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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如何影响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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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23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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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Raphael 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讲解任何经济学知识,实际上,我今天的主题是“我已经几乎忘光了我从北大学到的所有经济学知识,但是,经济学是如何影响了我的人生的”。 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我只和大家说五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和我的几个小故事。 第一个经济学原理是“折现” 折现的意思是,今天得到的一百块钱和下个月得到的一百块钱是不一样的。 把未来的收益折合成今天的价值就叫做折现。 如果有一个人和你说,你有两种选择,是100天后给你一块糖还是101天后给你两块糖,你很可能会说,101天后给我两块。 但如果这个人和你说,是现在马上给你一块糖还是明天给你两块糖,你也许就会犹豫了,可能就选择了现在就先吃一块糖。 人们会仅仅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因为快乐是有折现率的。 即时愉快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所以人们时常会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明天再开始减肥,我明天再写作业,我明天再工作。 还在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时候,今朝有酒今朝醉可能是必要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猿人他每天都在规划着未来,我明天再吃这块肉,我下个月再去冰河的另一边看看,我明年再造一个小猿人… 还有另一个猿人,我我现在就吃掉这块肉,我今天就要造一个小猿人。 哪个猿人更可能把自己的基因延续下来呢? 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了。在《异类》这本书里,马尔科姆提到, 任何一个人想在一个领域里成为一个顶尖的人,他都必须花费一万个小时 。 无论你是足球运动员,还是创业者,还是小提琴演奏者,这个一万个小时是必要充分条件。 不要以为一万个小时很简单,要达到这10000个小时,如果每天能为那一个目标花费3小时的话,必须坚持十年。 所以,我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自己想要实现的所有大大小小或宏伟或琐碎的梦想: 学会弗拉门戈舞蹈,拥有一栋海边可以看日出的木屋,写一本小说,拿到MBTI资格证,成为专栏作家等等等等。 之后,我再给我的梦想分类,我发现,虽然列了许多死前想完全的事情,但我最想实现的三个梦想主题是:写作,MBTI,以及创业。 于是我开始记录我在我这三个梦想上投入的所有时间。 截止到上个月,我的10000小时倒计时分别是: 写作/阅读:7095.5 MBTI:9112.5 创业:9166.5 如果有一个人说今天给我一块糖果?我会说不, 我要十年之后的那一千块糖果。 第二个经济学原理是“边际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是什么意思?当你吃第一个包子的时候,你觉得它很美味,当你吃第二个的时候,你已经没有第一口吃的时候那么想要它了,如果你不停的吃下去, 多吃一口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会越来越少, 吃第十个的时候,你可能会难受起来。 日本大导演北野武在出名之前想,哪天有钱了要买辆跑车! 成名之后,他买了保时捷,却发现感觉没那么好,因为“看不见自己开保时捷的样子”,于是他让朋友开,自己打个出租车跟着,还和司机说“看,那是我的车哦。” 我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之后去了硅谷,当时我的第二老板,也就是非直属老板是Jack Smith。他21岁就进入苹果公司担任研发技术人员, 27岁联合创建了第一个网络邮件服务系统Hotmail,后来又再创了其它的创业公司。 有一次我就问他, 高富帅先生,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硅谷名利财全收,得到了很多人一辈子为之奋斗的东西。你开第一辆跑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我的意思是,在什么都得到了的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剩下的六七十年里你还追求和渴望的是什么呢? Jack和我说, 我们的幸福的来源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期待什么,追逐什么。 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为50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答案是, 生活水平一旦达到了舒适标准,再多收入也不能带来幸福。 这个“舒适标准”在不同国家不一样,美国是7.5万美元。 当一个人他的年收入从2.5万美元提高到5.5万美元的时候,他的幸福感并没有翻了一倍,而仅仅提高了9%。 为什么?因为金钱跑车大豪宅,鲜花掌声镁光灯,所有这一切东西的边际效应都是会递减的。 如果你所渴望和追求的是这些东西,到了最后你一定会失望的。 第三个经济学原理是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业已发生的无法收回的成本, 它是过去的成本,不应该影响当下和未来的决定 。 如果你丢了一张电影票,你会再买一张继续欣赏电影吗?还是你会觉得这样等于你掏了两倍的钱,赌气不看电影了? 在北大读了经济学双学位之后,我又在密西根大学继续读了经济学硕士。可是毕业之后,我并没有做和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就去硅谷的创业型公司里工作了。 一年后我又回国,重新开始一切,做了自由职业者,做MBTI性格分析师,做撰稿人写书出书。 经济学不是白学了吗? 我妈说,你经济学不是白学了吗? 我说,怎么样才算没有白学呢? 她说,从事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啊。 我说,经济学相关的工作是什么? 她说,金融啊,银行啊,投行啊。 我在做性格分析师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客户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有很多困惑。 有的人和我说,我学的是CS,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专业,我喜欢广告,可如果我毕业之后不做IT民工,重新开始从事广告行业的话,我以前学的CS不都白学了吗?我没有任何优势。 还有的人和我说,我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漂亮而且职业稳定,我当时寂寞就和她在一起了,但是之后我发现我和她真的性格不合,可是房子也装修了,证也准备领了,但我现在越来越痛苦,我真的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我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出路呢? 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只看见了过去, 我过去为了这投入了多少时间,我过去为这个花费了多少金钱,我过去为这个付出了多少努力。虽然过去的选择完全是错误的,你也不甘心放手。 忘掉过去,因为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是沉没成本了,它不应该影响你对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忘掉过去,从今天起真正过你想过的生活。 第四个经济学原理是“机会成本”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必须放弃其它你喜欢的东西。 你们觉得上天最公平的是什么? 上天最公平的是让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 回国之后我一直很犹豫,我本来是计划回国创业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做MBTI性格分析师,也想写作。我不仅仅想写性格相关的书,我还想写小说。可是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我喜欢的一句话是,I can do anything, but I couldn’t do everything。 你能做任何事情,但是你不能做所有事情。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什么时候该舍呢? 雅虎新上任的CEO Marrisa Mayer能每天加班到凌晨,敢在办公桌底下睡觉,周末加班也没有问题。 她说,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精疲力竭,因为我们为了工作放弃了其它我们心里很珍视的东西,所以我们感到愤怒。比如每周二和朋友聚会,比如儿子的足球比赛,比如和妻子一起渡过周六。只要这些东西得到了保护,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什么时候该舍,什么时候该得,什么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什么是我们可以放弃的。 每个人都必须给自己划一条线,而且必须让你自己来划这条线。 第五个经济学原理是 “外部性” 外部性的意思是,市场活动里的双方不经意的给没有参加市场活动的第三方造成了影响。蜜蜂盗花,却让花开茂盛。 在六年前我是如何知道北大的经济学双学位的这个项目的呢?当时我天天在北语的图书馆学习,每个人都有固定座位,大家渐渐熟悉而起来。坐我旁边的一个学长有一天晚上忽然和我闲聊起来,提到北大的经济学这个项目。于是我第二年才报考了经双。 如果没有当时那个学长的不经意的分享,我也不太可能知道CCER的这个项目,也不可能去报考,也不可能拿到经济学学位,也不可能去密歇根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也不会出版一本和经济学相关的书。 毫不夸张的说,我的人生就在那个晚上悄然被改变了轨迹。