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经济学 住房拥挤、小孩健康和学习成绩 温兴祥,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政治经济学 市场、社会行动与最低工资制度：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叶静怡,赵奎,方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过度自信、官员异质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万欣,张克中,马媛媛,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政治经济学 作为社会契约的合作社：应用Ramsay模型理解合作社原则 许建明,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结构变迁的内生性理论 黄少安,韦倩,杨友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制度经济学 国家结构、特授权力与中国转型 韩忠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制度经济学 双重金融压制、外源融资错位与企业技术创新*——为什么我国金融系统存在创新产出的低效率? 刘政,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制度经济学 异质性文化资本、适度规模与创新效率 李娟伟,任保平,刚翠翠,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中国经济改革 城镇化模式选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居民消费 汤向俊,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劳动力配置 江永基,蔡继明,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转型期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1999-2010 gongrukai,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FDI提升还是降低了中国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的新检验 李子豪,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中国工业废气污染物影子价格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程时雄,柳剑平, 湖北大学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效应——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PSTR模型分析 刘建民,陈霞, 湖南大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政府鼓励企业节能的最优激励契约及其政策传导机制 甘兴,张汉江,赖明勇,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城市经济结构、技术外部性与土地集约利用 彭冲,金培振,李玉双,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环境政策激励和技术进步方向转变 李多,董直庆, 吉林大学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低碳技术下边际减排成本与工业经济的双赢 杜敏哲,王兵,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分权、寻租与“资源诅咒”——理论分析与中国省际地区的经验依据 * 邓明, 厦门大学财政系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过犹不及的资源“红利”：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邵帅,杨莉莉, 上海财经大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我国环境规制改革缓解了省际边界污染问题吗？ 林立国,孙韦,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资本深化、经济结构变迁与二氧化碳排放 黄晓芬,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吕明元,陈维宣,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居民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 周晨,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农户受偿意愿研究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南水源区为例 周晨,丁晓辉,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我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 师美妮,岳利萍,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评估：基于物质平衡原则 袁鹏,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产业组织理论 环境污染治理中的最优专利授权：固定费用还是特许权收费 叶光亮 中国人民大学 产业组织理论 中国的企业规模及规模分布合理吗？—基于资源错置视角的分析 李旭超,罗德明,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农户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研究 杨国涛,段君,刘子訸,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发展经济学 小农家庭参与土地经营探因——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视角 冷智花,周靖祥,许先普, 湘潭大学商学院 公共经济学 人口结构变迁、福利制度错配与主权债务适度规模 郭敏,黄晓薇,黄亦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公共经济学 债务利用效率与外债负担 杨云,陈乐一,邓佳燕,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公共经济学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基础教育公共支出效率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DEA-Tobit分析 潘春阳,高强,吴柏均,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管理经济学 要素禀赋框架下的政府科技激励与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SYS-GMM检验 郑琼洁, 南京社会科学院 管理经济学 高管同酬、激励效率与公司绩效 黄再胜, 国际经济学 国际市场竞争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高越, 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行为经济学 资源分配决策中规则偏好及其稳定性的实验研究 关宏宇,朱宪辰,周彩霞,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行为经济学 腐败的悲剧——腐败本质的一项实验研究 姜树广,陈叶烽,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宏观经济学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Huangkainan,赵丽娟,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宏观经济学 财政政策、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动态 郭长林,李艳鹤,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 融入金融信息粘性的DSGE模型-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 汉桂民,李雪松, 济南大学 教育经济学 教育回报率的家庭背景差异——基于CGSS2008的经验研究 祁翔,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金融学 政企合作、企业合作亦或创新成长？ 王凤荣,孙涛,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 ——来自中国银行业经验证据 李明辉,孙莎,刘莉亚,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史 赋税改折与明代白银货币化 陈昆, 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 经济史 送瘟神：新中国血吸虫防治对人口增长 影响的实证分析（1953-1990） 李楠,卫辛, 上海财经大学 农业经济学 畜禽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 姚文捷, 浙江工商大学 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 空间多层次误差模型的估计方法研究 叶倩婷,龙志和,陈青青, 华南理工大学 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 不确定性预期、异质性风险偏好与家庭资产配置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 周先波　　,代川,洪振鹏,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微观经济学 “穷爸爸、富爸爸”真的重要吗？ 金梦洁,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卫生经济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续保意愿实证研究 王国军,周新发,石安其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政治经济学 地方政府行为、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朱勇,邓邵磊,张建武,赵秋运,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营、企业战略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周阳敏,郭慧娟, 中国反垄断网 中国经济改革 事权范围、决策权配置与中国政府精英化 李石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刘军,马勇,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中国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经济增长效应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程时雄, 湖北大学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进口真实碳福利视角下的中国贸易减排问题研究 ——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李真,俞冰笑,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能源强度约束政策有效改进中国能源效率了吗？——来自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杨振兵,邵帅,张诚, 南开大学 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2014-30展望：理论与政策分析 郑义,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学 外资企业选址与企业生产率 李佩源,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国际经济学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广度、深度还是总额？ 周康, 暨南大学 国际经济学 贸易开放影响了居民的再分配偏好吗？ 彭瑞娟,徐建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学 中国银行间市场中票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 张宗磊,孙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学 交叉上市、流动性竞争及对A股证券市场的影响 陈学胜,方红星,崔丰慧, 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 金融学 存量流量一致框架下中国金融网络抗毁性研究 温博慧,袁铭,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劳动、人口经济学 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拉大还是缩小？——来自跨国数据（1980-2011）的经验发现 蓝嘉俊,魏下海,吴超林,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在职培训对企业生产率和工资的影响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王万珺,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劳动、人口经济学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李强,姜太碧,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农业经济学 农户行为“邻里效应”的博弈学习模型 姚瑞卿,姜太碧,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区域经济学 城市空间成本、双技术溢出与环境污染 何雄浪, 西南民族大学 区域经济学 合作博弈框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姚瑞卿,姜太碧,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 中国OFDI动机及其双向技术溢出—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聂飞,刘海云,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微观经济学 外生冲击、代理人实力变化与威权组织内部领导权变更：“养寇自重”的博弈分析 郭广珍,章奇,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 利益同盟、腐败与高房价：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张浩,李仲飞,邓柏峻,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中国低碳农业生产率研究：时空比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 田云,张俊飚, 发展经济学 中等收入的“增长陷阱”：一个“适宜制度”的视角 韩忠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欲速则不达”：金融抑制、结构转型阻滞与“中等收入陷阱” 林志帆,赵秋运,廖慧玲,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发展经济学 金融发展与我国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视角 李强, 南京大学 发展经济学 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能力差异还是市场制度阻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的证据 宁光杰,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发展经济学 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与行业收入差距 周云波,田柳,鄢姣,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国际经济学 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生产分割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杨珍增, 天津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学 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 张洪胜,马述忠,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学 企业的国外关系与出口-内销定位：理论与经验证据 余壮雄,闫苗苗,杨扬, 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宏观经济学 财政政策、信贷周期与居民消费 郭长林,李艳鹤,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学 政策不确定、宏观冲击与房价波动——基于LST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浩,李仲飞,邓柏峻,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金融学 股利税差别化、现金分红与委托代理问题--基于财税 85号文件的研究 贾凡胜,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次贷危机、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绩效 颜海明,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 地区差异、人口密度与财险市场集中度：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 贾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口经济学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理论模型与跨国经验证据 林志帆,赵秋运,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区域经济学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互动：省际竞争和地方跟进 黄亮雄,王贤彬,刘淑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中国城市车辆密度、劳动生产率与拥堵成本研究 shanzike,郑腾飞, 湖南大学 微观经济学 异质性企业RD投入自选择效应和RD的产出绩效 冯萍,柯善咨,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微观经济学 基于互惠偏好的团队生产博弈时序与激励 魏光兴, 重庆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环境管制存在陷阱吗？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方向转变的非一致性和门槛效应检验 董直庆,焦翠红,王芳玲, 吉林大学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工业能源技术进步的差异化影响——基于SFA的经验研究 杨振兵,邵帅, 南开大学 区域经济学 中心城市在区域人力资本聚集中的效应研究 王金营,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英文入选文章 Research Field Title Author(s) Affiliation C93, J01, J12 Income attraction:An online dating field experiment DAVID ONG AND JUE (JULIE) WANG Peki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Town, Shenzhen; University of Iowa political economy The Successor’s Dilemma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Rol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Yuan Li，Shu Yu，Yongjing Zhang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Professor Asset pric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Asset Prices: A Cross-country Study Yilin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PHBS Business School The Impact of Options on the Underlying Stocks: The Evidence from the Listing of Mini Options Erik Benrud，Renata Shaykhutdinova LeBow College of Business Drexel University J1, J2, D1 CHILD GENDER,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Qing Wa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实验经济学 Authoritarian Norms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stitution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ina Zhou, Yexin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Corporate Finance Financing for Innovation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Ju Xiaoshe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Lecturer E44, G11, G21, G28, K11, R20 Recourse Mortgage Law and the Housing Bubble Tong Yob Nam ，Seungjoon O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30, G34, C70 Fire-Sale Acquisitions and Intra-Industry Contagion Seungjoon Oh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Determinants of the Financing of Investment Spikes Hyun Joong Im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Does Share Liquidity Increase the Propensity to Raise Debt Finance? Hyun Joong Im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合约理论 Optimal Penalty for Termination Wei Qian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金融 How Can Credit Constraints Influe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Chinese Household Firms?