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标签: 黄奇帆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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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5-6-16 18:40
黄奇帆与张维迎PK政府与市场 标签： 文化 财经 时评 2015-06-15 22:34 阅读( 54282 ) 评论( 34 ) 6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15 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及其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 13 日的开幕式上，重庆大学副校长、社科学部主任孟卫东教授主持开幕式，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院士等致欢迎词。随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作了 1 个小时的主旨演讲，后半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 - 阿罗和詹姆斯 - 莫里斯教授 。 我 有幸 主持莫里斯教授的演讲 ， 我 1996 年认识他，这是第四次与他见面。记得第二次见面，是 1997 年我在留英中国经济学会当主席的时候，也请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演讲 。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同时到场，他们的主题演讲安排在 14 日下午。 由于林毅夫的观点与我有雷同之处，本文不对他的演讲进行评论。不过，张维迎的观点标新立异，虽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他的一些锐厉批评，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热衷，却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热度关注。 黄奇帆的政府拉动模式 黄奇帆做为市长，不仅主导政府拉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实践者。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引领风骚。在 GDP 增长，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等方面，展现出这个西部特大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及其迷人的山城风貌。 来自 10 个国家， 400 多位经济学家，集中在会议厅里，耐心听取黄奇帆的报告，大家就是想知道这位市长，如何继续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快速而健康发展 的 。 黄奇帆拉开他的话闸，他脱稿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内容见下面附件《大公报》的文稿）。 第一， 重庆如何创新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他讲两个创新之处。一是产业集群化，把零部件生产与最终产品组装连成一体，使 500 美元的电脑，有 70% 的增加值留在重庆，而原来的广东只留下 20% 。二是，重庆承接加工贸易的离岸结算业务，使更多的增加值留在国内。 第二，开创“三个三合一”的开放体系。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在所有省市中，重庆是中国唯一有这个特征的地方。 第三，加快“农转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多年来，重庆已经把 270 万个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加上这些农民工的家属，重庆市等于吸收了 400 万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一方面增加城市生产及消费能力，一方面给留在农村的人口提供更大的农业集约化生产空间。 第四，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在不减少农村农业生产用地的前提下，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土地的创新机制。农民把宅基地复垦，用复垦的土地变成地票，市区的开发商，或其它企业，通过地票交易所，用每亩大约 20 万元的价格取得地票，才可能在市区买到等量的土地进行开发。 第五，投融资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 ”，重庆政府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考虑优先发展十个行业：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 600 亿产值，到 2020 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 1 万亿，需要投资 6000 亿。黄奇帆提出用投融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帮助企业融资，集中力量推动重庆新兴产业发展。 张维迎的纯市场和企业家创造一切 当我们还沉醉在黄奇帆的激情和政府拉动模式而兴奋不已的时候， 14 日下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作了题为“不要误解经济理论”的演讲。他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表示强烈的质疑。例如，把顺差当成拉动 GDP ，把花钱（消费）当成拉动 GDP ，把砸钱（投资）当成拉动 GDP ，都是一种笑话。 张维迎还批评了 y=(k, L) 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重要缺陷，认为简单理解这个生产函数，简单理解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斯密和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不是新的就是好的，绕了半天，还是老祖宗说的更有道理。 他说，“经济发展，靠的不是政府，靠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而是企业家的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老的企业倒下了，新的企业崛起，不断地优胜劣汰，经济才充满活力。历史证明，什么事情，包括产业发展，创新等等，政府一插手，事情就被搞砸了。” 我如何看待张维迎的观点 我虽然很支持张维迎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也听了黄奇帆的报告。如果完全按照张维迎的说法，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或者没有企业家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的快速发展，更无法理解黄奇帆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如果要理解黄奇帆和重庆建设，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张维迎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张维迎所讲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有些模糊不清。到底是企业家创造世界，还是企业家精神创造世界？张维迎的报告，让我觉得他特别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实世界，应该是企业家精神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因为张维迎过渡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他认为大学老师（包括所有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包括所有的公务员）都与张维迎的所谓“企业家”无关。 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实，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们的贡献固然非常明显，非常重要，也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支柱，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把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财富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给低估了。 例如，黄奇帆讲重庆的 5 个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工人共同创造的结果。离开政府，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发展，离开企业，当然什么都做不成，不过，离开专业人士、大学，哪来的科技力量？ 