CCER的经双就是一个跳板,给我带来了很多我本没有预料到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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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词典】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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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22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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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 削减政府预算 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 控制货币供给量 以降低通货膨胀, 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 以刺激投资, 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 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 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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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蒙特卡洛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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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7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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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生随机数e的相关参数选取问题,一般而言,股票价格S序列是不按照St=S(t-1)+e这样的方式(布朗运动)随机生成的,而是按照伊藤过程,即dS=μSdt+ΣSedt这样的规律生成的,即股价运动遵循几何布朗运动;其中,S为股价,μ为期望收益(漂移率),Σ为股价的标准差,e为服从期望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的随机数,t为时间间隔;蒙特卡洛模拟时只要将微分转换为差分形式就可以了,不过,在微分向差分转换的过程中将产生误差;因此,一般而言,随机数e的相关参数——描述波动率的方差或标准差,是根据历史数据估计出来的,或者是研究问题时给定的; 第二,模拟得到数据的平均数不会收敛到100天的股票价格;因为,在布朗运动St=S(t-1)+e以及几何布朗运动dS=μSdt+ΣSedt中,由于其过程是随机游走,因此模拟出的股价运动路径只是可能的一种,而不会产生收敛的效果;在金融经济学中,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中的弱式形式,股票价格的随机游走特性,历史信息已经完全反映在股价中了,未来股价只与当期股价有关,使得股票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不会产生股价的收敛效果;但是,蒙特卡洛模拟在金融资产定价当中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为期权定价的问题中,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可以得出与BS公式相近的结果,并且能为BS公式不能起到作用的美式期权定价; 关于蒙特卡洛模拟更多的内容,建议参考下列三本书: 1.John Hull的著作《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690738-1-1.html ; 2.金融工程中的蒙特卡洛方法: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704446-1-1.html ; 3.Financial Numerical Recipes in C++: https://bbs.pinggu.org/thread-452230-1-1.html ; https://bbs.pinggu.org/thread-2669793-1-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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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规划的语言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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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情深 2015-5-16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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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交往的日渐频繁,外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世界各国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掌握优势,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外语教育。 近年来,国内也开始重视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但目前多数研究是基于教育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政治相关研究的讨论,以思辨和国际比较为主。 然而,由于上述学科本身的学科属性的局限,相关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进而造成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如: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其研究结果存在较多争议,进而导致我国外语教育规划标准的模糊性,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科学性也受到质疑。这些问题要求从新的视角,以一种更加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进行外语教育规划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经济学视角从诞生到发展,都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语言规划问题提供可能的出路,本文拟从语言经济学理论入手,对国内外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进行评述,希冀能够为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语言经济学理论概述及其应用价值 (一)语言经济学的学科起源和研究范畴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主要横跨语言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还涉及教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它主要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变量,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张卫国,2008)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是一种学术思潮,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其地位也日趋提升。 首先着名俄裔美籍经济学家Marschak(1965) 提出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具有与其它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因此经济学与探求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但在今天,Marschak提出的这一理念因缺少足够的理论和经验支持,仅仅被视为一种朴素的语言经济学思想。 语言经济学最早的定义来自于Grin(1996a),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侧重于(但不仅限于)经济变量起作用的那些关系。” 他还指出,“此定义基于的原则是,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话题采用的方法。因此,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Grin对语言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关键在于经济学理论、工具和方法的应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不断丰富和变化,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现在更为广义上的语言经济学,即不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语言,又立足语言问题研究经济(张卫国,2012) 。比如学习语言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语言对语言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影响,语言与收入的关系,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在语言规划的设计、选择和评估中的作用,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这些研究视角不仅可以丰富外语教育规划的研究范围,也可从实证数据上弥补和支撑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二)经济学视角下语言的基本属性 语言拥有不同的属性,经济学视角下,我们主要讨论语言具有的两大基本属性:一是人力资本属性;二是公共产品属性。 1.语言作为人力资本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兴起,对语言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是语言经济学理论中发展最为充分的(张卫国,2011)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语言同其他技能一样,可以看成人力资本的一个要素,需要一定量的投资,如时间、金钱和精力,但也可以凭借该技能获取收益(Chriswick Miller,2007) ;相反,缺乏语言技能的消费者可能要为此花费更多的成本。 Schultz认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转引自张卫国,2008) ,因此,外语学习也可以看成是对外语技能资本的一种经济投资。 