——Microcosmic Evidence from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1 袁东、李劼巍、梁平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R11 R30 Does the Real Estate Boom Hind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Yan Wu, Nico Heerink Wageningen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E37, E52 Monetary uncertainty and default Kwangwon Ahn HSBC Business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health economics The aggregate effects of health insurance expansion: evidence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universal coverage in China Hongqiao Fu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资产定价 Short-term Momentum and Trade-based Price Manipulation Ming Guo, Liangliang Lu and Dongming Zhu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博士后 拍卖机制设计 Simple Shill-Bid-ProofMediated Auction Design Rukai Gong, Ning Sun and DazhongWang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经济学 Asset allocation with higher order comoments and factor models Wanbo Lua, Kris Boudt 西南财经大学/副院长 Monetary Economics News Shock and the Eects of Monetary Policy Zhang, Ren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Dallas, 公共经济 Ide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Fiscal Policy Shocks in China Wang Wenfu, Yue Chaoyun, Zhangnan 西南财经大学 Import Response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Yao Amber Li, Juanyi Jenny Xu, Chen Carol Zhao,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品捐献 Relative Income and Donation Behavior An Experimental Study 王湘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G32, D86 Agency Problem and Credit Risk 牛华伟 南京审计学院/讲师 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Industrial transfer, migrants flow and Wage difference 李琴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 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Turning the WTP-WTA Gap Off and On: Subject Samples and Endowment Effect 刘一点等 中央财经大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21),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s (D24) How Will the Origin of FDI Affect Domestic Firms’ TFP?—Evidence from Vietnam Bin Ni (倪 彬)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Osaka University Game Theory, Financial Risk, Industiral Organization Using Weighted Shapley Values to Measure Banks' Systemic Risk 林俊山 Shandong Univers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On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Shu Cai HKUST Banking Local Finance and Local Growth Chunyang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发展经济学 The Colonial and War Origin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_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林志帆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Development Economics Migration Decisio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Northwestern China 华岳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助理教授 Bank risk managementsupervision Can non-credit business help save Tier-1 capital? ——a study about grouping panel data of 108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王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 农业经济学 Transaction Costs and Farm-to-Market Linkag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e Producers 侯建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Banking Theory, Network Games Financial Networks, “Too Systemic to Fail” Bailout and Regulation 隋鹏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讲师 经济周期与财政政 Global instability under balanced-budget consumption taxes+ 陈言张严 山东大学/讲师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nder onto Hotelling and Knight what Belong to Them: Equilibrium Exhaustible Resource Price Dynamics with Ambiguity 林晨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D50, E40 Strategically Determining Fiat Money’s Nominal Value across Time in a Competitive Sequence Economy 谢志平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game theor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Action as Signaling Device Jia-Ping Huang, Maurice Koster, Ines Lindner, Roald Ramer VU University Amsterdam/PhD candidate 城市经济学 Is city-county merger in China promoting economic agglomeration 唐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nonlinear dynamic economics Incentive and Risk Taking in Financial Market: A Study of Heterogenous Types of Mutual Fund Managers 王涓溪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农业经济学 Social Capital Heterogeneity, Cooperative Agreement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Small-Scale Irrigation–the Case of Northwestern China 王昕 天津商业大学/讲师 Corporate Finance How do powerful CEOs view dividends and stock repurchases? Evidence from the CEO pay slice (CPS) Shenghui To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ssociate De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微观金融，计量经济学 Non-interest Income, Profit, and Risk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边文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R23,E21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Binkai Chen 劳动、人口经济学 Are Only Children Worse Off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武玲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K42,D83 Deterring traffic violation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Fangwen Lu 中国人民大学 A study on capacity allocation scheme with seasonal demand Jian Zhou , Deming Zhou HSBC Business School J12, J16, J61 Bride Drain: Rising Female Migration and Declining Men’s Marriage Rates in Rural China Lei Meng，Min Qiang Zhao Xiamen University 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 Lazy and Exaggerated Respondents and Behavioral Findings 刘一点等 中央财经大学 城市经济学 Managing urban growth 王媛 华东师范大学讲师 J61,R23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on lacal residents income in china mi zhou 沈阳农业大学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TAs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Lobbying Zhenhua Gu and Yao Shen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and Professor 区域经济 China’s Housing Bubble Burst? 刘铁鹰，苏志伟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Commercial Bank Effect of Bank Ownership on Lending Behavior Over Business Cycles: Evidence From China 沈冰洁 Peking University HSBC Business School 国际经济学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st Shifting and “Destructive Creation 韩忠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is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it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tagion Effects Su Che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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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0-11 18:03
浅谈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的理论与实践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商江 提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 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的 试验可以在民办高校进行嘛。 关键词：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理论与实践； 2011 年 11 月 27 日 03 版《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实习生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有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身份的熊丙奇是 “ 网上红人 ” ，也是深受媒体喜欢的教育明星。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但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8 年时，中国青年报教育版的头条刊登过一篇文章《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这是根据我的一次发言写的报道，当时有关部门对我的话就特别不满。 ” 熊丙奇回忆道。但是，在熊丙奇看来，经常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的义务，而被批评者能够聆听批评、接纳批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进步， 2010 年 4 月 8 日，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邀请了 11 位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过意见的社会各界代表举行座谈，对 “ 规划纲要 ” 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熊丙奇也在应邀之列。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教育部的大门。其实，早在 2009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制定前，教育部的一位原副部长就曾专程到上海征求熊丙奇的意见。 “ 我们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高考制度改革、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意见，还递交了相关的建议文本。后来，我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和吸收了。 ”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重点谈到了 “ 教育的去行政化 ” 问题。我们不妨也凑合浅谈几点看法，仅供参考，不敢批评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当然，谈这个问题也是曾经 在 中国教育战线工作过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义务。 老百姓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树根不动，树枝穷（瞎）摇晃”；“站在地球上看北斗七星，各自位置早就确定了”。“把学校交给你看管，你把学校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了”，“让你讨论如何管理庙堂，你却要把主持换了，要把庙堂拆了”。“办事不随东，累死也无功”。民间俗话虽然算不上专家学者的学术造诣，却也不无道理。 讨论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问题，也是这个道理。 讨论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问题，前提是必须知道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是谁？必须知道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由举办者（或者由举办者委托的管理者）决定而不是由被聘用的教职员决定。也不是由局外的评论者（即使有专家学者的桂冠也不行）决定。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问题，恐怕在私立高校也行不通！在社会化大生产状态下，学校（包括公办大学）没有行政管理就是一盘散沙一团乱麻。 讨论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问题，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行政”，什么是“行政化”，然后再谈“行政”和“行政化”该不该全部“去掉”。 讨论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问题， 定义必须精确，内涵必须准确，外延必须明确。不能“想当然”。更不能随心所欲。 2009 年第 24 期《中国经贸导刊》发表罗潇、古晓鸽的文章《中国高校应“去行政化”》：行政化是高校的一个老问题，同时也是学校治理关注的焦点。近来年高校的行政化现象日益蔓延，学术权和行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高校的内部矛盾也日渐激化。行政化已经成为了制约高校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腐败门的曝光，行政化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高校行政改革势在必行，许多专家学者都在共同呼吁“去行政化”，到底行政化有哪些危害，“去行政化”又是否可行，具体又应该怎么做呢？