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经典著作推荐频道”

强烈推荐《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多看几次，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有电子版吗？

不错

制度与行为经济学（The Institutional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本书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阿兰·斯密德（AllanA.schmid）博士的最新力作。作者以非凡的勇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扩大了人们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认识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新颖的观点。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对行为经济学、制度与组织的分析，又有人类相互依赖的根源、方法论、市场、技术与增长及劳动制度的阐述，更有对宏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变迁分析的展望。作者从信息不完全性，有限理性等假设入手，采用其建立的独特的研究制度与绩效之间关系的范式——SSP范式，即状态 —结构—绩效范式，并把它作为一个通用范式的应用到政治制度、宏观经济制度、劳动力制度、技术制度等方面，为开展制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制度框架。作者不仅构造出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采用了大量的案例分析，案例包括了一些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制度分析，因此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可能倍感亲切。

作者：

[美]阿兰·斯密德

阿兰·斯密德（AllanA.schmid）：生于1935年，1959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1964年、1964—1968年分别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68年以来，为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提出了状态—结构—绩效分析范式。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8部，代表作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中文版于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行为与制度经济学》：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国会和农业部等的顾问或者咨询专家。

点　评 　　制度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制度则还是比较新的学问。研究制度将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宏观的方面，比如研究宪法、道德和文化。另外发展方向就是更微观的方面，即行为经济学。根据阿兰·斯密德的解释，制度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的。只有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过程作全面研究，我们才能对制度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本书既讨论国家，市场，宪法等问题，也讨论刺激，信仰，暗示等心理过程，在中间层还研究交易费用，囚徒困境，环境保护等等。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制度科学的进一步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制度究竟是如何起源的？这一问题一直就困扰着制度经济学家。斯密德在这本前沿著作中初步给出可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他认为，制度研究必须引入心理学基础，从制度结构、当事人行为、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探求制度的起源和演化。为此，斯密德给出可一个制度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这本书代表了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探索，诺思、维特、威廉姆森等代表人物近来纷纷转向这一领域，足见作者高屋建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业安 　　心理行为层面的讨论及立宪性秩序层面的讨论，应当是推进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基本点，制度经济学的最前沿进展也基本体现在这两个层面的讨论上。而本书则把这两个层面的讨论融合在一起，构建了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框架，有志于进入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读者，确实应该首先读一读这本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唐寿宁

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其时，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篇幅不大，却足以同《国富论》、《纯粹经济学要义》媲美。由于该书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故而门格尔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此次重新编辑出版门格尔的这部经典代表作，即旨在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一睹门格尔早期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知识、时间、不确定性。透过《国民经济学原理》的文字表述，读者看到的会是门格尔超越时代的洞见。本书为“Century Library”（世纪文库）丛书之一。

导言 序言 第一章 财货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财货的本质 第二节 财货的因果关系 第三节 在财货性质上支配着财货的规律 第四节 时间——谬误 第五节 人类福利增进的原因 第六节 财货所有 第二章 经济与经济财货 第一节 人类的需求 第二节 能支配的财货数量 第三节 人类经济的起源与经济财货 第四节 财产 第三章 价值的理论 第一节 财货价值的本质与起源 第二节 财货价值之最根本的尺度 第三节 规定着高级财货价值的规律 第四章 交换的理论 第一节 经济交换的基础 第二节 经济交换的界限 第五章 价格的理论 第一节 孤立交换的价格形成 第二节 垄断交易的价格形成 第三节 双方竞争时的价格形成与财货分配 第六章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第一节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本质 第二节 财货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 第三节 财货价值经济重点的变化 第七章 商品的理论 第一节 通俗意义及科学意义的商品概念 第二节 商品的销售力 第八章 货币的理论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起源 第二节 各国及各时代所特有的货币 第三节 作为“价格尺度”及交换品储备之最经济形态的货币 第四节 铸币 译名对照表 附录 卡尔·门格尔及奥地利经济学之基础

门格尔 Carl Menger (1840～1921) 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一个贵族世家,父为律师。1859和1860年,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学习法律。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后从事新闻事业，供职于奥地利内阁新闻局。这时他经常写一些有关市场的报道，对价格理论产生了兴趣。1872年任维也纳大学讲师，次年又升为教授。1876～1878年，任奥国皇太子经济学和统计学教师。1879年返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92年曾参加奥国币制改革的讨论和币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1900年被选为奥匈帝国议会上议院终身议员。1903年辞去教授职务，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 　　主要著作　有《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1883）、《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等。他还写了不少关于货币改革的文章和备忘录。 　　方法论　门格尔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一书中，全面批判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由此引起了德奥两国庸俗经济学流派之间关于方法论的长期激烈的争论。他反对历史学派只注重研究经济史、经济政策从而导致否定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的“历史归纳法”，主张继承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并借以建立“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他企图从个人心理动机和孤立的个体经济出发，阐明社会经济的“永久性、一般性、普遍性”规律，实际是抛开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以虚构的主观心理规律来否定和代替客观经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性和“永恒”性。 　　经济理论　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庸俗经济理论。他提出理论经济学应当研究“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亦即人与物在消费中的心理反映关系。他从人对财货的满足欲望从而对人的生命和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的评价中引出价值，并由此论述了主观价值论的基本观点。照他的意， 人们认识到自己所支配的一定量财货对于满足欲望具有一定意义,该财货便获得了价值;一切财货的价值都不过是它们在人的欲望满足上所具有的意义的显现；价值 的大小是由财货满足欲望意义的大小决定的。他强调财货价值的本质和尺度都纯粹是主观的，极力否认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同商品价值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价值既不是财货本身的属性,也不能独立存在,而是人对财货满足欲望的意义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他沿袭德国庸俗经济学家H.H.戈森（1810～1858）的观点，即人的欲望强度随着欲望的逐步满足而递减，说明财货的价值是由该财货所能满足的各种欲望中“最小、最不迫切的欲望”所具有的意义决定的。当时他虽然尚未使用“边际效用”一词，但已表达了它的基本含义,这个词是后来由他的学生F.von维塞尔首先提出和使用的。门格尔把财货划分为不同等级，消费资料为低级财货，生产消费资料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利用、资本利用、劳动力、企业家的活动等为高级（第二、第三、第四、……级）财货。他认为，高级财货的价值由它们将要生产出来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高级财货总体的价值减去其中生产技术要素（机器、工具等）的价值后的差额，构成土地利用、资本利用和劳动力的价值；这几种高级财货价值的大小，分别由人们因拥有或缺少它们所实现的欲望满足的意义的差额决定；地租、利息、工资分别是由这几种高级财货的价值所决定的价格。因此在他看来，地租、利息、工资也和低级财货即消费资料的价值一样，是由欲望强度和主观评价决定的，也都是主观心理范畴。 　　门格尔完全从主观心理感觉来解释价值、地租、利息、利润等，目的在于否定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掩盖地租、利息、利润的剥削本质。他的这种庸俗理论，后来为其门徒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等人所继承和发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6 23:54:33编辑过]

门格尔，卡尔（1840一1921年）

卡伦·I·沃思（Karen I. Vaughn）

卡尔·门格尔同W·S·杰文斯（W. S. Jevons）和里昂·瓦尔拉（Leon Walras）一起，是以边际效用分析的共同创立人之一而著名于世。由于这点，他可以算作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也被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在他的著作之后的一个世纪开创了经济思想的别具风格的传统。

门格尔出生于加利齐龙的纽—桑迪兹，这地方原是奥地利的一部分，后来划归波兰。他的前辈大多是文官或武官。门格尔的父亲是位律师，卡尔起初在维也纳大学（1859—1860年），后来在布拉格大学（1860—1863年）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他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便开始新闻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在伦贝格和维也纳工作，当时他的主要兴趣是奥地利的经济和财政问题。1871年，门格尔进入奥地利行政部门。1871年是他的处女作德文版《经济学原理》问世的一年，此书后来以同名译成英文版。他提交这本著作谋取维也纳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系的任教资格。结果，他成为一位“无薪大学教师”，并辞去行政部门的职务。1873年，他被委任为特聘教授，开始了他的漫长而十分成功的学术生涯。1876年，门格尔被任命为奥地利鲁道夫（Rudolf）王储的家庭教师，并用了两年的时间随从王储旅行了德国、法国、瑞士和不列颠诸岛。回国后，他重新执教，1879年他担任了政治经济系主任。他任教到1903年，那年63岁，便过早的退了休，集中精力完成他从《经济学原理》开始的论文撰写。1921年，在他过了8l岁生日后的第3天，辞别了人间，他的研究计划仍未完成。他有一个儿子卡尔（Karl）继续从事他的事业。

