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标签: 教育问题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从清华到伯克利，一个港大女生眼里的“大学之道” 海外生活 since1776 2011-11-17 432 59182 Jinnee23 2014-12-16 08:54:19
农民仍病死家里 教师之家与经管教育 mzl79 2014-3-11 1 1855 18355552368 2014-3-11 18:15:08
大拐点 发展经济学 闹米闹不停 2012-5-9 8 2637 emseu142071 2014-2-16 12:33:45
【教育经济学基本知识1】什么是教育经济学？？ attachment 教育经济学 sunkai_bick 2012-12-12 74 14503 pponine 2013-11-23 22:48:54
给经济加点文艺料~~ 跨学科讨论区 freyaoo 2012-11-1 1 910 哈利泼特 2012-11-1 12:29:42
[箭弹无间道].傅前哨.扫描版.pdf attach_img 版权审核区（不对外开放） xgz6151 2012-8-13 11 964 jinbz 2012-8-23 15:26:03
30岁就会被淘汰？女性该如何规划职业路 attach_img 经管类求职与招聘 问对网 2012-7-11 16 3358 yucaolove 2012-8-14 13:43:58
Mao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爱问频道 shiyounetbar 2012-5-11 4 1842 chyshl 2012-5-11 21:49:13
悬赏 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教育问题的论文投哪些期刊 - [悬赏 3 个论坛币] attachment 悬赏大厅 yinhong007 2012-4-16 1 1016 btwxh 2012-4-17 17:38:03
政协委员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 真实世界经济学(含财经时事) liuyan008 2012-3-7 28 3857 arasti 2012-3-8 14:55:00
中国教育改革更待何时，改革缺乏推动力吗？ 新手入门区 southlake15 2010-5-8 0 1404 southlake15 2010-5-8 11:23:07
更多...

相关日志

分享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通过媒体干预两会教育提案
大庆商江 2015-3-3 06:37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通过媒体干预两会教育提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宣传动员经验，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甚至通过《 南方都市报 》干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教育提案。举证如下： 2013 年 3 月 4 日 ，《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两会教育提案应有更多的“干货” 》：两会已进入进行时，教育问题作为基本的民生问题，必然会有很多代表、委员建言、提案。回顾近年来的两会，笔者期望教育提案，要少些重复，多些“干货”———这也符合本届两会精简、高效的主题。近年来的两会教育提案，颇多重复——— 对于一些复杂的教育问题，反复提议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提案所涉建议早已在教育法律法规中有明文规定，这就不适合提案，而应该对有关部门进行质询、问责了。比如，不少委员代表提议义务教育学校要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可 2006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不得设重点校、重点班，提案的目的是为了审议、立法，而法律早已确定，这提议就重复了，委员、代表需要做的是对《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质询。从这一角度出发，要让本届两会有更多的教育“干货”，一方面，委员代表应集中关注个别重大议案。比如怎样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当地升学问题 ( 即异地高考 ) ，虽然此前各地已经出台方案或者思路，但是，一直以来，笔者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应该由国家层面主导，应将其纳入立法程序，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讨论、审议，异地高考方案才能达成广泛共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地行政部门负责决策。可以预计，今年两会上，异地高考会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如果不是采取纳入立法程序的方式，对其的讨论，很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另一方面，委员代表应该努力促成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进行修订。我国在 2010 年颁布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了很多不错的改革措施，但是，落实这些改革措施都遭遇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为此，只有结合纲要提出的改革措施，修订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客观而言，代表委员所提的改革建议，是很难超越三年前集全国之力，经过 100 多次座谈，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教育规划纲要》文本的，因此，要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和办学体制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 将教改纲要变为教改法案。这是代表、委员的职责所在 。这也对代表、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应该全面了解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现行法律法规，据笔者所知，虽然教改规划纲要颁布快到三年，可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纲要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包括一些高校的领导、教授在内。甚至有采访我的一些教育记者，居然还不知道有教改规划纲要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教育问题，就会变为“零起点”，大家以为自己发现了教育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些早进入了纲要。这只会折腾精力，而对教育问题的解决不利。而且，有关部门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会如释重负———“我们早就发现了”。其次， 应该让质询、问责的力量强大起来 。两会有两大功能，一是立法 ( 制订预算 ) ，二是监督、质询，尤其是后者，这会让两会的作用更明显。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来说，代表、委员，应监督教育法律部法规的执行情况。比如，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应该在 2000 年就达到 G D P 的 4% ，可直到 2012 年才达到，这就是代表、委员坚持不懈质询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表明，质询的力量还不够大，使得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太漫长，导致教育欠债过大，严重影响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假如本届两会，代表委员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干货”，对深入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起到实质的推进作用。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通过媒体干预两会教育提案你具有一定的煽动性。 这样的文章恐怕只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能写出来。 这样的文章恐怕只有《南方都市报》才能发表。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上海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任何教育问题
大庆商江 2015-3-3 05:23
上海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任何教育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他的职称是编审，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利用媒体发表一些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扩散社会抱怨情绪。举证如下： 2014 年 8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大学生不如农民工”背后的教育困境 》：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 90 后毕业生饭碗报告》。这份来自 35 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 2443 元，仅够买半部苹果手机，其中北京地区平均起薪也仅为 3019 元，同时，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 ( 8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 ) 针对大学生平均起薪低，一个老话题又被提出———“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继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经常有父母劝阻子女上大学的新闻爆出，其理由就是上了几年大学之后，出来拿的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这大学有什么读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大学生”身份来看待“大学生起薪问题”，那么，这种追求“身份”的教育，在“身份”变得不值钱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读书无用论，而突破“身份教育”，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身份教育，就是指，读书是为了获得身份的转变，随着身份的转变，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身份教育”，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大学生身份，被社会称之为“改变命运”，这在大学生人数比较少时，还有一定的价值，可随着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 20 13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 33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30% ———再实行这样的“身份教育”，就会陷入麻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同龄人大多是大学生时，凭大学生身份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吗？“身份教育”，说到底就是学历社会中的教育，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通过文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文凭虽然还可能是某些单位的敲门砖，但是，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获得的薪酬回报，更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获得一张大学文凭，获得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那么，他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一份比较差的工作，拿的薪酬比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还要低，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是白白地荒废了大学四年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大学现在干的正是只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事，没有给学生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而我国不少大学生，一进大学之后就混日子，这样的大学生活并无多大意义。这样的大学生，空有大学生身份。反之，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在乎文凭，而在乎自己学到的知识、提高的技能，培养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等，那么，读大学是富有价值的，这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会获得长远的事业发展，即便最初的起薪低，却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抱着这种想法的学生，不会被一张文凭蒙住双眼，而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选择大学时，就会更关注自己能获得什么真本事，而不是图虚名，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会盲目去选普通教育；不像现在，为了获得一张所谓的名校文凭，学生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兴趣，似乎只要进了名校，就获得了所有的一切。等待这些学生的，只会是梦想破碎。另外，当不受身份的约束和局限时，读完大学的学生，求职面也变得更加宽广，在很多人的传统意识中，大学生要干适合自己身份的工作，认为大学生去开出租车，去做装修工，是对自己和对教育的双重浪费，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之后，周围的人都是大学生，如果大学生只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谁来干不符合身份的事？再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在于，让各行各业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实，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中，已有一些大学生选择做以前农民工做的活，比如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帮他人做房屋装修的水电工、木工，他们的收入远比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高，而且，他们的介入，也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服务水平。对于这些大学生，是将他们的收入统计为农民工收入，还是统计为大学生收入？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大学教育才会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假如学校只聚焦学历教育，读书只追求文凭、身份，我国的大学教育将严重贬值，大学身份很可能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无用，会演变为读高中无用，读初中亦无用。这是身份教育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学校，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任何教育问题。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农民工的任何问题。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问题。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所谓“身份教育”理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恐怕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才能写出这么没用的文章。千万别说熊丙奇有病啊。那叫“问题控”。哈哈哈哈 恐怕只有《南方都市报》才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写的这么没用的文章。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怎么研究村民的玩笑话？
大庆商江 2015-2-23 07:44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怎么研究村民的玩笑话？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放着“教育问题”不研究，却研究村民的玩笑话。不是不务正业，乃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对“钱”比对“教育”感兴趣。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23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村民的“玩笑话”为何会被当真？ 》：“他要想叫俺说他好，就为庄上每人买辆小轿车、一人再给 1 万块钱。”近日，朱之文在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中的一句话，被解读为其成名后被村民索要车辆和钱财。情况确实如此吗？ 21 日，大众网记者深入朱之文的家乡单县郭村镇朱楼村采访发现，被流传的索车要钱传言，实为彼此熟悉的村民之间的玩笑话。村民说，他们对外界的说法感到不满和委屈，朱之文成名后为村里做了一些好事，他们很感激 ( 大众网 2 月 22 日 ) 。这件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但说实在的，不管这句话有无媒体来澄清，我本人都不会把这解读为“被村民索要车辆和钱财”，所谓“索要”，是“讨取”和“索取”，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比如某人把某人告上法庭索要几百万赔偿，某人带着一群人上某家，索要多少钱。而这句话并不带有多大的强制性，“他要想叫俺说他好”，不说好又怎么样呢？不说就是呗，又不是人人都会说你好。再者，这是一个村民的说法，还是全村的说法，甚至是村委会的意见，不能轻易混淆，假如只是一个村民的说法，就解读为“村民”，这是对其他村民的不公平。其实，这句话的语意，更倾向于开玩笑，就好比某人出了名，请朋友吃饭，朋友笑称，你得拿钱“收买”我们，否则要把你过去的糗事报料给媒体。这多半不会被当回事，可如果这位名人对此高度“敏感”，把此事公开给媒体，说自己出名后朋友都向自己要钱，就完全扭曲了事实。而现实中，这样的扭曲还真不少，因为媒体的报道，会略去背景，甚至只挑一句话，把这句话从语境中脱离出来说事，结果制造了不必要的口水战和纠纷。这和参与报道的媒体与当事人本人有关。退一步说，就是有人真正“索捐”，这也没有什么，只要对方没有做出违法的事，在嘴上说说，当事人根本不必当一回事，你把任何人那么“一说”，都记在心里，想追求他人心中的完美，那无疑不堪重负。在各种“索捐”面前，当事人有拒绝的权利，而懂得拒绝不合理要求，以及不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淡然处之，也是现代公民应该具有的权利意识。有媒体发文称，索捐折射出人格缺陷，以笔者之见，这不单是索捐者的人格问题，还涉及被索捐者的人格。记得潘石屹去年向哈佛大学捐款，网上一片质疑之声，称其不爱国，不把在国内赚来的钱捐给国内大学，却捐给美国大学，是吃里扒外，给自己的孩子买门票，可是潘石屹并不为这些“质疑”所动，后来又给耶鲁大学捐赠助学金，这次还是有网友质疑，质疑其是不是给孩子买耶鲁的门票—质疑到这种份上，质疑者也没有了什么意思。他人的钱只要来源合法，怎么支配是他人的权利。假如被“索捐”的当事人不理会这些索捐，坚定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本也是对不合理要求的回应，也在改善周边的环境，坚持权利的人多了，无理取闹者也就会散去。而如果当事人极度敏感，把玩笑话也当真，承受极大的“道德压力”，那么，挥舞“道德大棒者”，会觉得此招有效，乐此不疲，如此，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树立不起来，生态环境会更恶劣。至于有人用违法的手段，搞人身威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强迫他人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当事人非但可以拒绝，还可以报警，不能以其所谓“善意”的初衷，为其违法行为开脱。总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会受不讲理、不讲法的人影响，但绝不是由他们决定，这要看事件核心当事人的反应，他是否坚持维护自身权利，还是谨小慎微，处处看他人的眼色，投入他人设置的“道德陷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表现，才是决定社会文明走向的关键因素。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怎么研究村民的玩笑话？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本质上只是一个自谋生路的“自由撰稿人”。 主要原因是： 第一、熊丙奇对教育的研究不过是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写教育的话题容易露马脚。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第二、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从职业的角度对“钱”更感兴趣。这无可非议。 第三、熊丙奇目前相当于“自谋职业者”，主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写稿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稿酬。那个话题“来钱快”就写哪个话题。这符合情理。 第四、熊丙奇 1990 年从家乡四川省资中县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家乡人或许也盼望熊丙奇为家乡捐献。或许熊丙奇正想着为家乡捐献。或许熊丙奇已经为家乡捐献。或许熊丙奇比较纠结。借此话题解解郁闷。 媒体也有责任。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与教育无关的话题，就不要后缀“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以免画蛇添足。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
大庆商江 2015-2-22 16:46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现代汉语》第 1514 页解释，资源：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 《百度百科》解释，教育资源是人类社会资源之一。教育资源包括自有教育活动和教育历史以来，在长期的文明进化和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积累的教育知识、教育经验、教育技能、教育资产、教育费用、教育制度、教育品牌、教育人格、教育理念、教育设施以及教育领域内外人际关系的总和。 《百度知道》解释，高等教育资源是现代高等教育面向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教育模式体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在媒体上侈谈中国教育。诟病国家教育成就，污蔑留学生群体。举证如下： 2012 年 3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垃圾留学”与内地教育资源开放》：随着出国留学热的升温，“垃圾留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加上最近“洋文凭工厂”事件爆发，防范“垃圾留学”成为被热议的教育话题。概括起来，相对于学生素质较高、对方是名校的“精英留学”来说，“垃圾留学”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一些学生在国内无法进本科，甚至无法进高职高专，想出国留学，获得本科学历，或者有大学可上；二是一些国内教育中介和海外教育机构，看准这一市场需求，降低招生门槛，广揽生源；三是这些留学生在国外求学，由于自我管理能力差，以及有的国外教育机构管理不严，造成整个留学生涯基本上就是在混日子，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几年，一直混在华人圈中，连语言关也没过。“垃圾留学”，无论对学生、家庭来说，都是很大的伤害。对于“垃圾留学”的发生，普遍认为有几方面原因：其一，家长、学生盲目选择，没有对留学作全面的了解和规划，受留学机构和境外教育机构蛊惑；其二，对留学中介、境外教育机构在国内招生的监管不够，出现“留学欺诈”；其三，我国社会的“学历情结”，尤其是对“洋学历”的崇拜，为这一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以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值得教育监管机构、家长、学生反思。但在笔者看来，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国内教育资源的封闭，某种程度催生了“垃圾留学”。需要注意的是，与选择境外优质高等教育的优秀学生不同，遭遇“垃圾留学”者，更多追求的是有学可上，但我国的高等教育，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选择的空间。在最近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在谈到出国留学热时指出，高等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新华网 3 月 9 日 )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还严重匮乏吗？这在几年前是成立的，而眼下，我国有一大批进行自考助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倒闭；每年的高考招生中，我国也有大批高职高专，甚至民办本科院校招不满学生。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实际上存在高等教育资源闲置，而一些国内考生却要到国外找学上的问题。导致这一局面的，有如下原因。首先，高职高专招生、培养，未实行宽进严出。我国高职高专的招生，目前在大部分省区还实行统一分数线控制，考生没有达到分数要求，也就无法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子女没有达到录取分数要求的家庭，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极有可能送孩子出国留学。假如我国高职高专的招生实行类似国外同层次教育机构的“宽进”模式，这些学生完全有可能就选择在内地读书。对此，有人担心高职高专不设招生分数要求，会大大降低质量。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高职高专是否坚持培养标准，实行“严出”，我国高职高专现在有分数限制，质量也不高，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严出”。国外大多教育机构实行“宽进”的基本前提是“严出”，他们关注的是把好培养关和毕业关，而我国关注的是“进入门槛”。其次，我国高职高专、民办本科低人一等。国内一些学生之所以放弃高职高专和民办本科——— 统计显示，在有的实行分阶段志愿填报的地区，放弃第二阶段志愿填报 ( 主要针对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 ) 的考生，占总考生数比例超过 10% ———而选择出国留学，除了认为其教育质量不高之外，还因为在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中，这类高等教育，是“层次”不高、受到歧视的。成人高等教育受冷遇，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出国求学，好歹可拿到一张“洋文凭”，非但不会遭到歧视，还可能得到优待。再次，我国各类教育缺乏流通的渠道。在英、美等国，职业教育、社区学院和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院校和名校之间，是有互通的渠道的。在美国的社区学院求学，可以获得副学士学位，以社区学院的成绩，可以申请到名校读书 ( 一些社区学院，与名校还签有相关协议 ) ，所以社区学院的地位并不低，反而以其申请门槛较低、学费较低，而受到欢迎。与之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缺乏健全的互通渠道，读高职高专的学生，只能拿到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要再读全日制本科，必须参加专升本考试，就是获得本科证书、学士学位，如报考研究生，也会被追查当初的专科学历。 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造成规模达到 3000 万人的高等教育资源 ，只有 30% 左右的一本和二本院校资源，对于考生来说，才是值得追求的资源。所以，低端但耗资巨大的“垃圾留学”，应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封闭格局——— 计划招生、单一模式、分等级管理、各类教育间壁垒森严——— 所制造的产物。既让受教育者 ( 及其家庭 ) 焦虑，也让高等教育自身受损，一些高职院校、民办本科就眼睁睁看着招生计划未完成，却又不能通过多次招生、放开招生来解决，同时也无力改变制度给自己设定的低端身份。 按照这种格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再怎么丰富，也阻挡不了出国留学的势头 ，一边是一些家庭无奈选择“垃圾留学”，一边是一批国内院校破产关门。开放高等教育，打破计划体制对学校发展的羁绊，让受教育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通过开放来促进各类教育、学校间的平等竞争，这才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吗？注意：高等教育资源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不是想当然。高等教育招生能力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不知道什么叫高等教育资源就不要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配啊！汗颜呐。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称作“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的。“专家”是有真才实学的。假冒伪劣经不起基本概念的严格检验。连虎带蒙的不行。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以“教育问题专家”名义为张国立开脱？
大庆商江 2015-2-20 05:54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以“ 教育问题专家” 名义为张国立开脱？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张国立， 1955 年 1 月 17 日生于天津，在陕西长大，国家一级演员、导演、制片人。中国铁路文工团演员、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院长、北京国立常升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上影寰亚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南方都市报》 以“ 教育问题专家” 名义为张国立鸣冤叫屈。举证如下： 2014 年 8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32 岁的张默吸毒需要其父向公众道歉吗？》：已经 32 岁的张默再次吸毒事发，其父张国立再次成为炮轰的对象，有网友喊张国立出来道歉，还有的网友想听张国立这次说什么——— 上次他已经为儿子吸毒道过一次歉———包括新闻媒体的报道，都在张默前加上“张国立之子”。鉴于张国立在娱乐圈的名声，媒体追求眼球效应，可以理解，但把已经三十而立的成人的违法犯罪问题，归为父母的责任，则不妥当，而且，也会让孩子形成依附性人格，成人却难独立。“星二代”、“富二代”这样的问题尤为突出。如果“星二代”、“富二代”在未成年阶段犯事，有必要追究其父母的责任，因为父母是其监护人，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父母有监护子女的责任，而在“星二代”、“富二代”已经成人之后，将他们的问题也和其父母联系起来，则可能让他们一直长不大，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之下。舆论经常质疑“富一代”、“官一代”疏于对孩子的教育，为其子女日后的人生发展带来隐患，可是，却也犯同样的错误———质疑“富一代”、“官一代”只满足孩子物质的需求，忽视了做人的教育，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可却在关注“富二代”、“官二代”时候，忘记他们也有独立人格，简单地说，他是他，他的父母是他的父母。 32 岁的张默，在世人面前就是“张国立的儿子”，也许在外人看来，他有一个明星老爸，家境优越，可是，却无法理解一个成年人，还一直被称为某人的儿子，会是什么滋味。当一个人人格无法独立，人格发展存在缺陷，出现心理问题，进而做出违法犯罪的事的可能性要比健全人格的，可能性大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负有责任的，但这不是无限责任，孩子在成人之后，要走向独立、自主。这是所有父母都应该教育孩子培养的意识，对于“富二代”、“星二代”来说，这方面十分欠缺，有的父母，不但在孩子未成年期间包办代替孩子的一切，就是在成人之后，也为其包打天下。就像张默上次吸毒犯事，已经 30 岁了，还由父亲出来向公众致歉。这种处理方式，为来日再次犯事，埋下伏笔， 我不希望张国立这次再出面向公众道歉 ，成人子女做的事，应该自己承担后果。当然，所有父母要从中反思，怎样在孩子未成年阶段，给其健康的人格教育，为其走向独立奠定好的基础。耐人寻味的是，对“星二代”、“富二代”，大家的关注点会聚焦在其父母，对于一些名人，有人也会追溯其中学的老师，比如，最近芮成钢被热议，其班主任写信呼吁实事求是看成钢，信中提到“当芮成钢顺风顺水的时候，许多人以与芮成钢有过某方面的交往为荣，也不乏攀附者，接受记者采访，说自己曾教过芮成钢什么什么，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再见记者，怕沾上腥味。”这说出世态炎凉，更引发深思：怎么看待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在崇尚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社会环境中，个体责任是第一位，尤其当个体成人之后，制度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但这都是外因，理性分析一个人的问题，首先要看其个体的选择，再分析他所处制度、家庭对其的影响。但在我国当下，很多人把个体的问题，归为制度 ( 是制度受害者 ) ，比如大学教师学术不端；也有人把个体的成功，归为家庭的权势、父母的关系，比如“星二代”、“富二代”。在无意识中，大家忽视了个体，个体的责任消解在制度、环境、关系网中。教育———无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的根本价值，是让每个受教育者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让他们知道作为公民，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也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公民教育的缺失，导致对于一些公共话题，经常陷入道德、法律、权利的纠缠，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这无益于建设健康的公民社会。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南方都市报》 以“ 教育问题专家” 名义为张国立开脱？一些名人的某些隐私事件，忌讳媒体曝光炒作。也许， 已经 32 岁的张默再次吸毒事发，其父张国立再次成为炮轰的对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助《南方都市报》 以“ 教育问题专家” 名义对“ 已经 32 岁的张默再次吸毒”进行评论，似乎是在加温而不是冷却。 “ 教育问题专家” 插嘴插舌的，没有问题的好像有了问题， 相当于给张国立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代表，真理的化身，还要作出为张国立“伸张正义”的热心肠，实在是伪君子之所为，带有阴阳脸两面派特点。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梦寐以求夺取ZF的教育决策权
大庆商江 2015-2-17 05:27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梦寐以求夺取政府的教育决策权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4 年 8 月 22 日 ，新华网《刘延东：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２２日出席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围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核心任务，积极开展教育咨询，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刘延东在认真听取１０位咨询委员发言后说，近年来中国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积极参与教育公共政策咨询谋划，认真指导教育改革试点和社会舆论引领，为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刘延东强调，当前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期，也是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攻坚期。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立足国情，弘扬传统，遵循教育规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努力办出中国特色、高水平的现代教育。要突出教育综合改革重点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质量，改革管理方式激发教育活力。希望教育咨询委员勇于担当，坚持真理，围绕改革深入调研，切实肩负起为国家谋大计、为教育献良策的神圣使命。第二届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由７１位委员组成，下设素质教育改革组等１０个专题组。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努力做到科学民主决策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很关心教育决策权。他说“ 没有教育决策话语权 , 谁都是弱者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想当“弱者”，他相当“强者”。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梦寐以求夺取政府的教育决策权。举证如下：约 1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0 年 4 月 7 日 ，熊丙奇的博客《 “我”、“我们”和教育决策 》：一周前，针对广东地区农村师资招聘热，我写了一篇文章《免费师范生的尴尬》，文章被网站转载后，引来不少关注。我注意到有不少自称为免费师范生的网友发帖指责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大致有：“我就是免费师范生，我要说，我就热爱师范事业，不存在你说的毕业后不想去农村当教师的情况！”“如果当初你对教书不感兴趣，就不要选择免费师范，选择了，就不能悔改！”“你说的情况可能存在于某所学校，但可以告诉你，我们这里不存在！”我不能确认他们是不是免费师范生，如果是，我想说，他们所接受的免费师范生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我”和“我们”、免费师范生个体和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关系，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去教学生，是很难培养讲理、有合格素质的公民的。就个体而言，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个人有强烈的从事师范教育的兴趣，当初并不是冲着免费师范生的各种优惠措施去的，未来也不会更改职业理想，但是，这是他们个体，而不能代表群体，代表其他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与他们同样的想法，由此否定免费师范生政策中的“强制服务协议”、没有“退出机制”是不妥当的。 4 月 6 日 的中国青年报，再次聚焦已求学三年，即将面临就业和考研选择的首批免费师范生，报道说，“离研究生报名时间还有好几个月，但化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柴伟却心急如焚。因为他是免费师范生，按规定，他专业学习成绩再好，也不能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处在这种焦虑状态的免费师范生并不是少数。“这 3 年我是在不断的迷茫、询问、等待中度过的。”另一位免费师范生小倩这样说。“马上就要实习了，自己能不能找学校还不知道，实习过后就是就业，说是双向选择，怎么个选法也还不知道。”小倩一下子道出了一连串的“不知道”。不知那些免费师范生网友看了这则报道，是不是还要指责报道以偏概全。还要以“我”去代表“我们”。而这还不是免费师范生问题的关键，我发现，一些教育决策者，也有这种决策思维，爱用“个体”代表“群体”，爱用“我”代表“我们”，上述这些免费师范生，正是这种决策思维所形成的教育制度的产物。从免费师范生推出到现在，相关决策者并没少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他们在座谈会上听到几个学生代表大声赞扬这一政策之后，于是就认为这一政策受到广泛欢迎，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其间，曾有免费师范生提出退出申请，也被教育部门官员硬生生否定，并告诉他们，既然选择免费师范生，就要做好终身从教的准备。这样的决策思维是可怕的。 真正科学、民主的决策，要么是全体参与讨论、听证、投票，要么实行代表制，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意见， 在免费师范生政策制订中，根本没有听取全体参与学校教师、学生的意见，就是听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意见，也是“被代表”，也于是，有关免费师范生的迷茫、尴尬，被过滤。其实，不独免费师范政策，不少教育政策，都是少数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臆想，然后再找来赞成自己意见的人“听意见”，就拍板出台的，这些政策由于没有考虑到相关者的复杂情况，而在推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这种决策思维与模式必须调整，不然，这些政策由于遭遇现实的阻力必然短命，同时也会留下诸多后遗症。 2010 年 4 月 9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谢湘 堵力）《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小组请民间人士北京提意见 普通人献策 教育部奉为座上宾》：今天，教育部部长助理吴德刚在教育部大楼召集会议，请来了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献计献策的各方代表 11 位和部分媒体代表。杨东平、 熊丙奇 两位大学老师当了多年的教育问题“明星专家”，今天也是第一次踏进教育部大门。 【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说：“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10 年 7 月 22 日 ，“熊丙奇的博客”《 暗箱操作的教育决策为何屡屡发生 ？》 7 月 2 日 上午 9 时许，广东省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内一时喧闹起来。不上课的近百名教师，开着摩托车，浩浩荡荡地前往从化市教育局。他们希望对方解释清楚，为何要将自己的学校托管给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南方农村报 7 月 20 日 ）据报道，早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广州工程学院便致函从化市政府，提出要以该校为龙头，整合从化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打造中职园区。而作为从化市唯一的公办中职学校，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成为首先整合的对象，要被广州工程学院托管。可一年多来，无论是从化市政府、从化市教育局，还是广州工程学院，在各方的“多次沟通交流”中，唯独缺少了被托管主体——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声音。其间，虽然也有该校的教师获得风声，但无一例外遭到校长的否认。 2010 年 7 月，托管通知的白纸黑字，让老师们一下子傻了眼。这样的故事见得太多了。整个事态的演变过程大致程序如下：由政府部门或某教育机构提出动议；政府部门找来机构负责者“协调”，“协调”过程完全保密；“协调”妥当后，召集当事教职工和学生（学生家长）宣布结果；当事教职工或学生（家长）反对；政府部门不理睬反对，教职工或学生（家长）走上上访路，矛盾激化……事情闹大之后，先前的动议或不了了，或强行推进，再弄出更大的事端来。我不知道政府部门是作何想，他们难道认为自己的暗箱操作很高明，教职工和学生（家长）就是软柿子？他们为何不从其它事例中吸取教训？能解释行政部门的行为的理由是，行政权力长期不受制约，以至于在进行决策时，根本不把老百姓的权益放在眼中，而且他们有“自信”，能用行政力量再摆平老百姓的反对意见。殊不知，现今老百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在事关自己未来生存的利益面前，老百姓是不可能被所谓“服从大局”之类的宣传打动的。任何教育决策，从本质上说，都是民生决策，都应该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就学校的托管、合并而言，这就影响教职工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还影响学生的学费，不尊重教职工、学生的利益，就由行政强权进行托管、合并，就算托管“成功”，也会遗患无穷。不管出于何种好的“出发点”，都会出现违背初衷的结局。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民主。国家教改《规划纲要》的制订，也被认为是对此的一次全面实践，然而，各地不断出现的不科学、不民主教育决策表明，不能指望政府部门的自觉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这就是，凡是关于教育发展的重大决策，在学校层面，必须通过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的同意，在社会层面，必须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的讨论、审议。 2012 年 5 月 22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教育必须建立民主决策机制 》：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 18 日在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时证实，由香港政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重建的绵阳一所中学，已经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作为建造一个豪华式商住综合工程之用。香港政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 ( 南海网 5 月 21 日 ）就在 5 月 21 日 ，有媒体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讨暨‘新教育、新农村’项目启动会”上，专家建议调整当前“撤点并校”政策。专家调研显示，撤校后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 4.05 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 1157.38 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而另一方面，被拆并后出现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新京报 5 月 21 日 ）将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令人感慨。近年来，我国内地不时传出个人或机构捐建的希望学校时被变卖、闲置、废弃的消息。在这些事件中，很难听到捐建者或者机构的声音。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些学校时，没有多大压力。而一些中小学在建好不久之后就被闲置，或者由于地方政府改变城市规划，而被拆毁—— 2010 年年初，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 1500 多万，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面临拆迁，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短命的学校”——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重视与学校相关的群体，包括教师、学生（及家长）、捐赠者、合作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所致。所以，这两则消息背后，其实是同样的教育决策机制在发挥作用。客观而言，专家关于撤点并校的建言已经是“马后炮”，我国的小学在过去 10 年间已经被撤掉一半，达 371470 所，之所以撤点并校如此顺利，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根本不听取老百姓意见，纵有当地居民以上学路途遥远、有交通安全问题、学生不适合住校等理由强烈反对，也在政府一声令下实行撤并。因此，如果这种教育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而在发达国家，学校的规划、建设，并不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进行决策，而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社区教育委员会进行决策，政府只是决策的执行者，这样进行的学校建设规划，由于充分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经历民主决策程序，因此规划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很难随意被调整。 要改变当前的教育决策问题，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既要政府转变工作思维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到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也需要有外部的推动，这就包括与教育直接相关群体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从这一角度看，香港政府作为捐赠方，要求进行调查，并追讨捐赠款，是对内地建立新的教育决策机制的推动。捐赠者对地方政府处置捐建校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要求退还捐款，是对捐赠学校负责的态度。一方面，从捐赠角度说，当初之所以捐赠，是地方政府做出过建设的承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处置捐赠学校，事先必须征求捐建者的意见，得到对方的许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就进行处置，是对捐赠者权益的漠视。 2012 年 7 月 7 日 ，新浪网《 熊丙奇：调整校长助理制度关键是民主决策 》：大学要清理校长助理，只有按照自主办学的思路进行，在大学内部建立民主管理、决策机制。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公布的领导机构中“设 11 位校长助理，共 27 位校领导”，引发公众“校长牛过部长”的质疑。 7 月 4 日 北大发表回应称， 11 位校长助理是服务性岗位，大部分校长助理是兼职服务，并非所谓“校级领导”。最新的消息是，北大已经着手考虑对校长助理等制度和管理岗位进行优化、调整。在学校内部设立多位校长助理，这已是近年来很多高校的共同做法，北大此次遭遇质疑，一来因为其是北大，再就是其太高调，官方赫然将 11 位大员列在“校领导设置”栏目中。不管占不占行政资源，校长助理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被视为相当于校领导。大学设置如此多的校长助理，完全是学校的自主行为，这也是这起事件的“新看点”：长期以来，大学校长一直抱怨没有自主权，大学是为了对应上级管理部门才设置很多行政部门的，学校也不堪重负。可是，对于校长助理岗位，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要求学校设置，也不管其具体任命，大学为何却设置这么多呢？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外部，表现为政府将大学作为一级行政部门来管理，通过人事权和财权控制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表现为行政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在学校内，行政至上，对人事、财权一把抓。眼下的问题是，学校的外部关系并没有调整，学校内部就在这一关系背景下大做文章。有舆论于是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明令大学不能设置这么多校长助理岗位。这显然是不妥的，这只能进一步强化行政的权威。大学要清理校长助理，只有按照自主办学的思路进行。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民主管理、决策机制。调整校长助理制度的方案，应该提交教职工委员会讨论，如果大学没有这样的议事规则，那么，就必须着手设立。另外，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 ( 征求意见稿 ) 》，该纲要强调，要从制度层面，切实尊重和保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重视基层民主建设，依法落实师生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现在缺的只是行动。如果在大学落实了师生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监督权，大学能有这么多的校长助理吗？□ ( 熊丙奇 学者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北青网（熊丙奇）《 从撤点并校的问题反思教育决策机制 》： 17 日， 21 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报告显示， 2000 年到 2010 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 30 个教学点、 3 所初中，几乎每过 1 小时，就要消失 4 所农村学校。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一些省市就针对农村生源的变化，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了布局调整，这也被称为“撤点并校”。 200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第十三条提到，“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调整后的校舍等资产要保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有需要又有条件的地方，可举办寄宿制学校。”这被舆论解读为此后农村大规模“撤点并校”的政策依据。本来，根据生源的变化，调整学校的布局，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同时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按照这一政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布局调整，是必须因地制宜的，但遗憾的是，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不少地方断章取义，存在“一哄而上”、盲目撤点并校的问题。今年 9 月，针对过去十多年来撤点并校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撤点并校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具体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有的地方在学校撤并过程中，规划方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这是十分务实的态度。然而，这是一个被舆论广泛认为“迟到”的意见，面对一半小学已经被撤并掉的现实，再出台意见修补撤点并校的“后遗症”，效果如何还难说，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已经改变了很多农村学生的命运。一项好的政策，为何会被“曲解”、“走偏”？这值得深思。总体看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目前普遍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模糊。由于我国各地的教育情况十分复杂，因此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因地制宜，可是，这不意味着把权限全部交给地方，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职责，必须由中央政府明确，这才能将中央政策和地方情况有效结合，也有利于中央检查、督促地方执行政策。像撤点并校政策，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学校布局的政策是合理的，但要避免地方政府借撤点并校，一味减少学校、教学点，以此减少自身对教育的投入，应该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离开学生家庭的距离不得超过多少距离、学生徒步上学的时间不得超过多少分钟、撤点重新布局的学校超过多少距离必须配备校车等等，只有有这一明确的限制，才能避免地方政府由“因地制宜”变为“一哄而上”。事实上，今年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意见，就是在这方面进行了规范。如果早在 2001 年的意见中就有这些明确的规范，一些问题或可避免。类似的还有异地高考政策，目前我国采取的办法，还是由各地因地制宜设置异地高考门槛。因地制宜是必要的，但是，在异地高考矛盾不突出的地区，比如山东、黑龙江等，这一问题还不大，而在矛盾比较突出的大城市，如果把设置门槛的权限全部交给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有可能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高考利益的冲突下，设置较高的异地高考门槛，结果是大量随迁子女无法享受异地高考政策。其二，教育决策缺乏民主程序。如果各地在教育决策中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有将民意纳入决策的过程和机制，就撤不撤、怎么撤、撤之后的交通和求学问题怎么解决等进行深入讨论，那么，因地制宜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地方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往往却是由行政单方面主导、拍板，并没有听取民众意见，没有告诉家长什么时候撤、撤之后到哪里上学，至于交通问题则是家长自己的事。