本文试对此作出一些探讨。 2010 年第 9 卷第 1 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刘家明的文章《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的实施构架》：我国高校非行政化改革，既不是一味地增加高校的自主权，也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有其科学的内涵和目标体系。据此提出的高校非行政化改革战略实施的 7s 构架，清晰地描绘了改革的主要切入点。 2011 年 03 期《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发表成都大学生物产业学院赵进的文章《试论廉政文化建设对高校“去行政化”的作用》：【摘要】：文章主要从高校去行政化的角度 , 讨论了大学行政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及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在大学“去行政化”中的作用。认为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去行政化”和杜绝腐败的必要举措和有效途径。 2011 年 3 月 14 日，中国网发表（记者冯竹）的文章《程天权委员：没有“官本位”就不需要去行政化》： 3 月 7 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就大学应该谁来办，怎么办等问题回答了中国网记者的提问。“高校去行政化本身是个伪命题，如果没有官本位，为何要去行政化？” 2011 年 7 月 14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许庆豫）的文章《理智对待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问题已经被酝酿、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其内涵至今仍没有得到足够关注。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概念模糊，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实践一片“朦胧”，无所适从。人们应该首先从逻辑层面理清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内涵，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阐述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问题。 2011 年第 27 期《城市建设理论研究》发表张雪征的文章《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摘要：高校行政化倾向是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背景，制约了大学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健康发展，高校去行政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就高校去行政化的必要性和途径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2011 年第 28 期《文教资料》发表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许跃华的文章《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现状及对策探析》：摘要：高校行政化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国高校行政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体制根源。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国内几所高校已经进行了去行政化的路径探讨，但终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高校的去行政化工作，是一场涉及教育观念、制度和利益的深刻的思想和制度革命，因此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阻力。本文从我国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和弊端出发，剖析其背景根源，分析去行政化的现状和阻力，进而探讨改革对策。 《现代汉语小词典》第 617 页解释“行政”：①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②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行政人员。第 226 页解释“化”：⑧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第 445 页解释“去”：③除去，除掉。 行政化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或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的性质或状态。 去行政化是指去掉或清除行使国家权力的或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的性质或状态。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行政化 ” ，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没有内部管理工作的性质或状态，能行吗？ 公办高校“去行政化”的口号像邪教一样扰乱一些人的思维。2013年03月05日，《信息时报》《不去行政化，高校就不人不鬼》：昨日，在教育界100多位委员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发言掀起会场高潮。“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高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俞敏洪也知道这话得罪人，自己都笑了，“校长都在这儿，都是行政化上来的”。 《孟子 · 尽心下》： “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 在没有严格界定“大学去行政化”的定义，没有弄清楚“大学去行政化”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贸然 把“大学去行政化”当做旗帜来挥舞，容易助长某些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反政府倾向意识。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分析和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著名论断，并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 看似质朴而平淡的一句话，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 2007 年 10 月 21 日通过）：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二 、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2001 年 6 月 8 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记者倪迅　新华社记者翟伟）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载入宪法》：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实践证明，中国这 20 多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在如此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发展，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是这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保障。中央党校副教授汤应武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从 1979 年至 1982 年，党对来自右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抵制和斗争。重要的至少有三次：（ 1 ） 1979 年 12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通告，宣布禁止在 “ 西单墙 ” 张贴大字报。（ 2 ） 1981 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 3 ）制定历史问题决议，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接着，邓小平在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 “ 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 。到 1982 年，四项基本原则就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四项基本原则作为 1982 年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 ” 行政化，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 三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 ” 行政化，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四 、必须坚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 中发 16 号 )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根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各级党委要按照管好用活的要求，搞好统筹规划，制定人才工作重大方针政策，明确发展目标，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分类指导，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创新人才工作理论、体制和方法，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注重整合力量，建立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才工作合力；积极提供服务，通过政策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保障，不断改善各类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感情和人格的力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实行依法管理，加快推进人才工作法制化建设，增强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要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把全社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35 号公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第五条规定：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 2001 年 12 月 3 日 ， 新华网发表高选民的文章《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干部管理办法》：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是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组织保证。党管干部的实质，就是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包括制定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管理和推荐重要干部，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等。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直接管理选人用人，党的事业就失去了保证，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 ” 行政化，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五 、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 2010 年 8 月 13 日修订《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 15 号）：第一条规定：为加强和改进党对普通高等学校 ( 以下简称高等学校 ) 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高等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主要职责是：（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机组织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员工推进学校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二）审议确定学校基本管理制度，讨论决定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三）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负责人的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四）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学校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五）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六）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七）领导学校的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学校内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实行政治领导，支持他们依照各自的章程开展活动。支持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参加统一战线相关活动，发挥积极作用。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第六章 “ 干部和人才工作 ” 第二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学校党政干部实行统一管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中层行政干部的任免，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考察，听取学校行政领导的意见后，经校党委 ( 常委 ) 集体讨论决定，按规定程序办理。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学校，可以实行常务委员会票决制。第二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院（系）级单位党组织同本单位行政领导一起，做好本单位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以及学生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配备、管理工作。对院（系）级单位行政领导班子的配备和领导干部的选拔，本单位党组织可以向学校党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并协助校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考察。第二十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协助上级干部主管部门做好校级后备干部工作。建立健全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度。重视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第二十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贯彻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制定政策，健全激励机制，大力营造激发创造力的工作环境，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加强教育引导，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 ” 行政化，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研究讨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 去 ” 行政化， 必须 坚持《中国共产党章程》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必须坚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类教育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理论上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 2011 年 11 月 30 日，新快报 ( 记者黎秋玲 ) 《广东省委书记要求媒体不要故意放大社会阴暗面》：昨日上午，广东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汪洋指出， “ 我不是要媒体粉饰太平，我积极支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下，媒体的新闻监督对社会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新闻监督不是追求猎奇和感官刺激。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的社会风气也是讴歌出来的！ ” 有些人（包括某些专家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不懂得政党学说，不懂得执政理论，不学习或很少学习中国的政策法律体系，特别是中国公办普通高等教育的政策、法律、法规、规章， “兜里揣着明白装糊涂”， 侈谈中国普通高等教育 “ 去行政化 ” ，造成了不良影响。如果继续我行我素，是很危险的。 沸腾？折腾？闹腾？扑腾？“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我谈了个人看法，您愿听不听，愿信不信，好自为之，责任自负。 我不是专家学者，只是普通劳动者。如果说冒犯了某个专家学者，万望 “ 大人不见小人怪 ” ， “ 宰相肚里能撑船 ” 。 当然，赞成所谓“ 大学去行政化 ”的绝非熊丙奇一人。 2010 年 08 期《晚霞》发表文章《高校“去行政化”》：【摘要】：目前，由于中国高校体制存在行政化的弊端。专业性被边缘化，学者权利被边缘化。大学获得社会认可，究竟是凭行政级别，还是凭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去“行政化”争辩高校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应不应该实行教授治校？高校是不是“被行政化”？高校能不能去行政化？这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2010 年 09 期《教育发展研究》发表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王长乐的文章《大学“去行政化”争论的辨析》：【摘要】：在大学“去行政化”的争论中，一方认为大学中的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应该进行“去行政化”的活动，另一方则强调大学不能弱化行政管理，认为“去行政化”在目前不合时宜。我国现代大学的制度和文化历史表明，在哲学理论和国家观念的层面上提高对大学本质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思想前提。 2010 年 10 期《学习月刊》发表中共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 陕西教育学院文明的文章《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三大成因》：【摘要】：我国大学行政化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大学行政化的背景、基础和根源，是有效推行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必要前提。 2011 年 01 期《阅江学刊》发表苏州大学周川的文章《关于高等学校“去行政化”路径的思考》：【摘要】：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需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可选择的重要路径有；以法律的形式确立高等学校的定性、定位；改善高校党委会的构成和领导作用；改变高校校 ( 院 ) 长的产生方式；以学校《章程》规范学校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赋予学术委员会在教育与学术管理中的权力。 