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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利用《新闻晨报》发表文章节外生枝
大庆商江 2015-3-21 06:03
“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利用《新闻晨报》发表文章节外生枝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 《新闻晨报》发表文章别有用心。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20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相信招生潜规则，不如相信自家孩子》：据《法制晚报》报道，北大附中音乐老师和乐团指挥罗某，为 3 名学生考取艺术特长生提供帮忙，最终一人考取清华大学，一人考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人考取北大附中，罗某先后拿了家长 28 万元感谢费。案发时，罗某有 100 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对于这起案件，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高校招生腐败、潜规则——某个人可以通过运作考生上大学，收取这么多好处。其实，这一案件更揭示出另一方面问题，即有人利用家长对潜规则的迷信，向家长收取好处承诺去“打点”，可有的学生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考进大学，高校的招生负责人也没有接受“打点”。这种行为实质是招生欺诈，对误导家长、败坏高校招生公信力有更大的杀伤力。这一案件中的“运作上清华”，就属于这种情况。据报道，罗某告知家长需要 10 万元“走关系”，而实际上清华的招生负责人根本就没有收钱，就连请吃饭也拒绝，只收下了两本乐谱——这属于正常的人情往来。而家长事后发现，孩子当时文化课不够录取线，加上特长加分就够了，也根本不需要走关系。在我国当前的招生中，有一类招生诈骗，就是利用与高校的关系，或者假借与高校熟识，可以搞定高校的内部招生名额、自主招生、录取专业等，向家长收取费用去“跑关系”，但这笔钱往往就进入这些人的腰包，根本没有去“跑关系”，事实上也无关系可跑。学生若正常录取，家长还以为托关系起了作用，因此觉得送钱很值；学生没被录取，这些人有的会把钱退回，家长会觉得很“义气”，也有的不会退钱，但家长考虑到孩子的前程，不会把事情闹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有家长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关系，也“搞不定”大学时，才举报，这类诈骗才被曝光。这类事情会发生，是因为不少人相信大学有潜规则，当有人宣称自己可以“搞定”时，有些家长是会失去判断力的。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成绩好，如果不托关系也不会被录取，即使录取了，也会进入不理想的专业；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就是没有过线，也可以被运作进大学。不能说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但是，在高考招生政策越来越严格的今天，这是相当难“运作”的。当然，并不能否认，在当前的高校招生中，确有个别人违规操作。而且，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请托风，对高校也是一种侵染。但需要所有学生、家长知道的是，“请托风”与“请托才能办成事”是两码事。要消除社会对高校潜规则的认识，还需努力推进高校信息公开，要求高校公开所有不涉及学生隐私的信息，尤其是特殊类型考生信息，要将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等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与此同时，必须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只有行政、利益因素不能干扰招生，才能彻底净化高校招生环境，消除潜规则产生的土壤。（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 利用《新闻晨报》发表文章节外生枝。题目是 《相信招生潜规则，不如相信自家孩子》，结尾应当扣题。《相信招生潜规则，不如相信自家孩子》。 但是，熊丙奇意犹未尽，画蛇添足，唐突提出“努力推进高校信息公开”。节外生枝“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是写文章的大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披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以后智商下降的幅度之大，令人瞠目。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 邮编： 100816 传真： 86-10-66097042 电话： 86-10-66097042 或 66020615 信箱： ncedr@moe.edu.cn 官网备案 / 许可证编号：京 ICP 备 12004038 号 http://www.ncedr.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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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上海市民熊丙奇在《新闻晨报》上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的外衣
大庆商江 2015-3-4 05:00
上海市民熊丙奇在《新闻晨报》上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的外衣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1 年 11 月 14 日 ，新华微博 源自 : 《红旗文稿》 （闫玉清）《中国出版“走出去”如何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十年前，随着中国加入 WTO ，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积极应对，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目前，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数量已经从 2004 年的 1314 项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5691 项；版权输出、引进比由 2002 年的 1 ∶ 15 提高到了目前的 1 ∶ 3 。已实施 5 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迄今为止共与 54 个国家、 322 家出版机构签订了 455 项资助协议，资助出版 1558 种图书，涉及 33 种文字版本，累计资助协议金额达 8100 多万元，成员单位也从最初的 20 家增加到 33 家。数字版权出口大幅增长， 2010 年仅电子游戏就创造了 2.3 亿美元的出口额，对外印刷加工达 510 亿元，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超过 300 家。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发展态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免去职务或是辞去职务，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靠给媒体撰写评论文章赚稿酬为生。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如何看待教辅读物走出国门》：上海学生熟悉的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要在英国出分册了。据媒体报道，《一课一练》数学分册英国版已经在翻译中，有望于今年暑期出版。而《一课一练》英国版的起因，则是上海学生在全球 PISA 中取得的好成绩，让英国教育界决意“取经”。有舆论认为，教辅读物走出国门，这是给饱受诟病的教辅读物正名。其实，教辅读物的问题，不是其该不该有，而是太过泛滥，以及学生们都必须采用。国内的教辅读物走出国门，不太可能复制国内的模式，其在国外市场的运作，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外教育和我们的不同。国外中小学办学，与我国有很大不同。最基本的区别是，国外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国内学校目前还是行政治校。在国外，不要说教辅读物，就是教材，学校都有自主权，自主决定用哪一家出版机构的教材，根本没有统编教材一说。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国门的教辅读物，不过是为学校、学生提供一个选择而已，有的学校、学生有需要，可能会选择，有的学校则不选择。由于媒体的报道宣传以及上海在　 PISA 　测试中的优异表现，走出国门的教辅会有一些市场，但要形成国内之势，显然不太可能。就连 PISA 测试也是如此，国内学校只要ZF部门重视，学校会将其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国外学校则可能不把这太当一回事。学校会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家长也会反对ZF强加给学校的要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外国ZF官员说要学习中国学校办学，就会照搬我们的模式，学校理事会、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决策才最重要。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所有学校在行政指令下办学，于是千校一面，而由于升学评价用单一的学科分数标准，因此所有学生都被纳入一条跑道比拼，为获得考试的高分，学校和学生通常采取题海战术。教辅读物则是实施这种战术的工具。客观而言，教辅读物对部分学生是有一定价值的，这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的辅导读物， 在国外书店和超市，我也曾看到学科辅导书籍 ，但不像国内那么多，学生选购也不踊跃。国内则不同，教辅读物则成为学生的必备品，由于教辅需求旺盛，利益可观，不少出版机构都进入教辅市场，导致教辅读物鱼龙混杂，而且在教辅售卖中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近年来，为治理教辅乱象，行政部门介入，审定、确定教辅目录，推荐给学校和学生，在推荐过程中，ZF部门反复强调不得强制，但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的情况时有发生。可以预计，由于学校办学模式不同，升学评价体系不同，走出国门的教辅读物，会面对完全不同的教育生态。华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应该说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教辅精品，其走出国门，更给我们观察国外基础教育提供一个窗口。国外学校、学生怎么对待、使用这一读物，值得跟踪观察，这反过来可能为国内治理教辅问题提供经验。（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http://www.kaixian.tv/gd/2015/0303/12776827.html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新闻晨报》上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靠给媒体撰写评论文章为生，与过去 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相比，有点落魄的意思。 尽管社会上知道熊丙奇的窘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还是尽可能保持矜持姿态。自我安慰，不至于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而感到寒酸与苍凉。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对 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评头论足。“华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应该说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教辅精品，其走出国门，更给我们观察国外基础教育提供一个窗口。”