王海兰,宁继鸣(2012) 认为,就个体而言,语言技能资本可以用5个因素测度:掌握几种语言(How many)、掌握哪几种语言(Which lan-guage)、掌握的程度(How proficiency)、在什么地方测度(Where)和什么时候测度(When)。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技能资本存量由本地区拥有的多语人才数量、本地区人员掌握的语言类型及其熟练程度等指标测度。这就为语言技能测度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度量要素。 语言技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言政策,而语言教育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导向,决定着未来的语言产出。作为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供给者,ZF和学校所能提供的语言教育产品的数量和种类极大影响了个体语言技能的选择集合,进而影响个体和国家的语言技能资本总量和结构(王海兰、宁继鸣,2012) 。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受到应试教育思潮影响,外语技能和外语能力一直为国内学界忽视,尤其是外语教育“费时低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将外语作为一种重要人力资本构成来测量,不失为一个突破现有研究困境的重要视角。 2.语言作为公共产品 语言作为公共产品,会产生“网络效应”,也称网络的外部性,这种效应有三个表现:第一,个人因加入某语言社群产生的潜在交往能力所得到的回报;第二,所有社群成员因扩大的沟通机会,即语言的“网络效应”所获取的回报;第三种回报是外溢出语言社区边界的情况,即因沟通和知识共享的扩大,所带来的创新以及在经济社会相关活动中组织管理的优势(Dalmazzone,1999)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群体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不仅是个人收益,还有更多的社会收益。也就是说,语言价值是源于其普遍性,而不是稀缺性,因此一种语言的价值高低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职业和各部门的活动中被使用的程度(江桂英,2005) 。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外语的市场性选择。 然而,语言网络也存在负外部性,即单凭语言学习的个体选择无法达到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外语学习中的私人最优和集体最优有时并不一致(Church King,1993) 。个人只有在基于对社会收益和成本(不仅仅是个人收益和成本)的考虑做出决策,才是语言市场机制达到有效产出的必要条件。这时,就需要介入制度管理,也就是语言规划,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以改善个人选择的低效性并达到增进集体福利的目的(张卫国,2008) 。比如企业和个人由于缺乏信息,不能了解语言经济价值,这就需要国家发布信息,或者做出规划,帮助其执行者做出正确的选择(张忻,2007) 。同时,语言网络外部性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当下的语言学习会影响到未来的语言市场供需,进而导致未来语言回报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进行语言教育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语言政策的长远影响,否则就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并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当,影响到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薄守生,2008) 。 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对于外语教育规划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外语规划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综合发展的战略需求,全面科学地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另一方面,外语教育规划还要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发展非通用语种外语人才教育,就必须考虑到市场供给和个人学习的回报等现实问题。 三、外语教育规划的语言经济学视角 语言经济学从学科诞生之日起,便开始应用于指导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因此外语教育规划也是语言经济学发展的比较成熟的分支。 语言经济学对外语教育政策的指导最早开始于北美(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随后扩展到欧洲。 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北美和欧洲语言呈现复杂的多样性,并由此带来了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北美和欧洲国家便先后结合经济学的方法制定相应了的外语教育政策(宋金芳、林勇,2006) 。 Grin(1996a)曾从经济学的角度给语言规划下过定义:“为增加社会福利水平而解决语言问题所付出的一种系统、理性的并基于理论的社会层面上的努力。它通常由官方机构或其代理人加以实施……”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角度下的语言规划致力于研究语言变量和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可以为语言政策的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 笔者在对语言经济学相关理论和外语教育规划的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为语言经济学视角下,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外语教育政策进行选择和评估:其一是语言技能和劳动力收入关系对外语教育规划选择的影响;其二是语言市场“供求”关系对外语教育规划的指导作用;其三是“成本———收益”分析对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 (一)语言技能和劳动力收入关系与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技能和劳动力收入的关系研究是基于对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属性的认识之上的,即语言同其他技能一样,对劳动力收入有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Christofides Swidinsky(1998,2008) 、Savoie(1996) 、Grin(2000,2002) 、Chiswick Miller(1999,2007) 、Leslie Lindley(2001) 、Dustmann Fabbri(2003) 等学者分别在加拿大、瑞士、北美、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这些国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使用以及移民对目的国语言的掌握与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关系。国内的专门针对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江桂英(2005) 对在职英语学习/使用者和在美华人的投入和收入进行过调查。 以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了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计算语言技能和劳动力收入的关系,其中Grin的研究最为值得注意,因为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语言技能和经济回报关系研究中最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具体来说,他在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多语种国家进行了有关外语能力和经济收入的关系研究。 Grin在瑞典全国范围内,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瑞典普通民众的外语(英语)能力和经济收益进行电话访谈,并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出外语能力与经济收入的关系,得出英语技能和收入成正相关的结论,且这种相关随着地区和行业等不同变量产生差别。同时Grin在计算时,排除了性别、年龄、地域、工作经验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得到外语单一因素和收入回报的关系。最后,Grin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指导了瑞典双语教育的公共政策。 (二)语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理论与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基础上。 Grin(1995) 首先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的概念移借到语言问题上来,探讨语言活动与语言供需的关系。ZF或者学校教育可以看成是语言的主要供给方,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语言需求,外语教育规划就是要实现外语“供给”和“需求”的对接。 在这方面,教育教学领域的一些理论可以在概念上提供很好的借鉴。如Hutchinson Wa-ters(1987) 提出“目标情景需求”,这是指学生毕业以后真实的工作环境对他们的要求。束定芳(2009) 提出的“社会需求”也有类似的概念,它指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这也是外语人才需求分析最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具体可从人才市场对外语人才需求的角度来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已有很多。国外的主要有Lehtonen Karjalainen(2008,2009) 对芬兰的语种需求调查,Lam-bert(1990) 对美国商务专业学生外语能力在工作中重要性的调查,Gundersen(2009) 对比利时的挪威公司的语种需求调查,爱尔兰语言研究小组于2005年对本国企业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教育供给的调查,以及英国的语言研究中心于2005对 欧 洲29国企业的语言需求研究,Grin(2010) 运用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对加拿大和瑞士用人单位的生产力及效益与劳动者的外语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公司的外语策略建议,此 外还有Ginsgurgh . Weber(2011) 运用语言经济学的方法对欧盟的语种需求进行计算,尝试在语言统一带来的效率和语言多样带来的文化归属之间寻求最优。