2011 年 02 期《广西社会科学》发表广州大学社科部石若坤的文章《论高校行政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契约的破坏》：【摘要】：高校行政化隐含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在外部，高校虽名义上享有相应的办学自主权，但实则仍未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地位：在内部，具体表现为行政和学术不分家、学术权力的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高校行政化对高校教师发展责任期望、激励责任期望、保障责任期望和人际责任期望造成破坏，这种破坏不仅会降低教师们的工作效率，而且容易导致高校教师个体对学校组织归属感、满意度、忠诚度等的下降。 2011 年 02 期《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发表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于静之 、 程少荣 、 姚晓燕的文章《大学去行政化的思考》：【摘要】： 2010 年初 ，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 ， 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座谈时（温家宝）总理提出 ：“ 一所好的大学 , 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 ， 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 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 。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 “ 教育家办学 ” 、大学的 “ 去行政化 ” 改革 ， 说的基本是同一件事 ，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是高教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2011 年 02 期《现代大学教育》发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骆四铭、柴世思的文章《高校行政化转型与治理》：【摘要】：高校行政化是目前我国高校治理改革的焦点与难点。高校行政化既是历史传统影响的结果，又是当前社会制度的产物。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适应性昭示，高校行政化转型首先要弱化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其次要避免单兵突进，要与事业单位改革相适应，同时要注意行政化转型并非不要行政管理，反而更要加强科学管理、依法行政。高校行政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能力。 2011 年 04 期《高校教育管理》发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刘成玉的文章《对教育去行政化的理性思考》：【摘要】：表面上，教育行政化主要表现为学校的行政级别问题；实质上，教育行政化是指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表现为教育目标、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模式的行政化。行政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去行政化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受体制、观念的影响，中国教育去行政化还任重道远。 2012 年 03 月 16 日，《工人日报》（记者李国实习生肖阳）《高校官僚化愈演愈烈媒体称难保尊重学术自由》：高校行政化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诟病。重庆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在我国，官员任命校长，校园管理行政化，整个高校校园仿佛成为了一个大官场，高校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学术委员会成为官僚委员会，由此带来了学术不自由、抄袭、长官意志，高校校园的突飞猛进的扩张，重大楼不重大师等等弊端。 2011 年 4 月 13 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网站（作者：沈小强袁利平）《高校权力结构的反思与重构 ——— 兼论我国高校 “ 去行政化 ” 》：我们认为，我国高校出现的 “ 行政化 ” 倾向，只是 “ 果 ” ，其 “ 因 ” 是高校混乱的权力结构。高校 “ 去行政化 ” ，必须首先重构高校的权力结构。我国高校行政化弊端源于其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过分强势，垄断了高校的各类权力，并压抑着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正常诉求。要革除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必须首先将被政治和行政权力垄断的高校各类权力进行合理分权，让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各施其职，各尽其责，同时邀请市场权力参与高校治理，而且这些内容必须写入各高校的《章程》。理顺并明确了高校各类权力的职与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2 年 03 月 01 日 , 《新京报》（记者王姝郭少峰）《农工党建言高校去行政化：让师生参与遴选校长》：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农工党中央将再提“高校去行政化”话题，准备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提案，建议通过公开遴选方式选聘大学校长，师生代表参加遴选过程；改革现行的大学教师学术评价体系，取消“计件”量化评价方法。 需要提示的是： 各高校的《章程》 必须而且只能遵循政策和法律而不是取代政策和法律。 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要求，教育部经过认真研究、反复征求意见，最近以教育部第 31 号令的形式颁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并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1 年 12 月 28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实施《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通知（教政法厅 1 号）：《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1 号，以下简称《高校章程制定办法》）已经发布，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高校章程制定办法》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全面规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的原则、内容、程序以及章程的核准与监督执行机制，是高等学校开展章程建设、实施依法治校，促进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实践纲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2 年 04 月 30 日，《光明日报》 ( 记者李玉兰 ) 《黄进 :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于明确党委校长职权》：（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通过修宪列入这一规定就是明证。而且， 2011 年我国已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这种背景下，在社会的平稳发展时期，政府也好，大学也好，官员也好，老百姓也好，做事都要首先依法办事。对我们教育界而言，有了教育法律法规，就要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从上到下包括教育部，整个教育界都要依法办事。如果这个法有不完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地方，那就要及时地修改，与时俱进。但在没改之前都要按照法律办，这一点很重要。当前，依法办事 ( 也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相对法律制度不完善而言，在全社会、全民中倡导依法办事更重要、更关键、更紧迫。 有关中国教育问题，请咨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那里或许有教育专家。（民办教育研究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一般不具备评论公办教育的权威性） 2011 年 8 月 4 日，经教育部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现任院长袁振国教授，党委书记徐长发研究员，副院长田慧生研究员，副院长曾天山研究员，党委副书记史习琳，副院长刘建丰。现有在编人员 220 人，专业技术人员 162 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6 号邮政编码： 100088 电话： 010-62003408 参阅文献：通过互联网参阅，未参阅纸介质文件。编辑可以根据需要从文章中选用。 只在正刊发表，不在增刊发表。编辑可以进行技术性处理。 期刊采用稿件，应按惯例给作者寄用稿通知书 1 份，样刊 2 本，按国家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 作者：商江 1953 年 2 月出生汉族男籍贯：黑龙江省大庆市 1974 年 7 月毕业于大庆师范学校数学专业 1985 年 10 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党政干部基础科（自学考试） 1998 年 12 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1986 年评为经济师后从事公务员、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研究方向：教育科学 / 教育经济 工作单位：大庆广播电视大学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纬二路 8 号 邮政编码： 163311 电话号码： 0459-6376965 传真： 0459-6363026 移动电话： 13624660933 E-MAIL ： dqddsj@163.com E-MAIL ： dqddsj@yahoo.com.cn QQ:1492815595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网址 :http://www.edudq.net.cn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网址 :http://218.7.148.200/ 商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博客 http://blog.people.com.cn/home.do?uid=1317168 《西游记》片段： 如来佛祖伸开手掌说 ∶“ 如果你有本领一筋斗翻出我的手掌，我就劝玉帝到西方去，把位子让给你。 ” 悟空一听不知道是计，心里还挺高兴，就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轻轻一跳，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中，喊到 ∶“ 我去了！ ” 一个筋斗，无影无踪。悟空驾着云飞一样地往前赶，忽然见前面有五根肉红色的柱子，想这肯定是天边了，柱子一定是撑天用的，这才停下来。他害怕回去见如来没有凭证，就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支笔，在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下 “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 八个大字。写完收了毫毛，又跑到第一个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然后又驾起筋斗云，回到如来佛祖手掌里说 ∶“ 如果你说话算数，就快叫玉帝让位子吧！ ” 如来佛却说孙悟空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掌心。悟空不服，要如来去看看他在天边留下的证据。如来佛不去，他让悟空看看他右手的中指，再闻闻大拇指根。悟空睁大火眼金睛，只见佛祖右手中指上有他写的那八个大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些猴尿的臊气。悟空吃惊地说 ∶“ 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把字写在撑天的柱子上，怎么却在你手上？等我去看看再说。 ” :Notyourcupof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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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0-11 17:23
建议主流媒体慎谈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提要：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是个模糊概念；国家有关部门没有提出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有消极作用；建议媒体慎谈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关键词：建议； 媒体； 慎谈；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去行政化”； 2012 年 12 月 1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央新闻单位调研时强调，新闻战线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一定要 下决心改进文风，以好的文风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推动各类媒体传播力影响力的提高。要牢记新闻媒体的职责使命，通过改进文风更好地把握正确导向、巩固主流思想舆论。 最近，有媒体积极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2009 年 05 月 06 日 ，中国新闻网《世界日报：教育改革可由大学去行政官僚化入手》：美国《世界日报》当地时间 5 日发表社论说，以目前而论，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当是机构行政化和人员官僚化。中国教改可由大学“去行政化”入手。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若在一定层面取得成功，对蹒跚起步的整体教育体制改革将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按照美国《世界日报》社论的“指示”亦步亦趋？ 2013 年 01 月 23 日 ，中国新闻网 ( 记者 马学玲 ) 《南科大校长论教育改革：行政化是高校创新最大困难》：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22 日在北京表示，中国之所以不能进行彻底教改，主要原因就是教育系统由于行政化而僵化。他认为，中国教育创新之路第一步应该是去行政化。 2013 年 03 月 05 日 ，《南方都市报》（作者：王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高校要是不行政化寸步难行》：日前在《会声会色》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觉得当前社会关于高校应去行政化的议论是纸上谈兵，不懂教育。 我认为，媒体积极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是欠妥的。建议媒体慎谈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主要理由如下： 一、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是个模糊概念 《现代汉语小词典》第 617 页解释“行政”：①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②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行政人员。第 226 页解释“化”：⑧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第 445 页解释“去”：③除去，除掉。行政化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或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的性质或状态。“去行政化” 就是除掉行使国家权力的或指机关、企业、团体等的内部管理工作的性质或状态。 2005 年第 11 期《行政与法》发表西华师范大学赵勇、赵永行的文章《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摘要：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理论前提是公共行政，而现实中公立高等学校所具有的广泛的管理职能是其成为行政主体的现实依据。公立高等学校除作为行政主体之外，其还具有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主体资格常常交错存在。 2008 年第 27 期《法制与社会》发表曹多富、许睿的文章《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疑义》：在我国时下的物质生活条件、法治程度、行政体制下，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仍存在诸多的疑义，目前的司法实践、法律适用对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因此，这也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安定、妥当，进而影响了法律的至上权威。鉴于此，对学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从不同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进而作出明确的法律判断，在现实的法制背景下仍然十分必要。 2010 年 03 月 04 日 ，新华社（记者刘宝森　张晓晶　赵仁伟　艾福梅） 《中国探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 之路》：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探求“去行政化”之路。 出席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委员认为，寻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将能遏制当前大学教育中出现的“官僚化”倾向，有利于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教育制度以及培养精英人才。 注意：这不是对“去行政化”的科学定义。 2010 年 03 月 07 日 ，《文汇报》（李扬）《代表委员解读高校“去行政化”要去掉什么》：在今年的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高校是否应“去行政化”成了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取消行政级别就是“去行政化”吗？会上会下，委员们各抒己见，对“去行政化”提出了各种不同版本的解读。 2010 年 03 月 10 日 ，新华网（郭文婧）《高校“去行政化”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讨论高校“去行政化”这个话题之前，应该就“去行政化”这个核心概念建立基本的对话共识。否则，就会越讨论分歧越大，越讨论越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2010 年第 2 卷第 3 期《当代教育与文化》发表西北师范大学办公室张发旺的文章《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几个问题》：摘要：高校行政化倾向是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高校行政化的实质是指”高校官本位” , 其主要表征是行政权力主导学校学术与教学事务，干部任命官员化，编制机构设置上的党政同构，权学交易等。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根本上讲，首要的是改革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模式，其次是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 2010 年 3 月 16 日 ，《科学时报》（记者 张巧玲）《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教育一线人大代表谈高校“去行政化”和自主办学》：龚克（天津大学校长）：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对教育“去行政化”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首先这个“去行政化”的概念不很确切，指向不很清楚，任何一所现代大学都有内部的科层管理体系，任何一所公立大学、使用公共财政的大学都要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但不能就因此说这就是“行政化”。 