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表示自己“ 在国外书店和超市，我也曾看到学科辅导书籍” ，似乎见过点世面。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断言“ 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表示切中要害。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告诫：“ 千万不要以为外国ZF官员说要学习中国学校办学，就会照搬我们的模式”，不知道说给谁听的。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11 年 Z2 期《当代学生·读写版》发表郭泳等的文章《熊丙奇 : 坚持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年前， 2004 年的夏天，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 ( 以下简称“交大” ) 宣传部门岗位上做得游刃有余的“干部”，将“大学有问题”定为自己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 17 年前， 1994 年的夏天，一个获得了“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称号的青年，将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金饭碗”一一拒绝——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27 年前， 1984 年的夏天，一个从乡间走向镇上的孩子，将十几里的土路来回走得熟稔，熟到连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不会搞错——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在熊丙奇三十余年的生命里，“坚持”是其人生的底色。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他以执著、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将“教育评论家”的角色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教育时评领域的权威与领军人物。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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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利用《新闻晨报》卖弄什么？
大庆商江 2015-2-28 04:55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什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 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 。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利用媒体卖弄自己。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20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完善大学治理离不开社会力量 》：日前，一份 10 人名单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内容是“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从社会各界公开征选而来，任期 2 年，可以连任。笔者也是拟定人选中的一个，对于此举能否起到监督大学招生公开透明的作用，目前还不能回答。总体而言，这是弥补现在制度缺失的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要遏制大学招生腐败，关键还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现代治理。社会监督员的作用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学校究竟给监督员怎样的监督权力，二是监督员是否真把监督权当回事。人大此次聘请的社会监督员，来源比较广泛，但要说“代表”社会各界却很难，因为监督员是学校主导聘任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监督员也就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大学的招生过程进行监督。这当然不是说监督员毫无作用，相比没有外部监督来说，引进社会监督员，一定程度上可促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如果社会监督员能尽力履职，指出学校招生中不规范之处，对推进信息公开，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十公开”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社会监督员还可成为招生违规举报的一个途径，这需要监督员不怕得罪校方，而 校方如果真希望监督员发挥作用，就应该给监督员自由监督的空间 。鉴于招生工作的专业性，大多社会监督员只能看个热闹，真正有利于学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应是学校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由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招生工作部门执行、落实，而这样的招生委员会，是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治理结构中，招生属于教育事务，学校行政权无法干涉招生事务。大学现代治理结构，并不是学校完全实行内部治理，也包括社会参与治理。但社会参与治理，不是介入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层面，而是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层面、整体办学监督、评价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学校成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公立大学的理事会成员由立法机构成员、ZF官员、校领导、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其中，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由选举产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对于招生，理事会的职责就包括制订招生战略（招生规模、招生对象），要求招生委员会根据本校办学定位确定招生标准，并对招生的过程进行监督。由于招生委员会必须对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代表公众的利益，因此，招生信息公开是一项基本工作，而不是学校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的事。由此看来，人大聘请校外监督员，是在目前的大学运行体制外，为社会参与监督开了个口子。真正实现大学的现代治理，就有必要把社会力量纳入大学管理体系。（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什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穷棒子得了狗头金”“拿着鸡毛当令箭”。 第一、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 第二、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的 10 人中一个。数量有限或许是精品？并且可以连任。 第三、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 新闻晨报 》卖弄自己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 相当于领导职务。读者或许不知道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民办非营利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没有行政级别。 众所周知，货真价实的不用卖弄。卖弄的都有瑕疵。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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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早上乘地铁需要在《新闻晨报》宣传吗？
大庆商江 2015-2-14 06:42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 早上乘地铁需要在《 新闻晨报 》宣传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装扮成“学术大腕”，写文章评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 也许不是为了稿酬 ) 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4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你给人添堵了吗》：早上乘地铁，坐 5 号线到莘庄换乘 1 号线。适逢高峰时期，人特别多。莘庄是 1 号线的起始站，我等在队伍的最后，跟着队伍向前移。突然前面停住了，还出现骚动，只见几个人在车门口站着不上车，后面要上车的便纷纷推挤，好不容易又挪进地铁车厢，身后的一男一女发生争吵，女的指责男的差点把其推倒，男的说都怪那几个人挡在哪里，不是自己的责任。为什么那几个人不上车？原来，他们是在等下一班车，以便抢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座位。旁边一个乘客说，他每天都会碰到这种人，“就为了坐几站，把上车秩序弄得很乱”。想要坐上座位，这一班车排到自己的位置也不上，这当然是乘客自己的权利，可是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高峰时段，且身后有一大堆人时，就可能造成秩序混乱，更不用提安全隐患，容易引起推搡，产生纠纷。这种权利，还是不要使用为好，严格说来，这可归为不文明乘车行为。这让我想到多年前曾被舆论批评的“倒乘电梯占位”。有的高楼上下班高峰时段，乘电梯下楼很难，于是有的人先坐电梯上楼然后再下楼，这种小聪明确实能占到位置，可是，却造成电梯运行的浪费——电梯在不该停的楼层停下，而且也破坏了依次上下的秩序，自己就堵在门口，影响电梯进出的他人。个人是快了，但整体的运行效率却低了。这倒不是说，有关部门非得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乘坐地铁的占位行为，因为这会导致管理成本增加；在地铁站，也很难像公交车的始发站一样设立站位和座位的排队通道。我更希望，每个乘车者有基本的文明意识，遵守公共秩序，坐地铁时依次上车，有位置就坐，没位置就站，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规则。即便要等座，也应以不影响秩序、不影响他人为前提。这些人还有必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站在地铁门口不上车，后面的人着急推挤，万一受伤怎么办？（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 早上乘地铁需要在《 新闻晨报 》宣传吗？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坐地铁属于一般民众出行方式。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员工。并不是领导职务。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坐地铁属于一般民众出行方式。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属于“学术民工”，靠稿酬“养活”自己，不属于专家学者层次高级知识分子。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坐地铁是稀奇事件， 在《 新闻晨报 》上宣传以提高社会知名度，扩大影响力。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坐地铁 在《 新闻晨报 》上宣传，是为了掩盖高收入，顺利逃税吗？也许是去徐汇区地税局补缴税款吧。 第五、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 在《 新闻晨报 》上发表文章的题目是 《你给人添堵了吗》，符合他一贯指责别人的风格。此人“一贯正确无比”，很少自我批评。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也许，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的忠告语，有了弃旧图新的年头，决心不给国家教育部添堵了。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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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4 15:00