张维迎的理论，为什么与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主要是他的理论假设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特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旦离开现实文化和政治生态，就完全失去具体可运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 6000 多年的历史，政府，官员，都是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文革期间，自由市场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自由市场，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哪来市场和企业家的力量？ 邓小平搞改革，才有了市场，才有了企业家。现在，中国是政府和市场，左右开弓，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如果只是强调市场，那么，企业家就是死路一条，而不是政府一干预，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个与国企为什么要存在一样，在目前的文化政治生态下，没有国企，谁能够想象？再说了，国企，不是一无是处，私营企业，也不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其实，国企和私企，各有利弊。 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全面靠市场，确实不行。没有采用凯恩斯的做法，自由市场，早就被那些所谓企业家给彻底消灭了。我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英国让自由市场管银行，结果银行把老百姓害惨了，后来，还是政府强行剥夺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整个英国的经济都要死亡，而根本不是书呆子们所天天讲的市场和效率的问题那么简单。 撒切尔夫人搞私有化，结果那些垄断企业，把消费者害的好苦。很难说对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就是好事。就算在英国，私有化的垄断企业，也要政府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有些学者把西方经济学学了一半，片面强调市场的好处，在中国希望全面推开，结果垄断企业市场化了，可是监管没有到位，把老百姓往死里坑。房地产、网络、电信、医药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有哪一个私有的行业真的全部按照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 重庆新兴产业的发展，渝新欧铁路的运行，中国所有高铁、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与企业合作，没有大型国企的加入，那都是空话。这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适合这种情况，它可以超越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纯市场经济，也超过张维迎所说的企业家。至于将来情况如何，那也得等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张维迎参与倡导的价格双轨制，其实，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作出的 second best （次优）选择。换句话说，经济问题，不能脱离政治、文化与社会 现实 ，否则，大家就只能天天生活在悲观的情绪之中。 最后，我想说的，我并没有彻底否定张维迎的意思，同样，我也没有彻底赞成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意思。不过，从黄奇帆和张维迎的两个报告中，我却认为中国政府经过 30 多年的摸索，已经巧妙地把政府和市场，把多方面的社会力量，以及各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比较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才是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张维迎的“纯”企业家的说法，有些片面，有些过于理想化。他所批评的东西，也是片面的。因为， Y=(K, L) 是描述客观存在的数学表达式，而不是人们用来搞经济建设的手段。 附件：黄奇帆畅谈五个故事启迪学子创新 大公网 6 月 13 日讯 ( 记者韩毅 )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15 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13 日渝开幕。重庆市长黄奇帆结合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通过讲述改革开放创新的五个案例，展示了重庆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利用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些思考。 以下为大公网独家整理的黄奇帆市长讲话要点： 各位嘉宾，上午好。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改革国际研讨会，我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研讨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 按照会议的主题，我讲五个有关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创新的小故事。通过这几个故事，来启发大家的一些思考，看看重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轨迹。 内陆创新发展加工贸易 第一个故事，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 20 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 中国从 80 年代末，在沿海地区搞的加工贸易，最初是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到去年底，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进出口 45%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 4 万亿美元进出口当中，有 1.8 万亿美元是加工贸易形成的产值。沿海的加工贸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产业链很短。比如一台电脑，如果产值是 500 美元的话，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个电脑产值的 50% ，就是 250 美元 ; 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从中国沿海把整机销售到世界，整个的物流运输、仓储、销售环节占 100 美元 ; 然后品牌商的研发以及售后的服务，一般占 75 美元，所以 500 美元中最后在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只留下 75 美元的总装，也就是占 15% 左右增加值的这一块，这个是沿海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由于它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所以它大进大出的物流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一般只能在沿海，所以过去 20 几年，中国所有加工贸易几乎 99% 在沿海，内陆几乎是零，原因就是这个，物流成本以及物流的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放在内陆不合算，无法进行。沿海加工贸易发展 20 几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各种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最近几年，不少加工贸易订单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是沿海方便大进大出的地区。 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 ? 重庆进行了研究，我们形成了两个路数，改变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它的产值的 70% 都在重庆，这个和沿海地区总装 6000 多万台电脑，产值可能只有 15% 、 20% 的情况不同，我们现在除了总装这个 75 美元留在重庆以外，零部件、原材料 80% 在重庆生产，所以 250 美元中的 200 美元落地重庆。 第三块就是产品的销售结算，跨国公司销售结算的这一块现在也留在重庆。大家知道加工贸易的核心结算方式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过去中国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所以我和惠普搞了第一笔离岸金融结算的时候，那一天是圣诞节，惠普老总打电话说有 1 亿多美元要交给你们重庆财政，是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上的税收，你的账户在哪儿 ? 