国内的主要有王雪梅(2013) 基于需求分析的英语专业研究生培养,汪晓莉(2010) 在需求导向下讨论中国外语教育战略,余樟亚(2012) 对电力行业英语需求状况的调查,张玉樱(2011) 对台湾企业外语语种和技能的需求调查,王利峰,朱晋伟(2013) 对在华跨国公司内部不同工作场合下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的调查,傅政、庞继贤、周星(2001) 对中国入世后浙江5个地、市的英语需求分析,束定芳 (2008) 和 刘 燕等(2011) 对上海市的外语能力需求进行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语言供给(主要体现在高校外语语种课程的设置上)对语言规划提出建议,郭春梅、付红霞(2007) 对陕西省外语人才的需求调查,章文君(2008) 对浙江义乌的语言需求调查,丁怡、余敏(2010) 针对广州地区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调查,黄雪英(2012) 对温州的语种需求调查等。此外,还有诸多其他中国各个省市的外语需求研究。 这些研究通常采用调查问卷、访谈以及招聘信息统计等调查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此外,上述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语言供给状况提出了有关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的建议,尽管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其基本思路都是宏观的语言政策都要以国家、文化、社会和经济需求为导向,尤其要考虑到企业发展的需求,使外语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得到重视。 针对上述研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如地缘关系、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等的差异,上述研究中的调查各有侧重,因此调查结果也是同中存异,异中有共。例如,当前英语仍然是使用最为广泛的通用语言,但是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英语一门语言已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语种需求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如在芬兰,俄语是除英语之外的第二大需求语种;在爱尔兰,无论是使用人数还是需求量法语都是除母语外的第二大语言;而在美国,商务专业毕业生的外语水平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在中国,随着传统第三世界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对外战略,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需求在近些年增长很快,尤其是义乌“世界小商品城”的地位使其阿拉伯语和韩语供不应求等。这些研究结果都进一步证明了由于社会、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差异,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所拥有的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制定语言政策的过程中,切不能照搬别国经验,而应在调查的基础上,针对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宋金芳,2004) 。其次,上述这些研究,尤其是国内针对不同区域的语种需求调研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研究的理论基础不够系统和完整、调查对象的取样不够科学、调查问卷的设计不够准确等等,这些都是今后的调查研究应该进行突破的地方。 (三)语言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外语教育规划 “成本—效益”分析也是建立在语言公共产品基本属性的理论之上的,它是通过建立语言学和经济学变量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个或多个语言政策的利弊进行评估,进而做出最为合理的语言规划。它不仅关注对语言政策的经济效益,还关注语言政策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非物质效益(Grin,2002) 。 Thorburn(1971) 设计了语言政策评估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开启了从经济学角度对语言政策进行评价的先河。该模式在宏观的国家层面构建了语言教育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框架,成本主要考虑语言教学成本和受教育学生的学习机会成本,收益主要囊括了与他国的贸易效率、中央ZF的效率、国家统一、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力、国家文化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几方面。 Pool(1991) 提出语言规划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他认为一个平等公正的语言政策应该最小化语言成本,并最大化语言的交际价值。 Selten Pool(1991)将语言规划看作一场不同语言政策进行博弈的战略游戏,其中,语言的交际价值与该语言的网络规模相关,而语言成本与该语言的难度系数和该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距离相关。 Grin(2003) 将外语的价值(收益)分为4个评价维度:个人市场价值、个人非市场价值、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非市场价值,这也为语言规划提供了参照标准。个人市场价值是指语言优势为个人带来的收入,即经济报酬的提高;社会市场价值是总社会成员个人市场价值的总和,其外部表现形式多样,如:机构组织、国家、社会的经济利益;个人非市场价值主要指语言优势给个人带来的非物质回报,如:更好地融入多元文化、开阔视野与思维、成就感提升等;社会非市场价值是个人非市场价值的总和,其表现形式主要有:组织形象和国家地位的提升、文化的繁荣与交流、平等公正的促进等。合理的语言规划应该使得语言带来的社会净价值(包括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非市场价值)实现最大化。 四、结语 语言经济学不仅为外语教育政策评估和规划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提供了较为科学、系统的框架和方案,同时还为外语需求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外语教育规划的诸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趋势日渐凸显的今天,应成为外语教育规划的研究方向。 我国在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停留在对国外研究的综述上,在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进行外语教育规划的研究在近几年有成为热点的趋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其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因此,如何在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更加科学的调研,成为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后研究重点要突破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语言经济学为外语教育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及科学、系统的框架和方案,但它并不能代替有关外语教育政策其他领域的分析结果(Grin,2003) 。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成本—收益”模式的可操作性存在许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数据收集“量不够,量不准”,如:语言学习成本难以核算,被调查者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认识和语言能力是否引起收入差别的认识都不可靠,不同的人对估算的跨度会有很大差距,把语言因素在这些差别中所占的份额分离出来比较困难等(薄守生,2008) 。语言成本方面尚且可以用货币来计算,收益方面的变量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难以量化。因此用“成本—收益”进行语言政策的量化存在许多漏洞。 其二是由于语言政策的制定终究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经济分析本身无法给出在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各个阶层的获益状况,因此它只能作为民主决策的一个参考因素(宋金芳,林勇,2004) 。 因此说,语言经济学在语言规划方面的优势在于其可操作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变量的选择上。语言经济学为了模型构建,常常会合理地简化变量,因此很可能忽略掉一些社会语言学或与政治相关的变量,而这些变量在语言规 划中的地位又是非常重要的 (张卫国,2008) 。因此,语言经济学还必须和人类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政治的相关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做出良好的外语教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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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讲座:EMBA如何读懂“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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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6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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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8日,对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来说,这是一天“中国经济专题节”。