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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5 05:53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诋毁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联合而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 10 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聚集了大批的学者，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精华，培养了大量人才。 《百度百科》介绍， 1937 年 7 月 11 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 112 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满江红》 ( 词：罗庸、冯友兰，张清常曲 )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007 年 11 月 6 日 ，《新京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 1937 年 11 月 1 日 上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而后九年，在炮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依旧笳吹弦诵。谈及“大学叙事”，我既重“史料”，也好“文章”。就说西南联大吧，前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等。 后者则不妨举出三位著名小说家。吴讷孙（笔名“鹿桥”， 1919 － 2002 ），汪曾祺（ 1920 － 1997 ），冯钟璞（ 1928 －），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8 年 9 月 1 日 ，《学习时报》（沈克琦） 《谈谈西南联大》：自 1937 年 11 月 1 日 至 1946 年 5 月 4 日 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8000 余人，毕业 3807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3732 人，研究生毕业 75 人。 2009 年 4 月 27 日 ，《新世纪周刊》（记者 / 张雄）《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我的西南联大》是个现实主义话剧。编剧刘进元说，我认为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的一所大学，就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站住了。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 1100 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 1943 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已经 88 岁高龄的沈克琦说：“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情结，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 2010 年 10 月 1 日 ，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巨流河》 ( 齐邦媛 著 ISBN 978-7-108-03473-1) 讲到了西南联大。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精髓绝不是 “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16 个字所能概括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知是否读过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文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由头，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鼓吹“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无知就是无良。 举证如下： 2008 年 2 月 23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如何把大学办在县里 》：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 应允许县自办大学 , 中国有 2200 多个县 , 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这一言论随即遭来不少质疑。针对质疑，信力建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于县办大学是否有现实可行性以及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这与论者对“大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信力建先生的言论中，这些“大学”多指职业教育性质的社区学院，与担负精英教育的大学是两回事。让每个县都办一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而要让每一个县都办起一所北大、清华分校之类的大学，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未来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学办在县里”。分析我国目前的 985 高校和 211 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所是在小县城，更不可能是乡镇———当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办学地点可能在大城市的郊区县，但严格说来，这与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乡镇还有很大差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不少大学拓展校园、征地盖房，大学逐渐从大城市的市中心移向城市市郊。这种办学地点的变动，是大学出于不得已的选择———市区地皮贵，无法获得更多的征地，只能向郊区发展。可就是这种离开市区三五十公里办学的变化，对大学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学生来说，城郊的大学，没有人气，没有文化，老师上完课之后就坐班车回城；对于老师来说，去城郊大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很难住下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城郊办学不但增加了办学成本，要派班车运送老师，还有诸多对外交流合作上的不便。我国大学城郊办学的这种尴尬，正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办学的“套路”，即历来注重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作为大学的办学地，以便大学获得各种办学资源。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诞生于天津和上海；抗战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在经济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小地方办学，抗战一胜利，这些学校纷纷回到原来办学的地点复校。近年来，国内高校因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办学实力出现明显变化，中西部一些高校的好教师纷纷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以至这样一些高校的发展出现困境。对比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我国大学这种办学地点的选择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于社会，资金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大学必须依傍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获取渠道，换句话说，大城市的财政才能支撑办大学。而在国外，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繁华地区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普遍不甘于寂寞，学者教授也不希望一直呆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更希望介入社会、广泛社交、通向主流。当年的 西南联大 ，被认为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顶峰，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在田埂上漫步，思考学术问题，纵谈天下大事，是最常见的景象。