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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中欧投资协定将催化中国体制改革
发布/2021年1月6日 3:30
中欧投资协定有望像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推动中国展开新一轮力度空前的开放与改革。受访学者和经济师认为，中国在多个领域让步促成协定，虽是出于外交突围的战略考量，但这项高标准国际协定也成为倒逼内部体制改革的契机，为停滞已久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注入催化剂。
七年前就启动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在去年倒数第二天宣告完成。有报道称，这场一度陷入僵局的谈判，最终亲自介入，决定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做出妥协。
根据披露的协定内容，中国将放宽在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外国公司准入门槛，不再强迫外企与中方分享敏感技术，并承诺在补贴国有企业方面更加透明，禁止国企歧视外资。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宁波诺丁汉大学讲座教授姚树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研判，中国的让步短期内会为国内企业带来影响，但长期有助于推动技术发展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契机，让改革进入深水区，去碰原来不敢碰的地方。”
姚树洁以欧洲关注的国企补贴问题为例，指出中国政府补贴国企由来已久，覆盖这些企业的国内运营和国外投资，原本就因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则而饱受诟病。“如果是补贴风电和核电等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还情有可原，但更多时候是国企通过补贴占据不合理的优势，形成恶性竞争。”
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用于补贴国企经营亏损的拨款达3653亿元（人民币，下同，745.4亿新元），过后才根据世贸组织规定，逐步取消这项补贴。20年前的“入世”，正是助推中国国企上一轮转型的契机。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受访时回顾，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准备“入世”谈判，为达到相应标准而启动国企改革，一大批国企改制为民营企业，民企获准进入制造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成功推动国企完成第一阶段转型。
“反观2017年启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尽管有明确的蓝图规划，但至今成效乏善可陈，‘国进民退’不断加剧。这说明改良式改革往往不如倒逼式改革有效。究其原因，任何改革都要面对潜在风险和既得利益群体这两重阻力，内部改良往往因此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困境，而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来倒逼改革，通常比国内立法还有效。”
国企仍享巨大垄断优势
不过，尽管国企的经营性亏损补贴在入世后终止，但中石油和中石化等特殊行业国企至今仍享有专项补贴，国企的融资和税负成本也低于民企，还能以极低成本获取土地等资源。和民企与外企相比，国企仍享有巨大垄断优势。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颖指出，只要国企还是由有权有势的“红色家族”掌控，就难以从根本上削弱它们的优势；再加上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民企近来频频受压，表明政府不会放宽对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些阻力难以靠一纸协定排除。
朱颖受访时说，中欧投资协定有助于推动中国向市场化前进一步，但协议内容能否有效落实，还有待观望。他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为例，指出中国入世20年来尚未加入这项协议，“因为这类采购涉及的金额动辄上万亿元，这么大的市场，政府是不会让外企来分一杯羹的”。
陈波对此则较为乐观。他说，中国对世贸协定要求的落实情况在各成员国中名列前茅，再加上中美两国未来仍处于竞争关系，美国势必会关注中国能否履行相应承诺。不管是为了自身国际声誉，还是迫于美国压力，中国都没有必要在这份谈了七年的协定上虚与委蛇。
比起协定能否有效落实，陈波更担心民企能否顶住市场迅速开放的压力。他指出，中国启动上一轮国企改革七年后才入世，这七年时间给了民企一个难得的快速发展机会。但中欧投资协定预计今年就会签署，民企没有足够的经验、资本和技术应对外企的竞争，尤其是在长期封闭、发展滞后的服务业。
“现在唯有迅速启动改革，尽快降低各行业的准入壁垒，才能帮助民企争取到更多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由此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进行防范。”
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则认为，中国决策层在谈判时已考虑到开放市场的冲击。但比起对个别企业的影响，外企进入中国后的“鲶鱼效应”更能推动中企加快转型步伐，有助于中国经济寻找新驱动力，这也符合近年来的经济转型战略。
“从入世到现在，没有什么开放协议能把中国击倒，反倒是倒逼出许多自主发展，例如北斗系统和华为手机等。就连国家补贴了十多年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也是在特斯拉进入后才提速发展。说到底，企业要和更高标准的市场接轨才能拓宽视野，要走出舒适圈才有动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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