《经济学原理》

当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时，他31岁，是位新闻记者，当时委派他采访受人尊敬的奥地利行政机构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几位传记作家说，在门格尔当新闻记者的年代中，就渐渐对经济学感兴趣，因为他觉察到，当时的经济理论似乎解释不了当时的经济事件，他因此想亲自找出经济学法则。从《经济学原理》的内容来看，显然，门格尔在学生时期对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决非浅尝辄止。他一定深入和广泛地阅读了经济学说史，因为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引用了范围很广的较早期的思想家论述的经济问题。他们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中世纪学者杜尔哥（Turgot），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德国历史学家以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门格尔通晓经济思想史可以从他一生收藏的丰富图书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收藏的经济思想的多数主要著作中有他作过深入研究的印记得到佐证。

门格尔的明确目的是想说明他的价值论能够以统一的方式满意地解决以往思想家提出的所有经济理论问题。他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劳动价值论，他认为该理论用来解释价值和价格不仅不正确，而且也不能按要素价格本身的条件对要素价格作出统一的解释。不过，门格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澄清关于价值的谬论，澄清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换是等量价值交换的错误观点，资本本身是生产性的错误观点，以及澄清货币必须根据有别于其他物品的原理进行解释的概念。事实上，《经济学原理》的每一章都包含驳斥某些早期的学说，或其他需要正确的价值理论去阐明的学说。

门格尔撰写该书部分是为了针对古典经济学，也是针对德国的学者，他们一方面拒绝古典经济学，一方面也整个拒绝人们能够对经济现象提出科学理论的观念。然而，从门格尔的分析方法出发是不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所以，他的部分目的便是向德国经济史学家解释，科学的经济理论是可能的，同经验的现实是可以相符的。为此，门格尔“怀着尊敬心清”将《经济学原理》奉献给德国老历史学派的重要人物D·威廉·罗雪尔（D．Wilhelm Roscher）。

在门格尔看来，使经济学统一的中心原理是价值现象。只有解释了价值源泉，才能理解价值的一切具体表象。但是，为了建立适当的价值理论，门格尔必须准备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对门格尔来说，这意味他的书要花头两章的篇幅（62页，书主体部分的1/4），详尽讨论商品，尤其是经济商品的含义。虽然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似乎过于详细，但门格尔作为一位革新者，希望在建立他的理论的坚实基础时不把任何东西视为当然。在人们能够理解经济价值的真正含义之前，必须从有用物品的概念，转到商品概念，转到经济商品的概念。既然所有经济理论都离不开这个概念，他必然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读者能理解论证的每个步骤。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可看到门格尔研究经济理论的特殊方法。“一切事物都受制于因果法则”（《经济学原理》第51页）。经济理论是发现和解释事物和人类价值之间因果关系的实际运用。因此，他开门见山地说，世界上有许多有用的东西，但使有用的东西具有“商品特征”，人们必须（1）认识该商品及其满足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2）具有使物品满足需要的力量。（门格尔指出，商品可以是具体的东西，或者可以是无形的关系，例如商号、版权，或商誉，这是个非常现代化的见解。）在门格尔写作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基调：人必须拥有知识和力量。经济生活是环绕获得知识和力量而建立的；物品和满足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技术生产关系的知识，贸易机会的知识，“经济”价格的知识，商品质量的知识，以及最佳运用人的知识的力量。

商品之间因果联系的知识使人们能够按照它们满足需要的关系排列商品。有直接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商品（消费品），门格尔称之为“一阶商品”。通过补充性商品能转换成一阶商品的，间接满足需要的商品，门格尔称之为“较高阶商品”（投入品）。而且，较高阶商品不以自身衡量其价值，而是从一阶商品获得它们的“商品特征”，这个见解后来使门格尔形成对劳动价值论批驳的基础。

在第一章建立了一般商品的概念之后，门格尔继续在第二章解释经济商品的概念。门格尔关于经济商品的定义对现代读者是完全熟悉的；但门格尔论证他的论点的方法却为人鲜知。门格尔将人们的严格的经济化活动看成发生于随着时间推移的全面计划而活动的过程。他提出，人们必须估计他们对各种商品的需要，同时估计在特定时期实现他们的消费计划所可能得到的商品数量。门格尔把他们所估计的需要称为“必需品”，这一概念尚无现代词汇与之对应，虽然施蒂格勒（Stigler，1941年，第140页）曾认为，必需品是足以使边际效用达到零的商品的数量（人们能够合理消费的所有经济商品）。因此，经济商品便是其可得数量少于人们所需的商品。

必需品的概念对于门格尔的论证是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他便能够讨论人们怎样获得关于必需品及商品数量的信息，以及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怎样计划消费。在这个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门格尔并没有假设已知的效用函数在固定的约束条件下达到最大化。虽然他最终从字面上解释了同标准模型相一致的经济化行为，但门格尔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怎样设法估计他们随时间推移的必需品，以及他们怎样计划去满足。他们的计划活动不仅要求他们要估计以目前嗜好和偏好为基础的未来需要，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会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且，他们的计划活动也包含改变可得商品数量的计划。因而，计划既是生产计划，也是消费计划。只有确定了随时间推移的人类计划的重要性之后，他才能在已知资源约束限度内就最大化满足这一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化行为展开讨论。

所以，对门格尔来说，经济化是个两步骤的过程，第一步在一已知未来不确定情况下估计其可能需要，收集商品可能获得量的信息，然后制订满足人们的必需品的一般计划，第二步才是实际上的经济化，它是以某一时刻最后的实际需要和可得数量为基础的。

门格尔关于经济商品的讨论具有丰富的相互联系的见解。在这一章中，他说明了非经济商品怎样变成经济商品（通过人口增长，人类需要增长，随着文明进步的知识进步一阐述了公共商品（商品），从一般意义上是经济商品，但以人们将其当成非经济商品这一方式提供的），同时说明了私有财产的起源和作用（保护富人所有的经济商品不受无产者的掠夺）。只有财产“才有可能实际解决由于对所有经济商品的需求和可得数量之间的距离而必然在我们中间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原理》第97页）。这章还讨论了不同商品质量的经济含义。他把讨论经济商品的部分篇幅用于讨论个人财富——属个人支配的经济商品的全部总和——的性质，以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国民财富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只能准确地描写为“通过交往和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财富”（《经济学原理》第112页）。

最后，在完成详细的基本工作之后，门格尔在第3章展开了他的价值理论。由于门格尔的彻底的主观价值概念，他一直被称为“心理学派”的成员。然而，这个主观价值观不是像杰文斯那样的主观效用论。商品之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向个人提供各种数量的效用，而是因为它们提供各种对各个人有不同层次意义的用途。这个差别对读者似乎是小的，但对理解价值的估定过程，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差别。“价值对我们是重要的……当取得个别商品或一批数量商品时，我们意识到为满足我们的需要，有赖于对它们的支配”（《经济学原理》第115页）。价值是人们对商品重要性作出的评价，它依附于商品的具体单位，而不依附于抽象效用。价值论的问题在于解释不同商品间价值的差别。

门格尔分两个阶段展开它的价值论。首先，他使用数字图表，说明人们为满足特定需要而热衷获得更多的商品的这一要求，将随着更多的商品的获得而下降；另外，他把获得递增数量的各种商品同相联系的递减的满足相比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完全满足了他对食品的愿望后，他会满足例如他对雪茄烟的某些愿望。事实上，门格尔的表格是戈森（Gossen）的第一和第二法则的生动例子。门格尔使用数字也许给人印象，即他把效用解释成一种基本的可知的数量。然而，这个印象会立即消散，因为他指出，他的图表仅仅说明一般的心理原则，不意味要在字面上接受它。而且，他解释道，他的图表只描写估值的特殊情况——单一商品提供单一满足的情况。更重要的情况——单一商品有多种用途——则更为复杂，要求更多的讨论。有趣的是，惟有从下面更复杂的例子出发，他才清楚地陈述了边际价值递减的原理。