这表明，办好一所大学，其实与资源、地点没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倒是反过来证明，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而从客观上说，小城镇上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 2009 年 7 月 15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 》：据媒体报道，从今年起，曾经合组 西南联合大学 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这三所名列“ 985 ”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 70 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大学，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 西南联大 ”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他们真能从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寻找到今日办学的“灵感”么？真能通过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就能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么？有几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相关的“灵感”，今天的大学可能无法找到，也不想找到——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能说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真正实践起来，却难以达到梅先生等先贤们的境界。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而我们所能见的现实是，秘书给领导拿着包、撑着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 985 ”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并在各种论坛高谈阔论，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被行政管理全面包围并蚕食。不谈其他，仅作以下对比。西南联大期间，实行的是校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北京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 13 名党委常委； 1 名校长， 3 名常务副校长， 4 名副校长，有管理机构 19 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有几名副职。清华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 11 个；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7 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 26 个。南开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3 名党委副书记；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6 名副校长（ 1 个党政兼职）。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根本没有多少发言权。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因而，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由此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哪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笔者则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 PPT 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讲了。去年 2 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 西南联大 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有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去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就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知道分子之熊丙奇专栏）《 熊丙奇：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 10 月 6 日 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 1939 年出生于河南宝丰， 1951 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 1933 年出生于上海， 1944 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199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 197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1986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 西南联大 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 、王选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 ) 、李振声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 2907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3.3% ，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 西南联大 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新部长上任 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 西南联大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 西南联大 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 GDP 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建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么 》：新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了怎样的规划，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0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内地 9 所顶尖大学的校长齐聚一堂，结合各校在自身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和思考，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展开探讨。 ( 10 月 11 日 中新社 ) 什么是“一流大学”？什么是“中国模式？”看完报道，我所能找到的一点头绪是——倡导 西南联大 的文化精神。 西南联大 ，这是被公认的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下奇迹的一流大学，然而，其文化精神，却不在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其采取的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的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的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时，得到的几条，恰是当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普遍办学方法：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及学生自治 。可以说，想绕过这几条探索所谓的中国模式，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相当小。从发达国家建设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教育的市场机制竞争出来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当下的中国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探索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要再寻觅“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称现代大学制度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 。在研讨会上，有校长说中国大学处于“后发劣势”，此言差矣，对于中国大学来说，眼前摆着那么多活生生的一流大学例子，又获得国家不菲的资金，实可以少走弯路，缩短探索的过程，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不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在短短 10 多年时间中，步入一流行列？如果说处于“后发劣势”，那实在是中国大学自找的，放着可以通向一流大学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 年 5 月 28 日 ，腾讯网“ 熊丙奇的博客”《教育改革“国情论 ”》：“不要拿美国的哈佛、 MIT 说事，也不要总是拿美国教育说事，哈佛、 MIT 是顶尖学校，我们有差别是很正常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人均 GDP 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可比性。”针对我写的美国大学文章，有多位教育部门官员和学校领导这样提醒我。 