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到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侠以武犯禁——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作者冯维江,才刚而立之年,兼有翔实的史实和模型分析,分析很强大啊。
不同治理形态的社会追求的无非是效率、公平与安全三大目标,但其中最多能实现其中的两项。秦汉之际,主流治理集团对非主流集团从三方面进行了成功瓦解:对贵族的非权力化,商人的官僚化以及士绅的去武化,此举消除了各类游侠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对游侠的打击削弱了非主流治理集团的暴力凭证。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就被锁定在以安全为导向的单一委托代理人治理形态的历史循环。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