当某种商品，例如若干袋粮食或若干桶水，能用于许多不同用途时，头一批商品将用于该商品的最重要的用途，继后的商品则投放于愈来愈不重要的用途。门格尔于是总结说，任何一袋粮食的价值相等于同最不重要的用途相联系的满足，如果某一袋粮食给取走，它的最小用途也将得不到满足，这样表述的边际效用递减完全没用数学的比喻。

门格尔从他的价值论中立即得出两个含义：（1）关于宝石一水的悖论容易得到解决，因为已知它们的有关数量，边际单位的水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用途，而边际单位的稀少宝石有很重要的满足愿望，（2）劳动价值论明显不正确。

“因而，商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或其他商品的数量，也不是商品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数量，而是我们意识的有赖于所支配的商品所获得的满足的重要性的大小。这个价值决定原则是普遍有效的，而且在人类经济中找不到例外情况”（《经济学原理》第145页）。

这一看法是门格尔的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含义之——较高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相应的较低阶商品的预期价值。事实上，一个投入品的价值相等于如果该投入品不可使用时会放弃的满足。注意，这与其说是要素价值的边际生产率论，不如说是完全同他的主观价值论相一致的“边际效用产品”论。

尽管门格尔对较高阶商品的价值有这些评论，他并未建立现代意义的生产理论。但是，他观察到，如果全部生产及时发生，而且所使用的商品的阶次愈高，那么，所获得的最终满足总是愈遥远。人们能够增加产量的惟一途径是“延长他们有远见的活动时期，在这期间必须以他们进步到更高价商品的相同程度去拓展他们的活动”（《经济学原理》第 153页）。这个建议便是庞巴维克（Bǒhm-Bawerk）建立他的生产期理论的基础，该理论曾引起19世纪末一场大争论。门格尔还指出，经济进步的限度是人们对同一满足的评价目前大于将来的程度。后者被奥地利经济学家称为“时间偏好”。门格尔相信这是人们持续的和有限的寿命的结果。没有时间偏好，人们会预期无限的资本积累。注意，时间偏好是对于资本积累为什么有限度的解释，而不是对资本为什么要积累的解释。

门格尔最闻名的是他的价值理论及其高阶商品的含义。他的交换和价格理论不那么出名，也未受到高度重视。这令人遗憾，因为价值理论之后的几章同样在经济学上有着丰富的见解，值得现代读者密切注意。可预料，门格尔的交换理论是从他的价值论推导出的。他的出发点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这段论述：人们具有“实物交易，易货交易以及一物交换另一物的倾向”，门格尔认为这一论述站不住脚，因为它并未解释人们从事的具体交易，也未说明人们交易活动的限度。人们做交易不是因为有这样做的倾向，而是因为有改善他们福利的理性愿望。人们寻求贸易机会是为了以较小价值的东西交换有更高价值的东西，因而，交易对贸易双方的价值都是生产性的。经济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贸易的限度，当双方都不再坚持获益时，便达到限度。

虽然门格尔的贸易理论相当规范，但他关于在有限的贸易中交易成本重要性的最新讨论却不那么规范。这些“交换的经济损失”（《经济学原理》第189页）之产生，是因为人们和他们的占有物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分离的，他们必须要凑在一起贸易才发生。有时，这些经济损失很大，使得潜在的生产性交易始终不能发生。市场中介（包括企业家）的作用是通过更新知识和改善市场组织，减少贸易的经济损失。企业家将潜在的贸易者带到一起，中介者的收入来源是他的活动带来的满足的所得。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市场“中介人”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在50年代再次为人们发觉。

门格尔的交易理论导致他发展他的价格理论。这一章实质上触及了目前价格理论中标准的命题，但它以独特的方式提出。在这章的开头，门格尔便说，同某些较早期思想家的信念相反，价格不是交换的基本特征。虽然价格可以直接观察到，它却是交换的真正基本特征即贸易的效用利益的派生物。价格仅仅是“各个人经济之间的经济均衡的征兆”（《经济学原理》第191页）。这里不应当误解关于交换是包含等量价值的交换。如果情况是这样，人们宁愿逆转交易，因为这里无利益或许还有损失。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不到这样“可颠倒”的贸易，因为贸易不是等量价值的交易，而是对贸易每一方有不同的主观价值的交易。因而，价格理论不是建立交换的等价物的理论，而是寻求解释为什么人们拿出特定数量的商品交换另一种特定数量的商品的理论。

门格尔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已很普遍，即根据市场中交易者的数量。但他不采取把许多买者和卖者作为常规以及把各种垄断视为偏离，而是以最简单的两方交易（“孤立交易”）的例子为起点，然后进展为各种垄断模型，最后达到“双边竞争”的案例。使用此种进展不仅为了分析上的简化，他认为这是历史实际形成的贸易方式，垄断终将让位于愈来愈竞争的条件，对此，他提出了若干历史例证加以说明。

在孤立交换情况下，价格将在两个交易者的边际效用所确定的范围内得到实现。从理论上说，实际价格是不确定的，但门格尔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哪一方都没有特别的成交能力，他们将同意一个多少能给他们以平等的效用利益的价格。

在这个基础上，门格尔进展到一个垄断者向几个竞争买者提供单一商品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由于最急切的买者和下一位最急切获得商品的强烈需求，价格会下降的幅度便缩小了。

向许多竞争性买者垄断供应若干单位的某种商品的案例则更为有趣。假定已建立了统一的价格：
“价格的形成产生于两个等价物确定的限度之内，一个是，一单位垄断性商品对于最小渴望和最小能力进行竞争而仍然参与交换的个人的等价物；另一个是，一单位垄断性商品对于个别最渴望和最有能力进行竞争但在经济上被排除在交换之外的竞争者的等价物”（《经济学原理》第207页）。

一个重要含义是，垄断者提供出售的数量愈大，为了推销全部数量，根据购买力和渴望交易的程度，他必须愈要屈尊寻找各层次竞争者购买垄断商品，因而一单位垄断商品的价格将会愈低（《经济学原理》第207页）。这样，门格尔建立了价格一数量的相反关系，这个关系在经济思想引进边际主义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设想过了。

在门格尔的方法中，有趣的是，他强调价格形成的过程同样不考虑市场条件。由于购买者的效用，垄断者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就像竞争者也受限制一样。根据市场条件变化而变化的是卖者的政策。垄断者为了按更高价格出售少数产品，很可能会执行限制供应政策，或者他们会执行视买者情况按不同价格出售不同数量的政策。但是，供应某一产品的竞争者，不可能发现这些政策对他们有利，因而，在双边竞争情况下，人们会预期价格要低些，供应的数量会更多些。

关于门格尔是否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价格决定的均衡理论，存在一些争论（施特赖斯勒（Streissler），1972年；贾菲（Jaffe），1976年）。可以肯定，他的推理方法包含了在任何既定市场内的某种潜在的均衡价格，他甚至说道，均衡价格不时会被观察到。均衡价格是按这些价格进行交易的“经济”价格，它是经济化行为的结果，此时无人能按另一种价格取得更多。接着，他阐述了反映充分“经济形势”的价格，“经济形势”一词似指更广泛的经济均衡。但是，同样正确的是，门格尔并未阐述过处在瓦尔拉式的严格一般均衡的经济。确实，由于实际生活本身存在严格经济行为的障碍，尤其是知识不完全性的障碍，门格尔会觉得瓦尔拉式的一般均衡在原则上是达不到的。人尽力而为，随着经济进步，人的尽心尽力会得到更多改善，但瓦尔拉式的一般均衡概念同门格尔的推论方法是不相干的。下面讨论门格尔的方法论时，这点会看得更清楚。

再下面两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商品理论”，一方面包含对市场组织的几个有趣的讨论，同时又称得上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章“货币理论”的前奏。在“商品”一章中，门格尔把商品定义为意在销售的物品，然后讨论具有其特性的商品的不同程度的可销售能力，并讨论市场组织。他引出的观点是，将货币定义为所有商品中最有可售性的，这是他最后一章的出发点。