这种观点，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近年来每年要听到多次。简而言之，就是教育改革“国情论”，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要结合具体国情，不要逾越国情，做不切实的幻想。我不认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借鉴，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的学习，有“国情”一说。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也有差异，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是，对于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运作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不存在在我国难以借鉴，水土不服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大学获得多少国家资金，校舍条件是否优越，没有关系。以 西南联大 为例，这所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可是却建立起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现代学校制度，也由此成就了这所大学的办学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办学条件无关。其实，相比 西南联大 时期的艰苦办学条件，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可谓奢华。就是拿美国大学的硬件条件与我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也已经超越。——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中国参观之后，都对国内大学的办学条件十分羡慕——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借鉴国外大学的制度，所能表明的，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自身的利益。“国情论”的持有者还把改革难以推进的责任，推给社会诚信以及中国当前的官本位。社会诚信是我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大学自主招生，可能会因诚信问题带来不公平，可是，眼下的集中录取制度不是也有权势交易问题吗？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的自主招生，打破的不仅是集中录取，更在于逐渐消除权势交易的土壤。这一招生模式的本质是实现教招考的分离，将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教育权、考试评价权、招生权分别赋予中学、社会机构和大学。当权力分离，彼此制衡，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还是更小呢？另外，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社会诚信是会进一步下降，还是会逐步恢复呢？很多教育官员担心学校管理一放就乱，而发达国家早已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治理机制，既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又实现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这种治理机制在其他国家的大学运行得很好，只是在这种治理机制中，政府部门将失去委派干部的权力，也难再对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指手画脚。我国大学一直不实行这种管理机制，政府官员是担心学校乱，还是担心失去手中的权力呢？官本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教育系统的人普遍认为其他行业机构都有行政化问题，干嘛要大学去行政化？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去行政化吗？如果所有行业都这样想，那么，官本位的风气只会加重，而无法改变。大学为何要去行政化，而且应该先于其他行业去行政化，这是由大学使命决定的。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与教育与学术的本质严重冲突，因此，大学如若不去行政化，很难成就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如果大学甘愿堕落，那么，这个社会还需要这样的大学吗 ?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持有教育“国情论”观念的官员和学校领导，往往表现很不一致，每年，各级教育部门都要举行各种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很多学校都派干部去、国外大学考察。——既然都已经定调“国情论”了，那还召开这种论坛，搞这些出访干什么？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之后，加深对“国情论”的认识吗？另外，经常听到官员和大学领导们所说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世界第一，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也进入强国行列。所以，能够解释这种“国情论”的，就是“利益论”了，一切以自身的利益出发，于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改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012 年 8 月 29 日 ，《新闻晚报》（熊丙奇）《 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 西南联大 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熊丙奇：“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要有教育理想。请看国外办在小镇的名校 , 请看当年中国的 西南联大 “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 , 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 : 一是一流城市 , 需要建设一流大学 , 如果没有一流大学 , 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 , 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 , 离开了一流城市 , 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 , 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 , 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 同时也可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活力；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 , 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 , 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可是 , 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 , 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 , 城市在建设大学时 , 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 , 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 ,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 , 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 , 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的思路 , 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 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 另一方面 , 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 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 , 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 , 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 , 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 , 其一 , 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 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 , 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 , 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 , 进而很难办出特色 , 也难以成为一流。