在撤点并校中，一些地方就曾出现“强制撤并”。随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增加了学生的上学成本，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加大了家庭的负担，导致学生辍学，城镇学校大班化更严重等等。对此，国务院在 2009 年明确要求各地在撤点并校时必须听取老百姓意见； 2010 年我国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专门提到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包括纲要本身的制定，就先后两轮公开听取意见——但是，不容乐观的现实是，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按照原有的思维，继续主导教育决策，完全从利益角度来规划教育的发展。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让老百姓享有更好的教育，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发展理念和思维，要充分听取他们的需求、意见， 建立开放、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 ，这样才能保障教育决策，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教育（ 熊丙奇 上海　教师 ） 【注：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宣布：“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为什么还要自称上海教师？】 2012 年 12 月 17 日 ，《新华每日电讯》 3 版《 熊丙奇 : 没有教育决策话语权 , 谁都是弱者 》：三大自主招生联考的方案前不久公布 , 每个联考均只考两门 , 考试时间被安排在同一天 , 这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在上海 , 就有一些考生“吐槽”说 , 理科只考数学、物理两门 , 对于选化学和生物的学生不公平；三大联考放在同一天 , 也让学生很纠结。有家长呼吁 , 教育部门出台政策时应该听取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 , 不能搞突然袭击。我很赞成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 同时也感慨 , 没有话语权 , 每个受教育者 ( 及其家长 ) 其实都是弱者。对自主招生联考政策有意见的沪上学生和家长 , 都是有上海户籍的人 , 他们相较于“占海特”们可以算作强者 , 但在不合理的制度面前 , 他们也几乎无能为力。每个人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 , 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错 , 但是 , 大家要意识到 , 教育平权是惠及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在高考公平问题上 , 北京人和上海人出于现实利益 , 不愿意开放异地高考 , 可他们没有想到 , 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招生录取方式 , 极有可能将让自己的子孙也深受其害。比如 , 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工作、生活 , 孩子出生在北京 , 按照现在的政策 , 其子女在北京也不能参加高考 , 必须回上海高考。 要推进教育平权 , 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 在自主招生政策制定中 , 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同样 , 在开放异地高考问题上 , 也应该听取各方意见 , 对如何开放达成共识。只有建立这样的机制 , 大家的意见才会得到表达、尊重。不然 , 在某个议题中貌似强势的群体 , 在另一个议题中 , 就极有可能是弱势。这不仅对受教育者群体如此 , 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管理者群体来说 , 也是如此。相对受教育者来说 , 教育者群体更强势 , 可是 , 在评价、考核方面 , 教育者们也没有话语权 , 他们被行政力量支配；相对于教育者来说 , 办学者也先得强势 , 可是 , 对于行政部门 , 办学者的自主空间极为狭窄……这就是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教育人 , 都不断抱怨 , 觉得自己很弱势的原因。其实 , 只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 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 , 是不难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拿异地高考来说 , 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 , 通过开放高考报名条件的方式 , 来推进异地高考 , 必然会引发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本地户籍人口会认为这是外来人员抢自己碗里的“蛋糕” , 而如果推进高考改革 , 打破现在的高考录取框架 , 实行高校自主招生 ,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一方面 , 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 , 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 , 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 , 也让受教育者解放出来。另一方面 , 全国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 , 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从某种程度说 , 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 , 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 , 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 , 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 , 而联考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变异了。不听取民意 , 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 , 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 , 一是政策制定极为随意 , 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 , 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 , 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 , 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 , 政策不可能变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 , 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 , 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 , 总归会有得利者 , 也有不利者 , 于是得利的一方 , 和不利的一方 , 就打起口水战 , 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 , 大家似乎忘了 , 这次的得利者 , 下次可能是受损者 , 造成受损的原因 , 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 , 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 , 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 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 , 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 , 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 , 要知道 , 决策机制不变 , 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2014 年 9 月 23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反思扩招促进教育决策科学民主 》：据中新网报道， 10 月 9 日 上午，教育部在发布会上首次表示， 1999 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也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据悉 , 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 , 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 4%, 后年不超过 3% 。近年来，社会舆论在分析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下降，以及高等教育事实上存在的某些产业化办学行为时，都指出扩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教育部门一直认为，不能将扩招与就业难与大学教育质量下降联系起来，并反过来认为，恰恰是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化教育教育阶段，成就了 2700 万在校生规模、 24% 的毛入学率这样的教育发展业绩，为众多学子提供了高等教育求学机会，为国家人力资源建设做出了贡献——这在坊间被称为 “教育成功论”。前不久，有消息传出，千呼万唤的教育体制改革将在今年底推出，不少人士建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必须总结过去十年教育改革的成败，其中，包括认真反思扩招的得失，从过去的改革中吸取教训，方可推出真正有利于教育发展，让受教育者满意的教育改革方案。因此，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扩招的表态，显得尤为重要，显示出对过去改革成败得失进行客观分析的务实态度。在笔者看来，当初经济学者汤敏先生的扩招建议本身并没有错误——他本人至今也仍然坚信扩招的建议没有错，只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的一封信中，汤敏先生大致陈述了 5 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 18 ～ 22 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 4% ，当时菲律宾 31% ，泰国 37% ，印度 8% ；其二， 1998 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 8% 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 7.8% ，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 7 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虽然这 5 条理由中，真正与教育相关（教育条件、教育承受能力）的理由，只有第四条，其他的，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理由。而这第四条“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 7 个学生”，还值得商榷。但问题不在于汤敏先生的建议 ，每个研究者都有建议的权利 ，而在与对于研究者的建议，政府该采取怎样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以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令汤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建议有部分很快得到采纳，而且推进速度更快，汤先生的建议是 3 年扩一倍，结果是 6 年扩了超过 5 倍；而有部分却没有得到采纳和及时推行，比如，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以及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招生、培养、就业，在教育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有怎样的培养能力招收多少学生，根据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学校的培养定位与具体结构与数量，这是办学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发展教育不能为了数字规模，或者为了诸多非教育目的，而置教育规律于不顾，这样的教育发展必然受到教育规律的惩罚。教育部对扩招问题的全新认识，启动了对扩招的反思，对于未来的教育发展来说，从扩招中可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如何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过去的教育改革，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即便号称意见来自专家（专家也有领域限制），但最终的决策权在政府官员。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必须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 靠行政决策，必然由于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在推行之中出现各种问题。 日前，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工作方案。会议确定了这次规划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强调要 " 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学生及家长的意见，重大问题在社会公开讨论，使规划编制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 "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我们不希望在新的教育改革推行多年后，回过头来总结时，再提出未来的教育改革，要吸取以上的教训。这样的事，在过去重复得太多了。 2015 年 2 月 3 日 ，新华社（记者吴晓颖、彭卓）《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以什么为重 ?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理顺，大学行政化过重，导致过度强调量化的衡量指标，社会公众、受教育者的意见被忽视。他建议，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让公众拥有办学战略决策的参与权 ，让受教育者拥有选择权，让大学从计划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从重视行政政绩、围绕行政指标转向真正重视教育。（新华社专稿）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梦寐以求夺取政府的教育决策权。 要推进教育平权 , 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代表不了民意。中国的教育不能交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决策。即使你是教育部部长，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噢。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1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关于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的答疑解惑
大庆商江 2015-2-16 05:35
关于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的答疑解惑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教育问题专家”虽然简单，只有 6 个字，但是，内涵和外延都有“小复杂”。 《现代汉语词典》第 564 页解释教育：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教导，启发。 可以看出来，教育的概念，内涵比较深，几乎深不可测，并且有分支歧义。外延比较广。几乎铺天盖地，浩瀚无垠。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基本解释： 1. 要求回答或解答的。例句：这类问题不好答复。 2. 需要解决的矛盾、疑难。 例句：他们争论的问题本来是微不足道的。 3. 事故；麻烦。 例句：他们那里老出问题。 4. 关键；要点。例句：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5. 欠思考、不易被接受。例句：这人头脑是不是有问题。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什么叫“教育问题”？或许媒体也下不了定义。一团浆糊。一片混沌。 想说清楚教育问题？没那么容易！ 什么叫“教育专家”？或许没有人界定。但是或许有人自以为是。 相当教育专家，没那么简单！特级教师也不敢说自己是教育专家。世界各国教育部长未必承认自己是教育专家。 自称“教育专家”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脸皮不仅要厚，而且要防弹。 什么叫“教育问题专家”？互联网上或许找不到答案。 据说，中国出了一个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玩笑还是恶作剧？ 就此，对 中国改革教育问题及所谓“教育问题专家”作出简要解释。 第一、教育改革问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也就是说，教育改革永远在路上，不要想一劳永逸。 第二、教育改革问题，在表面上看，每天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但是，应当看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正是在不断地重复中进行。 第三、教育改革问题，在表面上看，是独立的领域。但是，实质上，教育改革是全社会政治经济等全方位改革的组成部分，只能协调发展，不可能单兵独进。 第四、教育改革问题，几乎有目共睹。好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哪里需要什么“教育问题专家”去发现？大家心知肚明。嘴欠的人说出来就是“专家”了？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猫咬尿炮空欢喜，有意思吗？狗肚子装不下四两香油。 第五、教育改革问题，几乎瓜熟蒂落，水到自然成。有的问题暂时不解决是由于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而已。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哪里需要什么“教育问题专家”去促进推动？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人据天下之功为己有，竟焕然不觉，精神胜利法在起作用，面红耳赤否？ 第六、教育改革问题，必须考虑本国国情。中国是世界上独特的品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管理制度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是自然的。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人把这也当作问题，岂非咄咄怪事！ 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教育问题专家”。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或许属于太岁一类的怪胎。所谓“著名教育问题专家”就是怪胎中的怪胎罢了。何足挂齿！ 全国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 中国改革教育问题及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的基本常识，以免误导公众。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专家”通过媒体评论的不像是纯教育问题
大庆商江 2015-2-12 06:01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专家”通过媒体评论的不像是纯教育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通过媒体评论的一些话题 不像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沾边赖只能算杂家雕虫小技，不是专家大手笔学术攀岩）。东扯葫芦西扯瓢。举证如下：大约 2.1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7 年 7 月 31 日 ，《晶报》（ 熊丙奇）《谁来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网友们在发帖时经常爱引用的话，以此表明自己的大度，以及对于对方观点的不屑。对于这一现象，有网友站出来，说大家不要把这句话用错了—我不是“你我”的“我”，你我私下之间，是平等的，有各自说话、表达观点的权利，没有谁能捍卫得了谁，没有谁可以让对方闭嘴。伏尔泰先生这句话中，“我”指的是国家公器，因为只有国家公器才具有“捍卫”的权力与能力，意思是说，政府可以完全不同意公民说的话，但要捍卫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网友们被这样的文字绕得头疼，哪有精力去理会，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捍卫”其他网友说话的权利，整个网络，就是一个多元观点并存的空间。可是，现实却给网友们这样的教训—山东济南 7 月中旬连降暴雨，一名女网民因转发帖子讨论当地一个商场是否淹死人，被公安以“恶意散布谣言”拘留。另一名男网民亦因发帖指济南保安队员在灾场殴打群众，被指“煽动群众，制造事端”被拘留。可以说，在目睹整个城市汪洋一片的巨大灾情时，人们想知道是否有人淹死、有多少人淹死、政府怎样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时候，如果信息未能在第一时间由官方权威发布，或者官方也在焦虑地收集信息寻找对策，那么各种声音、各种议论会传出来，包括夸大了的死亡数据、渲染了的受灾程度、贬低了的政府效率，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与“恶意散布谣言”、“煽动群众”根本沾不上边。如果人们面对灾难，都乖乖地呆在那里，不打听、不评论、不焦虑，那才是一件万分恐怖的事。反过来，正是大家对事情真相的渴求，对救灾的期待，促使政府加快事件处理效率与进程。这样的事，几乎在所有国家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中，都具有普遍性。印度洋海啸发生，关于死亡人数，从事件开始起就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焦虑的各方人士依照自己得到的有限资料发布“小道消息”，说死亡人数是 20 万、 30 万，甚至更多；美国“ 911 ”事件，最初估计死亡及失踪人数高达 6500 人，最后经确认大幅下降至不到 3000 人，在这期间，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普通百姓都对死亡数据进行过“错误”的估算。在我们的门户网站上，还保留着 2005 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的专题页面，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回顾整个灾难事件的进程。有意思的是，英国媒体认为美国媒体的报道严重“失实”，报道称，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后，来自灾区的消息差不多都是负面的：武装匪徒在“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恐吓灾民，数十具遇难者尸体堆在一起，散发着臭气，尸体被扔进了冷藏库，儿童被奸杀后扔进垃圾箱。美国电视台不断重复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然而，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去一个月后，人们才逐渐发现，这些报道中只有少数是真实的—“超级穹顶”体育馆的死亡人数只有 6 人，其中 4 人是死于飓风，第 5 名受害者因用药过量死亡，第 6 名则是自杀。即使确实存在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枪杀或刺伤事件，也没有人在事件中死亡。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对媒体报道失实的惩罚和整改，也没有看到某个网民因为在网上发帖而被拘留。我只看到一则关于老百姓“受罚”的消息：美国 14 名市民涉嫌骗取飓风救济金遭起诉。能捍卫公民话语权的只有国家公器。如果国家公器不能够依法捍卫公民话语权，依靠公民互相“捍卫”的话语权，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事实上，此次网友发贴被拘事件，无非再次证明，个人连自己的话语权也无法捍卫。这样的经历，每个网友也许都有，当你发布在网上的话语被网管以莫名理由删除之后，你能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注：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信誓旦旦；“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才过几天，熊丙奇又自称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这个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不可信赖。 】 2008 年 1 月 8 日 《科学时报》《 熊丙奇：谁是杰出的社会科学家 》：近日，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编制的《 2007 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公布了 505 名入选 2007 （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除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外，该报告还列出了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所属单位分布、所属学科领域分布以及毕业院校等。这份榜单中，在高等教育学领域被称为泰斗的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在经济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敬琏、在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以及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等不在其中，因此不少人认为这份榜单有太多疏漏，不够权威。在笔者看来，这还不仅仅是疏漏与不够权威的问题，而是其评价的导向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什么是杰出的社会学家的真正内涵都不甚清楚。遴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的指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官方奖励为主；二是以学术头衔为要。官方奖励就代表学术贡献？姑且不论近年来在各种评奖中，出现各种跑奖要奖的不良现象，以及有的获奖的第一作者并非是实质性的成果贡献者。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获得官方奖励的并非意味着最高的学术成就，甚至有一些在学术界影响广泛的学术成果，根本难以获得官方评奖的青睐，而一些学者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官方奖励。这些情况，略知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研究者应该不会不知道吧？学术头衔就代表学术水平？众所周知，在行政主导各类资源配置的教育界、学术圈，学术头衔的产生，往往与行政身份密切相联，学术头衔不依学术水平高低评价，而是掺杂了权力、利益等诸多因素，“官大学问大”几成定势。更令人可笑的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本是通过对部分青年学者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安心做学问，从而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而在现实中却异化为了学术荣誉。还有只是申请成功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种基金、研究项目者，他们根本还没有做出成果，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学术荣誉”。对此，学术界曾有比方——现在是比谁施肥多，而不是谁产量高。施肥多没产量的，受表彰；没施肥少施肥靠精耕细作获得高产的却面临生存危机（因为他们的课题数、经费数通不过考核）。把官方奖励、学术头衔作为打榜的主要指标，其实迎合了当前学术圈看重奖励、看重头衔的“时髦风尚”——多少“学者”在努力奋斗去争取奖励、争取项目、争取头衔，并用已有的奖励、项目、头衔去获得新的奖励、项目、头衔呢？进入此榜的诸多杰出社会科学家，说不定会在自己申请下一次奖励、课题或头衔时，把进入此榜的“荣誉”也列进去。而此榜也因此在下一年度发布时，以获得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肯定，作为宣传的重要依据。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事实上，此研究报告本身进一步反映社会与学界的浮躁。按笔者的理解，为何研究者要选取眼下的“指标”？除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获取数据容易——把相关奖项列出来、相关头衔找出来，就十分方便地排出了名次——这与高校、科研机构里职称评审、考核评价方法几乎完全一致。而在关注这些显性指标的同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值得尊敬的学者却遭冷遇了。当然，真正杰出的学者，是不会在乎这种排行的，而 杰出的学者，也不是靠排行排出来的 。 【注：排行榜上没有熊丙奇的名字。】 2008 年 5 月 31 日 ，《新京报》《 熊丙奇：灾后重建须民主决策系统规划 》：地震后的北川县将建成一个地震博物馆，同时考虑立两块大碑。一块刻上遇难者的姓名，另一块刻上全国的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的姓名。这一消息，旋即引来网友的热议。有的赞成北川县的做法，认为这一馆两碑，既铭记死者，也记录下人间的关爱；有的则反对北川县的做法，具体意见包括，现在应该考虑其他诸如灾民安置、灾区教育、恢复灾后生产等灾后重建的重大问题，志愿者碑可能变为功德排行榜碑等。在笔者看来，建设地震博物馆，建设遇难者纪念碑，或者建设志愿者碑，虽然看似与恢复生产无关，但是，这些也是灾区重建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其属于精神重建与文化重建的范畴，必须纳入灾区重建的统一规划，考虑建设的地点、建设的形式、建设的内容。绝不能边重建，边设想，这会使灾区的精神重建、文化重建与物质重建脱节，甚至与灾区重建之后的整体风貌完全不符。讨论灾后文化建设，并不影响其他工作的开展，这之间根本没有先后问题与冲突问题。而做好系统、全面的规划，则需要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在进行灾区系统重建规划时，必须发动社会各方的力量，建立民主决策，科学、系统规划的正确工作流程，通过广泛调研、专家建议、人大会讨论审议决策、委托设计或公开招标等程序与方式，对灾后重建进行系统设计，而不能由当地政府官员拍脑袋决策，关起门来搞设计。对于北川县建馆立碑的设想，笔者不担心社会各界的议论，而关心这些议论，能否被当地政府采纳、综合比较，融进重建的方案中，并把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决策。事实上，灾后重建的其他事宜，也必须严格遵循民主决策、科学规划设计的程序，否则，就不但使灾后重建隐含着质量与效率问题，同时也可能使某些建设因为长官意志以及政绩思想的介入而不伦不类。 □ ( 熊丙奇 上海 学者 ) 2010 年 7 月 8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那些在“唐骏风波”中被扭曲的价值观 》： 有“学术打假斗士”之称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似乎与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干上了。先是质疑唐骏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系伪造，因为在该校的校友名单中查无此人；而且在相关数据库中也找不到其博士毕业论文。随后几天方舟子还对唐骏的数项发明专利和海外创业经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7 月 6 日 ，唐骏接受中国之声记者冯雅独家专访，对上述质疑一一作了回应。对于学历造假的质疑，唐骏表示，“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包括我的书上，我的书的首页介绍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是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过博士，但是确实我在加州理工大学曾经有过一段研究的经历；但是我确实是拿到了博士，是在西太平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新京报 7 月 7 日 ）针对唐骏的回应，北京青年报记者范海涛翻阅了自己购买的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第 70 页清晰地写着“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字样。书中第 58 页也写到唐骏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博士后研究。这与他回应的“没有在任何细节说过他得到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自相矛盾。记者同时查阅维基百科有关西太平洋大学的记录得知，“西太平洋大学曾因不被官方认可及课程质量问题而受到诟病，后来它经历了所有权转让，此后改了名字，也获得了官方承认。”（北京青年报 7 月 7 日 ）毫无疑问，“打工皇帝”唐骏先生此前的回复，难以服众，他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详实的证据，来回应质疑。对于“学历造假”这样的丑闻，最适宜的危机处理方式，不是“冷处理”（让时间来消除），也不是以“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之类的理由混淆视听，而必须以诚实的态度直面问题，否则就将在丑闻之上再造丑闻。而对于方舟子质疑唐博士的学历，我们注意到，有的评论认为方舟子的这次质疑，是没有水平的，是不该质疑的。其理由是，唐骏毕竟是“打工仔”，靠的不是学历，而是自己的能力从微软到盛大，再到新华都，他的学历或许有水分，但是他的能力还是货真价实的。这样的评论，与唐骏拿“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来降低学历造假的危害程度一样，十分苍白。首先，一个人的能力与他的学历造假，那是两码事。就如一个人是亿万富翁，却有偷东西的癖好，不能由于他很有钱，就否认偷东西的事实。其次，学历造假对于任何人，不管是官员、企业家、歌星、球星，还是学者、专家，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不诚信，而这种不诚信的问题如果发生公众人物身上，都将加重公众对公众人物所从事事业的质疑，比如对于政治人物，会由此质疑他在处理公共事务中不诚信；对于企业老板，会由此质疑其可能在财务管理方面做手脚；对于明星，会由此质疑他可能给自己的“粉丝”很不好的示范。一般情况下，在有基本廉耻的社会中，你可以没有学历、学历也可以不光鲜，但不能学历造假，学历造假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学者出现学历造假，基本上会由此从学术圈消失；官员出现学历造假，通常会辞职道歉；企业经营人员出现学历造假，董事会会对人员进行及时调整，以赢得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唐骏先生是一个成功的“打工皇帝”，是一名公众人物，也是青年大学生的偶像，在中国大学生中，可谓粉丝无数。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学历造假质疑，他应当明白，公众对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需要看到的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能给青年学生做榜样的青年领袖。否则，那本励志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就可能成为《我的不诚信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在强调学历与资历的中国现实国情中，学历还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按理说，做学问者追求高学历，是可以理解的，而现今官员博士、老板博士在中国大地，是举目皆是。为何？这是因为，在官场和商界，学历无疑是提高自己人气指数的砝码，不但在晋升中派用场，也可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以及更多的合作机会。而且，针对官员、老板旺盛的提高学历、读博需求，近年来很多高校纷纷开出 EMBA 班、高级总裁班，进而对通过 EMBA 班获得硕士学位的官员们、老板们，再开通攻读博士学位通道，当官员和老板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摇身再变为大学的兼职教授。这次唐骏博士学历被质疑，牵出了西太平洋大学，好事的网友一查，发现唐骏的国内校友还真不少，这些校友集中分布在企业和政府机关。有人为唐骏们开托说学历对于能力很强的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既然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为何却要去搞这个学历，并把这个学历吹大、吹高呢？还有人说，现在很多真学历，也是假的（官员、老板不学派秘书学来的），何必追着一个唐骏不放，那么，在我们这里，所有打击贪污、腐败的行动都可以休矣。唐骏说自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但在中国大学的演讲中，那多是用博士作为称呼的，而这个博士的头衔，对于其成为中国大学生的精神导师，以及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便检索，就可以在网上获得很多条唐骏“博士 + 教授”的新闻：“ 2005 年 4 月 24 日 上午，聘任盛大网络公司总裁唐骏博士为大连理工兼职教授仪式暨唐骏教授主题报告会在开发区校区体育馆隆重举行”；“ 2008 年月 6 日晚，福州大学管理学院聘任唐骏为该院兼职教授。唐骏曾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总裁，今年 4 月出任福建新华都实业集团总裁。在聘任仪式后，唐骏为该院学生做了以‘超越平凡’为主题的演讲”……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这是江湖规则。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江湖，也不希望一再看到江湖故事上演。现在唐骏事件还在高潮中，有人已在“期待”：下一个会是谁 ? 是的，如果没有基本的廉耻、道德观，整个社会盛行功利规则，且为达到功利目标不择手段，“下一个会谁是”这个问题会一直问下去。而且会以更高的频次出现。 2011 年 5 月 24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吸引人才，不能有特权思维 》： 5 月 20 日 上午，德州市宁津县宁津宾馆，一辆帕萨特警车前引，两辆大客车鱼贯而出。透过宽大的客车车窗， 100 多张年轻的脸庞写满青春。这群还没毕业的大学生，没想到与企业的供需见面会受到警车开路、管吃管住的“优待”。局外人更不会想到，如果他们到企业就职，还会纳入宁津事业编制，每月领取企业、财政双份工资。五年后，如果不愿在企业就职，可安排进机关事业单位。（山东商报 5 月 23 日 ）宁津县的种种做法，貌似高度重视人才，求贤如渴。可是，具体分析，这些做法，不但可能与引进人才的初衷背离，还涉嫌违反有关规定，体现的不是重视人才，而是特权的高高在上。地方政府为求职大学生提供食宿，这可反映出对人才的厚爱，甚至可以说与国际接轨——一些大公司，就主动为求职面试者提供食宿——可是，由警车开路，这不但涉嫌警车乱用，还给大学生传递的一种特权的思想，让大学生们“见识”领导们可以随意动用权力做他们想做的事以及铺张浪费：学生们去企业，有必要动用警车吗。将进入企业的大学生，纳入事业编制，并可于五年之后安排进机关事业单位，这就是典型的随意动用权力。众所周知，进机关事业单位，已实行“逢进必考”，现在可好，用“进企业”，代替了考，这会不会给一些权势家庭的子女大开进机关事业单位的方便之门呢？ 再退一步说，宁津县的做法，就是吸引了一批人才，但他们是冲着发展企业来的，还是看重事业编制以及今后进机关的机会呢？据媒体报道，在 5 月 20 日当地举行的这场供需见面会上，记者询问过多名大学生，多数学生称就是冲着“事业编制”而来。有学生说：“事业编制的身份，就意味着铁饭碗，以后养老、医疗也有保障。就是月薪三四千元的工作，我觉得也没有事业编制重要。”应聘者有这种考虑，他们能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吗？很难说。就是企业，也可能在使用这批学生时畏首畏尾，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现在有事业编制，严格说来，也就是政府的人；企业中也有不通过政府集中招募来的大学生，为何有这种差别待遇？他们五年之后就要离开企业，企业大力培养他们，到时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企业的管理和事业单位的管理有不同的规律，大学生横跨企业和事业单位，享有两方面的好处，自然增加了吸引人才的砝码，但却为人才的管理带来很多隐患。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部门完全可以以管理事业编制人才的方式，来参与企业的管理；而由于有事业编制做保障，有的学生工作可能不努力，也没有在企业长远工作的规划。政府有责任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但应该在一定的职权范畴之内，不能越权违规。在宁津县的人才措施中，给大学生发双薪，有一定的可取价值，但应该通过人才奖励基金的方式，由大学生所在用人单位的企业进行发放，而非“双轨制”发放。与此同时，要让当地企业有持续的人才吸引力，应该努力改善当地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让人才有平等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并提高企业工作本身的职业吸引力。从目前的做法看，政府部门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反而在破坏人才自由竞争、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更确切地说，宁津县的做法，是急功近利与短视的，追求的是眼前的人才政绩。笔者所担心的还有，五年之后，当地政府可能难以兑现对大学生们作出的“承诺”——通过这种措施招来那么大的大学生，如果都要进机关事业单位，当地还不人满为患？那时，政府部门可能极不负责地取消相关政策，连政府的公信力都不再，当地还可用什么来吸引人才？ 2012 年 1 月 31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韩寒的问题，就是输给了“神” 》：先是质疑韩寒成名作《杯里窥人》有硬伤，继而又从韩寒的“文史水平”、“写作能力”方面打假论证韩寒曾接受“代笔”。“打假斗士”方舟子这次将矛头指向了 80 后代表人物韩寒，看起来还要再猛戳几下。韩寒将委托律师，就方舟子（方是民）通过互联网“质疑韩寒代笔”其间造谣、对韩寒名誉造成损害事宜，在上海提起法律诉讼。（中国网 1 月 29 日 ）上海的法院是否受理韩寒的起诉，还不得而知。而对于韩寒选择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这次笔墨之争，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 1 月 16 日 韩寒的博文《小破文章一篇》中，他提到，“所以就悬赏，凡是有人能列举出身边任何亲朋好友属于‘韩寒写作团队’或者‘韩寒策划团队’，任何人接触过或者见到过‘韩寒写作或者策划团队’中的任何成员，任何人可以证明自己为我代笔写文章，或者曾经为我代笔，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任何媒体曾经收到过属于‘韩寒团队’或者来自本人的新闻稿要求刊登宣传，任何互联网公司收到过‘韩寒团队’或者本人要求宣传炒作的证据，均奖励人民币两千万元（ 20000000 元），本人也愿就此封笔，并赠送给举报人所有已出版图书版权。”既然是悬赏，那么，就是鼓励他人踊跃提出各种事例来领赏赐。你可以说来领赏者提出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但却不能因证据没有说服力，就反而告其诽谤。这感觉似乎在引蛇出洞。这就好比一个人自认为很强大，在街头悬赏谁能打倒他，就给谁 100 万，一个猛汉真扑上去一阵乱拳，他反过来以对方故意伤害自己向法庭起诉。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很贴切。从目前方舟子所撰写的几篇求证博文看，其实都属于根据其知识、逻辑，进行质疑、举例的范畴，对此，网友自可分析这样的质疑是否合理，包括其知识是否苍白，其逻辑是否混乱，其水平是不是太低，而韩寒既可以不理会（认为其没有理会的价值），也可以回应。在 1 月 29 日 韩寒的博文《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中，已对近期比较集中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在网络这个平台上，质疑者和被质疑者有公平的话语空间，能不能就此认为质疑者就是诽谤，还难说。尤其当被质疑一方是公众人物时。当然，韩寒有起诉的权利。但我不认为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好办法。“代笔”说到底是一种“造假”，对于学术、文学、艺术作品的“造假”，需要的是同行评议，而不是法庭判决———法庭判决的基础，也是同行评议，在法庭无法对学术、文学作品的真假进行鉴定时，是难以作出判决的。韩寒可以说，自己拿出了 1000 页手稿证明自己的作品完全出于自己，可有手稿就能证明文章是自己写的吗？不可以是别人写好然后自己誊抄吗？这一点，韩寒其实应该是知道的，在 1 月 16 日 的博文《小破文章一篇》中，他说到，“我无义务自证，也无能力自证，你既然怀疑我，拿出证人证据来，领走两千万加我的所有版权。”而在拿出手稿之后，韩寒又写到，“但是我还是很佩服我自己的，在现在电脑普及的年代，我写完文章反而要时不时改动几句话，但我少年时候文章的手稿居然都是一次成型，除了一些错别字以外，极少做大段的修改。这对一个少年来说，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他是想通过此说明自己的手稿没有誊写过，一次成型。其实，韩寒根本不需要自证，也不需要司法裁决，而只需保持对此事的淡定———他有很长的时间用更优秀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从整个事件分析，韩寒的反应有些太“过激”（他对此的解释是，这次的确突破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忍让的底线），比如，在悬赏中提到“曾经为我代笔，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就很可能激发出质疑者质疑的热情。———他可以提出 1000 个质疑，哪怕其中一个质疑成立，也可领到“悬赏”，不想领“悬赏”者，也可打打酱油———要知道，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可以否认学校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却无法否认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自己的影响，如果有一个热爱文学的父亲，爱好文学就说不定受到父亲影响，父亲也极有可能给自己修改一下作文，提出一些建议，在书籍出版过程中，编辑也可能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进行个别字句的修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哪怕提过建议，修改后，编辑也提过意见，也修改过，作者还是自己，这就如博士论文得到博导的指点、修改，还有师兄师姐的帮助，最终完成论文者还是博士生自己。没有这些，就成了“神”。如果把这些都否定，显然会引来质疑者们如潮的质疑，只要在文章中找到一句可能是韩寒父亲写的，不就证明韩寒被“代笔”过吗？这是很荒谬的逻辑，但却真实上演了，而且这后来成了事件的主线。如果换一个语气，放低自己的身段，就可能不一样。假如韩寒称自己在写作中确实受到过父辈的影响，父亲也为自己的成长提出建议，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当然，前提是韩寒确实觉得自己受到过影响，其父亲也确实为他的成长提出过建议。世界上没有天才，也没有神，如果要说这次韩寒的问题，就是输给了“神”。于是，一切变得很不正常。（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14 日 ，中国网山西频道《 熊丙奇：德国部长辞职，不是“政治洁癖”而是制度使然 》：从德国多位高官的“剽窃门”处理过程，我们更应该得到的启示是，仅靠社会风气、道德自律，是无法遏制学术不端的，就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学术剽窃，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也有相关的“势力”想袒护，只是袒护无门罢了。卷入博士论文剽窃丑闻数月，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安妮特·沙范 9 日最终决定辞职。这名女部长的母校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 5 日决定，取消她的博士学位，缘由是她 32 年前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在沙范之前，德国政坛“金童玉女”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和前欧洲议会副议长西尔瓦娜·科赫 - 梅林先后栽倒在论文“剽窃”。（大众日报 2 月 12 日 ）舆论就此分析，这是因德国有“政治洁癖”——整个社会有以讲诚信为荣、视贪腐为耻的社会风气，这其实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无论是教育部长，还是国防部长，以至一国总统、总理，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权阻止自己的诚信污点被曝光、而一旦诚信污点被查实，他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不妨来看看古滕贝格和沙范的论文剽窃事件的过程。这两人在事发时，都得到总理默克尔的支持，就是在拜罗伊特大学宣布收回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古滕贝格终于顶不住压力而宣布辞职之后，默克尔也称，“他是位极具政治才华的年轻人，他的辞职，让自己感到心痛。”她也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和古滕贝格保持其他方面的合作。”可就是这番讲话，也很快激起德国学术界的不满，学术界认为，古滕贝格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说明他是学风不严谨的人，而总理对他的支持，会损害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严谨的形象。而在这之前，有超过 2 万名学者向默克尔递交了一份集体签名信，抗议默克尔袒护古滕贝格。这就更别说总理动用权力去介入大学的学术调查了。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更大的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学术丑闻，宣布辞职的就不只是国防部长、教育部长了。事实上，针对古滕贝格和沙范的调查，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支持者，也对大学的调查有不满，且心有不甘，可是，却只有尊重大学的调查、处理结果。沙范所在的执政的基民盟秘书长赫尔曼·格罗赫表示，针对沙范学生时代论文的调查不应仅限于杜塞尔多夫大学内部，而应引入一个由德国全国科学学术协会组成的专家组，按照更加公开、透明和客观的标准来展开，同时也需要更多持中间立场的鉴定者参与。而沙范本人在学校宣布取消其博士学位后，就称自己不会接受这一决定，将采取法律行动抗争到底。她的辞职是为“顾全大局”，因为“一名 ( 教育 ) 部长状告一所大学，对我的办公室、部委、政府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构成压力，我想避免那种情况出现。”但对于沙范的“抗争”，没有多少人看好，由于学术独立，法院很难对一所大学做出的独立学术调查、处理进行判决。从德国多位高官的“剽窃门”处理过程，我们更应该得到的启示是，仅靠社会风气、道德自律，是无法遏制学术不端的，就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学术剽窃，也存在不同的意见，也有相关的“势力”想袒护，只是袒护无门罢了。试想，如果德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不独立，没有办学自主权，不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政府官员可以动用财权、人事权直接向学校校长下令，校内是否进行学术调查，也听校长的旨意，那么，高官们纵有学术不端，也是难以启动调查、严肃处理的，所有的学术诚信问题都被掩盖起来。非但如此，大学还可能主动动用学术（学位）资源、教育资源与官员苟合，谋求现实利益。这就会高喊着以诚信为荣，而行为却败坏到底线之下。这足可见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性，只有当行政权力被监督、制约，无法干涉学校的自主办学、大学校内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学术完全自治，学术不端不管涉及何人，都才能按学术原则进行调查、处理。只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才能引导“诚信第一”的社会风气。 2013 年 8 月 20 日 ，和讯网“熊丙奇个人门户”《 作为救赎的王雪梅辞职事件 》： 8 月 17 日 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女法医王雪梅通过视频声明：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并以一个在职法医身份，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王雪梅称，自己的名字不能与出具“荒谬、不负责任”的鉴定结论的一个学术团体混为一体。王雪梅的举动引发了舆论的巨大关注。此事的最新进展是， 8 月 19 日 上午，人民网记者致电中国法医学会，其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收到王雪梅辞去副会长消息，也未收到其书面退会申请。对于一名颇有学术影响的学者来说，发布声明退出某一权威学术团体，想必是无奈之举——通常来说，如果仅是学术争议，这是可以在学术原则下解决的，而走到要宣布退出这一步，表明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王本人在宣布辞职的视频中说，自己对中国法医现状感到失望，“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退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王宣布退出，舆论大多给予“力挺”，认为这种举动，是对学术底线的坚守，也可说是对当前堕落的学术尊严的一丝救赎。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对当前学术环境的严重不满，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在中国法医学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法医学会，本质上是学术团体，其出具的法医鉴定，应完全基于学术独立原则，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否则就会失去了公正性，产生严重负面后果。按照王的辞职声明，这一机构很可能像其他学术机构一样，受到行政、利益因素干扰，未能保持学术独立性，以至于让作为副会长的王女士不能容忍。其实，王的辞职声明，很有可能是她个人对学术鉴定的不同意见，不见得中国法医学会就一定有学术不端，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珍惜学术声誉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医学会应该根据王女士的辞职视频，立即作出回应，并就王女士在视频中提到的“荒谬”的法医鉴定，进行说明，包括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这是以学术原则回应学术质疑的必然选择，如果确如王女士所称存在学术不端，应对涉事者严肃处理，并向王女士道歉，如果这只是正常的学术争议，而非学术不端，那也向公众说明，消除误会，否则，就相当于默认了当事人的指控，而遗憾的是，在王女士发布视频之后，中国法医学会并没有官方的回应，这和我国其他学术机构在面临学术不端、学风不正的质疑采取“不回应”、“不调查”、“不处理”的“三不”措施一样，令人失望。——学术机构宁愿背着学术不端嫌疑者的身份却不愿意通过学术程序还自身清白，这正是让人们对学术机构的学术属性产生怀疑的地方，也导致学术公信力一步步丧失，学术机构成为学术不端的保护伞和藏污纳垢之地。学术团体要成为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需要每个成员对其学术声誉的积极维护（也是对自身学术声誉的维护，否则愧对学术头衔）。为学术声誉而辞职，应属于其中比较极端的维护方式——以此披露学术团体的问题，表达自身的不满，引起社会对学术共同体所存问题的关注。这种方式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教育界、学术界里，经常出现，某位学术大师，因不满学术被权势、利益绑架而宣布辞职，划清界限，而这种辞职，也起到一定的功效：彰显了学者的风骨，反击权势力量，舆论批评学术机构，学术机构采取措施挽回影响，可谓“曲线”救赎学术。但在我国当前的学术界，学术不端丑闻频发，学术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的趋势明显，却鲜见学者辞职抗议。包括我国工程院新增烟草院士，虽引起上百院士反对，可没有一个院士就此宣布退出工程院，不再担任院士。事实上，相对于对学术机构的决策的忍气吞声来说，院士们在烟草院士一事上能公开表达不满，已经很不错了。学术界的普遍情况是，哪怕学术不端再严重，学术评价、评审的结果再荒谬，很少有人站出来明确反对，学术耻感正在学术界消失。一项针对我国科技人员的调查显示，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相当比例科技工作者持宽容态度。分别有 43.4% 、 45.2% 和 42.0% 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发”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更高达 51.2% 。过半数 (55.5%) 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者严重体制化，成为学术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如果不接受、公然反对当前的规则，很可能被边缘化，而离开体制，在学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社会，很多学者难以生存，除非选择其他生存途径。这是很多学者的现实顾忌。在适者生存的逻辑下，更多的学者主动依附体制，谁利益化得彻底，谁在学术体制中更得势，这让学术加速变异，谈学术理想变得很奢侈。二是就是辞职又如何？如果说学者辞职能起到震动学术团体的作用，那至少表明学术团体还有一点学术属性，还有救赎学术尊严的希望，而当学术团体不把某个著名学者的辞职当一回事，爱辞不辞，这样的学术团体已经全然变为利益共同体，失去“自净能力”——笔者曾建言朱清时校长以辞职方式，反对政府部门为南科大招聘局级副校长，有人告诉我，有关部门巴不得朱校长这样做呢，你辞职，正合其心愿，因为他们想得和你想的不一样，他们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你想的是坚持教育理想，办好一所大学。再有，当年陈丹青先生因反对研究生招生考英语的不合理要求，请辞清华大学教授，可现在研究生招生不还是按原来的一套吗？