门格尔并未在《经济学原理》中建立货币的价值理论。虽然他确实强调过持有预防性的货币余额的重要性，但是对门格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怎样会存在，它起到什么作用。这是他在《经济学原理》以及在后来谈方法论的著作和1892年写成的两篇论货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问题。从现代角度来看，门格尔的讨论中有两个特别有趣的特征值得注意。第一，门格尔说明货币的起源所使用的方法，使人联想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推理，尤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无形的手”（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著作家是门格尔的推理的直接来源这说法值得怀疑。事实上，在某一点上，他还批评了亚当·斯密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太机械和理性化的观点（《调查》，第177页）。据门格尔的看法，货币产生于个人自利行为，是为了通过交易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专门为了建立一个诸如此类的货币商品。第二，因为货币的产生是人们行为的非意识的副产品，它不是政府创造的。

门格尔关于货币起源过程的叙述是他那通过贸易的经济化行为理论的直接延伸。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门格尔指出在物物交易情况下，人们面临寻找贸易伙伴的困难（所谓“双重需要的巧合”问题）。理性的人很快认识到，物品有不同程度的可销售能力。例如，一头牛要远比定制的鞋可销售，因而，人们懂得，如果他们用较少可售性的物品交换到不能直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有更大可售性的物品，他们将在易货中更成功地换到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最后，门格尔推理说，会有某一种商品出现作为最可售的商品，人们将总愿意接受它，用于交换其他物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出售它换取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将不会遇到麻烦。这个最具可售性的商品后来便成为货币。虽然具体的货币商品因社会而异，在最发达的国家，贵金属成了货币商品，因为它们有合适的特征：它们的可携带性，可分割性，稀少性，等等。

显然，按照这个理论，货币不可能为政府所创造的，因为政府是自然演进的社会机构。政府能够宣布货币商品为合法货币从而加强货币商品的司接受性。在这一方面，门格尔的理论意味着解决了货币理论中几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当人们认识到货币商品的价值相等于货币的价值（小辅币除外，因为把资源用于铸造十足分量的辅币是不经济的），而且知道了实际商品与人们已接受的标准相一致，与商品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样唯名论者一唯实论者的辩论便解决了。当人们明白货币最初虽发源于人类选择的自然过程，但政府在加强货币的可接受性方面仍起作用时，商品—法令的辩论也解决了。

门格尔讨论经济现象起源不仅在最后一章。通篇《经济学原理》门格尔都有志于确定经济现象的起源和含义，一般通过描述随时间演变的经济现象表达其含义。埃里希·施特赖斯勒（Erich Streissler，1972年，第430页）把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封为率先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不免过分。评论这观点要花许多笔墨。门格尔的主题之一是在《经济学原理》中谈论这个经济发展。评论这观点也要花许多笔墨。门格尔的主题之一是这个经济的可获得性。经济发展具有的特征是在商人之间有更好的交往，更复杂的贸易制度，更多更好的商品，以及人们更大能力确定“经济”价格。

如果我们记得门格尔怎样看待人类的困境，或许我们能够更好理解门格尔的观点。他最初陈述的人是对环境一无所知，对（有限）未来也是不确定的。人必须在这个困难的世界里制定满足他的需要的计划，对他首要的帮助是他的学习能力。文明的进步无非是减少无知和建立制度机构以便应付不确定的未来的过程。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是国民财富之源。门格尔强调更新知识优先于增进财富。确实，“愈益理解事物和人类福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进步的明证（《经济学原理》，第74页）。

方 法 论

虽然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完全得到承认，并终于在他的祖国奥地利获得很大影响，但是，他的理论受到他最希望说服的听众——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或更准确地说，受到该学派的冷漠和忽视。虽然历史学派的较老成员，如克尼斯（Knies）、罗斯彻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能理解古典经济理论，并想用详细的历史研究来弥补其不足，这个历史研究的宗旨就是使他们能够推断出经济事件的经验的规律性，但是，较年轻的德国人，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则完全拒绝这个理论。他们坚信不可能有科学的经济理论这回事，他们还坚持把经济看成一个连同政治、法律和惯例一起的有机的整体。门格尔的新理论则被认为不仅不正确，而且无用。对于门格尔来说，此种骑士式的屏弃当然使他满腹怨气，因为门格尔确信自己发现了解开所有神秘经济现象的钥匙。

门格尔要在德国推广他的新理论成为方法论基础的努力无甚进展，他便于1875年开始写作他的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的调查研究》。这本书在1883年出版，实质上是为经济理论辩护，并说明经济理论同历史方法的关系。门格尔的雄心是，这次要吸引德国学术界的注意。这一次他成功了，不幸的是，他吸引来的注意力却是对他著作的否定。古斯塔夫·施穆勒对《调查》的评论是特别的冷漠无情。这激起门格尔作出反应，1884年写出激情的小册子《历史主义的错误》。在这本小册子中，门格尔放弃所有诚意和解的企图，用哈耶克（Hayek）的话，“无情地攻击施穆勒的立场”（哈耶克，1981年，第24页）。如果是这样，施穆勒则从未发现这个攻击，因为他一字不读地把书退回给门格尔，并在自己的杂志上写了最后一篇尖刻反击门格尔的文章。

这场交战被人们称为方法论之战，这场论战在当时似无明显的胜者，当然也没有解决对立的观点。不过，门格尔的立场最终在相当大程度上同发生于下一世纪的方法论发生变革的经济学更为接近，虽然在德国，门格尔的方法论及以他为核心的学派，仍然被排除在大学课程之外，一直到20世纪。

德国人用非常敌对的态度来欢迎门格尔的《调查》，这在某种程度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门格尔根本没有打算取代历史学派的方法，他的《调查》倒是有意识地把历史一经验方法的许多特点融合为更加全面的一般方法论（虽然必须承认，在讨论历史学派的错误观点时，门格尔的语调不总是真诚的）。门格尔把经济学分成三部分：历史—统计部分，研究经济现象的个别性质和个别联系；理论部分，研究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以及“国民经济的实践科学”，为国民经济领域采取适当行为确定基本原则，用现代术语来说即经济政策部分（《调查》，第38—39页）。门格尔为他的这个想法辩护道，科学既要求现象的个别（或具体）方面的知识，也要求现象一般（逻辑）方面的知识。可以这样设想，历史学派的方法适合调查经济现象的具体方面，而经济理论则为理解一般方面所必需。门格尔把事物的一般方式称为类型，把关系的一般方式称为典型。

门格尔辩护说，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质，尽管它的规律不像某些其他科学那样严格。门格尔认为，所有科学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严格性，“具有绝对严格自然法则的自然科学的数目也是很少的，尽管如此，只显示经验规律的科学，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调查》，第52页）。经济科学阐述准确的规律，但是在现实上对这些规律的观察受到反映这些规律的事件的复杂性的妨碍，也受到进行观察的人类行为的非经济目标的冲击。因而，人们决不能以指出相反的经验例证来否定经济学的准确规律。这样的步骤也许类似于用衡量三角形边长的办法来验证几何学法则。总之，经济规律不如某些其他科学那样严格的事实，同它的科学性质并不相关。

经济科学的问题是找出典型事件的因果规律，即使这些规律反映在复杂的现实中。因而，有必要“弄清一切真实事物的最简单的因素，正因为这些因素是最简单的，它们必须被认为是严格典型的”（《调查》，第60页）。因而，适当的步骤应当以经济现象的最简单因素为起点，从这里开始研究经济规律，更为复杂的人类现象便是这些最简单的因素通过这些规律形成的。门格尔称这为“因果一遗传”方法。显然，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人类评价，从这里出发可以形成实际社会生活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虽然门格尔并不把这个方法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是，从他关于精确方法的讨论，及他后来对超越了有机方法的批评来看，他显然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这意味他从选择个别人类评价和结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经济现象。

门格尔使用“现实的一经验的”方法同精确分析方法相对照的例子，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澄清了关于他使用均衡结构的争论点。他宣称，精确方法可以用来预测“经济价格”，即使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很少观察到真正的经济价格。价格是“经济的”有四个标准：（1）个人完全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2）人们对于他们的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手段有完全的知识；（3）他们充分了解经济形势（完全明白出售的数量以及按何种价格出售）；以及（4）他们有根据他们的知识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的自由。不难想象，根据这些要求这是个完全竞争状态，以完备的知识和完全自由进出市场使经济人能充分实现均衡价格。但是，虽然预示经济价格的规律是真实的和精确的，经济价格在经验上的表现形式却视情况不同而不同。事实上，门格尔曾说过，如果建立“经济”价格所要求的所有情况在现实社会中都能完全满足的话，那确实令人惊奇。真实价格会偏离经济价格，“现实的一经验的”方法的作用便在于发现真实价格偏离经济价格的程度。但是，“现实的一经验的”方法必须以经济价格的精确理论作为出发点。

