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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劳务经济是目前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占61%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巨大，西部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作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到2006年末，累计转移输出劳动力奶35万人，占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26.65%。本文利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户和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在就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增收及改善家庭福利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0-2007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就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西部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制度设计，促进西部农村居民持续增收提供有益的启示与政策依据。
二、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迁移，学者们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异常活跃，但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个人及流入地的影响方面，在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方面，研究相对不足。Rozelle et dl1（1999）通过对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面而且显著的；另一方面，劳动力迁移虽然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但外出劳动力给家中的汇款却增加了家庭的资金。国内学者杜鹰等（1997）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与家庭利益最大化相联系的经济行为；李实（199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业生产率、转化农业结构及直接、间接提高外出务工户家庭收入水平，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具有积极的作用；白南生等（2002）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在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1999年，外出3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每月寄回或带回家庭的现金为298元；都阳和朴之水（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改善家庭贫困状况是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动机，劳动力外出对增加家庭收入，缓解家庭贫困有积极影响，已经成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重要方式；胡苏云、王振（2004）认为，劳动力外出就业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杜鹏、李一男（2007）认为，外出务工农户通过寄钱回家，对改善家庭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柳建平、张永丽（2009）通过对甘肃10个样本村调查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作用。
三、调查总览
（一）调查简要
2010年初，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以随机入户访谈的形式对西部除西藏、四川外10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共完成问卷3200份，有效问卷2990份，涉及289个村庄，2990个样本家庭，其中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1990户，无外出劳动力的农户1090户，被调查总人口数13910人，劳动力人口9022人，其中外出务工者3514人，占被调查劳动力人口的38.95%，有外出回流劳动力的家庭704户，占被调查家庭总户数的23.55%。在被调查的2990个样本家庭中，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标准693元的贫困家庭有1128个，其中无外出务工家庭584个，有外出务工家庭544个，涉及贫困人口5200人，平均贫困发生率为37.4%。其中无外出务工户2590人，占无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52.4%，有外出务工户2610人，占有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29.1%。
以上数据表明，无外出务工家庭被调查人口中有半数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程度较为严重，有外出务工家庭贫困发生率低于样本平均贫困发生率。可见，外出务工对缓解家庭贫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的影响
在支出方面，有外出务工户的支出率为52.56%，远低于无外出务工户75.66%的水平，但其家庭平均支出额比无外出务工户高3192元。前者说明有外出务工户的收入除满足家庭基本支出外尚有部分盈余，无外出务工户的收入在维持家庭基本支出后盈余较少；后者说明家庭收入是家庭支出的基础，提高家庭支出必须以家庭收入的增长为前提。从支出结构看，有无外出务工户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均是生活支出，分别为42.73%和33.08%，但有外出务工户生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无外出务工户高9.65%。前者表明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性支出；后者一方面表明，农民生活消费的高低与农民收入高度相关，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说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增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改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有无外出务工户教育支出在支出结构中所占比重基本一致，比重分别为25.73%和26.87%，但有外出务工户年均教育支出额比无外出务工户高684.3元。前者表明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而言仍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后者表明，有外出务工户对子女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后代的自我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子女未来的发展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潜在影响。从农业投入看，有外出务工户的农业投入比重及农业投入额分别比无外出务工户低6.74个百分点和219.5元，这与有外出务工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度显著低于无外出务工户有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福利的影响
四、西部农村居民纯收入及劳务收入变动的描述性分析
（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劳务收入逐年增长
图1显示，2000-2007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加，由2000年的1632.31元从增加到2007年的3003.89元／人，增加了1371.58元，年均增加175.94元，年均增长率达12.00%；图2显示，2000-2007年，西部农村居民劳务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160.07元／人增加到2007年的491.93元／人，增加了331.86元，年均增长47.41元，年均增长率达29.62%。
（一）影响因素及研究假设
1.劳动力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劳务收入已成为西部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正相关。
2.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与基础，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提供保障。为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正相关。
3.农村固定资本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为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固定资本投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正相关。
4.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通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促进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农民增收。为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正相关。
5.农村人力资本。农村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竞争力和获取劳务收入能力，而且影响从事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获取农业收入的能力。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正相关。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1.理论模型。根据上述假设，本文设置如下模型：
I＝f（LY，FAl，GR，UR，HC） （1）
式（1）中，I、LY、FAI、GR、UR及HC分别表示农村居民纯收入、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本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及农村人力资本。
对式（1）两边分别取自然对数可得：
式（2）中为εi，t随机扰动项，i表示西部地区各省际单位编号，t＝1，2，3…T表示年份。
本文使用2001-2007年我国除西藏、四川外西部10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三种：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用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面板数据的散点图中，对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截距是不同的，可以用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的方法估计回归参数，即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固定效用模型又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时刻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假定劳动力流动、城镇化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即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t＝2001，2002，…，2007；W1，W2，…，W10为对应的10个省际单位加入的虚拟变量；此外，在固定效应模型中采用虚拟变量的原因是解释被解释变量的信息不够完整，也可以通过对误差项的分解来描述这种信息的缺失，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相比，相当于将固定效应模型中的截距项看成截面随机误差项和时间随机误差项，如果这两个随机误差项都服从正态分布，对模型估计时就能节省自由度。本文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2.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农村居民收入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劳动力流动可用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表示，但由于缺乏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用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收入，即劳务收入表示；农村资本投入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表示；经济增长用人均GDP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用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其中，劳务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及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来自2002-2008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来自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化率数据来自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由于《西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西藏的城镇化率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四川的城镇化率数据可得性差，在分析中剔除了西藏和四川。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考察劳务经济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考虑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分五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3。
从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308，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西部地区农民劳务收入每增加1%，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0.038%。模型（2）的结果显示，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及农村人力资本均呈正相关关系，并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从影响系数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农村人力资本和劳务经济发展。模型（3）的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影响效果看，西部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高于劳动力流动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模型（4）的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劳动力流动、西部经济发展及农村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影响效果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于劳动力流动及农村人力资本。模型（5）的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入、经济增长和农村人力资本与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正相关，且分别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检验；从影响效应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及农村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的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未能通过t检验，其可能的解释是，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与全国及其他区域比较，城镇化整体水平较低，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模型（3）一（5）均显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大于其他影响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劳务经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同时，切实加快西部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是实现西部地区农民持续增收，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久增长的关键。
六、结 论
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家庭福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资源禀赋较好且具有劳务经济基础的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民增收及反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0年以来，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人均劳务收入逐年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劳务收入在工资收入中所占比重及农村居民劳务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劳动力流动对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作用最显著。因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劳务经济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村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尤其要切实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以实现西部地区农民持续增收，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久增长。
作者简介：蒲艳萍（1965-），女，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400044），教授。研究方向：财政与金融，产业经济学。
作者：蒲艳萍 来源：《财经科学》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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