熊丙奇借助《新闻晨报》等媒体的扶助打开新局面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以上，例举了 7 种报纸，没有说到《新闻晨报》。 《百度百科》解释：新闻晨报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一份新颖的综合性都市报，于 1999 年 1 月 1 日正式创刊以来，历经数次改版。目前已经形成独特的风格，是上海早晨零售量最高的日报，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早报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署名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借助包括《新闻晨报》在内的媒体的扶助打开新局面。一是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的地域空间走到上海市的大舞台。二是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的高等教育的领域走向上海市各级各类教育的大舞台。三是通过《新闻晨报》在网络的传播使熊丙奇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的企业小空间切换到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大广场。熊丙奇这个人从默默无闻逐步演变得赫赫有名。 请各位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以下《新闻晨报》发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署名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评论文章。只是一部分。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搜索阅读。 2010 年 2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如何不再让功利化要了中国大学的命 》：“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 10 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建议时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虽然有代表建言总理应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但事实上，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政府早已高度重视。 1998 年，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985 工程”。 2004 年，教育部发文再次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继续实施“ 985 工程”，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很显然，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然不是政府部门是否认识到其重要性、迫切性的问题，而是该怎样建设的问题。“ 985 工程”已经实施 11 年，位列“ 985 ”建设行列的高校已达到 43 所，可是从实施效果看，并不理想。表面上，高校的论文数、专利数、经费数、博士生培养数已经大幅上升，但在一流成果、一流人才培养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征途中，我国大学的公信力持续下降，一些顶尖的“中国名校”，也遭遇着空前的教育与学术声誉危机。是投入不够么？虽然北大的校长曾公开“哭穷”，说北大仅仅是“脱贫”而已，但事实是，“ 985 ”一期北大、清华各获国家每年 6 个亿的新增投入，以后的投入也持续增加；是大学的地位不够高所致么？对应“ 985 工程”的启动，我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长级干部，现在有 31 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长级，甚至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让大学“更自主”地办学，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是公众的期望太急切么？为了回应公众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清华曾宣布在 2011 年时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表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以上这些，是大学的校领导以及研究者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未果，所找出的理由。于是他们希望政府能更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大学地位。而在学校之内，为快速获得办学政绩，则采取十分简单的数量考核指标，逼使教授们在短期中“出成果”。如果延续这样的建设模式，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投入数十倍资金，把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再拔高些，再过 50 年，我国也难以出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眼里，当今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越了英美很多老牌一流大学。至于地位不高的问题，可以说，大学的地位绝对不是通过提高行政级别而获得的 ( 过去 10 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 ，相反，应该让大学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以教育与学术贡献确定社会地位。我国从上个世纪末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起，就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建设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而总是围绕着资源——财政资源、行政资源、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做文章，大学“跑部钱进”，用博导、博士头衔去换官员、老板的“支持”，教育产业化与教育行政化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出现温总理所说的“要命”问题。 (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注：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新闻晨报》认定为教授。】 2010 年 10 月 14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学术头衔”何以变身“学术荣誉” 》：备受关注的“方舟子被袭案” 10 月 10 日 一审宣判，被告肖传国等人因犯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 5 个半月到 1 个半月不等的拘役。科技部 12 日在网上发表声明，对肖传国予以“强烈谴责”，并澄清其承担 973 计划项目在 2008 年已经结题，不再是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此前，有关人士曾建议取消肖传国的“首席科学家”等学术荣誉。科技部的声明，或可以视为一种回应，而这一回应，还原了一个基本事实，即“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并非学术荣誉，而只是一个负责某一科研项目的学术头衔，当项目结束，“头衔”不在，也便不能再称为“首席科学家”。然而，将“学术头衔”混淆为“学术荣誉”，在教育界与科技界比比皆是，肖传国到今天仍被称为“首席科学家”，可以说，这是大学与一些学术机构的“惯例”。在很多知名大学的网站上，有关学校师资力量的介绍，大致都有这样的文字——“本校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xx 人、讲座教授 xx 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xx 人。”这里的“长江学者”、“首席科学家”，无一例外都只是受聘为承担某一科研项目（计划）的研究人员或负责人，此类头衔应随着项目的结束而停止使用，学校不能把“人头”进行叠加计算，有意混淆学术头衔与学术荣誉，以显示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事实上，在数据统计上的这些“混淆”，还不特别要紧，关键是，目前大学与科研机构，对待国家科研项目与计划，其心态就是把“学术责任”当作“学术荣誉”，申请到项目，还没出任何成果，就开始大加宣传，在很多高校的校内刊物乃至媒体的公开报道中，某某学者一被聘为“长江学者”、“首席科学家”，就作为典型人物加以宣扬。更荒谬的是，某人申请到某重点项目，也是晋升职称、考核好评的重要依据。因此，目前普遍流行着“重立项申请，轻科研过程”的做法，几乎所有学者都奔忙于填写表格、申请课题之中，以拿到课题为荣，至于能有怎样的科研成果，倒成为大家普遍不关心的事。这样的学术，就变为鼓励大家往地里施肥，谁施得多，谁就是“劳动能手”，而那些精耕细作，亩产很高的人，却因为施肥少，而被淘汰。我国的学术也就这样被经费和项目浇灌成了盐碱地。科技部发布的声明，可以澄清肖传国的“首席科学家”身份，然而，这其实是一则迟到的声明，如果有严格的学术管理制度，作为“ 973 计划”的立项机构，科技部早就该对这些“过期”的“首席科学家”及其所在机构提出警示，明确告诉他们不能再以“首席科学家”招摇过市。而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摆脱行政机构参与科研立项所具有的行政评审意味，引导学者们关注对学术贡献的评价，从根本上扭转“获得课题即获得成果”、“学术头衔即学术荣誉”的错误现象。如此，才有真正的学术可言，也才能寄望科研经费的增加，带来学术水平的提高。（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3 月 17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熊丙奇 : 教育“欠债”该怎么还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 2012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 4 ％，“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 ”而在 3 月 14 日 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当被问及转变发展方式难在什么地方时，温家宝回答：“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其实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将温总理的上述讲话联系起来，在笔者看来，解决教育欠债恰恰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还需要创新机制。其中，有两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其一，增加的教育投入，投向何方？其二，怎样确保新增的教育投入用到刀刃上，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和使用效率？