虽然门格尔坚持，要理解经济现象，必须要有经济学的精确理论，但很清楚，他并不认为经济学是门通用科学。经济学提出精确规律，但仅属于人类行为的子集。有人指责他对人类经验的想象太狭窄，他在回答时强调，要充分理解社会现象，必得求助于人的精确的科学整体性，也得求助于人的行为的历史性。他还谨慎地指出，他假想的经济人——完全由自利所驱使的人——是个虚构，并未抓住其真实行为。政治经济理论“教导我们用精确的方式去注视和理解经济人在努力争取他们的物质需要的供应时，人类自利行为的各种表现”（《调查》，第87页）。但这只是理解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绝不是惟一的方面。

对经济理论的批评之一，也是门格尔试图要回答的一个指责是，纯理论忽视了发展的现实，忽视了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不能说明实际经济现象的有机性质。门格尔一方面原则上承认经验方式和严格类型及时实现的转变的重要性，同时他相信解释这种转变的方式总要借助于精确理论。事实上，议论有机发展的那些人恰恰没有觉察到在社会组织中制度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门格尔阐述了货币是个无意识的社会秩序的起源理论。在《调查》一书中，门格尔把他的理论抽象概括为囊括许多不同的社会方式。而历史学派对历史发展的强调则要求一个发展理论，这个理论解释各种制度机构是怎样从人类企图改善他们自己的福利的无意识的结果中产生的。

门格尔认为，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是要发现，“在没有直接打算建立福利的共同意志的情况下，这些为共同福利服务并对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制度机构怎么会产生和存在”（《调查》，第146页）。他引用诸如货币、法律、语言、市场、社会起源等社会制度以及国家本身的例子，回答说，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人会以这种方式向他人提供溢出效应，即加深他们对潜在优势的了解或提高他们逐利的能力。我们知道，人们为了交易，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必须要有一种更可售的商品，货币才得以产生，当具有不同能力和不同专长的个人定居于新的地方时，新的市场点形成了，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有更好的市场发挥他们的才能。当相互毗邻的家庭决定为了他们的利益要联合一起时，国家便自然出现。门格尔争辩道，这种社会组织多数不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而是人类意在实现其他更富于个人目的的无意识的结果。这便是社会科学的有机发展的性质。

门格尔讨论“有机的”秩序（或哈耶克后来称之为“自发秩序”）使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不仅描述了这些秩序，而且还对它们怎样能形成提出了简明的理论分析。在他的货币起源的理论中，他谈到，某些个人将会比其他人更快地认识到获得更可售性商品的好处，因为这会帮助他们更接近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是每个人都会立刻发现间接交换的好处，但他们将很快学会的，因为“启发人们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好手段，莫过于使他们领悟到以正当手段获得成功的人的经济成功之处”（《调查》第155页）。不必要费大力气便可把门格尔的理论解释为描写有机秩序的发展，它是以经济人的利益为动机通过模拟去发现和传播新信息的过程。门格尔关于无意识的有机制度的理论，是将经济学的有机的和发展的分析方法同经济科学的精确规律相协调的一个尝试。

同20世纪经济学家层出不穷的出版活动相比较，门格尔在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出版物是相对少的。然而，他对经济思想史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因为他吸引了一批思想活跃的有雄心的学生。虽然他的两个主要门徒，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和欧根·庞巴维克（Eugen Bǒhm-Bawerk），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他的学生（两人在门格尔到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前便在那里读书一但在最重要意义上他们又明显的是他的学生：他们吸收并最后扩展了这位导师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维塞尔专门研究估算问题，这导致他最先使用“机会成本”术语，即预知的替代品的效用。维塞尔也扩展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的概念，使他更接近一般均衡学派。庞巴维克最著名的是他发展了门格尔建议的关于时间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以及更高阶商品对于生产结构理论的含义。

虽然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是门格尔的最出名的学生，在他周围还聚集了其他人并形成了学派。出版带有奥地利特色的著作的人包括埃米尔·萨克斯（Emil Sax），约翰·冯·科莫任斯基（Johann von Komorzynski），罗伯特·朱克康德尔（Robert Zuckerkandl）和H·冯·许勒—施拉坦恩霍劳（H．von Schnllern-Schrattenhofen）。虽然路德维格·冯·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不直接是门格尔的学生（他实际上受教于庞巴维克），他扩展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概念，同门格尔的过程分析相结合，形成了货币价值理论，从而第一次对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冯·密塞斯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后来发展了门格尔的自发秩序的思想，以及全面认识社会理论的问题。后来，密塞斯和哈耶克都鼓励了一批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继承门格尔的传统从事研究，以更浓厚的“奥地利”色彩重新系统阐述现代经济学。


陈建粱 译 刘同舜 校

摘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地位
Ludwig von Mises
彭定鼎 译
I

Menger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起源

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Menger出版题为《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不大的著作。

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于天才的成就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成就归因于他的环境的作用以及他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不论这个方法在别处如何成功，它却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对人类产生影响的奥地利人。Bernard Bolzano，Gregor Mendel，和Sigmund Freud没有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启发。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他们同时代的同胞和祖国的支持。Bolzano和Mendel 在就他们的领域而言可谓是思想沙漠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去世后很久人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贡献有多大。Freud首次在维也纳医学联合会报道其主要思想时遭到了嘲笑。

人们可以说Menger发展的主观论和边际论是有其根源的。有几位先驱者提示过这个思想。此外，大约在Menger写作并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Léon Walras也写作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的著作。虽然如此，无疑他的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没有关注过激发Menger的兴趣的那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上讨论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时，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维也纳没人关心这些。”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奥地利学派”。只有Carl Menger。

Eugen von Böhm-Bawerk和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随Menger学习过。他们在Menger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授课前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是通过研究《原理》向Menger学习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Heidelberg的Karl Knies的讨论班呆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并且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们分别应聘于Innsbruck大学和Prague大学。很快，一些参加过Menger的讨论班并且受到他的影响的更加年轻的人也加入进来。外国人开始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名称是后来才用的，是他们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出版后与历史学派的争论公开化时才使用的。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奥地利大学

奥地利内阁（Menger曾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其新闻部门）是由自由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主张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所有公民在法制下的平等，稳定的货币，以及自由贸易。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王公贵族和各种斯洛伐克民族党的联盟排挤。这一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直到1918年Habsburg王朝解体，自由主义者使得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以及受其制约的基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

在这些成文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气氛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思想是隔绝的。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它省份——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Leibniz以及后来David Hume去维也纳时，没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1]除了Bolzano，19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摆脱了阻碍思想的镣铐，当他们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事物协议（concordat，即对教会承诺不发表违背基督教义的言论的协议——译者注）之后，优秀的知识分子们都聚集到维也纳来了。一些来自德国——例如哲学家Franz Brentano和律师兼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和Rudolf von Jhering——，但大多数来自奥地利省份；还有一些是维也纳本地人。这些人之间没有一致意见，他们的追随者之间也没有。前多明哥派修士Brentano开创了一条最终导致Husserl的现象学的思路。Mach阐述了一种导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了神经官能症现象。

奥地利“信仰与教育部”（Ministry of Worship and Instruction）对这些努力很不信任。从80年代早期，该部门的内阁部长和官员就是从最可靠的保守党人和敌视所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人中选择的。他们对在他们看来是“外国时尚”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禁止大学接触这些新奇事物。