我马上打电话问，发现我们开一个离岸金融结算账户很麻烦，各方努力协调，在 12 月 30 号把账户开了，这一笔账就进来了，重庆第一笔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是 2010 年 12 月 30 号。中国现在 1.8 万亿加工贸易的结算， 5000 亿在新加坡， 3000 亿在香港， 2000 多亿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首尔、台湾、 东京 ，我们大陆基本没有离岸金融结算。我们向国家提出了申请，国家外管局、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都同意了重庆的试点，推动了重庆这一块的业务，重庆离岸金融结算 2011 年结算了 200 多亿美元， 2012 年有 400 多亿美元， 2013 年是 600 多亿美元，去年到 800 多亿美元，今年预计会有 1000 亿美元。总而言之，离岸金融结算，是一个加工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重庆把这件事也抓起来了。 这样三块通通加起来有 350 多美元，占一台电脑 500 美元的 70% 。因此，重庆的加工贸易效益比较好，现在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一般效益都是下降，但今年 1 4 月份，重庆电子产业利润涨 66% ，为什么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效益 ? 就是和创新了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有关，零部件、原材料大量本地化，前几年 860 多个零部件厂陆续在建设，现在正在大批投产，一下子把物流成本都降低了。 第二个，凡是要搞的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我们叫做三个集群在重庆。 1 、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了集群，我们是 5+6+860 ，五大品牌商，六大整机商， 860 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重庆。 2 、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在重庆，在中国沿海，富士康、仁宝、纬创、英业达、广达基本上各个省，你占两个，他占两个，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开来。在重庆形成了中国沿海所有加工贸易总装厂都到了重庆，各种电脑、网络终端产品的品牌商也到了重庆，形成了集群。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 90%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年年上升。 3 、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我们这个集群方式就是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克服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取得了成功。去年我们重庆笔记本电脑的产量是 6300 万台，全球去年销售 2 亿台电脑，我们占 1/3 ，沿海地区所有的产量也是 6000 多万台。可以这么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 2/3 ，重庆占 1/3 ，沿海占 1/3 ，一个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在重庆诞生。 三中全会的第七章，讲到了中国下一步的内陆开放中有一个条款，就是讲要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故事，如何用改革的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方法，推动内陆的产业结构调整，使重庆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 开创“三个三合一”开放体系 第二个故事，我想说的就是以渝新欧为代表，重庆形成“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的故事。 中国内陆开放滞后于沿海，内陆地区一江春水向东流，依赖于沿海地区走向世界，重庆作为西部的地区，原来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和惠普、台湾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各方面在合作的时候，引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全球的网络终端产品，各种智能设施， 40% 是欧洲，包括西欧、东欧以及俄罗斯这一板块在消费， 30% 是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些地方在消费，还有 30% 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消费。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如果到重庆搞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基地， 40% 的产品要运到欧洲，从重庆运到广东，再从广东坐船到欧洲，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不仅消耗时间，还有到沿海 2000 多公里铁路，然后再加上 2 万公里海路的运费，这个划不来。我们为了解决这件事，当时看着世界地图想到渝新欧铁路，这条铁路从 50 年代以来一直就有，因为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 ? 我们一启动这件事，就发现三个问题。 1 、沿线六七个国家，每个国家海关都需要来一次关检，一批货物出去，运到欧洲，五六个国家关检，关检的过程耽误时间，也消耗成本，不当心还损坏货物，如果是高附加值的东西，这个运输方式很不经济，很不合理，所以几乎没有人走这条线。 2 、每个国家的铁路运输都有一个运行时刻表，如果没有编入它的运行时刻表，一个火车要横跨几个国家，你就是编外，就是慢车，开开停停的车，没有进行渝新欧协调之前，我们的火车开到欧洲要开 25 天。 3 、还有一个价格，每个国家铁路运输价格都不同，有高有低，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 0.6 美元，中国是 0.8 美元，俄罗斯是 1 美元，所以有一个价格协调问题。我们当时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重庆的三四千万台电子终端产品通过火车运到欧洲，一旦成功，就会从后位变成开放的前端，不仅重庆的货物可以不再通过海洋运到欧洲，还能吸引沿海的东西运到重庆再运到欧洲，劣势立马变成不可多得的战略优势。 我们努力把这件事做好， 2010 年我们花了 6 个多月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 6 个国家海关的管理层到重庆，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形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在 2010 年 12 月，家宝总理和普京总理一起站台，几个国家的海关签订了一卡通协定，欧洲人的说法是渝新欧自由贸易海关协议，使得现在重庆海关关检以后，一路过去，六个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叫做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反之亦然，欧洲一个国家关检一路过来，我们也不再重复关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我们把 6 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都召集一起，在重庆每年开一次会进行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五定班列就是定起点在重庆，定终点在德国杜伊斯堡，定路径就是沿线的 1.1 万公里只停 12 个车站，第四就是定运行时间，总的是 13 、 14 天，还有一个定价格，我们把这件事搞好了。起点站是重庆，就是渝，中间经过新疆，到欧洲，我也设想，欧洲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城市，我们都该去，所以就索性叫了一个“欧”，德国人很豁达，没有计较。渝新欧最早叫出来以后，国内其他省市纷纷跟进，义新欧、武新欧、郑新欧、蓉欧等等，都是中欧班列。这个协议签订以后，现在的渝新欧在整个的 6 个国家沿线 1 万多公里，是最高等级，它只要开过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车、货车都让渝新欧，每小时 120 公里，出发十几天就到欧洲了。 第三件事是价格，大家有个求同心理，只要有一个是价格高的，其他低的都会支持高价的运输费，我们当然首先是协调俄罗斯，把他的铁路公司老总请来多次，大家一起协商，最初1美元，后来0.8美元，后来0.7美元，现在已经降到0.55美元。俄罗斯降到0.55美元，其他国家也都降下来。 去年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谈的时候，当时国务院的十个部门的领导、部长都在，都支持降下来，但铁路公司说它亏本，说你们运输量太少，当时我们就打了个赌，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其他的部长作证，他说你如果今年能有100个专列，一个专列50个集装箱，有5000个箱子运行，达到这个规模，就降到0.6美元。