2010 年 03 月 29 日 ，中国经济网（李哲 张全友）《易中天：四大弊端阻碍大学“去行政化”》： 26 日下午，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重回母校武大讲学。会场上，当一名学生问到“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时，易中天沉思数秒，说道，“我衷心希望大学去行政化成功，对此我愿意持审慎的乐观态度”。 易中天表示，行政化是两千年封建帝制的遗风，而目前在大学中，行政化过于严重，“这样一来就存在 4 大弊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行政干预和等级制度”，这些弊端在大学中的表现无处不在，例如评职称有指标、当官的说了算、学者靠边站、“教授”分等级等。 2013 年 03 月 09 日 ，《京华时报》（记者文静）《清华校长谈高校去行政化 : 学生是老虎校长是条狗》：昨天，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 30 年来最年轻的校长陈吉宁谈到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时表示，高校是学术的地方，学术能力不强的教师必须离开学校。陈吉宁还以清华流传的一句话例证，“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陈吉宁认为，去行政化就是维护学术权威的地方，学校必须维护。跟政府、企业不一样，政府和企业是从上到下，大学的模式主要是协商式的，如果学校的领导和教授之间是命令式，就有问题了。 2010 年 4 月 2 日 ，《科学时报》发表江苏大学党委原副书记陈国祥的文章《“去行政化”与政府委派总会计师》：“去行政化”由于表述上的不清晰，容易引起歧义，建议改为“改革高等学校行政管理模式”。 2010 年第 05 期《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发表张伟的文章《关于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思考》：高校去行政化的内涵概念作为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从事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对高校行政化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高校去行政化。在对高校去行政化进行概念界定的过程中，有两个子概念必须首先进行清晰界定，即何为高校行政、何为高校行政化。高校应不应该去行政化，如何去行政化，学界虽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学者们的观点见仁见智，如以此用来指导当前教育行政改革实践，尚未形成系统认识，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冷静、系统、深入的思考。 2010 年第 09 期《中国高等教育》发表钟秉林的文章《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笔者认为，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应明确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式，明确“去行政化”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深入分析大学存在“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不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去”起来也就可能无的放矢，甚至于自乱阵脚，反而会影响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深圳特区报》（记者 方胜）《武大校长：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体系》：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 5 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2011 年第 05 期《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发表刘斌、金劲彪的文章《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及其去行政化》：在谈及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时，不少学者往往是单纯地就“去行政化”而谈行政化，对于我国高校为什么会出现行政化所谈甚少，或者说并未指出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根源。笔者认为，研究去行政化的问题 , 必须认真探究我国高校行政化形成的历史原因，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做到如何“去行政化”。 2011 年 17 期《中国科教创新导刊》发表浙江师范大学裴利娜的文章《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研究》：迄今为止，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之路成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主要问题研究主要表现在“去”或是“留”这两个方面，然而，高校“去行政化”之路具其一定的阶段性，处理好阶段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高校去行政化”的命运。 2011 年 07 月 07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许庆豫）《理智对待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问题已经被酝酿、讨论了很长时间，然而，其内涵至今仍没有得到足够关注。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概念模糊，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实践一片“朦胧”，无所适从。人们应该首先从逻辑层面理清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内涵，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阐述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问题。 2011 年 12 月 07 日 ，《中华工商时报》（张可云）《 高校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高校去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应该是在高校中去除学术权力行政化，即彻底铲除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的陈规陋习，还学术权力于学者。其外延包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民主选举高校管理者、打破学官对学术权力的垄断等。综上所述，将高校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理解为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会阻碍高校改革，甚至会妨碍整个改革。 2012 年第 6 期《高教探索》发表蒋华林的文章《“去行政化”就能建成现代大学制度？》： 摘要：针对“去行政化”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或者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是为了去除大学行政化的观点，对大学“去行政化”的内涵和本质进行分析。大学“去行政化”是行政体制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其目标追求主要是调整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方式，规范行政权力的使用，核心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内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错位。不能将“去行政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同”起来，或作为“前置性条件”。“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想对高等教育负起责任，某些机关就会成为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 在这个意义上说，“去行政化”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2010 年 06 月 08 日 ，浙江在线（朱 四倍）《高校去行政化勿陷闭门造车陷阱》：就笔者的理解，高校去行政化能否成功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离开了社会的环境支持和制度支撑，高校去行政化就可能陷入闭门造车的陷阱，这恐怕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2010 年 06 月 08 日 ，《华西都市报》 （李晓亮）《媒体评论：高校去行政化怎样才不致沦为口号》：多年来，高校内外对去行政化，并无一个统一说法，外界讨论也常常莫衷一是。若只停留于“取消大学 ( 校长 ) 副部级或厅局级”行政级别这样的浅表化争论，问题就变异了。 2010 年 06 月 18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子琰 ）《正解“高校去行政化”慎谈“教授治校是迷信”》：目前社会各界对“高校去行政化”议论纷纭，那么到底什么是“高校去行政化”？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强调转变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形成不同的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从学校内部说，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基本制度。同时，要发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在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建设，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袁贵仁表示，这些都是要减少、淡化学校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同时又要加强和完善管理。 2011 年 3 月 8 日 ，中国网（记者 冯竹）《程天权委员：没有“官本位”就不需要去行政化》： 3 月 7 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就大学应该谁来办，怎么办等问题回答了中国网记者的提问。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已经“热闹”了一段时间，其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因为学校是公办学校，学校里要有行政管理，没有行政管理就不能称之为机构。“高校去行政化本身是个伪命题，如果没有官本位，为何要去行政化？” 2012 年 3 月 4 号，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中，就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杜玉波明确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等于去行政管理。 我们注意到，有些“专家”“学者””“教授”对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解读七扭八歪、千奇百怪，莫衷一是，有的令人啼笑皆非。 2010 年 10 月 03 日 ，南方网（齐卫国）《高校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去财政化》：中国的公立大学就是靠财政供养的公共事业。撇开能想不能说的权力因素，我们不得不说，财政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高校行政化的本质。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关键点在财政，如果没有独立的财源作基础，我们渴求的“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将始终无法走上正途，看似光明的未来却仍将是无尽的探索。 2012 年 04 月 30 日 ，《新文化报》（评论员 牛角）《大学去行政化，任太重道太远》：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面临诸多阻碍，首先一点，吃人家的嘴短，在经济上不独立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谋求精神上的独立。如今的中国名牌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对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依赖非常强，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很难摆脱政府的控制而谋求去行政化。道理很简单，你拿了我的钱，还不让我干涉你，天底下有这样的便宜事吗？政府还有个监管责任呢。美国的公立大学也是受当地政府和民众监管的。经济上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大学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就难免不够硬气。 2013 年 02 月 0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蓝之馨 林小昭）《广东 50 高校负债百亿年利息 7 亿 财政拨款有限》：高校负债发展是高校扩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截至 2010 年，全国共有 1164 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负债，金额约为 2634.98 亿元。 《 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2308.51 万人。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1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11 号）： 2011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3877.53 元， 2011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7459.51 元。 2011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所需公共财政预算经费约 3000 亿元。 可以设想，如果全国公办普通高校“去财政化”，将会是什么后果？！ 2010 年 03 月 03 日 ，《新安晚报》 ( 项磊、刘建昌、杨丹丹、夏丽霞、项春雷 ) 《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高校去行政化很难实现》：昨天，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他认为，高校应自主、自由办学，不应该受到约束，他对此提法很赞成，但在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不少限制。“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 ”李和平表示， 10 年之内，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也许会有所改善，但程度不会很大，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2010 年第 10 期《教育学术月刊》发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姜朝晖的文章《高校“去行政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行政是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它在促使大学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助、提高大学的运作效率方面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单纯提“去行政化”而不进行辨析，这是不科学的。 2011 年 06 月 22 日 ，《南方周末》（作者：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三名港科大教授撰文谈为何退出南科大》（原标题：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 ( 注：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 2011 年第 09 期《中国研究生》发表杜彬恒的文章《慎言“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其他领域，都对“高校去行政化”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人旗帜鲜明表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其实，在这场大讨论中，我们先不要说谁是谁非，而是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高校行政化” ? 教育行政化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现行体制下“高校去行政化”能拯救教育吗 ? 在没有很好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慎言“高校去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事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事关数百万高级人才全面发展，事关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大事，岂能一个“去”字了得。 2012 年第 9 期《国内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动态》发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杜彬恒的文章《慎言“高校去行政化”》：摘要：高校行政化，到目前还没有比较权威的概念，有人称之为“高校官僚化”、“校长官员化”、“高校行政级别化”等等。这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但是他们内涵和外延相差甚远。“高校去行政化”的概念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考证。 2013 年 03 月 05 日 ，《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星）《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高校要是不行政化寸步难行》：高校去行政化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日前在《会声会色》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认为去行政化是伪问题，“全国普遍行政化，高校要是不行政化，寸步难行”。 2012 年 11 月 14 日 ，人民网 （记者 许博）《教育视点：高校去行政化究竟要“去”什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管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要界定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 目前，没有权威机构对“去行政化”进行权威定论或解读。 试问：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要去掉什么？由谁负责“去”？怎么“去”？“去”到什么程度？ 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行政事务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这部分的行政事务属于依法行政。去不得。另一部分属于学校正常运转所必须，去不掉。硬要使学校“去行政化”，恐怕只能让学校“半身不遂”。 有的人自己也弄不懂“去行政化”的内涵和外延，却侈谈教育“去行政化”。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借助行政权力搞“去行政化”是笑谈。离开行政权力搞“去行政化”是荒谬。 在“去行政化”概念含混不清的情况下，侈谈公办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可能“节外生枝”，甚至于“歧路亡羊”。甚至使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造成“破釜沉舟”。 