但是行政权受到大学在自由思想的影响下获得的三项“特权”的严格限制。教授们是公务员，和其它公务员一样，必须服从上级即内阁部长及其助手的命令。但是，他们的上级没有权利干涉在课堂和讨论班上讲授的内容；在这方面，教授们享有人们经常谈论的“学术自由”。不仅如此，部长有义务——虽然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率过——在任命教授时（更准确地说是在建议皇帝任命教授时）服从相关学院的意见。最后，还有私人讲师（Privat-Dozent）制度。发表了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作为他的学科的自由的私人教师；如果学院同意他的要求，仍然需要部长的批准；事实上，在Schuschnigg统治之前，这种要求总是得到批准。如此批准的编外讲师不是国家公务员。即使他得当了教授头衔，他也不从政府拿薪水。一些编外讲师能够靠他们自己的钱生活。大多数得靠其它工作。他们从选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学术活动如此安排的后果就是教授会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具有几乎无限的自治。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学与社会科学学院（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en）讲授。在大多数大学里有两个经济学教授职位。一旦出现空缺，一群律师——至多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将选择继任者。可见，决定是由非经济学家作出的。可以认为这些法学教授的动机是不怀恶意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两个对立的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现代的”历史学派——之间作出选择。即使没有政治和国家的偏见扰乱他们的判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们称为“奥地利”的学派有所怀疑。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方式起源于奥地利。奥地利的大学在1848年革命以后以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是一无所成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而言，“奥地利”这个形容词用于一个学科使人立即想起反改革（the Counter-Reformation）和Metternich的黑暗时代。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他的国家重新陷入过去的思想愚昧更大的灾难了。

Carl Menger, Wieser,和Böhm-Bawerk在方法之争在奥地利公众眼中作为“现代”科学与奥地利的“落后”之争出现之前就应聘于Vienna, Prague和Innsbruck。他们的同事们对他们没有个人的敌意。但是只要可能，他们就试图把历史学派的人员从德国引入奥地利。那些世人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奥地利的大学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被容忍的外来者。


[1]唯一一位赞赏Leibniz的哲学工作的当代维也纳人是Savoy的Eugene王子，他是法国家庭的后代，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


3．奥地利思想界的奥地利学派

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法国和德国大学的更引人瞩目之处不仅是向新一代的专业人士提供圆满履行其职业所必需的教育。它们还是文化中心。它们的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且受到敬仰。不仅拿学位的普通学生听它们的课程，而且许多在专业领域、工商界或者政治领域活跃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也来听课——他们只希望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外来者在技术意义上不是学生，他们聚集在——举例说——巴黎的Renan、Fustel de Coulanges和Bergson的课上，柏林的Hegel、Helmholtz、Mommsen和Treitschke的课上。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认真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们出版的书和杂志，参加他们的学术团体并且热切地关注会议上的讨论。

这些只用业余时间从事研究的爱好者之中有一些已经远远超越了不求甚解的程度。现代科学史记录了许多这类光荣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国第二帝国时代唯一引人注目的——虽然不是划时代的——对经济学的贡献来自一位忙碌的公司律师，Frankfurt的Heinrich Oswalt，而他写书时该市没有大学。[2]

在维也纳，大学教师与有文化的公众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也有密切的联系。当老一代大师们逝世或者退休后不那么伟大的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后这种联系就开始消失了。这个时期，维也纳大学的档次以及维也纳的文化的显赫被一些私人教师维持并且提升。杰出的例子是心理分析。它从未从任何官方机构得到任何鼓励；它在大学之外茁壮成长而且它与学术界官僚机构的唯一联系就是，Freud是拥有毫无意义的教授头衔的编外教师。

由于奥地利学派的创始者们最终得到了承认，在维也纳人们对经济学的问题有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本作者得以在1920年代组织私人讨论班（Privat-Seminar），建立经济学会（the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奥地利工商业循环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the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私人讨论班与大学或任何其它机构毫无关系。一个月两次，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编外讲师，在我的奥地利商业部的办公室里聚会。大多数参与者都属于在第一次世界大国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另一些人年长一些。他们都因为对于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action）的全部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他们争论哲学、认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私人研讨会于1934年我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时中断了。

除了Richard von Strigl——他的早逝不幸地终止了他卓越的科学生涯——和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要说到他——，私人讨论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找到了适合的领域继续他们的工作。

在精神领域，维也纳在1860年代初议会的建立到1938年纳粹入侵奥地利之间的岁月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几个世纪的荒芜和冷漠之后突然出现丰收。衰败在纳粹入侵之前许多年就开始了。

在所有国家和历史上所有时期，思想的探索总是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为少数精英理解。多数人怀着仇恨和轻蔑——充其量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这些伟绩。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精英特别少，而群氓及其领袖的仇恨特别恶毒。

[2] 参看H. Oswalt, Vorträge über wirtschaftliche Grundbegriffe, 3rd ed. (Jena, 1920)。


4．作为奥地利内阁成员的Böhm-Bawerk和Wieser

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当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3]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体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能够至少在一定时期里组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开始其科学研究时，他们并不关心经济政策的问题以及用古典经济学反驳干预主义。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将经济学理论置于坚实的基础上并准备完全致力于此。Menger全力反对奥地利政府——与那个时代的其它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他相信他只能够以在书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学教学中阐述好的经济学的办法致力于使政府回到好的政策上来。

Böhm-Bawerk于1890年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他曾两次在看守内阁短暂地做过财政部长。1900到1904年间他是Ernest von Kö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Böhm-Bawerk任职的原则是：严格地保持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以及不靠中央银行帮助的财政平衡。一位卓越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写一本全面的著作分析Böhm-Bawerk在财政部的活动。不幸的是，纳粹杀害了作者并且毁了手稿。[4]

Wieser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内阁做过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Wieser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当的制约。事实上只有次要的事情才归Wieser本人管。

[3] 参阅 Mises, Human Action. 3rd Edition(1966), pp. 716-861.

[4] 只有作者在“合并”之前发表的两章被保留了下来： "Böhm-Bawerk und die Brüsseler Zuckerkonvention"和"Böhm-Bawerk und die Konvertierung von Obligationen der einheitlichen Staatsschuld"，Zeitschrift fur Nationalokonomie, Vol. VII and VIII (1936 and 1937).


II.

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斗争


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在欧洲大陆遭到的敌视主要是由于政治成见。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Hume和Adam Smith巧妙地阐述并且由Ricardo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的最完美的结果。自由主义的关键正是建设代议制政府和所有人在法治下的平等。它被那些特权遭到抨击的人拒斥并不令人吃惊。拒绝经济学的倾向在德国被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强化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信念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拒绝起源于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感情用事的贬低，它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它的背景。这个新的知识分支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答案的知识论和哲学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体系。统治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们把经济学当成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的实验科学。研究价格和工资这样的“实际”问题的学科可能具有不同于研究实际事物的其它科学的知识论性质的思想是当时人们想不到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不能认识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的领域里不能进行实验。

我们这里不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者超实证主义时代的情况。今天，全世界，但首先是在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致力于人们相信是“经济学研究”的活动。他们收集政府和各企业的数字，重新安排，重新调整，重印，计算平均值并画图表。他们猜测这么做就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没有值得一提的区别。他们怀着遗憾和蔑视看待那些——如他们所说——像那些依赖“思辩”而不是“实验”的“古代”植物学家一样的经济学家。[1]而且他们确信，随着他们的不懈努力，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保证每个人的完全幸福。

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学家手里，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础的错误建构还没有走得那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努力当然完全失败了。但是，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场挫折是通向对问题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John Stuart Mill的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不成功的研究无意间暴露了一切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的经验主义解释的论据的无效性。

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来自经验的前提。但是这个简单的说明却不能使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学派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满意。他们很快就提出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其定理的经验难道不同于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吗？难道英国经济学不是由于它所来源的经验材料只是英国的而且还是几个Hanover George王时代而有缺陷吗？总而言之，有对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科学这种事物吗？

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被那些把经济学视为实验学科的人回答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这样的经济学的必然的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定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的存在并且小心谨慎地只做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状况的报告，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了。对一个事件的后果的预期只有在普遍成立的而不是只对过去某个国家才成立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历史学派强调普遍成立的经济学定理之不存在。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者拒绝——以科学的名义——影响未来状况的各种建议或者手段。

例如，有一个关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古典经济学分支。批评者没有（徒劳地）尝试在Ricardo的推理中发现逻辑错误。他们只是断定在这类事物中“绝对的”解决方案是不可信的。他们说，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在不同的历史境况中的后果是不同于“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所描述的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了各种历史先例。这么做时，他们兴高采烈地拒不考虑作为多个因素作用的共同结果的历史事实不能证明或者否定任何定理。

这样，由政府指派的大学教授代表的第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学堕落为从历史学、地理学、工学、法学和党派政治中取得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杂烩，其间夹杂着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的“错误”的指责。大多数教授都多少希望在其著作和帝国政府政策课程中做宣传：权威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保护主义、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侵入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平的。它追根溯源是由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论解释的错误引起的，这个错误不仅限于德国。

使得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于财富的热切以及它与效用论哲学（utilitarian philosophy）的关系。

当时通行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科学。这样一个学科在德国教授的眼里只能是可鄙视的。这些教授们把自己看做是自我牺牲地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是像世俗的只顾赚钱的民众一样，只在乎物质利益。只谈论财富和钱在那些以高文化（Bildung）自居的人中是禁忌。经济学教授们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追求利润的工商业的卑鄙的关注而是历史研究——即关于Brandenburg的有选举权者（Electors）和Prussia的王公的高贵事业——才能维护他们在其圈子中的地位。

效用论的问题也同样严重。效用论的哲学在德国的大学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效用论者中，Ludwig Feuerbach从未得到教职，而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用于反对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提出。[2] 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提出疑问，那他们仅仅由于Bentham和Mills曾对它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经济学。

[1] 参阅Arthur F. Burns,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Knowled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89.