考虑到用钱的地方太多，如何分配反映出我国政府对办教育的责任认识和定位。从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看，首先应保障公共教育，即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重在开放教育资源、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投入中，偏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轻视义务教育；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这造成职业教育低人一等，基础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较为薄弱，高等教育资源被垄断，缺乏市场活力。还教育的欠债，应该首先补这些领域。客观上说，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时或许还较难完全摆脱固有的“锦标主义”思维，尤其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办好高中以及大学，最能体现教育的显示度，而学前教育、小学和初中，投入周期太长，显示度不高，就难有积极性。以笔者之见，目前最应还的教育欠债，首先是学前教育，其次是职业教育。按照我们的测算，每年新增投入 400 亿元，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根本解决我国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这笔费用约占新增投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从财力上完全不成问题，但这取决于政府对发展学前教育的定位。在确定增加投入之后，怎样保障资金的到位和使用效率，是我国当前教育投入体系的一大难题。对于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实行层层挤占、克扣，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中，一再被发现；与此同时，资金拨付过程中，随意性现象也比较严重。解决以上问题，可以考虑建立新的教育经费拨款体系，这就是设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经费的预算、监督拨款以及监督经费的使用。这一拨款体系可有效避免因执行部门不履责而出现的教育经费不到位情况；同时，教育经费可直接拨付到每所学校的账号，防止中间环节过多，造成跑冒滴漏。总之，教育还债，应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念相吻合，应从教育公平、政府保障公共教育的责任出发，对当前的薄弱教育环节进行 “雪中送炭”，不能再延续 “锦标主义”和“锦上添花”的拨款思路；不应再采用过时的层层拨付的拨款方式，而需建立保障所有经费能及时到位、确保用到刀刃上的拨款机制。（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5 月 10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灌输教育造就“少年总队长”传奇 》：我国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与现实官场规则对应的模式，这其实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也会使校园学生组织‘官场化’。“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突然走红。关于这位“总队长”，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比如，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 7 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其父母说这是孩子的“天性”，而有人则认为，这自始至终都有人为包装和炒作的痕迹。更有网友感慨，“明明是青春纯真的童年时代，却被培养成这样，不知道是 该责怪社会还是责怪家长老师。” ( 《长江商报》 5 月 3 日 ) 对于网友的评论，孩子的父母自然不理解，孩子的父亲说，“我和他妈妈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了不让更多的“好事者”对儿子妄加评论，他想注销博客，但不知该怎么注销，当得知暂时没有开通注销功能时，他有点手足无措：“我就是想早点平息这件事，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儿子受到伤害，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为什么有的人要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呢？”孩子父母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让孩子看这些评论，或许更有利于他成长。因为从这名学生的成长看，他其实就是父母按照自己的意图“打造” 的一个“产品”，他生活在父母为他设计的环境中，甚至在用父母们的成人话语体系说话。这在短期，他可能有“领先”其他孩子的优势，有“超凡”的表现，而站 在人生发展的角度，则可能在他成年后出现严重的问题。今天的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普遍有“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早学一些、多学一些，具体表现在孩子身上，就是做他这个年龄所不适合的事。家长们以为自己的孩子由此可脱颖而出，殊不知，违背了成长规律，变成拔苗助长。在这位少年“总队长”身上，还反映出另外一方面问题，就是我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对“学生干部”培养的严重异化。近年来，学生干部“很吃香”，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当干部，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在“学生干部”们身上表现出来的 “少年老成”，以及对各种社会规则的熟 练操弄，让人惊诧。如在学校的队会上，孩子们的发言，与成人无异，都大谈理想、责任与使命，一打听，发言稿是父母操刀，孩子背诵；十二三岁的少先队员出席 少代会，个个大人模样，不用说也有家长、老师告诉他们，该怎样表现才能得到更高的评价。这其中，父母和老师的“打造”，以及官场 规则对校园的浸染，是重要原因。概括而言，我国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主要采取与现实官场规则对应的模式，这其实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也会使校园学生 组织“官场化”，这一点，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表现得十分突出。近年来，关于大学学生会异化的报道不少，其成因就是这种培养模式。美国的教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其具体做法，不是让学生看电视、读报纸，也不是发表演讲，而是鼓励孩子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比如玩昆虫俱乐部、收集玩具俱乐部，然后把“俱乐部”的“主张”告诉其他孩子，如果其他孩子感兴趣，就加入进来，中途，如果觉得这个俱乐部没有其他俱乐部有吸引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自己也搞一个俱乐部。最终，一个学期下来，看哪个俱乐部人多，就评价这个俱乐部在吸引人方面最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的想 像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管理能力不都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活动，符合他们的天性，也明白了何为竞争，何为负责任的公民精神。可以说，“五道杠”总队长的传奇，只是灌输教育的“硕果”，这样的学生，未来是需要忧虑的。 (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2 月 1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考研基地并非高校办学的正途 》：媒体援引教育部的信息称， 2012 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人数为 165.6 万人，比去年增加 14 万人，增幅为 6.9% ，创历史新高。这已经是考研 ( 微博 ) 人数连续三年增加逾 10 万。在笔者看来，近年来考研人数的增加，最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生逐渐成为考研的主力军，而这一群体，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早在 2008 年前后，媒体的调查就显示，在不少地区的考研报名者中，二本、三本院校学生占了很大比重，改变了以往名校学生考研多的情况。在有的二本、三本院校，考研率高达 70%-80% ，一个班级里选择本科毕业就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鼓励学生们考研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升学校品牌。这些院校也被研究生招生单位称为“考研基地”。二本、三本院校成为“考研基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学校“高不成、低不就”，与一本院校相比，他们的学校品牌不硬；而与高职高专院校相比，学校的定位又比较模糊。于是，其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连续两年高于普通本科高校，部分高职院校专业的招生调档录取分数线已高于二本的调档线。相较一本院校（主要指 985 高校、 211 院校）不错的总体就业形势，二本、三本院校，尤其是三本院校的就业实际上处于低谷。其次，一些二本、三本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就是成为“考研预备校”，这些学校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办出学校的特色，而是以每年的名校研究生录取率作为一项重要办学指标（当然，考研水平高，也可称为“特色”）。学校重点组织考研科目的教学，而学生也从大一时就准备考研。进入二本、三本院校的校园网，很容易就能找到针对一年级新生举办考研报告的消息，而在大三下学期，举办考研动员会更是这些学校的普遍做法。这种办学方式，使学校的大学教育趋向“空心化”，也把学生引向考研的“华山一条路”，一旦考研不成功，由于没有培养就业能力，他们的就业将十分困难。近年来，一些研招单位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可是，根据目前研究生入学“统一笔试 + 面试”的方式，学校很难拒招笔试分数高的学生，担心引来舆论质疑。于是，有的高校采取扩大推荐免试生的方式，但由于把推荐名额过多地给 985 高校、 211 院校，也招致涉嫌歧视的争议。同时，这种做法还进一步加剧了基础教育的名校情结。而在就业中，一些用人单位则推出所谓的“三个 985 ”要求，要求查询求职者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背景，让就业歧视升温。可以说，这一定程度上是“考研基地”惹的祸。如果二本、三本院校的“考研基地”定位不变，将催生出各种教育和就业乱象。对此，一方面，需要深化研究生考试制度改革，推进高校的自主招生和导师制，引导这些院校转变办学思路，改变针对研究生升学的应试教育做法，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办学方向，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学校自主权，促使大学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办出学校和专业特色。在这一过程中，要改变把资源过多投向所谓名校、政策也向名校倾斜的传统做法，取消对学校的歧视性政策，同时对处于资金困境中的民办院校、独立院校给予适当的补贴。（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学术研究无禁区，学术独立乃底线 》：从事卷烟“减害降焦”研究的中国工程院新晋院士谢剑平甫一当选，便被冠以“杀人院士”、“烟草院士”之称，一时间，舆论质疑声蜂起。这恐怕不是谢院士一个人始料未及（他此前已经两次成为院士候选人，都没有引起波澜），中国工程院也可能想不到，这次院士评审，会闹出这一风波。当然，也有人为谢院士叫屈——难道研究烟草，就要被扣上“烟草学者”的帽子，就注定不能当选院士吗？