我说行，100个专列我一定实现，现在就按0.6美元结账，如果我到不了100个专列，你的这部分钱我还你。结果我们开行了130个专列，实现了诺言，去年就降到了0.6美元，今年我们可以到250个专列，价格降到0.55美元。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价格低，300个专列都可能实现。 今年规模上来以后，价格降到0.55美元，这是对渝新欧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渝新欧的综合运价现在比海运便宜了。海运的运费，从沿海运到鹿特丹，一般需要2500美元一个集装箱，内陆的货，还需要从中国内陆运到沿海，欧洲到岸后也要转运到内陆，总共需要4000美元左右。此外一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500万人民币，海运多出的一个月运输时间的利息也差不多五六千美元，所以资本利息加水上运输的费用加铁海联运或者汽车运输的费用，实际上要七八千美元，而我们渝新欧现在是五六千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价值比较高的货物都渝新欧比海运更划算。 我是认为，超过200万人民币以上的，价值量较高的应该走铁路渝新欧，如果超过1000万美元的集装箱应该走空运，200万以下，就该走海运，如果为了图时髦，把几十万一箱的箱子，通过铁路运到欧洲去，是不能长期持续的。这里边有一个概念，任何运输工具都有市场细分的定位，渝新欧的定位是一个箱子货值在200万以上的，走铁路是最划算的。 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渝新欧就得以成功运行。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德国访问，就和德国副总理参加了渝新欧的火车进入杜伊斯堡火车站的一个仪式。总书记说了，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渝新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主要通道，是中国内陆和欧洲德国的一个经济联动的桥梁。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又进一步推动了渝新欧发展，去年一年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渝新欧得到了五个特许，五个重大利好。 第一、赋予渝新欧火车站，就是重庆团结村火车站，国家一类口岸。过去口岸都在沿海沿边，内陆没有口岸，渝新欧现在就是口岸，只要货上了渝新欧火车，一路开到欧洲去了，所以成了内陆的一类口岸。第二、既然是口岸，就需要保税区，所以国家批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增加了一个保税物流园区。第三、中国和欧洲、俄罗斯， 60 年没有通过铁路邮政，从渝新欧开始，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现在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邮包满天飞，空运太贵，海运太慢，铁路运输当然很合适，所以渝新欧现在有了铁路邮政专列。第四、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第五、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中国每年进口车辆 120 万辆，其中有 70 万辆是欧洲的，中国人喜欢买欧洲豪华车，以前欧洲车当然都是通过海运运到中国，所以中国 4 个最大的汽车整车口岸，大连、天津、上海、广州，都在沿海，渝新欧成了中国内陆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一个口岸。有了这五个特许，渝新欧的货运量就能够得以极大的增长， 除了渝新欧铁路，重庆又进一步的推动了航空运输。过去的五年，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简报，世界 100 个最大的机场，旅客增长率第一是重庆，第二是迪拜，这是我去年看到的一个简报。这说明什么 ? 我们在 07 、 08 年的时候，重庆旅客运输量刚刚突破 1000 万，现在到了 3000 万，今年会达到 3300 多万，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前 7 位。另外国际的货物运输量，原来是 1 万吨，现在到了 30 多万吨，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的机场也有了一个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从来是国家内陆的航运枢纽，它也是一类口岸，也有一个保税区。 因此，重庆的开放特征，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有这个特征的省市，大家如果拿中国地图看，重庆是唯一的。由于有了“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以后，重庆就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开放高地一定是口岸高地，而口岸高地当然会有保税区，中国过去 25 年建保税区都在沿海，但是从重庆开始，内陆有了保税区，我们引领了时代的风潮。 由于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这几年重庆引进的外资，已经连续四年每年超过 100 亿美元，全国超过 100 亿美元的就是十家，重庆处在全国第八、第九位。对外进出口贸易，我们这五六年每年都增长百分之几十， 07 、 08 年，我们只有 60 多亿美元，去年达到了 950 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都有所萎缩，但是重庆进出口贸易几年翻四番，涨 16 倍，现在我们进出口在全国排第九位，内陆地区排在第一位。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渝新欧开始的开放特征的形成，水陆空大枢纽、大通道，同时大口岸，大的保税区平台，这些都是一个地区开放不开放的特征值，我们这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 900 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 500 多万在重庆主城和区县城打工， 300 多万在沿海打工，我们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县城这 500 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这些人，给他们城市户籍。 重庆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转移了 270 万农民工，加上一些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 400 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这个转户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待遇，所有的农民工转过来，和城市居民五个一体化，他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小孩读书各种待遇，都和城市居民一个样，同人同权同体系同待遇，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农民工转户到城里以后，他在农村的三块地还能不能保留。有人说农村的三块地是集体产权，必须是集体一员，是这个村里，乡里的，才能分你耕地、林地、宅基地，你户口转出去了，不是集体一员，三块地是不是就没有了 ? 我们觉得这是农民的基本利益问题，既然原来三块地分给他，转户后还可以继续留着，所以我们重庆对农民工转户后在农村的三块地，全部予以无条件保留，这样就保护了农民利益。所以，我们这 400 万人转户，高高兴兴，风平浪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符合老百姓利益。留在农村的地交给别人耕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城里的农民工一旦变成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至少一年多 1 万块，促进了城市消费，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人权生态。 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什么 ? 从 2012 、 2013 年开始，这几年，每到一季度，就发现重庆进出口猛涨百分之七八十，我开始都没有搞清，一般一季度地方开两会，二月份春节，三月份有全国两会，真没有太多精力满世界招商，为什么一季度进出口会冒出来 ? 后来发现，沿海地区一年 12 个月， 9 个多月上班，两个多月停摆，一到 12 月份农民工就开始回家，到 2 月份农民工回去复工，这中间企业就停工，老板、管理层都跟着回家，这是对生产力的摧残，农民工也像候鸟一样两头跑，苦不堪言。而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成了城市工人，基本上就和我一样，也是小年夜放假，年初七上班，不存在两个月停摆的现象，所以老板就把沿海停的订单转到重庆，每年一季度订单上来，增长百分之七八十，三四月份又回去，全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这个现象，属于生产关系改善和促进了生产力，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经济学案例，我们本意是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结果变成了招商引资，进出口大发展问题。 