公办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不应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二、 国家有关部门没有提出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党和政府没有把公办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当做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2013 年 02 月 01 日 ，中国新闻网 《温家宝：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制约是滋生腐败根源》：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 月 23 日 在国务院第 8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温家宝指出，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确定的，历经了几十年的改革完善。单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先后进行了六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推进依法行政、创新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温家宝说，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步深化的。 2008 年 2 月 27 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8 】 5 号）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 5 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没有提出“去行政化”的要求。不应当在中央统一部署之外“另搞一套”。 2011 年 3 月 23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 2011 〕 5 号）：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到 2020 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今后 5 年，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实现改革的总体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请注意：事业单位改革没有“去行政化”的内容。 2010 年 4 月 1 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中发〔 2010 〕 6 号）：“三、体制机制创新”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请注意：“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指所有的“事业单位”，不是单指教育，更不是单指高等教育。 2010 年 7 月 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的通知 ( 中发 12 号 ) “第七章 高等教育”没有要求高等学校把“去行政化”作为指导思想。“第十三章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提法是“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请注意：这里，“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有“先置条件”的。“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的整体部署，不能“偏离”，更不能“背离”；不能“超越”也不能“滞后不前”。 2010 年 10 月 24 日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0 〕 48 号）“专项改革试点”有 15 项，涉及高等教育的至少 4 项： 5.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6. 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7.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 13.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在文件中，没有明确以“去行政化”为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 2010 年 09 月 13 日 ，中国新闻网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刘延东：高校要努力克服行政化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近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 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高校要努力克服行政化倾向。高校越发展越需要科学的行政管理，但加强行政管理并不等于“行政化”。 请注意：“高校要努力克服行政化倾向”不等于高校必须“去行政化”。 2012 年全国教育宣传工作视频会议 1 月 10 日 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教育规划纲要全面落实，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教育宣传工作，进一步明确思路，务求实效，努力开创教育宣传工作新局面。杜玉波强调，回应社会关切，务求宣传实效，关键在回应，重点在实效，核心在抓手，要找准着力点，把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作为教育宣传工作的突出内容，在宣传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上力求实效，在总结推广重大教改典型上力求实效，在回应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上力求实效。 教育部新闻办 樊敏 彭辉辉　电话：（ 010 ） 66092225 、 66097225 　传真：（ 010 ） 66096612 　 国家教育部没有把“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新闻宣传要点和内容。 2004 年 3 月 22 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 2004 〕 10 号）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2003 年 7 月 17 日 ，《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政法 3 号）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在依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完善学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学校、举办者、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格局。 请注意：依法治校就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并且不能“去行政化”。 2013 年 1 月 18 日 ，人民网（记者 赵婀娜）《教育部：学校应克服行政化倾向》：教育部日前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教育部日前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教政法〔 2012 〕 9 号 ）。《实施纲要》要求，学校要健全决策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学校应当以教学科研为核心，探索完善管理体制，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 请注意：“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的提法，不能偷换成“去行政化”。 第一、学校应当“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是指各级各类学校，不是专指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二、学校应当“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是指学校内部，不是泛指教育行政机关或教育科研单位，更不是针对学校以外的任何机关或单位。 第三、学校应当“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对实际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无所谓“克服”。 第四、学校应当“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目的是以“教学科研为核心探索完善管理体制”，不是“去行政化”。 所谓“去行政化”不是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准则。 三、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有消极作用 首先，必须说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管理不必照搬或套用西方模式。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责任制，不容否定。中国公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配备“以德为先”不容篡改。政府对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控制、管理和监督不能放松。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不能放弃。 2009 年 9 月 4 日 ，《中国教育报》（记者 余冠仕）《建国 60 年 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成就》： 8 月 17 日 ，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中央主要媒体采访时感慨地说：新中国 60 年，教育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教育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教育发展成就巨大辉煌。具体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描述：“两个跨越”，一个是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另一个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是又一次历史性跨越；“一个确立”，就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1949 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仅为 12 万人， 1999 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2008 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 2907 万人，为 1949 年的 243 倍。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我国高校招生已达 600 多万，全日制在校生达到 2021 万人，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3.3 ％。我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世纪之交实现这个目标的。 2011 年 07 月 07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许庆豫）《理智对待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毫无疑问，高等教育行政化内在地包容了各种弊端。正因为如此，人们呼唤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期望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上述问题。就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含义和表现而言，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是控制行政分层，缩小管理范围，精简行政人员，减少管理规章，淡化行政职业性质，弱化直接资源配置，降低行政地位。但是，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去行政化”的主体由谁来承担？在行政化内容如此复杂及其积弊如此沉重的背景下，依赖既有的行政主体肩负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职责显然是一种悖论。问题之二是要求撇开政府的行政管理，却要求政府买单，无论是对纳税公民抑或是对政府本身，都是方枘圆凿的要求。问题之三是高等教育面临发展不平衡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现实中人们更多地依赖政府消解这些压力。“去行政化”之后，谁来履行这样的使命？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光明日报》（记者赵秋丽、马兴宇 特约记者李志臣）《临沂大学辞官当教授”续：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山东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齐涛，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 “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是无行政化。”就学校管理而言，在高校里，其管理应该是“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过去的学校在小规模情况下可以“教授治校”，但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现在的大学，动辄上万人，都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和运转机制，这就需要“教授治学”、专门的“职业教育家”来治校，才能使大学这架庞大的“机器”得以有序有效运转。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来之不易”，不能弄散架子。 不可想象，中国公办普通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以后会是什么景象？ 2009 年第 9 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陈立鹏、罗娟的文章《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60 年：回顾与思考》：摘要：建国 6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完善，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不断确立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着诸多挑战。 2010 年第 1 期《美育学刊》发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顾明远的文章《新中国 60 年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摘要：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巨大，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教育性质的改变，二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教育制度的创新。 2010 年第 02 期《高等农业教育》发表巩在暖、刘为民、雷新华的文章《中国高等教育 60 年发展历程与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完成了对旧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造，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科教兴国”战略指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增加，高等教育规模逐渐扩大，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并开始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2010 年第 3 期《大学教育科学》发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喜平、常艳芳的文章《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路径》：摘要：新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是沿着放权和发展的思路展开的，六十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成就与经验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创新转变，学校布局由省级区域间的不均衡设置向布局结构的合理化转变，从办学理念到实践模式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研究方法和路径的科学性和多样性等。 2012 年 09 月 03 日 ，《 中国青年报 》（记者武欣中）《南方科技大学成立》：今天上午，南方科技大学揭牌成立大会暨 2012 年开学典礼在深圳举行。成立大会上，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难掩喜悦和激动之情。他说，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可是大批创新人才仍不见涌现。因此，南科大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探索如何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有人为了“抬举”自己，不惜公然否定国家教育成就。 2007 年第 05 期《江苏高教》发表冉亚辉、易连云的文章《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个短视的观点》：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部分人强调应该废除中国高校的行政级别，如副部级、正局级，认为正是高校的行政级别导致了中国高校内部的行政化趋势，只有取消行政级别才能真正扭转高校内部的行政化趋势。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国情的误解，是偏激地把高校内部管理不善而引起的行政化的趋向归于外部的行政级别，是对高校行政级别作用的深层涵义的不了解。如果真正废除了中国高校的行政级别，中国高校的发展将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2010 年 3 月 3 日 ，中国网（戚庆燕 石小磊）《教改“去行政化”将是一场利益博弈》：昨天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教育学家朱永新在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去行政化“将是一场利益博弈，因此也会面临很大的阻力。 2010 年 3 月 4 日 ，《西安日报》（特派记者王丽）《去行政化就是利益博弈》：昨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郝跃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针对刚刚公布的《纲要》中关于高等教育及高校管理的，进行了热点解析。作为知名高校的副校长，郝跃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高校行政干部与教师之间利益、资源的博弈。“在目前利益集中、资源较少的情况下，解决的关键是利益与资源的重新分配。” 不难想象，既然涉及到利益“博弈”，必然涉及到一部分人利益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或减少，弄不好或影响到社会稳定。 2010 年 03 月 08 日 ，新华社（策划：汪金福、宋振远；执笔：张晓晶、杨金志；采写记者：程义峰、王骏勇、仇逸、刘宝森、赵仁伟、尕玛多吉）《高校“去行政化”为何引 争议》：连日来记者就这一问题进行采访，不少代表委员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知名高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这不禁使人担心：这项尚未开启的改革之路将充满荆棘。 2011 年第 3 期《半月谈》（作者：沈翀）《高校去行政化，别走了“官霸”来了“学霸”》：高校“去行政化”正在成为一种共识和潮流。在一些高校采取措施克服行政化倾向时，重视学术权力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衡成为重点，这获得了社会各界相当程度的赞许和肯定。