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 10 年间 , 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 , 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 , 在这一过程中 , 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 , 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 , 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 50%, 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 , 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 , 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 , 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 , 可是 , 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 , 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 , 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 , 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 , 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另外 , 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 , 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 , 社会募捐极少 , 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 , 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 , 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 , 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 , 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 , 吸引不了生源 , 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 , 加之地方小 , 学生实习机会少 , 所以 , 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 , 很是不同。在美国 , 有不少一流大学 , 并不在大城市 , 而就在小镇上。比如 , 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 , 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 , 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 , 也能办出一流 ,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 , 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 ( 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 。其次 , 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 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 , 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 , 没有动手能力 , 可实际情况却相反 , 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 , 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 , 比如上一门课 , 要阅读近 10 本书 , 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 , 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 , 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 , 学生才会逃离课堂 , 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 , 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 , 还关在那里出不去 , 恐怕要憋出毛病。所以 , 应该摆脱功利思维 , 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 , 有办学自主权 , 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 西南联大 办在云南 , 固有历史原因 , 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 , 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 , 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 , 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 , 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 , 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兜售“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陈词滥调。偷换“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学校制度特征。包藏祸心。 2015 年 2 月 13 日 ，新浪网“历史那些事”《民国大学生失业调查： 13% 的人毕业即失业》：上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吊诡的是，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截至 1936 年 6 月，全国 108 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 80 多所。依据已报结果，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 13 人。按此比例计算，每年有 1000 多名大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截至 1937 年 8 月 5 日 ，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 1467 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就充分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承诺，便成为了无法实现的空言。 2015 年 2 月 17 日 ，《环球时报》《 社评：走出西方和民国情结看北大 》：原浙大校长林建华 2 月 15 日 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已是北大 2008 年至今迎来的第 4 位校长。用林建华就职演说的话说，北京大学从来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人们心中的图腾。中国全社会对北大寄予极高期望，它们既包括现实要求，也有大量理想主义的寄托。北大不易，做北大校长是份极具挑战的工作。近年来互联网舆论对北大的负面议论不绝于耳。看北大以及看今天中国的大学，一些人有很重的两个情结，一个是西方情结，一个是民国情结。中国学生大量赴西方留学支持了前一个情结，后一个情结则像是纯粹的价值评价，是表达不满的借题发挥。中国一流大学综合水平仍低于西方顶级名校，这应是一个事实。西方发达社会的科技水平仍高于中国，那里的人文学科积累了现代社会的更多经验，大学的历史也更悠久，因而西方一流大学必有值得中国大学参照学习之所长。中国大学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围绕大学的民国情结则有些半真半假。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和在校生人数都很少， 1936 年全中国大学的在校生总数只有 41922 人，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不可比的，用赞民国的大学来否定今天的大学，有点像吵架中的市井之徒只顾宣泄情绪，不顾事实。 社会需要跳出西方和民国情结，今天的北大及所有中国大学，也需要在西方和民国这两个坐标系之外，找准自己的时空位置，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不要陷入身份迷失或时空错位。在坚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上，大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标杆。大学师生特别是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时代使命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当下中国大学首先要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要培养爱国的一流人才，要提供可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以及先进积极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一味标榜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传播、生产怨气甚至戾气。从知识界出口的意见已经很多了，但建设性的有质量的建议太少了。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大学教育改革与知识体系的重构是关键。中国大学可以说清楚西方理论，却讲不清中国是怎么崛起的，讲不清中国应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中国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从西方经验中已找不到答案，中国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当年中国民穷国弱，四处受辱，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共产党随之诞生，新中国亦由此建立。