学术无禁区，研究烟草，并不意味着天然处于学术道德的劣势。但问题是这一研究是否独立？因为独立性是学术的生命和价值所在，“烟草院士”的问题，关键就在于独立性。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谢院士供职的单位，是郑州烟草研究院，该机构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谢院士从事研究的经费，全部来自烟草业界资助；而他本人也被授予“烟草系统有突出贡献专家”。这些信息都表明，他从事的烟草研究，独立性不强，进而，人们就可以怀疑，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在为烟草行业推销烟草摇旗呐喊。加之烟草对人体有害，因此，以学者名义进行的所谓科学研究，也就更具欺骗性。这就无怪乎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指责谢剑平拿烟草业的钱做研究，公正性难以让人信服，客观上起到帮烟草公司营销的效果，并称“国际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把拿烟企钱做研究的人都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而我国确实有不少烟草企业拿钱收买科学家”。独立性的问题，还反映在院士评审之中。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回应网友质疑时认为，经两轮选举，且当选不是一票两票，而是那么多院士一起投票选出来的，“总是有道理的”。这能说明院士的评选遵循的是学术民主原则，但并不表明，院士的评审过程，其独立性没有受到干扰；也并不表明，院士评审时，没有考虑到相关行业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谢剑平之前，烟草行业还有一位院士，即谢剑平的导师、 92 岁的朱尊权院士。由于 80 岁以上的院士是“资深院士”，不再有院士提名权和表决权，因此，谢剑平的当选，或有考虑到朱老院士的年龄以及烟草行业在工程院的话语权等因素。也就是说，从烟草行业的利益出发，即便不是谢院士，也极有可能会新晋一位“张院士”或“李院士”。事实上，近年来院士的评审，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就在于院士虽然被认为是最高的学术荣誉，但在评审中却变得不那么纯粹，受到各种利益的影响。为此，科学院和工程院都加大了院士评审的透明度，比如公开初次和第一轮评审之后的候选人名单，接受社会监督。不过，这些进步之举仍没能完全打消社会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的担忧。而与之对比，一些发达国家类似的评审，是完全保密的，可其评审的公正性却较少遭遇质疑。原因有二：其一，有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机制，评审坚持学术原则，过程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尤其是行政因素干扰；其二，院士就是学术头衔，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利益纠缠。对于我国院士评审来说，要减少乃至消除社会的质疑，恢复院士的学术声誉，应努力做到院士评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就需要推进院士评审制度改革，剥离院士学术声誉之外的利益，当院士评审回归学术，“烟草院士”之类的争议，将自然会淡出。我国的学术研究，也就能摆脱利益纠缠，而更多追求学术本身的价值。（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6 月 18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熊丙奇：有了自主招生，才不至于悬赏招生 》：高招期间，教育部门严禁高校以“新生高额奖学金”揽生源。但据《长江日报》报道，近日多场高招咨询会在武汉举行，几乎所有当地部委属高校公开派发的报考指南上，都列有高达万元以上的新生奖学金或学费全免等政策，其中一高校今年新设了 5 万元的新生奖学金，创下新高。去年，教育部发布招生十大禁令，其中就包括严禁高等学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签订 “预录取协议”或以“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承诺吸引生源，等等。但有些高校却一再违反规定，在笔者看来，这暴露出当前计划录取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需求的矛盾。其实，在发达国家，大学招生录取时以奖学金吸引生源，是很正常的。但是，国外大学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一名考生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大学独立录取，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结合大学的教育质量、录取专业、提供的教育服务 （包括奖学金）进行选择。而我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相对缺乏自主权，学校只能被动接收学生的档案，在录取结束之前，学校根本不知道录取分数线会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不可能做出“预录取承诺”和新生高额奖学金承诺的，即便“承诺”，也很可能难以兑现。鉴于此，教育部出台了相关禁令，这是符合当前高考录取制度的。在高考集中录取阶段，“预录取”和“高额新生奖学金”，都不具法律效力，反过来会制造招生乱象，也侵犯学生的权利。可是，作为独立办学的大学，有必要拥有招生自主权，选择符合本校标准的学生。制度规定不能“作为”，但学校却想“有所作为”，有令不遵也就难以避免。当然，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就是学校想抢优秀生源，抢来的也是“招生政绩”。因为所有高校都只能用分数这单一的标准选拔学生，于是，各高校在各地的录取分数线，被认为是体现这所学校的地位和受学生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大学之所以不惜违规，用“预录取”等手段吸引学生报考，目的还是想提高本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不难看到，与国外大学把录取通知书发给考生、让考生知道本校提供多少奖学金，再让他自主选择不同，我国高校是以录取手段、录取优惠以及空头承诺来“抢生源”，这体现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而只能从中看到学校的招生手腕。更重要的是，重视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大学，把学生招进大学之后，却往往忽视了人才的培养质量——轻科研、重教学，是存在于我国不少高校中的普遍问题。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框架下，要调和录取制度和高校自主招生的矛盾，空间并不太多。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比如，我们可以参考国外实行数十年、基于统一测试的学校完全自主招生模式，考虑给予大学招生自主权，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此，大学方有空间招收适合本校培养目标的学生，方能重视教育质量、教育服务，以过硬的教育质量、优质的教育服务，吸引学生报考。（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我们自己的课程怎样国际化》 ：在近日召开的中加国际教育论坛上，一位来自深圳的高中校长问我，为什么现在一提国际化，就想着引进国外课程、教材，却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课程怎样国际化，比如在论坛上看到的由上戏学生演出的木偶剧——该剧改变过去只看到木偶不见演员的传统表演，学生还提着木偶走进会场和观众互动，如果中学对传统文化加以开发，开设有特色的课程，不仅对我国学生有吸引力，对国外学生也会有吸引力。我赞成他的看法。国际化可分为三个层次：初级阶段是引进国外师资、教材、课程，开设“国际化课程”，这主要是服务于出国留学的需求，我国近年来有很多高中开设国际班，就是针对此类情况；国际化的第二层次，是在教学中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方式，改变国内课堂教学。这是官方一直鼓励的“国际化”，包括组织校长、教学骨干到海外进行培训，都是为了学习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以此推动国内的教育教学改革；再进一步，则是双向互动交流，即我国有学生出国留学，同时国内的教育也对国外的学生产生吸引力，让他们愿意到中国来做交换生或接受高中、大学学历教育。这是教育国际化应该追求的目标，也是教育国际化战略的真实意图。毫无疑问，要做到这样的国际化，就不能简单定位于“出国留学预科”层次，而应该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内教育改革，重视国内特色课程的建设。但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学校还停留在上述的初级阶段且满足于此，这就值得警惕了。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一些学校对国际化的认识，就是定位为引进了多少国际课程、教师，聘了多少国际师资（包括有海外学历的人才），这容易出“成果”，也易量化；二是推进改革颇为艰难，从本质上讲，国际化教学的基本特点是个性化、给学生选择空间、重在发展学生的多元兴趣，但我国当前实行单一的分数评价制度，学校探索个性化教育往往吃力不讨好——深圳那位中学校长提的国际化，很难在国内教学中实现，不要说开设创新性的传统文化课程，就连列入教学计划的音乐、美术、体育课，因与升学关系不大，也被学校边缘化。我国教育的国际化，可考虑将国外运行成熟的高中学分制教学、大学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大学转学制度“拿来”，实施中学自主教学、大学自主招生。有了这一基本的制度，学校究竟开设怎样的课程、采取何种教学模式，是学校的自主权，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中，学校有自己的办学个性，也就会结合学校的定位、办学条件开设富有特色的课程，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只引进课程，不改革基本管理制度的做法，不但使引进课程的效果无法达到，而且也有脱离国情之嫌。（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3 月 1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有必要给阅卷方记“ -1 分” 》： 2012 年研究生考试成绩于近日陆续揭晓。 2 月 28 日 ，鲁东大学大四学生小潘查分时惊奇地发现，他的政治理论成绩居然是 -1 分。对此，烟台招生办工作人员称，目前他们对小潘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只要小潘确实参加了考试，答了试卷，他们会尽力帮其找回成绩。（ 2 月 29 日《齐鲁晚报》）不要说小潘大为惊讶，相信所有见了这个成绩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国研究生入学政治理论科目实行统考，按照考试的规则，没有答错倒扣一说（即使考试有答错倒扣的做法，也都是倒扣完为止），因此，考试最多出现零分，而不可能出现负分。所以，如果某个考生的考试成绩出现负分，必然是阅卷或者统计分数环节出了问题，考试组织者如果看到这个负分，就应该启动对原试卷以及统分环节的调查，而不是听之任之。可现在，负分出现在了考生的成绩单之上。即便最终能找回成绩，恐怕也难挽回这一事件给考试组织者带来的公信力损失。包括这个承诺，也有不妥，因为就算缺考或者试卷丢失，也该是以零分计，而不可能是负分。也就是说，对于负分的出现，有关部门必须意识到，应对此次阅卷中某个环节出现的差错追查责任。沿着这负分成绩单，人们不由推想，这事关考生前途命运的考试，在阅卷过程中，是否真正执行了有关规则。按理说，出现负分，是十分低级的疏漏，对于这明显的疏漏，考试组织者是不应该放过的。可就连这明显的疏漏都发生了，公众还会相信考试阅卷组织是十分严密的吗？比如，考试组织者声称，对于作文等主观题，一般要配备两位阅卷者，如果两位阅卷者给出的分数差值过大，将由第三位阅卷者阅卷，最终保障阅卷公平、公正，如果这条规则执行了，很显然，是不大可能会出现负分试卷的。因为把卷面上的分数统计到学生的成绩单上，是要经过诸多环节的，为何没有一个环节发现？对于这么敏感的负分都未引起警觉，很难让人相信，阅卷者、考试组织者会对阅卷中的分数评价差异也保持高度敏感。而众所周知，阅卷中的细微疏漏，甚至一分之差，都可能影响一个考生的命运。这是有关部门在找回小潘真实成绩的同时，必须反思的问题。近年来，对于包括研究生入学考在内的各种考试，社会舆论一直保持关注，主要是阅卷水平不高、存在草率和随意的问题。