总的意思，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是解决了农民利益问题，二是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三是增加了城市消费，四是还调整了中国这些年沿海形成的“九三学社制”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 9 个多月上班，近 3 个月回家，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改革能很好的促进生产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人口红利的保持。 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 第四个故事，我想特别讲一下重庆的地票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明过一个定理，也是因为这个定理得到诺贝尔奖，前不久刚刚去世。这个定理的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原理的一种应用就是全球的碳汇交易所，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实施了地票制度。 我们中国每年城市化、工业化要征用农地，这些年每年要征 800 万亩，我们原来有 20 多亿亩，现在是 18 亿亩耕地到了红线，必须守住。全世界有个经济现象， 100 年的城市化进程，耕地是越来越多，因为农民进城平均使用 100 平米，在农村要使用 250 300 平米，这个意思就是 1 亿人进城，在农村用了 250 亿 300 亿平方米的建设性用地，到城里只要 100 亿平方米，就可以多出 150 亿 200 亿平方米，就是 1.5-2 万平方公里。意思就是城市化过程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少量增加，最后使得整个国家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其他所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如此。但中国 2 亿多、 3 亿多、 4 亿农民进城了，为什么耕地却一直在减少 ? 城市刚性扩张当然要用地，每个人用 100 平方米， 4 亿农民差不多就是 400 亿平米，城市就这么扩张了，关键是农民两头占地，农村 4 亿农民差不多有 10 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没有退出，两头占，这是我们出现问题的关键点。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按照科斯定理，成立了重庆土地交易所，设计了一个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农村的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一是宅基地，农民在外边务工十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第二就是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形成的乡镇企业，现在废弃了，也可以复垦为耕地，验收以后也可以产生地票。三是农村闲置不用的粮站、学校、公共场所也可以复垦为耕地。我们假定有农民 100 万人进城，这 100 万人在农村的 2.5 亿平方米宅基地退出了，在城里用 1 亿平米，这样就多了 1.5 亿平方米建设用地，把它复垦为耕地，耕地就会增加。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按照这个原理，我把这件事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建设部、国土部和发改委等部门都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支持重庆搞这个试点。这些年来，我们每年 3 万亩，一共搞了 15 万亩的地票，地票最初每亩交易价 9 万，后来到 20 多万，这样 15 万亩地差不多 300 亿人民币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城市房地产商买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产，农民卖出地票，双方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觉、自愿，不是政府强制的。 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 15% 归集体，剩下的 85% 全部归农民。总的来说，我们这个 300 亿进了农村，相当于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我们的地票改革。 有了地票以后，我们现在建飞机场、学校、高速公路、医院这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国家的指标，搞房地产就买地票，由市场来支持这件事。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案例，重庆绝对有把握的说，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退出，到 2020 年，重庆 3400 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 100 多万亩。 最近我们又把地票的原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我们现在希望大家用新能源车，用光伏电池，或者风力发电，政府的支持政策就是谁买新能源车，搞家用光伏就补贴，但都是启动的时候一次性补贴，后边怎么持续就没有了。现在我们除了启动的时候给一些补贴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持续支持的概念，就是算个账，你买了一辆电动车，一年开 5 万公里，本来每 100 公里要用 10 升汽油， 5 万公里就用 5000 升， 5 吨汽油，如果汽油燃烧，就有碳排放，现在电动车开 5 万公里，没有排放，算个账就是排放指标，可以拿这个指标到碳交易所卖掉，就鼓励用电动车的人持续用下去。所以，我们觉得科斯定理很有用处，对政府公共管理、指标管理怎样实现市场化，都是很好的应用。 投融资拓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五个故事就是讲重庆怎样通过投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都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 ，重庆政府去年开始研究了这件事，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我们选了重庆有条件发展，也必须发展的十个行业，这十个行业包括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 600 亿产值，我们做了一个规划，到 2020 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 1 万亿。这十个行业，每个行业从小到大，要发展到 1 万亿的话，需要投资 6000 亿。这十个行业，要么不干，每个项目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属于大资本、高技术、市场又是全球都短缺的。在这个情况下，市场没有问题，如果拉到了掌握技术的企业、团队一起干，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大资本，一个项目通常几百亿的投资，靠一般的民营企业干活很难，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容易，就是世界性的企业，如果光靠自己原始积累拿几百亿搞项目，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考虑到资本市场，推进了一个改革。 重庆一年要制造 1 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搞一条 8.5 代生产线，就需要 300 多亿，我们有市场，找了京东方，京东方有技术，它有 1 万多个专利已经被世界认可，但是给他说搞这个项目要 330 亿，他觉得很困难，尽管是上市公司，也不是轻易可以融资到 300 亿的。后来我们说钱我们来解决，由京东方增发 100 亿股股票，我们全部认购。当时股票市场市值 2.1 块一股，我们六七个重庆企业用 210 亿认购了 100 亿股。京东方拿到这 210 亿以后，再向银行借 120 亿，共 330 亿，去年 3 月开工，今年 4 月份全面完工，现在重庆多了一个 330 亿年产值的液晶面板企业，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重庆电子产业零部件本地化的需求，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这么大一笔投资，股市当然有反映，加上中国股市今年情况又比较好，所以去年京东方 2.1 块一股，现在已经变成近 5 块一股了，我们这 100 亿股就赚了 250 亿。 这个意义上讲，利用资本大市场融资，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投入，这是个很重要的方式。