如今中国俨然世界大国，方向已定，复兴在望，不少大学校园却盛行强调“小我”的阴柔之风，报效祖国的阳刚之气不振。这令人遗憾。大学汇聚的都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有学识有见地，但往往比较自负。如果没有一个大目标将大家拢在一起，一群知识精英在一起，相互拆台多，形成合力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学校长的工作怎么做，要看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天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北大？这是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先请不要再拿哈佛和北大比，拿蔡元培和林建华比。 我想说，请不要拿昔日的西南联大比今日的北京大学。原因是，政权更迭了。所有制改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发展了。“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并非仙丹妙药。 “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才是正本清源。 1954 年夏，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以上内容约 1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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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13-11-4 17:06
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能掉以轻心，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等因素正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 　　 风险总体可控 　　债务规模占GDP比重仍在安全线以下，不必“谈债色变” 　　“衡量债务风险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没有哪个单一标准是十分有效的，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比照欧盟签订《欧洲联盟条约》时划出的警戒线，即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60%。”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盟这一警戒线已经失守，法国德国也没能固守住60%，意大利多年负债率在100%左右，出问题的希腊在125%以上。 　　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约为8.2万亿元，假定地方债务余额以20万亿元计，总体债务在28万亿元左右。以2012年52万亿元的GDP规模计算，债务占比为54%。如果按照动态的2013年GDP增长7.5%后56万亿元的规模计算，债务占比则是50%。因此，即使取目前媒体上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下，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国情况各不相同，60%并不是一条“标准线”，超过60%也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就会必然爆发。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9月的统计数字，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其GDP的73%，而这已经是削减债务后的结果，高峰时期一度超过100%。日本财务省今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按债务占GDP的比重看，日本已经达到247%，居世界首位。但日本和美国主权信用状况依然良好，尚没有发生ZF债务危机的迹象。 　　“有债务不一定就意味着风险，低债务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绝对安全，ZF借钱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行情况，关键在于防范风险的制度建设要跟上。”贾康指出，欧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谈债色变”，但事实上，ZF性债务相对于一般的企业债、金融债等还是要更安稳一些。 　　 ZF“家底”较厚 　　地方ZF、银行、中央ZF三道防线，可控制局部性偿债风险的蔓延 　　也许还有人会问，虽然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但是否有可能爆发局部的债务危机呢？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确实有一些地方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财政部湖北专员办日前对武汉市地方债情况的调研显示，2011年末，武汉市地方ZF性债务余额1964.47亿元，相比较武汉本级ZF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债务率达185.64%，每天需要还债1亿元。根据审计署今年6月发布的审计结果，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ZF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者达188.95%。 　　然而，对局部性债务问题，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还要仔细掂量一下ZF的“家底”有多厚。 　　众所周知，税收收入并非我国地方ZF的唯一财政收入来源，至少有两种收入至关重要：地方国有企业的收益和分红，以及从土地出让中获取的收益。 　　以武汉市为例，事业单位和经营性单位，如燃气、自来水、公路收费、ZF招待所等，构成地方ZF收入的持续稳定来源。通过发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加大投入，也带来了土地收入方面的“投资回报”。数据显示，2008年—2011年间，武汉本级ZF综合财力年均增长速度为42.69%，高出ZF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年均24.29%的增速18个百分点。 　　放眼全国，根据东方证券对地方债问题的研究数据，2012年，地方ZF资产规模为31.7万亿元，其中，地方ZF拥有的非金融国有资产13.3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1.4万亿元、土地储备6万亿元、地方财政存款1万亿元。单纯从地方ZF的资产负债率来看，31.7万亿元的资产对比20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也是相对安全的。 　　而中央ZF的情况更为乐观，2012年，中央ZF资产规模为27.2万亿元，2008年以来，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年均4—5个百分点，2012年净资产达到16.1万亿元。 　　“我们的国家不是联邦制的，关键时刻，中央ZF对消解地方局部风险不会置之不理。”贾康分析，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即某个地方出现了局部性偿债危机，至少有几道防线可以阻挡这种结果蔓延： 　　首先是地方ZF维护当地金融与社会稳定的愿望和能力。事实上，地方官员偿债维护金融稳定和借债发展经济的动力一样强烈，因为任何债务危机的发生都会影响地方ZF形象和政绩，一旦出现风险，地方ZF会努力腾挪资金，即使“拆东墙补西墙”和变现一些资产，也会想办法解决。 　　其次是银行的不良贷款消化能力和风险准备金。目前各地的ZF性债务中，银行贷款是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都有较完善的金融监管和拨备制度，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强，通过全国性的风险准备金调配，足以应对某个地方的暂时性债务危机。 　　最后是中央ZF强大的调控能力。即使中央ZF不直接出手替地方还贷，还可以采取债务重组、债务延期、投入支持资金、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等应急手段帮助地方ZF与相关银行，这些手段在以前处置重大金融事件过程中有使用的先例。 　　 不可掉以轻心 　　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渠道收紧、不透明威胁地方债安全，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 　　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决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认为，很多地方ZF的偿债资金主要通过基金收益、土地收益等预算外收益偿付，房地产价格能否持续上涨需要打个问号。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行，就将影响地方ZF土地出让收益，偿债能力会大大下降。 　　此外，地方ZF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的持续收紧，也将影响地方ZF持续借债和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目前地方ZF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新增融资需求又很多，地方融资平台渠道被收紧后，地方ZF不可避免地会寻找其他融资渠道，这就有可能滋生其他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 　　专家普遍认为，防止隐性债务的风险，亟须建立切实可行的地方债管理制度，实现真正的“阳光融资”。 　　