所以，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针对首席法医的请辞——不管现在是否收到书面辞职信，王女士已通过视频宣布辞职，表达自己的意愿——中国法医学会，是否对此引起足够重视，按照学术原则进行回应，如果法医学会能针对王女士的辞职，启动学术调查，给公众具有公信力的回应，那么，这表明其还具有学术属性，王女士的请辞也就实现了对法医学会的学术公信力、尊严的救赎——其实，每次学术机构回应学术不端质疑的过程，都是其重树学术公信力的过程，哪怕出现学术丑闻，但学术机构严肃对待学术丑闻，也会赢得尊重——而如果采取不闻不问、爱辞不辞的态度，那么，王女士的辞职也许改变不了他人，却坚持了自己做人、为学的底线，可以说，这救赎不了学术，但至少可以救赎自己，不再以“受害者”身份去做害人害己的事，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会引起大家对学术的反思，救赎学术也就有了希望。 2014 年 2 月 7 日 ，中国文化传媒网《 熊丙奇：春晚为何再陷抄袭质疑 》：春晚开唱，歌手大张伟打扮得“花枝招展”，以一首动感欢快的《倍儿爽》带 high 现场气氛。不过，很多网友却纷纷感觉这首歌似曾相识，“难道不是鸟叔的江南思戴儿吗 ? ”这是春晚节目再一次陷入抄袭质疑。 2012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郭冬临主演的小品《超市面试》刚一结束，就有微博网友发帖称，该小品涉嫌抄袭日本搞笑组合 U N JA SH 的小品《打工面试》，从设定、结构到包袱几乎都一样。如果说上一次涉嫌抄袭，抄袭的还是大家并不特别熟知的节目，而这一次《倍儿爽》曲调与风靡全球的《江南 style 》雷同，则是不少网友一听就发现了的。抄袭质疑一再出现，表明有关部门和春晚节目制作方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在上一次发生抄袭质疑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启动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此后连续两年的春晚，郭冬临继续出现在春晚舞台，大家也似乎忘了这一茬。对于上一次涉嫌抄袭，和这一次抄袭质疑，也有一些网友有另外的意见，即“不管抄袭与否，好听才是硬道理”，还有网友称，只要被抄袭方没有提出不满意见，或者向法院起诉维权，其他人没有必要为这操心。前者完全是功利主义，后者则把抄袭纯粹视为个体间 ( 或机构间 ) 的权利纠纷，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抄袭事件的当事人，只要被抄袭方不维权，怎么抄袭都可以，不必追究抄袭者的抄袭责任，抄袭者也就不必为抄袭付出代价。如此，教授抄袭他人成果，只需向对方赔礼道歉，不要取消其学术头衔，解聘或开除了。这与抄袭是严重的创作污点的常识相背离，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影视作品创作，都不能有任何的抄袭行为，这既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对每个创作者的基本底线要求。只有如此，才会激励原创。很难想象，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最终登台的春晚节目，会存在明显的抄袭。为此，央视应该启动对春晚作品涉嫌抄袭的调查，并向公众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如果对抄袭质疑不闻不问，这向社会传递怎样的诚信思想 ? 给所有观众怎样的诚信教育 ? 而在公众关注的春晚中都堂而皇之地任凭抄袭存在，何来对学术不端、创作不端进行“零容忍”———众所周知，我国的抄袭、造假问题，已成为创新创造的毒瘤。其实，我国春晚节目近年来之所以被网友“吐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新，节目没有新意，陷入平庸，就像今年唯一的相声节目———曹云金和刘云天的《说你什么好》，很多段子都来自微博，被网友戏称为《年度微博段子集合》，严格说来，这也是抄袭，编剧只是做了一回“搬运工”。而蔡明的小品《扰民了你》，也是延续去年的“毒舌”路线，对人进行侮辱和人身攻击，诸如“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你，不怕开水烫 ! ”“冲冲冲冲，你是马桶 ? ”，这足可见除了损人之外，已经找不到创新点了———这和抄袭的共同点是，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创新需要鼓励创新的环境，这除了给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之外，还要求创作者坚守创作的底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能急功近利地追求成功，更不能闭门造车上网刷微博搞创作。今年的春晚以“接地气”为品牌，本意是尊重观众、服务观众，但说实在的，不见有多少节目接地气，接的更多的是俗气和浮躁之气。 2014 年 3 月 30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还有多少既得利益者内心不安 ? 》：再过半个月，章开沅的“资深教授”身份就彻底没了。他主动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请求退休，辞去“资深教授”的名称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 10 万元的津贴。他曾自嘲说：“人文社科领域的资深教授，后边带着括弧，标注‘等同院士待遇’。”资深教授请辞，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意味着不再享受同等两院院士待遇——章开沅是第一人。在章开沅看来，高校现今的体制像“围墙”，他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章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这种承认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并自我革命的态度令很多网友激赏，这是推进体制改革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个体的突围，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更需要建立新的改革机制。目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通常不承认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而把自己也视为体制的受害者。比如，有的教授涉嫌学术不端事发，他们辩称是受学校考核评价制度所害。但真要推进评价体系改革，教授们，尤其是有显赫学术头衔者又不愿意。拿取消科研提成，实行年薪制来说，有学校提出这一改革设想，带头反对的就是那些课题、经费多的教授，而他们又被视为办学核心。改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由既得利益者主导改革，于是改革的雷声大雨点小。我们可以看到，批评教育问题，以及在现实中阻挠教改的是同一批人。比如，很多教授反对大学的严重行政化，呼吁教育体制改革，可却认为不应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觉得这会降低学校和教育的地位。出现这种现象很怪异但却很现实。现实中，普通教师、学生并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改革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发表意见要改革的是既得利益者，不落实改革的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只是做出一个表态和姿势而已，最终还是把既得利益抓在手中。这需要有觉悟和良心的既得利益者向自己的利益开刀，这也就是通常所说壮士断腕，向自己开刀。章教授就属此类。但需注意的是，就是章教授，走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要考虑其他人对此的态度。对于年过 80 的老教授都如此，对于那些体制内的当红教授来说，就更加艰难。如今，面对各种利益，有多少人还顾得内心的不安呢 ? 就是有不安，也会以更疯狂的利益追求来掩盖和麻痹自身的不安。要推进教育改革，个体的觉悟只是催化剂，更需要建立让既得利益者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这就需要摆脱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主导，而应该给普通师生参与、决策改革的权利。如果改革不是听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意见，而必须民主决策，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科研管理体制早就得到突破，普通教师会反对年薪制吗 ? 会反对取消院士的特殊待遇吗？会反对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吗 ? 对于改革院士遴选与管理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院士退休和退出，目前看来，退休和退出还寄望个体的自觉，因为根本的利益机制未变，当选院士不但是个体的利益，还是相关机构和团队的利益，只有将院士头衔与利益脱钩，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才能实现退出和退休。而如果院士不再有学术特权和各种利益，也无需退休了。但要实现院士去利益化，靠中科院和工程院自主改革，是很难的。必须发挥所有学者的作用，构建学术共同体。（ 熊丙奇 上海 学者 ） 2014 年 12 月 1 日 ，《新京报》（ 熊丙奇）《养老改革，别让先行者吃亏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前不久，黑龙江肇东市数千名教师停课讨薪事件刚刚平息，黑龙江多地又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教师维权事件。教师们公开发表维权书，提出了提高工资待遇，停缴养老保险等要求。据悉，目前黑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已经组成了工作组，表示争取尽快解决教师们的合理诉求。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表示，教师们的诉求存在“不合理”的部分，比如停缴养老保险。对于教师的合理诉求部分，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教师的合法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迫使老师采取停课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关部门这个时候才引起重视？而对于政府部门认为的“不合理诉求”，也不能认为就是教师的问题，而需要反思政府的责任。 1994 年颁布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可是，时过 20 年之后，教师的待遇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据媒体报道，此前肇东市有教师到手的月工资不足千元，这连黑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没达到——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2 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黑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17760 元。这样的薪酬标准实在太低。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依法保障教师待遇、拖欠工资，理当依法追究责任。对于发生在黑龙江多地的教师维权事件，应该由上级政府部门追究地方政府责任，问责地方官员，事情的解决，不能止于补偿欠薪。至于政府部门认为的教师“不合理诉求”——停缴养老保险金，从改革角度看，打破养老保险金双轨制是大势所趋，黑龙江作为改革的首批试点，要求事业单位缴纳养老保险，本无可厚非。可教师为何提出这“不合理”的诉求，一方面是因为工资待遇低，在这么低的待遇基础上还要缴纳养老保险，教师觉得不实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黑龙江只有部分地区针对学校等事业单位推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许多地方没有执行，而且这些地方老师交了十来年养老保险后，当地养老保险改革却迟迟未动，这势必令教师们感到心理失衡。对于教师来说，无法在工资部分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看齐，在福利保障上又差一大截，不满是在情理之中的。当地政府部门不能以改革的合理性，来回避教师的合理化要求，只有同时在公务员群体进行养老保险改革，才有助于改革顺利推进。黑龙江部分教师要求停缴养老保险，这是一个警讯和提醒。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要注意保护处于基层的教师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因为他们缺少话语权，就牺牲他们的利益。另外，养老并轨的改革，不能一味让事业单边推进，作为政府机关，理当成为改革的先锋和表率。□（ 熊丙奇 学者 ） 2015 年 1 月 7 日 ，《科学时报》《 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 》： 7 月 11 日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令学界悲痛。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 2009 年 7 月 11 日 上午 9 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 301 医院辞世，享年 98 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笔者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 2007 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 ? 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相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任继愈先生的公众“知名度”似乎稍小，有网友就在任老逝世的消息后，跟帖“不知道这个人”，而笔者所见，平面媒体和网络之上，评论者多把视角对准了季先生。由此可见，媒体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应。 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 ，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一些回忆文章，谈到季先生的成长过程，比如他受胡适的影响、他生活生长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实在弥足珍贵。虽然季先生辞去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但不影响大家去解读怎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这样的解读，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还远远不够。大师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师承关系。今天我们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师承关系呢？一个导师带 100 位弟子？导师一年最多见弟子一两次？导师把学生当做打工仔还是导师把学生当作家佣？这能培养出怎样的杰出人才来呢？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 ? 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曾被网易授予“大师”番号。 2015 年 2 月 2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网易公司负责人。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业务局负责人指出，在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过程中，网易存在严重导向问题，并存在违法转载新闻信息、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谣言等问题。 】 2015 年 2 月 4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 102 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 1000 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 500 元的人也占了 1/4 。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 《新京报》 2 月 3 日 )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拿孩子的压岁钱来说，其实， 10 元、 20 元的红包，其“压岁”的意义一点也不少，可是，现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父母，收到这样的红包，可能会觉得是“羞辱”，恨不得扔进垃圾桶，给出这样的红包，也是要有勇气的。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 ( 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 ) ，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往年所送红包中，还有一类是“腐败红包”，就是借给官员子女红包之机，进行行贿，这类红包的厚度是远非普通红包所能及的。有的贪官的孩子，红包收入高达几万元。当然，今年这种情况似乎有很大的转变。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今年影响了一些孩子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 ( 《北京晚报》 2 月 2 日 ) 。这些孩子主要是官员子女，而他们收红包少，甚至没收到红包，是父母严禁他们收红包，因为收红包要被处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对此不买账，认为过去很威风的父母，现在变得很窝囊，收个红包都要被管。 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们父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能滥用，不能借权力敛财，那些钱财是不能乱收的，如果收取，则可能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帮凶。而不能告诉他们现在在“风头”上，父母这样也是“避风头”，要给予理解。不独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 10 元、 20 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 在香港，利市就是 10 元、 20 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在国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我国很多人认为这在国内没现实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机会给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让孩子去打那些让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的教育观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茧自缚。很多传统、过时的观念，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通过媒体评论的不像是纯粹的教育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眼光短浅，手却伸得很长。与“教育”沾点边，搭点界的，他都能议论一番。还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内行”。殊不知，样样通点，乃样样松也。根本做不到“专业”，就谈不上“专家”了。桶里没有多少水，不停地往外淌，会干瓤的。（借助于互联网搜索，用拷贝复制抄袭的方式快速补充也许算是一条捷径。）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利用《华商报》问责冯小刚不伦不类
大庆商江 2015-2-12 04:32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利用《华商报》问责冯小刚不伦不类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冯小刚， 1958 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湘潭，中国内地电影导演、编剧、演员，作品风格以京味儿喜剧著称，擅长商业片。冯小刚担任春晚总导演的事情其实从 6 月初就露出了端倪。 6 月 8 日，中宣部领导到央视调研，召集往年创作春晚的团队开会，聊如何创新春晚、办一台大家都喜欢的晚会，更第一次把春晚提高到“国家项目”的高度。 2013 年 6 月 8 日 ，新华网《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央电视台调研春晚筹备工作》： 6 月 8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中央电视台调研春节联欢晚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办春晚，探索新思路、开门办春晚，把春节联欢晚会真正办成全民大联欢，引领时代新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从 1983 年开始，春晚已经走过了 30 个年头。对于如何进一步办好春晚，社会各界都很关注。刘奇葆说， 30 年来，春晚秉持服务人民、传递欢乐、不断超越的理念，给全国人民奉献了一道道丰盛的文化年夜饭，既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家庭团聚的文化中心，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见证，已经成为文化建设的 重要国家项目 。 2014 年 2 月 3 日 ，中新网《清华教授公开信：对冯小刚用春晚牟利问责》：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央视春晚后再次质疑冯小刚，称其利用春晚爆敛红利，把马年春晚办成了史上最烂文化烂尾楼，并请相关部门必须问责。 【注】肖鹰（ 1962 年—）中国大陆四川威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大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肖鹰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文学批评家。有人说他是“放炮”，脱离学术范畴；有人觉得他敢于担当和承担，体现了传统文化人的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利用《华商报》问责冯小刚，显得不伦不类。举证如下： 2014 年 2 月 9 日 ，《华商报》（熊丙奇）《 能否因春晚对冯小刚问个责 》：对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发文要求有关部门问责冯小刚，多家媒体评论指出，不该因春晚效果不佳而对冯小刚问责，也不要对有关部门对冯小刚问责抱太大希望，就是要问责，也应该是市场问责——观众通过“以手指投票”（按遥控器）的方式问责，央视春晚办得不好，会被其他省市春晚挑战其地位。这样看来，肖教授发文要求问责，剩下的就只有“吐槽”了。可真是这样吗？马年春晚执行总导演吕逸涛，曾经披露春晚已经被定位为“国家项目”了。大家之所以对央视春晚高度关注，就是因其有国家项目的垄断地位，有着地方台不能比拟的资源。问责的实质正在于此。如果有关部门真正对作为“国家项目”的春晚负责，是完全可以启动调查并追究冯小刚们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问题的。如果在春晚中确实存在利益输送，对冯小刚问责，与对大学教授存在学术不端问责其实是一个道理。对冯小刚进行问责，当然不是对春晚效果问责——肖教授也没有要求对此问责，对此也无从问责（效果好坏难有定论）——这就好比对学者问责，是不会对科研项目没有出科研成果进行问责的（科研允许失败），那种把对春晚中的“利益输送”问责，混淆为对春晚效果负责，其实是搅混水。央视和冯小刚的关系，犹如国家课题设立方与某个教授的关系，央视委托冯小刚负责“国家项目”春晚，好比某个教授申请到国家课题，按照基本的学术原则，如果某个教授在国家课题研究中，有造假、抄袭、非法侵占的不端行为，是必须追究教授责任的，同理，如果冯小刚有利用央视春晚总导演这一职权，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为何可以免责呢？或有人认为，教授申请国家课题，就是拿到国家经费，侵占国家经费当然违法，而冯小刚所搞的“国家项目”春晚，国家没有出钱，他也没有挥霍国家的钱，只不过是找自己认为满意的节目、演员，怎么追究责任？春晚可能没有花国家的钱，但春晚这个平台，就是“国家资源”，冯小刚作为总导演，手中拥有的就是这一资源的配置权，这正是舆论质疑其存在利益输送之处。换言之，就是进行资源的交换——这类似于大学将学位资源与官员交换，官员再把课题资源悄悄地给了大学教授。央视春晚，作为“国家项目”，在向社会招募总导演时，不能简单视为企业的商业活动内定，而必须公开——有人称选总导演不是竞选总统，不必公开竞争，那么，国家课题是不是也不需要公开竞争了呢？事实上，所有国家课题项目都必须公开发布、公开申请、公开竞争，这牵涉到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央视以前还在内部进行竞争，但这一次却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委托冯小刚，已是不妥——有人也认为，央视是利用冯的名义，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课题要给院士，这也是借院士的名气？院士就比普通学者更有把握做好这一研究？在竞争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想当然认为一个名人就比其他人能把这件事做好。央视没有公开招募，已有错在先，如果被委托人不受约束地滥用资源，则更是错上加错，这不但关系到节目的质量，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项目”的形象和声誉。有一些人反对对春晚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说其就是一个娱乐节目而已，可问题在于，春晚的定位从来就不是娱乐节目，其现今的明确定位是“国家项目”。这就必须站在“国家项目”角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严肃地调查、追究。如果有关部门对十分明显的“利益输送”不闻不问，这只会败坏“国家项目”的名声。肖教授的公开信，实质是对冯小刚涉嫌利用春晚总导演职位进行利益输送的举报，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根据公开信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包括在遴选节目、演员时，是否存在推华谊新人，排挤其他艺人；利用国家资源平台，为华谊做免费推广、宣传的行为；有多少人涉于其中，个人是否从中获得什么好处，等等，所有的调查、处理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这才能对“国家项目”的声誉负责。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思考为何春晚总是遭遇尴尬的质疑，这和其定位密切相关，“国家项目”、“国家资源”、商业利益、民间需求等各种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让春晚创作很困难，也让其运行存在诸多灰色空间，只有ZF的归ZF、企业的归企业、娱乐的归娱乐、民间的归民间，这样的尴尬才会不再有。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利用《华商报》问责冯小刚，显得不伦不类。 第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把春晚提高到“国家项目”的高度。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国家项目”说三道四，似乎有点自命不凡，装大。 第二、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春晚与大学研究课题根本不是一回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 央视委托冯小刚负责“国家项目”春晚，好比某个教授申请到国家课题。 仿佛 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第三、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文学批评家。肖鹰在央视春晚后再次质疑冯小刚，称其利用春晚爆敛红利。这只是批评意见。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 肖教授的公开信，实质是对冯小刚涉嫌利用春晚总导演职位进行利益输送的举报 。”恰似故弄玄虚，混淆视听。 第四、 春晚已经走过了 30 个年头， 中央电视台组织春节晚会演出自有成熟的经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 ZF的归ZF、企业的归企业、娱乐的归娱乐、民间的归民间 ”，纯属乱弹琴，瞎胡闹。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妄尊自大和随心所欲会引起不良后果。应当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也许世界观出了大问题
大庆商江 2015-2-9 04:42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也许世界观出了大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上海纽约大学，于 2011 年 01 月 19 日筹建，是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强强联合办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携手中国 985 工程重点大学创建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与阿布扎比纽约大学（ NYU AD ）、纽约校园 (NYU NYC) 共同组成纽约大学全球系统中的三个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门户校园。学校 2011 年首先启动招收本科生。 2011 年 03 月 28 日，上海纽约大学正式奠基陆家嘴，开始高等教育的全新尝试。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俞立中任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始院长杰弗里·雷蒙任常务副校长，耶鲁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汪小京任教务长。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提供四年制文理科通识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 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 看待中国教育总是不如意。上海纽约大学宣布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就想干预，多嘴多舌，横挑鼻子竖挑眼。举证如下： 2012 年 4 月 8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上海纽约大学靠什么来吸引世界一流生源？ 》：上海纽约大学正按计划加紧建设。上海纽约大学（筹）理事会 5 日下午宣布，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将担任第一任校长。作为第一所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的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将是一所提供四年制文理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计划于明年起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新华网 4 月 5 日 ）高起点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被舆论寄予厚望。该校首任校长称， 上海纽约大学要招收的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学生 ，而纽约大学的校长也说：“能够被纽约大学录取，就能够被其他任何一流大学录取。”但要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不是靠“中美合作”的招牌就可行得通的。上海纽约大学要办成为一所一流大学，必须在办学制度上进行全新的探索。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经验看，在诞生之初，相关学校都受到舆论的追捧，希望其能办出一流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可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客观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收费标准高，引进了国外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因此，教育教学质量总体还是不错的——不然，将不可能有学生拿高于内地高校几倍的学费去接受低质量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的办学，还受到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制约，因此，并没有有力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的竞争，促进中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无论是单独建校，还是国内大学的二级学院），其招生都是纳入国内高考的，如此一来，其 在我国内地的招生，要么放在一本，要么放在二本，很难竞争过内地的一流院校 ，更重要的是，由于考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在我国高考体系中，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的选择，而没有形成一名考生可以同时拿到内地传统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来选择的格局。这还只是一方面。这些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是否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是否有自治空间？这都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能否真正实现。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选择的是博雅教育，也叫通识教育。通过我们的教育，学生能够有对不同文化的世界文明的理解，打下人文的基础，同时能够有很好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东方早报 4 月 6 日 ）这一理念不错，可是，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近年来在我国内地高校遭遇难题。北大早前就推出了“会商制度”，要会商对学校提出批评意见的学生，如果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今后批评学校学费高、教育质量差，没有兑现学校的招生承诺，学校是允许学生自由批评，还是也会考虑到学校的声誉而对学生实行“会商”呢？如此种种，就导致这些学校在内地的地位很尴尬，同时很难促进内地高校的竞争。以上海纽约大学来说，如果还是采取纳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方式，那么对于成绩优秀但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考生来说，可能会选择上学费低的华师大，而不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对于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情况不错的学生来说，可能会选择直接出国留学到纽约大学，也不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这些是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条路可走。其一，给予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他们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这可以结合我国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据报道，上海纽约大学针对大陆生源，拟定了以综合考核学生能力为特点的招生方案，即结合学生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选拔。要实施这样的计划，只有通过自主招生方可进行，否则，在集中录取中，即使学校不情愿按高考成绩录取学生，但学生高考成绩将成为投档、录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所谓参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只会停留在口头。另外，要让一所新大学，在招生录取中异军突起，也需要自主招生，不然考生按照平行志愿填报志愿，这所中外合作大学，很可能成为第一批次中的最后一个志愿院校。其二，按照分校模式，经营中外合作办学大学。我国目前还不允许国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那么，完全可以按照分校模式，来经营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鉴于纽约大学在办学制度和教育质量上的领先地位，为何不可把上海纽约大学，当作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来思考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以及自主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呢？这只需把纽约大学成熟的管理模式、教育模式拿来即可。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其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来，而校方所称的吸引一流的世界生源，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2012 年 10 月 2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上海纽约大学，不要成为“富人大学 ”》： 10 月 15 日 ，上海纽约大学宣布正式成立。明年开始面向全球招生，第一届本科生 300 名，其中中国大陆 ( 内地 ) 学生 151 名，国际学生 149 名。第一届中国学生的学费暂定为 10 万元人民币一年 ( 《新闻晨报》 10 月 16 日 ) 。虽然该校校长强调，上海纽约大学不是“富人大学”，只是有钱并不能被录取，品学兼优的寒门弟子拥有同样的机会。学校还设立了基金会，全球筹集资金。但是，这么高的学费标准，无疑会降低这所大学的吸引力，也影响其改革实验意义。 10 万元一年的学费，是目前计划内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 项目 ) 学费标准最高的———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费标准是每学年人民币 6 万元，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学费标准是 3 万元。而从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 项目 ) 的招生看，学费是影响学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海高考志愿填报中，在让考生选择专业调剂时，就列出“除中外合作之外”。考生和家长可以相信上海纽约大学的教育质量是很高的——— 如果没有高的教育质量，显然无法对得起超过公办学校 10 多倍的学费——— 但是，就是上海纽约大学完全达到其向公众宣布的办学条件 ( 比如师生比 1 ： 8) ，优秀学生选择该校的热情也不会很高。如果家庭能拿出每年 10 万的学费 ( 还不包括生活费、住宿费 ) 、英语过关、成绩优异，何不直接选择出国留学？或者到香港地区高校读书？如果家庭拿不出 10 万、学生成绩不错，在内地选择华师大也可能比上海纽约大学强——— 四年所有开销就在 10 万，文凭得到的认可度要比这所新建学校高。上海纽约大学的生源对象，更多是那些准备出国留学，但却没有申请到国外一流学校的学生，换言之，只是在出国留学市场上“分一杯羹”。这不仅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尴尬，也是其他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尴尬。客观而言，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学费较高，学校还是比较注重教育质量的，由于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外籍教师上课，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还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可是，说到底，这还是“中外合作”，不是国外名校来内地独立办分校，学校是纳入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加以管理的，这不但导致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不像国外母体学校大，导致其对内地高校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极为有限。这也直接影响学校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而只有社会资金涌入，大学才能降低学费标准，设置更多奖学金，就像哈佛大学那样，宣布家庭收入在 6 万美金以下的全免学费。拿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来说，根据学校的介绍，实行“三位一体”的招生，“录取时，会结合学生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这种招生模式，与我国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和南科大今年的招生相比，并无新意。对于我国高考来说，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必定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这就是允许学生可同时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如果一个学生可同时获得复旦、华师大、上海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靠优厚的奖学金吸引学生选择自己而不选择其他校，那么，全新的高考格局形成，上海纽约大学对中国高校的促进作用也才能体现。退一步说，假使目前不能做到这一点，上海纽约大学也该采取类似香港地区在内地的招生模式，允许一名考生同时申请港校和上海纽约大学，在这一招生竞争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学校办学的含金量来。因此，上海纽约大学要办出特色，并对内地教育改革有促动，就必须在招生、培养、管理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否则，就只可能给内地学生增加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而很难起到促进内地高校竞争的作用。而从这一角度分析，笔者更看好引进海外知名高水平大学到内地直接办分校的模式，分校招生标准和方式与母体学校完全相同，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在校内实行 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自主授予文凭 ， 不把文凭纳入我国的学历授予体系而是采取全新的认证体系。 这样的大学无疑比中外合作更有吸引力，而且，将切实推动我国的教改。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上海纽约大学招生模式应更自主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在官方网站和微博上公布了招生方案，宣布正式招生。与国内其他高校不同，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强调“合适性”，考生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此外，参加社区服务等学业以外因素也将被重点考查。（现代快报 11 月 10 日 ）说实在的，笔者并没有看出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和国内其他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有多大不同——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也强调“招到适合本校的学生”。按照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方案，经考核评价“适合”该校的学生，还将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从中不难看到，上海纽约大学采取的招生方式，和内地其他高校的自主招生方式几乎完全一样。我国内地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采取的方式是，先对申请的学生进行笔试、面试，给予符合标准的学生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高考成绩达到该校承诺的录取条件（达一本线即可录取，或者低于本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 20 ～ 60 分）才能被录取。这一与高考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的自主招生方式，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并没有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考生要参加高考集中录取，因此高考分数还是评价学生最重要的指标；其次，学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把相应学校填报在 A 志愿（对于实行平行志愿的地区）或第一志愿（对于实行传统志愿的地区），否则将失去自主招生资格，这导致自主招生成为大学抢生源的手段（包括联考成为集团圈地抢生源），增加了学生的考试成本却没有增加选择机会；再次，没有推进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大学并没有感受到被选择的压力。这样的话，受教育者的权益并未得到重视，只关注招生不关注培养的情况在我国大学中依旧存在。对于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需要追问的是，获得该校招生资格后，考生参加高考是否要把该校填报在第一批的 A 志愿？如果是这样，该校的招生，只不过是在内地高考中增加了一所自主招生高校而已，存在于其他高校自主招生的问题也将存在于上海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当然可以提出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可是，具有改革价值和意义的招生方式，应该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自主提出达到一本线的学生都可以自主申请，然后再结合学生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表现和“校园日”面试考查，评价录取学生。这就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这其实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方式，上海纽约大学完全可以尝试，如果考生同时申请上海纽约大学、香港地区高校，可以同时拿到多校录取通知书后再进行选择，才会意味着上海纽约大学迈出了更大的改革步伐。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港校的自主招生提出内地考生要以高考成绩申请，就连澳洲的悉尼大学也宣布须达到高考一本线的内地学生方可申请。将自主招生放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以高考成绩作为笔试成绩，向学校提出申请，考生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获得多所学校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奖学金等情况选择，这是我国内地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思路。这一思路，也是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如果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高校自主招生探索成功，那么，就可以对统一高考的内容、形式进行进一步改革，包括从现在的学科考，转变为学业水平测试；从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举办多次。上海纽约大学在回答申请者的提问时，强调该校的招生“与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过程相似，所有申请入读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和国际学生都需要填写并提交通用申请（ Common Application 是美国高校用来采集申请者定性信息的在线申请系统）”，客观而言，其与纽约大学相似的只有学校评价部分，从招生过程分析，却相差太远。在美国，大学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可拿着 SAT 成绩（一年考 7 次，考生缴一次费用可考 3 次，可拿最好的成绩去申请大学）去申请，学校自主评价并独立录取。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校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这才是学生和学校自由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从其招生规模和合作方的招生经验看，上海纽约大学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那么，为何不采取这种模式呢？ 2012 年 12 月 19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假如上海纽约大学被放在二本招生 》：本月初，上海纽约大学举行了首场本科生宣讲会。会上，校长俞立中透露， 上海纽约大学在沪招生将纳入高考提前批， 即不与零志愿的北大清华和一本的复旦、上海交大直接对冲。上海纽约大学校长透露的信息，无疑是该校的“利好”。而这恰恰是 笔者所不愿意见到的 ——学校被教育部门安排在比较有优势的批次招生，不与强手发生“冲突”。不妨设想，如果上海纽约大学不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而是被安排在二本招生，会是什么局面？如果考生可同时获得上海纽约大学和复旦、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又会对高等教育格局产生怎样的冲击？靠公关政府部门安排在更好的批次招生，这是内地高校的传统做法，也是十分无奈的做法——按照现行招生录取规则，放在一本招生的学校往往被视为重点，录取学生的分数要高于绝大部分二本院校。可以说，按批次录取模式限制了学校间的竞争，也由政府部门之手确定了学校的江湖地位。这不是学校办学，而是行政办学。上海纽约大学被确定为一本类院校并不代表学校的实际竞争力，只表明政府给予其更优惠政策。道理很简单，假如政府把上海纽约大学放在二本，就是学校办学质量、办学条件不变，生源情况也会马上改变。据笔者所知，有些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就由于与地方政府关系不好，而在一地被列为一本招生，却在另一地被列为二本招生。对此，肩负改革使命的新学校，不应以列入某一批次招生为荣，而应该跳出批次思维，努力推进打破批次录取方式，实现每所大学平等竞争。笔者一直认为，我国高校要平等竞争，必须取消分批次集中录取制度，这一制度不利于高校平等竞争和良性发展。对于上海纽约大学来说，更应采取完全自主招生方式。检验其办学质量和办学吸引力的，应是考生可同时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再由考生自主选择。具体方式有二，一是将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和香港地区高校的自主招生放在一起，允许考生同时申请香港地区高校和上海纽约大学，可同时获得港校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二是推进内地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将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脱钩，获得复旦、上海交大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不要求再参加高考和集中录取，这样，在自主招生阶段考生可同时参加多校自主招生，被多校录取，再自主进行选择。这样的自主招生方式，才能促进学校间竞争，也才能体现一所全新大学对教育改革的推动价值。不然，一所新办大学被纳入传统高考录取体系，纵然其招生形势红火，也难以让关注教改的人高兴起来。记得南科大首届招生，场面也十分火暴。这反映出考生和家长对新学校的急切期待——毕竟作为一所新学校，没有毕业生可观察其办学质量，吸引大家的无非是学校的前景。而之后南科大的第二届招生，被纳入提前批采取“高考成绩 + 学校自主测试 + 中学综合表现”三位一体的评价、选拔方式。这种按高考分数来评价招生质量的做法令舆论大失所望。假如南科大的追求就是成为一所和传统的重点高校办学质量差不多的学校，那真没有什么举办的价值——我国有 39 所“ 985 工程”高校、 110 多所“ 211 工程”院校，如果政府部门愿意，还可以动用行政力量增设。我国高等教育亟须改革，这也是公众对新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的期待。因此，希望上海纽约大学要有改革突破的精神，积极推动内地高等教育形成竞争格局，而不是“融入”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和位置。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7 月 11 日 ，《东方早报》《上海纽约大学在沪录取约 70 人》：早报记者昨天从上海纽约大学获悉，该校今年在上海的生源质量优异，在沪共录取约 70 人，被该校录取的上海理科考生平均高考成绩在 475 分左右，文科考生在 485 分左右。今年上海高考分数线文科一本 448 分，理科一本 405 分，上海纽约大学的平均分分别高出了理科 70 分，文科 37 分，今年该校录取的上海考生最高分是 531 分。今年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年招生，共招收本科生 300 名，其中中国大陆 ( 内地 ) 学生 151 名，国际学生 149 名。学费初定为中国学生每学年 10 万元人民币，国际学生则是全球统一标准每学年 4.5 万美元学费。明年仍计划招生 300 人，第三年和第四年各 500 人，到办学第四年时，在校生规模 1600 人。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也许世界观出了大问题。主要理由是： 第一、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以为中国人办不起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提供四年制文理科通识教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第一届本科生 300 名，其中中国大陆 ( 内地 ) 学生 151 名，国际学生 149 名。第二届仍计划招生 300 人，第三届和第四届各招生 500 人，到办学第四年时，在校生规模 1600 人。上海纽约大学就是按中国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这样的办学速度比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更有深圳速度。这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也可以加上能力自信。 第二、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以为中国人都是穷人，交不起大学学费。《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65 元，比上年增长 12.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21986 元，增长 15.0% 。 2012 年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比上年增长 13.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 7019 元，增长 13.3% 。 上海纽约大学第一届中国学生的学费暂定为 10 万元人民币一年。中国普通市民也承担得起。即使承担不起，将来国家为报效祖国的优秀毕业生买单 6000 万元人民币也是买得起的。 第三、 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以为 上海纽约大学按照熊丙奇的路数办学。 熊丙奇声称：“ 笔者更看好引进海外知名高水平大学到内地直接办分校的模式。”殊不知，中国版的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上海纽约大学在沪招生将纳入高考提前批， 即不与零志愿的北大清华和一本的复旦、上海交大直接对冲。这可以保证 上海纽约大学生源质量。 中国特色的大学当然不能按熊丙奇个人意志办。熊丙奇说：不妨设想，如果上海纽约大学不被安排在提前批招生，而是被安排在二本招生，会是什么局面？不访问熊丙奇：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可想得出来？中国的决策者没有一个比你笨！熊丙奇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教育部之上，纯属本末倒置。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陈丹青是说给熊丙奇听得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8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的“教育问题专家”称谓是“自封”的还是“吹捧”出来的？
大庆商江 2015-2-9 04:04