在姚洋院长的中国经济改革、卢锋教授的宏观经济发展课程之后,晚上又迎来重磅讲座:由林毅夫教授奉献的精神大餐: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主持。姚院长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老师在世行工作期间,经过多次到非洲调研,总结提出的新理论;林老师最近推出的几部著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对企业家也意义非凡。今天特别为EMBA学生带来的讲座,也在不失学术性的同时,注重与实务的紧密结合。 为何要构建“新结构经济学”? 林老师首先引用先贤孟子的话,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令人快乐,与EMBA学生交流是一个“教学相长”的机会,这也正是林毅夫等人最早创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项目的初衷。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是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历史,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思潮: 第一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这派学说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没有现代化的大产业,既然市场失灵,就该发挥ZF配置资源的作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大产业。然而,历史却证明,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渐行渐远。 第二波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八十年代,全世界开始改革开放,过去ZF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带来了利率、汇率的人为扭曲,垄断、寻租行为比比皆是。为此,新自由主义理论提出:ZF应该退出市场,产权必须明晰(从而采取私有化改革),资源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ZF要平衡预算,各国要开放市场(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然而,现实却是,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结构主义时期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前苏联国家的休克疗法并不成功。 同时,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并未被传统经济理论所预测,并且在危机爆发的五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仍未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传统经济理论在帮助实现经济复苏的问题上无计可施。 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并指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林毅夫观察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百多个经济体中鲜有成功者,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却值得关注。这些国家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以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使得林老师开始重新思考市场、ZF的角色,以及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新”字,旨在与早期的结构主义相区别,这是经济学理论命名的惯例。 新结构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经济结构的演化 发达国家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中国家就发展什么产业——这是结构主义开出的药方;发达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应如法炮制,开展私有化改革——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而林毅夫老师则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盲目向发达国家学习,应该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资本丰富,劳动力短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或者劳动力相对丰富,或者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是资本则比较稀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当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比较强,会逐渐积累剩余,从而实现资本禀赋的快速积累。因此,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会不断升级,随之产业结构也不断升级,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变化,再加上ZF在基础设施、法律环境、金融体系方面的改善,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快速道;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结构无法实现动态变迁,就会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ZF 如何让企业自发的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林毅夫认为,这就要遵循企业的经营规律。企业要最大化利润,就会基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采用何种技术、进入何种产业。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才能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反映其稀缺性。 而与此同时,有为的ZF同样不可或缺。企业如果要选择进入一个崭新的行业,失败了所有损失由自己承担;而成功了,就会马上有其他企业跟进,从而不再有先行者的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ZF对勇于创新的企业给予激励、补贴;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所需要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高效的金融制度、良好的法律环境等,这非单个企业力所能及,需要ZF提供或帮助协调。 当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会实现经常账户和ZF收支的盈余,在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ZF就会有财力来实行反周期干预,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高经济盈余带来高的投资回报,从而提高了储蓄率和再投资率,整个经济进入正循环之中。 寄语EMBA:选择蓬勃发展、结构相似、收入稍高的国家的产业进入 林老师指出,ZF在因势利导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之所以很多国家ZF的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这些ZF选取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行业给予扶持,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并助长了寻租行为。ZF的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扶持——所谓一个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即指该产业的生产要素成本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但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该产业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ZF应帮助这个产业的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如ZF效率、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等,从而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以提高该产业的竞争力。 纵观16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史,林毅夫注意到成功国家的产业政策一般挑选的产业都是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远如,16、17世纪,英国挑选了荷兰的产业,当时英国人均GDP是荷兰的70%;近如,20世纪60-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挑选了日本的产业,其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0%左右。反之,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因为挑选了不到该国人均收入20%的国家的产业,例如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超英赶美”。 上述现象背后的逻辑在于: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也应有相似的比较优势;而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会不断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丧失,这为后来者提供了发展空间,成为其他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中国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为越南、孟加拉等国提供了发展类似产业的空间。 对于正在读EMBA的企业家来说,行业选择仍是企业的关键决策。