多年前，对于高考作文阅卷，就有曾经的阅卷者现身说法，称为了“赶进度”，作文阅卷“草菅人命”；而去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在校学生被组织参加高考阅卷，闹得沸沸扬扬。此次政治理论成绩出现负分，则暴露出研究生入学考阅卷问题的冰山一角。考试组织是否严密与考试评价水平的高低，不但影响考试的权威性，还影响到将其作为招生依据的学校的招生水平。在发达国家，考试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招生学校自主认可，因此，考试组织方十分重视考试组织，并努力提高考试评价水平。与之对比，我国的升学考试，往往由行政许可来确定其 “权威”地位，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就像这件事，处理的结果极可能仅仅就是帮其查卷，“找回”分数，对此，学生还可能特别感激，而有关部门可能连道歉也没有。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考试招生改革思路，未来我国的考试招生，要努力构建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格局，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国考中的问题，切实按照《纲要》所确定的改革思路，推进考试组织的专业化、社会化。 2014 年 1 月 23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加拿大的中学为何可以补课》 ：近日，应温哥华公立教育联盟的邀请考察加拿大一所中学，该校校长主动说起他们开的“补课班”，令我感到颇为吃惊。陪同的学区负责人解释说，学校在下课之后开设大纲外的课程，不需要审批，可由校长自主决定，只有在上课期间开设大纲外的课程，才需要论证。在我国，公立学校举办这样的培训班，一方面会被指责为增加学生负担，另一方面会被质疑为乱收费。那么，为何加拿大的中学却可开设这样的“补课班”，而且收费呢？这或与加拿大的学校管理体系有关。加拿大的基础教育由各省负责，下设若干学区，由市民公开选举多名成员组成学区董事会，负责制订本学区的教育发展战略、教育预算，并遴选、任命学区负责人、各学校校长。学区是服务各学校的机构，小学、初中教师由学区统一聘任，各学校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校长没有解雇教师的权力，只有建议权，同时，还有教师工会、家长、学生参与学区教育的管理。在这种管理架构中，学校虽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必须尊重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同时也必须尊重家长、学生的意见。换言之，如果一所学校想开设某一课程，强迫学生参加并借机敛财，是根本不可能的。教师会反对，学生以及家长更不可能同意，由学区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很可能面临被解雇的命运。因此，学校开设的“补课班”非但不可能牟利，反而是服务学生的做法，所收的学费只是支付这一课程项目的成本，所有财务信息全部公开。由此看来，我国公办学校举办补习班之所以遭遇质疑，并不是补习班自身的问题，而是公办学校的管理机制有待改进。抛开应试教育不说，在任何教育环境中，都会有学生跟不上进度，或者有不同的教育需求，需要另外的课程满足这些学生的要求。近年来，我国为减轻学生负担、治理学校乱收费，一刀切地取消校内补课班，表面上看让办学环境清净了，可学生还是会到校外补课，而且付出比校内更高的补课费。校内资源闲置后，纵有三令五申，一些学校的教师还是到社会培训机构去兼职。只有建立合理的教育管理制度，政府、学校、教师、社会各司其职，教育才能有良性发展。否则，本来清晰且容易得到治理的问题，往往就会变得复杂，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每个受教育者的权利。从长远看，这伤害了整个社会的肌体。对此，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人多，不过是回避现实问题的某种借口；真正解决问题的阻力，在于打破原有的权力结构——学校的经费、办学的措施、教师的去留，不再由行政部门“独掌大权”，而是自主办学、尊重教师自主权，由此保障学校、教师和每个受教育者的权利。（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2 月 28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熊丙奇：“学术大牛”带本科生是浪费吗 》：中国科学院大学计划于今年 9 月招收 300 位优秀中学毕业生，进入该校本科或本 - 硕 - 博连续一体化培养阶段。对这些优秀学生，中国科学院大学将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的原则，秉承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的理念，由包括两院院士、千人计划学者在内的 400 名“学术大牛”进行一对一的导师制培养。对此，很多网友不以为然。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噱头，在博士导师都无法做到一对一培养的情况下，本科生就行？还有人觉得，院士去培养本科生，纯粹是浪费。如果仅是噱头，那么这种宣传不但不利于树立形象，反而可能让学校一开始举办就走偏。笔者则更关注“院士培养本科生是浪费”的论调。持此论者认为，院士、顶尖学者更应关注科研，就算培养人才，也应培养研究生、博士生。这种看法，其实导致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严重下滑。优秀的教授大多不重视本科教学，以至于教育部要求高校建立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一对一导师制，针对的就是国内高校本科教育的问题。若中科院大学能切实落实本科一对一导师制，则是对本科精英教育的回归。在英美，实行精英教育的大学，普遍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和寄宿制，导师制的要义就是通过导师和学生共同研究、交流和沟通，激发学生的潜力，这种精细、严格的本科培养，为学术人才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前年去麻省理工学院，一名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每周会有两名教授和他谈上一两个小时，而这两名教授是机器人领域的顶尖人物。这在国内高校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近年来，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都在大扩招，每年本科生至少三四千名，研究生阶段的扩招更为严重，直接导致师资匮乏，就是研究生导师制也是“导师不导”；另一方面，高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往往倾向于学术研究，包括论文、课题、经费，这种情况在 985 高校、 211 院校比较普遍。在研究型大学，教授要从事学术研究不假，但不能就此不进行教学——学术研究的目的，也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在国外一流大学，诺奖得主照样要为本科生上课，这是作为教授的基本职责。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新增的几所本科院校都提出“小而精”的办学定位，比如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都在本科精英教育、通识教育上做文章。当然，这不是说所有本科院校都要走精英教育道路，而是在所有大学中，应该有进行精英教育的学校，这些学校无需追求规模，而应办出个性、特色。另外，导师制只是实行精英教育的一部分，这些学校能否培养拔尖人才，关键在于能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离开了现代学校制度，导师制也有形无神。这是新建本科院校需要高度重视的。 2014 年 3 月 20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完善大学治理离不开社会力量 》：日前，一份 10 人名单在中国人民大学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内容是“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从社会各界公开征选而来，任期 2 年，可以连任。 笔者也是拟定人选中的一个，对于此举能否起到监督大学招生公开透明的作用，目前还不能回答。总体而言，这是弥补现在制度缺失的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要遏制大学招生腐败，关键还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现代治理。社会监督员的作用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学校究竟给监督员怎样的监督权力，二是监督员是否真把监督权当回事。人大此次聘请的社会监督员，来源比较广泛，但要说“代表”社会各界却很难，因为监督员是学校主导聘任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监督员也就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大学的招生过程进行监督。这当然不是说监督员毫无作用，相比没有外部监督来说，引进社会监督员，一定程度上可促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如果社会监督员能尽力履职，指出学校招生中不规范之处，对推进信息公开，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十公开”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社会监督员还可成为招生违规举报的一个途径，这需要监督员不怕得罪校方，而校方如果真希望监督员发挥作用，就应该给监督员自由监督的空间。鉴于招生工作的专业性，大多社会监督员只能看个热闹，真正有利于学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应是学校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由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招生工作部门执行、落实，而这样的招生委员会，是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治理结构中，招生属于教育事务，学校行政权无法干涉招生事务。大学现代治理结构，并不是学校完全实行内部治理，也包括社会参与治理。但社会参与治理，不是介入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层面，而是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层面、整体办学监督、评价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学校成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公立大学的理事会成员由立法机构成员、政府官员、校领导、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其中，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由选举产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对于招生，理事会的职责就包括制订招生战略（招生规模、招生对象），要求招生委员会根据本校办学定位确定招生标准，并对招生的过程进行监督。由于招生委员会必须对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代表公众的利益，因此，招生信息公开是一项基本工作，而不是学校想做就做，想不做就不做的事。由此看来，人大聘请校外监督员，是在目前的大学运行体制外，为社会参与监督开了个口子。真正实现大学的现代治理，就有必要把社会力量纳入大学管理体系。（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2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熊丙奇：父亲如此暴力 谁来救救孩子 》：这幕情景令人揪心：成都抚琴西北街的居民楼一户阳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将孩子推倒在地，扯住其头发，从阳台的一头拖到另外一头，将孩子的脑袋往阳台上撞……而且，如此虐待举动，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时出现。 3 月 30 日 中午 12 时至当晚 8 时，《成都商报》记者在该住户对面旅社的窗口处亲眼见到，在 8 个小时里，这名男子先后 17 次在阳台上暴打孩子。