熊丙奇的“教育问题专家”称谓是“自封”的还是“吹捧”出来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2 年 12 月 13 日 ，网易评论《熊丙奇： 教育何时才能减少“痛心事”“闹心事” 》：总之，一方面依法治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扩大受教育者权益的教育改革，我国教育的“痛心事”、“闹心事”，才能减少，也才会有更多的顺心事。我国教育部门、学校有必要认真分析公众关注的教育事件传出的民间呼声，推进依法治教，加大教改力度，办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 2014 年 3 月 6 日 ，新华网发展论坛【两会会客厅·熊丙奇】《教育应该减少而不是制造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在“教育问题”面前却表现得无知愚昧。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举证如下： 2011 年 9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权力为何可随意折腾农村教师、农村学校 》： 郭省是蔚县宋家庄镇中心校大宁村小学唯一的教师，老师、班主任和校长都是他一个人。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品德、写字各门功课，自然也就他一个人教。可他三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已经 39 岁身高还不足 1.2 米。从 1991 年 10 月起，他就在河北蔚县宋家庄镇做代课教师。整整 20 个年头了，几经辗转，每一次代课教师“转正”都与他擦肩而过。当地的县委书记曾说：“郭省不能转正，他有损蔚县的教师形象。” ( 中国新闻网 9 月 10 日 ) 郭省的遭遇令人同情， 20 年来，他几乎年年得奖。 2009 年，还被评为“蔚县十大杰出青年”。按说，他对教学是胜任的，是完全有条件能转为正式教师的。然而，郭省并不是孤例，与郭省有一样遭遇，甚至更惨的，在代课教师群体中大有人在。代课教师残酷的现实是：领导想让你回家，就随时回家，更何况，如果领导拿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体检标准》 ( 这一标准是申请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身体条件依据 ) 告诉郭省，他的小儿麻痹症、身高都不适合担任教师，直接把他清退，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该标准规定，小儿麻痹后遗症轻度跛行，不能录取到师范；男性考生身高在 150 厘米以下 ( 年龄在 17 周岁以上的考生身高在 155 厘米以下 ) ，不能录取到师范专业。 2006 年，我国开始启动清退 44.8 万代课教师。从积极意义看，让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代课教师退出，这有助于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但是，如何在清退过程中，尊重历史，让教学质量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的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同时对实行清退的教师，进行合理的安置以及补偿，这关系到师道尊严，也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可在不少地区，获得“代转公”机会的代课教师极少，很多代课教师面临被无情清退的命运，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地在清退代课教师之后，其实面临教师短缺的问题，有的甚至对清退的教师采取回聘方式，只是改名为“代课人员”或“临时代课教师”、“合同代课教师”，还有的继续以代课教师名义去招聘新教师。这显然不是代课教师不合格，也不是没有足够岗位解决代课教师问题，而是当地政府还想继续以代课教师名义给这些教师以极低的待遇，以减轻自身的教育投入，所以才在执行上级政策时，一边清退，一边继续回聘。另外，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想办法怎样减少教育投入，包括撤点并校、建超级中学，体现的就是政绩工程和压缩办学开支的双重思路——— 撤掉乡村小学，不管孩子上课要走多远，都让这些学校的孩子到镇上学校上课，就是典型的不顾受教育者权益，只顾压缩办学开支的行为，依照这种趋势，未来有可能一个县只有一所超级大中学，一个乡镇只有一所超级小学、初中。这哪是办教育，而是在办工厂，是在消灭乡村教育，糟蹋我国的农村教育——— 这些代课教师，就是工厂里的临时工。就像宋家庄镇中心校大宁村小学，从学校形态看，根本就不是小学，可是这却成为当地孩子上学的救命稻草，原因是原来的完小被撤了，孩子们必须到很远的镇上学校上课，有着很大的现实困难。在今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张北县第三中学为广大农村教师作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提到农村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任重道远。在笔者看来，农村代课教师，是“短板”的“短板”，这一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农村教育这块“短板”的解决。目前，在农村地区处理代课教师问题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因此处理好坏就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而更适合的处理模式，在笔者看来，还应该是由村民和学生 ( 家长 ) 以及教师共同参与决定代课教师的去留，因为他们对代课教师的教学最有发言权，比如， 对于有 15 年以上教龄代课教师，如果村民和学生 ( 家长 ) 认为其完全适合，则应该转为正式教师。 而对 15 年以下教龄的代课教师，则可结合村民意见，以教师资格证、“代转公”考试来解决其去留。村民和学生家长，参与农村教育和学校的管理、决策，这是让农村教育走出弱势困境的唯一途径。过去 15 年来，我国撤掉了 37 万所小学，其中有一些小学的撤并并不合理，尤其在农村地区，温家宝总理已经指出这造成了新的辍学问题。而有的学校在撤并时，还曾引发群体事件，遭到村民和家长的强烈反对，可还是被强撤，这就是由于撤并决策由当地行政领导作出。如果对学校的撤并，村民有决策权，政府只是执行村民的决策，目前农村教育的很多困境其实不会出现。这其中就包括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校舍破败等问题。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这也是该由村民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落实的，可现实是，政府想投就投，把给乡村学校投钱，当成是施舍，就像教育局长给代课教师的话，给你一碗糊糊面吃。这是完全颠倒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种关系之下，能办好农村教育，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从农村代课教师的悲惨境遇，到农村学校的疯狂撤并，再到农村校舍安全等，所展示的是，农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被行政权力漠视。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农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参与教育管理的基本制度，只有这样，发展农村教育，才会是政府部门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不是反过来，他们用自己的权力，随意折腾农村学校、农村教师。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的“教育问题专家”称谓是“自封”的还是“吹捧”出来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如果真的是“教育问题专家”，应当知道 2006 年，我国开始启动清退 44.8 万代课教师。如今清退代课教师就是 2006 年清退代课教师的继续。基层是贯彻国务院的决定，属于依法行政。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如果真的是“教育问题专家”，应当知道任何人不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熊丙奇说： 在笔者看来，还应该是由村民和学生 ( 家长 ) 以及教师共同参与决定代课教师的去留。“ 对于有 15 年以上教龄代课教师，如果村民和学生 ( 家长 ) 认为其完全适合，则应该转为正式教师。” 这是违法言论。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如果真的是“教育问题专家”，应当知道教师需要一定的资质。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就没有教学权，就不能转为公办教师。在编在岗的教育职员即使有编审职称，尽管相当于教授等级也不能冒充教授。也不宜称之为“教育学者”、“教育专家”等等。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如果真的是“教育问题专家”，应当知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熊丙奇说：“ 他们用自己的权力，随意折腾农村学校、农村教师”，这显然是挑拨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反对当地政府，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也许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意见，甚至对中央政府不满。这不利于团结稳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识别熊丙奇之流的不当言论的社会危害性，与熊丙奇之流保持距离，切莫同流合污。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为人民币服务”是不是问题？
大庆商江 2015-2-5 04:35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为人民币服务”是不是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3 年 11 月 25 日 ，《湖北日报》《武汉晨报》《 小学生毕业留言雷倒校长：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 》：“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 11 月 22 日 ，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翻阅学生毕业留言册后，直言“目瞪口呆”，留言中那些庸俗、功利的价值判断让他担忧。让张校长翻阅学生毕业纪念册的动机是，有六年级的家长反映，看了孩子毕业留言册，班上同学留言让他非常震惊，特地让校长也关注一下毕业班学生之间的留言。张校长在征得孩子同意后，从他们那里借来几本留言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校长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中感慨，“看着看着，我的心像那位家长一样，越来越沉重。”留言五花八门，有向往金钱的—“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有倾诉感情的—“过期不候的温柔，我不要”、 “十字路口，我们分着走，你走我的泪，我走你的恨”，还有过于消极的— “偶木有什么梦想，你别强求”。张校长对这些成人式的留言很是担忧，孩子受成人世界、网络世界、电视媒介的影响，已经透露出了庸俗、功利、世故、消极的价值判断。他表示也许孩子们只是觉得好玩，只是毕业之前的一个玩笑或者一个“恶作剧”，但教育毕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长此以往，“我不知道这一代孩子将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人”。鉴于此，张校长专门找来六年级的班主任，给老师们提了一个建议，建议六年级各班准备一次班会，以毕业留言为讨论主题，让孩子们畅所欲言，让孩子明白如何通过留言留下一份感动、留下一份同学之情，留下小学六年时光、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 湖北省实验小学毕业留言引起了业内人士高度关注。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光明网（李红军）《 小学生毕业留言雷倒校长，谁之过？ 》：“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 11 月 22 日 ，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翻阅学生毕业留言册后，直言“目瞪口呆”，留言中那些庸俗、功利的价值判断让他担忧。让张校长翻阅学生毕业纪念册的动机是，有六年级的家长反映，看了孩子毕业留言册，班上同学留言让他非常震惊，特地让校长也关注一下毕业班学生之间的留言。张校长在征得孩子同意后，从他们那里借来几本留言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张校长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中感慨，“看着看着，我的心像那位家长一样，越来越沉重。”（ 11 月 25 日 《武汉晨报》） 小学毕业生留言，看到的不是志存高远，而是“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这样一个现象警示着人们：功利社会的阴影如影随行，小学生的心灵正在扭曲变形，社会应该为此感到沉重。诚然，对于小学生的“真情流露”不必太在意，但是毕竟童言无忌，他是个人真情的真实流露，更是错乱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孩子们身上的折射。当下社会，一切向钱看渐成时尚，无处不在的炫富手段令人眼花缭乱，天价幼儿园，贵族学校，富家子弟上学车接车送……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耳濡目染这样的社会环境，自然会感觉到“有钱的感觉真好”！ 过去人们常说，子不教父之过，如今要把这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似乎有失公允。当下社会，当富人处处受到追捧，处处赢得鲜花和掌声，而穷人被不屑一顾，甚至受到欺凌的时候，孩子们还会有自己的“心灵坚守”吗？现实语境下，一些学校富家子弟与穷人的孩子受到的待遇是“冰火两重天”，富家子弟尽管学业平平，成绩一般，可仍能受到老师的青睐，又是当班长，又是三好学生，各种荣誉加身，缘何？盖因“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老师乎？而穷人家的孩子尽管学业出众，可由于家庭经济基础脆弱，没有财力支撑，可能不受老师的待见。如此，学生必然会衍生出一种对金钱的渴望，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苛责孩子。 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传递出的正能量大于负能量，这样的社会氛围就会是积极向上的。 反之，各种社会消极负面影响就会接踵而至。作为父母，如果成为拜金主义者，他们就会穷尽各种手段疯狂捞钱，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作为老师，如果仅仅从口头上进行正面教育，比如树立远大理想，要有理想抱负等，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成了拜金主义者，又怎能要求孩子志存高远？小学毕业生留言雷倒校长谁之过？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罪过。因为在功利社会盛行的当下，要求孩子们纯洁无瑕实在太难了，孩子们看到的是“有钱的光荣，无钱的痛苦”，身处这样的环境下，老师苦口婆心教育千遍，不如一个负面事件的影响深远。孩子受成人世界、网络世界、电视媒介的影响，已经透露出了庸俗、功利、世故、消极的价值判断，对此不可等闲视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果我们的孩子渐渐失去做人的原色与纯真，逐步地向功利社会、金钱社会靠拢，无论从那方面讲都不是件好事情。望我们的教育部门守土有责，多多传递正能量，让孩子们远离世俗，别让金钱的光环遮蔽住了比它更为高尚和美好的精神世界，“救救孩子”应成为我们社会的首要之责。（ 湖北省实验小学毕业留言引起了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的直抒胸臆。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看待湖北省实验小学毕业留言有独特的视觉感受。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为人民币服务”与学生创业理财教育》：“加油！努力！为了人民币！”、“梦想将来有很多钱”…… 11 月 22 日 ，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翻阅学生毕业留言册后，直言“目瞪口呆”，留言中那些庸俗、功利的价值判断让他担忧。让张校长翻阅学生毕业纪念册的动机是，有六年级的家长反映，看了孩子毕业留言册，班上同学留言让他非常震惊，特地让校长也关注一下毕业班学生之间的留言。（武汉晨报 11 月 25 日 ）大约在七八年前，类似的新闻就曾出现，记得当时，舆论就对学生的“拜金主义”感到十分忧虑，现如今，很多人看到学生的这般留言，想到的也是“拜金主义”。这种感慨，除了“上纲上线”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按照“拜金主义”问题对学生进行教育，很难起到“教育效果”。首先，这只是小学生间的毕业赠言，学生们有的纯出于好玩，不会把这与未来的理想真联系起来。因此不能由此推论出学生们就很“拜金”。如果他们在毕业赠言中，从书本上抄下大段的实现人生梦想的话，那才是更令人忧虑的，他们连同学间的私下交往，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长期来，我们对学生实行灌输教育，已经习惯了学生听话、说大道理——说出符合大家心意的话——但却不习惯于聆听学生的真实想法，并根据学生的真实想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很多学生学会说了“套话”，但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这实际是“表演人格”，就如一些官员在台上大谈清正廉洁，背后却贪污腐败。这种教育，才是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意思的是，大家在孩子小时候，希望听到他们大谈理想，而真到孩子成人选择大学时，却极为功利，当下不就流行着上北大就为升官发财吗？其次，就是 学生说出“为人民币服务”，也不见得就是“庸俗”的 。如果说“为人民币服务”是庸俗的，那么，想“当企业家”、“金融家”，也是庸俗的，因为当企业家、金融家，首要不就是要赚钱吗？就不同的职业属性来说，有的职业是公职，需要“为人民服务”讲公益，有的职业则属商业，只要遵纪守法，挣钱无可厚非，且越挣得多越好，如果能成为世界首富，不是为很多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吗？我们培养的学生，今后必定不是从事同一职业，学生想挣钱的想法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合法地挣钱，懂得挣钱需要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创新与创造能力等等。根据学生“为人民币服务”的留言，教育者更要想到在学校教育中，积极推进对学生的创业教育和理财教育。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择创业的只有 1% ，而在美国，这一数据是 20% ，之所以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主要在于美国从小就开始重视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劳动挣钱，而不是全部靠父母，他们给孩子的财富观是，只有通过自己努力挣来的财富，才是值得骄傲的，由此鼓励学生自强自立。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只重视知识教育，而没有创业教育，甚至没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的内容之一是教育学生如何理财，用好父母给的每一分钱，要有节约意识等等——导致我国学生的财富观、价值观都发生扭曲，比如从小炫富，攀比、铺张浪费。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家缺乏创业教育、理财教育的意识，才会看到学生说出“为人民币服务”，而马上想到庸俗。这是庸俗的教育观，只会喊高调的空号，却错过对学生十分重要的劳动价值观的教育，这些“为人民币服务”的小学生，今后成为合格的社会劳动者也很艰难。教育必须从概念化、标签化思维方式走出来，真正关注每个受教育者个体的健康成长。对中小学生进行生活教育、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公民教育，远比进行知识教育来得重要，这需要改变传统的灌输教育模式，切实做到因材施教。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为人民币服务”是不是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称编审，相当于教授，是有一份固定职业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聘任的一般员工，不属于领导职务。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一件华而不实的稻草人外套。目前熊丙奇的劳动人事社保关系在哪里？观众蒙在鼓里。据媒体披露， 12 年来，熊丙奇至少有五项收入没有向公众公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绝对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典范”。 第一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著作收入。 2015 年 1 月 13 日，《北京晨报》电子版 07 版发表（记者周怀宗）组合文章，《边沮丧边说话》：熊丙奇是国内知名的教育研究者，每每对于教育问题发言、建言，他的文章见诸于各大报端，他的著作总是畅销，但是熊丙奇有时候却会感到沮丧。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个人著作编辑《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东方出版中心， 2008 ）；《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络文明》；《直面就业》；《中国教育的 100 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 2010 年）；《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中西书局， 2011 年）。京东网介绍《大学有问题》（ 熊丙奇 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2-31 ISBN ： 9787806248416 ）作者简介：熊丙奇，男， 32 年的人生经历十分简单， 7 岁以前在农村，以后一直在校园。大学工作 10 年间，从硕士 “ 混 ” 到博士。 3 年前破格晋升 “ 副高 ” 。在 “ 数字崇拜 ” 风气熏陶下， “ 炮制 ” 了 14 种教育类图书，可谓 “ 著作等身 ” 。按平均每本书获利 1 万元计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 炮制 ” 了 14 种教育类图书，获利至少 14 万元。 第二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评论稿酬收入。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还 在《新华每日电讯》、《第一财经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科学时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稿。 2012 年 01 月 09 日，解放牛网（记者李征）《熊丙奇获网易教育时评家奖》：日前，网易举行了“金翼奖 2011 网易教育年度大选”颁奖典礼，在年度教育人物奖的评选当中，上海交大教授、知名学者熊丙奇获得年度教育时评家奖。 2011 年，熊教授发表了近 600 篇教育评论。按平均每篇评论稿酬 200 元计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600 篇评论稿酬收入至少 12 万元。 第三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讲座收入。 2014 年，远播教育集团旗下第一高考网（沪 ICP 备 07019113 号）《高考志愿填报智能模拟》：首席专家：熊丙奇（教授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知名教育专家、著名高考志愿咨询及职业规划专家、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连续 11 年担任上海高招特刊主编。 2010 年、 2011 年在江苏省主讲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达 100 多场。著作有：《高考头等事》、《高考模式与高中生职业规划》等 20 余本 ... 【专家点评】《扬子晚报》作为江苏省第一大省报，一直密切关注着江苏高考的最新动态以及热点政策。为了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了解志愿填报的技巧，近年来本报几乎年年组织大型高招咨询会。而咨询会上 最热门最火爆的，往往就是熊丙奇教授的公益讲座。熊教授有着 12 年的实际高考咨询经验，其研发的高考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以精准的院校定位、便捷的使用方法受到考生及家长的广泛好评！希望第一高考网继续发扬光大，惠及更多考生！ http://www.diyigaokao.com/zhiyuan/ 远播教育集团旗下第一高考网网络合作 电话： 021-60798324 传真： 021-34699997 邮箱： wanruihua@114study.com 2015 年 1 月 30 日 ，《南国早报》《今年广西 30 万高考生将用上智能系统轻松选择理想大学》：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远播教育集团荣誉出品的第一高考网 www.diyigaokao.com 《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于 2015 年正式服务广西高考生。该系统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博士研发，他是著名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和职业生涯规划专家。系统包括高考备考学习资料、专业倾向测试、志愿智能推荐系统、 2500 多所院校的数据查询、院校专业数据查询、专家在线咨询六大核心服务。全国已经有 120 万考生使用，志愿推荐的准确率高达 99% 以上，深受考生、家长好评，作为辅助推荐志愿的首选工具。第一高网《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包含一年在线使用账号、熊丙奇博士独家光盘一张、志愿填报手册一本。 2012 年 4 月 19 日 ，百度知道《熊丙奇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有用吗》“热心网友”三次回答发帖不一样， 2012 年 6 月 6 日 ，“热心网友”发帖，这个系统不错，我曾经使用过，对志愿填报有比较大的帮助。你自己可以登陆试用感受一下。 2014 年 6 月 8 日 ，“热心网友”发帖：没有用的，每年学校录取分数波动大，完全不可靠的，还有也不管个人性格兴趣适合什么专业，不按照优势学科的方式推荐学校！大家别信啊，就是骗钱的！ 2014 年 6 月 23 日 ，热心网友发帖：熊丙奇冒充上海交大教，打着公益讲座的名义，到处讲着成词滥调的所谓专业填报知识，其实背后是隐藏很深的兜售前程卡，高回报贿赂老师及校长，资深巨大腐败。熊充其量就是个媒体人，很会包装自己而已。很多家长深受其害，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 熊叫兽，不做学问，做禽兽。公益扛在前，售卡实在后，老师校长得回扣，骗满江浙沪，脸皮实在厚！（我们暂不考察熊丙奇博士独家光盘的有效性）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LmuqFSuYfUxKHCUKGXxHlpgI5ohEQ-G-ZLh3li2T6tlQLEqZoCdAvz5qUoSw6iES-Df1kL4WQYCwrAGW1YVgM_ 2014 年 6 月 28 日 ，《大众日报》《上交大研发志愿报考软件 软件权威性遭疑》：据了解 , 这一高考志愿智能填报系统由上海交通大学针对不同省份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研发。高考志愿智能推荐只需简单的 5 个步骤 : 登录→填成绩→选择批次→对不同院校和专业的自动甄选→生成志愿表。知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 这一系统使用位次法 , 相对比较合理；再者各地的录取原则、录取政策有所差异 , 这一系统在针对地区差异方面有所改进 , 还提供专家实时在线指导咨询服务。“不妨作为考生和家长填报高考志愿的一大辅助 , 但不可对其完全依赖。”不过 , 他也指出 , 目前 , 多数类似系统只提供每年的招生数据查询 , 一些号称全国版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 , 其实并未能考虑到不同省份招生政策的差异 , 对考生的帮助实际上很有限。 熊丙奇博士研发的志愿智能推荐系统全国已经有 120 万考生使用，按平均每张光盘获利 1 元计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光盘获利 100 万元。 2005 年 1 月 8 日 ，百度知道来自手机知道《熊丙奇那个报志愿是真的假的有用吗 300 多 》：提问者采纳 热心网友 没听说过做志愿者还要交钱的提问者评价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地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第四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是否也有客观的兼职收入？不得而知。 第五项： 2015 年 1 月 20 日，某网站发布“新闻”《 精锐教育荣聘熊丙奇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精锐教育总裁张熙向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 2015 年 1 月 19 日，“精锐教育专家签约仪式”于精锐教育集团举办，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向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广评选“ 2014 中国教育变革人物”、搜狐“中国教育推动者”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特别聘请其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中高考研究专家”。 是否也有客观的兼职收入？不得而知。 俗话说，吹牛不犯死罪。但是，吹牛应当课以重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属于“ 全国著名教育学者 ”，可以主动到工作单位所在地（企业地址：上海市广元西路 45 号交大慧谷 505B ）税务机关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徐汇区分局 电话： (021)64418888 电话： (021)54679568 申报纳税，自圆其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属于高收入“专家”是否依法纳税？值得“公开”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大家可以继续搜索续补，使证据确凿。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原来是研究“红包负担”的
大庆商江 2015-2-4 16:55
所谓“ 教育问题专家 ”熊丙奇原来是研究“ 红包负担 ”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通常情况下，提起“教育问题专家”，人们普遍认为是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谁也想不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研究的确实“红包负担”问题。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4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 102 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 1000 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 500 元的人也占了 1/4 。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 《新京报》 2 月 3 日 )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拿孩子的压岁钱来说，其实， 10 元、 20 元的红包，其“压岁”的意义一点也不少，可是，现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父母，收到这样的红包，可能会觉得是“羞辱”，恨不得扔进垃圾桶，给出这样的红包，也是要有勇气的。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 ( 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 ) ，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往年所送红包中，还有一类是“腐败红包”，就是借给官员子女红包之机，进行行贿，这类红包的厚度是远非普通红包所能及的。有的贪官的孩子，红包收入高达几万元。当然，今年这种情况似乎有很大的转变。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今年影响了一些孩子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 ( 《北京晚报》 2 月 2 日 ) 。这些孩子主要是官员子女，而他们收红包少，甚至没收到红包，是父母严禁他们收红包，因为收红包要被处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对此不买账，认为过去很威风的父母，现在变得很窝囊，收个红包都要被管。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们父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能滥用，不能借权力敛财，那些钱财是不能乱收的，如果收取，则可能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帮凶。而不能告诉他们现在在“风头”上，父母这样也是“避风头”，要给予理解。不独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 10 元、 20 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 在香港，利市就是 10 元、 20 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在国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我国很多人认为这在国内没现实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机会给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让孩子去打那些让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的教育观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茧自缚。很多传统、过时的观念，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所谓“ 教育问题专家 ”熊丙奇原来是研究“ 红包负担 ”的。不过略有“驴唇不对马嘴”之虞。 ( 疑似写跑题了 ) 。既然是专门研究“ 红包负担 ”的文章，应该讲哪些人有“ 红包负担 ”； “ 红包负担 ”来自何处；“ 红包负担 ”有多重；减轻“ 红包负担 ”的对策是什么。 应当告诫一些人，把给别人红包视为负担的人，最好不要收别人给你的红包。礼尚往来，有来无往非礼也。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 研究“ 红包负担 ”的文章层次不够清晰，部分读者或有囫囵吞枣之感。当然，文章标题可以改为《如何使“ 红包负担 ”转化为教育优势》之类。 《“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这样一个标题，文章后缀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是画蛇添足还是不伦不类，读者或许并不介意。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该清楚吧？《南方都市报》编辑应该明白吧？ 心里别扭吗？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 今后，《南方都市报》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文章就不要 后缀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了。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半斤八两，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给报纸写稿赚稿酬，好比孔乙己穿长衫乞讨，体面加寒酸啊。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研究的竟是杂七杂八的问题
大庆商江 2015-2-4 04:46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研究的竟是杂七杂八的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自封“教育问题专家”研究的竟是杂七杂八（不是乱七八糟）的问题。（很难界定属于哪个专业学科）举证如下：约 3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1 年 3 月 10 日 ，凤凰网《 熊丙奇：“恋爱实名制”凸显大学教育粗暴化 》：“谁恋爱，谁登记；谁表白，谁负责”，情侣吵架必须上报，由领导调解。近日，福州大学部分院系实行“恋爱实名制登记”，引起热议。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福州大学此举是为了加强对学生恋爱观的教育。（现代快报 3 月 8 日 ）虽然福州大学否认实行所谓“恋爱实名制登记”，但在该校的部分学院，学生们被要求填写“恋爱调查表”，这显然属于“实名登记”范畴了——福州大学管理学院一名同学告诉记者，在他们学院，执行这项登记制度力度最大的是经济专业，学生领到了《恋爱调查表》，让每个学生填写姓名、学院、专业、是否恋爱、恋爱对象是否本专业、是否在本院、是否在本校、是否在本省、最近是否存在矛盾、是否需要心理辅导等内容，恋爱调查表要由本人亲笔签名。从调查内容看，校方、老师可谓煞费苦心，不少同学也理解，这是学校“为学生们好”，是为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防患于未然解决大学生因恋爱而出现各种问题。然而，这种做法真能起到上述作用吗？我看很悬。学生们能不能如实填写就是一个问题，不如实填写，学校、老师就“摸不到”真实的学生恋爱情况。倒是这种调查，很可能让学生更陷焦虑、加重心理负担，不知如何填写是好，如实填写吧，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曝光，而且，万一恋情变动该如何是好？不如实填写吧，担心被认为诚信有问题，改日如果因情感纠纷发生什么问题，学校老师对家长说，我们曾经“摸”情况，但你的孩子不配合，责任全在自己。由此看来，“实名登记”的学生恋爱管理，貌似学校认真对待学生的恋爱问题，但更像是推卸责任，把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简单化、粗暴化，这与此前有的学校要求学生签安全生死状，是一个逻辑。调查显示，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因情感纠纷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又占很大比例，个别大学生甚至因此走极端，伤人或者自伤。大学确实十分有必要重视学生的心理教育，但这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比如进行相关讲座、开展相关社团活动、完善学校心理咨询服务，尤其是发挥导师的作用，通过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采取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感困惑与纠纷。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说，这样的教育，要起到效果，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关注与引导。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大学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呈现明显的简单化、粗暴化倾向。学校采取的教育、管理办法，不是下禁令，规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是出通知，要求学生必须怎样做。很多明显荒谬，甚至“雷人”、“变态”的规定，也赫然出台。这是长期来大学生权益被漠视，以及大学不重视教育教学的必然结果。让学生登记自己的恋爱情况，从法律角度说，是学校侵犯学生的隐私，而这种侵犯隐私的做法，却在学校里大行其道，既表明学校老师的法律意识的淡薄，更体现学生权益在大学中的低下——学校、老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在大学里，没有学生参与决策的机制，也无维护学生权益的渠道，而大学生也无法像国外大学那样，对学校教育不满，就可选择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另外，近年来大学办学规模膨胀，但由于办学定位（偏重科研）、师资发展（一些院校压缩办学成本）等原因，就连学生的专业课教学有的学校都采取对付的方式，更别提学生的人生发展指导了。由于投入人员、精力有限，而且“责任”重大，学校和老师，也就只能走简单、“便捷”路线了——要求学生签约自己负责，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可以说，我国大学生的诸多心理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管理方式所致，再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问题，是会加重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呢？与我国大学行政机构庞杂、行政人员众多、专任教师主要把精力投向科研不同，在国外大学，行政管理机构少，但教育事务服务人员却很多，尤其是职业发展服务机构与心理咨询机构，是不少大学服务人员最多的机构；同时，学校还建立完善的导师制，要求导师与学生能经常交流、沟通。这种教育服务，才是我国培养学生，帮助学生处理情感、人生发展的困惑值得借鉴的方式。当然，不容回避的是，国外大学之所以重视学生教育服务，是因为学生有“以脚投票”选择教育的权利，我国在现阶段，让大学重视学生权益和教育服务，只能寄希望于大学的自觉（大学不侵犯学生权益已经“烧高香”了），而要使这成为大学的必然选择，需要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让大学有生存的压力、竞争的意识，这样，受教育者的权益才会被重视，大学教育服务才可能更完善。 2011 年 8 月 5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大学生结婚生子为何被误解和不屑 》：左边是“婚纱版”毕业照，右边是携带婴儿的“母女版”毕业照，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同时发生！今年广州某高校新闻学院 2007 级女大学生小妍 ( 化名 ) 还没有毕业就成了“大学生妈妈”，吸引了众多目光——祝福、羡慕，当然也有误解和不屑。（新快报 8 月 4 日 ）自 2005 年教育部解禁在校大学生结婚以来，在校大学生结婚的消息不时传出，但每次，似乎都会引来一些争议，总有一些人反对大学生“主次不分”，耽误学业，甚至还有些人，认为这会给其他大学生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在校大学生能不能结婚、生子，这在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就已经明确——只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这是学生的权利，学校不得干涉。而教育部和学校不能干涉学生结婚，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大学生结婚。说到底，这是每个公民个体，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的选择，只要遵纪守法，他人无权指责。但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却一直不断，这表明，要落实大学生的基本权利，形成尊重公民个体权利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作为成人大学生的权利，以为既然是学生，就应该像学生的样子，以学业为重，不能被其他事物分神；其二，大家习惯了大学生“被规划”，按一个模式成长，因此，看不怪有学生偏离这个模式，走出和其他学生不同的道路来，并觉得这种模式，是一种“坏榜样”；其三，我国大学现在还没有真正实行学分制，学生还不能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所以，在规定的时间段完成学业，还是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而如果实行完全学分制，连修读年限都可由大学生自己安排，这就把求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某一时段必须全心全意要完成的目标。说到底，虽然禁令取消，但有的人的思维并没有转变，与此同时，一些大学也并没有随着规定的调整，而改革教育教学管理。由此看来，围绕大学生结婚生子的争议，其实反映出我国教育发展和学校管理的普遍问题。首先，权利意识单薄，这就是，作为公民，并不明白自身有怎样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表现在大学生结婚这件事上，就把学习的责任与结婚的权利相对立，从教育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公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如果连本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都不明白，就无法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反过来，还会去伤害、践踏其他公民拥有的合法权益。其次，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把读书变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应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教育环境中，一名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之后，可以选择参加工作一到两年，然后再申请进大学；一名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休学一年，去体验社会生活、参与志愿者服务，或者完成其他更迫切的事务，然后再回到校园，这样的学习，就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充实人的生活、提高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功能就会凸显，而为尽快获得一张文凭、把教育作为谋生、竞争的工具的功利价值就会淡化。如此，学校教育就会发展人性，而不是扭曲人性。六年前我国教育部门取消在校大学生的结婚禁令，被誉为体现了人文关怀、彰显了法制观念，但不得不说，这不是一纸规定就能完成的任务，推进公民教育，回归教育本身的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1 年 8 月 19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对性教育无需扭扭捏捏 》： 17 日，北京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公布了首部小学生性教育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从新学期开始，该性教育教材将在北京部分小学试点使用，经完善之后，有望在全市小学全面推广。该教材中有关“我是从哪里来的”部分中，图文并茂介绍性交概念的内容引发网友的热议。 ( 8 月 18 日 《京华时报》 ) 几位家长的话，很有代表性——一位妈妈说，里面“性交”、“阴茎”、“阴道”等等生殖器字眼及插图，有些担心“尺度”过大，适得其反使孩子早熟；而另一位父亲则直言不讳：“对于孩子来说，这不就是黄色漫画吗？太不健康了。”“太难为情了！”“太不健康了！”这几乎是近年来提到性教育时，不少家长的共同反应，甚至在一些学校教师中，也有这种观点。其结果就是高中的生理卫生课讲到生殖部分，老师也叫学生们自习。而在大学的性教育选修课上，有关“敏感”部分，有的也是给学生放一段录像，男生、女生分开看。如此对待性教育的态度，让很多学生从正规渠道难以获得正确的性知识，于是只能从“地下渠道”获得。而由于获得的过程偷偷摸摸，对一些知识一知半解，且缺乏对性道德的正确引导，造成不少学生既没有正确的性知识，性观念也错位。近年来，就在中学生中屡屡发生早孕、堕胎、甚至染上性病、性侵犯等问题。每当出现这些问题，舆论对呼吁加强性教育，然而，一落到实地，就又开始扭捏起来。这充分反映家庭性教育的保守态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性教育一般从小学时就开始了，有的更早则从幼儿园开始。把性教育作为文明教育的一部分。与中国家庭的保守态度相比，英国一家育儿网站针对 1377 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将近一半 (49.2%) 的家长认为， 8 至 12 岁是开始性教育的理想阶段。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孩子八岁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学习性教育和感情关系。用现实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性教育，通过正常的家庭和学校渠道，告诉孩子正确的性知识，这是面对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性问题，破除“性神秘”、“性困惑”的良药。那种认为性教育不健康的家长，需要反思自身的观点是否健康。如此看来，北京地区的小学性教育教材，迈出了探索健康性教育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还需要一个家庭读本，对一些仍对性教育有戒心的家长，进行教育。 2011 年 8 月 26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性教育试点方式很重要 》：北京推出的首部小学生性教育试点教材《成长的脚步》，由于其“大尺度”，引起社会广泛，一些家长担心，这样的性教育，是不是“太不健康”、“太黄”了。关于这样的性教育是不是“大尺度”，舆论有不同的意见。赞成者认为不能用成人的眼光，来代替孩子做判断，直白的表述，恰恰是科学的态度；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样的教育来得太快，过去是禁，现在一开放，就这么与国外接轨，“赤果果’ , 而且，似乎从小学起进行这样的教育太早，放在初中或更合适，等等。这样的争议，是在意料之中，而如何处理这样的争议，正是性教育试点所要解决的一方面问题。在笔者看来，进行性教育试点的方式、态度，将很大程度影响性教育的走向。考虑到性教育是我国教育中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在试点时，适宜采取申请制，而且，申请的学校，有必要事先听取教师、家长的意见，这样，性教育在试点时，就可以减少由于家长反对、质疑形成的阻力。而且，如果全校教师和家长赞同，可以全校试点，而如果有部分教师、家长反对，则可以选择赞成的班级试点，甚至可推出选修课程。性教育也是科学教育，在试点过程中，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试点的组织者，可进行对比“试验”，对比的内容可包括，不同年龄开始教育的效果差别；进行性教育与不进行性教育者，在性知识和性道德上的差别；在农村学校进行与在城市学校学生进行的差别等等。这种跟踪对比，可回答大家关心的何时开展性教育最好，性教育是对学生起积极作用还是反作用的疑问。这远比纸上谈兵，各说各理有用。其实，学校本就有选择教材、开展符合本校教育定位的教育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某一教育试点，是符合学校的这种办学要求的。目前有不少家长，甚至教师担忧推行性教育，会否适得其反，这可能与一刀切，不顾学校特点、学生特点开展一个尺度的教育有关，假如学校有自主权，教师和家长也可在选择中发表意见，这种担忧就可一定程度消除。至于对受教育者群体进行跟踪对比分析，这在国外教育中，是普遍做法。而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很少有这样的对比分析，比如，推进高考改革，减少了学生的考试科目，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只有感觉，没有对比数据；推进新课改，调整了学生的课程教学内容，这一改革是好是坏，也没有可资分析的数据，有的地方，这一轮改革还没结束，下一轮改革又启动了。这种凭感觉进行的教育改革、教育试验，是十分随意的，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所以，对于开全国先河的小学生性教育，我们期待其试点能走符合学校办学规律、教育规律的路子，如此，可为其他地区、学校进行性教育，积累经验，也有助于各地、各校采取符合校情、学生情况的合适尺度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让教育真正起到效果。 2011 年 8 月 27 日 ，《新京报》《 熊丙奇：性教育不能“一刀切” 》：目前有不少家长，甚至教师担忧推行性教育，会否适得其反，这可能与一刀切、不顾学校特点、学生特点开展同一个尺度的教育有关，假如学校有自主权，教师和家长也可在选择中发表意见，这种担忧就可一定程度消除。北京一所小学参与实验并编写的性健康教育试用课本《成长的脚步》，由于其“大尺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家长担心，这样的性教育，是不是“太不健康”、“太黄”了。 8 月 23 日 下午，北京市教委对此作出回应———该书并非所谓的“首部性教育教材”，目前北京没有中小学性教育教材的编写计划、试点计划和推广计划。关于这样的性教育是不是“大尺度”，舆论有不同的意见。这样的争议，是在意料之中，而如何处理这样的争议，正是性教育试点所要解决的一方面问题。根据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 60.4% 的受访者认为“合适，科学不能神秘化，越是神秘，孩子越是好奇”，明确表示“不合适，要考虑孩子的接受能力，可以循序渐进”的占 23.6% 。由此可见，进行性教育试点的方式、态度，将很大程度影响性教育的走向。考虑到性教育是我国教育中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在试点时，适宜采取申请制，而且，申请的学校，有必要事先听取教师、家长的意见，这样，性教育在试点时，就可以减少由于家长反对、质疑形成的阻力。而且，如果全校教师和家长赞同，可以全校试点，而如果有部分教师、家长反对，则可以选择赞成的班级试点，甚至可推出选修课程。性教育也是科学教育，在试点过程中，需要有科学的态度。试点的组织者，可进行对比“试验”，对比的内容可包括，不同年龄开始教育的效果差别；进行性教育与不进行性教育者，在性知识和性道德上的差别；在农村学校进行与在城市学校学生进行的差别等等。这种跟踪对比，可回答大家关心的何时开展性教育最好，性教育是对学生起积极作用还是反作用的疑问。这远比纸上谈兵，各说各理有用。其实，学校本就有选择教材、开展符合本校教育定位的教育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某一教育试点，是符合学校的这种办学要求的。目前有不少家长，甚至教师担忧推行性教育，会否适得其反，这可能与一刀切，不顾学校特点、学生特点开展一个尺度的教育有关，假如学校有自主权，教师和家长也可在选择中发表意见，这种担忧就可一定程度消除。至于对受教育者群体进行跟踪对比分析，这在国外教育中，是普遍做法。而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很少有这样的对比分析，比如，推进高考改革，减少了学生的考试科目，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效果，只有感觉，没有对比数据；推进新课改，调整了学生的课程教学内容，这一改革是好是坏，也没有可资分析的数据，有的地方，这一轮改革还没结束，下一轮改革又启动了。这种凭感觉进行的教育改革、教育试验，是十分随意的，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期待小学生性教育试点能走符合学校办学规律、教育规律的路子，如此，可为其他地区、学校进行性教育，积累经验，也有助于各地、各校采取符合校情、学生情况的合适尺度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让教育真正起到效果。 2011 年 10 月 26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 是“恋爱出轨”，还是“教育出轨”？ 》：如果你在湘潭大学商学院读书，那么谈恋爱的时候要小心，可别“出轨”了，因为有可能会因此丢了 2010-2011 学年度评奖评优的资格。近日，一条关于湘潭大学商学院评奖评优通知的微博引发关注。其内容为该校商学院 2010 ― 2011 学年度评奖评优的通知，其中评奖评优工作要求中，对“谈恋爱出轨者”要求取消评选资格。发微博网友感叹“谈恋爱出轨都要管啊”。学校真有这么“八卦”？（株洲晚报 10 月 25 日 ）对于何为“谈恋爱出轨者”，该校学生和网友的理解，与老师的理解有些不同——学生和网友，认为这是学校在管学生的恋爱忠诚问题，网友“季言 ann ”就说：“这个太逗了，不会是规定谈恋爱的同学不许劈腿、不许分手、不许移情别恋吧！真是为了建设和谐校园呕心沥血、绞尽脑汁。”而学校老师则不这么认为，按照该校商学院学生处党委书记欧老师的说法，应该理解为“出火者”，他解释道，“谈恋爱出轨者”并不是指所谓的“劈腿”或移情别恋，规定也不是不准学生谈恋爱，而是希望减少因谈恋爱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比如造成怀孕、闹纠纷影响到学校的”。这一解释，似乎把问题只归为表述不准确，让学校摆脱“八卦”——同学恋爱“出火”，学校当然要“灭火”，可是，学校不管学生是否分手和移情别恋，而恋爱怀孕或者恋人闹矛盾，就可以管吗？这与学校有关吗？早在 2005 年，我国教育部门就取消了不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的禁令，大学生们都可以结婚，难道不可以怀孕、生子吗？这是他们正常的权利，不违法、不犯罪，只要学业表现优秀，为何取消其评奖学金的资格？至于恋人间闹矛盾，如果没有伤人、自伤行为，不影响校园秩序，这也是他们的私生活，学校是无权据此取消其评奖的资格的。这再次暴露出学校教育者、管理者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的意识极为淡漠，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受教育者有怎样的权利。于是以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成为优秀学生为旗号，随意践踏学生的权利，把某些正常过自己日子的学生归为问题学生。打着育人旗号，而侵犯学生权益的事，还有不少。同时有另一条消息，郑州 8 岁双胞胎姐妹坚持做交通协管志愿者，这一新闻上了郑州某报的头版，还配了一张照片：雨后湿路，两姐妹各拿着一面小红旗，站在路当中，拦住了一辆骑行中的摩托车，两姐妹一脸幸福的微笑……（ 10 月 24 日 《东方今报》）记得两年前，舆论就曾针对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在举行的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 , 聘请 18 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一事，展开讨论，认为这一被当地认为是“创新”的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侵犯未成年青少年的权益——未成年的孩子是不能承担监考、执法这样有风险的任务的。现在看来，当初的讨论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反思，有关部门照样把这作为是工作的创新，还觉得这是在对小孩进行服务社会的教育呢！不然，就不可能把这样的照片发在报端，还展示孩子“幸福”的笑。也许湘潭大学商学院和郑州交管部门，对社会的质疑，很是不解，学校的管理不是出于为学生好吗？交通协管志愿者从娃娃做起不是可从小培养交通纪律意识和服务社会意识吗？他们的出发点或许不错，可是，其前提应当是不越权、不侵权，没有权界意识，就会出现教育出轨、管理出轨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人出轨。而教育出轨、管理出轨多了，健康的教育秩序和管理秩序，也就难以建立，最终，社会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就变成社会出轨了。 2011 年 11 月 9 日 ，人民网《 熊丙奇：学生“丑闻”不能仅在社会层面讨论 》：假如将这一事件放在课堂讨论，且老师允许学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教育者可能会听到很多“令人震惊”的观念，包括一些学生对待性的态度，但这并不可怕，对于教育来说，这才是最好的了解学生真实想法并进行引导的方式近日，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 20 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 2 人为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 9 所学校。根据以前教育“丑闻”的发展走向，大多存在“社会热，教育内部冷”的问题。社会舆论的议论很多，但教育部门和学校往往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会在教育教学中向学生和家长提及，装着事情像没有发生一样。比如，校园伤害事件发生后，一些学校甚至向校内师生封锁消息，不允许师生讨论、提及此事，就更谈不上就此展开反思了。还有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为挽回负面影响，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称学生是多么的积极向上，尽量将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归为极个别偶发事件。诚然，女中学生卖淫，是颇让教育部门和学校难堪的事，但是，对待丑闻的态度，不能采取遮掩的方式，而应该直接面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分析自身在这一问题中的责任，同时不妨在学校教育教学以及家长会中，将此作为案例，让家长、学生讨论分析。这种将身边的案例，融入日常教学中的做法，既体现了教育部门、学校直面问题的勇气，也实践了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的理念。