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的确是一种突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当下的高校氛围中，节节上升的“学术权力”，也很有可能沦为权力和利益运作的另一个空间。高校“去行政化”，不仅要去除盘踞已久、显而易见的行政权力，也要去除看似光鲜、实则变质的学术霸权！ 原来，鼓吹“去行政化”的人想以“学术”的名义，把自己凌驾于“行政”之上，或者游离于“行政”之外，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不服天朝管”“老子天下第一”。 2012 年 9 月 3 日 ，《羊城晚报》（记者邓琼 万秋波 通讯员 刘育青）《朱清时：“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领导》：大家其实误解了，‘去行政化’绝不是不要行政领导———我做校长就是行政的头，就是做行政工作的。 原来，鼓吹大学“去行政化”的人，主张去掉别人“行政”，代之以自己的“行政”。（确信自己的正确和别人的错误） 2011 年第 4 期《高教探索》 ( 作者：陈金圣　龚怡祖 ) 《去制度化：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救赎》：大学“去行政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大学组织利益重新分配和各类相关行动者进行权力博弈的过程。鉴此，为了克服既得利益者和原有权力主导者对改革构成的阻力，在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须高度重视发挥那些在去制度化过程中支持性的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推动原有制度安排的去制度化和替代性的新制度规则的制度化进程。　 2012 年 11 月 28 日 ，东北新闻网发表许斌的文章《“去行政化”的层次》：我们首先应该明了：什么是“去行政化”？在教育的语境中，“去行政化”主要指教授不做官吗？当然不是的。在教育的语境中，“去行政化”首先是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传播的自由，不以行政方式任意干预、限制、压制。凡此种种，现在公认为是公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已明确于宪法，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方式。特别在校园中，在思想最直接的探寻、交流、传播之地，更是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行政化”必须整体推动，否 则是很难在某一个学校有真正突破的。 2011 年 3 月 8 日 ，《新华每日电讯》《丁永勋：两会可以为“去行政化”做表率》：目前，在谈及教育“去行政化”时，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困境，就是整个社会日益行政化的环境，使很多人对“去行政化”的后果颇多忧虑，似乎只能等待“有利环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改变行政化的社会环境，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而人大、政协等代表人民的监督机构，首先应该带头让两会“去行政化”，在行使监督权时，尤其应排除“泛行政化”的影响，摒弃传统的官本位思维。 ( 注：作者丁永勋为新华每日电讯海外网特约评论员 ) 2011 年 09 月 09 日 ，《法制日报》（潘洪其）《发言人去行政化不可行》：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近日举办的第八期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上，一些学员主张，新闻发言人应当脱离行政身份，走向职业化。归根到底，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务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发言人理当是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官员，所谓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脱离行政身份”，实在是一个断不可行的馊主意。 现实告诫人们，有人借口教育“去行政化”向国家政治体制问鼎。要防止貌似教育“去行政化”“剑走偏锋”。有人（或利益集团）试图借口大学“去行政化”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2012 年 03 月 29 日 ，《中国青年报》 （作者：钱小敏 陈强）《价值观教育缺失致大学生迷茫 行政化被指系祸源》：近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王洪才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王洪才认为，自由的文化氛围、严谨的学术态度，是推进价值观教育的最好方式。但是，行政化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很难去除。政府推出的一些去行政化的政策恰恰体现了或纠结着行政化，比如以“创新”之名引进各类人才进校园，然而这种引进本身就是以行政方式推行的，甚至以各类行政职务为“优厚”待遇。 2012 年 11 月 14 日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发表王建华的文章《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行政化”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表述，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其实更准确地说应是“官僚化”或“官本位”。“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含义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行政权力化、行政级别化以及行政文化主导三层含义。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的真正所指根本不是科层化或过度科层化，而是严重的官本位或官僚化。在我国大学 里，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处理学术与行政关系的前提。“行政”之所以能够“权力化”，学术权力之所以被边缘化，根本在于政府对大学的不信任，对学术的不信任，以及学术与政治的边界不清楚。因此，我国大学去行政化必须要重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行政的靠山和后台，政治化是行政化的惯用伎俩。只有通过相应制度设计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大学的行政才能回归本位。只有在学术与政治分途的前提下，只有大学实现了自治与自由，只有政府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我国大学行政化的痼疾才能逐渐痊愈。 您是否感到，“去行政化”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脸谱？还会衍生哪些魔术？ 有人把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当做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是药三分毒”。不对症的药有时与毒药无异。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毒副作用不可低估。 公办高校“去行政化”的口号像邪教一样扰乱一些人的思维。 2013 年 03 月 05 日 ，《信息时报》《不去行政化，高校就不人不鬼》：昨日，在教育界 100 多位委员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发言掀起会场高潮。“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高校真是人不人鬼不鬼。”俞敏洪也知道这话得罪人，自己都笑了，“校长都在这儿，都是行政化上来的”。 在特定条件下，有时，教育“去行政化”反映了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抵制行政管理的消极情绪。比如：教育行政机关有人向上级党委、政府闹独立性。再比如，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有人向教育主管机关闹独立性。又比如，普通高等学校内部有人向学校领导班子闹独立性。更有甚者，把高等学校的章程比作“宪法”，凌驾于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之上，叫嚣修改或废除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有人企图挑战执政党对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绝对领导地位。 教育“去行政化”的提法还容易引起部分教职工误解，严重挫伤非教学人员的积极性，造成学校内部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两大职业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也可能诋毁、丑化公办大学的整体社会形象。 不要以为高喊“去行政化”口号的人们心底都是善良的。 在公办普通高等学校里高喊“去行政化”的人们，有的或是由于“浅薄无知”，有的或是由于“自命清高”，有的或是“暗度陈仓”，有的或是“迫不及待”。 当听到有人高喊“去行政化”的口号时，执政者希望自己的政令畅通无阻吧！ “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一是有人动员执政党交出权力；二是有人劝说执政党分散权力；三是逼迫执政党放弃权力。四是有人阴谋夺取权力。 应当警惕“去行政化”的口号制造社会局部地震，“蚕食巨桑”“蚁穴毁堤”，潜移默化挖掘执政之基。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各项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有序进行。不是在“去行政化”的思潮指导和影响下进行。 综上所述，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是个模糊概念；国家有关部门没有提出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鼓吹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有消极作用。建议媒体慎谈中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参阅文献：通过互联网参阅，未参阅纸介质文件。编辑可以根据需要从文章中选用。 只在正刊发表，不在增刊发表。编辑可以进行技术性处理。 期刊采用稿件，应按惯例给作者寄用稿通知书 1 份，样刊 2 本，按国家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 作者：商江 1953 年 2 月出生 汉族 男 籍贯：黑龙江省大庆市 1974 年 7 月毕业于大庆师范学校数学专业 1985 年 10 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党政干部基础科（自学考试） 1998 年 12 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1986 年评为经济师后从事公务员、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研究方向：教育科学 / 教育经济 退休前工作单位：大庆广播电视大学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东风新村纬二路 8 号 邮政编码： 163311 电话号码： 0459-6376965 传真： 0459-6363026 移动电话： 13624660933 E-MAIL ： dqddsj@163.com QQ:1507052089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教育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36248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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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jy 2014-9-23 22:50
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谈“资本主义征服中国” 雷建炎（leijy26@sina.com）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 “ 在我国， 1956 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过渡时期的基本结束。这时候，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 （《政治经济学》第 4 版第 399 页） “ 从俄国 1917 年革命到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几乎所有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经济相当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根本不具备经典计划经济模式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遵循，苏联在构建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时候，大体上是以经典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的。后来，苏联的做法被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乃形成了一种以国有制为基础，高度集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只是计划经济的类型之一，更与经典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偏离，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 ” （《高级政治经济学》第 105 页） 将剥夺所有人——包括剥夺自己拥有企业股权、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还美其名曰 “ 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 “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 。这实在是糊涂透顶、愚昧至极，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中国人民人权的无耻践踏！ 管子说：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思想” 一旦离开“ 利益” ，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已经人性泯灭，比**功痴迷者还愚蠢。 **功痴迷者在功德圆满、自焚奔赴天国前，他们看到的天国全都是用黄金建造的，通向天国的道路也全都是用黄金铺设的！ 1956 年，中国 “ 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 、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 ， “ 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 ，那么，现在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重新回到 “1956 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 以前的社会状态了。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还要自吹自擂是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呢？ 如果说，挥着 “ 社会主义 ” 的旗帜、喊着 “ 社会主义 ” 的口号，就是 “ 资本主义制度已在亚洲和欧洲的一系列国家里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 ，那么，战争恶魔希特勒自然也是 “ 社会主义 ” ： 希特勒纳粹党的正式名称叫做 “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 1939 年 8 月 23 日，斯大林领导的 “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友好同盟条约。 马克思指出： “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 利己的、独立的 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 公民 ，变成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 类存在物 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 ‘ 原有力量 ’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 社会 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 政治 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有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 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 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 ” “ 社会主义 ” 不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不是 “ 耕者有其田 ” 、 “ 劳者有其股 ” ，而是剥夺全社会所有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权利，使全社会所有人都成为无产者，都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 “ 社会主义 ” 实际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它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灰飞烟灭、东欧 “ 社会主义 ” 国家剧变、中国 “ 三年自然灾害 ” 以及现在的 “鼓励 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 ，无一不在宣告那种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 “ 社会主义 ” 彻底破产。 列宁在 “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 ” 后不久就痛苦说过： “ 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 ”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82 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究竟什么是 社会主义社会？ 恩格斯明确回答说： “ 我认为，所谓 ‘ 社会主义社会 ’ 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 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共有制 （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 ” 建立在 “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基础上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 目标是建立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或者用吴敬琏教授的话说，是 “ 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 ，那么，远在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经建立了 “ 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 ，进入了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古籍《帝王世纪》中记载： 神农氏，姜姓也。 …… 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 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财，民各得其所，交易而退。 湖南炎帝陵内的《炎帝圣迹图》中，也有专门歌颂炎帝首开市场，日中为市的巨幅浮雕。 炎帝神农氏生活的时代，没有国家，没有政府，自然也就没有了许多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那时一不会有政府审批，二不会有汇率管制，三不会有优惠政策，四不会有打击走私，五不会有反倾销调查，当然更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冥思苦想的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 。 在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看来，我们已进入 “ 知识经济 ” 时代，所以必须有种种 “ 知识经济 ” 去包装市场。可是，在我们祖先眼中，市场就是自由、公开交换物品的地方。 苍天之下，人人平等，市场无所不在。 交换物品，是人才会具有的意识和技能。 