战略新兴产业，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大格局引入资金，完全靠企业自身积累，是做不起来的。包括小型的风险投资，也是利用了资本市场、三板、四板、创业板的原理在进行，大型战略新兴产业，当然也要靠资本市场。 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六七个国有企业花了 210 亿，赚了 250 亿，你原来的 210 亿拿回去，赚来的 250 亿，产权归你们，由市政府建立一个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你们就算 LP ， 250 亿放进去，还是你们的所有权，五年以后也许又翻番了，变 500 亿，大家发财。这是重庆地方出了 250 亿，但不是财政出的，是几个国有企业，按市政府的要求，投入到这个基金里，另外我们还吸引了 16 个国内比较重要的投资者，比如说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保基金会，还有各种金融机构，他们出 550 亿，加在一起就 800 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 800 亿股权投资基金，我们不会自己赤胳膊上阵搞几十个项目，项目总体是有技术的企业来搞，他们也会带来资本。大体上，如果企业带来 2 块钱，我们基金参股 1 块，这样的话，我们 800 亿能够引入 1600 亿，形成 2400 亿的资金，这 2400 亿是资本金，再跟银行贷款 3000 亿，这就形成了 5000 多亿的投资，在几年时间里形成滚动投资，我就相信我们今后五年，这个五六千亿投资到位， 1 万亿产值就会出来。比如重庆页岩气，从去年 13 亿方今年可以发展到 40 亿方，页岩气的产值就能达到 100 亿，我们估计到 2020 年，重庆页岩气会到 250 亿方，它的产值有六七百亿，加上辅助的页岩气产业链的产值，会到 1000 亿，重庆已经成了中国页岩气开发的主战场。我讲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谋划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性很强，但一切按市场规律办。比如液晶面板，京东方的产能有 100 万平方米，它以后再扩张一下，到 150 万，另外还有富士康、惠科的几个项目，总的重庆液晶面板会到 300 多万平方米产能，能够平衡重庆需要的四五百万平方米的百分之七八十，也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总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留给其他投资者。 我讲这个故事，代表资本市场用好用足它的市场空间，为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服务。 以上讲的五个故事，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用改革、开放和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改革能够产生改革的红利，而这种改革的红利，会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开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它和地理位置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开放因为从沿海开始，几十年下来大家容易形成固有思维，好象开放就是蓝色文明，忘了中国黄土地文明的开放可是几千年前就发生了，所以开放是种制度。三中全会讲了，今后 30 年，中国开放最大的潜力在内陆，中国将全方位的、全域化的开放，重庆的开放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创新驱动将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动力，光靠投资拉动，劳动力投入，已经不是新常态下的基本要点，新常态的基本要点是要把创新驱动推上去，这个创新驱动要两头走，一方面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种各样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众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个方面也是要投融资，就是风险投资，这一块要推上去。重庆现在政府出了 50 多亿，市场出 150 亿，形成了 200 亿的 16 个私募基金，投入各种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一个就要几百亿的大项目，短周期的，大资本的高技术投资，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投入，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一块也要和资本市场相结合。 总之，通过这一类的改革、开放、创新，一定会使得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保持 7% 左右的持续稳健发展，到 2020 年，中国一定会实现比 2010 年人均 GDP 翻番的目标，全国如此，重庆也一定如此，我们大家一起来圆这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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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黄奇帆：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推进城镇化
林秋玲 2013-5-16 20:16
　　新浪财经讯 5月11日，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农业新阶段：赢在产业链的价值创造和定价权争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论坛。 　　在论坛上，黄奇帆表示，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们国家近几十年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除了要投入、要发展、要招商这些以外，很重要的在发展过程中，要对的各种普遍性的、长期性的、周期性的问题进行改革，通过释放改革的红利，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以下是演讲全文： 　　黄奇帆：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跟熙可集团主办的这个活动，这个论坛的主题，我想就在重庆工作中探索、琢磨的三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些讨论。 　　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近几十年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除了要投入、要发展、要招商这些以外，很重要的在发展过程中，要对的各种普遍性的、长期性的、周期性的问题进行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改革的红利，推动城市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在我们现在城乡统筹方面，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我们30年来形成了2亿多的农民工，这个农民工的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全世界其他国家这100年没有过，这现象不是好事情，必须解决。不解决就障碍我们城乡发展。 　　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房价越来越高，而农村的耕地又不断地减少，以至于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在农村，我们的农村金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比重非常地低，这也是我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城乡统筹、农业现代化都会变成一个空话，会变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那么首先讲户籍制度，城市化的过程是减少农民的过程，是把农民变成城市市民的过程，不是城市现有的人群自我发展、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出现了农民工，农民工10年、20年一直是农民工，以至于到了40岁、50岁以后人老了，又回农村养老。那么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完善、不到位、半拉子的城市化，刘易斯拐点就不会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因为这个拐点的意义就在于当农业的人口、农村的人口减少到10%、15%的时候，少数的农民能够供全社会居民农业食品的时候，农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居民劳动产出基本持平，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拐点，城乡的一体化、城乡的生活水平就能够平衡。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要实现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三大意义： 　　意义一，只有把农民工进了城，5年、10年以后变成城市市民，让他落户，农村的人口真正减少。