学生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学校教育却一味空谈道德、理想，爱听学生们说好听的话语，将很难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问题，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念，也难知道学生的真实想法，某种程度说，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教育部门、学校和社会舆论所表现出来的“震惊”，正说明学校并不了解学生、不知道学生内心所想。假如将这一事件放在课堂讨论，且老师允许学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教育者可能会听到很多“令人震惊”的观念，包括一些学生对待性的态度，但这并不可怕，对于教育来说，这才是最好的了解学生真实想法并进行引导的方式。那种不让学生接触现实话题，不希望他们发表自己个性意见的教育，才会导致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报道，办案人员发现，一些学校单纯注重学习成绩，德育工作存在走过场现象。特别是中专、职校、技校等“三校”，学生学习成绩本来就较差，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更是放任自流。对于学生的思想动态、课外生活和交友交际，校方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这种情况会在案发后改变吗？改变的“试金石”，不是继续走过场的说教，而是教育部门、学校对丑闻是直面，还是回避。 2012 年 2 月 29 日 ，《武汉晚报》《 熊丙奇：曾经的 AV 女优与大学课堂的距离 》： 2 月 23 日 ，一条关于华中师范大学教师彭晓辉欲请日本前 AV 女优红音萤到华师上课的消息在各大微博上疯转。彭晓辉当时证实，正准备向学校申请将现为防艾大使的红音萤请到自己的《性科学概论》课堂上。而校方的态度是需要研究才能决定。然而，昨日武汉晚报报道，基于强大的关注度和安全考虑，彭教授和校方已取消了这一邀请。本来，一个主讲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邀请谁来与学生交流，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此事又不同。一来对方是外国人，二来是“敏感”的 AV 女星、“敏感”的性教育课。从舆论的反应看，这也确实“敏感”，因此引起微博疯传，网友议论纷纷。如果抛开曾经的 AV 女星的身份，就提“防艾大使”，估计根本不会引起什么波澜，而且认为合情合理。可显然，大家在乎的还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并由此质疑这是否妥当。这并非理性的态度。笔者赞同彭教授的看法，“她过去是 AV 女星，但现在是防艾大使，自然可以进课堂和大学生交流。”如果评价、看待一个人，总是以他 ( 她 ) 曾经的身份，而为其打上标签、烙印，这显然是不公平，涉嫌身份歧视的。其实，这就是一次普通的交流，并不需要那么“敏感”。作为性教育专家，彭教授也懂得怎样掌握交流的场面，也不会将其变为一场娱乐化的闹剧。还有人称，这会不会是“炒作”，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对于方兴未艾的高校性教育课来说，如此“炒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不是一次很好的对性教育的宣传吗 ? 如果能有更多学生走进性教育课堂，接受性教育，就将使这门“羞答答”开设的课真正走向普及。我国教育部门一直在推进性教育课，但性教育课程的开设及效果并不乐观。另外，如果这次课能向社会媒体开放，让媒体更多了解高校性教育课是怎样开设的，那么也可影响社会对性教育的陈旧看法。 【注：“ AV 女优”是指日本专门从事 AV 电影录像行业演出的女性演员。 AV 是“ Adult Video ”的缩写，也就是成人录像。 AV 女优作为一种职业在日本并不会被歧视，但选择这份职业依然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2012 年 9 月 15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防“社交性强奸”争议折射学生安全教育落后 》：如何小心提防心存不轨的异性？就寝前要注意关好门窗，夏季夜晚尽量避免单独出行，不要轻易相信新结识的异性朋友……看到这些你一定以为是父母对女儿的絮叨，其实这是中南大学为入学新生编写的《大学生活安全手册》女生专题的一部分。上个周末是中南大学 2012 级新生报到的日子，针对目前女大学生遭到骚扰的问题，中南大学新生手册里增加了女生专题，提醒女生防“社交性强奸”，指导女大学生防范性侵害。 ( 《潇湘晨报》 9 月 12 日 ) 这本安全手册中，引人注意是中南大学安全委员会提醒要注意社交性强奸。对此，有些网友认为是大学独创了一个新名词，并对这一手册“冷嘲热讽”。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态度。作为对新生的指导，这本安全手册还是有着比较实用的指导价值，相比此前大学对学生比较空泛的安全教育而言，有着明显的进步，直面当前的社会安全问题，值得肯定。而且，“社交性强奸”并不是什么新鲜词汇，如果大家以为这是大学新创的，那只能表明，对于学生的安全教育一直没有引起切实的注意。事实上，“社交性强奸”早在 2003 年，就出现在我国报端，由警方正式向公众提出警示。据《生活时报》 2003 年 8 月 11 日 报道，北京警方针对夏季高发强奸案，介绍了性侵害的几种方式，其中就包括“社交性强奸”，并具体描绘了这种犯罪———“这种犯罪行为的主体多是受害人的相识者。因同事、同学、师生、老乡、邻居等关系与受害者本有社会交往，却利用机会或创造机会把正常的社交引向性犯罪；此外还有的是因恋爱破裂或单相思，走向极端，发展为暴力强奸。受害人身心受到伤害后，往往还出于各种顾虑不敢揭发。”这次中南大学的安全手册，并没有多大创新，而只是上述说法的提炼，指出“受害人的相识者，利用或制造机会把正常的社交引向性犯罪，受害人往往由于各种顾虑不敢揭发。应对的办法是：不要轻易相信新结识的异性朋友；控制好情感，不要在交往中表现轻浮；控制好约会环境；不要过量饮酒；不要接受比较贵重的礼物 ; 对过分的举动要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这是对学生比较务实的教育、指导方式，引导学生怎样社交、注意言行举止。客观而言，女大学生群体，是比较容易成为“社交性强奸”的受害者的。相关的案例比比皆是——— 2003 年 4 月 28 日 ，湖北某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郭某、钟某伙同桂林某高校学生王某、曾某四个大学生，在一个深夜以喝酒、兜风为由残忍地将一名少女多次轮奸；某大学一位女学生，在校内舞会上认识了一位本校的男同学，交往数次后，该男生给女生过生日，请她吃饭，并劝她喝酒，当女生有醉意之后，又将女生领到他的宿舍，在女生不同意但又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将她强奸……所以，大学告诉女大学生要加以防患，并不是无事生非。近年来，我国学校开始重视对学生的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其实就是生存教育、生命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开展起来，却总会遭遇社会的质疑。这与我国长期来缺乏生命安全教育有关，总是出了问题时重视，但在平时却很不重视；再就是，对于学校教育，大家还普遍关注知识教育，而不重视人格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认为这些教育没有价值和意义，还会指责学校知识教育没有搞好，却搞什么安全教育，这是对学校教育的误解，相对于知识教育来说，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其实更为重要。针对社会的质疑，学校只有以更务实的态度做好这方面的教育，以赢得社会的信任。中南大学编写安全手册，这是把“口号式”、“概念化”的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变为行动指南，当然，要让学生有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只有安全手册是不够的，还应该有长期开展、融入教育教学活动的法律责任和意识教育、道德责任和意识的教育，这才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责任意识以及健康的价值观。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10 月 17 日 ，青年导网《 熊丙奇：不要对“早恋”大惊小怪 》：简述：近日有媒体随机采访武汉三镇的 80 名小学生，其中 54 人表示同学间有“谁喜欢谁”的绯闻， 14 人承认有恋爱对象，约占访问对象的两成。长得漂亮、性格温柔、成绩优近日有媒体随机采访武汉三镇的 80 名小学生，其中 54 人表示同学间有“谁喜欢谁”的绯闻， 14 人承认有恋爱对象，约占访问对象的两成。长得漂亮、性格温柔、成绩优异成为小学生“恋爱准则”的三大标准，不少小学生喜欢他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她漂亮”、“因为他帅”。对于媒体得出的高达“七成”学生“早恋”的结论，有网友喊冤，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早恋”。我赞成网友的意见，对于“早恋”，传统舆论还处在“大惊小怪”阶段，这倒很可能导致未成年学生人际交往出现问题。小学生向同学说“喜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早恋”，不过是十分正常的人际交往，他们有可能在模范成人，也有可能确实在表达好感，但如果就此“过度反应”认为是“早恋”，老师、家长高度紧张，找他们谈话，甚至禁止他们交往，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不清楚什么是“早恋”的他们，偷偷学着“早恋”了。事实上，我国一些中小学，就是以男女同学走在一起，在某个角落处说话，女生给男生吃水果等行为，来断定有“早恋”行为，加以管教的。甚至有的学校出台校规，男女生说话要坚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是极为荒唐的。而就算是“早恋”，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让学生以为本身犯了天大的错误，不知所措。学校、家长对于学生的行为，一方面要加以理性的引导，另一方面要反思造成学生性早熟的原因，给未成年学生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对待已经变化的学生群体，就可能错失对学生的教育。今年 9 月，教育部制订的《教师专业标准 ( 试行 ) 》 实施，该标准要求“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小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这是对小学教师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表明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已经认识到对小学生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我国中小学教育，当前普遍重视知识教育，轻视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即便教师知道有关性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可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却不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并不能改变性教育被轻视的状况。而正是由于性教育被轻视，才导致社会对学生正常的交往会错意，也导致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缺乏指导。事实上，不但老师应该懂得怎样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家长也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的交往和性教育，都采取“屏蔽”方式，比如，共同看电视时遮住孩子的眼睛，不看电视上的亲热镜头，不允许孩子上网，担心孩子一不留神进入有情色内容的网站，还有的家长偷看孩子的日记掌握孩子的“思想变化”等等，但效果并不好，比较适宜的方式是，我国应该实行等级制，明确影视、文学作品、游戏的等级，告诉家长哪些孩子可以看（玩），哪些需要家长陪伴看（玩），哪些禁止看（玩），只有有明确的等级，才能让家长掌握度。只有在家长的引导下，未成年学生才能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就是离开了被打人监督的环境，也能有自控。这不像现在，家长采取禁或堵的方式，结果是，学生们偷偷地去获去性知识，满足好奇心，由于没有判别能力和性道德意识，出现严重问题。调查显示，近年来未成年性犯罪行为出现低龄化的趋势，这才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学校和家长应该重视学生的性教育，教给他们正确的青春期性知识，引导他们正确处理的人际交往，同时学会自我保护。把男女生说一声喜欢，就说是“早恋”，这就是错误的性教育。为此，在给学生性教育之前，学校老师、家长和社会舆论，都需要先对自我进行教育，抛弃陈旧的观念。 2012 年 10 月 24 日 ，搜狐“熊丙奇的博客”《 大学生“性开放”与性教育 》：二十多年前，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们“谈性色变”，恋爱要悄悄地谈，同居更如同洪水猛兽；如今，性话题成了大学生间公开的谈资，不少学校设有安全套自动售卖机，甚至学校周边的“日租房”、“钟点房”应运而生。更有调查显示，近半大学生赞成婚前性行为。前不久，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 1300 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一。其中 25 岁以下女性占一半以上，大学生成为人流“主力军”。对于大学生的“性开放”，不少网友大加驳斥，认为他们“不务正业”、“贪图享乐”，他们所不知的是，正是这种对待学生性行为的态度，造成现在的大学生性知识缺失，性观念出现偏差。笔者注意到，媒体在报道时，是把校园设有安全套自动售卖机也作为“性开放”的表现的，而这其实是对学生进行安全性行为宣传、引导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对大学的性教育评价和大学的性教育现实，值得反思。对于给学生性教育，在我国社会和学校，普遍存在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这也要学校教育那也要学校教育，学校的教育负担太沉重了，性教育应该是家庭教育的范畴，或者学生长大了自己“就会懂”。最近，乌鲁木齐一大学女生在厕所产子后身亡，我撰文指出学校应该给学生性教育，不少网友就表示反对，说这么大的女生，难道还不知道这些？他们显然把性教育设想为“无私自通”了，根本没有想过女生究竟从哪里知道这些。如果家庭不教育，学校也不教育，难道她们到了成人，就懂了么？另一种看法是，学生们已经很“开放”了，再进行性教育，交给他们性知识，不是承认他们开放有理，鼓励他们开放么？这是把性教育视为“洪水猛兽”，担心这助长学生的性行为，为“性开放”推波助澜。对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明知学生存在性行为，且没有相应的性健康知识，学校却视其不见，让学生自己去面对，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另外，学生的“开放”意识是否与他们缺乏性教育有关？调查显示，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人流对身体是无害的。系统的性教育，不仅有性知识教育，还包括性道德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科学的性知识，在性活动中注意自我保护，避免造成身心伤害。还有一种看法是，给学生讲性，还是有点“那个”。虽然在我国，已有个别大中学校，出现性教育“麻辣”教师，可是，总体而言，大方讲性的学校、教师很少。在国内，开展性教育有影响的教师，一只手指头都能数下来。这与学生中广泛谈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不敢大方地开展性教育，表明我国对性科学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与其他学科一样，性也是十分严肃的学科，应该十分严肃地对待。由于对性教育存在这种认识，因此，就是大学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往往也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在大学里设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就是比较典型的性教育“形式化”做法。大学能设置售套机，本来可以说是进步，但不少大学把设售套机，当成了性教育的全部，除此没有给学生的性知识教育、性健康教育、性道德教育，只是把机器往校园一放（有的放在校园极隐蔽处）。这就是舆论把设置售套机认为是大学生“性开放”的表现的原因——似乎只是给学生性行为提供方便。所以，某种程度说，当今大学生“性开放”，与性教育的缺失关系密切，对于社会环境给这一群体带来的变化，教育的反应是滞后、迟钝的。社会舆论，也不能只是感慨、批评，或者将这“娱乐化”，而应该直面大学群体的这一现实，积极推进开展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新浪教育（熊丙奇）《 大学有必要设置恋爱专区吗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晓辉，在一次公开讲座中建议，大学校园公共恋爱场所可格成半封闭小单间，让学生情侣自带蜡烛、电脑、游戏来谈恋爱，既安全，又能方便学校监管。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网友热议。而记者在西安多所高校调查后发现，对于这样的建议近七成学生持反对意见。 彭教授的设计是比较理想的，也是为了学生“好”。假如恋爱是一门课，英语课后可有英语角，恋爱课之后有修炼恋爱的恋爱专区，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对于我国大学生来说，当下的问题，是让恋爱回归正常，大学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学生的恋爱，由此重视学生的课堂性教育，以后课后的人生指导。我国大学对待学生恋爱的态度，一直很暧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学校对恋爱是采取“禁止”的态度，那时，学生谈恋爱要偷偷摸摸，在校园里的亲热行为，被视为不文明。有的高校就曾组织“文明执法队”，拍下学生的亲热行为，在曝光台里曝光。进入 90 年代后期，这一情况有所好转，到 2000 年，教育部取消高考的年龄和婚否限制之后，对在校大学生的恋爱，甚至结婚行为，高校的态度更为“开明”。但是，这种“开明”仅限于“不禁止”，但也“不鼓励、不提倡”，对于恋爱相关的性教育话题，很多大学十分扭捏。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恋爱中的大学生缺乏指导，出现诸多问题，包括失恋后走极端。彭教授的建议，显然是针对学校的这种情况，希望以此突破恋爱教育（以及性教育）不温不火的局面，可是，也许他没有想到，这一建议就连大学生也不支持，其原因在于，开设恋爱专区，不是让大学生恋爱变得正常，反而会让大家觉得更不正常。再就是，由于缺乏性教育，所以，大学生并不认为恋爱还需要学习、修炼。另外，对于大学的监管，学生就更不感冒了——难道学校还要在恋爱区域装摄像头，监督一举一动？在当前的大学开设恋爱专区，有如在校园的某个隐蔽角落设立售套机。近年来，为宣传防治艾滋病，也为保护未婚的大学生，一些大学在校园里设立了自动售套机，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这些大学，设立了售套机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教育教学活动，比如开设性教育必修课、选修课，似乎有售套机，就进行了性教育。照此逻辑推论，如果有学校接受彭教授建议，设立恋爱区，而没有其他教育跟上，这显然仅仅是形式上，起不到多大引导学生形成健康恋爱观的效果。对待大学生恋爱，学校正常的态度应是以平常心对待，一方面，有必要针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开设性教育课程，教给学生健康的性知识，形成健康的性道德观念。性教育课程的地位，和其他学科其实一样，其他学科是科学，性也是科学。另一方面，应该为学生配备人生指导教师。在国外寄宿制大学，本科生普遍实行导师制，由 1 位导师指导 10 位或者 20 位学生不等，导师的作用，不是进行学术研究指导，而是每两周和学生一起交谈人生，这其中就包括对恋爱、人生追求的看法等等。我国现在虽然也有辅导员，可一来辅导员太年轻，自己人生经验缺乏，难以给学生引导，二来辅导员也很少进行人生指导，而被很多杂事纠缠。如果我国大学能以以上态度和行动对待大学生的恋爱，大学实在不必专门设立恋爱专区。至于有学生想交流恋爱心得，他们只会组织恋爱沙龙，这就属于学生自治的范畴了。 2013 年 4 月 28 日 ，《新京报》《 熊丙奇：性侵儿童疑犯成外教谁该反思 》：北京警方通报，英国人尼尔·罗宾森 (NEIL ROBINSON) 因涉嫌在华非法居留被北京警方拘留审查。此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曾发消息称，英警方正在通缉一名叫“ NEIL ROBINSON ”的在逃嫌犯，此人涉嫌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儿童。而近日，有多名中国网友展示其和尼尔的合影照，同时有消息称，尼尔曾在北京某国际学校任教。为何有关部门制定那么多关于聘用外籍人员的规定，在这名嫌犯身上，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在笔者看来，重要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兴起的“外教崇拜”。一些教育机构纷纷以“全外教”等作为招揽生源的手段，而很多消费者也简单认为，“外教”水平更高。这种“外教崇拜”，制造了旺盛的“外教需求”，随之也就有机构看到其中的商机，做“制造外教”的服务。据报道，不少教育集团均可提供“外派外教”的服务，还有一些中介公司将无教师资历的外国人简历包装后，打造成“王牌教师”，提供给有外教需求的学校。但需要追问的是，为何中介公司有此神通？他们是怎样通过审查的？监管部门难辞其咎。应以此为鉴，进行有针对性的核查，避免丑闻，也是对学生负责。 2013 年 8 月 21 日 ，妇女研究论丛 中国妇女研究网《 熊丙奇：校园性侵案与“伪善”教育 》：最近，针对小学生的性侵案频频曝出，令人震惊。在笔者看来，性侵案在校园接连发生，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我们通常给学生“伪善”教育，以至于让学生生活的一个“虚幻”的空间中，缺乏对周围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患。所谓“伪善”教育，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只选择性地告诉学生所谓“美好”的事物，甚至故意夸大美化某些人物，比如学校校长。长期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学生，会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美国，学生上学的第一课，老师就会告诉学生，在群体生活中，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具体到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触碰的，哪些是自己的隐私。这样的教育或许在我们这里看来，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包括自己如果不遵守规则也会变为“坏人”），但这其实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知道自己有怎样的权利，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对应权利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而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这方面都是比较缺失的。学校教育通常只关注学生的分数，很少关注学生做人的教育，另外，近年来，虽然家校矛盾突出，可还是有不少家长告诉孩子，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要相信老师都是为学生好。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自身权利意识会比较淡漠，当侵权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教育要引导学生向善，但不等于不告诉学生现实中的违法、不端现象，告诉学生这些，一则要求学生遵纪守法，再就是告诉学生保护自身的权利。二是无论是老师和家长，都喜欢从学生哪里听到“美好”的答案。比如，我们问孩子，听懂了吗？都希望孩子说“听懂了”，不希望孩子说“没懂”，要是孩子一直说“不懂”，老师和家长会很生气。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不懂装懂。还比如，我们问孩子，这个孩子见义勇为的行为高尚不高尚？问这个问题，就想得到“高尚”的答案，可有孩子完全可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诸如先应该保护自己，有能力才去见义勇为。由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正反馈”，所以孩子在与老师、家长交流时，会“过滤”掉那些会被家长、老师认为不好的东西，只选择性地告诉老师、家长“好”的东西。这实质是一种“主题先行”的教育，让孩子没有自己的判断、想法，而是迎合大人的想法。拿性侵案来说，学校和家长根本就没有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担心孩子接受性教育会“变坏” ( 把性屏蔽在孩子的生活之外 ) 。另外，在性问题上，家长还在各种场合，向学生传递不要关心这方面问题，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的学生是坏学生的“潜意识”，导致学生虽然关心，却只能暗地里悄悄谈，不敢告诉大人自己的想法。而其实，性教育是基本的生活教育，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孩子懂得自我保护。由于学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加之受侵之后被恐吓，因此，性侵能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性侵案发生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的重要原因。——孩子们根本不敢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告诉家长，担心被家长惩罚。而肇事者也深谙此道，在侵犯孩子之后威胁孩子不能说出去。这种情况在农村、基层学校尤其严重。如果孩子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人身权、隐私权等），知道自己的权利是有可能被他人侵犯的（老师有可能、同学有可能、家长也有可能），被侵权之后应该立即报警，以保护自身的权利，同时惩罚侵犯自身权利的人，那么，侵权事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至于演变为如此猖獗。对于性侵这么严重的侵权事件，居然一再被不法之徒得逞，可见学生的权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淡漠。说到底，“伪善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灌输教育，这种教育无法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难以让学生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而当公民意识缺乏，侵权也就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冷暴力事件、变态校规、猥亵、性侵等等，作用机制完全一致。这里说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公民移民到加拿大，他在国内喜欢对孩子实行“打骂教育”，孩子对其敢怒不敢言。到了加拿大，他虽然知道加拿大有法律禁止监护人打骂孩子，可还是忍不住。而他的孩子在加拿大的学校里，知道了自己有什么权利，并被鼓励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要立即报警，终于在又一次被打骂后，孩子向警方报警，警方立即出动，将他拘留，随后起诉，被剥夺监护权。这则故事，会让很多国人觉得孩子这样做太过了（因为打骂也被认为是对孩子好）。这不是孩子太过了，而是我们保护孩子的意识太淡漠了。中国有保护孩子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可谁把它当回事？而把维护孩子的权利当回事，就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告诉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应该遵守哪些基本的规则。——这其实就是法制教育。而具体到性侵案，就必须切实推行中小学生的性教育，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教育部此前曾针对这方面的教育专门发文，可是，诸多中小学和家庭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面对频频爆发的性侵案，不能再漠视这方面的教育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 【注：熊丙奇在博客里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如今熊丙奇标榜自己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言行不一，口是心非。 】 2013 年 09 月 17 日 ，海外网《熊丙奇： 北大招募“处女”实验为何会被质疑 》：日前，一则招募“处女”大学生提供静脉血用于课题研究的网帖，引起部分网友热议，有人疑惑为何做实验“非处不可”？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个帖子的确是北大肿瘤医院课题组发布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研究是严谨科学的，总体上并无不当之处。北大的回应——北大解释称，因为性传播是 HPV 病毒感染的主要渠道，在 18 至 24 岁且未经性生活的女性群体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她们非常适合做阴性对照，招募本身符合研究的需要。——让这一个在网上热传的话题迅速冷下去，一些猎奇者也由此散去。笔者在想，为何一个并非专业的质疑，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这反映我国学术团体还不适应与社会公众打交道，同时，由于长期来的学术管理缺位，学术的公信力已经严重下降。本来，在学术自治的学术环境中，一项学术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违背学术伦理，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学术标准、规范进行评价，但在我国，对学术的管理实行行政管理，而与之对应的是，学术评价被官方的行政评价与社会的舆论评价替代。不管是学者的学术贡献，还是对学术不端的处理，都只见官方或者媒体的声音——以官方的授奖来评价学者的学术能力，以“媒治”替代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等等，而唯独不见学术共同体自己的声音，久而久之，学者的声望降低，大家也不再以学术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而是用利益的眼光打量学术。近年来，针对大学教师、学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不时有网友质疑某项学术研究没有价值，是对公众资源的浪费云云，而从学术自治角度说，一项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应该由学术共同体进行评价的，否则，学术就将失去独立性，失去学术自身的判断，彻底走向功利化和世俗化。问题在于，在我国学术公信力下降的环境中，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更多非专业人士，也关注专业的学术研究问题，这甚至让一些在学界本不存在争议的话题，也弄出争议来，像北大这起招募“处女”的风波，在专业人士那里，是太正常不过了，可对于非专业人士，却成了大新闻，似乎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这也正是学术评价要实行基于学术的评价，不能由行政评价、舆论评价，甚或司法评价左右的。对于专业性的学术研究，理性的态度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科学、理性地分析，而不应该不加分析就批评，而如果在分析时缺乏专业素养，则应当尊重学者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毕竟，学者有研究自主权，其所进行研究的价值、学术伦理，接受学术共同体的监督和评价。但不得不说，由于学术圈不断传出丑闻，诸如有知名教授贪污上千万课题经费，有博导潜规则女生，在这种环境中，一些网友看到北大招募“处女”的消息，是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与潜规则、丑闻联系起来加以演绎的。这就要求学术群体以及学者学会与社会公众交流，做好基本的“科普”工作。在网络平台上的对话、交流，是与专家、大学生对话、交流完全不同的，后者对一些基本的专业概念有着共识，而前者则由于人群的不确定性，比如还包括一些中小学生或者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参与其中，就需要在对话、交流时说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不然，就没有对话的基础。这是所有在网上发布学术信息、观念的研究者必须注意的。就像北大经过此次风波，也意识到工作的不足，没有在招募启示中，对为何要招募这一群体的实验者，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有这一说明，那么也就不会引起网友的“误会”。这更对学术重塑公信力提出挑战。学术自治是让我国学术研究走出低水平困境的根本途径，但是对于学术自治，很多网友是怀疑教授的学术操守和能力的，他们不相信教授们能“自治”好，于是反对学术自治，这就学术自治陷入悖论。在笔者看来，今天学者的学术操守、能力被质疑，源于没有学术自治，只有给予教授、学者学术自治的空间，才能让他们学会自治，通过自治增强学者的学术荣誉感、学术操守。没有学术自治，就没有学术公信力可言，而在没有学术公信力的环境中，任何人都可以对学术横加职责，结果学术的独立性进一步丧失，我国学者要保持独立性，做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也就更为困难。 2013 年 11 月 26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如何改良学生性教育的生态 》：缺少性教育、自购堕胎药、小诊所做流产……调查发现，学生做人流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寒暑假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小高峰”。而不少学生出于“害羞”、“怕家长知道”、“手头不宽裕”等原因，不去正规医院就医，给身心带来严重影响。对此，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卫爱民建议，“公立医院实行学生堕胎免费制，或象征性收取小额治疗费。家长、学校、社会、政府多方出力，关心这些孩子。”他同时呼吁，应禁止各种媒体与大众平台刊发人工流产广告，尤其是那种类似“无痛人流、不影响学习”等带有宣传意味的广告。 ( 北京晨报 11 月 25 日 ) 卫代表的建议，引起很大争议。实行学生堕胎免费制，会不会变相鼓励堕胎？而禁止“无痛人流、不影响学习”广告，就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吗？其实，学生之所以自购堕胎药、小诊所做流产，关键在于对待学生怀孕，社会还用异样的眼光，学生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于是选择私下悄悄解决，这种观念环境不变，即便公费医院实行堕胎免费制，恐怕也很少有学生会选择，就是禁止了“无痛人流、不影响学习”广告，学生也会寻觅小诊所。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青少年的性教育。以笔者之见，既要对学生进行健康的性教育，同时也应该对父母进行相关的家庭教育，告诉家长重视对孩子的性教育，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性问题。其中，对于学生遭遇意外怀孕，健康的性教育，应告诉他们处理的方式，而不是对此加以回避——即便性教育教育学生要有正确的性知识、要注意性行为的健康、安全，但也无法规避意外——同时，还要引导父母，对待孩子这类问题，不能动辄打骂，而应该给予孩子理解、宽容，并从其身心健康出发，给予关爱。目前，有的学校已经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但性教育还扭扭捏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教师避而不谈，甚至担心这会“诱发”学生性行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健康的性教育，与其他学科知识教育一样，也是科学教育，学校要教育学生不要未婚早孕，讲解这对身心的伤害，但也要告诉学生一旦遇到这类问题时，如何面对。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堕胎现象，教育者不能再装着没看见。近年来，接连曝出有学生意外怀孕，但不敢告诉老师、家长，最后出现生命危险的事件，值得引起深思。另外，就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相关教育，可学生的“心结”并没有打开，比如，学校告诉学生当遇到这类问题时，要理性处理，可他们还是担心要是老师知道，自己会不会被作为“坏学生”处理？要是被家长知道，事情会不会变得更糟糕？这是性教育中更重要的一方面，对于学校来说，要消除学生这方面的顾忌，这就要求学校从校规、教师的日常管理、教育做起，而与此同时，还需要学校通过家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社区通过家庭教育指导，辅导家长正确对待孩子的性教育，从而改变性教育的生态，真正做到学校、家庭、社会齐心协力关心孩子的成长。 2014 年 03 月 21 日 ，新浪专栏（熊丙奇）《 为猥亵丑闻保密背后有什么秘密？ 》：曾经走出过刘璇、李小鹏等体操名宿的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近日爆出丑闻。知情人士向媒体爆料，该中心名下的湖南省体操运动学校校长和一副校长因猥亵多名年幼女学员，于 2013 年 11 月分别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这所多次被当地媒体誉为“奥运冠军摇篮”的体操学校，目前虽被丑闻缠身，但相关报道并没有见诸报端。“涉及当地强势体育项目，湖南方面对此严格保密。”有知情人士指出。 ( 东方早报 3 月 19 日 ) 被誉为“奥运冠军摇篮”的体操学校出现猥亵幼女的事件，当然是丑闻，但对丑闻加以“保密”，可谓更大的丑闻，前者可以被视为个体的犯罪行为，而后者则试图对丑闻加以掩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一些机构就以维护单位的荣誉为名，不但防止丑闻曝光，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加以内部处理，并不报案。好在这一案件司法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但即便如此，有关部门还是讳莫如深，而司法机关似乎也颇有压力，据报道，负责办理此案的当地公安局有关人士称，“涉及未成年人，而且社会影响也不好，不会向外界公布。”这是很不正常的，也是导致猥亵、性情女童案高发的一方面原因。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当然不得向外界公布有关未成年隐私的内容，但却不能以社会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公布涉嫌犯罪的公职人员的信息。从防范性侵案出发，对于那些“社会影响不好”的案件，尤其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以便增强家长的警惕，重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并寻求参与学校的管理、监督，反思学校管理中存在的漏洞。近年来，我国女童性侵案高发，令人触目惊心，深入分析原因，不外乎校园性侵比较隐蔽、对女童的安全教育不够、对涉嫌性侵的当事人处理并不严肃多方面原因，这起发生在体操运动学校的猥亵幼女案，也有类似原因，该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幼女一直寄宿长期见不到家长，在荣誉的光环下，大家失去警惕，而在事发之后，还走不出荣誉的光环，正视这一事件。很显然，正常的处理问题的逻辑是，对于由于封闭式管理、家长过分信任而导致的猥亵、性侵案，应冲破封闭式管理，让家长提高防患意识，这就需要第一时间公开信息，这不是把这所学校打到，也不是破坏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关系，而是进一步完善对学生的管理，保护学生的权利。比如，家长在以前教育孩子时，会告诉孩子，在学校里必须听老师的话，老师都是为了你好，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家长应告诉孩子那些行为，是老师对你好，诸如上课时耐心教学、指出你的缺点，但有些行为，老师是不应该的，诸如触摸身体的隐私部位，把自己搂抱起来抚摸等等，如果发生这样的行为，应该尖叫呼救，并在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或者其他老师，即便老师威胁不得告诉其他人，也应该坚决告诉家长和其他老师。对这类案件进行保密，有可能让封闭式管理继续，也让本校家长以及其他学校的家长蒙在鼓里，无法有效维护自己孩子的权利，也无法引起对孩子安全教育的反思和重视。对于幼女性侵案，必须形成高压之势，让加害者身败名裂，同时也让所有办学者、教育者和家长、社会机构，都高度重视，多方努力，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教育思维，才能减少直至杜绝案件发生。 (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 2014 年 7 月 14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如何保护女生不受伤害？ 》：厦门大学教授猥亵诱奸女生案，校方已经启动调查，当事教授已被中止导师资格。但一个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怎样保护女生的权利，让她们不再受到伤害？假如此事最后的定性就是“诱奸”，那么，这名教授最多只能被行政和党纪问责，即开除公职、党籍，并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可是，这名教授是利用导师职权所进行的“诱奸”，这就不仅仅是诱骗女性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其用职权威逼利诱，而受害的女生本人并不情愿（如果情愿，为何有女生在事后割腕自杀？），但事后碍于面子（考虑到家人）和自己的前途（能否顺利毕业、拿到学位、以及今后的事业发展、家庭生活），不敢报案，这从性质上应属于强奸案，但却被视为“诱奸”，于是加害者只违纪不违法，逍遥法外。所以，不能简单就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定性为诱奸，而应该由司法机关深入调查，还原真相——在“诱奸”女生过程中，这名教师有否胁迫、恐吓，是否违背女生意愿，在事后，是否威胁不得报案？虽然个中关系很复杂，但从保护女生的权利出发，必须调查清楚。另外，对于发生在师生之间的这种“诱奸”，我国的法律是否存在空白，也值得检讨。一些舆论呼吁女生增强权利保护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这当然很重要，但如果遇到禽兽教授，利用各种手段要挟，处于弱势的女生，恐难逃出魔掌。如何保护女生，完善法律，对当事教授进行严惩，只是一方面，更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患。我国大学目前至少缺乏两个基本制度。一是禁止师生恋制度。在国外大学，从利益回避出发，是禁止师生恋的，一旦师生恋被发现，教师将离职。这一制度的好处在于，明确告诉所有师生，师生的关系界限在何处。可我国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有的老师，甚至就用职权威逼利诱学生发生、保持关系。二是学生自治制度。在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同样重要的内容，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学生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自治，可以有效维护学生的权利，避免学生在校方、教授面前处于弱势。正是由于有学生自治，学生们并不会觉得自己在学校中处于弱势，而可以大胆地维权，对教授的逾越教师伦理的行为大胆地说不。以上两个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约束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同时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制度。当前，我国大学对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并没有明晰的界定，在目前的大学管理体系中，行政权处于最高的地位，受教育权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就这样，学生的权利被漠视，以人为本成为空话和笑柄。在每次大学丑闻曝光之后，舆论都会以“师德败坏”一语蔽之，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大学的问题不能指望提高师德来解决。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需要大学完善大学章程，明确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建立平等的学校、教师、学生关系，防止在大学里产生行政特权和学术特权，以及教育和学术成为行政特权和学术特权谋求私利的工具。这才能真正尊重受教育者，才能保障每一名学生的权利。 2014 年 07 月 24 日 ，凤凰网教育《 熊丙奇：“诱奸门”怎变成“罗生门”？ 》：近日，网友等举报厦大博导吴春明诱奸女学生的事件仍在发酵，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最新的消息是，厦大吴春明没承认诱奸一事，并且得到厦大 122 名历史系学生支持吴春明没诱奸联名信。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厦大调查组 21 日表示，已通过多种途径联系当事人“汀洋”，但目前调查组并未收到“汀洋”提供的证据。后来调查组打电话给“汀洋”，“汀洋”未接电话。声援“汀洋”的网友“青春大篷车”也一直无法联系上。（中国新闻网 7 月 22 日 ）这起“诱奸门”看来要变成“罗生门”。其间，学校、院系、举报学生、吴春明所带研究生都对此有表态，可是，却不见调查的进展，事态正走向无聊的“口水仗”。这当然不是公众期待的结果，但在目前高校管理制度之下，却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可以说，厦大的“诱奸门”，具有高校类似问题的典型特征：举报者通过舆论向校方施压、学校被动启动调查、被举报方再利用舆论反击、真相被淹没在“口水”中、调查不了了之。根源在于，大学缺乏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现代治理制度，对教育问题、学术问题，没有正常启动调查、处理的机制，因此，举报者要靠制造舆论施压，被举报者要靠舆论维护自己的名声。如此“舆论来、舆论去”，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举报者的权益未得到维护，被举报者的“清白”难以自证，学校的声誉也受到伤害，可高校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像厦大“诱奸门”，如果在举报人提出举报时，学校相关机构就介入调查，并结合举报事件的性质，建议举报人报警，由司法机关调查被举报导师是否存在猥亵性侵等行为，那么，这一事件不会闹到社交媒体上，再进一步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下，给被举报人贴上某种标签。在这种情况下，被举报人一旦被举报，就有可能一直背负着“嫌疑人”的身份，为此，不少高校（教师）斥责举报者“神经有问题”，是“危险人士”。还有的被举报人自己也利用舆论进行反击，于是演绎出一场“口水大战”，随带还会引来各路人士“参战”。也有被举报人对举报人破口大骂，并拳头相向，可谓斯文扫地。近年来，有多起学术不端事件，都沿着上述路径发展，先是举报人向被举报人所在高校举报未获回应，接着举报人利用微博、博客等平台发布质疑引起舆论关注，在舆论关注之下，所在高校要么坚持不回应要么只做要对此调查的表态，被举报人开始反击，“动机论”、“阴谋论”在舆论战中甚嚣尘上。其实，问题并不在举报人，也不在被举报人，而在没有正常的调查机制，如果有正常的调查机制，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平等的，调查会根据事实，维护双方的权利——如果举报人举报的事实存在，被举报人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行政、学术方面的处理，而如果举报人举报的事实不存在，调查也就还被举报人清白，另外，被举报人还可起诉举报人侵犯名誉。大学缺乏正常的调查机制，与目前实行行政治校有关，不管是行政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学术问题，是否启动调查，都由行政说了算，而行政领导出于政绩考量，通常会把有关教育问题、学术问题的举报视为学校的丑闻，加以掩盖，总是不愿意直面。这种回避的态度，非但与高校追求真理的形象不符，也败坏高校的风气——不启动调查，或者调查不严肃，会让个别人以虚假举报为手段攻击他人，也会让有的行为不端者被纵容。这样的校园，毋庸讳言，就是乌烟瘴气。正常的教育、学术不端质疑、调查，演变为比谁的声音大、路子粗，而不是讲事实，讲规则。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石。学校内部的管理，也有“司法”部分，对于行政、教育、学术问题，应该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学术的归学术，建立相应的机构，独立运行实施相应的管理职责，这样才能有良好的校园秩序、教育秩序和学术秩序，也才会有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或许行政力量可用现在的行政治校模式，实现自身的行政权，可这种模式，正从根本上伤害学校的肌体，那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行政权究竟是为何所用？约束行政权力、不再行政治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是大学重塑形象必然的选择。 2014 年 09 月 4 日 ，环球网《 熊丙奇：如何处理“师生恋”？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一名高中女老师与男学生产生恋情，这段恋情因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女教师还因此丢了工作。（南方日报 2 月 26 日 ）对此，该校有关负责人证实了师生恋一事，但称学校没开除女老师，只是把女老师“调离”学校，劝其回老家休息一学期。不过，以后该老师也将不再回学校任教了。学校的解释太暧昧，而事实上，对于师生恋，不必这么暧昧，而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在美国，大中学校大都有禁止“师生恋”的规定，严禁教师和学生有任何的浪漫或两性关系。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利益回避原则”，即如果教授（教师）与本校学生有恋爱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对这名学生的学业评价、荣誉评定，由此出现不公平。如果发生师生恋，要避免产生利益牵连，就必然做出选择，要么教师选择离开，要么学生退学（转学），而由于学校与教师有聘用合同，所以可以在聘用合同中对其行为进行约定。这个道理，是不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这比空谈什么感情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就是对于已经成人的大学生，美国大学也是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这并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的不满。事实上，在国外，制订学校的管理规章时，“利益回避”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比如，明确规定，学者担任校长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避免校长动用行政权和学术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这种利益回避，实则限制了校长的权力，从而做到学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而在我国大中学校，却很少实行“利益回避”原则，在大学，学者担任校长后，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参与各种学术荣誉、成果的申报，结果是行政事务繁忙的校长，反而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各种学术荣誉也随之而来。这实际是“权力通吃”、“利益均沾”，败坏了学校的学术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新任校长主动提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反而被认为是很有道德的事。在中学，这种情况也类似，虽然校长职业化提了多年，可总体而言，很多校长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享有教学和科研的各种好处。“师生恋”也是如此，本来，作为公民个体之间的感情，他人不得干涉，可是，由于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中，这种特殊的感情，完全可能破坏评价体系，所以，是应该禁止的。但是，在我国，对待师生恋，却不是从这一角度，而是另外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教师行为不检点，有道德问题，另一个角度是，影响学生的学业——那么，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提高了，是不是就不是问题了呢 ?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一直在提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而所谓现代学校制度，其实就是明晰界定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权责的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对师生恋的最好处理办法，就是利益回避原则，并按这一原则确定校规。当然，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国家应该出台法律，对成年教师和未成年学生的恋爱行为、性行为进行界定，如果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发生在未成年教师和成年教师的师生恋的处理则需依法处理，当事教师完全有可能由此被追究法律责任。（摘自作者博客） 2014 年 10 月 13 日 ，网易评论《 熊丙奇：教师骚扰女生 不仅事关师德更关乎法律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王小箭性骚扰女生一事，出现戏剧性的走向。先是网络放出图片，显示王小箭在吃饭时“性骚扰”两名年轻女性，随后，当事人王小箭向媒体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称，这件事是一个“泛师德问题”。因他现在已经退休，不再算老师。但不到一天，校方公布处理意见称，学校决定禁止其参加该校任何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降低其退休待遇。校方发布处理意见后，王小箭发表致歉信。（相关报道见 B2 版）王小箭最初的回应，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骂声，其指责“外人把拍到的照片发到网上，不但对两位姑娘造成了伤害，还需要承担学校、女生、他的名誉损失”，更是让网友愤怒。不知校方快速的处理，以及他 180 度转弯的致歉，是否与网友反应有关，但就在学校处理、本人道歉之后，还是有很多网友不满，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这一问题，就由校方作为师德问题来处理，处理结果恐怕就是这样了。校方在处理意见中，提到“支持学生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途径。性骚扰不只是师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将其纳入师德处理，是混淆了道德和法律问题，如果就以师德处理性骚扰问题，既矮化师德，又纵容性骚扰问题。教师不得性骚扰学生，最近被作为高校教师师德的 7 条“红线”之一，貌似是重视这一“师德问题”，但其实，这不是师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教师性骚扰学生，如果属实，就触犯了法律，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而将其作为师德问题，就成了教育系统、学校的内部问题，首先由学校进行调查、处理，这就把本属于法律的问题，变为学校的内部事务，这是严肃对待性骚扰问题，还是放纵这类问题？正是由于把法律问题当师德处理，近年来，我国一些学校发生的教师性骚扰、猥亵和性侵学生事件，都是先在学校内部调查处理，有的就被“私了”，当事教师仅仅被调离原岗位。正是由于有这种混淆，因此，已经退休的王教授，就找到了为自己行为开脱的理由，自己已经退休，不再是在职的副教授，和这两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因此，自己的行为不属于师德问题。如果继续按师德问题对其进行追查，处理结果很难令网友满意。对于已经退休的教师，学校不可能再做出开除公职的处理，最多仅仅是不再回聘其回校继续担任一些工作。但退休后的王教授，还是社会公民，其对女性做出的行为怎么追究，则需要由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报案，由司法机关立案处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两名当事的女生是不是选择报案，如果她们不愿意站出来，对王的行为就无法依法调查、处理。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两名女生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向警方报案。这其实是保护女生权利的最重要方面。在老师对自己有不端行为时，就应该严厉制止，并及时向警方报案，由法律来处理，只有坚定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减少校园的女生伤害事件。另外，教育部门和学校一定要明白师德和法律的界限，不能把法律的底线要求作为师德要求，把师德和法律混为一谈。凡是遇到教师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应该一律报警，而不是出于学校声誉、面子之类的考虑当教育问题、师德问题内部处理，提高教师师德，必须师德的归师德，法律的归法律。 2014 年 11 月 23 日 ，新浪专栏（熊丙奇）《 大学如何防患一再陷入桃色丑闻 》： 10 月 24 日 ，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伟 ( 化名 ) 实名举报，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诱骗女留学生，多次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刘伟和该女留学生要求北大对余万里双开。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证实，余万里已被开除党籍，行政处理也已启动，正在进行中。 ( 新京报 11 月 22 日 ) 据报道，被诱骗的女留学生，事先并不知道余老师已经结婚，一直认为余老师在“追”自己，直到发生多次性关系之后，才知道余已经成家且有孩子。虽然现在余已受到处罚，可是对女生的伤害已经造成。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国高校有必要建立禁止师生恋的制度。在允许师生恋的情况下，对于教师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其实很难界定，就是对于已婚教师来说，也同样如此。虽然从事后处理看，由于当事教师已婚，其和学生发生的两性关系，显然属于不正当关系，可以按照教育部前不久划定的师德红线——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和发生不正当关系——对该教师进行处理，可是，这已属于事后处理，对学生的伤害既已形成。已婚教师在和学生交往中，如果隐瞒已婚事实，学生会误以为对方真和自己谈恋爱，从而受骗上当。未婚教师和学生谈恋爱，情况就更复杂，更难界定正当不正当。不排除其中有完全出于爱情的恋爱，但是，师生恋很难与现实的利益撇清，尤其当教师是直接的导师、任课教师时，对于恋爱中的学生，教师可能用自己手中的一点权力和学校中的关系，为恋人谋求更高的学业评分和升学、评奖、就业优待，这就影响对学生的公正评价。而如果师生恋人反目成仇，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纠纷，包括学生起诉教师性利用职权威逼利诱骚扰，老师指责女生是为了获得好处诱惑勾引自己，这也会造成对学校声誉的伤害。禁止师生恋，是有效规避以上问题的最不坏的选择。从上个世纪八九十代以来，美国的高校都纷纷针对校园性骚扰问题，逐步设立禁止师生恋的制度，不管教师已婚、未婚，都不得和学生有恋爱关系。如果发生有恋爱行为，当事的一方，必须选择主动离校——教师离职或者学生退学。这一禁令，易于让教师和学生把握相处的关系。只要是同校师生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就不得有超于正常师生情谊的两性关系。既有利于防止已婚教师诱骗学生，也有利于防止未婚教师以恋爱为名骚扰学生，还可避免学生恋爱不成，反诉教师行为不端，让学校也卷入丑闻——禁止师生恋会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列入教师和学生行为规范，学生知晓这一点，因此在教师和自己有恋爱关系时，就需要向校方提出。虽然我国高校近年来教师性骚扰学生问题频发，可是对于禁止师生恋，舆论意见并不一致。部分支持师生恋者认为，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成人，恋爱是他们的权利，不能因有性骚扰事件，就侵犯合法权利，且因性骚扰而禁止师生恋，是因噎废食，何况在我国历史上还有诸多师生恋的佳话。这是回避现实问题的。禁止师生恋，只是学校对本校师生、学生做出的要求，与竞业限制一个道理，并没有侵犯当事教师、学生的合法权利，其中一方只要离开学校，就可以继续恋爱。事实上，禁止师生恋，还符合学校现代治理的利益回避原则，有职权的教师应该回避利用职务之便和学生发生亲密关系，并获得不当的利益。我国高校当前正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少大学正在起草制定大学章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针对师生的关系问题，广泛听取、征求师生的意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确立本校的管理制度，笔者认为，不但应从保护学生权利、防止学生滥用职权角度禁止师生恋，而且应该从利益回避原则出发，禁止担任校长等重要行政职务的学者，再从事学术研究，用行政权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如此，才能构建合理、清晰的学校治理结构，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权利，避免学校一再卷入教育、学术和桃色丑闻之中。（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2015 年 1 月 7 日 ，财经网博客“熊丙奇的个人空间”《 如何看待“约炮现象”进大学试卷？ 》： 4 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性健康与性文明”课程的期末考试，压轴题为分值 20 分的开放性论述题，题目是“如何看待大学生约炮现象？”这道题目，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有媒体称之为“神题”，也有一些人指责大学考这样的题目，十分“低俗”。在笔者看来，“约炮”进大学性教育课程试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这道题，并不“神”，而将此题归为“低俗”，恰恰反映出当前性教育还没有走出扭扭捏捏的状态。性教育是社会学，也是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因此，结合社会上存在的现象、问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是性教育的责任所在。如果明知社会存在某种现象，却在教学中闭口不提，这就成了闭门办学，同时，也只是对学生进行一些理论、概念的灌输，却不能让学生真正受益。多年前，网上曾出现“艳照门”，对于艳照门，有学校将其作为案例，对学生进行教学，可这种教学，也招来质疑——这不是会诱导学生吗？将“约炮现象”作为大学考题，遭遇质疑，与此很类似，批评者认为，“约炮现象”确实存在，可是，“约炮”这个词太粗俗了，怎么好给学生说，怎么可出现在试卷上？就是要讨论这一现象，可不可以“美化”、“修饰”一下？这是对现实的回避，而不是对现实的直面。这也是我国社会存在的性教育“心魔”，大家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对待性教育，还时刻握着道德大棒，准备向其中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教育，进行打击。任何社会学研究，都不应该粉饰现实，而应该客观面对社会现实。既然在互联网时代，“约炮”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出现，研究者就应该关注，同时，在教学中也不该回避。在国外中学的性教育中，就由包含同性恋的内容，甚至在性教育课堂上，老师还会邀请同性恋者，向学生介绍自己的性活动，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大惊小怪，家长也没有冲进学校，要求老师停止这样的教育。我国性教育，总是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当学生被性侵、因一夜情与网友“约炮”染上疾病，出现严重心理问题时，社会舆论呼吁重视性教育，教给学生正确的性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增强学生的性道德意识，而学校正开展性教育时，大家又质疑尺度是不是太大，是不是太开放了，等等。这弄得性教育在学校里一直存在半遮半掩的状态，有的学校虽然推出性教育课程，可就是给学生灌输一些大道理，讲一些传统的老概念，这样的教育，就停留在概念层次，学生并无多大收获，也索然无味。“如何看待大学生约炮现象？”这道题，如果老师允许学生自由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失为一道好题目，让性教育告别扭扭捏捏，引导学生正视社会中存在这一现象。笔者担心的是，面对舆论的压力，学校约谈老师，老师也在今后的教学中，变得“保守”起来，这会让性教育的空间变得狭窄。另外，在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的，教师怎么讲课，讲课水平如何，这应该由教师同行进行专业设计、专业评价，舆论直接介入讨论教师该怎么上课，这某种程度说，是对教师教育自主权的干涉，没有教师的教育自主权，也就不可能有教育的个性和特色。但由于我国大学尚未建立教师同行评价机制，教育缺乏公信力，因此， 行政干涉教育和舆论干涉教育，比较普遍 。在一些新兴的教育领域，这种情况就更严重。这是不正常的办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一直以来，笔者认为，学术的归学术、教育的归教育，舆论的归舆论，不能以舆论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和教育评价。这也进一步要求，我国大学尽快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对教育和学术实行教育本位、学术本位管理和评价。当大学的教育和学术具有公信力，学校的办学会得到尊重，社会舆论也不会再对大学老师的课堂教学、考试评价做出超越教育和学术本身的评价。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研究的竟是杂七杂八的问题。“教育问题专家”不“专心”研究教育，或者说“教育问题专家”主攻方向不够“专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教育问题专家”的科研学术时间是有限的。 在“教育问题”上用的时间不足，是很难称为“教育问题专家”的。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把眼睛紧紧盯在钱的“公开”上