林老师建议,寻找新的行业机会的企业家,应该去看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哪些产业有可能会在该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然后择机进入,则非常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 最后,林老师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未来的信心。他说,只要企业家和ZF共同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把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就会在国际市场上胜出。 演讲结束后,林老师还就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污染治理、移动互联网、3D打印与美国制造业回流等问题回答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学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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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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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4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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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学专业是金融工程,这也是本人一直深爱的研究方向,感觉衍生资产定价理论、动态复制、对冲的思想等等似乎充满着魅力。我对于学科的认识相对肤浅,尤其是对于学科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之间的联系的把握不准,就我的理解来说, 应用经济学是一门旨在通过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调研与分析的学科,它包括对现象的观测、对问题的理论评估及对统计方法的改进,以增进人类繁荣。微观地看,处在不同时空维度的同一资源对不同人(或机构)的效用或有差异,金融工程就是运用技术手段(设计合约)来促成资源间的交换(转换收入形式)以增进所有个人(或机构)的效益。金融衍生资产则更强调通过时间轴,将未来的不确定性化为当前契约来交易。其技术性任务主要有合约(衍生产品)的设计;价值求解(数值解或是B-S及其拓展模型的解析解);以及分析交易机制对合约套期保值效能和定价的影响等。理性范式的市场上,任何金融产品的定价皆需遵循无套利原则。该原则与等价鞅测度本质上是等价的,后者通过测度变换创造出一个风险中性世界,里面所有资产在新概率下的价值过程按无风险利率折现后表现为鞅。若改变上述资产价值的度量(如以零息债或远期的价值代替货币),则风险中性概率亦随之改变,进而得到不同的定价模型。 本人硕士阶段的研究课题是可转债条款设计及其定价 , 而 博导的方向是证券投资与行为金融 , 一直以来他主要精力在股票市场, 对于可转债定价方面不太关注。 本人打算继续做可转债方面的研究, 和博导沟通过,他没有意见。不过对于固定收益方面的研究他建议先请教其他老师,遗憾的是系里也没有一个老师做这一块的, 所以只好在这里开贴请教各位前辈高人。 根据自己搜集的有关资料,对于博士选题我的初步想法有两个: 1、对于 从行为金融视角切入,来分析有关可转债的投资策略或融资行为 (比如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角度分析其赎回、转股等行为,分析公司融资偏好角度分析其融资选择及其条款设计等行为,等等); 2、展开 针对中国本土实际的 可转债研究 ,除了定价和条款设计,还有哪些更具现实意义的切入点呢? 如果将上述二者之一作为整个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是否可取?或者 您能想到的其他有关可转债的可以作为金融工程专业的博士课题 。请从博士选题的基本要求出发来谈谈,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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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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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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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要你提出了一个理论并能自圆其说那你就是一代经济宗师 对于经济学的学习,我认为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选用一本可读性比较强的教材。一本好的教材能够使初学者比较容易的进入所学知识的世界。它能够以浅显、生动的语言讲清楚其课程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它如涓涓之细流、融融之春风,使我们潜移默化的去感受经济学之魅力。这里,我推荐美国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第3版。 2、多观察、多思考。对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用以对现实经济生活加以分析才显其力量所在。我希望初学经济学的学生尽量尝试用所学经济学的理论去思考现实问题。我相信,如果你能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了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经济学竟如此有用!很多问题或者说现象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这边是繁华的街市,而这边却有烂尾楼呢?为什么服装、电脑(或其配件)常常挤在一个地方卖呢?这样在一起竞争岂不是太激烈了吗?为什么有些企业亏损却还在生产?为什么广州市对老年人坐公交车免费而实行的老人证制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3、打好数学基础。对于经济学这门科学来讲,数学是必须的,经济学正是使用了数学这个工具才使它更简捷、更易懂也更有力量。使用数学不是把经济学搞复杂了,而恰恰相反,数学提高了经济学的表述效率,使人更少的产生歧义。正是有了数学的方法,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更清晰了和更准确了,这样做,也有利于经济学的研究者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使用新的数学工具发展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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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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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奥森说只有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才可能有效存在?个别特殊利益集团是否总能有效影响ZF政策? 奥森认为,广泛的利益有可能因为下述原因无法组成利益集团加以维护:如免费搭乘、策略行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等;小规模的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存在的愿意在于: 小规模的利益集团可以实施选择性激励、有效地监督和奖惩;而规模大的利益集团往往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为维护共同利益采取有效的行动。成员更倾向于搭便车。 个别特殊利益集团不是总能有效影响ZF政策。根据奥森模型的推论,公共政策都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不存在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但是,特殊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行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存在多种利益集团;个人的利益是多元的,身处多个利益集团;潜在利益集团转变成现实利益集团的可能;道德、法律的制约;因此,个别特殊利益集团不是总能有效影响ZF政策。 2. 什么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其主要特点是什么? 寻租行为指的是厂商或利益集团寻求ZF特殊政策关照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活动。塔洛克:“寻租行为指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 Krueger 定义寻租为,通过政治体系浪费掉的在人为稀缺方面的经济资源。 寻租行为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私人部门投入资源谋取租金,但并非通过具有“生产性”的活动来达到目的,而是通过影响ZF部门的政策;第二,ZF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三,寻租过程中发生低效率/效率损失,具有非生产性。 3. 如何较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和分析寻租行为的社会成本? 关于寻租行为的社会成本,根据塔洛克的分析,借用垄断低效率的分析方法来初步说明:垄断者抬高价格,剥夺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即,消费者损失了,垄断者却并未得到;若垄断地位是寻租得到的,则为获得这一垄断地位而消耗的资源,将使得寻租的社会成本高于垄断的社会成本。寻租者会乐于拿出获得垄断地位后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进行寻租。而若每个寻租者都如此考虑,则寻租过程中所耗费的资源加总后有可能超过获得垄断地位者可以获得的超额利润。 塔洛克认为,由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原因,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好的寻租成本计算方法。我们有坚实的理论缘由相信,寻租成本相当之大,也有坚实的理论原因怀疑,许多成本是以失败竞争、流产工程、尚未探明的浪费类别等形式存在而未被人们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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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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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中间投票人定理,并指出其结果是否符合效率条件。 