自由交换 ，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是最基本的人权。 自炎帝以后，中国始终存在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据郭沫若等专家考证，商朝就以重视商品生产、交换而得名。 春秋时的管子明确提出 “ 市者货之准也 ” 、 “ 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 李鸿章主导的中国洋务运动不仅属于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而且已经是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 。 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 顽固坚持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致使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 1852 年，英国经济学家 琼斯 在其《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时，描述的中国落后社会现实，现在仍然比比皆是： “ 这里最好指出这样一点，即这个事实（由资本预付工资）怎样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说，怎样影响劳动的连续性、知识和力量 …… 向工人支付工资的资本家，能够促进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第一，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能，第二，他对此进行监督和强制。世界上有人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徘徊街头，寻找主顾，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人们的偶然需要，就是说有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服务，或者需要他们所制造的物品。最早的传教士 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 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 …… 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子走街串巷。 ’ 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现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劳动不可能在任何长时间内连续地劳动。他们必须像出租马车那样在街头招揽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他们就不得不闲起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 …… 资本家 ….. 所拥有的资财允许他等待主顾 …… 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那个必须消费他们所制造的物品的主顾而中断。 但是，因此就成为可能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 既然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单是这个变化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就非常大 …… 生产力增加一倍。两个从早到晚连续劳动一年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可能多于四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产的，因为后者要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寻找主顾和恢复中断了的工作上面。 关于 在中国 由于劳动者依赖他们的主顾的收入而造成的状况，你大概可以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中国展览会上看到一幅极其引人注目的图景，这个展览会在伦敦展出了很久。展览会充满了对手工业者的描绘，他们携带着自己的一套简单工具到处寻找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就得闲起来。这里明显地呈现出，在他们的情况下，必然没有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劳动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也缺乏固定资本和机器，它们不见得是劳动生产率的次要的因素。 ” 琼斯已经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动者必然占有资本，成为资本家，即 “ 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 ” ，而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 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 ： “ 将来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各大洲可能会逐渐接近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积累的储备的所有者将是同一的；但是在各国的发展中 …… 这种情况至今还从未有过，为了探索和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者怎样逐渐地从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主顾的支配下，转到用资本的预付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企业主的支配下。也许，这种情况同 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 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必须仍然把它看作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阶段直到现在还是先进国家的发展的特征。 亚洲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 ”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评论中国社会状况时说： “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 500 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待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 中国目前究竟处于人类社会的什么发展阶段。我们不妨套用（俄）普列汉诺夫的一句名言： 俄（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得清清楚楚： “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 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 。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 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的。 ” 恩格斯说得更直截了当： “ 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夺、暴力、国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预。 ”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关心古老中国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 资本主义征服中国 ： “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铺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 历史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中国。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 “著名 经济学家 ”迄今仍 将列宁野蛮的 “ 国家资本主义 ” 当作 “ 社会主义 ” ，一天也没有停止妖魔化资本主义，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 “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现在，中国提出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鼓励 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掩耳盗铃的资本主义。 何新在其《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说： “ 二战后的 50 多年，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上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 90 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 1/2 到 1/3 ，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 % 。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 ” 何新又说： “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和道义力量没有过时。但是，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会由于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则是过于激情浪漫的判断。 ”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在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说： “1852 年，马克思写道： ‘ 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在英格兰），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 恰好 40 年之后，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到： ‘ 马克思和我在 40 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惟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选权都已实行了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大都是共和国，那些不是共和国的国家有时比共和国还要民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的那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数，工党正在执政或多次执政。在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已掌权多年。然而，这些国家都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短期看来也没有这种希望。至今为止，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小打小闹的）改良都未能产生社会主义。 ” 在奴隶社会，奴隶丧失了一切 人 权。他们被视为 “ 会说话的牲口 ” ，成了奴隶主可以任意转让、买卖甚至杀戮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了初步人权，他们可以对资本家说 “ 不 ” ，可以 “ 炒老板的鱿鱼 ” ，他们不再是资本家可以任意转让、买卖、杀戮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由于工人一无所有，他们如果不想饿死，除了 自愿 出卖自己为资本家劳动，为资本家增殖财富，他们别无选择。所以，比起古代奴隶，工人是自由的，可他的自由是可怜的、有限的。工人与奴隶的区别仅仅在于：工人不是某个资本家的奴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奴隶。 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 自由 ’ 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 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 。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 资本 。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 工厂的天空 。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 ‘ 力量 ’ ，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 人 ，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 力量 。 ” 社会主义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 从 1862 年美国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至今还不到 150 年时间，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能不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是， “ 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方面 ” 、 “ 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 。工人不再担忧衣食无着而被迫劳动，他们的人权得到了切实保障。这不就是 社会主义 ，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吗？不就是 “ 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 吗？ “ 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会由于周期性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 ” “ 至少在欧洲， 英国是一个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 ”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还是 “ 过于激情浪漫 ” ，不是一目了然吗？ 何新、勃朗科·霍尔瓦特将西方发达国家称之为 “ 现代资本主义 ” 而不肯承认这就是 “ 社会主义 ” ，那么，请问何新、勃朗科·霍尔瓦特： 你们心目中的 “ 社会主义 ” 又是怎样的呢？ 难道硬要像列宁、斯大林、希特勒、蒋学模等人那样自吹自擂，才能叫做 “ 社会主义 ” 吗？ 2014 年 9 月 5 日 稿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作者电子信箱是 leijy26@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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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蓝色星空 2014-9-19 14:48
南大核心《**民族研究》审稿通过文章年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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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蓝色星空 2014-9-17 13:57
中国期刊库带你审美唐代女性服饰
　　（一）纱裙 　　唐代女装中，裙始终是最重要的服装，偏好采用透明的薄纱为面料。裙腰束得极高，且有裙腰上半露胸的。“伴随着犍陀罗艺术的影 响，裸体或半裸体的风俗就 在整个西域，包括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发展起来。”当时在西域唐人中盛行裸体舞，半裸装扮是头上梳高髻或双环髻，露乳、露脐，下部做纱裙，遮以绣花饰或披云 纱。 　　以纱罗等薄质面料作为女服的衣料，是唐代服饰中的一个特色，而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装束，或者说就是内衣外穿，以展示女性肌肤更是唐代 的创举。敦煌 雕塑和壁画，细致地记录了唐人裸露的穿戴，在敦煌壁画321窟唐初飞天形象中，可以看出唐代妇女内衣的特点。“该窟有一裸体飞天，全身不着衣饰，光服装， 尽是酥胸半露若隐若现，连女性佛像也不例外，而部分舞伎腰部只披一件薄薄的轻纱，玲珑有致的身躯一览无遗，性感十足”。可见，无论是世俗群众，还是佛教圣 像，都不回避性感，都不在乎裸露。 　　（二）袒胸装 　　与裙装相配套的是襦衫、半臂和帔帛。初唐第329窟东壁南侧说法图中的女供养人 上身着大圆领紧身襦衫，衣领很低，可见乳沟；盛唐第445窟女剃度中的女子所着服装上衣领口均较低，有圆领的、有鸡心领的；盛唐第45窟南壁观音经变求女 得女中的女子上衣为大“V”字形领，露出雪白的胸脯；盛唐第31窟窟顶东披戏玩木偶中的母亲着“U”字形袒领。由此可见，唐代女子所着上襦的领口变化很 多，有圆的、方的、斜的、“V”形的、“U”形的，还有鸡心领等，这些领口大多较低，因此着装时半露粉胸。在甘肃东千佛洞石窟中有两幅具有代表性的菩萨裸 露装佛像，菩萨形体作S状，身上仅着内衣，上身系一件“V”形领贴身衫子，下身短裤，胸乳丰满，曲线分明，表现出菩萨的世俗人体姿态。 　　（三）诃子 　　在袒露襦衫出现的同时， 论文网站 还 出现了一种名为“诃子”的内衣，系于裙腰之上，掩盖胸部乳房，形似今天的乳罩，传说就是从杨贵妃开始的。根据《事务纪源》中 说：“贵妃私安禄山，指爪伤胸乳之间，遂作诃子饰之”，这就是中国人最早的贴身肚兜。“诃子”的美在于藏而不露，隐而不坚。按照现代的科学观分析，杨贵妃 注意了内衣服饰轻、薄、透传递的性感信息，以此打动君王，博得欢心。从这点来说，杨贵妃是一个深谙中庸之道的美貌女子，她知道在何时裸露美丽才显得愈加珍 贵。由此可见，唐代妇女“诃子”，其作用在于掩胸，即遮蔽在乳，而不是护腹。 　　此外，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虢国夫人（杨贵妃之姐）、永 泰公主墓壁画所绘侍女，都袒胸露乳或特意勾勒出胸部饱满的轮廓。敦煌壁画375窟南壁下 部女供养人，各有一身主妇及侍童、侍女组成，排作横贯壁画的长列，其中主妇与侍女皆梳高髻，身着袭地长裙，裙腰及腋，粉胸半露，外罩一件轻薄透明的宽大长 衫，一条轻盈的长帔帛随意地搭在肩头，丰腴洁白的肌肤隐隐可见。这种景象在唐代莫高窟壁画中颇为常见。（摘自【 中国期刊库 】，余下更多精彩论文等你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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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蓝色星空 2014-9-13 16:14
　　一、表达一种相对的平衡观念 　　在《断章》中，有很多的对比词。例如：桥上—楼上、明月—你、窗子—梦。这几个对比词都互相联系，起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感。这是一种相对的，相互平衡 的观念。“你”“我”都形象的互换在了对方的梦与窗口之中。本诗的意义不仅仅着眼于“你”与“别人”的关系，也表述出了当“你”在做什么时，可能“别人” 正在做“你”做的事情。 　　这是从辨证法的角度确立诗的意义，是诗的哲学意义。 　　二、表现对人生的虚无怅然 　　本诗的精巧之处不仅仅在于诗的表面措辞，在本诗之中，蕴藏了一个极其精巧的构思。卞之琳先生在本诗中精心设计了一出“看”与“被看”的好戏。从这种关 系着眼，本诗的意义表现出世上人们都在相互的“看”与“被看”。而这种简单的“相看”关系，却包含了极其深邃的哲理， 论文发表 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虚无怅然。“看” 不仅仅可以表达出一个短暂的视觉动作，也能将他无限延长。“看”不仅仅只是用眼睛看，更可以用心灵来看。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眼 中的风景，区别只是风景的好坏之分而已。从看的角度入手，可以让我们对本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断章》表现的是对人生的一种怅然之情，这也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是第一种意义的引申。 　　三、赞扬一位女子的惊人之美 　　其实在《断章》中藏着一位“美人”，虽然整首诗根本没有一个“美”字，但是却让读者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美人”的“美感”。在诗中，“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怎样才能让原本打算“看风景的人”，弃置风景于不顾，转眼回头看“你”呢？在后续中，作者又再一次提及“美人”的“美感”。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将“美人”与“明月”做了对比。（选自【 中国期刊库 】，更多精彩论文等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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