对于这起父亲暴打孩子的案件，当地有关部门的处理是，由妇联安排心理和教育专家与父子俩沟通，希望父亲调整教育方式。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很难避免新的暴力行为，如果父亲继续用粗暴方式对待孩子，很可能因体罚过度导致孩子受伤，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这类事件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或许，依法剥夺这名粗暴父亲的监护权，让福利机构接手才是可靠的解决途径。大家不会忘记去年南京幼女饿死的惨案。据媒体报道，社区民警对涉案母亲是有所关注的，因为她有过将孩子扔在家中一周不管的 “前科”，当时大女儿自己打开门，从家里跑了出来，结果晕倒在小区里，被邻居发现后报警。后来，社区考虑到她没有工作，又带着孩子，每个月给她 800 元的生活费，社区民警为了能够督促监视她，要求一个星期给她一次补贴。她就一星期回小区一趟，只是为了向社区民警要钱，根本就不回家看孩子过得如何。事实表明，这名母亲严重失职，如果有关部门及时撤销她的监护资格，两个孩子就不至于遭遇饿死的悲惨命运。可除了教育、给钱救济之外，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孩子在其监护之下的严重风险。同样，成都这名中年男子，其实也不适合再做孩子的监护人了——连续一年，暴打孩子成了家常便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而不是只对其进行教育。如果不及时从南京幼女饿死惨案中吸取教训，悲剧恐怕会再一次发生。今年 1 月，有消息称，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这一制度有必要尽快推出，不宜拖延太久。在笔者看来，我国还应该在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基础之上，切实建立国家监护人制度，对幼童实行国家监护，即这些孩子一出生，就享有政府一定的生活补助及免费医疗待遇。如果没有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机制就较难落实。一方面，剥夺监护人资格之后，谁来对未成年孩子进行监护？按照现在的规定，需另找监护人，并要求原来的监护人提供生活费，那么，如果找不到愿意接收的监护人，或者原监护人也不愿意出生活费怎么办？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的情形是，实行干预制度后，有些不愿意履行责任的监护人，可能就会故意伤害孩子，以达到剥夺自身监护权的 “目的”，让国家接盘责任。而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就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当所有孩子都享受国家的福利保障时，父母与未成年孩子的关系，就变成国家委托父母监护未成年公民的关系，父母作为自然监护人，如果不履行监护责任，司法机关在确认其不能履行监护资格之后，就会把孩子交给政府机构监护，父母也失去了领取政府提供的孩子福利保障经费的资格。对此，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只是看上去很美，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因为现在连街头的流浪儿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这一体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对儿童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依照我国当前的国力，限制了各地的基础设施重复投入、铺张浪费、三公消费，就完全有财力做好此事。这样，儿童权利保障就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有规定却寸步难行。（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22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在线教育需防“优势变劣势” 》： 前些日子在京参加主题为“教育精神与互联网思维”的论坛，关注当下被热炒的在线教育话题。几乎所有与会嘉宾，都在谈互联网技术对学习知识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并对在线教育的前景十分看好。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在线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具有优势的话，这恰恰可能成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劣势——知识教育在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除知识教育之外，还有对受教育者有更大价值的生活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等，而这些教育是很难依托在线教育完成的，需要学生与教师、同伴共同生活、交流，以及对校园活动、社会活动的参与体验。我国当前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聚焦在知识教育，忽视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和生命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突破是在知识教育之外，重视其他教育。很多人对在线教育充满期待，可观察在线教育，目前全部聚焦在知识教育方面，包括课程资源的开发，授课方式、评价方式的转变，这对改变传统课堂、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当然有推动作用，但必须注意到，这只是知识教育领域的作用，而其他教育领域呢？以笔者之见，正视这一现实，有利于在线教育的定位以及对其功能、价值的合理发挥。首先，在线教育除了专注做好知识教育，还需与传统学校的其他教育一起，共同为学生成长努力，这才是合理的定位。把知识教育作为教育的全部，在线教育采取的授课方式是新的，但教育理念却是落后的，现代教育不是课程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而是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社会中心。其次，学校教育，也应把在线教育作为改革知识教育的重要抓手，但不要认为在线教育能弥补生活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的不足。近年来，大学都在谈慕课，认为慕课会带来教育革命，其实，慕课能带来的只是知识教育层面的，其他的则必须通过大学的导师制、寄宿制、学生社团活动与学生自治解决。最后，对于用在线教育来推进教育均衡、让农村学生也享有城市优质资源，还需有清醒认识。这只能一定程度上改变知识教育的不均衡，却无法解决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和老师相处的氛围等对学生有更大影响的问题——这是农村学校教育与城市相差最大的方面。认真建设农村师资队伍、改善学校办学环境，这一点不应有所改变。以教育思维去理解和发展在线教育，才能发挥在线教育的积极价值，和其他教育形式、活动共同组成完善学生的更好的教育。在线教育可以为整体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但也难以承担其不能承担的功能。炒作概念，这反可能制造新的教育问题。这种结果，无疑是在线教育投资者、从业者，以及对在线教育充满期待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24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重复过去并不能让大学城“重生” 》：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曾经陷入高校陆续撤离的尴尬。最近，在京津冀一体化加速的大背景下，针对“为缓解拥堵，北京部分高校外迁”的说法，舆论普遍关心东方大学城能否借北京的教育资源外迁而获重生。东方大学城创建于 1999 年，位处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鼎盛时期共有近 60 所院校在此办过学。有国家的宏观政策，有现成的办学场地，东方大学城的 “重生”，似乎可以期待。但在笔者看来，首先还需反思当年大学城衰败的原因，以防重蹈覆辙。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学校在行政主导安排下进入大学城，并没有充分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加之当时教育产业化的氛围很浓，学校入驻大学城办学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没有解决师资、校园文化建设、办学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持续发展十分困难。二是没有建立合理的学校治理结构。不少院校入驻大学城办学，采取的是分校或者校区方式，这其实就是异地办学。其结果是，行政办公的校区是中心校区，管理运行相对不错，而其他校区则存在疏于管理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高校曾对异地办学模式进行探索，但始终没有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取得实质突破，到后来，教育主管部门对异地办学进行治理，几乎叫停了异地办学。受此影响，在大学城举办分校（校区）的学校也就纷纷撤离。三是学校办学急功近利。东方大学城曾有一批招收自考助学学生的学校，但后来由于高考升学率提高、生源萎缩，这些学校机构很难招到学生，于是人去楼空。其实，它们要持续生存发展，无需走学历教育路线，而应回归非学历教育培训，可很少有机构愿意在非学历教育培训上深耕，一味做学历教育的生意，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贩卖文凭。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城才能真正 “重生”。对于学校来说，有必要充分听取师生意见，具体方案可提交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一所大学校园文化的形成是需要积淀的，学校可以很快搬入一个新校区，但要把老校区的文化、传统搬过去，却十分困难。而且，老校园承载着师生的记忆，这种记忆对大学文化的建设十分重要。建好大学城，不是把学校搬进、学生招来那么简单，还必须营造大学文化，包括师生的共同生活空间。举目全国的大学城，不少都存在一下课教师就乘校车离去，只留下一堆学生的景象，学生们把自己称为“大学城孤儿”。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调整大学办学定位、吸引师资、完善周边服务措施。只有改变行政主导的传统思维，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才能实现教育战略调整，大学城才有可期待的未来。（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9 月 29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熊丙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需以合力推进 》： ​ 近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首批试点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 7 所市属高校名单，其中包括 5 所市属本科院校、 1 所高职专科院校和 1 所民办高校。 ​​ 有人觉得，仅选择市属高校，甚至有高职院校、民办学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意义不大。但在笔者看来，选择职业院校和民办院校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试点，在现阶段，可能比部属院校、本科市属院校更可能取得一些实质进展，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推进。 ​​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两个层次的工作，一是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二是 调整学校内部关系。前者主要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果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包括财权和人事权，那么就很难自我去行政化。