[2] 后来类似的论据也被用于贬低实用主义。William James的箴言说实用主义的方法旨在发现每个词的“实际的货币价值”(Pragmatism, 1907, p. 53)被人们引述来表明“美元哲学”的低劣。


2． 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绝产

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帝国（Reich）[3]的各个王国和公国拥有和管理的。教授们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遵守他们的上级——部里的官员——发布的指令和规定。1837年Hanover国王开除了Göttingen大学的七位抗议国王破坏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全面的和无条件的服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的公众舆论的挑战——但是失败了。政府没有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开除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得不到它们赞同的教授。但一段时间以后，它们采取了更加细致更加有效的方法使教授们成为官方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它们在任命教授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能得到职位。因此学术自由的问题不复存在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教政府允许他们教的东西。

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Prussia的宪法斗争。保王党——Bismarck领导的贵族地主的保守党——战胜了主张议会政府的Prussia进步党和南德意志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结构中，首先在北德意志联邦（Norddeutscher Bund），后来，1871年以后在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外国”的Manchester主义和自由放任毫无存在的空间。Königgrätz和Sedan战役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向“小店主的国家”英国或者战败的法国学的。

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Emil 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Hohenzollern王朝的思想卫士”。这对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对于人类行为科学却有非常清楚和明确的意义。历史和社会科学（Staatswissenschaften，即政治科学，包括经济和金融）的教授们知道他们的政权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

从1882到1907年，Friedrich Althoff在Prussia教育部负责大学事物。他以独裁方式统治大学。由于Prussia有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授职位，为野心勃勃的学者们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因而其它德国州，甚至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们都渴望得到Prussia的职位。这样，Althoff也总是能够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属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物中，Althoff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Gustav von Schmoller的建议。Schmoller有准确无误的本领区分绵羊和山羊。

在19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25年中，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贡献是Thünen和Gossen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非教学人员。可是，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永存于经济学思想的史册。但是，1866年以后，学术界的人们对“无血无肉的抽象”（bloodless abstractions）只有蔑视。他们发表历史研究，最愿意发表的是对不久以前的劳动力状况的研究。他们中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那些在反对“剥削者”的解放战斗中的“人民”， 而且上天赋予人民的领袖就是王朝，特别是Hohenzollern王朝。


[3] 帝国本身只拥有并管理Strassburg大学。三个德国城邦当时没有大学。


3. 方法之争

在《研究》中，Menger反对历史学派著作中隐含的知识论思想。Schmoller发表了对这本书的颇为轻蔑的评论。Menger在1884年用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Die Irrtüm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作了回答。这场争论导致的各种文章著作以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为人所知。

方法之争对于澄清问题没有什么作用。Menger受John Stuart Mill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不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一切逻辑结论。Schmoller和他的学生则致力于维护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他们甚至么没有认识到争论的是什么问题。

方法之争这个词肯定是引人误解的。关键不是发现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能不能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

这里首先是激进的唯物主义决定论，这是一种当时在德国为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虽然它从未被明确清楚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观念、选择和行为都是物理学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而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从其成分得来一样描述这些事件。他们倡导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作为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学成就的唯一道路。

Schmoller及其门徒激烈反对这一哲学，不是因为他们知道其缺陷，而是因为它与Prussia政府的宗教信念抵触。他们其实更喜欢一个与Comte的实证主义（当然，他们由于其无神论和法国起源而公开贬低它）没什么区别的一个理论。事实上，合理地诠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主义决定论。但是大多数Comte的追随者都不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们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资料的一种更“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Schmoller看待经济学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们从不够充分的资料作出过早的推断。在他看来，为了用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推断，我们需要更多的统计、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资料”搜集。他声称，有了这些研究以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获得新的认识。

Schmoller的思想过于混乱，他甚至没有看到他本人的知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本人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的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思想的德国哲学家——先是Dilthey，后来是Windelband，Rickert和Max Weber——的观点之间的鸿沟。在他攻击Menger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但是他没能明白Dilthey的理论的实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知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


4． 方法之争的政治背景

英国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在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统治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可危的集权福利国家（landesfürstlicher Wohlfahrisstaat）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自由主义。它的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Zollverein）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Norddeutscher Bund）的贸易条约（Gewerbeordnung）。但是很快Bismarck政府就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支持工会的态度、累进税、保护性关税、同业联盟（cartels）和倾销。[4]

如果人们试图反驳经济学提出的对所有这些干预论方案的毁灭性批判，人们就被迫否定经济科学以及人类实践学（praxeology）的存在性——更不必提知识论的主张了。这就是所有集权主义、政府权力至上和“福利”政策的倡导者们一直做的。他们责备经济学是“抽象的”并且倡导处理问题的“直观”（anschaulich）方式。他们强调该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定各个国家和种族如此不同，他们的行动无法用统一的理论理解，有多少国家和民族就需要多少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甚至在同一个国家或者种族里，经济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一样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来贬低经济学。

事实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中完全消失了。在Bonn大学有一位孤独的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却从未能理解主观价值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研究在柏林、Munich和帝国的其它大学里作为经济学的替代的材料是不值得的。今天，没有人在乎Gustav von Schmoller、Adolf Wagner、Lujo Brentano和研究他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的一切。

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使得德国平稳地接受了一些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了大毁灭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两次导致了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的无限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 （Zwangswirtschaft）和纳粹的所有恐怖都是那些就像被历史学派的鼓吹者教出来的政治家们的成就。

Schmoller和他的朋友以及学生倡导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贵族地主手中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计划。Bismarck和他的接班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牌子的社会主义。他们在少数企业家那里受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派人不多，而是他们的努力背后缺少意识形态。当时的德国没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与Schmoller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社会主义。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对应该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的人的选择：贵族地主、教授和Hohenzollern王朝Prussia的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工会的官员。

这样一来Schmoller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认真的反对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说法，尽管充满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主张却是否定任何理论。在寻求理论支持的过程中，学派一步一步地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财富。最后，Schmoller本人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者的阶级属性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Wilhelm Lexis，发展了一个被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阐释的利息理论。[5] “资产阶级”（ bürgerlich）这个形容词在德语中获得了侮辱性的含义正是社会政治学（Sozialpolitik）的鼓吹者们的著作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王子、贵族和官僚的威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学者们转而支持各种分裂的团体，其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最终脱颖而出。

从历史学派的工作到纳粹主义的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的演化进程看出来，因为方法之争年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Hitler的兴起时都已经去世。但是该学派的第二代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却表明了德国大学经济学从Bismarck到Hitler的时期的所有阶段。

Werner Sombart是迄今Schmoller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他的导师在方法之争最白热化的时候交给他评论并诋毁Wieser的著作《自然价值》（Der natürliche Wert）的任务时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该书是“完全靠不住的”。[6] 二十年以后，Sombart吹嘘他一生中用了许多时间反对马克思。[7]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8] 在该书中，他以粗鲁下流的语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最主要的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表现出了卑鄙的假公济私心态。战后，Sombart修订了他的论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战前它曾经出版过九个版本。[9] 战前的版本是歌颂马克思的，第十版却疯狂地攻击它，特别是对于它的“无产阶级”特色及其摆脱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性质。几年以后，Sombart试图通过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一本书复活方法之争。[10] 然后，当纳粹篡夺了权力之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书，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主线就是元首（Führer）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令，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11]

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从Schmoller对Hohenzollern王朝的选民和国王的颂扬转向Sombart对Adolf Hitler的辩护的历程。

[4] 参阅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149 ff.