“规范地方ZF性债务，关键在标本兼治中把握‘治本为上’的制度建设，让地方ZF所有的债务都放在阳光下，改变地方ZF隐性举债的行为。”贾康认为，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不透明，只要能够规范地方ZF融资行为，建立起严格的债务审查、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不让地方ZF债务出现无序蔓延和暗中积累，整体风险就不会太大。 　　目前，审计署已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考虑开展地方公债制度建设，并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以后还可以考虑由地方根据项目情况发行与之对应的市政债。 　　“其实，市场经济本身也给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很多融资手段，只要ZF敢于放手让各种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完全可以为公共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赵锡军指出，国家一直强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建设领域，如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的企业建设经营、收回成本和收益后再转给ZF的BOT、BT模式，还有采取公共私营合作的PPP模式，都是比较好的融资方式。 　　从长期看，解决地方ZF债务规模增长过快的根本还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财政分配体制基础上，建立严格的地方财政预算监管体制。 　　“当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解决1994年分税制改革遗留的后续深化改革问题。”贾康认为，在实施了“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应该逐步推进完善资源税、财产税等地方税种，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深化改革中贯彻落实，加上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可以缓解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方面的问题，寻求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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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h728 2013-9-25 07:29
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为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得更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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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彼得原理的14种员工激励方法
lovegirlno1 2013-4-24 14:28
根据已经形成的人类激励的三大基本理论：需要理论，刺激理论和期望理论，但他们之间虽然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科学的激励可以极大的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根据这三大激励理论所形成的激励方法，最终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 人的动机和行为取决于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因此研究激励方法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在这两种因素之中，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激励的方法很多，比如：设置目标，引导行为 ; 鼓励参与，促进行为 ; 培训提升，促进发展 ; 树立楷模，提供典型 ; 物质奖励，荣誉表彰 ; 等等，著名学者劳伦斯·彼德在《彼得原理》一书中总结的 14 种激励方法 ： 1. 薪资法 只要表现优异就能获得薪资。 彼德认为，如果要视薪资为有效的诱因，那么必须具备某些先决条件。薪资非常重要，而且人人皆可取得。然而无论薪资多么重要，除非它与工作表现发生直接关联，否则薪资绝非刺激工作的最佳诱因。 2. 升迁法 当升迁人选足以胜任新职时，他才会将升迁视为一种报酬。 在一个聘请了各类专家的组织中，最好针对不同的人才建立不同的升迁管理制度。如此一来，各专业领域便有其特殊的升迁方式，而且也不至于会有为奖励杰出的研究员或技术专家，而将他们升为无法适任的管理级人员的情形发生。传统的升迁制度缺乏一个有效报酬制度应有的弹性。在一个健全而有效率的奖励制度中，报酬应该是可望亦可及的，它必须与优异的表现伴随而生，并且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兑现，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组织却少之又少。 3. 地位法 有系统地提高优秀员工所在职务的地位，以资鼓励。 使各层级员工的工作环境能够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地位”，但这种方法应该完全与企业的特色相协调。 4. 效率法 鼓励员工相信，效率为报酬的依据。 如果想以报酬作为激励员工工作能力的诱因，其先决条件是员工视工作效率为报酬的依据。一名经理无从得知报酬对员工到底重不重要，但是只要他按照公司既定的报酬政策，奖励表现杰出的员工，就一定能在以效率为报酬依据的基础上，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 5. 建议法 依表现优劣，赏罚分明。 如果报酬与表现休戚相关，那么报酬就应该明显得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与无之间的差异。此一概念不仅适用于薪资制度，也适用于其它奖励制度。 为表现不好的员工加薪 5% ，为表现杰出的员工加薪 10% ，是一项不明智之举。对于这种奖赏制度，各家看法殊异。然而事实一再证明，这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员工的工作动机，也无法强化员工的贡献。 6. 利润法 让所有员工共同分享利润，使公司成为全体合作的企业，使每一个员工都有机会成为企业的“主人”。 7. 保护法 福利应该能为员工提供实质的安全感及有意义的享受。 借着额外的福利，提供员工安全感与享受，以强化员工的工作能力，将福利作为员工表现优异时的报酬，不但是效果良好的诱因，而且也能强化整个体系内各个阶层的工作。 8. 美食铺 让每名员工有权选择他想得到的报酬。 “彼得美食铺”，或称为“自助餐式报酬” (CafeteriaMethodofCompensation) 、“超级市场观” (SupermarketConcept) ，它是通过员工自己的选择，达到报酬个人化的理想。员工可以在个人事业的不同阶段，选择最能符合自己需求的报酬方式，而为了获得报酬，他愿意尽最大努力，以充分发挥个人的工作潜能。 9. 目标法 若想鼓励及强化员工表现，就明确地告诉他们工作目标为何，并提供足以回报他们贡献的回馈。 明确的工作目标不但清楚地传达员工的工作职责，并且也是评估其工作表现的客观标准。 10. 参与法 奖励团体表现。 对许多人而言，最强烈的工作动机来自工作自身的挑战性、成就一番事业的愿望，以及接近心目中仰慕人物的机会。 有时候，不能拿着一名员工的表现来决定报酬的高低，而必须以团体表现作为报酬的依据。那么，团体报酬计划可以提升员工的合作精神。 11. 授权法 为有能者提供发挥创意的机会。 许多能力很强的人之所以会遭遇强烈的挫折感，皆肇因于无法忍受规定和官僚制定的种种束博。如果公司授权有才干的员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工作，或管理他所负责的部门，那么就可以化挫折感为满足感了。这种管理风格着重于实际的目标，而非僵化的过程。当主管尊重有能者，并将这分尊重转换为让员工有尽情发挥个人创意的自由时，工作成效必定直线上升。这样一来，员工不仅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也能使他们觉得自己受到重视与尊重。 12. 赞美法 传达你对员工杰出表现的赞赏。 赞美与认可的来源，关系着我们对赞美与认可的评价。当一个你不信任的人赞美你时，你很可能会怀疑他是否另有企图。领导必须用真诚而善意的赞美来与员工沟通，在共同的目标下形成团体合作。 13. 声望法 和各阶层的优秀员工沟通。 在传统层级体制的组织下，沟通常是由高权重者向下传递。员工的能力不论优劣，一律只准和自己的直属上司沟通。 跳脱传统的管理方法，每个层级将能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而且也能使员工在他们胜任愉快的职位上获得更多报酬。在循环式的层级体系中，因表现优异而升到其所属层级的最高职位者，可与组织的更高层做较密切的沟通。这个制度可以激励各层级能力最强的成员，并使其愿意留在原职，继续发挥其才能。如果他被调升到另一个较高的层级，不但从鸡首变成了牛尾，地位一落千丈，也可能因此永远无法跻身该层级的顶尖位置。 在循环式的层级体系中，高级主管会和每一层级内最优秀的员工直接沟通，这不但能提升每个层级的声望，也能为高层决策人士提供来自所有层级最直接、最有效、也最实际的建言。 14. 趋近法 通过强化的手段，不断使一个人趋近理想的目标，可以改造一个人的行为。 因为行为是由结果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有系统地改善行为。受到鼓励之后出现的行为，通常会在未来重现。由于人类大部分的行为在重复时不可能分毫不差，一模一样，所以可以事先设定预期目标，并按照目标来塑造行为。一方面要形成共同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对个人的创新行为予以合理的评价甚至鼓励，特别要强化合乎预期目标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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