后者主要是是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包括学校的学术资源、教育资源该如何配置，是由行政主导还是由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管理、决策，学校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学生管理，是由行政说了算还是由教授委员说了算，这要求学校内部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 ​​ 目前看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本上是在学校层面进行，而政府层面调整与学校的关系，尚且有限。这显然会导致学校内部的结构调整受制于外部环境。这就是为什 么大家对制定大学章程、实现学校现代治理不看好的原因。 ​​ 但这不意味着内部的建设就毫无价值。一方面，在外部关系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学校内部进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关键在于学校内部是不是明晰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学校内部是不是建立起教授治教或者教授治学的管理机制，只要学校愿意推进，是可以做出一些积极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外部环境不变，内部改革者以此为理由不推进改革，对改革充满惰性，选择了对传统体制的依附。 ​​ 另一方面，当下政府向学校放权，也要看学校内部是否完善机制建设。舆论普遍担心，如 果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学校可能会滥用权力，滋生教育和学术腐败，这也成为政府不放权的重要理由。所以，先自下而上，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会对自下而上的改革产生推动作用。这两者之间需形成良性互动，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一直没有动静，学校的改革会因政府不放权而遭遇各种阻力，学校内部的改革就会变为形式主义、走过场。当前，诸多试点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大学，都存在上述问题，就算建立起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可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并不起关键作用，导致公众对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了怀疑。 ​​ 就自下而上的改革而言，目前职业院校和民院 校的改革空间，其实比部属院校要大。不少职业院校面临生存压力，有改革的紧迫感，而民办院校由于没有行政级别，行政化的问题稍好于公办院校（虽然他们面临和公办院校一样的外部行政化环境，但至少学校实行董事会治理），所以，还是有必要以认真的态度推进大学内部的管理改革，只有把改革当真，才会有真的改革。不能让改革在上下拉锯中，变成彼此推诿，拖延改革。（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2 月 2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中国的“常春藤”该如何生长 》：近日，卓越大学联盟第五次校长联席会议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同济大学等 9 所高校联合发表了《卓越大学联盟 2014 年北京宣言》，致力于创新合作的方式和机制，力争在人才培养、协同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合作交流、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合作成果，以推动联盟高校互利共赢，并为创新国内高校间合作模式提供优秀范例。“卓越联盟”是在 2010 年成立的，同时联合推出了自主招生联考，和“北约”联考、“华约”联考并称为三大联考。由于“北约”、“华约”基本上只有联考合作，因此，这给人的印象是，三大联盟都是自招联盟，随着自主招生被要求移到高考之后，高校不得再采取联考方式考核学生，因此，联考解体。很自然的，如果联盟之间只有联考合作，联盟也就解体。笔者其实并不赞成联考和学校联盟绑定，联考应该是社会化考试，由学校自主认可、学生自由选择参加，不能由学校结盟搞对抗，三大联考之所以饱受舆论质疑，就因为和学校绑定，被视为学校“集体圈地抢生源”，考试时间放在同一天，逼迫学生必须三选一，增加学生的负担不说，也加剧学生的焦虑情绪，联考没有为我国自主招生带来新局面、走向被取消的命运，根源在于没有做到真正社会化。事实上，如果联考能转向社会化，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自主招生高校自主认可，学生以参加联考自主成绩申请大学，完全可以在深化招考分离的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联盟不是为了搞联考而存在，联考也不应该专门为联盟招生服务，取消与联盟绑定的联考。是大势所趋，而同一办学类型、办学定位的学校进行的民间合作，发展联盟，则是办学的需要，这类似于美国的常春藤学校，属于校际的合作，由于这一联盟中的学校都具有很高的办学水平和声誉，因此，进入盟校成为学校的一大品牌。但我国社会对盟校的认识，却有很大偏差。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常春藤盟校，就是我国的 985 工程、 211 院校。最近舆论在讨论 985 、 211 的存废问题，一些人就对取消 985 、 211 十分忧虑：如果取消 985 、 211 ，怎么判断学校的水平，受教育怎么选择大学？这纯属多虑， 985 、 211 是行政性质的计划，并不是国外大学的自主结盟，入选 985 、 211 的院校，体现的是行政对学校的重点投入，而并非反映一所学校真实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在取消 985 、 211 之后，学校获得平等竞争环境，各校更有条件办出自己的特色，受教育者会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特色选择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代替行政性质的评价，对学校办学进行专业评价，为受教育者提供学校办学信息，与此同时，学校为办出更高的质量，就会寻求广泛的社会合作，包括校际合作，当民间性质的学校联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时，这也就成为学校新的品牌。（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2 月 16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别再给孩子灌输“心灵鸡汤” 》：据《人民日报》报道，由某部委举办的全国中小学征文评选中，评委张贺看了 580 篇文章后，得出一个结论，所有文章都假：写假事、抒假情、发假议论，缺乏真情实感。张贺认为，这与语文教科书中本身充斥着虚假空洞的文章密不可分。为了说明一个“大道理”，教育学生孝顺、感恩、有责任心，教材会选择编造出来的故事，甚至不顾基本的逻辑错误。学生在作文中，为迎合老师的趣味，也会随意编造名人故事，名人名言。诸如孔子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但学生张口就“孔子云”，爱因斯坦也没做过什么事，但学生却举例爱因斯坦曾经怎样，老师也不管这是否是孔子云、爱因斯坦所做，只要学生表达的“主题”正确，就会给学生高分，还认为学生博通古今。不要说这种心灵鸡汤体文章在中小学很流行，就是现在的微信朋友圈，也经常转发这种心灵鸡汤体文章，假借某个名人之口，发表成功学、道德经、育儿经、婚姻爱情看法等等。这些心灵鸡汤文章，根本经不起推敲，一看就是编造，常识错误一大堆，可是转发却很红火。原因在于，大家已经习惯了灌输，以为这就能培养更美的心灵、道德和情怀。假的东西，本就与诚信背离，无论出于何种“美意”造假，说到底都是假，尤其是用于教育学生的教材中，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念是，为表达某个主题，可以不择手段，不注重材料的真实性，不讲逻辑和常识。像表达感恩，学生可把父母写成患重病，而老师也居然给这样的文章高分。这不但不利于引导学生真实表达，还破坏学生的思维，尤其是妨碍学生培养质疑和批判精神，学生被要求接受老师、教材中讲的一切，而不是对某一问题进行思辨。我国中小学生的作文，由此材料虚假、逻辑混乱者众，而等到他们走进大学、走上社会，也很难从这样的思考和表达中走出来，待成家生子后，还会用同样的手段、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灌输教育模式，不是把某一观点强加给学生，而应该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观念和想法，这就需要启发式、探讨式教育，引导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根据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才能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培养学生严谨的说理能力。近年来，我国的高考作文在逐渐探索材料作文，希望给学生更大的思辨、表达空间，然而，由于整个中小学的教育还采取灌输教育方式，学生应对材料作文，依旧拿出应试作文那一套，所以，在材料作文中，宿构作文还是占绝大多数。这给我国中小学教育提出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如果要培养有较强思维能力、良好表达能力的合格人才，必须对传统教育方式进行全面改革。针对目前的教育管理和学校办学制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实行学校现代治理。这是改革灌输教育模式，让学校办学回归教育家办学的根本途径。（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署名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发表评论文章。他为什么这样做？初步分析如下： 在网上可以搜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按惯例，这至少是一个处级干部岗位。谁能想到，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熊丙奇不再担任这一职务。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是企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总裁曾由副厅级干部担任。出乎意料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招聘的。没有行政级别。按一般员工管理。 在网上可以查到，熊丙奇曾担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网上可以查到，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行政级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甚至连科级股级都不是。 熊丙奇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他靠什么赢得尊重。恐怕只有一条路。靠“学术”。 熊丙奇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主任期间，“近水楼台先得月”弄了一个专业技术职称，叫做编审，相当于教授。但是，就是这个职称，使熊丙奇陷入苦恼之中，难以自拔。茄子不是辣椒。编审不是教授。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书，上不了课堂。不能给本科生讲课。不是教师，就不能称作教育家。这个鸿沟不好跨越。 熊丙奇自有妙计。他要通过媒体给自己“验明正身”。先是以教师的名分发表文章。然后以学者的身份登台，再以“教育学者”的姿态讲话，接着再以“著名教育学者”的旗帜向“教育家”靠拢。 但是，世界上的假话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纸里包不住火。沙滩上难以建高楼。 一旦人们知道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而不是教授，那就意味着春风吹拂下的冰消雪化。 人们不再相信熊丙奇是教育家，媒体还能发表熊丙奇的文章吗？ 2011 年 06 月 11 日 ，南方网（熊丙奇 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过去，有媒体把熊丙奇当成“教育家”一般，今后，没有媒体吹捧，熊丙奇能受尊重吗？ 以上内容约 2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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