大庆商江 2015-1-31 15:49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把眼睛紧紧盯在钱的“公开”上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互动百科》解释：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由于这三项费用的滥用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机关的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等不良行为，故为社会普遍关注。 《百度百科》解释，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把眼睛紧紧盯在钱上。举证如下： 2011 年 7 月 12 日 ，《新闻晚报》《 熊丙奇：教育部三公经费与高校欠债 》：教育部网站日前晒出“三公经费”后，引来网友“不降反涨”的质疑。记者向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了解到， 2010 年教育部“三公经费”实际开支少于当年预算， 2011 年预算数也少于 2010 年预算数。据了解， 2010 年，财政部批准教育部的“三公经费”预算为 2513.6 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教育部全年实际开支“三公经费” 2496.12 万元。（京华时报 7 月 11 日 ） 教育部肯定对质疑感到委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三公经费每个部门都有，而教育部公布的“三公经费”其实“并不高”——今年 4 月间，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 2011 年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 4018.72 万元。由于是首家，此举还得到表扬。但教育部也不必感到委屈，所谓上行下效，网友们这么关注其“三公消费”，实在是担心本来缺钱的教育系统，还“三公消费”成风，那中国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境况将很难改变。而就在前不久，有关高校负债的消息再次传出，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属 40 所公立高校超过 100 亿元，全国 1164 所高校超过 2600 亿元。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由让大家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忧虑。我国的债务危机，早在五年前就被媒体曝光，舆论在分析高校债务危机时，将其归纳为盲目扩张、政府拨款少、学校收入来源渠道少、存在铺张浪费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有关铺张浪费的报道，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北大每年的接待费规模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省；丘成桐先生曾指出，内地大学校长只要节省出请客吃饭的费用，就可以培养很多杰出的从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本来，债务缠身的大学，是应该精打细算，节省办学开支，把经费用到刀刃上的，可是，对于欠债，很多大学表现得并不着急，该用的不该用的还是照用，请客吃饭以及制造形象工程，还是很“大手笔”。之所以大学如此淡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请客吃饭、招待的，大多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同志们，领导们和同志们都没有意见，师生和社会舆论有意见算什么，再说，上级主管部门不也照样如此请客吃饭吗？而且，如果领导们和同志们满意了，学校的办学也就成功了；其二，学校的债务，说到底是国家的债务，政府迟早会出来买单，大学领导坚定地认为，政府总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办大学破产，而且，与政府部门关系搞得越好，政府早一点为学校债务买单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当初大学之所以欠债，大学校长们也是持有这种逻辑。对于大学办学来说，问题不在于有这种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居然能行得通。这是源于大学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征地盖房、经费预算等重大学校事务决策中，根本不将方案提交师生讨论，也不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而是由行政领导拍板，与此同时，在方案执行过程中，也无师生参与监督、评价的渠道，所以，大学虽然缺钱，但领导花钱很大方，征地、盖楼一点不含糊，而在征地、盖楼中，财务管理不透明，资金被挪用、挤占，甚至贪污，酿成严重的教育腐败，已经不是新闻。三公消费难以遏制与大学债务高企，是行政决策这同一逻辑在教育体系中的畅通无阻，要遏制三公消费、化解高校的债务危机，必须强化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让公众有知情、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这对于其他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015 年 1 月 31 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 : 自筹“三公”经费也必须公开 》：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 2013 年“三公”经费决算显示为 0 ，但事实却是花了 400 多万元，为什么？原来，高校“三公”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自筹两部分。在高校网站晒出的“三公”经费，均为财政拨款部分。 ( 广州日报 1 月 28 日 ) 此前，媒体曾报道河南一名在读大学生，去年 11 月份向 113 所高校寄出挂号信申请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但截至目前只有 44 所高校给出回复，已回复公开或通过网站公开其“三公”经费的高校只有 30 所。其中，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的支出是零。这引起舆论对高校“晒三公”的关注，而相比只有 30 所学校公开“三公”经费来说，舆论更对零“三公”的南方医科大学感兴趣，质疑其是“画一个圈”来糊弄公众，随后南方科大在官微上回应，“三公”没用财政拨款，而是用学校自筹经费。也许在南方医科大学看来，只要不用财政拨款作为“三公”经费，就可以不公开，这是站不住脚的。表面上看，学校不用专门的财政拨款，进行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因公出国，就可称“三公”为零，但只要有“三公”经费，就必定有钱的支出，这笔钱从哪里来？这当然不是学校领导自掏腰包，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而其他方式，往往也是动用学校的资源来实现，因此，这也应该向师生、公众交代，否则就可能涉嫌利用学校资源做交换，或者利益输送。比如，如果学校公务接待，不是用学校的钱，而是找企业家赞助 ( 或从课题经费中支出 ) ，这不就没用公款吗？因公出国也是如此。再比如，如果学校校部没有公车，而是把所有公车都“下放”到校企 ( 医院 ) ，使用由学校安排，支出由校企 ( 医院 ) 结账，这不也没有用公车吗？而为了表示对校企的补贴，学校可能会专门设立一笔资助经费，或者让校企少交一点利润即可。这种情况，在地方教育部门的公车改革中，并不鲜见。公车按规定取消，公职人员领车改补贴，开私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但“隐身”的，放在各中小学的公车还保留，教育部门的人想用，随时可用，甚至有的学校的公车，就专门供行政部门调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三公”消费没了，但从公开转到了地下。其实，只公布“三公”经费，不公布所有学校财务信息；只报告学校校长有出国考察，却不报告出国考察用了多少钱，钱从哪里支出；只公布财务信息的收支总额，不公布具体的细目；所有公布的财务信息，只由学校自己审计发布，没有独立的审计……就会出现这种“三公”经费为零的局面，而且，在账面上，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此一来，即便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师生、公众也无法对学校进行监督。大家花大力气得来的信息公开，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公开。财务信息还是一笔糊涂账。我们希望南方医科大学能公开“三公”自筹经费究竟来自何处，这样才能让师生、公众了解学校的整体财务收支情况。发达国家的大学，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所有办学信息，是向师生公开的，而且，公开的信息，具体到细目开支，而不只是收支总额，在公开之前，财务要由独立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也就是说，所有财务信息公开、透明。按照这种信息公开要求，学校是难以在账面上做手脚的。包括学校校产经营、接受捐赠的收支情况，都必须对外公布，而不是打闷包。而之所以财务能做到全透明，关键在于学校实行现代大学治理，首先，学校的理事会 ( 或董事会 ) 负责制订学校预算，并监督学校行政执行预算；其次，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按规定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审计；再次，学校校长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选拔，校长行政必须对师生负责，公开述职，这就包括公开学校办学信息。我国的大学，目前还是行政治校，这种由行政主导办学的模式，把行政权、教育权和决策权，集中在行政领导和行政部门手中，而师生却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如果在制订学校预算时，师生有这些权利，学校行政可以随意决策资金如何开支吗？如果学校每一笔开支，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那么，办学资金会被随意挥霍、挤占、挪用吗？如此，学校办学会公开、透明，而“三公”开支，就会压缩到最小。我国推进学校信息公开，现在依旧采取行政治理模式，由政府部门出台规定，要求学校公开，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去年，教育部还专门下发《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明确高校应主动公开包括财务资产、收费信息等 10 大类 50 项信息。但公开“三公”开支的学校依旧很少，且公开的数据，师生和公众也无法了解详情，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治理方式，需要对学校治理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革。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把眼睛紧紧盯在钱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至少有三项收入没有向公众公开。 第一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著作收入。 2015 年 1 月 13 日，《北京晨报》电子版 07 版发表（记者周怀宗）组合文章，《边沮丧边说话》：熊丙奇是国内知名的教育研究者，每每对于教育问题发言、建言，他的文章见诸于各大报端，他的著作总是畅销，但是熊丙奇有时候却会感到沮丧。 第二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稿酬收入。 2012 年 01 月 09 日，解放牛网（记者李征）《熊丙奇获网易教育时评家奖》：日前，网易举行了“金翼奖 2011 网易教育年度大选”颁奖典礼，在年度教育人物奖的评选当中，上海交大教授、知名学者熊丙奇获得年度教育时评家奖。 2011 年，熊教授发表了近 600 篇教育评论。 第三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讲座收入。 2015 年 1 月 30 日，《南国早报》《今年广西 30 万高考生将用上智能系统轻松选择理想大学》：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远播教育集团荣誉出品的第一高考网 www.diyigaokao.com 《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于 2015 年正式服务广西高考生。该系统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博士研发，他是著名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和职业生涯规划专家。系统包括高考备考学习资料、专业倾向测试、志愿智能推荐系统、 2500 多所院校的数据查询、院校专业数据查询、专家在线咨询六大核心服务。全国已经有 120 万考生使用，志愿推荐的准确率高达 99% 以上，深受考生、家长好评，作为辅助推荐志愿的首选工具。第一高网《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包含一年在线使用账号、熊丙奇博士独家光盘一张、志愿填报手册一本。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属于高收入“专家”是否依法纳税？值得“公开”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4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谈的却不都是教育问题
大庆商江 2015-1-26 04:49
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谈的却不都是教育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议论一些非教育问题。举证如下：约 1.5 万字，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搜索续补。 2008 年 10 月 13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人大代表为何常遭政府部门忽悠》 ：代表来视察就带去看 " 先进典型 " ，给媒体的材料就把存在的问题全删…… 10 月 10 日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直言，某些政府部门如此 " 忽悠 " 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实在不应该。 ( 10 月 11 日 《新快报》 ) 周副主任的直言，听上去很过瘾，批评了政府的不良工作作风，这未尝不是一种监督，但是，这样的批评，可能在短期中为政府敲敲木鱼，而从长远看，要让政府不 " 忽悠 " 人大代表，关键在于，人大代表自身。如果只是被动去听政府部门的汇报、参观考察他们提供的内容，当然很难不被 " 忽悠 " 。不轻易被忽悠，首先需要人大代表的专业性。对于政府部门提供的报告、资料、数据，人大代表要善于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不轻易觉察的问题。某地一人大代表告诉笔者一件他亲历的事，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投入的内容时，他发现报告提供的数据，根本 " 碰不起来 " ，于是根据这些数据，他追问当地财政局，发现教育投入数据远低于报告公布的数据。财政局告诉他，这么多年了，只有他这么认真分析数据，找出了问题。不轻易被忽悠，其次需要人大代表广泛调研。在政府部门安排之外，人大代表调研，更需要在不惊动政府官员的情况下，去街道、社区、农村调查，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一种更接近 " 原生态 " 的调查，更能看到政府工作的实际业绩。这类似于教育界的行政评估，如果事先告诉学校、所有评估活动由学校安排，很难避免弄虚作假与形式主义。最近，前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家历史杂志上撰文，回忆采写发生于 1998 年春节期间、导致 20 多人死亡的山西省朔州市假酒中毒事件。作为率先报道这起恶性事件的记者，他在文中谈到这样一个细节——山西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朔州坐镇，不管是中央还是本省媒体，未经宣传部门允许，一律不准报道。就在他离开朔州的当天下午，中央有关新闻媒体记者再次要求报道此事，这位副部长提供了一份通稿，记者一看，内容全是假的，便当场撕了通稿，并且警告说 :" 如果你们不提供真实情况，我们自己去调查！ " 在认真负责的媒体面前，当地政府没办法掩盖真相，很快，经深入采访，《南方周末》在一版头条刊登了《朔州毒酒惨案直击》的报道；而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这起恶性事件，新华社同时发出通稿；次日，各大党报一版头条发表新华社的报道 : 《江泽民总书记关心朔州假酒中毒群众》。由此可见，如果自己不轻易被忽悠，政府其实也很难 " 忽悠 " 。这时比给政府讲道理，要求他们有责任心、使命感更为管用 " 教育 " 。（作者系高校教师） 【注：熊丙奇 2006 年 10 月在博客里宣称自己“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为什么还自称“高校教师”？】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人大代表视察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0 年 1 月 11 日 。价值中国网（ 熊丙奇）《学术腐败不除，侈谈中国崛起》 ：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 E 分卷于 2009 年 12 月 19 日 在其网站上公布，中国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讲师钟华、工学院讲师刘涛，两年内在该刊物发表的 70 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该校列入黑名单。（中国青年报 1 月 5 日 ）大约在 2008 年相同的时候，浙江大学校长收到一份由两家国外期刊主编联合发来的传真，其内容是这两家期刊刊登了以该校副教授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一稿双投文章，决定撤稿，并希望浙江大学进行内部调查。这起院士课题组学术论文造假事件在 2009 年初闹得沸沸扬扬。本来，对于向来注重面子，尤其是“国际面子”的我国民众来说，丑闻接连发生到“国际”，应是十分痛心的，可是，对于上述这些学术丑闻，老百姓却早已见怪不怪，而涉事的高校，也并没有由此感到有多丢脸——浙江大学将当事院士的责任认定为“疏于管理”，而井冈山大学这起丑闻，被迅速稀释在另一条更重大的新闻中，有研究者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产业，已经形成 10 亿规模。现在，在我国学术界，已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丑闻，而且，对于学术丑闻，已经产生了审丑疲劳。如果学术丑闻没有“名校”、“校长”、“院士”、“国际”这几个关键词，媒体都懒得有热情关注。 2009 年全年曝光的学术不端，绝大多数与这几个关键词有关。其实，任何国家的学术界，以及一流大学，都有可能出现丑闻，出现丑闻并不可怕，可怕是在丑闻处理过程中不断产生“次生丑闻”，以及对丑闻最终的熟视无睹，甚至潜规则大行其道。前者表明学术制度出现严重病变，失去自净能力，后者表明整个学术尊严全部丧失，学术价值体系瓦解。这样的学术环境，不但将影响我国学术的国际形象，让合作者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难以出真正的一流的成果，“科研成果”数量惊人，但却少有学术价值，而且，会影响到长远的人才培养，延缓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进程。没有杰出的人才，怎可能有大国的崛起，无怪乎钱学森先生在身前，一直忧虑我国的教育问题，指出教育问题绝不亚于经济问题，提出了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世纪之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为 4200 万人 , 数量是世界第一位； 2007 年我国 EI 论文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2008 年我国 SCI 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三，专利授权量世界第四。可与之对应，我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08 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93706 件，其中 50 ％以上来自外国的公司，大量的是跨国公司。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3 种专利中，国人申请 100 件专利中，发明只有 18 件， 82 件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来自国外的申请， 100 件中有 86 件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发明专利。缺少核心技术，使我国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蛰伏在最低端中。（中国青年报 2009 年 12 月 28 日 ）论文在派完评审、考核功能之后，就放进垃圾堆，有 90% 以上的论文被学界自身称为“垃圾论文”；科研成果在鉴定之后就完成使命，超过 90% 的“成果”被束之高阁，这样的学术研究，危机四伏。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就寥寥。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处理学术学术不端，次生丑闻频频。我国教育部门要求的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在很多高校变为了“零处理”，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异，在于学术已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或者说，形成了学术利益共同体。在政绩、课题、经费、个人荣誉等利益的交织中，学术不端被保护、被纵容，以至被发扬。道理很简单，如果论文发表数是一个学校领导的政绩，造假可以提高论文发表数，造假是被保护还是被禁止呢？当出现造假，一所学校的政绩要被一票否决，领导们是会积极处理造假，还是掩盖造假不让其曝光呢？对于我国学术界的上述状态，国际学者忧心忡忡，去年曾有一位旅欧学者找到我，说出他对国内学术界无法治理学术不端的无奈。在笔者看来，纯净我国学术环境，重建我国的学术土壤，不仅关系到我国学术的国际声誉，更关系到我国创新能力的真正提升。但纯净和重建的任务不可能基于现在的学术管理体系完成，如果大学与学术界，依旧行政权与学术权不分，以行政为主导配置资源，那么，学术腐败会更加猖獗，对于我国高校和学术界来说，淡化行政色彩，回归学术本位，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价值观念，才是治理学术环境的正途。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学术腐败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0 年 6 月 8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正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的障碍 》： 6 月 6 日 ，新华社公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全文。《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纲要》在第三部分“体制机制创新”中这样写道：“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我之所以要查阅并引用原文，是想确认在“取消”之前，是否有“逐步”之类限定。因为在上月初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也谈到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但取消之前是有“逐步”二字的。而这两个字，给推进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留下了诸多变数。现在看来，国家已经意识到困惑我国人才发展的重要原因，意识到要实现纲要所列 12 项重大人才工程，无一不涉及人才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打破行政管理、评价因素对人才发展的严重制约，于是下定决心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没给这一方面改革的推进留下回旋余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未来就十分光明。如果没有切实的措施，取消行政级别，或会停留在文本，也可能换汤不换药。取消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存在以下现实阻力。其一是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此前我们已经见识了高校对于取消行政级别的态度，可以想象，如果要统一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甚至可能会遭遇“抱团”阻力。其二，怎样建立取消行政级别之后的新的管理模式。取消行政级别，只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去“官本位”改革的一步。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核心在于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其中，有两个环节的改革，关系到最终的成败。一是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关系的调整，主要包括政府拨款、领导任命等财权、人事权调整。如果财权和人事权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那么，事业单位就很难去除行政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名义上取消，实际上继续存在，或者套用原来的级别进行管理。这在一些地方试点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时已经出现，中小学校长名义上没有级别，但参照科级或处级进行管理。另一种是事业单位地位下降，政府部门官员可对事业单位领导发号施令。因此，必须建立新型的事业单位拨款体系，以及事业单位领导遴选机制，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以确保事业单位的拨款不受事业单位与行政部门领导的关系亲疏的影响；并确保事业单位的领导不是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事业和员工负责。二是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改革。如果取消行政级别，但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还是采取原有的以行政为主导配置资源的模式，对人才的评价还是单一的行政评价而非同行评价，那么，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依旧，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人才受行政干扰，难以脱颖而出。为此，我们建议，在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时，首先要有新的改革模式。当前事业单位的改革，是以行政部门牵头推动。以教育改革来说，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各高校行政执行。这种让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自身权力的改革模式本就存在悖论。因此，事业单位的改革，不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和行政机构主导。在外，应由各级人大推动；在内，应建立职工委员会管理、决策新机制。其次，要实现从行政级别管理到职级管理的转变。打破事业单位“官本位”的一条思路是，实行事业单位行政人员职员职级制，这在各地已经开始试点。比如河南省今年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就直接打破了事业单位原来的行政级别，按照工作职能，重置各类工作岗位。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绝非“取消”二字那么简单，这需要一系列管理制度的重建，也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眼下，国家既已下定决心，就应马上付诸实践，要制订取消行政级别的明确时间表，坚定地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这是我国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的基本保障。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0 年 12 月 27 日 ，《西安晚报》（评论员 ）《 熊丙奇：治理就业腐败不应止于媒治 》：熊丙奇要到明年才毕业的大学生 , 竟被安排进了家乡湖南冷水江市财政局工作 , 享受事业编制。近日有网帖爆料称 , 湖南省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曹长清就这样为还在上学的儿子找到了工作 , 且经过了该市相关领导的层层批示。该市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回应称 , “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 , 就是照顾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 , 并称“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不出意外的话 , 这起事件 , 会与此前曝光的违规招聘一样 , 启动调查 , 进行问责。然而 , 在笔者看来 , 这些被网帖曝光、媒体报道的违规招聘事件 , 不过是“冰山一角” , 或者说 , 被曝光是小概率事件。一次次的媒体曝光 , 并不能对现实有多大改变。只要简单回顾今年的违规进入公务员队伍、事业单位事件 , 就会发现 , 在这方面 , 一些单位是前赴后继。比如 ,11 月曝光的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下属收费票据管理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事件 , 其招聘要求条件确定为 : “获得国外学士学位 , 国际会计专业 , 大学英语四级 , 屏南户籍 , 女 , 年龄 25 周岁以下。”连装模作样的回避也不做一下。“如果这个事你们查还多的是。” 冷水江市人事局副局长的话 , 是为该局的做法找理由 , 听上去令人生气 , 但这却是一句实话。如果要治理就业腐败 , 当顺着这句话 , 严查下去。媒体当然没有查清楚的实力 , 以往的媒体调查 , 都是根据网帖 , 去相关部门查证。但怎么去查？谁会配合媒体调查？而能查且有义务查的 , 应该是司法机构和纪检部门。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 , 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 , 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明确要求 ,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的录用等公务活动中 , 凡涉及直系血亲等亲属关系的 , 应自行申请回避 , 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 ,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就业腐败不仅破坏公平就业环境 , 更影响大学生竞争积极性 , 影响企业竞争力 , 影响我国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但从近年来曝光的就业腐败事件分析 , 能够走通的渠道 , 只有在论坛发帖、引起媒体关注、通过舆论监督、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 其间有着太多不确定因素 , 甚至风险。论坛发帖 , 会不会招致打击报复？发帖会引起媒体关注吗？媒体报道之后有关部门会严肃处理吗？笔者担心 , 随着类似报道增多 , 能获得媒体关注的就业腐败事件 , 会不会要求“新奇特”。提高维权意识 , 加强舆论监督 , 对于遏制就业腐败当然有一定作用 , 但更重要的是 , 完善相关法律与问责机制 , 这才能给大学生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除了严格执行前述针对领导干部的规定之外 , 还必须推行公职人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公开制度 , 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早在去年 9 月 , 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已明确提出“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今年 7 月 ,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 “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也被列为干部应报告的事项。但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 , 报告属于组织监督 , 公示属于群众监督、社会监督 , 报告却不公示 , 其对维护就业公平的作用有限。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就业腐败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1 年 10 月 10 日 ，南方网《 熊丙奇：警惕德行考察滋生公务员招考腐败 》： 2012 年度国家公务员招考即将启动。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人表示，公务员录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今年将加大对考生“德”的考察，考生政治品德不良、社会责任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较差将不得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 新华网 10 月 5 日 ) 将“德”的考察，纳入公务员招考考察范畴，据称是为了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但是，如果操作不好，这一考察，极有可能成为公务员招考中弄虚作假的新土壤，不但不能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还会滋生公务员招考的腐败。如果在面试之内，那么，“德”的考察，是面试的一方面指标，这需要明晰考察的标准，以及所占的权重，否则，不利于面试打分，也不利于公众监督——— 毕竟，公务员的招考，需要综合笔试分、面试分，对考生进行录取。如果在面试之外，这就值得商榷了。首先，这在笔试、面试之外新增的考察环节，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其次，德行考察，在公务员招录中占多大比重？如果德行考察在面试之后，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德的考察一票否决此前的笔试和面试，这就给权势交易者，以德不合格轻易干掉此前表现优秀者，让“自己人”以德方面的突出表现，最终被录用。很显然，假如公务员招考确定以考招录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明确游戏规则，事先告知是按怎样的规则录取。如果在目前的面试之外再增加德行考察，那么，这就等于有“二次面试” ( 类似于公司招聘的多次面试 ) ，公务员招考单位必须事先确定由一次面试进入二次面试的人数，并同样按照面试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二次面试。如此，有明确的招录程序、每个环节有明确的评价标准，笔试第一、第一次面试第一的考生在二面中落选，就不会郁闷，社会也不会因招录标准是一笔糊涂账而对其产生质疑。而如果无法做到二次面试操作的公正性，还是把德的评价纳入一次面试为妥，并依据笔试和面试的综合分实行最终的录取。事实上，提高公务员的品德修养、社会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好“招考关”的最好形式，就是确保招考的公平公正，不给权势交易任何空间，提高招录过程的透明度。这同样适合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如果权力的运行被置于阳光之下，权力受到约束，公务员是不敢懈怠的，反之，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环境中，就是品德再好的人进入，也可能很快就变质。（ 熊丙奇 教育问题专家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公务员招考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2 年 4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烟草项目获奖的行政主导授奖逻辑 》：据新华社 4 月 1 日 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强调，如果政府部门准许所谓“中式卷烟创新”项目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涉嫌违法，对公众将产生误导效果。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3 月 23 日 开始在该部网站公示：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项目申请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公示期为 40 天。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表示，将号召相关机构及专家致信科技部“叫停”该奖项获奖。此前，“烟草院士”谢剑平主持的“卷烟危害性评价与控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就曾获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笔者看来，恰是行政主导的政府科技奖励、科技评审，导致了烟草项目获国家奖、政府奖的现象。由国家科技奖的评审模式，不妨设想，假如微软、苹果是中国公司，他们的诸多发明，是不是早就获得了国家科技奖？而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也极有可能因此也成为院士。但这些“好事”，在作为美国公司的微软、苹果身上，没有发生，因为美国没有这种政府性质的科技奖励。我国的科技奖励，意图是鼓励研究人员重视科技创新，推出更多科技成果，由此促进生产进步。这在科技人员匮乏、科研局面没有展开的时期，发挥了不错的效果，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还采取这种政府评奖方式，就非但起不到鼓励、促进作用，反过来加重各种评奖的功利色彩，而且，严重干扰和影响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 (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 在行政主导奖励的评审中，有两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由于是国家奖，因此，各行各业十分重视，每个行业会视是否有项目、人员获得国家奖作为行业的政绩，同时把国家是否向该行业的项目、人员授奖，与国家对这一行业的重视联系起来。我国出现“烟草院士”，以及烟草项目获得国家奖，就是这种国家授奖逻辑所致。——— 作为国家的一个合法产业，国家级授奖当然不能把其排除在外。再加上国家科技奖重视经济效益，因此，那些取得突出经济价值的科技项目，自然有获奖的资格，哪怕它是提高了影响身体健康的香烟的销量。其二，由于国家奖励、国家荣誉，代表国家、政府的认可，因此，为获得国家奖励，各行业、机构都展开争夺。在争夺之中，科技创新的主题逐渐偏离，变为了跑奖、要奖。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乱象在各类政府科技奖励评审中出现，有的科研项目根本还没有完成，就编造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包装报奖，然后再以国家授奖，去推广市场；有的研究人员，所有的精力，不是花在认真进行学术研究中，而是用在搞公关、搞运作中，把一个项目包装好报奖，获得成功之后，就开始靠“成果”吃饭，以“成果”去申请项目，以项目资金攻关包装，再去报奖，再以获得的奖项去申请新项目……如此反复，最后，其获得很多项目、很多奖励，各种荣誉加身，可这些项目，带来了怎样的科技创新，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很难看到。 (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 从利益角度分析，由行政主导奖励、评价来评价学术成果和价值，对于学者、一些机构投机取巧搞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一种“变相鼓励”，相对于踏踏实实做研究、做创新来说，用力公关评审机构，可能更容易“出成果”、更容易成功。这其实败坏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可以回答公众的疑问：为何每年我国都有 300 项左右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 获得省市奖励的科研项目更是无数 ) ，可为何我国却没有令人瞩目的科技创新产品。而美国没有每年向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项目颁发国家科技奖，可其创新产品却风靡全球呢？创新不是靠奖励奖出来的，政府应该退出科技奖励，把学术的交给学术，把市场的交给市场。学者的学术贡献，由学术共同体评价，不需要政府的参与和搅和，这样才能摆脱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干扰，让学者有学术声誉和学术尊严的意识，真正把心思花到学术研究中去。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由市场来选择、评价，不需要政府给某个成果定义为国际领先、国内先进诸如此类，那些被政府表彰为国际领先者，没有产品被任何消费者认同，这样的领先除了花掉大把科研经费、自欺欺人之外，还有何用？我国在 2010 年先后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中，都提到了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的思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既如此，就应该按照纲要精神，切实调整不合理的做法。明知有问题还继续坚持以往的做法，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这就如“烟草院士”早被质疑，可当下的科技评奖，还继续让烟草项目入围。这种问题复问题，只会让学术的公信力一再受损，让公众丧失对学术发展、科技创新的信心。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烟草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2 年 4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要有明确时间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 16 日发布。意见指出，要改革公益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早在 2010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中，就明确提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此后，在同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2) 》（下称《教育规划纲要》）中，也提到，“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见，取消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早已达成共识，而问题是究竟怎样落实、执行。在笔者看来，对于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最为重要的是要有时间表。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逐步取消”，很有可能就变为遥遥无期。就拿国家教育改革来说，到目前为止，《教育规划纲要》已经颁布近两年时间，可“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在教育系统连一点影子也看不到。就连新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多个场合宣布要落实纲要精神“去官化，去行政化”，可到头来还是由政府组织部门为学校公选了有级别的副校长。而在各高校新任命的书记、校长文件中，副部级、正厅级等字眼，也赫然在目。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难以取消，一种说法是，在当前“官本位”的环境中，取消级别将影响本单位在社会中的地位，降低身份。他们的理由是，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其他部门的级别不取消，将降低学校和教育的地位；取消医院的级别，不取消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级别，将贬低医生的地位。既如此，从取消行政级别的操作看，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一刀切”，规定时间节点，在这一期限中，完成取消级别。当然，取消行政级别，并不是去行政化的全部。去行政化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赋予事业单位自主发展的权利；改革事业单位领导任命方式，探索新的干部公开遴选机制；在大学、科研机构和医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然而，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上述这些调整、改革都难推进。行政级别对事业单位发展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国家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将取消行政级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清晰认识。我们所担心的是，虽然已经取得共识，但遭遇执行难。为此，除在国家层面规定明确的时间表之外，还应该针对这一改革所面临的具体阻力，探索新的改革机制。客观而言，目前的事业单位领导，从自身利益角度，是不可能欢迎取消行政级别这一改革的，加之在长期的行政化影响下，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取消级别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到很多人。所以，如果推进去行政化的改革，依靠的是事业单位的领导和行政机构，其结果可想而知。让事业单位的员工参与到改革中来，包括制定改革的方案，推进改革方案的落实，是排除行政阻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建立现代大学、科研院所制度的需要。总之，事业单位要去行政化，需要改革者去除行政思维，按照去行政化的要求，设计改革、推进改革，而不能还停留在行政思维，依旧采取行政方式。（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事业单位行政级别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3 年 1 月 23 日 ，北青网（ 熊丙奇）《村官“耶鲁哥”不同在哪里 》： 7 年前 , 秦玥飞高中毕业时，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享受全额奖学金，在重庆山城轰动一时。而今 , 获得双学士学位、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没有去跨国公司做都市白领，而是来到与家千里之隔的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仅仅一年，无钱无背景的他，帮村民引进 80 万元现金，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村民亲昵地称他“耶鲁哥”，还临时动议，将不是候选人的他，选为县人大代表。 ( 1 月 22 日 《羊城晚报》 ) 村官“耶鲁哥”，与此前媒体报道的“不在村”的大学生村官，真是天壤之别。而这些，与其对村官的认识，以及为这一选择做出的积极规划有关。对于秦玥飞的选择，有不少人表示十分不解。这种不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名校毕业生选择去农村，是没有多大出息的，而应该选择挣大钱的工作，到投行、做证券，诸如此类；再就是，选择村官，其实是一个“基层镀金”的过程，以便于今后考研和考公务员。而恰恰是这种想法，使不少大学生村官自己和当地政府部门，都把村官当成“过渡”岗位，村官自己没有明确的规划，当地政府也没有积极发挥村官作用的引进、培养、管理规划。由于在村里无所可干，村官要么被上级部门“抓差”，要么把大量时间花到考研、考公务员的备考中。村官不在村、村民们对村官不满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耶鲁哥”却不同，他并没有把当村官作为“基层镀金”，想从中谋求升学、考公务员等现实好处，根据他的“名校出身”，并不需要这样的“镀金”，而是有着投入农村的主动规划，这和很多美国名校的毕业生毕业之后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社区公益服务一样。据媒体报道，秦玥飞表示，大学生村官是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够让他深入了解国家最基层的情况，了解农村公共医疗、农田水利的建设，以及人情世故。这样的择业观，摆脱了功利的面子就业，真正体现了作为社会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在美国，对精英的定义，就是“杰出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这值得我国大学和大学生反思，也值得我国大学生村官工程的组织者深思。要让大学生村官在乡村发挥作用，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有积极性，做好使用村官的规划，不能把其当成“应景工程”，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学生自主规划，让他们充分认识村官的价值，规划自己的村官生活。后一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前一方面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与国外大学毕业生相比，我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普遍缺乏职业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导致在选择职业以及规划职业发展时，比较盲目，缺乏长远的打算。这也影响了他们在村官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耶鲁哥”能在村里干得风生水起，与他有长远的规划有关，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其他一些大学生村官，难以融入农村，被村民接受，而是采取村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成为村民的一分子”，比如，去村民家访问，时常有人给他递烟，他和村民们一起抽，秦玥飞说，“要走进他们，就要按他们的方式去习惯。”其实，与国内大学生相比，有名校光环的“耶鲁哥”更难“接地气”，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媒体的报道还提供了一个细节，秦玥飞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排得满满的。接受采访，会影响村民对他的看法，觉得他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人来到这里工作，是别有企图。可见，“耶鲁哥”在这方面十分心细。这值得所有准备做村官的大学生学习。当然，不是简单地复制他的工作方式，而是充分思考自己为什么选择村官，为村官生涯做出积极的规划。这样，才能不辜负村官的选择。（ 熊丙奇 上海　教师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村官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3 年 2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撰写长文回应质疑，称质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从目前舆论的质疑看，这并没有超出正常监督的范畴。事实上，借助舆论监督的力量，可将该问题深入推进，从反对公车私用，到取消不合规定的滥配公车。同时，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其一，其他观望者的冷眼旁观，甚至制造“阻力”，让其推行的改革遭遇麻烦，无疾而终；其二，如何切割改革者此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他们自身也会有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这会成为反对者批评的靶子；其三，改革者如何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的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可能造成两种走向，一是由于问题复杂，不少人望而却步，行百步者半九十；二是逐步推进，打破制约的一个个环节，实现改革的全面成功。