那么我们现在9亿多农民，每户居民5亩耕地的状况就有可能改变，十几年以后，每户农民可能拥有10到15亩耕地，那么规模效应就出来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 　　意义二，能够摆脱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就是沿海的开发区一到12月，农民工回家过春节，一走就是3个月的时间，白天没人气、晚上有鬼气，工厂都停了，老板也无奈，这是生产力的极大损失，一个企业12个月只干9个多月，2个多月停着，他要么放一批库存市场不断档，要么就是市场断档不生产。总之是资本的损失，生产力的损失，所以这个本身是对经济的极大摧残。 　　意义三，对农民工也是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个不和谐，没有做到同等市民待遇。 　　那么为了解决这件事儿，我们最近几年按照中央要求，因为重庆是我们国家确定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直辖市、实验区，按中央要求也做一些探索，我们确定了一个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计划，有三个条件，首先是确定凡是3年到5年以上在城市工作的人。第二个农民自愿的，第三农民工的小孩儿、夫人或者老人可以接到家里来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职业的必须是有职业的亲属、落户的亲属伴随而来，大概是这么三个条件。 　　在这么三个条件下办了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跟城市居民五个一步到位，(就同样的养老、同样的医疗、同样的住房制度、同样的小孩儿教育读书、同样的就业门槛)，各个方面都跟城市居民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做到就是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他在农村有三块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这三块儿地是一个使用权，按照我们国家承包法原来的规定，承包法里有一个说法，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什么人算是集体一份子呢？自然是这个村、这个乡的户口里的一员，你如果户口迁到城里去了，不再是户口一员，按照原来的规定，他就自然地不能再拥有这三块地的使用权。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改革。我们认为所有权是一种财产权，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这个财产权既然是他的家庭的财产权，既使他到了城里，农村的使用权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由他自行处置，给亲戚朋友用还是自己留着还是闲置着，或者说5年、10年以后把它给转让了都是自愿的，从这个意义上有一个流转的制度，但是这是在农民自己支配的前提下，政府不搞任何强迫的剥夺。这样就使得农民工进城，这后面的这个尾巴也是处理得比较妥当，符合老百姓利益。 　　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综合成本10几万，如果2亿多农民工要进城，那就是30多万亿，这个话既对也不对，你如果把这个成本算出来吓唬大家说，这个事情不好干的，要放50年以后干的，这是错误的。全世界城市化过程农民工都会有这个成本，但是大家都推进了，谁也没有把这个当成本，因为农民工本身是贡献人口红利的，他几十年在城里工作的效益绝对能把这个成本消化掉，而且这个成本只是他贡献的几分之一。 　　我们也做了分析，大体上一个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三分之一多一点，40%不到是由招聘他工作的企业支出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政府、市政建设所要开支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自己社会性的一个成本，自己承担的。 　　第二个是这个成本不是一年里支出的，是农民工15年、20年、20多年的过程中支出的。比如说养老保险、企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支出和城市居民养老保险支出要增加8%，那这8%不是一年来交几万块钱，而是由十几年、二十年的过程中慢慢支付积累的，所以整个这个成本是可以消化的、可以解决的，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政府的成本既使你不给他户籍，几百万人在城里工作，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该增加的也增加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以后，我们听起来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儿，实际上是一个可以风平浪静进行的。 　　我们最近几年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我们就把过去10多年形成的，在重庆城里打工的400多万人里面，凡是5年以上的，自己又愿意在城里居住下来的，就由他们自己申请来转户，几年下来转了360万，这360万里边270万是打工的农民工，还有那么八九十万是这个农民工把他的老爸老妈或者小孩儿从农村里，原来作为留守儿童、留守的老人带到了城里，这是一个人情、人性、社会和谐的一种措施。 　　那么总的我们认为这360万，270多万是工人，有八九十万是家属，这个结构是合理的。第二个是它的配置，40%在重庆主城，就是在700万人口的这个大城市里，有30%是在区、县的县城，还有30%是在小城镇，总的是以工业、工作为载体进城的。资金各个方面社会也没感觉有什么负担，企业也都能接受，而农民工安居乐业形成了重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杀手锏。就是我们重庆最近几年任何工业园区的作息时间12个月都上班，这些农民工成了城市工人阶级，跟我们一样小年夜前一天休假，年初六上班，所以说每到春节的时候，重庆的工业园区变成招商引资的好时机，沿海的老板就把订单自然而然转到了重庆。这些企业每到年底向重庆资产的转移、企业投入总是能增长20%、30%，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城市化过程中千万不要忽略农民工进城。 　　同时也有几个悖论要避免，不要把农民工进城偷换成概念农民进城，重庆也好、整个国家也好，不能搞农民进城运动，若把没有工作的农民去拔苗助长变成市民，然后说要培训，要给他就业，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过程，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我们讲的是让农民工进城，打工工作了5年、10年、20年还不让他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大家有时候又有一种悖论，说现在的人不想进城了，城里的人很想进农村，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城市的高级白领、老板，到农村再务农，这是偷换概念，两回事儿，一个是讲着几亿农民工的事儿，像重庆来说是几百万农民工的事儿，一个是可能有10万城里人到农村去发展，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事、因人而异的事儿。我们现在在说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事儿，就是总地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把它给好好地解决，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规模效应，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全世界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这100年没有哪个国家说城市化发展、工业化发展耕地在减少，就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这30年耕地不断减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居住状态来说有一个基本现象，就是城市的一个人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农村的人均建设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全世界都如此。 　　那么当农村的人有1亿人进了城，在城里安居了以后、落户了以后，城市刚性地要增加100亿平方米，也就是1万平方公里的建设性用地，那么他在农村的地自然就退出了，退出就会复垦为耕地，那么这个时候会退出2.5万平方公里，所以说在这么一个自然过程中，全世界的宏观潮流用10年、100年看都是耕地增加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出现我们城市用地这么紧张的。我们城市用地紧张是不是因为城市浪费呢？也没有，反正人均100平方米是一个基本规则，全国任何城市发展，建设部、规划部门、土地部门都是按人均100来供地的，也不存在浪费。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紧张呢？就因为我们2亿多农民进城了，城市化率增加到50%几了，农村这些农民建设性用地基本没有减少，两头占地，他就变成了250+100，变成350，这是中国土地紧张的根本体制性的问题。 　　