中间投票人定理:单峰偏好下,多数投票表决制必有最终结果,且这一结果反映的是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定义“中间投票人”:指这样一个人,相对于他而言,偏好更大规模公共支出的人数与偏好更小规模公共支出的人数刚好一样多。 在中间投票人的参与下,公共品有效提供的条件就是中间投票人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边际税价。因此,由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决定的公共品提供符合帕累托效率标准。 2. 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内容和重要意义,并运用该定理“解读”经典的投票悖论问题。 阿罗不可能定理指,在满足民主社会要求的一系列合理条件下,要想确定无疑地由各种已知的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统一的集体偏好次序,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通俗地说,集体决策很可能要么无法做出,要么就有什么不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意义在于,第一,标志福利经济学进入新阶段,指出,基于个人偏好次序和民主社会的要求,可能找不到合意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一结论有时又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第二,从纯理论角度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判断:不该高估民主的集体选择过程的效率。 在投票悖论问题中,全体人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组合,称决定组。在所有决定组中,选择一个人数最少的,设为 V1 。 V1 在对 X 和 Y 地选择上具有决定性;不在 V1 的人列入 V2 ;将 V1 分解为两部分: V1’ :某一人; V1’’ :除 V1’ 之外的所有人; 根据自由选择条件( UD ),假定各组个人的偏好特征如下: V1: XY ; V1’: XYZ ; V1’’: ZXY ; V2: YZX ; 由于 V1 在对 X 和 Y 地选择上有决定性,社会选择 X 胜于 Y 。看 Z 和 Y 之间社会如何排序。 V1’’ 中的个人偏好 Z 胜于 Y ,但社会其他成员正好相反。若社会选择偏好 Z 胜于 Y ,则意味着 V1’’ 成为决定组,但 V1 是最小决定组,所以其中的一组人不可能是决定组。所以在 Z 和 Y 之间社会一定偏好 Y 胜于 Z 。依传递性公理,有 XYZ 但是,社会成员中只有 V1’ 中的成员在 X 和 Z 之间的偏好如此。所以在这一问题上 V1’ 成为决定组。而 V1’ 中只有 1 个成员,这意味着发生了独裁。结论:阿罗不可能定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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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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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简单多数 表决制下的 投票悖论,并讨论有无摆脱悖论的出路。 投票悖论是指,在两两投票的过程中,如果 XY , YZ , ZX ;则由传递性公理可得出 XZ ,而 ZX 与按照传递性公理得出的结果矛盾,是为悖论; XYZX 称为投票循环,发生投票悖论的原因是多峰偏好; 在摆脱悖论的出路方面,放松有关 “ 合理条件 ” ,无法否定阿定理。考虑个人偏好强度,以博尔达计数法为例,仍不能完全避免困境。森的分析认为,考虑直接社会次序,有些公共品的提供可以不需诉诸投票或者说加总个人偏好的过程。塔洛克指出,虽然没有一个决策过程会完美地满足阿罗定理,但是普遍的决策过程在相当高的近似程度上满足这些条件,也就是说,民主过程实际上是成功的,这也就意味着,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一般说来并不重要。 布坎南说:“多数表决制之所以被自由社会所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允许在不同的选择对象之间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它可以保证竞争性的选择方案能作为临时性试验而被采用测试,并为结构不断变化的多数集团所认可的妥协方案所替代。这就是民主的选择过程。” 人们可能不得不在不完善中抉择,如果要实行阿罗式的民主,那么就要准备承受决策的低效率;如果想确保效率,那么就要接受 “ 独断专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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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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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全体一致同意原则?该境界有何吸引力?又有何局限性? 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维克塞尔指出的,即有关公共品及其成本分割的所有集体决策只有在全体成员一致赞成时才能做出;其基本观点是,各种公共品的提供应该通过个别的税收来筹资,为确定到底应提供多少公共品,需要利用政治的与集体选择的过程;具体办法是,让每个人在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各自可从公共支出项目中得到的好处和需要做出的贡献,然后进行投票,知道有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组合被通过为止;其优点是没有任何成员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相当于每个成员都拥有否决权;其缺陷是,决策成本过高;少数人的策略行为; 2. 理性的个人何以会接受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多数表决制?试分析个人接受多数表决制的可能的理性算计。 理性的个人会接受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多数表决制,即个人放弃个人自由,而加入集体行动。按照接受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一般地,当个人预期集体行动可以增加他的效用时,就会感到,探索集体地组织一项活动的可能性是有利可图的事。如果一项活动要被集体化,那么人们就会选择最有效的决策规则。这就是说,人们会选择那种最有效的决策规则,这就是说,人们会选择那种使集体地组织该项活动的预期相互依赖成本最小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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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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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冲突?就公共经济目标而言,是否可以只考虑效率目标而不管公平目标?为什么?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人们一般认为其中存在权衡取舍,即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将导致对激励的降低而降低效率;萨缪尔森则认为,应当追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点;而库兹涅茨倒 U 假说则认为,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国民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阶段时,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均收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收入分配公平的情况会不断得到改善。而皮凯蒂在《 21 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因为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 不能只考虑效率目标而不管公平目标,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如果收入分配水平持续恶化,则将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社会总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理论上,如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从上述分析可知,不考虑公平,就无从找到大效用边界(或效用可行性边界)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亦即无法确定 “ 至福点 ” 。 2. 效率与公平二者是否总是相互冲突?有没有二者协调的可能性? 效率与公平二者不总是相互冲突的,二者之间存在协调的可能性;选择特定公平标准下的兼顾,即考虑放弃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标准后的情形,若多劳多得是公平的,则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若资本要素可以按照其贡献获取报酬,则可以成为推动效率提高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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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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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公平标准问题上, 是否只考虑“ 过程公平”就够“公平”了?结果公平的标准主要有哪些?试对各种公平标准下可能的政策主张做出初步探讨。 在公平标准问题上,只考虑“过程公平”不能够“公平”,按照 Nozick 强调从程序上平价分配公平,按照这一方法,只要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尊重,就认为任何分配都是公平的。然而,根据不同的公平标准,只考虑“过程公平”未必能达到公平的标准。 结果公平的标准主要有:平均主义、罗尔斯主义、功利主义、无嫉妒 / 无羡慕公平; 在平均主义标准下,主张在分配问题上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做到结果的平等。