对于这三方面的问题，改革者和社会舆论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改革者而言，应该意识到改革必定触及既得利益，不能指望一路掌声——改革的本质就是权力、利益的重新配置。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虎头蛇尾，否则，在涉及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打退堂鼓，这样的改革就会被质疑为“作秀”。就舆论监督而言，则应该看到此类改革的难能可贵，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近年来，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事并不鲜见；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这才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努力、舆论的参与以及自下而上改革的三方互动。如果过分苛责，就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 ( 熊丙奇 学者 )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公车配备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3 年 11 月 16 日 ，新浪新闻（熊丙奇）《 院士管理体制改革关键在去利益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下文简称《决定》 ) 全文发布，《决定》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被认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实行“终身制”来说，这一改革有进步意义，会让当选院士感受“淘汰”的压力，也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但是，这却不是触及根本的院士管理体制改革。我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院士本来是最高学术荣誉，现在却与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某人当选院士之后，这不但是单位的荣耀，个人也可获得各种好处，包括津贴、社会福利，更重要的学术话语权，从当选起，就一直处在学术顶端，是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种评审的牵头人，这导致院士评审、院士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比如“跑要”公关现象、院士四处兼职、学术腐败等。有的院士非但没有起到学术表率作用，反而败坏学术风气，改革院士制度势在必行。张曙光案曝出其受贿 2000 万用于“跑要”院士，折射出当选院士极为可观的利益。近年来，针对院士当选年龄过大、终身制等问题，舆论提出过年轻化、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但其实，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不与学术利益挂钩，年龄和终身制，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因为当选之后，他还是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竞争进行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特权；同时，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荣誉而已。之所以年龄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当选者拥有学术特权，如果年龄大，没有科研创造活力，这令大家忧虑；而一直不退休，更让早就度过学术黄金期的老学者一直占据学术舞台。在欧美等国，院士就是学术荣誉，与利益毫无关系，甚至有的还要求院士缴纳会费，于是不存在院士的年龄和终身制等问题，科学院等机构因其学术声誉而获得尊重。所以院士管理改革的关键，是应该实行院士去利益化，即取消院士的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将院士回归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这才能让科学院、工程院成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异化为利益共同体。那么，谁来推动这一改革？从利益角度分析，由科学院、工程院自身进行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发动全体教授、学者的力量，按照学术共同体的属性，重新制订科学院、工程院章程，同时按照此次《决定》提到的取消学术机构的行政级别，让中科院、工程院不再有行政级别，才是对院士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这样才能重树院士的学术声誉。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院士管理体制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4 年 10 月 2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论文情结”导致论文买卖交易蔓延 》：论文买卖被曝光多年，曾有报告指出，中国的论文买卖交易已达 10 亿元规模。论文买卖交易用途除了人所共知的评职称外，也开始延伸到高校的学生中。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大多数高校奖学金评定与发论文挂钩，而且，准毕业生们跨越保研、出国等“门槛”时，论文被“异化”为资格准入的敲门砖。本为鼓励学生科研的这些政策，却成为中介圈钱的工具。一篇 5000 字左右的论文，不问优劣，中介张口要价几百元到上千元的版面费，而一份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起步价竟达 2 万元。（ 10 月 27 日 《北京青年报》）论文买卖交易的背后，实质是教育和学术评价的“论文情结”。我国高校不但对教师考核、评职称，提出发表论文以及论文发表期刊档次的要求，也对在读本科生、研究生提出论文要求，一般来说，本科生都要求撰写毕业论文，如不通过就不能毕业，在本科生评优、保研中，发表论文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但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要求在读期间撰写、向期刊投递出论文（有的高校明确要求要发表），研究生评优中，发表论文的评价权重极高；而对于博士研究生，则明确要求必须发表几篇以上论文，否则不予答辩。以上论文要求，表面上是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实质是对人才培养进行简单的量化评价，根本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对博士生，也没有提出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要求，而是重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而对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不要说不需要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相当数量的大学连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没有。以发表论文代替正常的教育和学术评价，引导学生还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就想方设法发表论文，结果大多论文是粗制滥造。也许有人担心，没有毕业论文要求、不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学生的质量从何保证？这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问题，由于老师不投入课程教学，对学生的课程要求不严，撰写、发表论文就成为“把关”的重要手段。而在国外，并不需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把关，老师的平时教学要求就十分严格，很多课程不但要求学生读多本参考书，而且有多篇课程论文要求，只要学生能完成课程要求，就可顺利毕业。要求学生发表论文，却不重视平时的课程教学，结果导致发表论文的弄虚作假和买卖交易。耐人寻味的是，学校在评价学生的论文时，并不会认真阅读论文本身，分析其学术价值，而只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这是在乎论文，还是在乎论文发表？我国一些高校对研究生提出论文发表要求，有很大程度是为提高本校的论文发表数量，这和重视教育和学术质量无关。因此，不论是评职称中的论文买卖，还是学生群体的论文交易，都须打破“论文情结”，不能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学术的唯一标准。对于学生而言，关注平时的课程教学，远比简单地用论文发表作为考核标准更重要。 【注：“ 教育问题专家” 议论论文买卖交易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2015 年 1 月 18 日 ，《新京报》《 熊丙奇：“布鞋院士”的稀罕和湿鞋院士的遗憾 》：院士只应是最高学术荣誉，除此，当选院士者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特殊权力。 16 日 10 时，“布鞋院士”李小文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一千多名吊唁的人们在礼堂外排了两百多米的长队，在寒风中等着见李小文最后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工程院在官网公布规定，明确院士如果涉及触犯法律，自被批捕之日起即停止其院士资格，自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其院士称号。按照这一规定，涉嫌贪污 2000 万元、于去年 6 月被批捕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已被停止院士资格。同样是院士，一个令人尊敬，感动万人；而另一个却身陷囹圄，身败名裂。院士不同的人生际遇，令人嘘唏。李小文之所以受爱戴，在于其如此淡漠名利，“就让我忙到半夜吧，再给我一碗米粥就行”，在今天的院士群体中极为“稀罕”，而在转基因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李宁院士落马，令人遗憾，则在于其没有守住学术的底线，“终于”没有挡住利益的诱惑。无论是因“稀罕”而受人尊敬，还是因没有抵住诱惑而令人遗憾，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应该建立怎样的院士制度。李小文院士的稀罕，是因他头顶最高学术荣誉，且拥有最高学术权力，可却看淡名利，过着普通的生活，仍旧“随性”；李宁院士的遗憾，是因他把最高学术权力，用于利益变现。假如院士就是最高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学术特权，院士不可能用特权去谋求各种利益，那么，获得院士头衔，仍和其他普通学者一样，平等参与学术事务，就不会出现因某个院士不高高在上，和大家一样普通而令人惊喜，也不会让面对利益诱惑的院士“常在河边走”有“湿鞋”的危险。良好的制度设计，不能指望所有人选择道德自觉，而应该抑恶扬善，以制度制约权力和贪欲，对于院士制度来说，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院士只是最高学术荣誉，除此，当选院士者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这就避免院士制度制造权力和利益诱惑，滋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同时制造学术等级、学术特权，进而破坏自由、平等的学术秩序。近年来，针对遴选院士、院士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跑要公关”、院士四处兼职、在重大课题申报、评审中，院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等，我国有关部门也在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包括调整新增院士推荐的渠道，设定新增院士的年龄限制，探索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院士由最高荣誉，变异为最高学术特权的问题在现实功利的学术环境中，独善其身实在太难。只有剥离院士头衔的特权和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稀罕就不再稀罕，遗憾也不再一再发生在院士身上。□（ 熊丙奇 学者） 【注：“ 教育问题专家” 加挂“ 学者 ”招牌 院士问题或许不算本行。】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谈的却不都是教育问题。我差一点没说出来“ 教育问题专家 ”也不“专”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谈论的问题远未达到“专家”的水平，连“杂家”也不够，充其量算个“杂工”而已。 全国主流媒体还是不要过度恭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所谓“ 教育问题专家 ”名不副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讨论非教育问题的文章后面缀一个“作者系 教育问题专家 ”，好像是画蛇添足一般。令人哭笑不得。 以上内容约 16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南方都市报》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属于荒唐行为
大庆商江 2015-1-25 06:13
《南方都市报》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属于荒唐行为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说起“教育问题专家”，首先说“教育”“问题”“专家”三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 564 页解释，教育：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教导，启发。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 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 2. 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 3. 关键；重要之点。 4. 事故或意外。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教育问题专家”是复合名词。请问：谁能给““教育问题专家”下个定义。在没有弄清楚“教育问题专家”的内涵和外延之前，滥用“教育问题专家”是不够严肃的。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自称“教育问题专家”，在网络上传播以后或许误导了媒体。个别媒体或许真的相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教育问题专家”。目前，中国大陆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的恐怕独一无二。太神经质了。玩笑开得过分了，产生了负面影响。举证如下： 2 万字。如有感兴趣者可自行搜索续补。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从“禁补令”谈学校民主管理和政府教育责任 》：湖南省教育厅 21 日发出通知，明确要求从 2010-2011 学年寒假起，全省任何普通高中学校不得组织三年级学生成建制补课或变相补课，也不得为各种社会机构举办的复习班、辅导班等提供场地和条件。将高中毕业班也纳入禁止补课范围，这是目前全国下达的最严“禁补令”。需要注意的是，教育部门的禁令，只对学校补课管用，对社会培训班却无用。只要学生有补课的需求，禁了学校的补课，带来的必定是社会培训班的红火。自掏大笔培训费，去上社会培训班，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学生除了支付交通费、更高的伙食费，也增加安全隐患，甚至可能面对培训纠纷。今年夏天，笔者曾在江苏部分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学校取消补课后，学生的暑假过得比以前学校补课还累，而家庭的经济支出也更大。 教育部门严禁学校补课的禁令，貌似推进素质教育，实则是“鸵鸟政策”，装着对学生的补课需求和社会培训机构的“补课热”，视而不见，以为管住学校补课，就没有了教育部门的责任。这实质是不负责的做法。对于学生的补课，不妨看看日本学校的做法。在日本，几乎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一周上课六天，学校上六天课的理由是，家长反映学生学五天不够，而一些私立学校明确表示，学生已经缴了那么多学费，不应该还让他们额外为校外补课掏钱。这是针对学生补课的务实态度——— 如果现实的教育，无法让学生不补课，那么，学校就应该考虑，怎样服务学生的这一需求，学校的集体补课，不但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减轻学生选择培训班的焦虑，也便于统一管理。根据日本《地方公务员法》第 35 条，公务员有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之义务，教师属于公务员，平常辅导学生、给学生补课自不必说，就是寒暑假等开设辅导班也不另收费。有意思的是，日本学校的做法，并没有招来“炮轰”。因为，日本的学校管理有家长参与决策，换句话说，上六天课为学生补课，是家长和校方的共同决定。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校不必承担指责，家长和社会也就理解这种民主决策的结果。这是我国教育管理的最大差距之处。在学校管理中，由于只有行政说了算，所以行政对决策负全责，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就会选择最不负责的方式免责。主管部门喜欢下禁令、一刀切，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最终，执行禁令的效果，与初衷相去甚远。这几年教育部门下发的禁令不少，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应试教育风气加重，学生负担加重，催生了学科培训业的蓬勃发展，造成家庭更大的培训支出，也制造新的教育不公。就学生补课来说，从实事求是、对学生负责出发，学校应该提供相应的服务，但做决策的不该是政府部门和校方行政，而应该是社区教育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据此，我国中小学管理，应该启动这两个管理决策机构的建设，这实质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重要改革内容，当学校的具体办学行为，由民主决策确定，这就让学校办学摆脱行政干扰，也使学校办学更注重现实需求。在这种决策机制之下，就不会出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 另外，减轻学生的负担，政府部门的真正责任，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升学制度。一边是强调学科成绩、完全依照学科成绩高低进行录取的游戏规则，另一边则劝诫学生不要去追求高分，这不是神经分裂吗？其实，这样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管理，也在给学生“教育”，即说谎、虚伪、不诚信。 所以，我难以对“最牛”禁令叫好，事实上，对所有教育法规之外的、由政府部门下发的教育禁令我都不看好。一方面，这些禁令，超越了行政权力，有关办学措施，当由学校民主管理做出；另一方面，这些禁令，让大家忽视了教育部门该做的事，甚至可能将教育管理引向歧途。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2 月 5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教育必须随受教育者的变化而变化 》：据美国《侨报》报道，来美中国留学生人数的逐年增长，其中本科和高中的小留学生人数增长幅度加大引起关注，来自全美各地的教育界人士日前在洛杉矶举办研讨会时指出，教育工作者已经注意到国际学生人数增长增加了改革本土课程设置的需求，同时也为校方各方面的服务带来挑战 ( 中新网 1 月 23 日 ) 。 受教育者群体发生变化，教育要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教育的基本要求。从这一角度分析，美国大中学校随着国际留学生的增多，根据这一群体的特点，改革课程设置，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与服务措施，是十分正常的。 但这很正常的做法，在我们这里却很难看见。比如，从 1999 年起，高等学校实行大扩招，学生规模变大，可有多少大学改革了课程设置、调整了对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方式？从 2003 年起，我国高校开始尝试自主招生，可对于自主招生进高校的学生，有大学采取与传统高考方式进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并跟踪这些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了吗？还比如，近年来随着大城市生源数减少，发达地区的高校 ( 包括省属高校 ) 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学生的招生规模，学校的生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可有多少大学认真分析生源结构，调查学生的需求呢？再比如，我国加大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力度，在启动中外合作办学时，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设想是，通过相互交流，提高师资素质、转变教育理念，可结果如何呢？事实上，相比 10 年前，甚至 20 年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教师教学方式也基本上维持“灌输式”，对学生的服务体系，也没有多大调整。而且，从对教学的重视看，教学的地位比 10 年前更低，由于学校偏爱制造科研数据，对人才培养不重视，很多大学管理者和教育者并不能说出学生群体的变化，时常挂在大学领导嘴里的只有诸如“ 80 后”、“ 90 后”等概念化的学生认识，根本不像美国大学那样，分析学生的结构变化，深入调查学生的需求，而是基本上“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对待“流水般”的学生。这可以视为中美学校对待学生的不同，这种不同，正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我国留学热持续升温。在美国，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大学，人才培养都是学校不可动摇的核心，获得终身教席的教授，可以几年不写论文、不出专著，但每个学期必须跟本科学生上课。学校明白一点，如果不提高教育质量、不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学生们就会抛弃大学。我国学生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以脚投票”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不参加国内高考，而参加“洋高考”，不选择内地高校，而选择港校、国外大学，已传递出对内地学校教育的不满。但是，大学和中学，并没有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调整。原因有三。其一，在内地高校之间，还没有形成自由竞争，目前 985 高校、 211 高校和一般公办本科院校，尚未感受到生源流失的压力，因为他们被安排在第一批、第二批招生，总比民办的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有招生优势；其二，我国大学的招生和管理，采取的是计划模式，在大学升学中，一名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学籍管理中，学生很难换专业，更难转学，因此，学校在完成招生后，并不在意学生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再怎么“差评”，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坚持“学”到底；其三，就是学校认识到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严重落后，教育教学方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需要，可却没有能力进行改革，因为学校并没有这些权力，专业、课程设置是经行政部门审批、听行政的部署的。以这样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教学状态，显然难以与国外灵活的教育模式竞争，继续发展下去，将有更多有条件的学生，选择接受海外教育。已经落后却不思进取的内地教育，与已经处于竞争优势地位却还在求新求变的国际教育相比，将进一步拉开差距。对此，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再不顾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教育，采取一成不变的方式。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年10月13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21岁入伍，26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36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需要注意的是，莫言接受的基础教育，还是40多年前，而近20年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出了一个同样辍学(不同的是在高中主动辍学)的作家韩寒，而他一直被贴着“反叛”的标签。换言之，如果不“反叛”，就可能在教育环境中“泯然众人”。所以，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2月1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美国教育发展的“1美元和7美元”思维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花不少笔墨谈到了美国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其发展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思路和举措，对正在谋求改革的我国教育不无启迪。在谈到发展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时，奥巴马提到，“我们在高质量学前教育领域投入的每1美元，可以为我们节省以后在提升毕业率、降低未成年人怀孕率，甚至削减犯罪率的地方将会用到的7美元。”“在那些以教育最小的儿童为优先任务的州，比如佐治亚州或者亚拉巴马州，研究报告称学生长大后会更加有能力阅读和做数学、从高中毕业、找到工作、建立他们自己更稳定的家庭。”这充分说明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重要性———不是提空泛的概念，而是有跟踪调查数据做支撑。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发展各类教育时，却很难拿出详实的数据，因此，很难说服人，也很难做出科学的决策。奥巴马1美元和7美元的比较，也颇有意思———1美元是现在投入的，7美元是孩子们10年、20年成人之后才发生的。从政府任期来看，完全是本届政府栽树，之后3、4届政府乘凉了。如果按照政绩思维，政府对学前教育是不必那么重视的。但奥巴马却对此很在意，道理很简单，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关注的不是一届政府，而是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思维，确定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基调。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就某种程度遭遇“政绩思维”之困，各级政府关注的是马上就能出政绩的高中教育———同样是非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远低于高中教育———虽然2010年我国国务院要求各地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对学前教育的重视、投入不够，有着大量的不合格幼儿园和不具资质的师资。学前教育仍旧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在谈到高中教育时，奥巴马宣布“重新设计美国的高中，让他们能更好地提供给毕业生一种满足高科技经济需求的机会。我们将奖励和新大学及新雇主建立伙伴关系的高中———这些技能是当今和未来的雇主正在寻找的”。这服务于政府引导高中发展智能课程表和提高培养标准，在这里，看不到“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也看不到政府“要求高中开设创新课程”，也没有所谓“实现高中和大学的对接”。高中如何设置课程，是高中自己的事，政府不得干预，但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奖励基金的方式，引导高中结合政府的资助政策更新自己的课程体系，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美国，也在发展教育时借鉴他国的经验，在谈到“让我们确保高中学历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走上一条拥有好工作的道路”时，奥巴马就提到了德国高中的技术(职业)教育模式，这表明，美国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存有危机意识和学习心态。记得两年前，奥巴马还针对我国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中的优异表现，发表演讲称美国基础教育面临严重的危机，要求推进改革。这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客观而言，美国高等教育领先世界，但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却指出其问题所在，即“我们看到，飙升的学费让太多的年轻人上不起大学，或者让他们欠有不可持续的债务”。“通过税款减免、补助及更好的贷款，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经使大学变得让数百万的学生和家庭能够承担得起。但是纳税人不可能继续支付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的经费。大学必须想办法控制自己的经费，而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以确保他们这样做”。在美国，大学完全自主办学，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一定的投入(教育经费投入和科研经费资助)，帮助、救济贫困学生推进教育公平，调查、发布教育数据，为学校发展和学生选择学校服务等方面，所以，奥巴马关心大学的学费和年轻人上大学的负担，就体现了这种责任。而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借助于修改高等教育法案。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看到问题而不是一味满足于取得的成就;恪守政府的职责，不越权干涉学校自主权，却通过法律、资助、信息服务等手段，推进教育变革，这些都是值得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学习的。目前我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可是各级政府却满足于教育已经取得的成就;虽然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总体而言，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采用传统的行政办学方式直接介入办学，学校的办学灵活性、自主性严重缺乏。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我国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将难以应对未来世界激烈竞争的挑战。（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3月9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高考改革本来就不是取消高考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袁贵仁表示，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新京报》3月8日) 把高考改革认为是取消高考，这是近年来不少公众的认识，而对于取消高考，很多人担心这会制造新的不公，进而反对高考改革。有意思的是，教育部门也利用了公众对此的认识，迟迟不启动高考改革，还称是为了保障公平，即便推进“改革”，也是在保持现有高考制度基本框架之下进行。我国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统一高考，而是集中录取制度——— 学校结合考生的分数、志愿，依次投档录取，每个考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种录取制度，不但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还把高考分数作为几乎唯一的录取标准，导致应试教育很大的不公平。具体包括各地录取指标的不公平、分数单一指标对人才评价的不公平。其结果是，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农村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越来越低——— 按照卷面分数选拔学生，貌似对学生很公平，可教育起点薄弱、无法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学生，怎可能和城市学生在同一张试卷上比高低？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可公众担心，如果考试取消了，农村、贫困生这仅剩的机会不是也没有了吗？不得不说，这是不愿意推进真正的高考改革者放出的烟幕弹。首先，真正的高考改革，不是取消统一考试，而是打破集中录取，简单地说，就是把目前的高考功能从选拔到评价都不变，学生照样参加高考，只是高考成绩在录取中的功能发生改变——— 以前是用高考成绩填报志愿，接受学校录取，改革后是学生以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同时可申请若干所大学，学校独立录取，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就是“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在这种考试录取方式中，统一高考保障了基本的公平(考试部门可以划出基本的分数要求，每所学校会自主提出申请成绩门槛)，而大学可结合统一高考成绩、学生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进行综合录取，这就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也实现学校自主招生，有利于促进多元评价体系的建设。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考试的方式、内容都可以进行调整，包括一年多次考。其次，实行真正的高考改革，不但不会侵占穷人的机会，反而会扩大机会。其一，“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将打破以前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将不再享有高考指标特权，全国各地平等竞争。其二，“统一高考+自主招生”给政府、学校校正招生公平更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全国大学招收的农村生比例不低于某个比例(比如30%)，另一方面，学校也可在评价指标中设置多元化指标，对来自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多元化评价，美国大学在招生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校正公平的(我国在过去高考中，也用少数民族地区加分等方式来校正公平，但校正的作用有限，而且也由于分数是单一的录取指标，加分权掌握在行政部门而出现了加分腐败问题)。其三，“统一高考+自主招生”完全改变了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在传统高考中，学生被学校选择，而在自主招生体系中，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这会迫使大学重视受教育者权益，由此启动学校的全面改革，试想，如果北京大学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只有五六十人去报到，北大还会漠视受教育者的权益，还会大搞招生潜规则吗？如果这样，等待学校的，会是很快沦落，被学生抛弃。而在当下，很多学校是靠制度保护，即使声誉不佳、质量下滑，也不影响国内招生——— 在与国外高校的竞争中，这些学校已处于劣势，但毕竟海外招生规模有限，从招生数量上来说还构不成对这些学校的冲击。过去10年中，我国也推行了自主招生改革，可遗憾的是，这是伪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还与集中录取制度嫁接在一起，学生的选择权没有任何增加，如此自主招生，就演变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学生的考试负担加重，家庭和社会的焦虑情绪也增加。分析我国的高考改革，很少在录取制度上做改革，而都是在考试上做文章(包括自主招生，也是高考录取加分优惠)，这样改革，说实在的，只是折腾，而有关部门却从中“受益”：“改革”也没有好效果，还不如不改，而不改就意味着把原来的权力(考试评价权、招生计划审批权、投档权)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是从教育的未来发展考虑，而只是从部门权力考虑。为何高考改革变为了只有考试改革，根源在于打破集中录取需要放权——— 政府部门放权给高校自主招生，学校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而考试改革却不需要放权——— 还是把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甚至可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就这样，高考不断在改，但却不触及实质问题，包括多年前的春考，说是给学生多一次机会，却把这界定为落榜生的考试，不冲击秋季高考；教育部前不久提出英语一年多次考，也是考试改革，集中录取制度纹丝不动，要把这多次考的分数用于一次集中录取。对于高考改革，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指明高考改革的方向———“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告诉大家正确的高考改革理念，并按这一理念去推进改革。目前高考改革最大的问题是，掌握着权力的教育行政部门，是很难主动推进放权的高考改革的，建立新的改革机制，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是改革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10月4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上海自贸区能否给教育开放更大的空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令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采取的 “ 负面清单 ” 管理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教育系统人士对自由贸易区的关注也不例外。而根据自由贸易区公布的 “ 负面清单 ” ，在自由贸易区，投资教育的模式，与当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并无二致。简而言之，如果国外大学想在自由贸易区办分校，将是不允许的，只能采取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在笔者看来，中国高等教育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而开放不能停留在中外合作模式，完全可以允许外国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负面清单明确规定， “ 投资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限合作；投资非经营性学前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机构，以及非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限合作，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禁止投资义务教育。 ” 可以说，自由贸易区，留给教育投资的自由空间是十分狭窄的。一直以来，不少舆论把海外大学到内地办学，称之为在中国内地办分校，这是对海外大学内地办学的良好期待，但实际上，海外大学到内地办学，按规定，都只能采取合作办学模式，并不是建分校，诸如上海纽约大学，不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其中方合作机构为华东师范大学。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建分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 建分校，是完全按照母体校的办学理念、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办学，而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则是把母校的办学模式与内地高校嫁接，要根据内地的教育管理体制，对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进行管理。表面上看，海外大学内地办学，采取合作模式，可以起到 “ 1+1大于2 ” 的效果，但客观而言，这只会把合作办学的教育机构，又纳入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从而使这一教育机构对内地高等教育的竞争推动十分有限。目前的中外合作大学招生，都纳入计划体系，实行集中录取，包括上海纽约大学，也放在集中录取的提前批，这意味着学校的招生，不会给内地其他高校带来多大压力 ——— 在集中录取制度中，一名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不能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近年来饱受诟病，根源就在于高等教育缺乏市场竞争。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引进海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实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有两方面好处：其一，可以通过自主招生，促进内地高校竞争，如果允许海外大学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一名学生可以同时获得海外大学内地教育机构的录取通知书和内地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这就会逐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其二，可以在我国内地尽快出现以现代大学制度举办的高水平大学，我国教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如果允许海外大学在内地直接办分校，不是马上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大学吗？这样的大学，将给我国内地大学的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也会在彼此竞争中，为内地学生提供更大的高等教育选择空间。我们理解有关部门在开放高等教育时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内地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缺乏，我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接近40万，而且低龄出国留学的趋势明显，这些出国留学者不是直接到海外接受海外学校的全面教育吗？而且，对于这些全面接受海外学校教育的留学生，我国内地是按照优秀人才进行 “ 引进 ” 的。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让海外大学直接在内地办分校呢？作为自由贸易区，有必要在各领域加大探索开放的力度。近年来，有不少教育人士呼吁设立教改特区，以笔者之见，不必设立专门的教改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教育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如果能发挥好自由贸易区的作用，打破教育开放的诸多限制，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直接办分校模式，将是对教育改革十分重大突破，会加快我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竞争的程度，也推动我国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设。期待自由贸易区在来年的负面清单中，减少有关教育的限制管理条款。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欢迎回应：shelun@188 .com 2013年10月5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文明养成教育应从小抓起 》：国庆长假来临，全国有大量学生外出旅行，9月30日，教育部发布文明旅游出行提示，提醒学生在旅途中要做到个人举止文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公共场所不喧哗嬉闹，自觉保护文物古迹，不乱刻乱画(10月1日《北京日报》)。教育部的提醒是很有针对性的，可这样的提醒，能起到怎样的效果呢？据媒体报道，10月1日11万人冒雨观看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后，天安门广场满地垃圾，最密集处甚至看不到地面，初步估计，清扫的垃圾多达5吨左右。这一事实表明，对于文明旅游，仅有提醒，包括对缺乏公德心的不文明行为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每年国庆期间，都会有类似新闻报道，比如去年就有媒体批评高速公路变成了垃圾场，可是，大人、学生们还是控制不住随地扔垃圾的手。你让他们用镜子好好照照自己，他会把镜子也扔在一边。有人会把这与我国的文化和现实的资源联系起来，认为这与传统文化有关，也与国家资源紧缺有关，诸如广场上是不是配备了足够的垃圾箱等，这是给不文明行为找借口———不文明行为就是不文明行为。不文明的陋习改不了，与每个公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教育部门与其发文明提示，不如认真反思文明教育，为何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没有落地。我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其实从孩子懂事、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培养孩子爱卫生、讲文明的习惯，所谓“五讲四美三热爱”，可为何学生们长大成人后还会随地吐痰、扔垃圾，连基本的文明习惯也没有，甚至把粗陋当时髦呢？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教育，只是告诉学生一些讲文明的概念，还有的学校会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接受文明教育的成果，但只记住知识、概念，却没有养成文明的习惯，结果是一边能说出大通文明的理由，一边却做不文明的事。文明习惯的养成，说到底是“养成教育”，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感染，不是讲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概念就解决的问题。首先，老师、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这方面，很多家长的行为，没有以身作则，倒是起到反作用，比如，这次天安门广场上大人们的行为，就会给孩子反教育，如果每个人把随身携带的垃圾全部带走，广场上干干净净，这是多么大的道德感化力量？其次，学校、家庭应制定一系列文明规则，加强学生的规则教育，要求孩子必须遵守，一旦不遵守，就必须接受相应的惩罚，比如，教育孩子不乱扔东西，有的孩子不把垃圾扔在自家车内，却把车窗摇下扔到车外，这就是乱扔垃圾的行为，家长必须制止，并对孩子进行教育，可有的家长却不以为意，还认为孩子很懂事，没把自家的车搞脏。文明行为的养成，属于生活教育的内容，而生活教育正是我国教育的薄弱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关注孩子的知识教育，并以分数“一俊遮百丑”。比如，如果学校举行一次大型的颁奖晚会，晚会结束后地上全是垃圾，有多少学校会以此狠抓学生的文明教育？其实，要让学生意识到文明的重要，就必须“小题大做”，比如，让学生养成上厕所冲大便的习惯，就必须检查学生这一行为，并将其指出来，我国有的大学生连这方面的基本习惯也没有，可见在他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文明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的提醒中，专门提到“不乱刻乱画”，据说，这针对的是前段时间有旅游者在国内外景点乱涂乱刻的现象，这是十分“应景”的文明教育，可无法深入学生内心，真正重视生活教育、文明教育，就要把文明作为日常学习生活的基本要求，完善每个教育细节，这才能让文明意识和习惯，根植于每个学生的心中，也才能整体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3年12月21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2014年能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吗 ？》：临近岁末，有媒体盘点一年的教育改革，称2013年是教改年。有意思的是，媒体列出的教改恰是13项，包括异地高考破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研究生实行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取消研究生报考年龄限制；六高校发布大学章程；教育部发布10条减负禁令；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等等。我不清楚媒体是用何标准来评价改革的。上述教改内容，有的属于对2012年改革措施的落实，且落实得并不彻底，比如异地高考，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在2013年开放异地高考，但总共报考人数仅5000人，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开放的门槛很高，其中，公众期盼的北京异地高考只开放了高职，没有涉及本科。有的仅属于改革设想或未来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实施，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高考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改革，北京从2016年开始实施的高考改革方案。考虑到2010年国家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曾提出全面教改的举措，可过去三年中，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教改行动，大家是应该对纸面上的改革思路抱谨慎态度的，至于北京的高考改革方案，从改革角度分析，并没有触及考试招生分离的实质，仅仅是科目与分值调整，就是落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改革。具有同样性质的“改革”，还有研究生收费改革、建立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颁布减负令、制定大学章程等，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减轻学生负担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研究生收费改革应该是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一部分，而整体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健全导师制，而完善导师制，根本在建立“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制订大学章程可视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举措，这样的章程应该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明确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做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可我国大学章程的制订却由行政部门主导，学校行政制订，再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很难成为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极有可能只是摆设。减负令和师德处罚规定，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导致基础教育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是义务教育不均衡以及中高考实行单一的分数评价，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进行打破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中高考改革，发减负令最多能起到的效果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和焦虑反而加重。另外，目前被教育部门视为“师德”的问题，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包括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学生，利用职务之便谋求利益等，将法律问题采取师德方式处理，必然是治标不治本。客观而言，2013年中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教改。判断教改是否有实质、动真格，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放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利是否增加。综观2013年的教育“改革”，有哪一项是政府教育部门切实放权的？能说得上的，恐怕只有取消研究生报考的年龄限制，但其实，设置报考年龄限制本就不合理。离开分析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受教育者权利来评价改革，只会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也会使改革做表面和形式主义文章。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来说，实质性的教改，一是教招考分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二是管评办分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两方面教改都要求行政放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到，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这是对教改的清晰认识。但教改一落到现实，就变得很不清晰，这是因为放权改革，必定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既得利益阻挠下，大家期待2011年成为教改年的心愿落空———2010年颁布教育规划纲要，2011年启动该是顺理成章，此后连续几年，舆论都高度关注教改，可进入大家视野的却是教育“老大难”问题依旧，择校热高热不退、学生负担沉重、校园暴力事件频频、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把不是教改的举措定义为教改，可以看到社会对教改的渴求，但这时更需要有对教改的理性认识，不能把教改演变为行为艺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2014年能否成为真正的教改年，对教改的走向极为关键，可以说，2010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曾激发社会的教改热情，三年不尽如人意的教改实践，已影响大家的教改信心，今年教改的热情又被唤醒，不应该再让大家的期待变成空。( 作者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2月2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春晚创新不能靠刷微博搞创作 》：春晚开唱，歌手大张伟（微博） 打扮得“花枝招展”，以一首动感欢快的《倍儿爽》带high现场气氛。不过，很多网友却纷纷感觉这首歌似曾相识，“难道不是鸟叔的江南思戴儿吗？” 这是春晚节目再一次陷入抄袭质疑。2012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郭冬临主演的小品《超市面试》刚一结束，就有微博网友发帖称，该小品涉嫌抄袭日本搞笑组合UNJASH的小品《打工面试》，从设定、结构到包袱几乎都一样。如果说上一次涉嫌抄袭，抄袭的还是大家并不特别熟知的节目，而这一次《倍儿爽》曲调与风靡全球的《江南style》雷同，则是不少网友一听就发现了的。抄袭质疑一再出现，表明有关部门和春晚节目制作方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在上一次发生抄袭质疑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启动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此后连续两年的春晚，郭冬临继续出现在春晚舞台，大家也似乎忘了这一茬。对于上一次涉嫌抄袭，和这一次抄袭质疑，也有一些网友有另外的意见，即“不管抄袭与否，好听才是硬道理”，还有网友称，只要被抄袭方没有提出不满意见，或者向法院起诉维权，其他人没有必要为这操心。前者完全是功利主义，后者则把抄袭纯粹视为个体间(或机构间)的权利纠纷，按照这种理解，对于抄袭事件的当事人，只要被抄袭方不维权，怎么抄袭都可以，不必追究抄袭者的抄袭责任，抄袭者也就不必为抄袭付出代价。如此，教授抄袭他人成果，只需向对方赔礼道歉，不要取消其学术头衔，解聘或开除了。这与抄袭是严重的创作污点的常识相背离，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影视作品创作，都不能有任何的抄袭行为，这既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对每个创作者的基本底线要求。只有如此，才会激励原创。很难想象，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最终登台的春晚节目，会存在明显的抄袭。为此，央视应该启动对春晚作品涉嫌抄袭的调查，并向公众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如果对抄袭质疑不闻不问，这向社会传递怎样的诚信思想？给所有观众怎样的诚信教育？而在公众关注的春晚中都堂而皇之地任凭抄袭存在，何来对学术不端、创作不端进行“零容忍”———众所周知，我国的抄袭、造假问题，已成为创新创造的毒瘤。其实，我国春晚节目近年来之所以被网友“吐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新，节目没有新意，陷入平庸，就像今年唯一的相声节目———曹云金和刘云天的《说你什么好》，很多段子都来自微博，被网友戏称为《年度微博段子集合》，严格说来，这也是抄袭，编剧只是做了一回“搬运工”。而蔡明的小品《扰民了你》，也是延续去年的“毒舌”路线，对人进行侮辱和人身攻击，诸如“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你，不怕开水烫！”“冲冲冲冲，你是马桶？”，这足可见除了损人之外，已经找不到创新点了———这和抄袭的共同点是，都是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创新需要鼓励创新的环境，这除了给创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之外，还要求创作者坚守创作的底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能急功近利地追求成功，更不能闭门造车上网刷微博搞创作。今年的春晚以“接地气”为品牌，本意是尊重观众、服务观众，但说实在的，不见有多少节目接地气，接的更多的是俗气和浮躁之气。