我们每年城市发展、工业化发展，每年建设部和国土部审批的土地是800多万亩土地的指标，耕地变城市建设用地，这是硬性要增的，那10年就八九千万亩，再加上各地总有一些违规的，没有经过报批就使用的地，所以10年去掉1亿亩，那一定是刚性的。但是农村里面又没有把农村建设性用地减少1亿亩，所以就自然每隔几年少掉它1亿亩，从20多亿亩现在到18亿亩。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说进城的农民，刚性地说你的土地、你的宅基地我拿回来要复垦为耕地，你把他当私人产权，他自然而然就会处置，你如果要剥夺他的话，他会抵抗，这也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现实。 　　那么怎么化解这个问题？在宪法意义、法制意义上用一个技巧把它化解了，重庆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探索，我们搞了一个地票交易所，重庆现在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地票交易所，就是说当进城的农民在城里落户以后，如果他觉得5年、10年以后，他这个宅基地实在没有用处，他可以交给政府复垦为耕地，复垦为耕地以后一亩耕地他可能拿到地票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征农民的地要指标，他买了你这个地票指标，比如说买了1000亩，他拿下来搞房地产去了，他一亩地票如果是20万，这20万地票的价格，除掉复垦成本就给农民，这农民宅基地如果有1亩，他就得到接近20万，对农民来说就会增加一笔收入。这样的一种地票交易，对大城市的郊区没有意义，因为他的级差地租明显地摆在那里，征地动迁的过程就会把这个价值体现，所以近距离的地票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在一个城市1000公里外的山沟里，那一亩宅基地上面的所有的房子可能只能卖2万、3万元，不值钱，但是他把这个房子拆了以后复垦为耕地，级差地租的效应使得城市房产商愿意出20万一亩，因为在城市1000里外复垦为耕地，种庄稼效果是一样的，但是房产商拿了你的指标征的是大城市旁边的农村居民用地，这个时候就有级差地租效应，所以这件事对于远距离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工业化推动农业化，这个过程资金流起个平衡作用。我们这件事儿推动了以后，这几年每年有几万亩宅基地变成耕地以后，得到了地票，那么几万亩就可以有七八十亿资金进农村，就是房产商的钱直接到了农民手里，几年下来我们已经有十多万亩耕地，有200多亿近300亿的资金进了农村，农村就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财产性收入，一举而三得，于是对农民进城的来说，他闲置的、没意义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他得到了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可以作为他进城的资金。第二个是对农村来说，城市来说，宏观上城乡统筹耕地得到了保护，我敢说这个话，10年以后重庆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城市的3400万亩耕地一定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我们有地票制度。第三个概念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加快了，因为我们国家一年批800万亩耕地指标给各个省，重庆一年假如说能批到15万亩、20万亩，那么我的地票相当于市场配置的指标，不要国家批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多了3万亩、5万亩的地票指标，我就等于计划指标20万，多了5万亩市场指标，重庆一年可以征25万亩地，这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发展速度会相应地加快。 　　讲这个意思就是地票制度目前在重庆探索，国务院批准已经搞了4年了，还是非常合理的，我是认为这项制度对整个国家有意义，宏观长远的城乡建设性用地综合平衡，最后城市供地能保障，房地产价格也不会因土地太少而变得畸形高涨，另一方面农村的耕地又能得到保护。 　　第三件事儿我简单讲就是金融没有下农村，重庆也好、全国也好，农村的金融比重很低，我们国家60多万亿贷款余额，农民、农户的贷款只有2000多亿，那么重庆也一样，我们1.6万亿的重庆市的贷款，农户贷款几年前才只有30多亿，农民得不到贷款，银行不借钱给农民，大家有时候把它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是银行太大了弯不下身来，所以要搞一些小银行，小银行就能为农户服务，其实不一定对。 　　我们国家以前有那么多的农信社，那都是小金融机构，几乎也没有对农民搞什么贷款，有时候把它当做一个方向、政策、态度的问题，有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信用技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关键是信用。金融融通本身就是信用、信用、信用，那信用的本质就是财产的担保，你说人头担保，人和人的信任感担保都可以，但是这是小范围的、小比例的、小概率事件，你要1万亿、2万亿的数量，总是和财产有关。我们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可抵押的财产，农民家庭的3块地，不管是宅基地、农业用地、森林用地都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的我们的承包法里有一个规定，它的又一个规定就是集体所有的地，农户不得用于金融质押，法律有这个规定他就无法操作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认为承包法30年前搞的，不一定适应现在的金融，也不一定想到现在的农民工进城，所以有关他的户籍和集体所有制关系，说金融质押、财产担保和这个集体户口的关系，集体所有权的关系，可能以后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改革要探索的地方。 　　那么为了解决好这件事儿，我们的确也动了个脑筋，就是让重庆的宅基地、农业用地、森林用地，三块儿地确权，我们给了一个股权明晰，就是说集体所有权是一个财产权占20%，农民的劳动使用权、承包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那么财产权就要在财产里确定为80%，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确定以后，我们重庆政府、重庆的人大各方面讨论，然后报中央有关方面作为实验探索嘛，就确定了这么一个定义，有了这个定义以后，就可以把我的80%部分可以质押，这就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改变了一个游戏规则。第二个就是当农民能够把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自己使用权的部分，也就是相当于这块儿地80%的部分质押的时候，万一坏账了是怎么坏？我们又有了一个三个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农民既然担保质押了，真坏账你还是要赔钱，但是也不要你全赔，至少赔三分之一到40%，然后我们政府成立一个担保公司，我们这几年成立了一个重庆兴农担保公司，这担保公司是市政府拿30亿，然后我们每个区县各出1亿，30个县成立30个子公司，是总的60亿的资本的担保公司，按担保法可以担保800多亿的贷款，这样他就为农户只要借钱质押了，他就起担保作用。万一坏账农户自己质押物赔三分之一，担保公司也帮助赔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商业银行自己的坏账拨备准备金自己覆盖。 　　那么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合情合理也合规，也得到金融系统的支持，三年时间我们的农户贷款从30多亿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亿，我自己认为再过3年，可能七八百亿、一千亿也会来的。有了这个以后就使农民增加了金融资产，农业生产力就会更快发展，同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增加，我们原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每年农村GDP只占3%，农民收入的3%是财产收入，大部分是劳动收入或者说政府的转移财政补助的收入，现在已经增加到了5%，我是认为合理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在每年10%左右，这就比较合理了。 　　总之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把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儿做好，减少了农民，增加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力、推动城市化，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城乡建设性用地一增一减平衡有余，那么城市房地产也会更健康，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再把农村金融搞好，这里面都要改革，都要对法规进行调整，所以通过这些改革产生改革的红利，将是我们近10年、20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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