[5] 更详尽的分析参阅Mises, 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 (Jena, 1929), pp. 92 ff.

[6] 参阅Schmoller's Jahrbuch, Vol. 13 (1889), pp. 1488-1490.

[7] 参阅Sombart, Das Lebenswerk von Karl Marx (Jena, 1909), p. 3.

[8] 参阅Sombart, Händler und Helden (Munich, 1915).

[9] 参阅Sombart,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0th ed. (Jena, 1924), 2 vol.

[10] 参阅Sombart,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unich, 1930).

[11] 参阅Sombart, Deutscher Sozialismus (Charlottenburg, 1934), p. 213. (In the American edition: A New Soci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 F. Geiser, Princeton, 1937, p. 149.) Sombart的成就在国外受到赞扬。例如1929年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


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

Plato梦想一位仁慈的君主赋予智慧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则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有些偶然地出现的善意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之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善良和理智的双重信念之上的。过去，一小撮恶棍——不法的王公、渎职的牧师、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主张——由于人知道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人们不再害怕倒退到过去年代的黑暗和缺陷。每一代人都为前辈的成就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就处于向更加满意的状况持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哀叹所谓的失去的美妙的黄金时代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

大多数倡导代议制政府和普选制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政治家是出于对普通人的理性的绝对正确性的坚定信念。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可能犯错误。从人民中产生的而且被投票者认可的观念必然对社会是有利的。

一定要认识到，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与人们声称的所谓多数人之必然正确十分不同而且毫不相干。Hume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观点的基础上的。从长远看，多数人的观点总是胜出。得不到多数人的意见的支持的政府迟早要丧失权力；如果它拒不交出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推翻。人民最终有权力让那些准备按照多数人认为恰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长远看来，不会存在实行被多数人谴责为不义的制度的不受欢迎的政府。代议制政府的合理性并不是大多数人是像上帝一样不会犯错误的，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操纵运转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意识形态的愿望。如果人们不喜欢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驱逐就不会发生革命和内战的恐怖。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市场经济——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的稳定的持续进步的唯一的经济体系——只有在稳定的和平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他们倡导人民选举的人组成的政府，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持久地保持国内和国际事物的和平。

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的奉行多数崇拜的自封的极端论者的区别是，他们把关于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不建立在对多数人的必然正确性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对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的不可抗拒性的信念上。他们看到了绝大多数普通人既太愚笨又太懒惰，无法弄懂并吸收长篇的论证。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考虑到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们带给他们的思想。根据有文化的少数人的严密判断和他们的说服多数人的能力，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们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前进。

在这方面Carl 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Wieser和Böhm-Bawerk完全一致。Hayek教授在Menger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揭示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任其发展到头。”他们三人都喜欢引述Spinoza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论证，该论证最后以著名的箴言结束：“Sane sicut lux se ipsam et tenebras manifestat, sic veritas norma sui et falsi”。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说法最终正是由于其荒谬性会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且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们的领导。[12]

这一论证模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了常见的用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由个人喜欢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相当一些人的情感干脆就使他们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存在距离在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授的说法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的时候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思考和推理、人类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有可能在思想史上使得他的事物和成就为人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只允许谈论时代精神、国家精神、社会精神。但是如果人们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说明一个思想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将是循环论证。思想总是从个人的精神中产生的，而历史也只能说出思想思想是在哪个时刻由谁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失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人在思考时失败。但是这类说明不能把假的变成真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主张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Schmoller及其追随者们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国家和种族、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意识形态的任何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定理。

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维护经济学事业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努力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知识论信念中得出任何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乐观想法。不论人们就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都无法证明未来的人将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方面超越其前辈。历史一再表明了卓越的思想成就的年代与衰落和倒退的年代的交替。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一些人能够继续那些光耀了上个世纪的天才们所从事的事业。我们对于使得人能够在思想进程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无法否定人的思想的进一步的上升可能有极限的说法。而且我们肯定也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并且追随。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进人物有义务尽力发挥其才能，然而他们却并没有义务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他们的思想迎合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发行。Menger没有出版他的《原理》的第二版，尽管该书早已脱销，二手货价格昂贵，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唯一关心的就是为发展经济学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方法获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蔑视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的主观论经济学的敌视。

[12] 有必要补充，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极端悲观地看待奥地利帝国的政治前景。但是这个问题本文无法论及。



III.

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

1. “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

当德国教授们把“奥地利”的名称赋予Menger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时，他们采取的是贬义。Königgrätz之战以后，称一个事物为“奥地利的”在Herbert Spencer嘲笑地称为“思想大本营”（headquarters of Geist）[1]的柏林总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这个中伤却伤及了自身。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

当然，赋予一种思想以国名必然引人误解。当时只有极少几个奥地利人——以及极少几个非奥地利人——懂得一些经济学，至于能够不论按照什么标准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奥地利人就更少了。此外，奥地利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并不属于奥地利学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数学家Rudolf Auspitz和Richard Lieben，以及以后的Alfred Amonn和Josef Schumpeter。另一方面，沿着“奥地利人”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外国经济学家的人数在稳步增长。起初，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和其它非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工作有时在他们本国遭到了抵制，他们被其对手嘲讽为“奥地利人”。但是一些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被广泛地接受，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大约自Menger 逝世（1921年）起，人们就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它经济学了。“奥地利学派”的名称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一个篇章的名称；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学家的主张的特定内容的派别的名称了。

当然，有一个例外。我最早在《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2]中提出，最后在《人类行动》（Human Action）[3]专著中以工商业循环的货币或通货信用理论（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的名称表述的对工商业循环的原因和过程的说明被一些作者称为奥地利学派工商业循环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名称一样，这也是不妥的。通货信用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的思想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Knut Wicksell的一些进一步的想法的继续，扩展和推广。

由于“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国名，我们应该补充几句。Menger, Böhm-Bawerk和Wieser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文写作。他们最卓越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 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德国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Menger, Böhm-Bawerk和Wieser的学生中也有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两个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

[1] 参阅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9th edition (London, 1880), p. 217.

[2] 德文第一版1912年，德文第二版1924年。英文版1934年和1953年。

[3]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2. 方法之争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特定状况导致了两种思想的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方法之争”（the Methodenstreit）和“奥地利学派”的名称。但是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对立却不只限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是永恒的。人类的天性决定了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分工及其产物——市场交换——都不可避免地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每个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其它人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到其它人的服务，同时也服务于其它人。服务是自愿提供的：为了使别人为我做些事，我必须为他做一些他宁愿不做的事。整个体系就建立在交换的服务的这种自愿性上。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人必须相互照料。但是，他加入市场经济之中却是自发的，这是由于他知道没有更好的——其实，没有其它的——生存方法。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meaning and bearing）只被经济学家掌握。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强迫其它人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所采取的强制手段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政府容忍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强制取代了自愿。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在现代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Bismarck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1866和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Schmoller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Habsburg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毁灭之间寻找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什么实际意义。法国，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也实行强大的干预主义和排外的经济。

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总结是Nietzsche和Georges Sorel完成的。他们打造了指引布尔什唯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颂扬杀人的知识分子、倡导书报检查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家[4]，是我们这个持久斗争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归因于某些巧妙设想出的“利益”并且向往俄国的苏维埃乐园的美国作家和教授给了人们多少错误的印象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公民的社会，把王权的绝对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古代社会制度下的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许多人的富裕生活。今天，国家主义（statism）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文明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定阻止野蛮和毁灭已经太晚了的人说对了。但是，仍然有一件事是确凿的。社会，即人们在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的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起作用。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觉就是对包治百病的良方的迷信，而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这些良方都是与目的想抵触的。

政府、政党、势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能够把它说出来。

[4] 参考Julien Benda在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1927), Note 0, pp. 192-295中引述的段落。

这个介绍很好，有什么新书好书都可以介绍出来，与其他经济学爱好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