( 作者熊丙奇 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2月5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注重教育公平的每一个细节 》：奥巴马新一年的国情咨文，被舆论评价为主打“公平牌”。对于教育，公平也是主题，但其所谈到的教育公平，并不是高调的空话，而是有切实的行动。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奥巴马称，“去年，我呼吁在未来4年里实现99%的学生能够接入宽带。今天，我宣布，我们已经获得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和像苹果、微软、斯普林特、威瑞森电信等公司的支持，在不增加一分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在未来两年内让1.5万多所学校和2000多万学生用上宽带。”学生使用宽带，这和教育公平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这只是对学生提供信息服务，但其实，能让学生自由使用互联网，直接关系到他们获取学习资源的渠道和学习方式的转变，也是扩大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我国大多数高校，学生在校园里接入宽带，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受到学校有关规定的限制，比如只能接入校园网入口，这便于学校管理；二是需要付费，而且有的付费比接入公共网还要贵，学校的理由是要付一笔初装费。另外，还有不少学校对学生上网的态度很不积极(即便在倡导慕课的高校也是如此)，认为上网可能导致学生染上网瘾，浪费时间，以及可能浏览不良网站，因此对大学低年级学生实行“禁网令”——— 不准使用手提电脑，不准在宿舍里上网。这显然不适应网络学习时代。在建设网络资源与开放网络资源问题上，中国教育部门、高校的做法，显得很纠结，大家已经意识到网络学习的重要意义，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开发网络精品课程，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原网络教育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基础上，支持建设400门国家级网络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都加入了全球在线教育平台，并开发相应的课程可是，对于学生利用网络学习，却没有开放的心态。诚然，学生上网确实可能染上网瘾，也可能接触不良信息，但这不是限制学生上网的理由。在美国，绝大多数家庭、学生有个人电脑，但网瘾情况并不严重，原因在于家长被要求与学生一起上网，以此培养学生上网的健康习惯，比如控制上网时间，告诉孩子不得浏览哪些网站。我国不少家庭对学生采取禁网的方式，结果却适得其反，对电脑、网络充满好奇的学生一旦离开监控的环境就失控，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中20%有网瘾现象。而付费上网，也制造新的教育不公平，这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更大。一直以来，政府在发展远程教育时都有一个初衷是，以此辐射优质教育资源，让贫困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可是，如果使用网络是需要付费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就会出于费用的考虑，不用或少用网络，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网络，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去年笔者去杜克大学考察，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免费的W i-Fi，这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都找不到。由于学生可方便使用网络，因此学校的网上图书馆使用率很高。教育公平需要注重每一个教育细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到，去年白宫刚刚举办了“大学教育峰会”，会议期间，150所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已作出具体承诺，以减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均等状况，帮助每一个勤奋的孩子去上大学，确保他们上大学后能够获得成功。我国其实也有类似的会议，也提出扩大教育公平，但具体落实到现实，却有很多制度安排与之背离，比如，从制度设计上，就把教育等级化，高校被各种工程、计划分为985高校、211院校、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三本院校等等，细节也就更经不起深究，对于贫困学生的帮助还极为有限，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因贷款门槛和贷款年限限制，覆盖的学生并不多，而在美国，却给上百万学生提供了只需支付自己每月收入10%的贷款机会。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清理一系列造成不公平或者影响公平的制度、做法，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以扩大公平来重建制度、完善教育服务，才能给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求学和发展环境，夯实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石。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3月2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体制外的修补难以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问题 》：据央视报道，四川凉山州四季吉村一共603人，6岁到18岁应该上学的总计122个。其中，6到7岁，已经读书的11个人，没有读的是26个；8岁到9岁，已读的20个人，未读的13人；10到12岁，已读的16个人，未读的18个人。到了13到18岁，辍学的人数更明显增多，读书的仅有7人，没有读书的为21人。入学率低、辍学率高，这是这组数据所反映的凉山地区的基础教育现实。对于这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数据，教育部门该不会再否认了吧？此前，对于有关调查显示辍学率回潮，教育部门回应称只是统计口径不同———那些辍学的学生到哪里去了？无外乎外出打工。媒体聚焦的凉山童工现象，是与高辍学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会把学生辍学打工归结为当地的贫穷，我不赞成这种归因———就是贫穷，也不是不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放任学生辍学的借口，对照《义务教育法》，不得不说，当地政府在保障贫困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方面，是没有尽到责的。据报道，凉山美姑县全县有接近十万在校生，可老师只有1578个，缺口接近600人，也就是说缺口达到30%。而且教师的收入很低，有的代课教师每月收入400元，公办老师工资也就两千到三千元。一个村的村干部说，全村120多名学龄儿童，有一半多处于未读书状态。学校唯一的村小三年才招一次学生，只有一名老师，十几名孩子。别的学校早都已经开学了，但这个学校到3月初才开学。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放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老师工资这么低，都不可能办好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教育投入严重不够，导致教师待遇低、招不满教师，保障不了办学条件。另外，考虑到当地学生上学交通的实际困难，应该完善学校的寄宿条件，但目前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寄宿的需求，有一些孩子因上学路太远而辍学。如此办学条件，能让学生和家长看到教育的未来吗？能留住学生在校读书吗？哪怕国家推出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农村生进重点高校的机会，但这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影响甚小，教育起点差距这么大，怎么补偿出公平来？对于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办好学校，最根本的逻辑是，应该拿出比城市地区更高的工资待遇，去吸引教师，现在却完全颠倒，越是没人愿意去的地区，工资待遇越低。虽然教育部曾反复强调教育投入要向不发达地区、薄弱地区倾斜，但现实却很不乐观，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时，还是乐于做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当然，地方政府也有“苦衷”，资源就这么多，眼下的任务是要在当地办出一两所示范性的好学校展示政绩，而不是解决薄弱学校的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全面改革教育拨款体系。首先，应该以县级财政为主保障基础教育经费，转向省级财政统筹，对于不发达地区，更要强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这样，在省区内才能实现办学标准一致，同时结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上对不发达地区、薄弱学校的欠债。其次，应该调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不能再按现在的层层拨付方式拨款，而应该实行直接把拨款打进学校、教师和要补助的学生账户，这可防止转移支付被挤占、挪用，也避免地方政府再对转移支付进行“重新分配”，比如，本应该给乡村教师的钱，被政府部门用于其他地方，发给了城市地区教师。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说了多年，但多年说下来，整体收入状况并没有改变，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时，还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改造校舍、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这当然有必要，但建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更重要；另一方面，不发达、贫困地区的官本位意识更浓，乡村教师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以前乡村教师工资时常被打白条对付，大量聘任代课教师只付公办教师三分之一不到的工资，就是明证。目前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学生可以辍学出走，教师也一样，谁愿意接受这么低的待遇，做如此辛苦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凉山地区的教育现状，只是贫困地区教育的冰山一角，近年来，中国在改善农村教育现状方面，没有少花功夫，包括推出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支教计划等，但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在现行体制之外进行修补，难以治理根本问题，有多少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上级布置的计划，把计划引来的人才当人才使用，又有多少计划中的人才，有扎根乡村教育的长远规划？选择像凉山这样的贫困地区深入分析，或可找到真正攻克乡村教育难题的药方。(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8月12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背后的身份教育困境 》：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这份来自35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2443元，仅够买半部苹果手机，其中北京地区平均起薪也仅为3019元，同时，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8月4日《北京青年报》)针对大学生平均起薪低，一个老话题又被提出———“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继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经常有父母劝阻子女上大学的新闻爆出，其理由就是上了几年大学之后，出来拿的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这大学有什么读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大学生”身份来看待“大学生起薪问题”，那么，这种追求“身份”的教育，在“身份”变得不值钱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读书无用论，而突破“身份教育”，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身份教育，就是指，读书是为了获得身份的转变，随着身份的转变，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身份教育”，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大学生身份，被社会称之为“改变命运”，这在大学生人数比较少时，还有一定的价值，可随着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20 1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3300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30%———再实行这样的“身份教育”，就会陷入麻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同龄人大多是大学生时，凭大学生身份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吗？“身份教育”，说到底就是学历社会中的教育，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通过文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文凭虽然还可能是某些单位的敲门砖，但是，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获得的薪酬回报，更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获得一张大学文凭，获得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那么，他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一份比较差的工作，拿的薪酬比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还要低，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是白白地荒废了大学四年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大学现在干的正是只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事，没有给学生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而我国不少大学生，一进大学之后就混日子，这样的大学生活并无多大意义。这样的大学生，空有大学生身份。反之，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在乎文凭，而在乎自己学到的知识、提高的技能，培养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等，那么，读大学是富有价值的，这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会获得长远的事业发展，即便最初的起薪低，却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抱着这种想法的学生，不会被一张文凭蒙住双眼，而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选择大学时，就会更关注自己能获得什么真本事，而不是图虚名，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会盲目去选普通教育；不像现在，为了获得一张所谓的名校文凭，学生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兴趣，似乎只要进了名校，就获得了所有的一切。等待这些学生的，只会是梦想破碎。另外，当不受身份的约束和局限时，读完大学的学生，求职面也变得更加宽广，在很多人的传统意识中，大学生要干适合自己身份的工作，认为大学生去开出租车，去做装修工，是对自己和对教育的双重浪费，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之后，周围的人都是大学生，如果大学生只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谁来干不符合身份的事？再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在于，让各行各业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实，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中，已有一些大学生选择做以前农民工做的活，比如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帮他人做房屋装修的水电工、木工，他们的收入远比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高，而且，他们的介入，也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服务水平。对于这些大学生，是将他们的收入统计为农民工收入，还是统计为大学生收入？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大学教育才会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假如学校只聚焦学历教育，读书只追求文凭、身份，我国的大学教育将严重贬值，大学身份很可能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无用，会演变为读高中无用，读初中亦无用。这是身份教育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学校，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裸测”大学女生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安徽大学正在开展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活动引来学生吐槽。“不明白为什么体测要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测量形体、皮下脂肪和三围是不需要脱到这种程度的，据我们所知，安徽只有安徽大学使用了这种方式，请学校给个说法！”“十几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脱光了将近二十分钟，有点尴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徽大学很多学生质疑，体测脱掉衣服是否存在科学依据，有无必要(京华时报（微博）9月26日)？这一则报道，在网上引来很多“吐槽”。在笔者看来，“吐槽”有学校工作做得不仔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原因，也有网友不明原因的上纲上线，这折射出大学育人形象的模糊，公信力的严重不足。安徽大学对学生进行体质和健康测试，是按照《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进行的，学校希望通过“裸测”来准确测量学生的体质情况，无可厚非。但是，实行“裸测”，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近年来，在中高考体检中，“裸检”就普遍遭遇质疑，尤其是女生，对集体裸体测试多有不适、不满，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如果确需“裸测”，应该一人一室，而不能集体裸体接受检查，虽然工作人员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就如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劝说不愿意脱衣的女生：“我们平时在外洗澡不是都一起脱光衣服嘛，我们测量的房间内都是女的，没关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让学生裸体20分钟接受体检，是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如果学校把工作做细，一人一室进行检查，就可以既做好检测，又保护学生隐私，不至于让学生觉得不好意思，引发争议。据媒体报道，该校为准备这次体测，花了很长时间，那么请问，学校是否考虑到这一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学生还有隐私？其实，早在2010年，针对高考体检中的裸体检查质疑，福建省教育厅和卫生厅就曾明确要求，高考体检必须尊重考生隐私，个别确需全裸检查的，需做到一人一室。此后，不少省市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以改进。假如高校有尊重学生隐私的意识，会完善体测的细节。另外，从网友对此的反应看，大多对大学冷嘲热讽，甚至认为学校是专门针对女生，不怀好意。这和媒体报道突出女生裸测有关，标题就是《安徽大学要求女生裸测》，但这次测试，对男女生的要求完全一样。对于学校裸测，笔者认为，裸测没有问题，但学校要保护学生的隐私。而一些网友连裸测也反对，觉得学校动机不良，这并非科学、理性的态度。这让笔者想到去年在北大发生的招募“处女”大学生提供静脉血用于课题研究的风波，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做实验“非处不可”，而从学术研究角度，这并无不当，北大校方解释，因为性传播是H PV病毒感染的主要渠道，在18至24岁且未经性生活的女性群体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她们非常适合做阴性对照，招募本身符合研究的需要。可为何网友一看到大学招募“处女”，就质疑，而且并非专业的质疑，却引来众多关注、支持，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公信力在丧失，以至于让公众怀疑，大学在做一些不正经的研究。对大学裸测学生的质疑，与此很类似。如果大学具有信誉，有良好的教育和学术声誉，对学生采取裸测的方式进行体检，不会让公众敏感—毕竟，全裸或者让学生只穿内裤接受检测，可以更准确地获得身体检测数据，有利于评估学生的体质，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现在这之所以变得敏感，除了集体检测方式有不当之外，更重要的是，有的网友认为大学那么精准测量学生的胸围、腰围多少没有价值，学校平时不重视学生的体质发展，却要那么精准地测胸围、腰围，让他们对本来科学的检测充满排斥。这提醒我国的大学，必须转变办学理念，重树形象。也许针对安徽大学的“裸测”风波，教育部门会要求各参与体质检测的学校，重视采取更合理的体测方式，尊重学生的隐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校回归育人形象，让公众能感受到，大学确实在做育人的事，在尊重学生，也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办学。(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4年10月2日，《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避免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 》：近日，媒体曝出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荣兰祥持有3张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均不相同的身份证，其中一张身份证显示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警方表示，正会同户籍迁出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工作，如发现问题坚决依法处理(新华社9月30日)。作为一家民办高级技工学校，蓝翔此前一直有很不错的声誉，最近却由于举办者的家庭纠纷，接连曝出跨省打架、20年家暴、多张身份证丑闻，让这所学校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有舆论称，该校呈现出瞬间崩塌的迹象。媒体也跟踪报道挖出学生试学一个月不准出校门，校区外开掘水沟，学生跳墙被抓重罚，退学不退学费，毕业要“服从分配”等新闻。举办者的家庭问题，居然演变为学校的危机，这折射出我国民办学校管理的严重问题。学校实行家长制管理，因此，举办者可把教师、学生当做家庭成员使唤，而学校的兴衰也取决于“家长”。蓝翔打人事件，如果属实的话，是很典型的家长式管理。在一所实行现代治理的学校中，举办者可能担任董事长，但只负责重大战略决策，不能直接指挥教师和学生;也可担任校长，但只能履行行政权，不能越权调动学生为自己干私事，也不能布置行政下属参与解决家庭纠纷。举办者直接布置副校长带学生去处理家庭纠纷，这不该是一所学校的作为，人们难免质疑，学生到学校真是学技术吗？以前的宣传可信吗？学校的办学、管理，难道就听一个人的？ 抛开家庭纠纷，过分依赖举办者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让学校的发展，受举办者个人问题的影响。近年来，有的民办学校，就由于举办者的原因，比如违法犯罪，面临灭顶之灾。如果学校实行现代治理，举办者的个人问题，可能会对学校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不会那么大，学校通过董事会决策，校内教育事务由教师委员会负责，学校会照常运转，保持原有的办学传统和定位。民办学校的家长式管理和公办学校的行政治校是同样的问题，都因学校没有明确的章程，没有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对学校的长远发展，办成百年名校是很不利的。就像蓝翔，经过举办者多年的奋斗，积累了一定声誉，可如今据媒体报道举办者把重心从办学逐渐转移到其他行业，以及闹出家庭纠纷，很可能让这所学校由此走下坡路。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学校就是举办者个人的，举办者出了问题，学校也会有问题。这无疑对所有学校，都有启示。要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不能寄望于举办者的英明，高度依赖某个个人，而必须建立可以让学校保持特色，长期传承的制度。民办学校的办学和教育事务不能就由举办者个人说了算，学校管理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也是增强学校风险防范能力的基本制度。眼下，蓝翔的举办者，不仅要处理个人的问题，更要思考蓝翔的制度建设。倒下一人，就死掉一校，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办学的悲剧，现代社会应该避免这样的悲剧。( 作者系知名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至少有四个特点。一是“杂”，五花八门，啥都写。二是“浅”，泛泛而谈，不深刻。三是“虚”，强调作者，突出个人。四是“邪”，赞美美国，贬斥中国。《南方都市报》屡次“认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明显不当。有一篇谈春节晚会的文章，也缀上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有必要吗？ 2011 年 05 月 23 日 ，新华网（记者赵超、徐博）《我国累计评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6.2 万人》： 2010 年，我国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２３日发布的《 201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 2010 年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已累计评选出 16.2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786 人。 2013 年 05 月 28 日 ，人民网《全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评选 16.7 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今日发布《 2012 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称，截至 2012 年底，全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评选出 16.7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286 人，累计选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200 多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100 多人。 2015 年 1 月 20 日 ，《北京日报》《 4914 人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为营造促进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激励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积极投身国家发展和建设事业，会议批准 4914 名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享受 2014 年政府特殊津贴，使人才的贡献和回报相匹配，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没有明确“教育问题专家”的评定标准。 第二、目前，中国大陆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权威机构。 第三、目前，中国法律未授权和许可新闻单位开展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业务。 第四、目前，南方都市报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资质。 第五、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国家权威机关发给的“专家”证书。 结论：《南方都市报》发表熊丙奇的文章后缀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属于荒唐行为。 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要再开涉嫌“沽名钓誉”的玩笑。丢人啊！ 建议全国新闻媒体以《南方都市报》随意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以上内容约 2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南方新闻网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明显不当
大庆商江 2015-1-16 04:17
南方新闻网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明显不当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说起“教育问题专家”，首先说“教育”“问题”“专家”三个词。 《现代汉语词典》第 564 页解释，教育：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教导，启发。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 1. 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 2. 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 3. 关键；重要之点。 4. 事故或意外。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教育问题专家”是复合名词。请问：谁能给““教育问题专家”下个定义。在没有弄清楚“教育问题专家”的内涵和外延之前，滥用“教育问题专家”是不够严肃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自称“教育问题专家”，在网络上传播以后或许误导了媒体。个别媒体或许真的相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教育问题专家”。玩笑开得过分了，产生了负面影响。 2013 年 3 月 4 日 ，南方新闻网《熊丙奇专栏 : 两会教育提案应有更多的“干货”》：两会已进入进行时，教育问题作为基本的民生问题，必然会有很多代表、委员建言、提案。回顾近年来的两会，笔者期望教育提案，要少些重复，多些“干货”———这也符合本届两会精简、高效的主题。近年来的两会教育提案，颇多重复——— 对于一些复杂的教育问题，反复提议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提案所涉建议早已在教育法律法规中有明文规定，这就不适合提案，而应该对有关部门进行质询、问责了。比如，不少委员代表提议义务教育学校要取消重点校、重点班，可 2006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不得设重点校、重点班，提案的目的是为了审议、立法，而法律早已确定，这提议就重复了，委员、代表需要做的是对《义务教育法》的执行情况进行质询。从这一角度出发，要让本届两会有更多的教育“干货”，一方面，委员代表应集中关注个别重大议案。比如怎样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当地升学问题 ( 即异地高考 ) ，虽然此前各地已经出台方案或者思路，但是，一直以来，笔者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应该由国家层面主导，应将其纳入立法程序，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讨论、审议，异地高考方案才能达成广泛共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地行政部门负责决策。可以预计，今年两会上，异地高考会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如果不是采取纳入立法程序的方式，对其的讨论，很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另一方面，委员代表应该努力促成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进行修订。我国在 2010 年颁布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了很多不错的改革措施，但是，落实这些改革措施都遭遇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为此，只有结合纲要提出的改革措施，修订现行教育法律法规，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客观而言，代表委员所提的改革建议，是很难超越三年前集全国之力，经过 100 多次座谈，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教育规划纲要》文本的，因此，要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和办学体制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将教改纲要变为教改法案。这是代表、委员的职责所在。这也对代表、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应该全面了解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现行法律法规，据笔者所知，虽然教改规划纲要颁布快到三年，可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纲要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包括一些高校的领导、教授在内。甚至有采访我的一些教育记者，居然还不知道有教改规划纲要这回事。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教育问题，就会变为“零起点”，大家以为自己发现了教育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而这些早进入了纲要。这只会折腾精力，而对教育问题的解决不利。而且，有关部门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会如释重负———“我们早就发现了”。其次，应该让质询、问责的力量强大起来。两会有两大功能，一是立法 ( 制订预算 ) ，二是监督、质询，尤其是后者，这会让两会的作用更明显。对于教育改革和发展来说，代表、委员，应监督教育法律部法规的执行情况。比如，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应该在 2000 年就达到 G D P 的 4% ，可直到 2012 年才达到，这就是代表、委员坚持不懈质询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表明，质询的力量还不够大，使得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太漫长，导致教育欠债过大，严重影响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假如本届两会，代表委员能做到以上两点，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干货”，对深入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起到实质的推进作用。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南方新闻网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明显不当。 第一、目前，中国大陆没有明确“教育问题专家”的评定标准。 第二、目前，中国大陆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权威机构。 第三、目前，中国法律未授权和许可新闻单位开展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业务。 第四、目前，南方新闻网没有鉴定“教育问题专家”的资质。 结论：南方新闻网发表熊丙奇的文章《两会教育提案应有更多的“干货”》后缀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明显不当。 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要再开涉嫌“沽名钓誉”的玩笑。 建议全国新闻媒体以南方新闻网随意认定 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的大脑有问题吗？
大庆商江 2014-12-24 11:20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的大脑有问题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4 年 7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作者：熊丙奇系教育问题专家 ) 《中国大学为何难获得企业家的捐赠？》：我国大学相比世界一流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很不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 ( 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 ) ，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就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国外大学，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有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等。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不会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中国科研经费只有 40% 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大学缺钱，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紧缺的经费吗？ 【注：作者泛称“国外大学”，没说是美国还是朝鲜或是南非，（有的国家或许没有大学）瞎说一气，如此崇洋媚外不可取。】 读完以上文字，我不想过问《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授予熊丙奇“教育问题专家”称谓。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记者吕澜希）《“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 我怀疑“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的大脑大概有问题。主要理由是： 第一、国家立法规定了大学经费来源渠道 教育是公益事业，高等教育需要经费。高等学校的经费应当有稳定的来源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公布，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第七章　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第六十条　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举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第六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得抽回其投入的办学资金。第六十二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年人均教育成本，规定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办法，作为举办者和高等学校筹措办学经费的基本依据。 第二、各级政府财政依法为大学拨付教育经费 如果没有教育经费保障，教育事业发展就会使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0364.72 亿元，比上年的 27695.97 亿元增长 9.64%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 24488.22 亿元，比上年的 22236.23 亿元增长 10.13% 。 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 21405.67 亿元，比上年的 20314.17 亿元增长 5.37% 。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 3883.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 。据统计， 2013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568845.2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4.30% ，比上年的 4.28% 增加了 0.02 个百分点。 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 140212.1 亿元的比例为 15.27% ，比上年的 16.13% 降低了 0.86 个百分点。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15591.72 元，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 7899.07 元。 由于有可靠的经费保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46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4.5% 。 第三、大学积极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捐赠必须依法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1999 年 6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9 年 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九号公布，自 199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条　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第四条　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第五条　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 2014 年 09 月 20 日 ，新华网《 2013 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近千亿 网络捐赠受欢迎》： 20 日上午，《 2013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发布，《报告》显示， 2013 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 989.42 亿元，居近三年来捐赠规模之最，占同年 GDP 的 0.17% ，比 2012 年增加 172.09 亿元，同比增长 21.06% 。 2013 年，接收捐赠中，医疗健康和教育领域最受关注。教育领域一直是接收捐赠的重要领域， 2010 年至 2013 年，每年接收的捐赠额度均占同年捐赠总额的 25% 以上，尤其是 2013 年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占 27.8% 。其中，高等教育捐赠最受欢迎，占教育领域捐赠总额的 50.49% 。 第四、高等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 1996 年 12 月 16 日 ，国家三部委发布《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教财 101 号）第三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第四条 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可以有所区别。教育培养成本包括以下项目：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校办产业支出等非正常办学费用支出。第五条 学费占年生均教育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作出原则规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 25% 。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布调整到位。 2014 年 8 月 18 日 ，财新网《 2014 大学学费上涨 2000 年以来各省首次大规模调整高校学费标准》： 1999 年 9 月，国家教育部针对当年少数地方和高等学校发生的高收费、乱收费甚至“双轨”收费的现象，下发了《关于 2000 年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对上述现象明令予以禁止，并指出，高等学校的学费占其年生均日常运行费用的比例按 25% 掌握。此后的 2000 年，各省财政厅、物价局、教育厅陆续联合下发通知，调整各省的普通高等院校收费标准。 2001 年，教育部、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高等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一律稳定在 2000 年的水平，不得提高”。此后多年，“学费稳定在 2000 年水平”的要求，在教育部下发的通知文件里被反复重申。近期，国内先后有多个省份调整了普通高校的学费标准。 第五、国家对高等教育贫困学生实施资助 2014 年 08 月 26 日 ，中国新闻网《教育部： 2013 年中国学生累计资助总额 1185 亿 增 5%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布 2013 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报告称， 2013 年全国学前教育 ( 幼儿 ) 、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学生累计资助金额 1185.15 亿元 ( 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营养改善计划资助资金 ) ， 比上年增加 59.07 亿元，增幅 5.25% 。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情况： 2013 年，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类政策措施共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3724.07 万人次，资助总金额 574.11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26.28 亿元。 其中：各类奖学金共奖励全国普通高校学生 772.10 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29.37% ，比 2012 年增加 6.18 万人；奖励金额 140.37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8.69 亿元。各类助学金共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 708.48 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26.95% ，比 2012 年增加 15.36 万人；资助金额 168.16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8.50 亿元。金融机构为本专科生、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 264.85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40 万人，发放金额 149.84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0.81 亿元。师范生免费与补助资助 8.02 万人，资助金额 6.61 亿元。全国高校学生赴基层就业享受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5.04 万人，资助金额 7.10 亿元。全国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享受国家资助 5.30 万人，资助金额 6.50 亿元。退役士兵考入普通高校享受学费资助 3930 人，资助金额 1920 万元。大学新生入学资助 18.56 万人，资助金额 1.22 亿元。特殊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其他资助项目总计资助 1609.95 万人次，资助总金额 67.95 亿元。此外， 2013 年秋季学期，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本、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74.25 万人，占当年本、专科新生总人数的 10.40% 。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几乎包罗万象。举全民之力办教育，仍觉得力不从心。 教育问题浩若繁星。动员全社会解决教育问题，仍不能如愿以偿。 教育问题星罗棋布。研究教育问题的人，常常觉得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教育问题变化无穷。一个人毕生只研究一个教育问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一个人试图解答所有的教育问题，不是大智若愚，而是愚蠢至极。 一个人梦想成为“教育问题专家”，无异于行尸走肉，废物一块。 个别媒体慷慨授予某人“教育问题专家”称谓，几乎是对当事人的极大蔑视和嘲弄。 中国教育界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教育经费问题。因为隔行如隔山。聪明人懂得扬长避短。有文化的人一般不会鲁班门前摆弄斧头，也不会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菜刀）。一日三餐的人们一般不会把副食当成主食。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们一般不指望乞讨度日。自家过日子一般不惦记别人家的锅里有什么饭菜。 Not your coffee or tea. 所谓“教育专家”侈谈教育经费问题或许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腿肚子上号脉，穴位不对。无知与愚昧相连，骄傲与狂妄并存。 熊丙奇（不止一个人）可能把与教育相关的财政问题误认为是教育问题。因而难以对症下药。庸医误诊相当于夺命。 有人（ 不止一个人 ）以中国高等学校捐赠为借口，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和成就，贩卖所谓“现代大学制度”，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大约 4000 字以内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主流媒体别闹：熊丙奇或许不愿意当“教育问题专家”！
大庆商江 2014-12-22 13:28
主流媒体别闹：熊丙奇或许不愿意当“教育问题专家”！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不知从何时起，不只是谁带的头，有的媒体（未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把某种称号（称谓）强加给别人。令人不能愉快接受。（当事人或许没有能力辟谣，也不便当众驳斥媒体，很尴尬。很无奈。）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写过一本书《大学有问题》天地出版社 ISBN:9787806248416 ）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竟然被某媒体“诬陷”为“教育问题专家”，好比戴上了一顶“屎盔子”。这或许使熊丙奇“臭名远扬”甚至“臭名昭著”。 “教育专家”是褒义词，“教育问题专家”或许是贬义词。 2008 年 03 月 03 日 ，《中国青年报》《教育问题专家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在我看来，整个高等教育的很多荒谬来源于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在刚刚举行的《深入推进教育公平》 2008 版教育蓝皮书新书发布会上，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结合近年来，尤其是 2007 年发生的相关教育事件，针对高校行政化问题做了主题发言。 2009 年 08 月 06 日 ，新华网主页 - 新华视频《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 : 解读大学生实习难》： 非常道，非常人物，非常观点。现在就业形势不好，暑假期间，实习自然就成了在校大学生们的重头戏。不过在这过程中，不少大学生无奈地感叹：如今找到一个好的实习机会，也不比就业容易多少。在大学校园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实习难和就业难一样，已经成了大学生们关心的焦点。本期《非常道》，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就来解读大学生的实习难现象。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天府早报》《“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我们应该有成千上万个韩寒》：他是一个被套了“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之名的业余教育研究者，因所写文章只谈教育，故而成为“专”家。昨日下午，在蓉城的一场公益讲座上，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把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比作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其治愈。“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 2014 年 8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熊丙奇：“大学生不如农民工”背后的教育困境》：摘要：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熊丙奇是教育问题专家？多么令人讨厌的称号！ “教育问题专家”虽然简单，只有 6 个字，但是，内涵和外延都有“小复杂”。 《现代汉语词典》第 564 页解释教育：①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②教导，启发。 可以看出来，教育的概念，内涵比较深，几乎深不可测，并且有分支歧义。外延比较广。几乎铺天盖地，浩瀚无垠。 《百度百科》解释：问题，基本解释： 1. 要求回答或解答的。例句：这类问题不好答复。 2. 需要解决的矛盾、疑难。 例句：他们争论的问题本来是微不足道的。 3. 事故；麻烦。 例句：他们那里老出问题。 4. 关键；要点。例句：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5. 欠思考、不易被接受。例句：这人头脑是不是有问题。 《百度百科》解释：专家：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 什么叫“教育问题”？或许媒体也下不了定义。一团浆糊。一片混沌。 想说清楚教育问题？没那么容易！ 什么叫“教育专家”？或许没有人界定。但是或许有人自以为是。 相当教育专家，没那么简单！ 2014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陆生脱尘）《歇歇吧，教育专家们》：当举国上下都在不满教育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分析透彻为什么人们会不满、现行教育制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怎样的新型教育才算符合中国土壤的情况下，就开始嚷嚷要改，要向素质教育开进。这是不是有些急功近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根在哪里，所以不知道病在哪里，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谁写文章，证明他已经知道了。 什么叫“教育问题专家”？互联网上或许找不到答案。 2013 年 10 月 27 日 ，《光明日报》（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 ）《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你也许想不到，“教育问题”涉及国家和领土地域。“教育问题专家”涉及阶级立场和观点。 希望有的人不要把教育问题当做抹黑国家的画笔，随意涂鸦。 “教育问题专家”至少有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种：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人。 第二种：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发现教育问题的人。 第三种：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制造教育问题的人。 第四种：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人。 第五种： 所谓“教育问题专家”是鼓吹教育问题的人。 “教育问题专家” 熊丙奇是哪种人呢？目前尚无定论。 熊丙奇或许愿意当 “教育专家”。但是， 熊丙奇或许不愿意当 “教育问题专家”。 建议主流媒体在使用人物名称冠词时，慎重一些为好。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更多...

京ICP备16021002号-2 京B2-20170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 知识产权保护声明   免责及隐私声明

GMT+8, 2025-12-24 1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