一般认为,将所有商品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并不一定符合平均主义的理想。较好的办法是令分配后每个人的效用水平相等。 在罗尔斯主义标准下,主张社会福利应仅仅取决于境况最差的个人的福利状况。即,只有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有所增进,社会福利才可以说得到提高。政策上似乎最为关注穷人的利益; 在功利主义标准下,政策主张实现实现社会成员效用总和的最大化; 在无嫉妒 / 无羡慕标准下,主张追求一种不存在相互嫉妒的收入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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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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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黄有光教授的“第三优”思想,它是否否定了“最优”原则和“次优”原则?试举例说明其政策含义。 黄有光指出,考虑到信息和行政成本,次优解既不是最优的,也不是可行的。真正的最优可行值可被称之为 “ 第三优 ” 。即现实中是有扭曲,信息成本和行政成本不可忽略的。 第三优思想并没有否定最优原则与次优原则,第三优原则只是回到了人们的直觉,即能做多好就做多好,尽力而为; 第三优思想的政策含义例如,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信息,全盘策划,统筹兼顾,按部就班进行改革。逐步进行改革还是符合效益的,至少在预期值上如此。因此,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过程中,应该采取渐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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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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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述“次优”思想,其重要意义何在?它是否否定了“最优”原则?为什么说该在原则下有可能主张无所作为?你是否 同意 “现实中没有最优、只有次优”的说法 ?为什么? 次优理论认为,一旦某一效率条件被破坏,那么,即使其余的效率条件可以实现,也不值得去实现了。或者说,次优理论认为,一旦实现帕累托最优所需要的条件之一缺失,那么,次优的状况只能经由偏离所有其他帕累托条件而得到实现。 次优理论的意义在于,在讨论公共经济目标时可以超越帕累托效率标准;但次优原则并未彻底否定帕累托最优原则;次优理论的问题在于, 实现次优条件需要的信息远比有关的最优条件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很难满足所有的复杂条件。 在次优原则下,有可能主张无所作为;例如,在经济转轨道路的选择过程中,根据次优理论,必须在整个经济的所有经济部门都贯彻新的最优条件,否则就不如不改。因为任何局部的改革都可能弄巧成拙。前苏联与东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上的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了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鉴于此,俄罗斯等国采用了 “ 休克疗法 ” ,即遵循次优原则下的无所作为。 我不同意“现实中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因为最优世界中无扭曲、无信息成本与行政成本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而次优世界中有扭曲,信息成本与行政成本可以忽略的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因此,现实中没有最优,也没有次优,只可能有第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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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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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寻租行为:寻租行为指的是厂商或利益集团寻求ZF特殊政策关照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活动。塔洛克:“寻租行为指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 Krueger 定义寻租为,通过政治体系浪费掉的在人为稀缺方面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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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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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票悖论或投票循环:投票悖论是指,在两两投票的过程中,如果 XY , YZ , ZX ;则由传递性公理可得出 XZ ,而 ZX 与按照传递性公理得出的结果矛盾,是为悖论; XYZX 称为投票循环,发生投票悖论的原因是多峰偏好; 2. 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指,在满足民主社会要求的一系列合理条件下,要想确定无疑地由各种已知的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统一的集体偏好次序,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通俗地说,集体决策很可能要么无法做出,要么就有什么不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意义在于,第一,标志福利经济学进入新阶段,指出,基于个人偏好次序和民主社会的要求,可能找不到合意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一结论有时又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三基本定理;第二,从纯理论角度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判断:不该高估民主的集体选择过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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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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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体一致同意原则: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维克塞尔指出的,即有关公共品及其成本分割的所有集体决策只有在全体成员一致赞成时才能做出;其基本观点是,各种公共品的提供应该通过个别的税收来筹资,为确定到底应提供多少公共品,需要利用政治的与集体选择的过程;具体办法是,让每个人在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各自可从公共支出项目中得到的好处和需要做出的贡献,然后进行投票,知道有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组合被通过为止;其优点是没有任何成员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相当于每个成员都拥有否决权;其缺陷是,决策成本过高;少数人的策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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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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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体一致同意原则:全体一致同意原则是维克塞尔指出的,即有关公共品及其成本分割的所有集体决策只有在全体成员一致赞成时才能做出;其基本观点是,各种公共品的提供应该通过个别的税收来筹资,为确定到底应提供多少公共品,需要利用政治的与集体选择的过程;具体办法是,让每个人在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各自可从公共支出项目中得到的好处和需要做出的贡献,然后进行投票,知道有一个全体一致同意的组合被通过为止;其优点是没有任何成员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相当于每个成员都拥有否决权;其缺陷是,决策成本过高;少数人的策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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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13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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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尔斯主义:罗尔斯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应仅仅取决于境况最差的个人的福利状况;即,只有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有所增进,社会福利才可以说得到提高;因此,罗尔斯主义似乎最为关注穷人;罗尔斯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 W=min{U1 , U2 , …Un} ;初看上去,为“最大最小”标准,即追求状况最差者福利的最大化;但实际上也有可能赞成“公认”难以接受的方案,如,很小地改善状况差者的福利,但极大地改善状况好者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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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6-1-21 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