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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太过分了，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来与它抗衡。这样才会有经济政策的均衡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涌现出了一股非主流思潮。这股非主流思潮不仅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特别把反对的锋芒指向了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潮。笔者本来在20年中一直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因为看待经济问题的角度和政策主张相似，也加入了非主流学者们的阵营。反对他们的人将他们称为“新左派”，但是杨帆却力主使用“非主流经济学”这样一个含糊的名称。
最近石油工业出版社为笔者出版了《混乱的经济学》一书，它从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潮。可以将这本书中的思想视为非主流经济学阵营中出现的一种基本理论，但是它并没有为整个非主流经济学提供一种共同的理论基础。
目前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共同的思维范式，自认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在许多问题上都相互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没有权利以整个“非主流经济学”的名义讲话。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将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的观点和主张，概况成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
1.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抱着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经济学界制造了一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讲公平成了罪过，平等问题成了理论上的禁区。仗着这种思想上的专制，主流经济学者们散布了一种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主张。
他们利用国有企业过去所具有的某些弊端作借口，大讲国有企业如何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提供了过少的产出，却闭口不谈国有企业在改革以来的20年中一直承担着过高的社会负担，不讲国有企业为国家税收作贡献的比例一直远远高于它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主流经济学者们由此而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某些主流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的职工抱着敌意。他们一概而论地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的政策措施，根本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职工处境其实一直很可怜。
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他们看来，公平和平等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应当有与效率同样重要的地位，他们因此要求停止制造社会两极分化的政策，坚决惩治腐败的私有化，制止让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悄悄私有化”。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因此为保护农民的利益而大声疾呼，并且坚决要求给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有企业职工以足够的补偿。
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更进一步论证了，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以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为前提，这种自由不仅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要求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个人收入平等。这样的分析可以证明，现代社会的效率本身就离不开公平。
在这本书中，我还进一步阐明了一种很好操作的公有财产管理体制，它可以足够有效率地解决公有资本运营中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保证市场经济中有大量有活力、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这样的制度设计说明，是否保存大量的公有制企业，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上是否持续可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心和利益冲突的问题。
2.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的投资机会的政策。
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流经济学依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强调自由贸易政策能使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自己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达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而非主流的经济学者则根据近2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强调适度的保护关税可以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提高本国的整体福利；特别是强调“学习效应”造成了“动态报酬递增”，使得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能够加快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种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承认保护政策不仅涉及公平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而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中更总结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了一国在其经济落后时实行保护关税以利用“学习效应”，才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基于这种认识，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多主张对我国的战略产业、技术密集的幼稚产业和农业实行适当的贸易保护。
在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态度上，非主流的经济学者内部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相当多的一部分非主流经济学者支持笔者的下述观点：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投资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投资不足的原因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不足。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夺走了许多最好的投资机会，这是造成中国企业不敢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目前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既不能增加中国的总需求，更不能增加中国的实际资本总量，而只是抢走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将中国本国的资金挤向海外。自1994年以后，中国就存在着大量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这是外国投资排挤中国资金流向国外的明证。
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的利益冲突，集中表现在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上：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产生于中国领土内的产出（中国的GDP）中，却变成了外国人的收入（外国的GNP而非中国的GNP）；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靠抢走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来获取利润，它常常会在增加中国的总产出（GDP）时减少中国人的总收入（GNP）。即使按目前的统计数字，净外国投资收益已经占中国GDP的2％，这是外国投资会减少中国人收入的一个证明。
某些外国直接投资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国公司控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也只能被限制在产业链的低附加值一端，永远不会将中国导向高技术、高收入的富强境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国的支柱产业还将完全受外国的指挥中心控制，离开外国人就无法运转，从而丧失任何安全保障。
3.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绝不能信守“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的教条，不仅要以关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本国幼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政府要以资金和税收来补贴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尽快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军事工业实行技术封锁，我们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工业，不这样就不可能在当今这个实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国家安全。
而主流经济学历来宣传陈腐的教条，主张“现在还没有比较优势的就不要生产，赔钱的产品不要生产，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在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无异于扼杀自己发展经济的未来。如果我国真的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那就会断送中国的战略产业，放慢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不但放慢甚至断送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会极大地危害我国的军事防御力量，使中国重新变为任人宰割的落后国家。
我与钱颍一的一段对话，形象地说明了非主流经济学在今日存在的意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沿性研究上，钱颍一是我国留美经济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应当说，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念、包括其均衡观念，都有着足够的把握。我在最近与他会面时曾经说过，我对某些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的某些观点也并不赞同。
我所以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是因为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太过分了，需要在经济政策上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来与它抗衡。钱颍一立刻若有所悟似地说：“那样才会有均衡。”
钱颍一的说法确实一针见血。苏联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场经济上的灾难，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经济学在那里的转轨经济政策中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当然，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拙劣模仿者，它们在学术水平上低到只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结论。
可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完全统治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观念，而在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又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非主流经济学与它对抗，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也正在逐渐地将我们引向类似的灾难。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来校正经济政策的方向。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观念可以说明，人民因为没有我们而受难，世界因为有了我们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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